2020年的香港如同1949年的中國，2021年的香港也如同1950年的中國。這已經不是殖民/後殖民、內部/外部殖民這類左派批判帝國殖民主義的分析框架足以解釋。從常識看，中國共產黨政權以專制、獨裁、極權治國，蠶食鯨吞香港人多年積累起來的多元文化、語言、信念、價值、自由、人權、法治，於今尤烈。這是野蠻挫敗文明、專制掩蔽自由、劣幣驅逐良幣。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正在被大灰狼嚼爛咬碎。昨天對付蘋果日報、黎智英、傑斯、快必、唐英傑、初選47人、集會10人、教協、民陣、支聯會、羊村繪本編者、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明天可以對付立場新聞、眾新聞、記協、大律師公會、職工盟、各個專業工會、民主黨及各政黨與參政者、教會，後天更可以對付任何人。沒有自由，沒有創意。不求競爭上進，只求趨炎附勢。香港已經不再是我從小以來熟悉的香港。悲從中來，欲哭無淚。 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以後，言論、出版、選舉、表見、集會遊行、宗教信仰等全方位自由，已經及必將遭受更深更重的打壓。我也常在評論中說：從今以後，艱苦沉潛，刻苦奮鬥，盡力維繫講求真善美的公民社會，不要步上1989年六四後中國社會集體墮落的後塵。不要死，好好活，準備好，等運到。這是一條黑暗的隧道，可能長達好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但我們千萬不要氣餒。清白在人間，信望在天國。這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也是躺平與奮發的鬥爭，更是服從與抗命的鬥爭。 對於香港的前途，雖然短中期悲觀，但是歷史成敗得失，往往甘苦循環，不會一成不變。屆時是否準備就緒，將成存亡絕續關鍵。這幾年來，香港人的移民潮將香港人命運共同體移轉到海外。身處香港之外，我和同道們必將持續關注香港。同時透過彼此尊重與相互認同，積極融入本國社會，並成為共同擁抱自由民主價值的新公民。我之所以在台灣發起成立台灣香港協會，也是希望透過建立同鄉組織，民間扶持共濟，綜合在兼顧本國國家安全如國民利益的前提下，為香港裔台灣人（台港人）的正當權益開展遊說及倡議，促進國際連結與國家發展，抗禦中國蹂躪霸凌。 立足台灣，深耕台灣，整體港故，凝聚港人，我們沒有歇步空間及慵懶餘地。在政策倡議方面，我認為台灣政府未來在援助港人、壯大台灣方面，宜兼顧以下幾個重點，在確保國家安全和促進國民利益的前提之下，積極引入「對台灣有利、對港人有益、對公義有助」的多元族群和文化。 當然，台灣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沒有責任和義務協助非台灣人（包括香港人）。然而，如果台灣能夠確保國家安全（避免假移民、真滲透），促進國民利益（緩解少子化、內捲化），進而適度吸納更多優質、可靠的香港人入台居留定居，壯大台灣民主自由陣容，應是台灣之福。 一、靈活修訂港人入台居留定居條件與相關政策，恪守憲法原則，保障申請人應有權益：必須恪守規則合理明確、消除隱藏規則、信賴保護原則（新規則不應適用於已經進入居留定居程序的舊個案）、程序公義原則（要提供申請人充分而實質的口頭及書面答辯機會）。實質內容則至少包括：就學居留及定居應予放寬及提速、就業居留後適當開放定居、專才定居後就業資格應有專門對接的合理便利機制等。 二、廢除部分港澳條例未來應屬必然，惟仍應保留港人來台居留和定居的一定可能性：由於一國兩制已經蕩然無存，台灣未來廢除部分港澳條例而回歸兩岸條例處理香港事務，應屬必然。但港澳條例也包含停留、居留、定居等項目，若停止全部條文的適用而無配套，將大幅限縮原已在台或本可來台港人的權益，也違背「撐香港」的理念。因此，我建議當局應確保有具體可行的法律替代方案，保留允許無國安疑慮的港人來台申請居留定居的路徑，以及因政治原因提供必要援助的可行性。 三、國安情資能力應全面升級，並應落實實質聯審審批，而非僅作形式審查：面對中國霸凌和蠶食，台灣國家安全審查人員的預算、情資、人力、物力、財力、智識、經驗皆需全面升級，應該建立跨部會的聯審常設機構，適才適任，擴充預算，以精練的情報工作掌握香港社會和政治人物關係，增強對中共政權地上地下紅線灰線的各種深入認識和靈敏度。除此之外，《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下稱辦法）第9條雖然立法精神良善且有其必要性，但在實務聯審工作上，仍常見公務員僅以僵化法條文字詮釋，並以此作為形式審批標準的僵化狀況。 舉例來說，出生地在中國大陸、台灣或澳門的香港人比率高達三成，對於「公務機構」的認定也較台灣寬鬆，即便在醫管局任職的醫生護士、在官立學校任教的老師、在受政府資助的社福機構工作的社工，也具公務員身分。若僅以辦法第9條，遽予駁回其申請，不作細緻分析，恐對台灣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無實質幫助。 四、打破「香港新移民佔用台灣人資源、推高台灣房價和租金」的迷思：事實上，「香港新移民佔用台灣人資源、推高台灣房價和租金」僅為迷思，而且經不起理性辯論和事實考驗。台灣房間和租金提升，乃因台灣經濟發展迅速，和少量香港人買賣和租賃房地產關係極微。多數選擇移民台灣的新移民近年普遍多採「投資移民」方式入台，以做小生意或者自由業為主，為在地台灣人創造工作機會，絕非擠占資源或競爭機會。當然，台灣政府取締「假投資」個案，以及不肖移民仲介投機騙徒，固有道理，但我們也應慎防別有用心人士「帶風向」誣衊台港人社群，挑動族群矛盾，攫取政治本錢。 五、多元文化的注入將為台灣帶來族群和諧與多元社會發展：在和諧、共好、奉行真善美的前提下，共同成就多元族群與文化尊重的跨文化多元社會，是台灣應有的國家精神。台港人移民潮所帶來的粵語媒體（電視台、電台、新媒體），以及相關的教育資源（教材、教員、學校），可能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逐步出現。當中，避秦者對中共的第一身觀點與見證，更值得主流社會的台灣人認真參考與深入了解。 台灣人的小確幸，一直需要用堅實的堡壘來維護。台灣的國防實力和國防意識都有待大幅增強，而這也正是香港人的切膚之痛。聯合世界自由陣營，共同抵禦中國的步步進逼，是台灣作為亞洲民主的一線堡壘所應珍惜和推動的國家戰略方向。台港人在這方面當可貢獻綿力。 六、香港人對法治自由的追求與重視，將為台灣催生堅毅不摧的海洋國家國格：台灣應該成為一個面向全世界的開放、自由、民主、法治的海洋國家。重視規則，重視契約，重視公平，重視效率，重視靈活變通，重視創意無限。香港文化的精神，如果捨棄其中的糟粕，實有值得台灣學習和借鏡的地方，共同成全台灣入列海洋國家的壯闊道路。 （作者為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作者認為，孫文是中國百年災難的禍首，堪稱「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災星。」圖／取自網路　   今年11月12日是中華民國首位臨時大總統孫文的150歲冥壽。有些話還是不吐不快。篇幅頗長，國粉慎入。 習近平的獨裁專政謊言 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標榜孫文的所謂「愛國主義」，「緬懷他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勳，弘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勵海內外中華兒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好一副無知無畏的樣子。他主要談及以下三點： 1.道統。習近平指出孫文強調要「振興中華」，「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總之，習近平就是說：你們崇拜孫文，就應該尊崇我，因為我是支持、合作、繼承孫文的世界冠軍，我已經攀上了歷史顛峰。 2.國情。習近平突出孫中山「不泥古、不守舊，不崇洋、不媚外」，強調「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因此「改造中國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但又「從不拒絕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張」，「總是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努力趕上時代潮流」，「無論是從社會改良主義者轉變為堅定的民主革命者，還是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新三民主義，都體現了他敢於突破局限、不斷自我革新的可貴精神」。總之，習近平就是說：我學習孫文，充滿自信，想怎樣就怎樣；抄也對，不抄也對，改也對，不改也對，如果你說我不對，反正就是你不對。 3.反獨。習近平宣稱孫文始終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言論和行為，進而表示「台灣任何黨派、團體、個人，無論過去主張過甚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總之，習近平就是說：「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孫文要統一不要分裂，我也是這樣，所以誰要搞港獨、台獨、藏獨、疆獨、蒙獨，就會成為背叛孫文的過街老鼠。 習近平的整個發言稿，根本全是在法西斯思維主導下的獨裁專政謊言恫嚇垃圾渣滓。我不擬多談「道統」及「國情」這兩點，因為孫文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三序構想（軍政、訓政、憲政）、先知先覺、訓政保母，跟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說法和做法根本差異極大，完全不值一駁。 我比較好奇的是習近平如何得出孫文反對分裂國家這個莫名其妙的結論。習近平高舉孫文，標榜孫文是反分裂國家的中華歷史楷模，其無知、無能、無畏程度，簡直令人感到可恥、可笑、可憐。 畢竟，中國共產黨本身正是不斷煽動獨立（弱勢時播獨、強勢時反獨）的政權。讀者可自行參閱程翔先生〈諸獨根源皆中共〉一文，資料相當翔實。我在此不擬重複，反而想指出孫文本身也是「賣國賊」！國粉、孫粉對此肯定感到不高興，往往是源自他們對歷史真相的無知。至於習近平這次大放厥詞，鼓勵大家學習孫文，正是自暴其短，咎由自取，公開呈現自己的無知與弱智。 孫文的賣國禍國行徑 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在2006年對於孫文在「聯俄容共」（中國百年災難的起點）之前的一系列主要賣國行徑，已經做了相當翔實的資料整理，現在另外加上我蒐集的其他資料，逐一鋪陳如下。此外，我也在文末補充了關於孫文臨終前聯俄容共勾當的賣國禍國行徑實錄。國粉們、孫粉們，看完之後，料必哭崩、氣炸。悲憤過後，面對真相，回頭是岸。 一、福建劃給日本：1900年，孫文為了策動廣東獨立，竟與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暗訂密約。在日本支持下，孫文聯絡日本軍人及浪人發動惠州起義，由義軍故意佯攻廈門，引來日軍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後允劃福建為日本勢力範圍。後來，西方列強對日本施加壓力，英美軍艦開赴廈門近海向日本海軍示威。伊藤博文出任新首相後，嚴令兒玉源太郎不得輕舉妄動，並且驅逐孫文，因此孫文功虧一簣。究竟是誰在勾結外國勢力，是誰在搞分裂鬧獨立？彰彰甚明。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說好不好呢？ 二、華南租給法國：約在1900年6月初，革命尚未成功，孫文「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為交換條件，孫文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1903年1月，孫文抵達越南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它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為了取得法國的支持，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 更有甚者，1907年，孫文再度親赴越南，獲法國殖民當局協助，發動廣西邊境一系列起義，與法國軍官攜手親自在鎮南關外開砲轟擊清國軍隊。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又說好不好呢？ 三、滿洲送給美國：1910年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布思會談，三人成立一個組織「辛迪加」。孫文任命布思為「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則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於中國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為四期攤付給孫文」。有價有市，不是賣國，那是甚麼？孫文真是我們的榜樣嗎？但是習近平現在要我們學習孫文，那麼大家應該怎麼辦呢？ 四、優惠獻給英國：1911年武昌起義後，孫文沒有先回中國，反而輾轉來到倫敦，尋求英國政府幫助。孫文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下活動，給予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承諾將把中國的海軍置於服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而對日本的態度也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於英國政府寄望於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習近平還要大家學習孫文嗎？ 五、滿蒙賣給日本：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會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人已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滿洲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此事一波三折，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拒絕以金錢收買滿洲而告吹。 無論如何，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所言，從1905年甚至更早時開始，孫文曾在勸進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記錄共十條，交涉對象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 總而言之，孫文把滿蒙及當地人民算作甚麼？五個大字：任日本取之！孫文既要滅滿興漢，後來又主張五族共和，兩者前後矛盾，豈非精神分裂？習近平要大家學這種人，居心何在？ 六、央行送給日本：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力讓給日本人，更是孫文的一大發明。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實際上是過渡政府）成立後不久，孫文致函曾任日本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 十天後，阪谷覆函孫文：「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託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札〉，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而「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還包括「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此外，重要人事「任免全權」交予阪谷。 孫文輕率妄為，差點喪權辱國，財政大權盡棄，幸好沒有辦成。此事曾於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也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係中損害國家利益。凡此事實，證據昭昭，無從抵賴。習近平難道呼籲把現在的中國人民銀行交給日本政府來接管嗎？ 七、與袁對日爭寵：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遇刺後，孫文一口咬定袁世凱是兇手（事實真相是孫文具有殺宋教仁的動機，而袁世凱則沒有），堅持不經司法程序，不聽黃興勸阻，發動二次革命，圖謀奪權，當然失敗，亡命赴日。孫文不知自省，竟然認為「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更加不惜代價，跟袁世凱競逐日本支持。 19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全文公佈孫文在1914年5月11日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賣國信，聲言「只要你肯貸款給我，我給你的條件，要比袁世凱給你的條件更加豐厚」。信中要點有四： 1.賣國：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於英國更大的作用；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均可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2.損人：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只是「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於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於今日」。 3.利己：自己的黨不掌權，中國不可能安定：「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4.勾結：勾結日本勢力，協助顛覆政府。「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孫文畢竟勢孤力弱，當然無法打動日本首相。黃興斥之為「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禍根在孫文。難道習近平要鼓動中國人做足上述四點嗎？ 八、超越二十一條：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孫文竟然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升級賣國。日本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惡名昭彰的二十一條（後來激化五四運動），幾經討價還價，日本政府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於5月9日無奈地表示欣然接受，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日本，激起全國憤慨。原國民黨人及革命黨追隨者紛紛主張一致禦侮。林虎、熊克武、程潛、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鍾榮光、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反對假借外力，決不輕言革命。然而，孫文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其荒誕主張。 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張造正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中日盟約》草案和這封信，跟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截然不同。 孫文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 在經濟領域，從攸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也全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換言之，孫文勾引日本全面控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排除其他國家。 在外交方面，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如果孫文成事，中國立即淪為日本的附庸國。如此賣國，日本政府已經徹底看不起孫文，以及孫文信中所寫的支那，變相助長日本後來全面侵略中國的野蠻動機。 再看看孫文給小池張造的信：「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孫文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夥為主要合作對象，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孫文對二十一條內容顯示是知情的。自當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報刊很快就報導了有關內容，海內外反應非常強烈，「獨先生於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電紛馳，質詢孫文的態度。有報紙還傳出孫文與日本結盟。孫文於是在3月10日做了兩件事：一是為自己的沉默辯護，命黨務部發出〈中華革命黨第八號通告〉，說「且夫吾黨所處之地位，純係一秘密組織之團體，對於國際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二是寫信給美國華僑同志說：「余固深信驅除袁世凱為今時所當行之事，若謂借助於日本一說，雖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萬不可靠，稍有識者亦當知造謠者立說之謬妄矣。」但在四天之後，孫文給日本外務省的上述信件就發出了。 由此可見，孫文簡直是個大騙子，自己賣國，還要說別人造謠。畢竟他的這些賣國證據，都可以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並非稗官野史。當然，日本政府最後沒有理會無權無勢的孫文。孫文只成為了日本威脅袁世凱的魔影，或者只是日本對袁世凱談判的籌碼。孫文的指望再次落空。 九、滿蒙再誘日本：在袁世凱死後的所謂護法戰爭期間，孫文繼續以出讓滿蒙為誘餌，希望得到日本的幫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晤時明確地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事實上，當時日俄早有密約，瓜分滿蒙領有，亦即日本事實上已經領有滿蒙。日本政府又何需付錢給破落戶孫文，去換取孫大砲的嘴皮承認？孫文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要騙取日本政府回應，變相給他一個收受外國政府回應的名分，標榜自己才是中國正統，簡直恬不知恥。 十、密約美日商人：及至1920年代，孫文與美、日商人簽訂密約，一再出讓大量利權。1921年1月17日，孫文與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George H. Shank）訂立密約：香克將幫助南方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金元（當時約合中國幣二萬萬元），而「作為回報」，所有經香克組織和開發的工業，其產生純利之1/3，均歸香克所得；又將購材料之買價，香克得25%。 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2萬支長槍、72尊野砲、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00萬日元為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為日本人」。此事當時已經引起包括海南島在內各地人士的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而且《申報》和《華字日報》等報刊也曾連續追蹤報導。 十一、提倡獨裁人治：1920年11月，孫文要對新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實行「章程改正」，宣稱「黨原本就該是人治，而非法治」；「我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可以叫作孫文革命；所以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這完全是沿襲數年前流亡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時，命令追隨者發黑幫式毒誓效忠孫文的流氓套路。 孫文還在《三民主義》一書強烈批判西方啟蒙思想及新文化運動：「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正如當時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言，孫文實際上不理解新文化運動。不論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序構想被寫得如何複雜繁瑣和天花亂墜，孫文內心的真實世界觀，絕對反映在上述言論當中。 十二、聯俄容共起禍：當孫文接觸到蘇聯共產國際，知道要錢有錢、要砲有砲的潛質之後，他的言行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又開始有奶便是娘，擁抱新文化，擁抱錢和槍。 據汪精衛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孫文是在馬林訪華之後，才發現當時蘇俄的「新經濟政策」跟自己的民生主義實業計畫相當類似。不過，孫文更感興趣的，卻是蘇俄共產黨的革命與組織。1923年11月，孫文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演說時指出：「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當然，除了組織原理，孫文更感興趣的是資金和軍事援助（武器、政治顧問、軍事顧問、黃埔軍校）。正因如此，孫文與以列寧為首的蘇共一拍即合。 聯俄容共，始自1922年8月共產國際〈致駐中國南方代表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承認國民黨為革命組織」，「共產黨員必須支持國民黨，特別在國民黨內，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分子與手工業勞力發聲」。共產國際更加要求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不解散共產黨，由國民黨「容共」，共產黨員擁有雙重黨籍（跨黨），開展所謂「黨內合作」。 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正式發表：為實現國家統一與完全獨立，中國可以期待蘇俄援助，國民黨與蘇俄共產國際合作自此拍板定案。孫文勾結蘇聯成功之後，在同年3月成功驅逐主張聯省自治而治粵有成的陳炯明，在砲火中回到廣州，成立第三次獨裁廣東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最後搞到廣州人雞飛狗走。畢竟蘇共眼見形勢大好，願意提供200萬盧布，有意在中國北方或西部之省設置作戰機關，提供8千支日本式步兵槍、15支機關槍、4台大砲、2輛裝甲車，設置軍事學校。孫文當然噴飯後爽快答應，任命蔣介石前往莫斯科，向托洛斯基學習紅軍的組織原理，然後回到廣州創建黃埔軍校，擔任校長，催生國民革命軍。孫文在失落總統寶座之後，幻想奪權這麼多年，終於露出了一線曙光，不禁令他欣喜若狂。 後來，蘇共幫了孫文最關鍵的一把。1923年底，共產國際派遣政治顧問鮑羅廷引導中國國民黨「改組」，設置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從表面上的孫文一人獨裁黨制，轉變為貌似由委員會協商民主式裁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度。然而，所謂投票其實只是形式操作，實際上是必須從孫文準備好的候選人名單中選擇，然後舉行純粹儀式性質的投票。這正是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本是同質同構的最佳證明。兩者均聽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及至1924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議決了新黨章，規定「本黨將以創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孫先生為總理」。孫文成為了永遠的總理，至於金日成也只不過是後來的模仿者。自此之後，侷限於廣東的領袖獨裁的黨國制度隨之展開。 聯俄容共的最後結果，當然是導向孫文在1925年死後，蔣介石在1926年開展由蘇俄幕後操控及資助的北伐戰爭，以及由蔣介石在1927年建立起清黨、剿共後完全的黨國政治體制。民國，至此淪亡。後來，蔣介石專政、日本侵華、國共內戰、毛澤東極權，完全離不開孫文的聯俄容共、黨國體制，以及共產國際的強力操控。孫文聯俄容共，獨裁霸道，引狼入室，貽禍百年，至今不息，該當何罪？ 孫文最噁心的部分，莫過於以下荒謬的想法：天賦人權說有問題；人類不是權利平等（需要區分為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中國人民太過自由；代議體制絕非理想；成立共和國後要讓四億人當皇帝；「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諸葛亮是有能沒有權的，阿斗是有權沒有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甚麼政事都付託給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我們應該把國家大權付託給賢人，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己去做」。 看著這些說法，大家現在還不猛然醒悟嗎？搞到最後，習近平與孫大砲倒是真的有點惺惺相惜。孫文死後的國民黨獨裁、共產黨極權，禍首是蘇聯，買辦是孫文，根源在於此。 總結：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災星 綜觀全局，難道習近平、梁振英之流真誠地呼籲大家學習如此真實的孫文嗎？學習孫文搞革命？搞政權？搞獨立？搞騙術？搞幼齒？搞女人（大月薫、淺田春、盧慕貞、陳粹芬）？棄女兒（宮川富美子）？還要學習孫文面向日本人時，常把「支那」掛在嘴邊？習近平呼籲大家學習孫文，其「辱華」、「煽動顛覆政權」、「煽動分裂中國」行徑，豈非昭然若揭？ 有人或許會用「瑕不掩瑜」或「功大過微」來評價孫文。請問：難道上述事蹟都是小瑕疵而已嗎？大家千萬不要是非不分，真假混淆，渾渾噩噩地捧著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吟誦，盲目終此一生。畢竟，孫文的「瑜」是甚麼？真的「瑕不掩瑜」嗎？請大家擺出事實和證據理性討論，千萬不要擺出「國父」、「偉人」等不可挑戰的姿態來嚇唬人。 有人還會說「只是小瑕疵，惡果未遂（未完成）」。請問：如果孫文當時真的當權，導致惡果既遂（已完成），那還得了嗎？如果惡果未遂就是小瑕疵，包括劉曉波在內所有背負著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當然只是被構陷的罪名）的人，都應立即被無條件釋放。如果惡果未遂不是小瑕疵，而是大問題，孫文即有大問題，現在公開吹捧孫文的習近平就有更大的問題，應即就地正法。 綜觀孫文一生，的確有鼓吹共和、籌款革命、傳播思潮、撼動滿清帝制統治威信之功，但在行動上卻沒有真正推翻滿清（清帝遜位是袁世凱政變的結果，辛亥革命時孫文正在美國潦倒生活），而且孫文始終欠缺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完整信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序構想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胡堆亂砌），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頑固倔強、折衷思考、能言善辯的人而已。所謂二次革命、中華革命黨、廣州軍政府、自封大元帥、驅逐陳炯明、聯俄容共，更是禍國殃民之舉，進而開啟史無前例的中國百年沉淪悲劇。孫文功不補過，堪稱民族罪人，絕非國父或英雄。 孫文，根本就是中國百年災難的禍首，最後更一手摧毀民國，為蔣介石1927年起升級專權以及毛澤東1949年起再升級極權做出關鍵的鋪墊。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宋教仁、進步黨梁啟超等志士仁人，才是真漢子、真英雄。這些人跟孫文是活在完全不同的知性層次和精神境界。歷史沒有如果，孫文實屬禍首，已可下此結論。 畢竟，號召革命的組織或團體究竟有無權力或正當性出讓國家利益？即使把孫文的言行看作是為了崇高「目標」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大家又如何能夠證明他那些目標的崇高性以及策略的必要性？歸根結柢，孫文的真正動機是甚麼？大家不妨冷靜細心思考，多讀歷史書籍，不要被人云亦云的教科書史觀所迷惑。 孫文不是國父，只是一尊大砲；核心不是能人，只是十級腦殘。我對孫文的評價很簡單：革命先行者、民族大災星。及至國民黨及共產黨都殞滅之後，主流社會必將重新認識真實的孫文。我只是期望有識之士可以早一點、快一點，不要隨波逐流。

 銅鑼灣佔領區及立法會外分別清場，標誌著持續79天的佔領運動正式落幕，這場運動肯定開啟了香港歷史先河，更加創下了華人有史以來針對專政集團和平抗命最持久的79天新紀錄。（翻攝自亞新社）12月15日，銅鑼灣佔領區及立法會外分別清場，標誌著持續79天的佔領運動正式落幕，亦即第一波公民抗命暫時告一段落，但已堪稱華人世界歷來最持久的公民抗命行動。點點滴滴，令人感動。展望將來，再接再厲。當天，在銅鑼灣佔領區方面，警方早上9時半宣佈清場，一小時後移除隊開始清除大約40個帳篷及其他路障。當時，怡和街行人路站滿市民聲援，更有人撐起黃傘。清場行動總共花上3小時，過程平和。及至下午1時，怡和街所有行車線開通，受影響逾兩個月的電車服務及巴士路線全部回復正常。警方呼籲留守者登記資料後才離開，並以涉嫌妨礙警務人員執法等罪名拘捕學聯常委陳珏軒等17人，當中至少5人繼金鐘清場後再度被捕，包括一直留守金鐘的90歲黃伯、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北京市民王登耀，以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全部人在警員陪同送往北角警署。有人在等待被捕期間因為不捨而痛哭。至於立法會大樓外公眾示威區內的佔領人士，也於下午3時被清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午在行管會開會後，宣佈清場決定，而他的理由是佔領者剝奪其他公眾人士使用示威區的權利，以及留守多日衍生衛生問題，並且表示其決定獲得大多數議員贊成，但承認有議員不同意其決定。工黨議員何秀蘭表示，當時出席會議的4名民主派議員均反對決定，認為應與佔領者協商。中午過後，數十名佔領者開始把帳篷及物資搬到立法會外添美道行人道兩旁，中間留有一條通道，當中有人表明會繼續留守。公眾示威區清場在即之時，只剩大約10人留守在佔領區內，大部分人配合立法會保安的指示而離開，但也有佔領者表達「不合作」精神，例如行為藝術家歐陽東以極慢步速離開立法會範圍，走到立法會車閘時一度轉身倒行，諷剌人大為政改落閘，導致香港民主退步。留守到最後的佔中糾察馮德華，則在立法會廣場旗杆下手持「我要真普選」標語作最後示威，明言會留守至被捕，最終由立法會保安帶離立法會，未有被捕。整個清場行動歷時約50分鐘，未有佔領者強烈反抗，最後完成清場。警方全程在立法會外戒備，未有介入或展開拘捕。清場行動全部完成之後，警務處長曾偉雄舉行記者會，在佔領運動全程龜縮之後首次亮相。他公開總結警方在整場佔領運動當中，合共拘捕955名佔領人士，人數僅次於2005年世貿會議韓農示威中被捕的1146人，另外這次總共有75人自首。換言之，被捕人士與自首人士合計共1030人。曾偉雄聲稱：警方將會在3個月內完成所有調查，集中投放資源調查佔中主導者，將他們「緝捕歸案」。他指警隊連日來行動「忍辱負重，百折不撓」，催淚彈及警棍都用得「恰當」，反而佔領行動「暴力開始，和平終結」，市民會對警方的行動成果「心中有數」。滿嘴歪理，大言不慚。被多番追問會否道歉，以及提供警方使用警棍及胡椒噴霧的次數，曾偉雄更沒有正面回應。曾偉雄還繼續說﹕「香港市民要問自己，香港應不應該再有第二波及第三波非法佔領行為」，又稱相信市民過去兩個多月見到秩序如何受破壞、法治如何受衝擊，警方不願意再見如此違法行為，法治及公民責任離不開市民是否肯奉公守法。顯然，這是他對「法治」精神的極度偏狹理解。他又表示：佔領行動期間有130名警務人員受傷，221名示威者經警方安排接受治療。投訴警察課共收到1972人投訴警方處理佔領的手法，當中137人是涉事人，其餘超過九成是看到傳媒報道後投訴，有106宗投訴需要向監警會匯報。此外，曾偉雄更首次為警方在9月28日施放87枚催淚彈解釋，表示明白很多市民對使用催淚彈有意見，解釋當時有大批示威者暴力衝擊警方防線，使用較低武力時也無法制止衝擊，為避免造成傷害才使用「催淚煙」，達到制止衝擊行為及保持安全距離的效果，對減少雙方傷亡有幫助。他未有正面回應是否自己下令施放催淚彈，又因刑事調查進行中，拒絕評論警員「暗角打人」事件。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對曾偉雄的反駁相當精彩。他一方面批評曾偉雄自我感覺良好，刻意忽略警隊使用暴力及侵犯人權的事實，另一方面十分「認同」曾偉雄指佔領行動「暴力開始，和平終結」，因為整場佔領行動的出現就是由於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及出動防暴警察等暴力行動所致，而後來警方受制於社會輿論及國際壓力，才會在金鐘和銅鑼灣清場時大幅收斂。其實，只要通讀整部佔中日記，事實真相自然一目了然。用警棍追打示威者至頭破血流是否「忍辱負重」？抬人拋到後巷拳打腳踢是否「容忍克制」？向舉高雙手的示威者猛噴胡椒噴霧是否「恰當」的「最低武力」？市民的確「心中有數」！另一方面，警方在11月協助執行旺角禁制令時拘捕多人，當中部分人涉嫌藐視法庭，繼早前逾20名與亞皆老街禁令相關人士到高院應訊，當天再有32名與彌敦道禁令相關者到庭應訊，包括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等。黃之鋒質疑律政司用司法手段處理政治問題，將「責任外判」。岑敖暉指律政司長袁國強同是政改三人組一員，質疑控方檢控背後有政治考慮。其餘被告還包括社民連黃浩銘、人民力量「快必」譚得志等。律政司聲稱需時考慮是否繼續檢控各人藐視法庭，法官批准案件押後至2015年1月8日再訊。我相信法院聆訊現在只不過是一個開始，未來這類司法案件必定陸續有來，正好是考驗被告們的辯才與意志，以及香港司法獨立專業的關鍵時刻，萬眾拭目以待。回顧整場佔領運動，如果從爭取民主政制真普選的目標來看，那麼它肯定沒有撼動中共集團所堅持的假普選制度，亦即人大常委會8月31日香港政改框架決定。在佔領期間，頂多只有一次毫無重大意義的官員與學聯對話而已，以及所謂民情報告之類假大空，根本沒有立即修成民主正果，就算連階段性妥協成果都沒有。單以成王敗寇的結果來說，佔領運動在這種意義下是失敗的。然而眾所週知，這場運動肯定開啟了香港歷史先河，更加創下了華人有史以來針對專政集團和平抗命最持久的79天新紀錄，長度分別超過五四運動、八九學運、野百合學運，更加引發目前全球政府和公民社會特別關注香港的命運。從這種意義來看，這次發生在香港的雨傘運動或佔領運動，就好像當年廣州黃花崗起義一樣，單看一小點是失敗的，但這一小點正是引向未來成功的一塊重要踏腳石。有了雨傘運動，香港從此不一樣。最近，反佔中喉舌周融之流狂言佔中運動已經「投降」，但是如果大家深入認識上述廣闊史觀的話，就知道他的放砲，儼如聲稱當年黃花崗烈士已經向滿清皇權「用生命來投降」一樣，必定淪為萬世笑柄。展望將來，佔領運動這塊踏腳石已經產生了以下十大震撼。其實，每一個震撼都值得回味，都值得溫存，都值得放在心裏。它們都會變化我們面對政治與社會的氣質和態度，然後萌發下一波民主抗爭行動的種子（二次佔領、遊行示威、辭職公投、拆稅抗租、議會拉布、全面不合作、罷工罷課罷市、佔領立法會、圍封中聯辦、否決假民主方案、泛民議員總辭等），深入思考，審慎部署，再接再厲，義無反顧。一、政爭不息：一個從來不抗命的香港終於開始抗命，就好像一個從來不運動的人終於開始運動，政治意義不同凡響。放眼目前，警棍、拳腳、胡椒噴霧、防暴隊、飛虎隊、特警、催淚彈，催淚槍，甚至禁制令、執達吏、拘捕、羈留、司法程序，都不是政治問題、普選問題的答案。香港市民見識過這些手段，只會產生心理免疫能力，繼續爭取真民主、真普選。警方清場，清得了帳篷，清得了人身，但是清不了人心，清不了鬥志。政治抗爭，陸續有來。二、堅持理想：雙學及佔領市民，以及絕大部分民主派議員，沒有重蹈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的「忍住先」覆轍，拒絕接受「袋住先」真篩選、假普選的人大政改框架決定，令人欣慰。抗命是勇敢的，談判也是公開的，理想更是堅定的：普選特首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普選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撤回人大決定，重啟政改諮詢。這場運動不再以職業政客的妥協密談為務，思路完全正確。儘管特區政府及中共集團對於上述任何一項都沒有答應或者讓步，但是佔領人士對理想的堅持值得充分肯定。假以時日，既要因勢，也要造勢，矢志尋求突破形勢，無需深思妥協讓步，那麼民主理想終會生根發芽。努力做，不躁急，堅持到底，實現理想。三、抗爭升級：今後造勢行動，在於善用各式各樣和平非暴力手段，包括二次佔領、多輪佔領、流動佔領、集會示威、辭職公投、拆稅抗租、議會拉布、鳩嗚團、快閃黨、大直幡、全面不合作、罷工罷課罷市、佔領立法會、圍堵中聯辦、立法會議員否決假民主方案、泛民政治人物在不晩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之前完成新舊世代交替。其中有兩種發展方向應當盡力提防。首先，需知道這是一場政治運動，不應淪為社會運動；在運動過程中，不宜用貧富不均、兩性平權、環保發展、階級對抗、華夏復興等議題來轉移或模糊港人爭取民主普選、命運自主這個政治焦點；畢竟這次香港雨傘運動，跟數年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訴求和「後佔領」策略，絕對不能相提並論。另外，這是一場和平抗命，不應淪為暴力革命；我早已表示過在有任何抗爭人士殉難之前，暴力革命沒有正當性及感召力。無論如何，和平抗爭行動尚有偌大升級餘地，大家應該從長計議，集思廣益，把抗爭烈度逐步升級，一方面不施暴濫殺傷，另一方面無畏警員施暴導致壯烈殉難，從而直逼中共集團堅持「不流血」的底線邊緣，造勢順勢，奮鬥不懈。四、深耕社區：民意支持一直是民主運動的堅強後盾。抗爭鋒頭既要銳利，民意支持更要持久。前者重視真誠勇毅，後者重視啟蒙關懷。兩者雖有波浪起伏，但都不能偏廢。因此，佔中三子、雙學、泛民才會提出在「後佔領」時代必須深耕社區。如果他們真正付諸行動，那絕對是件好事。基本上，深耕社區文宣重點主要有兩個：只有真普選，才能擊退霸權，還政於民；沒有抗爭，沒有改變。換言之，大家宜集中突顯「民主」的優越性與「抗爭」的必要性，同時盡力破除家國民族壓垮人權自由尊嚴的迷思，揭發沉默冷漠的平庸之惡，把公民社會連帶意識生根社區，鼓勵各社區內部建立團結互助人際網絡，體會出資助人不如助人自助，推廣社區互助，關顧弱勢社群。台北市「南機場社區」模式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指標。這些做法有助於融化無知犬儒沉默冷漠，反省蛇齋餅糭奴性流俗，提倡自尊自立自由自治的社區文化。另一方面，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12月18日公佈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如果「政改方案導致與中央政見不同的人不能成為候選人」，竟有38.3%受訪者認為仍應通過，亦即支持「袋住先」，較佔領運動展開前的9月同一調查，上升9%；至於認為要否決方案的比率，亦即拒絕「袋住先」，就下跌10.6%，至43.1%。換言之，支持「通過」和「否決」方案的比率正在縮窄。這種民意發展趨勢值得深切關注。社區宣傳工作更宜儘快開展，感召民眾，時刻反省，擺脫奴性，發揚民主。五、加強組織：我先前文章已經說過，大家不要盲目相信有所謂無組織的公民力量。事實是在今天科網時代，資訊流量大增，因而增添了不少微型、世俗、迅猛、多變的網絡組織動員力量。同時，它們也無法取代中大型、名星紅人、持續性、常態性的實際組織力量。從三子到雙學，從公民黨到社民連，甚至後期出現的文化監暴等新興團體，都屬於後者。儘管後者的組織動員能力至今相當有限，無法做到一呼百應，但既必要，也是重點。沒有佔中三子安排物質帳篷、組織糾察隊和律師團，沒有雙學組織罷課和發起「一人一帳篷」，我很難想像佔領運動可以啟動並且和平理性地延續達79日。他們的組織能力是有不足的，也絕非他們的強項。正因如此，他們亟需在這方面有所提升，在深耕社區和自我反省當中汲收寶貴經驗，切勿以已經出現大量微型網絡組織力量作為藉口而不思改善。畢竟，不相識的網民之間能做到的相當有限，相識的同道之間能做到的可以更多，也應該是運動的主軸。除此之外，通過這次為期79天的佔領運動，佔領人士與志同道合在佔領現場從素未謀面到互相認識，互相交流，結成友誼，日後當然將會定期見面，形塑平台，甚至建立新型公民組織。美國左翼學者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反省「佔領華爾街」運動時指出，這一點正是當年「佔領華爾街」行動結束後的最大成就。我認為這一點同樣可以適用於香港「後佔領運動」時期的政治與社會發展新方向。六、全球聲援：大家不宜因中共集團反覆警告不准「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而視外國政府與公民的調查和聲援為畏途。爭取真普選的香港市民所真正需要的，不是外國金錢援助，而是外國官方及民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向中共專政集團全方位抗議和施壓。相較於一個由中共地下黨員操控的香港，一個民主法治的香港，更能符合香港市民與外國社群的共同利益。只要穩守香港市民民主抗爭的自主道路，當然就沒有拒絕外國聲援的道理，反而應該積極爭取例如英國調查今天香港所謂「高度自治」的謊言與眾多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情節、美國政府與國會把香港民主問題提升為中美外交關係的重點、台灣與香港民間與學生加強相互交流等。因此，我對於學生們在佔領運動後期拒絕出席英國國會聽證會感到相當遺憾，也對於香港民主派內不分大中華派與本土派均抗拒外國支援感到不解。讀讀中國近代史，看看康有為、梁啟超、孫文、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通通把「勾結外國勢力」放在「年年講、月月做、日日幹」的重要地位。如果把跟外國勢力接觸視為無用、無利、無必要的做法，那顯然是昧於歷史，昧於形勢。七、中共底線：這次佔領運動的一大正面意義，就是把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專政集團之底牌翻了開來：不准殺死香港人。需知道香港不是北京，中共集團相當害怕六四屠城在華洋雜處的香港國際都市重演。當然，在香港警察未來實際鎮壓示威期間，會否在所謂「電光石火」之間擦槍走火，過失致人死亡，尚未可知，但是中共集團早已下了「死命令」亟欲避免之，更加嚴禁故意殺人，已經成了既定事實。儘管中國共產黨沒有慈悲，只講利害，但是只要殺人有害於習近平的權力和形象，習近平就會避免殺人。在目前政治形勢下，的確如此。況且，今天中國共產黨內部沒有類似李鵬與趙紫陽的權鬥，反而只有一個逐漸穩固個人獨裁權力的「習皇帝」。認清這個宏觀政治形勢，今後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和平抗爭烈度可以更進一步，誠如上述。有人說一旦港人「佔領西環」，亦即包圍中聯辦，必定招致中共出動解放軍殺人。依我看來，這類觀點昧於形勢，絕不可取。其實，只要大家放膽去做，好好去做就是了。有人說佔領運動已經激怒中共，所以不要再接再厲，以免招致殺身之禍，這類觀點畏首畏尾，只不過是龜縮起來找藉口而已。總而言之，中共底線已現，港人可以長驅直進，直接逼近底線。八、年輕世代：學聯與學民思潮（雙學），以及許多在三大佔領區的學生和年輕人，史無前例地投入甚至領導氣勢磅礡的公民抗命行動，開創歷史，令人動容。繼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抗爭以後，年輕世代再度嶄露頭角，口才不輸成年人，赤誠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所缺少的是社會經驗、學問深度、人生歷練、組織能力，但卻擁有赤子真誠、非凡勇氣、澎湃毅力、無私動機。這是香港民主運動史上的奇葩，令人刮目相看。多種民意調查統計數據顯示，中共佔領香港超過17年，年輕世代較年長世代更加不認同中共集團和中國政府。香港人都明白為甚麼，偏偏是始作俑者強裝糊塗。畢竟這種發展趨勢對於香港年長世代是相當諷刺的。大部分長者或有偷渡逃亡來港辛酸經歷，或有接濟大陸苦難親友親身體會，或有目睹餓殍浮屍大圈共幹切身感受，或有因六七暴動而猶有餘悸，或有因在電視機面前親歷中共軍隊六四屠城而熱淚盈眶。俱往矣，某些長者民族主義衝昏頭腦，蛇齋餅糭麻痹人心，經濟崛起沾沾自喜，然後倒過頭來把他們年輕時的經歷不問青紅皂白地稱之為「亂」，忽然話鋒一轉，使勁地咒罵佔領運動的學生，標籤他們是搞「亂」香港的「紅衛兵」，進而說句「我見識過以前的亂，我討厭現在的亂，你們年輕人都不懂」，簡直東拼西揍，罔顧事實，思路紊亂，自大自欺。於是，世代分歧開始出現。中共唬得住沒有接受過民主理念和公民教育的年長香港人，但卻騙不了已經接受過上述教育和見識過中共專政的年輕香港人。世代分歧無法突然消失，但是時光是無情的，隨著年長一代逐一仙逝，世界始終是屬於年輕人的。他們今後會否繼續堅持信念，抑或因各種理由而墮落失據，大家拭目以待。但是此時此刻，我要給當前奮勇抗命力爭民主政制的年輕人由衷的祝福和鼓勵。九、本土自主：「命運自主」是雙學罷課時主台板上標語，並且一直在整個佔領運動期間清晰展示，從而激發中共高層不滿和反擊。由此可見，本土、民主、自治已經成為了佔領運動其中一大重要訴求。最近，有位資深政論前輩跟我透露，在佔領運動開始後不久，他曾經親臨佔領區，但學生們卻跟他說：「你們這一代人爭取民主30年都徒勞無功，你們還憑甚麼給我們指導或意見！」當時，他聽了以後，感覺不是滋味。然而，他放下面子，繼續親臨佔領區，當一個忠實的聆聽者，不向在場人士提供個人意見，然後他赫然發現自己原來完全跟年輕世代脫節。脫節之處，在於學生追求「本土自主」，絲毫沒有上一代「中國主權」的心理糾結。因此他想通了，於是鄭重建議在政改表決後適當時機，中年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通通退出政壇，交棒給這些追求「本土自主」的年輕學生，完成世代交替，傳承香港民主運動。當然，那些職業政客的反應就不用我多說了。我對他的開明思維相當欣賞，且更一直對本土自主的香港民主運動路徑相當支持。陳雲式城邦論、邦聯論、華夏文化復興論的許多說法已經落伍過時，甚至自相矛盾，思路紊亂，但是學苑式香港民族論、香港獨立論，絕對值得在學養及論述層面深入鑽研，同時結合本土及全球歷史上民主抗爭運動實際經驗，認清爭取2017年真普選與2047年「50年不變」大限之間若隱若現的伏線，以及深思香港在「50年不變」大限過後的政治地位：在獨立與黨治之間，必須作一個清晰的了斷。本土、民主、自治、獨立，需要時間烘焙，需要啟蒙民智，需要解除心魔，需要組織行動。這些努力始於雨傘運動，但絕對不會終於雨傘運動。我對這條香港民主發展路徑充滿期待。十、無懼犧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在佔領運動後期，佔領旺角人士與清場警察爆發衝突，然後學聯又在金鐘發起「包圍特首辦」行動，兩者均備受爭議。從事前組織及事後結果來看，成王敗寇，不在話下。不過從無懼犧牲的角度來看，我不認為他們曾經展現真正的「暴力」或者他們導致「公民抗命」破功。我在先前文章已經分析過「公民抗命」或「公民不合作」的憲政定義，在此不贅。睽諸中外歷史，如果有人說「香港雨傘運動充斥暴力」，簡直是貽笑大方，歪曲事理。事實上，佔領市民在這79天內，表現和平、理性、克制、勇敢。有些行動可能策略有誤，有些做法可能為人詬病，但是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以至我自己也與有榮焉的：無懼犧牲，無畏被捕。只要每個人心中這一點小小的燭光不熄滅，未來繼續抗爭，勇毅奮鬥不懈，星火燎原，終結專制，遍地開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