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台灣政界有廣泛接觸的美國朋友，推崇蔡英文總統是台灣「最佳法學頭腦」。以她成長、求學、從政的背景，她不會成為「鬥雞」，更不致像川普總統整天找人吵架，而除三呼「謙卑」之外，也不會喊簡單空洞的口號。

她的長處在政治亂局中反被視為短處。她的律師性格不是庭上激烈爭辯，而是太多律師型語言，句句繁雜，凡事必留餘地。在只講聲浪、音量與幹話時代，絡絡長的說理，反而失去競爭力。

美國杜魯門總統在桌上擺的座右銘︰「我全權負責」（The Buck Stops Here），雖然台灣不是總統制，但人民普遍仍認為總統是最後決策者，寄望總統作決定，表明立場，帶領方向，不只是說明與解釋。

像教育部長臨時「簡訊通知」府院，決定放行遴選脫序、個人誠信盡失的管爺，蔡總統感到「錯愕」，但那只是「感受」，而不是人民期待的立場。 葉俊榮既承認遴選有「瑕疵」，法律程序也未走完，卻作出讓總統「錯愕」的決定，那應被「免職」，而非辭職。

又如軍方藉口歷史傳統，抗拒拆除蔣介石雕像，蔡總統卻稱拆除雕像「不是促轉會或我說了算」。民主憲政，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不是軍閥的軍隊，總統對這個問題應該有軍隊國家化的立場與方向，不是解釋改變的困難。

民主不同於獨裁，總統不可能令出必行，台灣政局也不容許蔡總統像川普一樣任性放砲，她的謹慎作風至少應採取過去白宮的作法：總統的文稿與談話應由法律、政治與媒體公關的資深顧問核定。

法律顧問重在適法問題，政治顧問評估政治影響，媒體公關考慮文字與發表時機，他們要負責把決策作淺顯易懂的陳述，不要陷入拖泥帶水的律師語言。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