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正身尚未驗明，怎麼稱呼也各有千秋。不過身為台北市長對市民講「萬安」是他的責任，如果講而不做，令市民不安，在民主國家中，市民自然另選賢者。

蔣萬安在二〇二二年出版的自傳《台北•萬安》中提到，他是在二〇一五年三月於上海出差期間，正式決定從政，參選台灣的民意代表，但他未透露詳情。然而上海是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之下，他在那裡決定參選立委，豈會與共產黨無關？因此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講她是中國人，蔣萬安則說他是台灣人，這不是兩個不同立場，而是參政的不同手段，鄭麗文比他直率，蔣萬安更善於偽裝。他選台北市長時曾表示「中共不再擾台」是舉辦雙城論壇的前提，當選後背棄這個承諾，被質詢時卻問A答B。他在上海決定參政，豈敢批判中共？更不敢停止和上海的雙城論壇。

問題還不僅在於身為首都市長要守住國門。他作為市長，台北市民過得安心嗎？對於長期未解決的虐兒案，他不關心，還拖延處理，傷了許多家長的心。他是三寶爸，卻漠視他人子女的基本安全，並給自己兒子特權。兒子是美國人，以他的家世，若干年後，兒子必然到美國就讀，甚至可能不回到台灣，但是現在台北市與美國有二十五名交換生的名額，他也要佔一個，這種排擠弱勢的做法難道不過分嗎？

然而在經過多次提醒，還舉了前台大醫院院長林芳郁（也是國民黨員）的女兒為例，但蔣不聽還堅持特權，耍特權的韌性可見；還冒出千篇一律的網軍助陣。這個韌性還表現在總統國務機要費被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刪除凍結，人們紛紛接手購買弱勢族群製作的月餅，國民黨議員秦慧珠拋出好球，提議與講萬安各出二十萬元接手，身為富裕家庭，還有選舉補助款的蔣萬安居然不理，要二十四小時後才領悟到這個妙計，但為時已晚，只能加碼到三十萬來遮羞。

身為市長，「安民」是最重要的責任之一，然而蔣萬安只講不做，甚至不講不做，因為他太年輕，經驗少少，卻野心大大，所以市政工作出現許多漏洞，即使有人輔佐，仍顯得力不從心。除了虐兒案，交通問題也是難解，或匆匆決定，配套不足。在行人道上花巨資做遮陽傘，結果整個夏天過去了也沒有見到。而做囚籠式的吸菸特區，更不知是哪來的構思，一做好就拆。這些其他縣市沒有的東西，是要展現首都市長的巧思？

市政工作千瘡百孔，可是他的眼睛卻不斷盯著「正國級」，多次提出「倒閣」來展現他的雄才偉略，自己也不想一想由市長來倒閣，是不是撈過界？這是國會的事情，是黨中央才能做的決定。他是在和鄭麗文別苗頭？雖然鄭麗文有習近平支持，但是只要可以搞亂台灣，習近平不會在乎是什麼人。

蔣萬安如果認為他應該做「正國級」才配得上他的姓氏，那麼參加市長選舉是多餘了。選民還是把他送回國民黨裡由黨內來解決吧。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