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革命總指揮」卡斯楚於11月25日辭世，除了「古巴人都在哭泣」之外，拉美左派國家聯盟及中俄等專制國家表達深切的哀思在預料之中，但是，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在致哀之時對這位「硬漢英雄領袖」奉上的溢美之辭，卻讓人覺得時間作用於人類歷史，最後產生了一種是非錯置的魔幻效果：整個90年代被世界視為異類的社會主義碩果的古巴獨裁者，今天成為一個生榮死哀的偉大英雄。 左派聯盟痛失榜樣與座標 卡斯楚不僅生逢其時，青年時期趕上了社會主義大潮席捲亞非拉美等受西方壓迫剝削之地，還罕見地死逢其時：世界在「阿拉伯之春」變為「阿拉伯之冬」後發生了幾大變化：獨裁政權紛紛還陽、左傾思潮席捲全球並擁有政治正確的話語霸權、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正在回潮，但被媒體與輿論痛批。因此，各國領導人表達對卡斯楚的悼念之情，無需擔心是否政治正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對卡斯楚充滿了溢美之詞。他當天向卡斯楚的弟弟、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楚致唁電說，卡斯楚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並稱讚其建立了「維護國家主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壯麗事業」。中國前駐古巴大使劉玉琴27日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標題曰「一代偉人走完不屈一生」。這當然是讚揚卡斯楚在美帝國主義（後來是霸權主義）面前不彎腰的錚錚鐵骨風範。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卡斯楚形容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和俄羅斯真誠可靠的朋友。  金正恩在唁電中稱，卡斯楚是以自己畢生精力致力於古巴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卓越領導人，是「首次在西半球建立了以人民為真正主人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  拉美左派同盟國家領導人的哀悼又是一番風情。薩爾瓦多總統塞倫在推特上寫道：「菲德爾將永遠活在那些為了公正、尊嚴和博愛而奮鬥的團結民眾的心中。」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寫道：「菲德爾已經走上了那些終生鬥爭不止的先烈們的永生之路，走向了最終的勝利。」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表示：「一個偉人離開了我們。菲德爾去世了。古巴萬歲。拉美萬歲。」 民主國家只有少數人將卡斯楚稱為獨裁者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悼念含蓄委婉。他在26日公開說，希望歷史將記錄並評判卡斯楚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美國在這一時刻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誼之手。」作為民主燈塔之國的領導人，對一位獨裁者的蓋棺論定如此含蓄，其實已經算是一種半肯定的表態。  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榮克在推特上寫道：「菲德爾·卡斯楚去世，世界失去了一位對很多人來說曾是一位英雄的男人。」  德國左翼黨主席及聯邦議會黨團主席瓦根克內西特（Sahra Wagenknecht）和巴爾馳（DietmarBartsch）11月25日在柏林發表聲明，表示他們「和古巴人民、拉美人民和全世界對古巴革命有著情感共鳴的所有地方的人民一道，我們抱著批判的態度對這位革命者的偉大功績進行追思」。  最為奇葩的是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他發表一份聲明，稱「代表所有加拿大人，對這位英雄式傳奇領袖的去世表示哀悼」。他在聲明中說：「卡斯楚先生是一位英雄式的傳奇領袖，為古巴人民服務了近半個世紀」，並稱「我知道我的父親非常驕傲可以稱他為朋友」。  在如潮的悼念贊詞中，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又成為少數派。他在聲明中將卡斯楚稱作壓迫自己人民近60年的「殘暴獨裁者」，其「遺產是行刑隊、盜賊、無法想像的苦難、貧困和對基本人權的剝奪。」與他持同樣看法的只有居住在美國邁阿密「小哈瓦那」的古巴流亡者。《邁阿密先驅報》發佈的網路視頻展示了如下景象：這些古巴流亡人士在街上揮舞著古巴旗幟，喊著「他死了，他死了」的口號，開著汽車排成佇列鳴笛穿越大街小巷。 別樣的輓歌：清廉沒有特權的古巴是社會主義楷模 與卡斯楚屬於同時代的共產黨領袖齊尼古拉·西奧塞古如果地下有知，一定老淚縱橫，深感歷史評價太不公平了。遙想西奧塞古當年是反法西斯戰爭英雄，領導的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古巴相比較，國內政治壓迫程度也不如古巴嚴重，在外交方面保持獨立自主（即與蘇聯保持距離）未遑多讓，在外交方面成就比卡斯楚更是斐然：與中國友好，曾與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美國總統尼克森見面會晤，並和以色列保持外交關係，還譴責蘇聯在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經濟上更是重視國際經濟合作和大力發展外貿，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時，採用多種形式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資本，人民的生活水準因此比古巴人民要好得多。西奧塞古夫人確實干政並擔任重要政治職務，但比卡斯楚兄終弟及的權力授受還低一個等級。結果在1989年國內革命時與其妻子一道被處決，不要說沒作何哀榮，就連死後尊嚴都沒有，連最鐵的中國領導人都沒有送上一句悼念之辭。  但西奧塞古有什麼好說呢？只能怨自己死非其時。羅馬尼亞後來以廢除死刑來表達對齊氏夫婦施以非刑表示後悔，也許多少能夠安慰這對夫婦的亡魂。  卡斯楚的親密戰友切·格瓦拉因其終生戰鬥不息的戰士、思想家形象，成為世界左派青年永生的偶像，那麼，卡斯楚究竟為世界留下了什麼遺產？ 2016年4月19日，古巴共產黨七大閉幕式上卡斯楚登上主席臺發表的講話，曾以「我終將離去，但理想不朽」一語讓世界左派激動不已，他說的「理想不朽」，就是演說中提到的「古巴共產主義者們的理想信念會保持不變，我們需要為此繼續不停奮鬥。」  中國一位記者(曾任《南風窗》執行主編)很認真地寫了一篇《卡斯楚為什麼沒有被美國推翻》，其中提到，「古巴能在美國排山倒海的壓力下生存下來，其中卻有著堅實的國際關係和國內治理的因素」，蘇聯東歐發生劇變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即「民眾對特權腐敗的強烈不滿和長期存在的反對派。而這兩個因素在古巴不存在，古巴國內沒有像樣的反對派，有實力的反對派大多生活在美國，有些鞭長莫及；而卡斯楚為首的古巴領導層，在很容易引發民憤的廉潔和特權方面很注意約束自己，並沒有留下多少不堪的口實」，古巴「收入差距不大，幹部清廉不搞特權和腐敗，再加上較完善的教育與衛生等社會福利，正是這些比較徹底的社會主義舉措，才拯救了卡斯楚和古巴現行體制的命運。事實上，與那些奪人眼球的言行相比，這可能才是卡斯楚政治遺產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篇文章有感於中國現實情境所發表的言論，想宣示的是：沒有特權、實現了公平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存在價值。 左右鴻溝將再次撕裂世界 卡斯楚的悼念之潮，如此清晰地展示了目前這個被撕裂成左右兩半的世界。1989年，社會主義制度對人的壓迫讓所有左派不能為之辯護，社會主義成了邪惡的代名詞。如今過了27年，時間再次顯示出它是歷史魔術師這一特點，不僅是中俄等國的社會主義親歷者們忘記了當年在社會主義這座動物莊園裡的痛苦，還將所有的獨裁者們幻化成了民族英雄、反美鬥士。  有評論說，卡斯楚去世為一個時代劃上了句號。靜觀相關的悼念及悼念承載的政治訴求，我認為卡斯楚的去世只是為蘇聯開啟的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劃上一個句號，世界的左傾之禍遠未終結。專制國家領導人痛悼卡斯楚，是出於對專制獨裁的共同愛好與維護；西方左派悼念卡斯楚，是對左派同門的惺惺相惜；生活於專制中國的中國人悼念卡斯楚，一部分出於取媚於本國當權者的需要，一部分是洗腦教育的成果。  世界青年面臨失業潮因而普遍左傾，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青年代表著未來，因此，世界必將迎來又一輪左右分裂互搏的局面，西方左派的發源地及大本營歐洲（即歐盟）的命運將再一次成為世界轉捩點的界標。  原文刊登於：世界悼念卡斯楚凸顯的左右鴻溝 (2016-11-28 何清漣)

周大福金融中心（東塔）總高530米，被譽為廣州「第一高樓」，比姊妹樓廣州西塔(IFC，國際金融中心)還要高近100米，世界排名第六   國外已經將中國房市比之為1637年荷蘭的「鬱金香熱」，名詞與龐氏騙局不一樣，但內涵相同，即投資完全依靠借貸支撐。面對瘋狂上漲的房價，國內總有人要問，這輪瘋漲還能撐多久？這樣的房地產值不值得購買？ 本輪房地產瘋漲的原因，我在《中國樓市狂漲，只因貸款不盡滾滾來》裡面分析過，它不是市場對房地產的真實需求問題，而是中國政府的金融政策問題。而中國房地產市場，早就已經淪為政府兼作莊家、裁判及大玩家的賭場，與股市性質類似。 中國房地產已成為金錢遊戲的標的物 從市場角度分析，中國的房地產已經沒有投資價值。如果將房產當作投資品看，必須要依據三個屬性來度量房地產是否出現泡沫，三個主要指標是：房地產投資占GDP比重、房價收入比、租售比。 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指標，主要用於判斷對未來房價預期是否過高，是否房地產投資過熱現象。中國房地產投資占GDP比例一直很高，2013年是14.8%，2015年為14.18%。 房價收入比是指住房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用於判斷居民住房消費需求的可持續性。據維琪百科2016年各國房價收入比提供的資料，在全球102個可統計的國家中，中國為24.98，位居世界第六。美國為3.37，位居世界第99。 租售比則是住房售價與月租賃價格的比值，用於判斷是否具有長期投資價值。按照國際慣例，租售比是衡量一個地區房地產運行良好的重要指標。國際標準通常為1：100到1：200，目前，中國房屋租售比排名前20的城市這一指標均高於1：300。其中排在第一名的深圳租售比是1：732；第三名北京為1：625；第五名上海為1：607。 從1960年以來，房地產投資占GDP比例高於6%的國家，其房地產泡沫最後都歸於破滅。當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房地產投資占GDP比重也不過是9%；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這一比例達到局部峰值6.2%。 以上指標說明，中國樓市已經沒有投資價值，只能成為賭博的標的物。既然如此，中國政府為何還要用大量貸款支撐？ 中國GDP已經深患房地產依賴症 中國政府聲稱要經濟結構轉型，這個轉型本來就包含著不再以房地產為龍頭拉動整個經濟，但不僅沒做到，反而對房地產的依賴度越來越高。 這首先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依賴度。 土地財政是指地方政府通過「經營土地」獲得的收入，包括三部分：以出讓土地所有權為條件的土地出讓金收入、與土地出讓相關的各種稅費收入、以土地抵押為融資手段獲得的債務收入。僅以第一項土地出讓金為例，1999年~2015年這17年間，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2015年土地財政收入高達33657億元。 中國地方政府無一不以地生財，因此產生了一個中國特色的名詞：土地財政依賴度（土地財政依賴度=城市土地出讓金/城市一般性財政收入×100%）。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有多高？2003-2015年間，土地轉讓金與地方一般預算收入的比例平均為49.74%，2010年曾高達69.43%。與土地、房地產關聯的稅收占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已接近28%。以地生財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2016年，中國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城市，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度繼續加深，以二線城市蘇州為例，前8個月的土地依賴指數高達82.6%（2015年這一指數為40.58%）。中原地產研究中心資料顯示，蘇州前8個月的土地出讓金為966.7億元，土地市場熱度不減。此外，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依賴度指數也都超過50%。 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做房市的大玩家，不斷向市場供應土地。 二是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2009年，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公開表示，房地產業占到GDP的6.6%和1/4投資，直接相關產業達60個，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直接命脈。 可以說，在中國，唯一比房地產投資更大的是製造業，房地產投資一般占總投資18%、19%，而製造業占到總投資的35%左右。考慮到製造業包含了所有第二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而房地產業僅屬於第三產業的一個子行業，與第二產業任何子行業投資占比相比，房地產投資的占比都大得不正常。資料顯示，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高達24.1%，對於關聯產業的拉動效應約為2倍。一旦房地產市場出現大波動，依靠房地產的幾十個行業都將受到無法估量的損失，甚至可能讓失血嚴重的中國實體經濟崩潰，不僅會導致大量失業，還會導致中國人財富嚴重縮水。據《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資料顯示，在全國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占比為65.61%；而在城鎮和農村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比重分別為67.62%和57.60%。 如今實體經濟一片狼藉，房地產再垮下去，你讓中國政府怎麼辦？因此，央行必須做莊家，不斷發鈔，即向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與購買者發骰子，讓他們對賭。輪盤停止，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立刻顯現，金融危機隨即到來。 中國房地產成了政府的貨幣儲水池 最近有幾篇文章為中國房地產發展辯護，說中國房地產特殊，與他國不同，意思是不會崩盤。這話聽起來荒唐，但如果從中國的政治邏輯來看，卻能成立。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中國房地產必死無疑。中國房市的走勢依託于信貸、大量流動資金和債務，結果是造成中國信貸GDP比畸高。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融資總量規模迅速擴大，從2008年的120%上升到2015年的200%，行內預測2016年底這一比率將超過250%，全球冠軍非中國莫屬，遠超位居第二的七國集團（信貸GDP比為120%）。算起來，世界各國房地產泡沫約出現過上百次左右，最近20年當中，曾經雄踞世界GDP總量第二的日本、第一的美國就都發生過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崩盤，只是日本是氣泡慢慢癟下去，而美國則是瞬間崩盤（因為美國崩盤太劇烈，以至於英國早大半年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根本不受注意）。從經驗觀之，盛宴必散，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早晚有破裂的一天，只是如何死的問題。 但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房地產崩盤的後果很嚴重，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就是引發地方債務危機，緊接著就是金融危機。所以，在政府看來，房地產是傾政權之力必救之地，去年新增貸款11萬億，絕大部分進了房市，今年仍然繼續去年的狀態，而且可能超過去年（僅8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就高達9,487億元）。因此，可以預期，只要央行還在繼續放水，房價就會持續上漲，因為中國不缺投機者，政府的限購令只會人為造成一線城市樓盤供給緊張的假像，讓中國人不惜離婚也要賭上一把。 一些專家建議政府要想辦法為房市降溫，控制房價。這些專家是從長遠考慮，從市場角度考慮，但他們的考慮重點顯然與中國政府不同，當局考慮的是政府的錢袋，要保持錢袋飽滿，就得玩龐氏騙局。在美國，龐氏騙局破產，那是因為玩家、銀行與政府（裁判）是利益不同的三家人。而中國不一樣，裁判是中央政府，莊家是央行，大玩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賣地，就得有小玩家願意借貸買房，源源不斷入局。 中國的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央行的貨幣儲水池。用信貸支撐房地產市場，已成為中國政府的經濟維穩之道。這種方式最惡劣的後果是通脹。但通脹的過程只是一個稀釋社會財富的過程，沒有外來軍事威脅與內部難以壓制的反抗，並不會直接導致政權垮臺，比如辛巴威的惡性通脹比中國要高不知多少倍，但也沒有導致政權垮臺。加之中國政府早就發明了一整套控制市場的方法，比如限購、限售、限價，想用哪種就用哪種。一個政府兼做莊家、裁判及賣地大玩家的市場，泡沫可以吹得比當年的日本與美國大，其迴旋餘地也比他們大。  原文刊登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政府身兼莊家、裁判及大玩家 (何清漣)

  美國總統奧巴馬 美國總統歐巴馬最近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4月號）雜誌記者傑佛瑞·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採訪。這位記者最後將這篇採訪命名為「歐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發表。每個被談到的國家與地區都很關注歐巴馬對自己的看法，並摘要在國內發表與討論。中國媒體以《美媒專訪歐巴馬：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為題轉摘。由於中國媒體處理譯文有遺漏關鍵句子的習慣，我因此特意對照了原文，基本準確，歐巴馬所言確實是這意思。 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歐巴馬在採訪中確實指出「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是「如果中國失敗，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一種組織原則（中文漏譯了這一句：……and has to resort to nationalism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 歐巴馬入主白宮七年多，他當年入主白宮之時，對中國的瞭解限於皮毛，這些年經歷了好些場中國風雨，能夠如此認識中國，應該說這張成績單不俗。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曾經擔心過的問題有：先是“誰來養活中國”，2003年開始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之類，歐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時常大起大落，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從世界最強大經濟體的預期到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也實在夠大。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瞭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根據我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瞭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捲入不可控的外部衝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 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的對外宣傳重點變化就很清楚。 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2003年底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美國《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他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三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最後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高調回應，一時之間，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但從2009年以來，中國在國際上的姿態逐步收縮：首先是「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外擴式的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習近平那句「不讓外國人指手劃腳批評中國，不輸出貧困與饑餓」。接著就是應付政治高層內部的激烈權力鬥爭。2015年，習近平總算是將周永康、令計畫等送進秦城監獄，緊接著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針對所有批評中國現行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予以嚴厲打擊，並抓捕政治反對者。 這種打壓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取消各種外國資助的NGO。抓捕郭玉閃時，警方在通知書上特別列舉了一大串外國機構的名稱，意在恫嚇那些有海外資金背景的NGO成員，連政治上並不敏感的女權專案也被停止，到現在一共逮捕了三百多位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在這種日益緊張的恐怖氣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及歐盟等各國駐京大使連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長郭聲琨，就新《反恐法》、《網路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注及憂慮，希望能夠迫使中共放鬆壓制。 國際社會的隱憂 國際社會的真正隱憂其實只說了一半。歐巴馬說「以民族主義為組織形式」，而另一半話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時，轉嫁過剩人口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失業人口高達3億多。政府過去幾年曾用巨額銀行貸款支持一些國企虧損運行，就是為了保住企業員工不失業，產生了不少銀行壞帳，如曾是世界企業500強之一的渤海鋼鐵，欠銀行的債務高達1920億。2015年，法國里昂證券估算中國銀行業的壞帳率可能高達8.1%，超過中國GDP的十分之一，形成壞帳的主因就是國企與房企債務。 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麵包契約」難以為繼，黑龍江雙鴨山煤礦的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 「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去年開始被提上日程，乃因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制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就算是中國民主化之後，仍然還是嚴重的問題。這就是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一，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2.44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2015年歐盟面臨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衝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的可查閱《中國災荒史》）。中國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生命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我將這稱之為中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麵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美國在柯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一個長達十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畫，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進中國的民主化。 從2005年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對中國的認識十年間轉了一圈，又回到原點。根據我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瞭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捲入不可控的外部衝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早在2003年，我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及前景》一文中就預測過：在今後20-30年內，中國只會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這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也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鑒於中國現狀，我認為，美國總統歐巴馬關於「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的看法，提出了一個真實的問題。

何清漣(中國流亡美國經濟社會學者、作家)   每個社會都有貧富差距，中國特色在於：權貴階層在非常短的30多年之內，通過權力壟斷資源配置形成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這種社會必將成為滋生非民主革命的最佳土壤。(網路圖片)   每個社會都有貧富差距，中國特色在於：權貴階層在非常短的30多年之內，通過權力壟斷資源配置形成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壟斷機會造成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讓社會很快陷入階層固化的困境。這種社會必將成為滋生非民主革命的最佳土壤。 今年春節期間，關於農村現狀及農村出身者命運的文章特別多，討論也頗為激烈，引發這場討論的主因是那篇上海女因一頓飯逃離江西男友家的故事。這個故事觸動了中國那根最敏感的社會神經：農村底層青年的社會上升管道已變得極其狹窄。如今關於這一討論的情緒宣洩期已經過去，我想寫篇文章分析在中國這個身份型社會中，哪些因素將決定一位當代中國人的命運。 身份型社會的特點是上升通道狹窄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使用「身份型社會」這一詞彙來概括中共治下的中國。所謂「身份型社會」，意即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由血緣決定，很難通過個人努力改變。 中共統治長達67年，其中只有從鄧小平倡言改革開放的1978年-2003年，身份型特點淡化，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毛時代是逆向身份歧視，即將一切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的精英階層與政治異己貶為政治賤民，一切社會上升通道如升學、參軍，以及就業機會（招工）等，全部向這些政治賤民的家庭成員關閉。1978年至2003年這段時期，社會中下層成員的子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後，還能獲得一些上升與較好的就業機會。 從社會上升機會的多寡來看，機會最多的是1978年至2003年這段時期，特別是文革前大學畢業者，以及1977-1979那三屆通過高考進入大學者，其中有不少是文革十年沉澱的人才。政治上，他們正逢鄧小平當時重用知識份子，並設立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三標準，啟用一代新人；經濟上，他們趕上了1992年體制向商界輸送人才與機會。這些人當中後來不少成為精英階層。近幾年反腐中倒下的不少40後、50後「苦孩子」出身的高官，基本上就是這一段時期得到上升機會的。 但這種對全社會開放的社會上升通道時間不長，隨著新精英（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官、商）階層的崛起，以及他們的成年子女陸續進入社會並佔據有利的社會位置之後，社會上升通道日漸變得狹窄，中低層社會成員當中僅有少數人能夠得到上升機會，社會階層漸漸出現固化現象。農村出身的青年，在大學畢業後常面臨一職難求的困局。這與中國城市化特點有關。中國由房地產導向的城市化進程不同於其他國家，是一個偽城市化過程，即農地因征地的關係不斷在減少，但城市並沒有相應的工作機會提供給失去土地的農民。 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的跨世代轉移已經成為既定格局。資本世代轉移的含義之一是，出身於何種家庭決定了一個人的起跑線。 這種跨世代轉移主要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但有不少亦發生於岳父母與女婿之間。這一研究注重「裙帶關係」（kinship）對個人成功的影響，尤其適用於亞洲文化，因為亞洲國家的人治色彩非常濃厚，裙帶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無論何種類型家庭都「少子化」，因此，在中國這個身份型社會裡，除了「拼爹一族」可以大展身手之外，優秀者還可以創造條件，攀龍附鳳，成為「靠岳父一族」。 出身於一、二線城市的官宦與富裕家庭者，因家庭條件優越，可以為子女支付昂貴的教育費用，包括本地優質的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以及聘請昂貴的家庭教師，讓子女贏在起跑線上，最後出國留學。出身于不同類型家庭的孩子，即使資質差別不多，因教育投入不同，在高中階段擁有的「資本」已經不同，成為是否能進美英名校的決定因素。   中國富二代有了龐大家業的依靠，往往給外界印象就是紙醉金迷、生活糜爛（網路圖片）     這類家庭出身的孩子基本上前途無憂，官二代找工作可通過家族資源安排，富二代可繼承家業。 如果出身於城市的普通家庭，則看其父母素養。少數天資聰明的孩子經過父母精心培養，也許能夠與官宦及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通過考取本國的名牌大學再爭取考獎學金出國，其餘的註定輸在起跑線上。前些年有不少調查談到，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中，農村出身的學子越來越少，原因就在這裡。 出身於農村家庭的青年，所處地區是經濟發達還是窮困地區，以及家庭子女數目多少等，都會成為個人未來命運的決定因素。概言之，經濟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一般會好一些，農村青少年受教育機會也會多一些；窮困地區通過受教育改變命運的可能性，遠少於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此外，子女少的家庭給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對會多，子女多的家庭則在投入上只能挑選，一般會將投入集中在相對聰明努力的男孩身上，放棄女孩或者其他的孩子。 婚姻是僅次於母體的決定命運的第二重要因素 號稱「經濟學帝國的最大殖民者」格雷·貝克的《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奠定了以家庭為本體的微觀經濟學體系的基礎，堪稱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在這本書中，貝克對人類婚姻、離婚、生育決策、兒童教育決策提供了標準解釋，正是這些解釋，使得這本書廣受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以及少數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的注意。1992年，貝克因其「將微觀經濟分析的領域擴大到包括非市場行為的人類行為和相互作用的廣闊領域」而獲得這一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本書集中論證了婚姻市場的基本定理：正向的配對組合──類似者配對是最合適的。貝克解釋說，家計單位所追求的「商品產出」並不同於國民生產總值通常認定和衡量的商品，而是包含了小孩子的量和質、性行為的滿足，以及其他從未被國民產出包括在內的商品。假設每個男女都只關心他（她）自己的「私人」福祉，而不關心社會福祉，但為了追求私利，他們不知不覺地受到婚姻市場中具競爭性的「看不見的手」的指引，而去追求總和產出的最大化。 中國現在最有名的攀龍附鳳婚姻，可用鄧小平孫駙馬安邦董事長吳小暉(見下圖)為例。資質極高的吳小暉，兩次婚姻都成為他人生起跳的有力撐杆，在中國、臺灣、香港，包括日本，都知道「娶富家千金（官家小姐）可以少奮鬥二、三十年」這一事實。 明白這個道理，就會明白，上海女逃離江西男這一現象背後那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 「江西男」類型家庭的中國特色 寫到這裡，也許讀者會說，這種情況在歐洲、美國也會不同程度出現，中國有什麼特殊的呢？ 青年依靠家世贏在起跑線上這點，西方社會也普遍存在。但西方社會與中國的不同之處才是最重要的：政治世家出身者如果想從政，必須經過民選；出身中產與底層的青年只要努力，也會有很多機會。美國的索羅斯、布林（Google創始人之一），巴菲特等成功者都是移民後裔。 除此之外，與中國相比，美國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即美國是個講究個人責任、鼓勵個人奮鬥的社會，一個人成功了，不需要攜帶其不夠資格的家庭成員「升天」，比如歐巴馬當了美國總統，他的親弟弟繼續在中國南方漂流；在中國，一人得道，攜帶本家的雞犬升天，卻是倫理責任。例如周永康就必須幫助其農民兄弟家庭發財致富。 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黃燈曾發表《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以其親身經歷談到多年來她與農村出身的丈夫共同面對、處理以及遭遇的很多家庭瑣事，指出這些瑣事與農村養老、留守兒童、農村教育、醫療、農民的前景有密切關聯。透過各種細節，她說明了一點，農村出身者「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鬆、愉悅，一種血肉相連的痛楚，總是無法讓他對有著共同成長記憶的親生兄妹的困境視而不見」，「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若無法通過個人力量改變家族命運，其家族的命運便幾乎永無可能改變。」 上海女為了這桌菜色決定逃離江西農村結束戀情,也引爆了中國社會的內在對立(網路圖片)   理解了這點，也就會明白上海女逃離江西男究竟是逃離什麼。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拖拽的一條粗重尾巴，這條尾巴上集中了中國社會所有的痛感神經：貧窮、污染、從精神到生態環境都陷入全面破敗（淪陷）之中，以及難以承受的家族重負。 在中國，因為倫理責任，婚姻並非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黃燈教授的故事說明，與一位農村出生的男子結婚後，意味著一生一世對那個家庭永無休止的付出。這是無數城市男女青年擇偶時面對農村家庭產生猶豫的原因。 每個社會都有貧富差距，中國特色在於：權貴階層在非常短的30多年之內，通過權力壟斷資源配置形成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壟斷機會造成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讓社會很快陷入階層固化的困境。這種社會必將成為滋生非民主革命的最佳土壤。 本文轉載自美國之音（VOA），特此致謝 相關連結：上海女夜逃江西！網路謠言？還是中國社會大病？

 2014年中國貨幣發行大放水，貨幣供應量達122.84萬億元 ，與2013年末的110.7萬億元相比，淨增11%，明顯高於經濟增長。2014年新增的12.14萬億貨幣80%以上用於貸款，全年新增貸款達9.78萬億元，不僅比2013年增加8900億元，更比2009年創下的9.59萬億元最高紀錄還高了1900億。增發了這麼多鈔票，究竟流到哪里去了？有一個事實是公認的，即大部分貸款並未流向實體經濟，而是流向了非生產領域，即金融市場。大量印鈔支撐了2014年中國股市今年1月24日，中國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發佈《2014年A股市值年度報告》，告訴中國人民兩大利好消息，一是去年A股市場市值總規模達37.11萬億元，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二是中國證券化率達到58.3%（A股股票市值37.11萬億元/GDP總量63.65萬億元），遠超 2013年的證券化率40.1%，離美國的證券化率距離又拉近一步。但我得潑兩盆冷水。中國證券業界人士喜歡用證券化率低來說明中國股市規模還有很大發展空間，目標是趕超美國的證券化率。這種比較忽視了兩個因素：一，美國股市是全球股市，股市市值由全球資本承托；中國的A股市場資金來源主要是國內，再加上假外資，即國內通過各種管道流出去的資金再回流。二、美國股市奠基于健全的信用制度之上，中國的信用制度相比缺陷太多，各種欺詐行為不斷，懲治乏力。《2014年A股市值管理行為年度報告》中就談到，2014年股市操縱行為出現了三類新變化、新特點，其中之一即為：出現以“市值管理”名義內外勾結、通過上市公司發佈選擇性資訊配合等新型手段操縱股價的案件。在國內股市封閉運轉且欺詐行為普遍存在的情況下，證券化率高往往意味著股市泡沫大、投機性強——這是第一盆冷水。第二盆冷水是，散戶又被誘導做了一回冤大頭。據《市值年度報告》資料，2014年滬深兩市1284家公司重要股東和高管合計減持2218億元，其中高管合計減持套現641億元，創歷史之最。這種急切套現，完全是為了應對中紀委即將開始的國企反腐而採取的金蟬脫殼之計。十餘年前在國企改革之時，不少國企高管（其中不少是李小琳等“紅後”）通過經理人持股（MBO）方式取得國企股份，為了不讓自己巧取豪奪來的錢財在反腐敗過程當中化為烏有，他們想方設法在股市上抓緊套現。大量貨幣進入債務迴圈圈2009年那4萬億刺激經濟之後，幾十萬億新增貨幣嘩嘩從印鈔機裏吐出，地方政府花錢暢快，官員群體摟錢痛快，只愁藏錢找不到合適之地。美中不足的是從此地方政府債務纏身，但地方政府深知，天塌下來有高個頂，中央政府絕對不會讓地方政府關張。地方政府果然押中寶了。中央政府終於又發揮社會主義特有的“父愛主義”精神，準備為地方政府債務拆彈。2014年9月21日，《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下發（稱“43號文”），該意見規定，截至2014年底的存量債務餘額應在2015年1月5日前上報；將存量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統籌財政資金優先償還到期債務。說得通俗點，就是中央準備拿出錢來，為地方償還部分債務。財政部緊跟著於10月下達了《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檔條款這裏就不一一列舉，要點是：親愛的各級地方政府，中央知道你們這些年欠了一身債。現在你們趕緊把數字報給我，讓中央來想辦法。子債父還，誰叫咱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的“爹”呢。地方政府原來要政績，擔心頭上烏紗不穩，對債務儘量瞞報少報。據發改委官員李鐵所言，地方債務上報的18萬億，其實不及實際債務的一半，約在30%-40%左右。如今看到中央政府這麼體恤下情，喜極之下，“誠實”上報，結果是地方債務瞬間爆發式增長，看得財政部長官心驚肉跳：就算是嫡親兒子，也沒有這麼訛老爹錢財的呀。憤怒之下，財政部於2015年1月29日印發了《關於開展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初步清理甄別結果自查工作的通知》，內容概括而言就是：上報不合格，現打回重報，少報一點免得給中央添堵！其實呢，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操還債的心還真是白操了。地方政府早就想辦法用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既維持地方銀行的運轉，又保證政府手裏有錢花。銀行為什麼必須聽地方政府的話？只因銀行業競爭激烈，在兩方面必須依靠政府，一、拿到政府財政存款等於有了大客戶，政府手裏有專案，可以決定專案資金存在哪家銀行。二是拿到社區銀行牌照。這是稀缺資源，也是銀行業爭奪焦點。因此，地方政府借新債還舊債這套把戲，銀行只得陪著玩，否則銀行也辦不下去，於是銀行業與地方政府榮損與共，結果是銀行壞帳大量增加，破產風險增高。　“資本淨輸出國”桂冠難掩“資本外逃”之尷尬自2013年以來，中國的對外投資猛增，中國商務部帶頭歡慶中國成為資本淨輸出國，中國資本遍佈全球，認為這標誌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增強。但全球卻在擔憂中國的資本外逃日益加劇。先展示那頂“資本淨輸出國”桂冠。從2012年開始，中國位列全球三大對外投資國，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1078.4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同比增長22.8%。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約為1400億美元左右，高於利用外資200億美元。因此，中國商務部驕傲地宣稱，中國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美國已經成為中國資本的第一接收大國。這一成就並非虛假，2015年1月22日《華爾街日報》在《中國廉價資本或將湧向全球》中證明，目前中國投資在全球投資中的占比高達26%，而1995年時占比僅為4%。相比之下，美國投資在全球投資中的占比曾在1985年達到35%的峰值，如今占比還不到20%。商務部對成為“資本淨輸出國”歡欣鼓舞，但央行卻對資金源源外流感到不妙，於2015年2月5日宣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希望釋放流動性（約6000億元規模）。過於專業性的問題就不向讀者解釋了，只介紹此番降准後國際國內金融界人士的反應。美國主流財經傳媒Market Watch日前發表分析文章，稱中國人民銀行意外全面降准，並未有效遏制資本流出勢頭，熱錢出逃的速度超過了新增資金入場，擔心中國將出現大規模資金外逃。這種擔心自有根據，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境內國際資本正在加速流出，高盛分析師MK Tang及Maggie Wei在1月13日發佈的報告中分析，自2010年至今，中國累計近兩萬億收支誤差，可能反映資本隱秘外流。國家外匯管理局2月3日公佈，去年第四季度資本和金融專案逆差912億美元，創下自1998年以來最大的季度赤字。余豐慧在《中國須謹防最大規模資本外逃釀成金融危機》一文中寫道，人民幣近段時間大幅度貶值，或導致今年第一季度資本外逃更加嚴重：“首先，如果人民幣匯率貶值呈現出不可扭轉的趨勢性演變，那麼，將會使得國際資本雪崩般流出，並且持久性出逃，這時，再多的外匯儲備也會被耗幹，整體性金融風險必然爆發。其次，國際資本外逃可能刺破中國的經濟泡沫，從而引發風險”，作者特別擔心，國際資本恐慌性的出逃將引爆中國的房地產、股市、地方債和產能過剩行業的金融風險。當一國頻頻使用發行貨幣刺激經濟時，其目的是希望促進企業加大生產投入，增加就業與消費，最終以通脹換來經濟繁榮。但中國近兩年的印鈔數量不比2009年政府投入4萬億刺激經濟時少，錢卻根本未進入生產領域，分別進了股市、債務迴圈圈，並流出中國。這種情況下，中國再開動印鈔機也無濟於事，因為這貨幣三大流向，沒一條通往繁榮，而是通向懸崖。

 2014年12月22日，緬甸西北地方的中緬合資的萊比塘銅礦（Letpadaung copper mine），當地的農民與防暴員警發生衝突。衝突的起因是中國工人要在銅礦周圍、被當地農民認為是自己的土地上設立柵欄緬甸人肉身擋推土機1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紐約時報》有關中國掠奪緬甸資源的報導歪曲事實，「惡意挑撥中國同有關國家睦鄰友好關係」。聯想到2015達沃斯會議曾討論過亞洲國家之間存在嚴重的互不信任，需要「重建亞洲互信」，覺得有必要以緬甸為例，探討一下中國想當「亞洲的太陽」（區域領導權）這一願望為何被鄰國堅拒。*中國與鄰國關係緊張緣於爭奪資源*以緬甸為例，反對中國人掠奪資源的衝突幾乎不斷。緬甸的玉石、翡翠、鴉片、森林、礦產，都是中國搶掠性開採的目標。《紐約時報》一直在刊發這方面的資訊，這次中國外交部反駁的是該報1月25日刊發的文章《停止中國對緬甸的資源掠奪》，此前陸續刊發的文章有《緬甸禁區，中國商人非法生意猖獗》、《緬甸再陷鴉片種植泥沼》、《緬甸村民抗議中資銅礦被槍殺》等。《緬甸翡翠的詛咒》由記者實地採訪，描寫了緬甸翡翠行業的「中國之手」。這只「中國之手」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伸入，所產生的財富被少數人控制，這「少數人」包括緬甸軍方精英，為了自主權與軍方作戰的叛亂頭目，以及雙方都與之勾結的中國商人，三方沆瀣一氣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寶石走私到中國。中國則心安理得地從緬甸玉石行業嚴重的混亂中獲益。這種猖獗的腐敗，不僅偷走了緬甸政府在數十年軍事統治後進行重建所需的數十億美元的稅收收入，還為血腥的種族衝突提供了資金，並在從事玉石開採的克欽少數民族中造成了海洛因濫用及愛滋病毒感染的流行。觀察人士總結說，「緬甸的內戰為從事木材、玉石、黃金和毒品走私的中國人創造了安全港灣。」緬甸的珍稀動物也倒了霉，因為「中國對虎豹身體部位、熊膽和穿山甲的巨大需求，已將靠近中國邊境的城鎮猛拉（Mong La）轉變成了一個動物走私、賣淫和賭博的破敗中心。據多數估計，緬甸的老虎少於70隻」。英文世界中關於中國劫掠緬甸資源的報導有很多，《金融時報》就曾有過一篇《緬甸將成中國「西海岸」》（02/01/2013年），人權與環保組織的批評就更尖銳了。中國在緬甸投資專案近年頻頻受挫，就是緬甸人民激烈反抗的結果。這種對鄰國資源的掠奪還發生在其他東南亞國家，比如越南的紅木就被大量盜伐。*非法移民壓力及領土爭端*中國讓亞洲鄰國深感不安的還有不斷外泄的人口壓力及領土爭端。世界人口70億，其中42億（60%）都生活在亞洲。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20%，是位居世界第四的移民輸出大國。據中國國務院僑辦研究課題估算的資料，海外華人約5000萬，73%以上分佈在亞洲，約占東南亞總人口的6%。泰國華僑華人約700萬，馬來西亞華僑華人總數約645萬，新加坡的華僑華人總數約353.5萬人，緬甸華僑華人數量估計為250萬。上述數量顯然不包括非法入境的中國移民，相信中國及各國政府也弄不清楚這一數字。上世紀60年代以來，東南亞國家的排華活動屢屢發生。近年由於中國國際地位提高，日漸強勢，像印尼、馬來西亞曾經發生過的那種極端的排華事件沒再發生，但各國反對華人移民的傾向仍然存在，比如華人占人口總數逾半的新加坡，近年來反移民集會日漸增多，報導稱，「中國人被視為頭號公敵」。除了搶掠資源、移民壓力之外，中國與鄰國多有領土糾紛。《瞭望》新聞週刊（2009年4月15日）曾發表一篇《中國海洋國土近一半存在爭議》，外交部也承認中國與8個鄰國存在海域爭議。如果說領土爭端雙方各有理由，並不全是中國的錯，那麼掠奪他國資源，非法移民不斷湧入他國，亂砍亂伐，從事各種非法行當，中國未必就占多少理由。本文開頭引述外交部華春瑩發言比較有技巧，她強調中國政府「一貫反對非法伐木、採礦和野生動植物貿易，致力於同包括緬甸在內的鄰國加強合作，共同嚴厲打擊這類非法活動，保護自然資源，也一貫要求赴海外開展經貿合作的企業和個人遵守當地法律法規，保護環境，造福當地民眾」，這話的意思是：中國政府盡了責任「阻止」，「非法活動」是那些中國移民的個人行為。作為一位中國人，只要對中國幾十個資源枯竭城市的悲慘狀況稍有瞭解，再想想地方政府與企業在共犯結構下將大地、江湖河海與天空污染殆盡的結果，就能體驗緬甸及周邊鄰國與中國這位強鄰為伍的痛苦。*多年追求，區域領導權仍如鏡花水月*「軟實力」的要點，就是讓一些國家因為某國的文化價值感召力與承擔國際責任的能力，自願承認這個國家的領導地位。美國911之後調整全球戰略，將重點放在反恐，以中東亞地區為反恐重點。中國認為有機會取代美國，獲得亞太地區的區域領導權，成為「亞洲的太陽」。為了實現這一夢想，中國努力推行「周邊外交」戰略，想通過與周邊國家加強經濟合作，展開經濟援助，同時輸出文化價值觀，以贏得區域領導權。2005年中國宣佈「和平崛起」，「中國模式」一度升溫，中國甚至開始考慮發行「亞元」的時間表。但好景不長，周邊國家深感中國的咄咄逼人，諸多方面都無法與中國「和平共處」，大至領土爭端，小至中國在上游築壩引起東南亞河流生態惡化，魚類滅絕，數百萬漁民失業，……於是又籲請美國重返太平洋。從2005年中國「和平崛起」，到2009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宣佈重返太平洋，其間也就四年左右。中國不願意接受美國重返太平洋這一事實，為此痛駡美國霸權，並在各種場合聲明中國要加入制訂國際規則，重塑世界格局。直到2013年習近平內部整軍初見成效之後，才改口宣佈「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在最近的《2015達沃斯會議》上，中國總理李克強表示，目前世界「遠非太平」，地區局部衝突以及恐怖襲擊此起彼伏，「為了世界的和平穩定，二戰後形成的國家秩序和國際準則必須得到維護」。所謂「二戰後形成的國家秩序與國際準則」，就是美國主導、出錢出力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中國不高興時經常因此將美國貶稱為「世界員警」。暫時不爭取區域霸權，於中國只是權宜考慮。中國的亞洲鄰國有個共同意願，國際社會早就精闢地加以概括：即政治（領土）安全靠美國，經濟利益靠中國。美國身處亞洲國家與中國之間，雖然被中國說成是「干預者」，實際上只是個居間調停者，無論是亞洲國家，還是美國國內政治，都不願意美國過多介入。中國的這些鄰國，只是希望背後站個「大個個」壯膽，讓中國有所顧忌。這些國家一方面對中國多有抱怨，另一方面又多方結納中國。以緬甸為例，該國當權者深知，只有周旋於東西方之間方能獲得利益最大化，就連昂山素季(翁山蘇姬)這位美國的好朋友也深諳其中的戰略意義。她曾直言：「你不能忘記，中國是緬甸鄰國，而美國相當遙遠。」綜上所述，由於中國與亞洲鄰國之間的爭端緣於生存資源之爭，只要中國不停止對周邊國家的殖民與資源掠奪，中國休想被鄰國拱衛成「亞洲的太陽」，亞洲國家之間「重建互信關係」，也有如鏡花水月一樣虛幻。原文刊登於：中國為何當不了亞洲的太陽(何清漣)延伸閱讀：美國之音：中國在緬甸的投資專案為何頻頻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