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解決問題的方法最重要就是戰爭，戰爭是萬物之父，但人類夢想著一個包羅萬象的永恆和平。人類為和平的願望，簽署了許多停戰協議或和平條約，幾乎所有為和平簽訂的協議，都是拿來撕毁的，像三歲小孩的承諾一樣，非常不可靠。 和平的夢想是人類最古老的願望之一。然而，老是有人發動戰爭，捲入激烈的戰鬥、仇恨和暴力之中。實現和平的道路崎嶇不平，理想和意識形態總是不可調和的對立。和平應該是什麼樣子，讓所有人都平等地得到滿足？ 看台灣目前政治弱智的情況，如果有一天敵軍兵臨城下，包圍台北的時候，有人想要開門投降，還有鄉民和網紅學者附和：「對啊！為什麼沒有開門投降的自由！這樣和中國共產黨有什麼不一樣？」 在戰爭前要避免戰爭，在戰爭時要勇敢抵擋敵人，但內賊永遠必須要時時小心面對，烏克蘭周邊的好幾個國家都關掉了為俄羅斯宣傳的電視台。認知作戰、網路戰爭是隨時在發生，這種型態的衝突是沒有宣戰的問題，但周邊國家已經發生實體的侵略戰爭，難道不用採取一些措施來加以因應？ 台灣和烏克蘭在許多國際媒體眼中是最危險的地方，烏克蘭已經發生了實體戰爭，舔俄羅斯的內賊也發揮了他們的作用，這對台灣難道沒有任何啟示嗎？ 每個人都害怕戰爭，害怕不應該是停止前進的理由，如何防止戰爭和如何面對戰爭是一樣的重要。承平時期的安和樂利和民主自由是凝聚國家力量的核心價值，戰爭的時候還不是要戒嚴，拿起槍抵抗外敵、清除內賊。 怕死的人永遠不會做任何值得活著的事情。 –塞內卡

  明顯犯了錯誤，但說是別人栽贓，對手抹黑，或媒體和網紅超譯？一般人認為簡單道歉的事情，這些花瓶的政治人物為什麼做不到？道理很簡單，在沒有辦法擴大支持的情況之下，只能鞏固原來地盤。 一旦道歉之後，影響自己的誠信，在政治上，道歉總是很棘手，它們可能是致命的，輿論是無情的，道歉之後，全世界都認為我做錯了，連我自己也包括在內，道歉很快就被解釋為弱點。 一般人的遊戲規則很簡單：如果我犯了錯誤，我會為此道歉。不管是與伴侶、朋友還是其他人。可是你會發現有一些人從來不道歉，阻礙真誠道歉的不僅僅是缺乏同理心，它經常與自尊心低有關。任何道歉的人都承認他們犯了一個錯誤，這對自信的人來說不是問題。他們超越了他們的錯誤。 但對於缺乏安全感的人來說，這種承認是他們本已糟糕的自我形象又一次的傷害。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拼命地試圖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並在辯護或反指控中尋求庇護。一切都是為了不承認錯誤。因為在他們看來，道歉無異於自卑。任何真誠請求寬恕的人都表現出偉大。 無論道歉與否，錯誤都無法真正彌補。道歉不能消除錯誤。道歉主要是反省，希望下次不會再犯下同樣的錯誤。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其實毫無意義，根本不用浪費力氣去勉強那些空洞的靈魂。

  這幾天學姐的那一段「統獨假議題」的影片到處流傳，我打開看了兩遍，她的結論是：我們現在只關心的事，我現在留在台北，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工作，我之後在台北可以獲得什麼樣的生活？統獨或九二對於年輕人來說太遙遠，年輕人在乎的是未來20年要結婚、買車、買房，政治人物應該要告訴選民，接下來的生活可以獲得什麼，這才是重要的。 她的言論應該是出自內心，真心的認為世界是這樣。而且她的想像力薄弱，這種理想的烏托邦遠遠比不上1932年赫旭黎發表的「美麗新世界」，還要結婚、買房子、買車子，甚至要工作。美麗新世界是一個沒有痛苦的世界，在那裡沒有結婚孕育子女的煩惱，不會有對未來的迷茫，絕無夫妻之間的爭吵，也沒有任何艱苦的工作。 從事政治的好處就是怎樣都有支持者，壞處就是怎樣都有反對者，只是支持者和反對者的類型和比率的問題，因為各種不同的人會有統計上的分布。這也是種種極端主義或愚蠢言論永遠不缺乏支持者的原因之一。 韋伯的兩篇演講文章，「以政治做為一種志業」 ，還有「以學術做為一種志業」，為世人不斷讚賞一再流傳，尤其前面那一篇常常被表面上有學問的政客拿來包裝自己有唸過書。 韋伯提到一個好的政治人物三個特點：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他說：「政治是在堅硬的石板上，用力緩慢地鑽孔」，這句話的重點是「用力」和「緩慢」，如果強調立竿見影，並不是從事政治應該有的心態，或許去從事媒體才是正確選擇，比較容易快速獲取廉價的掌聲。 以政治作為一種職業的時候，韋伯認為：虛榮心是巨大的危險。虛榮是人類的普遍特徵。在許多專業領域，即使過多也不是一定有害處，有時候甚至會有更多的幫助。但政治人物完全不同，因為虛榮，他們最終可能犯下兩種致命的罪行：缺乏客觀和不負責任。 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政治人物，有些人的客廳需要花瓶，自然也就有像花瓶一樣的政治人物。但政治不脫離人性，幾乎所有的正常人都不會想要生存在美麗新世界的烏托邦當中，因為人沒有辦法像動物一樣被圈養起來，人性中自然就有尊嚴和追求自由的決心，每個人都可以有選擇不幸福的權利，特別這種幸福是別人定義的。 幸福是一個苛刻的主人，尤其是他人的幸福。 ～美麗新世界

  如果你看不出黃靚瑩跟楊寶楨不經意對話的「大菊為重」是霸凌，也覺得這樣的女生很不錯，我建議你去看毛姆的「人性枷鎖」，這次我正好看到同學嘲笑飛利浦畸形腳的那一段。 拿那些殺不死我的去要求別人，雖然已經算沒有同理心，但畢竟那是自己曾經經歷過的折磨和苦難。用自己天生的家世或外表來嘲笑別人，真的相當下流，不要說從事政治為眾人服務，根本缺乏基本的人性。韋伯說：把政治當成一種職業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為政治而活，另外一種是靠政治而活。 這一種是想要靠政治而活，而不是為政治而活。尤其這種霸凌真的既膚淺又惡劣，展現自己內心的醜陋，即使再美麗的面孔和身材，配上這種內涵，再也無法吸引正常人。 台灣民眾黨的這些政客，真的展現人性的醜陋，令人難以忍受！

  我們花了不少時間才真正認識黃國昌和柯文哲，民進黨中也有郭正亮，那麼我們如何看待本來站在中國立場那邊的年輕人加入民進黨想要拿到政治權力？ 本來敵我意識是一刀切，尤其從事政治最忌憚變色龍，但從 2014 之後有多少藍藍路的人成為 1450？中華民國的黨國體制歷史尚未結束，台灣情況很不一樣。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說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特質是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韋伯也有另一個格言：把政治當成一種職業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為政治而活，另外一種是靠政治而活。 不管為名利或為理想，這種投入（靠）民進黨的現象，我覺得是一種好事，表示這個本土政黨是蒸蒸日上。 如同愛因斯坦說：「如果您不必依靠科學謀生，科學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如果不必依賴寫作謀生，每天早上起來寫篇文章是快樂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被班長帶隊操練，每天去跑個十公里是種享受。中國當然最想滲透民進黨，政治不會有純友誼，1450 是重要的力量。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認識一個人？完全沒有問題才能用？這不是面對現實的態度。權力是真正的試金石，為了理想或名利，會不會叛國，關鍵時刻才能知道答案。

  2014之前，我的確政治冷感，人生的前半馬大概跑到了目標，升等正教授已經有好多年的時間，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折返點，一直往前跑到底符不符合這場人生馬拉松的遊戲規則。 參與這場運動之後，生活突然有重大的改變，寫東寫西、最後跑步，我想我如果沒有參與這場運動，應該不會寫東西，當然也不會跑步，這是人生的不同路徑。 從對國家的生存危機產生的思考，個人的問題就微不足道，但漸漸地對自己產生懷疑，到底要有什麼樣的獨統立場？國家和個人安全是什麼？慢慢地這些問題就會激盪出更基本的問題，我還活著嗎？生存的意義是什麼？死亡可怕嗎？ 這是每個人從小應該要思考的問題，突然出現在自己的腦海當中，會讀書卻不會思考可能是我能夠在填鴨系統中勝出的原因，一旦知道這些人生問題的重要，考第一名就顯得微不足道。 哲學和馬拉松有很多共同點，兩者通常要求很高，而且都很有回報。兩者都需要毅力和耐心，跑者和哲學家經常會從非跑者和非哲學家那裡得到茫然的表情。為什麼有人會在寒冷、黑暗的冬日早晨五點起床跑十公里？甚至在狂風暴雨的太平洋海岸，拼了命地跑42公里？為什麼有人會思考一堆看起來無聊、沒有任何答案的問題？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我為什麼要活著？死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太陽花運動之後，我的確費了很多心力在一些囉哩八唆的事情上，但因為這樣的過程，我似乎找到了自己，還得到了哲學和馬拉松兩個重要的禮物，真的非常神奇。

  昨天上課時跟研究所學生講，唸書和做研究似乎很像，社會上一般的觀念，念研究所是大學部的延伸，碩士學位是進階的學士學位，博士學位是更進階的碩士學位，感覺好像是這樣。其實這中間有不小的差別，雖然絕大多數有博士學位的人都是爬這樣子的學位歷程階梯，但做研究和唸書有相當大的不同。 簡單來講，唸書是獲取前人的知識，靠著毅力和勤奮通常可以得到不錯的成績；然而做研究是創造知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創造與眾不同、前所未有的知識，兩者的關聯並沒有這麼絕對。書唸得好但研究完全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我已經聽過好幾個美國教授跟我講，他們遇到了奇怪的學生，有些中國的省狀元非常會唸書，但完全不會做研究。 努力唸書通常很難失敗，在既有的知識範圍裡面考一百分，不一定就能夠創造知識。通常有毅力好好讀書的優秀學生做研究，往往卻會面臨許多挫折和失敗的結果。 台灣的研究所教育很奇怪，許多人是來讀書，而不是來做研究，很多學生喜歡找輕鬆的教授，尤其手頭沒有研究計劃不會給學生額外負擔、兩年一到學生就畢業的教授很受歡迎。 目前台灣的中學，也開始強調學習歷程，這中間很多有類似做研究的精神，但要像美國中學生那樣，其實有相當大的困難和挑戰。不可諱言的，華人的世界個人主義並不盛行，家族力量會用在每件事情上，包括小孩的教育升學，個人的獨立自主會受到不少影響。我曾經寫篇文章說德國免費的大學教育並不排富，因為有錢人的小孩也需要國家幫他們獨立，類似這樣的概念，我們不太容易體會和了解。 大年初一大陸男足意外兵敗越南，確定無緣今年卡達世界盃，這件事情在中國引起很大的憤怒，足球和半導體是中國費勁心力想要發展兩個重要的領域，整個國家花了那麼多人力和金錢，最後都只能曇花一現，其實跟我前面講的中國省狀元做研究的狀況有些類似。 尤其足球的失敗比半導體的一事無成更令中國民眾感到挫折，因為足球被添加更多的民族主義因素。 之前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講到中國半導體失敗的原因：不腳踏實地只想用國家資本的力量彎道超車，中國這個國家積弱太久，太想出一口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經濟學家修正中國會超越美國貿易規模的預測，可能永遠不會有那一天。 中國挖了很多足球明星，足球員刺青的一大堆，但中國的足球明星不准展露刺青，在德國人的眼中裡面感到不可思議，中國竟然用國家的力量來明文規定禁止這樣的行為，這個國家道德低落，卻什麼都要乘載道德教條。 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缺乏走正道的精神，就像會讀書不會做研究的省狀元，填鴨死背只會訓練抄襲的能力，講到做研究，只有在自由的土地，才能長出創意的果實。  

  我德國的指導教授拉杜在今年年初開始所謂的數位節食（Digital Diet) 16/8，每天有16個小時不接觸手機、電腦、電視等數位產品，但有8個小時可以。他說這樣的生活非常痛苦，每天大概可以減肥幾個 Gbits，少了很多身體上的負擔，可以得到非常多的時間。對一個已經退休的人，無所事事，時間這麼多，竟然還能夠那麼有毅力去進行所謂的數位節食，真的很「拉杜」！ 大人常常指責小孩各種不同的上癮，傳說對決、太空狼人殺、白痴的1分鐘抖音或YouTube等等，那有反省自己有沒有什麼東西上癮？跑步或寫文章難道就是好事嗎？甚至追求工作、名聲、金錢、官位等等，不是一樣荒謬可笑？ 現在不帶手機很不方便，到那裡都要用手機簡訊1922登錄自己的數位足跡，食衣住行育樂跟工作完全脫離不了手機，手機變成第二生命，真令人感到悲哀。 身體肥胖容易發現；但腦筋空空往往自己都不知道。殘害身體的垃圾食物大家都知道要盡量避免；但殘害精神的垃圾食物，多數人卻默默接受餵食。 拉杜當然也會回顧沉溺於過去自己的成就，例如英國女王拜訪柏林工業大學的時候，跟著德國總理梅克爾帶著女王拜訪實驗室，但我覺得他還是一直不斷地在走自己的道路。常軌最平坦愉快、令人感到舒服，但在上面也長不出任何東西來！

  不打疫苗基本上有兩種主要的想法： 一是認為疫苗不只無效，而且極其危險，傷害自己身體健康，遠比感染嚴重； 另一種是，認為疫苗安全有效，但自己年輕健康，不擔心自己感染COVID-19 會造成什麼影響。即便如此，接種疫苗將有助於保護與他接觸的其他人，部分人例如老人免疫功能低下，因此更容易感染病毒。然而，這種人根本不關心保護他人，懶得去接種疫苗。 我認識的醫生們絕大多數都說：有疫苗，就趕快去接種疫苗，這樣對自己和社會都有好處。在接種疫苗的過程，許多朋友的年邁父母因為媒體誇大報導疫苗的副作用和不幸死亡的案例，造成接種疫苗的心理障礙，但大部分都已經克服。不可諱言，我的同溫層相對比較理性，但還是有疫苗懷疑論者。 不幸的是許多有醫生身分的政客、網紅或是政客的配偶，沒有疫苗的時候攻擊沒有疫苗，有AZ的時候攻擊AZ，有高端的時候攻擊高端，甚至嘲弄放大疫苗接種不幸死亡事件，真的非常可惡。這些人並不是拒絕疫苗接種者，而是想要製造社會混亂，從中獲得政治利益。 對於拒絕施打疫苗的人，我們的社會應該要有一些策略，畢竟施打疫苗比率，是整個國家對抗COVID-19 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1. 不要把拒絕施打疫苗的每個人都看成一樣，並非所有拒絕者都一直並且永遠都拒絕。 2. 不要認為他們愚蠢，因為他們不是。非理性不是愚蠢的標誌，而是一個基本的人為常數，有時會影響我們所有人。 3. 不要給他們統計數據，他們有自己更相信的數字。 4. 不要與那些既不恐懼、不懷疑、也不理解擔憂的人討論，因為狂熱無法對話。 5. 非理性既不能透過獨裁，也不能透過民主的多數決來防止，而只能從小地方的教育開始。 6. 告訴他們那些鼓吹反對疫苗的人，最後都去打了疫苗。 7. 什麼都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只能默默的祝福，達爾文會解決一切問題。

  要推台北通這樣等級的服務，對外部的攻擊，需要有多少資訊安全的防護？多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多少的資訊安全稽核？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和資安能力顯然不足！ 至於對內部的攻擊，更有複雜的忠誠考核與管理的問題！應該很多人不相信柯文哲，這樣的信任關係，更令人感到害怕，資安就是信任與否的問題！ 看伺服器網域名稱是香港阿里雲，很難斷定是否通敵，但發生這種事情，表示台北市政府沒有能力處理台北通的資訊安全問題，而且一定很多東西都是外包廠商，這個部分問題應該會很嚴重！

  上週末納達爾在一場歷時 5 小時 24 分鐘的史詩般澳網決賽中，擊敗梅德韋傑夫。納達爾不僅已經是 35 歲的資深網球運動員，而且腳部受傷六個月內幾乎沒有打過球，最近還感染了武漢肺炎。就在決賽前六週，他想自己是否能夠再次參加職業比賽。 Clive Brunskill/Getty Images   但他最後得到了冠軍，他是天生的運動員嗎？這種專長是與生俱來的嗎？我大學的時候遇到幾個這種超級學霸，看他輕輕鬆鬆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考試出來的成績都在全系的一二名，比平均的分數往往還要多一倍，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這種人，但是不多，至少在我的大學生活經驗裡面，即使在第一志願的科系中，這種人也不會超過5%。 絕大多數的同學是因為知道如何安排生活，才能夠把成績弄到第一志願的標準，這種修煉的過程，只有走過才會知道。上次去華視錄汪浩的節目，結束之後，有個在世界知名企業擔任高級主管的學弟請我吃飯，我問他都提拔那些人？他說大部分直覺就是用和自己背景一樣的人，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並不是這些人特別聰明，或是能力真的有多好，而是在那種養成的過程當中，訓練出來那種穩定的心性令人放心，雖然不是每一次都正確，但八九不離十。 他講這段話的時候我突然想到以前在柏林的實驗室，拉杜只收已經拿到各國政府獎學金的研究生，或許也是同樣的道理。 關於誰是最偉大的運動員，我們無法比較不同時代的球員，計算在職業生涯中獲得多少場勝利並不能保證這一點，因為球員在職業生涯中獲得多少冠軍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例如同期球員的素質，過去的運動員使用不同的設備進行比賽，是否有嚴格的訓練制度等等。 納達爾年紀一大把、受傷、生病還缺乏訓練，能夠得到澳洲網球賽的冠軍，的確可以列入最偉大運動員的名單當中，其實看到這則新聞最讓我集中焦點的是5小時24分，跟我上一次跑全馬的時間差不多。 還沒有比賽之前，都在修行，沒有人知道誰會得到冠軍？重點並不是得到冠軍，而是培養自己得到冠軍的可能，這才是一輩子受益的事情！

  臉書的股票一日之間崩跌四分之一，元宇宙是一場虛幻嗎？是小朋友玩的遊戲嗎？從他主要訴求的商品，販賣虛擬房地產和虛擬服裝、提供各種虛擬體驗，以及收集難以想像的大量數據，希望成為人工智慧、巨量數據的基礎，這種美好的想像，有很多的確是小孩的想法。 祖克伯想像中的元宇宙，並不是一個遊戲，而是現實世界的延伸，尤其是真實的經濟互動，與已知的虛擬世界形式，例如第二人生，並不相同。他和希望登陸火星的馬斯克一樣充滿野心，想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為人類創造奇蹟。 圖／翻攝自祖克柏臉書   不管元宇宙或殖民火星，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建立一個新世界，可以讓人們不用擔心現有的世界。一旦移民第二個虛擬現實，甚至是第二個星球，就更容易放棄保護現實的責任，因為有了替代方案。 這跟人類出現在地球不一樣，不論在元宇宙和馬斯克的火星上，所有的遊戲規則都已經寫好了，贏家和輸家早已命中注定，並不像地球從沒有秩序的混頓當中，物種演化到人類存在的情況。 很多討論元宇宙的文章，都會講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利潤下降的趨勢之下，資本主義一定要再去尋找不斷增長的市場經濟，金磚四國或非洲奇蹟已經不再是任何可供增長的資本主義市場，一切都在資本論的預料當中。已經積累的財富不斷增加，基期太大就是相關的利潤一直下降的原因。即使收益在絕對值上保持不變，資本的增長幅度太大以致於投資報酬率不斷下降。 殖民火星困難重重，但感覺比較有真實感，元宇宙的幻想更進一步。在完全數位化的環境當中，不需要創造新的需求或開發新的資源。它只要重複喚每個人的舊需求，感官刺激、虛榮心與永遠不滿足的慾望。元宇宙的廣告台詞大概可能是這樣：你在台北市買得起一間房子嗎？這裡你可以擁有一座豪宅。在虛擬世界裡面有一座莊園，讓人在租下的破舊公寓裡面，感覺比較不會那麼悲傷悽涼。 現實世界不重要，元宇宙是公平的，歡迎大家拋棄醜陋崩壞的地球，搬家到元宇宙的世界，這是一個公平正義美好的新世界，美中不足的是，還是要用在醜陋世界勞力賺取的真實鈔票，才能有開始的立足之地，之後你就可以選擇要在真實世界或虛擬世界繼續努力為資本家效力，也可能同時在這兩個世界成為不同形式的奴隸。  

  在鎭西堡凌晨三度的低溫，開始春節假期的最後一天。這裡有點像日本冬天的北海道或柏林下雪的日子，嚴寒的天氣總能帶來冷靜的思考，有下雪的地方，可以產出偉大的藝術作品。 莫斯科紳士裡面，亞歷山大．伊里奇．伊斯托夫伯爵說：人生不可避免的，最終總是要選擇某一種哲學。他說自己選擇的哲學是「天氣」，不是任何教條的「主義」，或是探討人生的「宗教」。紳士選擇該做的事情，而不是想做的事情。伯爵認為：相信好天氣與壞天氣會帶來無可避免的影響。他相信早降的霜、拖長的夏、不祥的雲、稀薄的雨，甚至霧氣、陽光和落雪都會帶來影響。他尤其相信，溫度計上最微小的變化都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因為天氣而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我中學時每天早起唸書，卻從來不運動，房間的北邊是一片荒廢的草地，冬天北風吹過來，會讓人只想躲在棉被裡面睡覺不想起來。那年冬天我跟爸爸講天氣真的太冷，他就在窗戶外面鋪了一層厚厚的塑膠布，試圖用這樣來遮蓋抵擋荒野空地吹來的寒風。這層塑膠布根本發揮不了什麼功用，凌晨的天氣一樣寒冷，北風依然凜冽。但神奇地我沒有再抱怨，之後繼續維持每天早起的習慣，我想是這種做法讓我失去賴床的理由。 弗里德里希·尼采說：人類智力和心理成長的最大敵人是自我保護的本能，一個明顯的跡像是人類渴望避免寒冷、惡劣的氣候。他相信寒冷的天氣滋補心靈和令人振奮，他喜歡爬山，呼吸稀薄而清新的空氣挑戰身心。對他來說，面對最嚴酷和最極端的情況是保持活力、驅散舒適安全令人窒息生活的方法。 柏林寒冷的天氣讓我在唸書時，有段時間不斷地重複感染支氣管炎，經常四肢無力，甚至半夜停止呼吸。常常覺得自己不知道能否撐過那個冬天，身體雖然痛苦，但心靈卻異常的平靜。 我們會在舒適中腐爛，寒冷的天氣不能成為平庸的藉口。人生一定要選擇某種哲學，這種刺骨的寒風讓我想起爸爸那一片毫無用處的塑膠布，隱藏的花火燒掉我懶惰的藉口。  

  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看到一些位居高位的人，不管是總統、市長、立法委員或市議員等等，表現得荒腔走板，有時候會有一種想法：我來做也不會比較差。這種念頭讓不少年輕人，像飛蛾撲火般奔向政治的領域。我助理教授的時期，看到不少運氣很好的正教授，一開始教書就是副教授，把博士論文的東西整理衍生發表之後，就幸福的成為正教授。 年輕人看到這種社會的狀況，當然心中會感到不平，產生羨慕嫉妒的念頭，感嘆時空背景的造化。後來我覺得這種想法很愚蠢，為什麼找最爛的來比？應該要找最強的，不是嗎？有了這種想法以後，心裡就找到平靜，也可以腳踏實地安心的做研究。 世界是不公平的，每個人出生時就有巨大的差別，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到底要如何安身立命？ 大年初二我去大內看爸爸，匆忙之間沒有買花，在那附近也買不到花，什麼都沒有帶，但隱約還記得爸爸植存的位置在哪裡，在那區域繞了幾圈。 想到卡繆異鄉人的開場白：「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確定」。一開始就讓人覺得毛骨悚然，這不是一個正常人，連媽媽那一天去世的都不知道。我想卡繆想要表達死亡，尤其是至親的死亡，可以有不同面對的選項。死亡一定會到來，今天或昨天有什麼差別？絕對要感到悲傷痛苦嗎？ 後來書中主人翁因為陽光太強殺了一個阿拉伯人，根本沒有任何強烈的動機，甚至不算有動機，至親的死亡和自己執行的殺人都是懶懶散散、荒謬隨便的面對。 審判的時候，他沒有在母親的葬禮上哭泣，因此受到批判，沒有流淚使他變得邪惡。面對死亡難道只能夠有悲傷一種感受？不像大家一樣流下眼淚，就會成為一個冷酷的禽獸？ 羨慕、嫉妒、哀傷、快樂等等是我們可以感受到的事情，但我們可以有與一般人正常反應不同的感覺嗎？想像事物的能力是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基礎。道德源於同情，同理和同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他生命，但這種想像的過程也容易變成羨慕嫉妒。 沙特說：存在先於本質，我們生來就沒有固定的本性，而是必須每天選擇或創造自己。出生時雖然有聰明才智的不同，也可能有貧富差距甚遠的父母，但人類沒有預先確定的本質，而是可以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善惡規範，然後必須為此承擔責任。 要如何選擇或創造自己？找什麼對象來發展同理心？讓別人快樂的時候，自己真的可以感到幸福嗎？ 生活就是選擇的累加。

  小英男孩用英文翻譯台語的過年娛樂節目，突然在同溫層爆炸開來，上次的不在籍投票議題跟安全有關，這次的語言議題是文化的問題。 我一個大一時一句北京話都不會講，必須用國語日報來練習國語的南部人，對於這個事情頗有感觸。語言本來就是極其敏感的政治問題。當年在德國，學校裡面一律規定一定要用德文上課，不可以用英文，外國學生也一定要通過學校的德文考試，有了基本的語文能力，才可以真正註冊入學。電影和電視節目，英文發音都規定在某一些比率之下，看著德文版的辛普森家庭，感覺一種複雜的文化交錯。 政治上很難區分說話和行動，因為說話意味著行動。講英文是否比較高級？能夠使用流利的英文是否代表聰明有學問？這在一般台灣的社會是肯定的，所以才有這麼多英文補習班的原因。 講英文的時候，雖然不見得了解其中的含意，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那個是英文。至於講德文因為大部分都聽不懂，所以跟講非洲土話在台灣的社會也沒什麼兩樣。 台語在歷史上曾經受到刻意的壓迫與貶低，拿這種東西來做政治的操作是相當的危險，尤其幽默與嘲笑很難拿捏，很少人能夠掌握到剛剛好諷刺的尺度。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成功的諷刺」，很少人按讚，但這篇文章其實相當的有用。 成功的諷刺作品是在尊重受害者的痛苦之下，嘲笑加害者或揭開加害者的神秘面紗。失敗的諷刺作品使用某些恐怖的想像，觀眾只會對諷刺者的冷漠感到恐懼，而諷刺重點的加害者卻不在焦點之中。成功的諷刺所呈現殘酷的描述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娛樂。 Kurt Tucholsky 說：諷刺作家是一個冒犯別人的理想主義者：他希望世界變得美好，世界正在變得糟糕，而他在與邪惡搏鬥。諷刺主要是反對某件事，針對一個被認為有缺陷的事項，以及形式上令人難以置信的現實，不管人，機構和態度。 看了那個節目之後只要問一個問題，觀眾會不會認為英文更高尚，台語更低下？講英語的人好棒棒？ 這是不是一個聰明的政治操作？讓看的人自己去判斷？

  有個官員私下跟我說：立法院有幾個立委真的扯爆，聽這些人質詢，尷尬癌上身，很想立刻離開，要不是還有使命感，真的沒有辦法留下來忍受聽那種邏輯和言論。 蔡壁如捍衛民眾黨提名酒駕的貼文，用了聖經上的話：「你們當中誰沒罪的，誰就可以用石頭扔她」。此外又認為民意代表表現的標準要「愛民如子」。真不知道是活在哪一個年代的人？ 台灣民眾黨的雙重標準針對內外不同的批判強度，已經到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正常的做法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而不是反過來。一個只有6000多人的政黨提名100多個民意代表，真不知道目的為何？ 首先民眾要求政黨不要提名酒駕前科的候選人，跟這個政黨之前大力批評的道德瑕疵一洒駕，有相當大的關係，並不是丟人石頭，因為是屬於道德層面的訴求。 此外在法律上，要是這個婦人罪有應得，法律上應該被處以極刑，那麼行刑者有沒有罪根本和這件事沒關係。這是一般人應該具備的法律常識，更不用說制定法律的立法委員。 回到丟石頭的事件，當時耶穌所在的地方是由羅馬帝國統治的，這個問題其實原本是要用來抓耶穌的把柄。婦人犯的姦淫罪是出自舊約的摩西律法，但並不違反羅馬律法。講這句話是為了躲避這個困難的問題，解決自己所面對的兩難處境。不違反羅馬的法律，當然就不能懲罰她，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通姦是道德上的問題。 立法院是要制定法律，而不是在道德上制定戒律，不過很多人都分不清楚法律和道德之間的區別，一般民眾搞不清楚，部分立法委員也搞不清楚，把法律當成戒律，把戒律當成法律，混亂的不得了。

  包括紅藍白黃都認為民進黨的網軍很厲害，不管是趙少康的福食，或是陳佩琪所謂的放大檢視，其實是因為支持本土政權的野生1450大都是活躍的聰明年輕人，尤其他們非常有耐心想辦法挖掘保衛本土政權所有可能的資料，兩邊支持者年輕人的比例相差太多！ 一般人對於政治的參與有以下幾種：一、投票；二、以黨為導向的參與；三、以問題為導向的參與 ；四、公民不服從；五、針對人民不滿的政治暴力和事物。 台灣的民眾對政治參與有越來越積極的態度，大部分對政治有熱情的參與，項目是一、三、四。許多衰敗的政黨不了解，台灣民眾的政治熱情主要是因為中國霸權專制獨裁，尤其在香港被強制收回自由及部分民主之後，有國際觀的人因為這種威脅進而對政治產生熱情。在野黨及其信眾總是要把其解釋或歸類為二，因此總覺得自己的網軍不夠力，或是投注的資源不夠多。 其實政黨的網軍大部分都很廢，野生1450很多都是一夫當關的單兵部隊，當自發性、有熱情且具備能力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就會有一股龐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很難引導或控制，並不是民進黨贏到天涯海角，而是那一種在憂患之中想要保衛本土政權的力量越來越大！ 決心是最大的天份、熱情是最強的力量！  

  封鎖了一個疫苗懷疑論者的臉友，這位熱心的朋友已經好幾次說我打疫苗是中招，順著我的文章「工具人的反思」，他說疫苗也是一場大滅絕的陰謀。 這個部分我勉強還能夠容忍，昨天他又傳來十大刺突蛋白排毒必需品，叫我吃這些東西，我就無法忍耐了。 懷疑世界正統科學家們認同的疫苗，卻相信不知道從何來的排毒必需品名單，兩者相較之下的邏輯混亂，這是我無法忍受的地方。如此的思考是危險的，即使只是周遭朋友的思考，還是有可能為自己帶來風險，遠離這樣的人事物比較容易有清醒的頭腦、理性的邏輯。 殘缺的知識比無知更危險，矛盾的思考危險性比不思考還要來得可怕。邀請人們為自己思考，除非他們做得很好，否則他們最終可能會相信更多的謊言，而不是察覺真相。更可怕的是他們會更加相信他們自己，因為這些想法將是他們的。他們會擁有它們，而「自己的想法」往往比「真實的想法」更有吸引力。 很多陰謀論者都沉迷於否認那些被廣泛認知的事實，地球不是圓的、疫苗是害人的、有人可以永生不死等等。 思考需要的不僅僅是智慧，還需要完整，很多問題的確存在於邏輯推論的細節上。陰謀論者很少有惡意，他們可能擁有所有必要的批判性思維技能，但缺乏思考的關鍵美德，尤其是「誠實」和「精確」。我們必須真誠地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並且我們必須要求我們的事實和推論的精準度。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絕不能讓我們的慾望和偏見成為阻礙。 大多數陰謀論者都對他們的理論產生情感依戀，這使他們對明顯的缺陷視而不見。他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們的信仰給了他們一種使命感，他們的邊緣性被提升為特殊性。 思考其實是嚴肅而危險，不完整的思考更令人感到恐怖，隨便得到「自己的想法」會讓自己瘋狂，我已經看到太多這樣的人，很為他們擔心但束手無策，為了維持自己理性思考的環境，通常只有保持距離。

  我去過柏林的萬湖（Wannsee)很多次，這個地方風景非常優美，在這裡散步每次都很愉快。有個非常恐怖的歴史事件在這裡發生，所謂的萬湖會議，這是一個納粹德國官員討論「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會議，在1942年1月20日舉行，這個會議落實了有系統的猶太人大屠殺方案。 德國納粹的最高層都沒有參加這個會議，這是一個純粹由事務官們討論如何有效率執行獨裁者進行種族屠殺決定的會議。阿道夫·希特勒、約瑟夫·戈培爾、海因里希·希姆萊等人都沒有出席。會議參與者的任務是為進一步迫害和滅絕猶太人的組織實施創建一個框架。 大規模滅絕猶太人並不是在萬湖會議上決定的，屠殺歐洲猶太人的滅絕早在 1941 年夏秋兩季，納粹就在蘇聯被佔領土上系統性地殺害猶太人。 然而，萬湖會議是一個“轉捩點”，在此會議重新定義了“最終解決方案”的時間、方式和地點”。從此，納粹政權內部形成了一種共識，即在整個納粹控制的歐洲進行戰爭期間的大屠殺，總共殺了大約 1100 萬猶太人。 萬湖會議一個月後，希特勒公開總結會議的成果，卻沒有提及會議本身，但這個會議及其留下的文件是納粹種族大屠殺最直接的證據。 瘋狂的獨裁者，加上高效率的事務官僚，創造出令人恐懼的悲慘世界，還留下完整的證據，真的非常恐怖。表示沒有人認為這是件不應該做的事情，是要有什麼樣的信仰或盲目，才能做到這樣的地步。 雖然說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因此才和一般動物不同。但一個有效率的工具人，只有專業沒有自己的思想，存在的價值是工具而不是人。大屠殺的責任難道只在獨裁者身上嗎？

  我總覺得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戰爭的機率並不低，因此包括自己的生涯規劃、小孩的教育、父母年邁生病和死亡，有另外一種不同的角度跟想法。人都會死，但如果大家一同在戰爭中死去，那會怎樣？ 當然資訊戰爭是目前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資訊科技革命對台灣造成相當大的混亂。但經過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競選總統、然後高雄市長又被罷免的這些紛紛擾擾之後，它的有效性逐漸在遞減當中。 世界疫情基本上到目前為止都相當的嚴重，台灣相對來講，呈現比較好的狀況，雖然刁民還是很多，社會上還是一片安和樂利的氣氛。 從國外看台灣，許多媒體都為台灣緊張的不得了，今天看到德國時代雜誌有篇文章一開始是這麼說的：看著世界的混亂——隨著 2022 年的開始，我們會發現很多陰霾，烏克蘭和台灣這兩個麻煩點可能會成為戰爭的前奏。這種說法不是無跡可尋，烏克蘭眼看就要開始戰爭，槍炮、彈藥、坦克車、流血和死亡等等。武漢肺炎帶來世界的混亂，最後總會引起一些爆炸性的後果。人類的世界通常使用戰爭，尤其是大規模的戰爭來解決問題，大災難會讓小災難和不方便的痛苦顯得微不足道。 許多人認為中國不可能打仗，共產黨軍隊腐敗，政府高官也沒有那種意志和決心，但是一個專制的國家要發起戰爭，跟任何的政策一樣，獨裁者的意志可以決定一切，如果你是個獨裁者，一個沒有繼承者，看不到未來的獨裁者，你本來很受歡迎，但你的人氣開始消退。該怎麼辦？創造敵人、製造問題、設法挑釁！ 簡單來說：發動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