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台灣司法之人必對徐自強案不陌生，學界曾流傳一句話：「自白加他白，真相即大白」，這當然是調侃，但也象徵著台灣早期司法的殘缺。如今徐從死亡的網羅中逃脫，也代表著台灣司法一個新的里程碑。 二十年前的富商撕票案，在黃姓主嫌的供稱下，徐主動投案，旋即開始了無日無夜的羈押生涯。徐案促成了司法院重要釋字五八二號，使得同一案件中的共同被告互為證人；證人不同被告，不僅無權保持緘默，更該讓被告有對其詰問之權。因此黃指控徐犯案，於審判徐的法庭中應為「證人」，而非「被告」；黃的自白不屬徐的自白，徐依法可詰問黃，以釐清其證言。 然而，黃卻在徐案歷次更審中一再耍賴、拒絕作證，侵害了徐的詰問權，是故該犯罪供述證據當屬刑事訴訟法上所稱「傳聞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但法院卻認定是訴訟法上所列「傳聞證據之例外」，即「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其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在具備「必要性、可信性」之雙重要件下，得為證據。以徐案來說，黃先前於警方的供詞雖有「必要」，卻何來「可信」？法院卻默許了黃的緘默、剝奪了徐的詰問權，不禁令人懷疑當時法院的自由心證，是否早有了預斷。 我們不知道，若早知會被判處死刑、官司纏訟二十年，徐當初還願不願意主動投案，然而畢竟二十年的青春是回不來了，我們應該慶幸司法最後藉由科技的證據調查方法，還了徐清白，同時肯定後來速審法「禁押超過八年」的規定，使得徐得以提早在二○一二年暫停監獄的人生空轉。 然而綜觀台灣司法史上的許多案件，例如李師科的橋下替死鬼王迎先，或者年僅二十一歲就因女童姦殺案遭處死、讓家人背負喪子與污名十五年的江國慶等人，可就沒有如此「幸運」了。諸如此類冤案，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們，建構一個完善偵查、審判的司法系統，是如此重要的事。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