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樂島的歷史重要性，不在於目前的作為和明年的目標，而在於以其風向預示台獨和華獨未來的路線鬥爭。圖／張家銘（資料照） 據說科學新思想的成功不是依靠理論本身的說服力，而是依靠新舊理論信奉者的世代交替，政治認同較之科學理論，對世代交替的依賴性只會更多。1789年以後的民族建構，絕大多數是經過世代交替才完成的。1800年的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以希臘東正教徒自居，承認奧斯曼（編按：台譯「鄂圖曼」）帝國有權統治拜占庭皇帝的臣民。1821年的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驅逐突厥、恢復希臘以後，以「從特拉比松達到賽普勒斯」的希臘民國各省自居。1850年代的希臘主義者和保加利亞主義者為了爭奪下一代的教育權，在君士坦丁堡和奧德薩展開了激烈的語言戰和學校戰。1870年代的政治鬥爭，終於使希臘人、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分道揚鑣。 奧斯曼人的兒子是希臘人，孫子是瓦拉幾亞公國和東魯米利亞公國希臘人，重孫是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哈布斯堡帝國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遵循了幾乎相同的世代交替節奏，只是省去了相當於明清之變的奧斯曼帝國征服。西班牙帝國的巴拿馬人和烏拉圭人在帝國解體和民族解構的世代交替中，則省去了最後一代的語言戰爭。 共產國際的入侵打亂了滿洲帝國和日本帝國的類似節奏，造成了今天的臺灣問題，但冷戰的壓力緩解以後，從帝國認同到民族認同的世代漂變規律仍然清晰可見。選民結構照例每隔二三十年改變一次，最近兩次以1990年代的野百合運動和2010年代的太陽花運動為標誌，兩次世代交替之間的選民結構基本穩定，因此政治符號的動盪不會影響大局。2014年的地方選舉、2016年的大選、2018年的地方選舉、2019年的喜樂島公投都針對同一批選民，因此可以預斷後兩者的結果不會偏離前兩者太多。人民的本性像大海一樣保守，看似驚天動地的巨浪其實頂多觸及海水的千分之一，但政治家正如哈樂德·麥克米倫所說，是駕駛紙船在怒海上航行的人，他們為更短的時間線負責。 民進黨追求華獨共主地位 喜樂島聯盟是一個邊界模糊、方向開放的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個組織穩定、目標具體的政黨，其性質就預先決定了他們無論成績如何，都無法競爭民進黨的生態位，正如草原上的獅子即使失敗，也不會被森林裡的老虎取代。他們的歷史重要性不在於目前的作為和明年的目標，而在於以其風向預示了台獨和華獨未來的路線鬥爭。 目前，台獨包括兩種含義。第一種是取消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體制，代之以臺灣共和國或諸如此類的國號及相應的憲法體制。第二種是取消漢字和滿大人語的官方地位，代之以拼音化母語和英語、日語等第二外語。烏拉圭和拉美各國代表第一種模式，保存了西班牙語和天主教拉丁文化的官方地位。芬蘭和中東歐各國代表第二種模式，民族取代帝國的程式和母語升級為國語的程式互為表裡。喜樂島聯盟公開的目標，就是台獨的第一種含義。華獨意味著中華民國（臺灣）作為獨立國的既成事實，因此任何長期執政黨都將自動成為華獨共主。民進黨政府追求的目標，就是華獨共主的地位。 1990年代的選民結構調整結束了威權與民主的對立，代之以此後二十多年的獨統對立。現在的選民結構調整結束了獨統對立，代之以台獨和華獨的對立。民進黨作為華獨共主的地位既然難以撼動，爭奪台獨主流政黨的鬥爭就會自動白熱化。獨統對立時代構成民進黨堅定支持者的獨派選民，遲早會另選政治代理人。 喜樂島聯盟並非政黨，不會威脅執政黨的官職和議席，仍然引進了民進黨的尷尬和警惕，當然是因為台獨的群眾運動很難不產生台獨政黨。聯盟很可能運用公投動員凝聚的群眾力量，分化和收編包括民進黨在內的獨派各黨的部分派系，以民進黨和現存獨派政黨皆不足以滿足台獨選民的期望為辭，組成以爭取主要反對黨地位為目標的台獨新黨。李登輝老謀深算，上次從國民黨挖出台聯的時候，就採取了與此非常接近的策略，但當時尚在選民結構相對穩定期，因而收效不大，現在的時機倒是足夠成熟了。一個徹底的台獨黨將是民進黨政治經紀人的噩夢，但民進黨自身的策略和需要都會促成這種類型的政黨生成。 民進黨的基本策略和最大需求，就是奠定長期執政的基礎。因此，一定程度的體制化並非權宜之計。新舊統治集團嬗替之際，諸如此類的現象原本不足為奇，而且非如此不足以彌補獨派在軍事、外交、教育、司法各界菁英培養機制內的劣勢。這些關鍵少數集團的新陳代謝，總是比選民結構的演化遲滯一代人以上。民進黨體制化的最大犧牲者，顯然是原先的統派。他們只有競爭華獨路線，才能避免在現有選民結構內邊緣化，然而如果競爭華獨路線，其主張就很難跟執政黨的實踐形成鮮明的區別。在野黨的主張跟執政黨重合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因為支持者群體就被執政黨吸收而泡沫化。 易卜生諷刺的「社會棟樑」無論在哪裡都是現實主義者，較之任何理想和主張，更看重執政黨的最大優點：「無論你喜歡不喜歡我們，只有我們才能給你把當下的事情辦成」。這些人被民進黨吸收，只是時間問題。民進黨政府和主流派別在體制化過程中，會贏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現實利益，只有純而又純的理想主義者才會認為，任何政黨的大多數領導者能夠對此無動於衷。 當然，有所得必有所失。任何物種都無法同時佔據不同的生態位，而政治生態比自然生態更厭惡真空。民進黨的另一些派系、理想主義者、剛剛獲得選舉權的年輕人自然會感到失望，跟前述的台獨選民合流。結果是民進黨在下一個選民結構穩定期，佔據了李登輝時代國民黨主流派的生態位。台獨政黨佔據了民進黨在1990年代的生態位。殘餘的統派政黨進退失據，竭力維持國民黨非主流派在1990年代的生態位。 華獨與台獨對立取代獨統對決 華獨與台獨對立的政局取代獨統對立的政局，事實上為第一種含義的台獨排除了障礙，正如日本保（守派）革（社會黨）對立格局的瓦解，為憲法修改掃清了道路。只要統派仍然是主要反對黨，中華民國的憲制和國號就永遠無法修改，只要社會黨仍然是主要反對黨，日本就永遠無法重整軍備和恢復正常國家地位，選民結構的世代交替固然是根本原因，但政治家在歷史表層的引導和操縱技術也並非無足輕重。喜樂島聯盟對民進黨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為公投所做的動員，無非是修憲正名的軍事演習。台獨和華獨的相互攻擊，是上一個結構穩定期的異常現象，但在下一個結構穩定期，就會變成沒有新聞價值的正常現象。公眾永遠健忘，很快就會習慣新常態下的天經地義。 第二種含義的台獨，目前還沒有成熟到足以構成政治議程的地步。母語問題是否應該構成再下一輪分化的焦點，在2040-2050年的世代交替以前不會有答案。方塊字維持論最強的理由，大致包括以下幾項：民族建構的本質和要件，皆屬政治範疇、文化邊界作為認同標誌，並非必不可少、拼音文字雖然在長時段和大範圍顯示了優越性，但正因為如此才特別不適合交給習慣於短期行為的政治家處理。既成事實若非危害巨大而急迫，不如聽其自然演化。 母語復興論最強的理由，大致包括以下幾項，方塊字文化內置士大夫式的菁英培育體系，導致其使用者群體的人口繁育和習慣法團體分化都低於平均水準，不僅在近代世界的西方文化面前缺乏競爭力，而且在中古南洋的印度文化和伊斯蘭文化面前也落下風。臺灣經濟需要不斷引入東南亞勞動力，後者的文化、語言和血緣都跟臺灣原住民非常接近。母語復興有利於小範圍分化和大範圍融合，形成沒有明確邊界和標準的共同語言，不易在族群消長過程中發生戲劇性的政治斷裂。多數人口使用單一方塊字而少數人口使用多種拼音文字的族群結構，隨著方塊字族群的人口比例降至五成以下，很容易出現黎巴嫩化的危險，為敵國外患提供可乘之機。  劉仲敬（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諸夏曆史文化協會特約研究員）  

領導人第一要務 準確判斷民情與世界格局 人的命運和歷史的軌跡非常相似，短暫的節點和長期的穩定交替出現。老百姓誰都希望生活在穩定期，但領導人就不一樣了。太平時代的領導人，取德先於取才。決斷時刻的領導人，必須德才兼備。張伯倫若在19世紀的太平盛世，不會比索爾茲伯里更差，可惜生不逢時，誤國有甚於權奸。華盛頓和林肯之間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隆納．雷根之間的美國總統都不需要特殊的決斷能力，只要蕭規曹隨，珍惜國家元氣和民力民氣，在自己的崗位上提高服務品質就足夠了。領導人在可以因循的時候濫施決斷，同樣禍國殃民。所以領導人的第一要務就是準確判斷本國的民情和世界的格局，認清自己的地位和使命。 蔡英文。（本報資料照） 後藤新平啟動台灣的近代化以後，真正的節點也是寥寥可數。第一個節點始於第2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終於朝鮮戰爭的結束。國軍入台、228事件、白色恐怖、大移民、威權體制的確立都是這次節點決斷的產物，此後的30年只能一點一滴地修改。第2個節點始於上世紀80年代，終於90年代。台灣民間社會經過30年的成長，終於強大到足以產生精英集團的地步。冷戰的結束取消了威權體制存在的理由，蘇聯的解體刺激了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解嚴、野百合運動、憲法改革和總統直選都是這次節點決斷的產物，參與者和見證者塑造了今天的台灣社會。亞細亞的孤兒終於走出了歷史的夢魘，贏得了掌握自身命運的資格，然而成年人的世界是殘酷的，沒有不付任何代價的選擇。 本土意識升級 建構台灣國民共同體 啟動和結束冷戰的兩個節點造成了遠東安全體系的分裂，將台灣置於敏感和微妙的地位。朝鮮戰爭和金門危機畫定的遠東冷戰邊界一度變得模糊，隨著中國的挑戰性外交，又重新明朗起來。今天，亞太集體安全體系和TPP都已經處在呼之欲出的地步。同時，台灣模糊的本土意識逐漸演化為明確的共同體建構。2015-2016年之間的政治生態調整已經給小英總統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把自己的任期變成新的節點，穩定今後數十年的格局。如果她將決斷推給更加遙遠的未來，反而會給近期的未來增加大量的變數。 台灣不是今日歐盟 是20世紀的波蘭和現今的烏克蘭 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台灣命運共同體是一個襁褓中的嬰兒，躺在粗心大意的護士和處心積慮的惡狼之間。適用於成熟共同體的政治法則，對台灣異常有害。這些共同體早已度過了生死未卜的危險視窗期，而台灣尚未完全度過這段時間。台灣的政黨政治仍然屬於塑造共同體的生死鬥爭，不是共同體內部的俱樂部鬥爭。在成熟共同體的共識政治中，根本問題是政策。在塑造共同體的鬥爭時期，根本問題是認同。台灣不是今天的歐盟，而是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20世紀的波蘭和今天的烏克蘭。怎樣的政策調整能夠讓北美的保王黨人滿意呢？除非美國不復存在。怎樣的政策調整能讓頓巴斯的哥薩克人滿意呢？除非烏克蘭重新變成小俄羅斯。美國的國本之所以能夠穩固，就在於占精英人口1／3的保王黨逃亡加拿大。波蘭民族之所以沒有從世界歷史上抹去，就在於號稱自由聯盟的親俄派大貴族逃亡聖彼德堡。這些大貴族反對波蘭獨立的理由酷似馬英九支持服貿的理由，夢想獲得沙皇的特殊政策和歐亞內陸的廣大市場，把獨立的波蘭視為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反動。烏克蘭原本是東歐比較富裕的國家，因為認同和路線的分歧而搖擺不定，結果在鄰國已經接近歐洲水準的十幾年後仍然跟前蘇聯時代一樣貧困，最終導致了今天的戰爭。如果台灣在太平洋路線和亞洲大陸路線之間長期搖擺不定，並非不可能落到某種類似烏克蘭的下場。大黨的義務就是將路線和方向放在具體利益之上，否則很快就會喪失引導國民的資格，淪為仰人鼻息的分贓小團體。絕大多數民族共同體都誕生於認同和路線的邊界分割，因為共同體的定義就是邊界。 終結藍綠偽兩黨制 曖昧者一定失去未來 民主國家的簡單常識是：拒絕認同的政黨長期占據國會1／4以上議席，不可能不干擾民主的正常運作。國本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對國民的幸福和前途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由於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民主鬥爭同構，認同鬥爭也就偽裝成了政黨政治。做為過渡時期的策略，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過渡時期的特點就是不進則退。人民總是厭惡隨波逐流、缺乏方向感的領導人。曖昧者失去未來，這是一定的。今天的形勢已經給了民進黨巨大的機會，可以結束不健康的偽兩黨制，開闢沒有認同錯亂的真正民主政黨政治。這種政治有兩種最為有利的形式。其一：民進黨轉型為審慎型綠色大黨。台聯或其他小黨吸收第三勢力和民間團體，形成理想型綠色大黨。國民黨親民黨化。兩大政黨分別吸收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元素，逐漸發展為波蘭式的兩黨政治──保守民族主義黨和自由民族主義黨輪流執政。其二：民進黨扮演以色列建國初期的工黨角色，周圍環繞大批沒有能力單獨執政的小黨。小黨由第三勢力、民間組織和泡沫化的國民黨組成。在這兩種情況下，台灣的國本將會堅如磐石。國家安全、民主權力和太平洋願景結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發揮相互支持的作用。這樣的未來需要民進黨的遠見和審慎、台灣人民的勇氣和德性、國民黨和北京的自我毀滅性。在這三者當中，最後一項幾乎肯定會成為現實。前兩項則有賴於當事者的決斷。   中國國民黨倚靠北京 戰爭恐嚇應效忠和保護的人民 國民黨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認同錯亂，她選擇的路線本身就是絕路。她在南京執政的短期內，迅速將自己引向毀滅，一點都不是偶然的。數千年來，亞洲內地一直是血腥殺戮的現場。任何深陷其中的政權都將面臨選擇：或者用最野蠻的手段維持統治，或者滅亡。即使沒有共產黨存在，這一基本格局仍然無法改變。即使沒有美國日本和自由世界，朝鮮、越南這樣外邦至少也得以逃避改朝換代的大屠殺，保存了在中原早已滅絕的明朝以前居民後裔。國民黨的特洛伊木馬工作也許能破壞台灣，但怎麼也挽救不了自己。路線的失敗就是最根本的失敗，國民黨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她在兩條路線之間搖擺不定，而兩條路線共同的特點都是愈走愈窄。第一條路線就是倚靠北京的支援，用戰爭恐嚇自己本應效忠和保護的人民，愈來愈像香港地下黨。第2條路線就是趕末班車，倚靠地方派系向淺綠發展，多半會導致國民黨的分裂。 強化國民共同體認同 拒絕中共悲劇式的神化體制 北京政治核心的認知圖景包括兩種關鍵元素：中國革命史敘事和大國復興敘事，兩者相互構成對方的合法性基礎。前者是弱者（中國共產黨）倚靠高明的馬基維利主義，征服其前任盟友和保護人的故事。弱者首先要取得強者的保護，但不能誠實地忠於強者，而要在表面忠誠的掩飾下，尋找強者的弱點和敵人，利用保護人的敵人攻擊保護人的弱點，再利用雙方兩敗俱傷的機會，推翻或取代原先的保護人。從北京的角度看，國民黨、蘇聯和美國相繼扮演了愚蠢的保護人角色。他們首先以國民黨附屬勢力的身分，爭取到生存的權利；然後利用國民黨的弱點和日本對國民黨的進攻，在蘇聯的保護下取代了國民黨。他們仍然以蘇聯附屬勢力的身分，倚靠在朝鮮戰場和其他地方為蘇聯服務，爭取了獨立政治實體的身分；然後利用蘇聯的弱點和美俄鬥爭，在尼克森和雷根的保護下推翻了蘇聯的霸權。他們最後以美國合作者的身分，以免費搭車方式分享反恐戰爭和世界貿易的利益，用韜光養晦掩護了大國崛起的戰略；同時以機會主義的方式聯絡美國的敵人，修改近代以來一直由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這種策略極其有效，將中國共產黨由沒有寸地尺天的小團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諸侯，再變成東亞大陸的統治者，如今又企圖變成平行世界體系的創造者。 只有至高無上的目標才能為這些馬基維利的手段辯護，大國復興敘事構成了這種目標。這種神話宣稱：西方勢力在19世紀深入東亞以前，遠東的天下體系曾經是世界的中心。近代世界奪走了中國應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侮辱和傷害。遠東文明即使沒有引進西方的因素，同樣有能力自己實現近代化。天下體系體現了家長制的溫情主義，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國際體系優越。中國負有改造國際體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韜光養晦。實力一旦充足，大國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馬基維利能力才能實現天下體系的復活，其他勢力或原則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國只能由中國共產黨統治。大國崛起既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正當性和統治合法性的最終驗證，放棄無異於承認自己不僅無權統治中國，而且為篡位犯下了各種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這種認知圖景是無法改變的，未來的悲劇就是無法避免的，不到資源枯竭迫使她修改認知圖景，鬥爭就不可能結束。在此期間，任何低於徹底投降的任何局部妥協都不可能誘使北京放棄顛覆和滲透。所以對於台灣而言，最能強化共同體認同的政策反倒是最明智的。 10年黃金關鍵 清算黨產重建國本 小淵惠三時代，自民黨曾經策畫冷戰後的政黨格局演變，希望結束保守黨和社會黨對抗的局面，代之以兩大保守政黨對抗的局面。經過小泉和安倍，這種設想基本實現。目前民進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戰略。以下幾項政策是值得考慮的。國民黨長期掌握基層政權，與其並不正當的灰色資金流關係密切。2016以後的民進黨政府如果錯過了清算黑金的大好機會，就是對未來不負責任。黨產和腐敗問題不僅僅是轉型正義的問題，關鍵在於非清算不足以重建基層政治結構，非重建不足以穩定國本。台灣軍隊的現狀不大適合她的長遠安全需要，高級將領太多而中級軍官不夠多。好的軍隊應該有優秀和大量的中級軍官和士官生，足以為一支比正常情況大10倍的軍隊提供指揮官。高級將領人數多而在職久，對良好的指揮系統並不有利。未來10年幾乎肯定是美日聯盟軍事部署調整的時代，有必要及時加入軍事單位之間的磨合。共同體團結需要將以色列使命（出埃及）、命運方舟和太平洋願景結合起來，給人民提供認同和方向。 台灣居世界樞紐 把握時機奠定未來路徑 台灣的地緣和經濟形勢都最適合兩個世界的樞紐。一方是美日和技術來源，一方是印度南洋和勞動力來源。隨著北京的人口老化和挑戰升級，高速增長區肯定會移向印度和南洋。TPP完善後，世貿組織將會邊緣化。台灣把握這兩大調整，就能奠定數十年的基本路徑。芬蘭過度倚賴容易到手的蘇聯市場，結果在1990年代損失慘重，有必要未雨綢繆，防範類似的損失。日本比任何其他國家更了解東亞，台灣附近水道的安全尤其是日本命運所繫。就亞洲大陸霸權國家造成的潛在不穩定局勢而言，日本和台灣有最多的共同利益。美國維護亞洲太平洋的平衡，不允許大陸強權改變均勢，是她的利益所在和長期政策，台灣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因此台灣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共同體塑造的關鍵問題上，完全可以先發制人，製造既成事實。如果必要，甚至可以訴諸美國選民的宗教和道德直覺，抵制少數專家和官員的現實政治。從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看，台灣在這些手段上不是失之過度大膽，而是失之過度謹慎，錯過了許多維護國際地位的機會。韓國和以色列在類似的情況下，比台灣更善於利用美國的基本布局。所以無論從台灣國內還是國際因素考慮，未來5到10年都是決定長期走向的關鍵時刻。小英總統只要奠定了台灣在亞太安全體系和TPP當中的位置，時間和路徑的磨合就足以解決大部分細節問題。 解構大一統迷思 復興古老共榮傳統 台灣的安全需求和經濟需求，在上述的框架內就能實現；台灣的名分問題，有賴於中國問題的解決。20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問題，酷似19世紀和20世紀的德國問題。兩者都繼承了前現代多元帝國的結構，因此在近代國際體系和民族國家建構的潮流當中，遭遇了無法克服的障礙。民族國家要求精英和群眾的縱向整合，建立自我治理的小共同體；通過精英的橫向隔離，建構國際關係。帝國要求各地精英的橫向整合，將國際關係變成朝貢體系；通過精英和群眾的縱向隔離，降低共識成本。兩條路線不可能同時成功，無論如何選擇都必須犧牲另一條。德國只要堅持恢復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就只能承認希特勒的正當性，因為除了武斷統治以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阻止帝國的解體。中國在其短暫的憲政實驗中，連粵人和吳人的鬥爭都無法解決，一旦涉及內亞和列強，戰爭就不可避免。中國以後如果走上民主的道路，重蹈覆轍也是意料中事，只有解構大一統文化的迷思，復興諸夏共榮的古老傳統，才能同時保證東亞的自由與和平，包括台灣問題的最終圓滿解決。小英總統在處理現實問題和技術問題的同時，也需要大膽地打破帝國時代遺留的話語牢籠，鼓勵諸夏的自我解放，保護子孫後代免遭歷史的詛咒。

劉仲敬／中國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 習的鬥爭策略是分散威懾，重點打擊；以內制外，以老根據地挾制新區。（路透） 習近平在二○一六年夏天，基本更換和控制了華北各省的封疆大吏。組織部和江蘇的鬥爭正在白熱化，向有利於習的方向轉變。廣東的鬥爭以打擊中層幹部為主，幾乎沒有插入習自己的人馬，可見目標在於避免敵人或潛在異己份子控制該地資源，還談不上在這裡建立自己的底盤。邊緣各省仍然掌握在前朝班底手中，但大多數都是牆頭草，只有個別省份表現出強烈的反習色彩，其中居然包括新疆。習的鬥爭策略是分散威懾，重點打擊；以內制外，以老根據地挾制新區。他的地盤從四年前的孤家寡人擴大到「紅衣主教團」的三分之一左右，不大可能就此止步。紅衣主教團是指有能力影響政治局和有資格向政治局發展的中央委員和封疆大吏。 習的幹部路線已經很明顯，以親貴子弟為基本盤，團結西北華北土鱉幹部，清算洋務系、技術官僚系、匪諜系、沿海開放各省和財政盈餘各省。這是鄧小平數理化幹部路線的全面逆轉，酷似端王─李秉恆集團在庚子前夜對李鴻章集團的清算。逆轉不是簡單的人事糾紛，具有鮮明的階級色彩。親貴階級感到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集團劫持了國家，必須在為時太晚以前奪回父輩打下來的江山。組織路線和政策路線從來都是一體兩面，親貴復出和原教旨復歸是一回事。幹部集團就是黨國本身，其他一切皆屬次要。 習在境內越成功，在境外就越失敗。 白區黨、洋務派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根本原因就是列寧黨和白區的遊戲規則無法兼容。列寧黨如果處在強勢地位，就會消滅白區；如果處在弱勢地位，就需要白手套。習既然斷定「開除球籍」的危險已經不復存在，自然就會認為白區黨、洋務派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任何人如果還要運用「堅持改革開放」、「融入國際社會」的說辭反對政策轉向，都是不知趣的表現。吳建民就是這種不知趣的人，他的死亡無疑可以教育一大批人知趣。 戴秉國不同於吳建民，屬於真正的決策核心。西方國家的外交大臣從來都是核心內閣的成員，蘇聯外交部就必須依附黨中央。北京外交部的政治地位又比蘇聯外交部低得多，僅僅相當於禮賓司。北京外交部沒有自己的莫洛托夫或葛羅米柯，距離決策核心比公安部還要遠。北京的葛羅米柯總是位於黨的中央委員會內部，戴秉國就是胡錦濤時代的葛羅米柯。他的話能夠代表胡錦濤，而外交部的承諾沒有任何意義。 戴秉國的外交政策以敷衍美國為特徵，符合胡錦濤的不折騰路線。希拉蕊的《艱難選擇》（台譯《抉擇》）對戴秉國頗多讚賞，認為他比較靈活。相反，她認為外交部長楊潔篪是個「肆無忌憚的國家主義者」。其實，這種差異恰好反映了兩人不同的階級地位。戴秉國是決策者，又較多的自由在次要問題上讓步。他獲得了最高領袖的充分信任，沒有人敢於利用他的靈活質疑他對黨的忠誠。楊潔篪是執行者，沒有改變決策者指示的自由。他政治地位低下，經受不起涉及忠誠的質疑。政策僵硬造成的外交損失由決策者負責，跟他沒有關係。 北京在自認弱勢的情況下，喜歡用私人關係軟化強者的外交代表。希拉蕊所受的待遇充分證明，胡錦濤政權覺得自己承受不起美國反目的代價。戴秉國不僅給希拉蕊的母親和女兒送禮，還將希拉蕊引進自己的家庭。戴秉國自己說：「我考慮到她是一位母親，對小孩子的事情很在意，就在出國以前專門揣上了我剛剛出生的小孫女的照片，並且在宴席上掏出來給她看。希拉蕊一看到我孫女的照片就很動感情。我對她說，我們要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案頭，時時提醒我們，為了給他們創造一個繁榮幸福的未來，讓他們生活在和平的陽光下，我們有責任搞好中美關係。她很贊成，頻頻點頭。」（《戰略對話》）希拉蕊為了投桃報李，也給戴秉國的孫女送禮。國務卿承認，這種做法已經超越了公務人員交際的常規。 戴秉國主持了中美戰略對話，基本原則是不要讓具體問題的分歧影響和平發展的大局。「我說，確保中美關係長期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對方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就中方主要關切而言，首先是要維護國家的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第二是要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第三是要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這是我第一次公開講到了什麼是我們的核心利益，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議論和關注。希拉蕊在記者會上對此次對話給予了高度評價，用了『中美關係史上前所未有』這一表述。」（《戰略對話》）戴秉國所謂的「核心利益」和「領土完整」涵蓋了南海問題和台灣問題，但絲毫沒有不惜一戰的暗示。 二○一一年七月廿五日，國務卿希拉蕊在深圳會見戴秉國。朝鮮問題和南海問題是這次會見的主要議題，希拉蕊強調「南海必須是自由航道」。北京當時的官方報導，跟今天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七月廿五日，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廣東省深圳市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舉行非正式會晤，雙方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戴秉國重申了中方在台灣和涉藏問題上的嚴正立場。雙方一致表示，要共同維護和促進亞太地區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發展局面，並就朝鮮半島局勢等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認為，這次會晤是富有成果的，並決定繼續保持密切的、形式靈活多樣的接觸溝通，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問題隨時交換看法。中國駐美國大使張業遂、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中央外事辦公室副主任裘援平等參加了會晤。」 胡錦濤退休後，美國人一度找不到能夠負責的話事人。外交政策一度缺乏方向，然後迅速顯示出習的挑釁作風。洋務派如果從好處著想，就會認為君側缺乏老成持重的顧問。吳建民之流振振有辭，主要就是指望拖戴秉國這種人下水。戴秉國由退隱而復出，一反自己主政時期的低調，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出比習更誇張的挑釁姿態，只能視為對內的忠誠宣示和自我洗刷。「裁決如廢紙」、「十艘航母也不怕」根本不是外國人能夠聽懂的語言，卻非常符合習的理解能力和語言風格。他是在說：「我比誰都忠於新領導，那些反調份子絕對不是我指使的。」 如果戴秉國這種地位的人物都落到不得不公開「劃清界線」的地步，其他人還能怎樣？ 北京外交部官員大體是翻譯出身，對外交非常陌生。他們在「外事無小事」的原則之下，從來不習慣自己做決策。他們看到真正的的決策者都已經舉起白旗，何去何從實在毫無懸念。挑釁外交必然隨著效忠競爭不斷升級，不到一敗塗地絕不會回頭。唯一的懸念在於：一敗塗地意味著列寧黨的總崩潰，還是意味著重返韜光養晦。無論如何，遊戲的結局已經近在咫尺。

  川普還沒有就職，貿易戰就已經開始了。這就是所謂氣數了。二次冷戰也是從卡特的最後一年，而不是從雷根的第一年開始的。此刻還沒有撤離中國的美日企業，有大概率永遠撤不出來了。資本家賣絞索給列寧，也像感冒產生抗體一樣，保護期不是無限長。路易十四打貿易戰，靠財政署。無產者打貿易戰，靠搶劫。 階級的因素和技術的因素，都會體現到成本上。沐猴而冠是很貴的，關鍵時刻總會恢復本色。任何人無論處境優裕時怎麼裝逼，危急關頭總會用自己出生時學到的方言土語喊一聲媽媽。階級本色就是你明知死到臨頭，失去偽裝動機時的所作所為。這時的舉動要麼是最不用費力的幼年習慣，要麼就是真正衷心的信念。 瑪麗安多尼特在斷頭台上踩了劊子手的腳還要道歉，其實跟你不刷牙直接睡覺會很不舒服一個道理。如果你出生在沒有衛生習慣的無產者家庭，就不會有本能的不舒服感覺。鐵達尼號有位牧師把木板讓給別人，因為自己早死晚死關係不大，無神論者失去最後醒悟機會，那就關係大了。達爾丟夫肯定會搶救生艇的。 從目前的跡象看，北京的心態接近一九三六年的蔣介石。烏克蘭武器相當於謝克特將軍和德國武器，不用很快就會過時。蔣介石的階級本能是浪人革命家，在租界刺客的生活方式當中最自在。他在領袖位置上仍然以革命家自居，跟國內外各方的期待相矛盾，自己不舒服的程度也相當於毛澤東被迫坐在蘇聯抽水馬桶上。原子結構如果不穩定，多半是因為各電子急欲返回最適合自己能級的位置。人類社會如果不穩定，多半是因為太多的人處在不符合自己階級習慣的地位上。 川普就職的最初一百天，大概就是底線測試的最佳時機。中國人的政治天賦，最適合發揮在類似虹橋機場事件的碰瓷藝術上。諸夏和諸亞各民族如果珍惜自己的名譽，關心未來的命運，就要抓緊時間，跟中國人劃清界線。 （作者為居美中國歷史學者）

  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仁慈的秩序輸出者。任何人否認這一點，你都可以不動大腦地將他們歸入瘋子、騙子和傻子當中的某一類。 你如果按照川普自己做生意和繳稅的同樣標準衡量國際關係，就只能承認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把應該占到的便宜占盡。如果總統僅僅是生意人，這種做法就是對股東不負責任。 美國之所以不是川普理想的樣子，歸根結柢還是基督教傳統和威爾遜主義的強烈道德感還在發揮作用。川普的理想只要打折扣實現一小部份，就足夠用全世界的貢賦把每一個美國失業者包養起來。 台灣問題不是川普能完全按照個人意見處理的地方，因為親台灣集團的勢力按馬基雅維利標準來看，比台灣本身要大。這個集團繼承了冷戰爆發時，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受挫感和受騙感。這個集團已經擁有世界上值得追求的一切，不缺乏任何物質的東西，除了畏懼上帝，在世界上也沒有任何恐懼的對象，所以價值觀層面的自我滿足，對他們非常重要。歐亞大陸上所有的政治集團，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即使大英帝國在其全盛時期，都無法消除無敵艦隊的記憶，四處搜索任何看上去有點像拿破崙種子的敵人。 川普不想得罪他們，是很明顯的。他大嘴出名，人人都不敢罵的對象，都讓他罵完了，唯一一次說對不起，就是因為幾句黃色笑話，讓基督教保守派不高興了。如果反感的主體是其他什麼人，他多半會照例反唇相稽的。這種親疏有別的本能反應，就是共同體邊界最好證明。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叫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任何政治家犯下以疏間親的錯誤，都會付出慘痛代價。 川普不是卡特或杜魯門，會因為盟友獨裁腐敗，為了抽象原則而出賣他們。他如果得不到足夠的紅利，不會白給別人什麼東西。世界上有什麼利益足以補償麥凱恩這種人所屬的選民呢？可以預見的未來好像沒有。任何一方如果僅僅依靠地下活動，是改變不了基本盤的。也就是說，北京不可能從美國手中買下台灣；只能在打敗美國的情況下，得到台灣。北京如果正確判斷形勢，就不會有戰爭；如果錯誤判斷形勢，共產黨和台灣可能同歸於盡，但台灣可能像比利時一樣重建，共產黨卻不能。 川普的外交承諾可能變成政治籌碼，用來交換其他利益，但他的內政承諾不是，他必須奪回美國中下階級在全球化當中失去的東西。這些東西落到誰手裡了？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手中。民主黨希望全球化改造中國，結果卻為了奴隸勞動犧牲了自由勞動。ＴＰＰ是亡羊補牢，但美國選民已經決定不給民主黨自己改正錯誤的機會。這個可怕的教訓，注定會懸在今後二十年的任何政治家頭上。 川普要保護他的基本選民，就必然會讓共產黨、中國土豪和中國奴隸勞工破產，具體方法是關稅還是其他什麼，並不重要。生意人不像知識份子或教士那樣在乎手段，只要目標達到就好。北京有能力發動戰爭的時間，比川普可能的任期更短，所以為台灣考慮，拖過四、五年，中國就不會再有支持戰爭的財力和人口結構了。 迅速攤牌，台灣雖然最後還是在勝利者一方，但增加了不必要的損失，不是最佳策略。當然無論其他情況如何，站在失敗者一方的策略，永遠都是最差策略。誰選擇了這種策略，是一目了然的。 （作者為居美中國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