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期間走向青春期的人們，在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旭日東昇》中，因一句話（Lost Generation），而廣為人知，以「迷失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成為世界性語詞。許多海明威一代作家都在列。這個原出於旅居巴黎、美國女作家斯泰因小說裡的用詞，創造了某種世代形象。失落的一代創造了文學的榮光。 世代會在時代際遇中面對同樣的課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情境，失落感是以文化現象呈顯，反映在政治作為。以台灣為例，二戰後的國民黨中國接收入據進占統治，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人精英語言斷裂的跨越課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一九四九年，從中國隨亡國政權流亡來台的新移入群落的離鄉背井。外來的失落者與本土的失落者，在差異中共同形成某種世代現象。 作為美國前線、在冷戰長時期以加工出口締造繁榮，但特許權及保護主義，以及產業升級的失策，經濟構造並不紮實，導致無法因應出生、成長、成熟、衰落的循環再生。經濟力水平地流向最有敵意的國家：中國，導致台灣成長困頓，卻又惡化的貧富不均。出生二戰後的戰後世代，在戒嚴時期歷經政治困阨，但有經濟利得；戒嚴後出生的世代相反，在自由、民主條件開展中成長，卻面對遲滯的經濟發展。 徐重仁以專業經理人，在流通事業從統一超商、全聯福利中心的人生際遇與被他一番評論年輕人，正好是某種世代對比或反差。徐重仁或許多同世代或許私下振振有辭；而不滿的年輕世代也會慷慨激昂。在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的世代有不同的際遇和情境，形成衝突。看看老世代軍公教為自己特殊權益的反年金改革，年輕世代要怎麼為自己發聲呢？ 歷史，畢竟在世代失落與世代崛起循環。看看二戰後戰敗國的德國、日本，怎樣在戰爭的廢墟，特別是意義的廢墟振興。不只經濟、不只政治、不只文化，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是結構性的。台灣仍然不是真正的正常的國家。前行代的台灣人並沒有真正交給年輕人一個真正、正常的國家，新新世代台灣人的政治覺醒開創了一些新局面。世代失落現象要從經濟和文化面向全面反思、振興。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在為四月七日「言論自由日」舉辦各種活動的時候，一位ＮＧＯ工作者李明哲入境中國，失聯、被公安部拘留，音訊全無。他的妻子李凈瑜在人權團體協助下展開營救。後來，台胞證被中國註銷，無法登機到北京，一連串自由、人權相對的訊息報導，活生生地教示著生活在台灣，已有相對文明生活條件的人們。 而相對忽視文明生活條件的中國卻步步進逼，欲取「中華民國」，視為建政未竟之業，這個「中華民國」在一些中國國民黨人心目中是他們習慣挾持的一種國家形貌。取代統治的民進黨政權，不斷在修補這個擬似國家的漏洞，疲於奔命，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李明哲妻子李凈瑜講得好：「我不會讓我先生為獲得自由而失去尊嚴，像狗一樣活未來的一生。中國再強大，也只能剝奪我們的生命與自由，但絕對粉碎不了我們的尊嚴。」救援行動中，台灣官方的陸委會、海基會被中國抵制，無能為力。一些掮客介入、插手，凸顯台灣的政府體制或白手套機構之外，還有中國國民黨關係人的第三隻手。 戒嚴長時期，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宰制著生活在台灣的人們。異議份子被以叛亂、通匪治罪，此「匪」即中國共產黨。民主化之後，政權不復一黨占有，失去特權的中國國民黨有些人與「匪」連結，阻礙台灣朝向正常化國家發展。 從前，台灣的壓迫力量來自中國國民黨；現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台灣的壓迫者。台灣人從這兩個政黨認識的中國，成為一丘之貉，是狼是狽。從前，中國國民黨說據占統治及光復台灣；中國共產黨說要協助台灣人民脫離被中國國民黨壓迫，解放台灣。演變到國共幾乎一體。究竟怎麼了？ 中國走資化，挾人之多，工廠、市場之利，已發展成大國，正走在她從前批判的列強之路，被畏懼而非尊敬。有錢（貧富差距之大，更甚於資本主義國家）有勢（擴張軍備成武裝強權），但並不被視為文明國家。大清帝國時代被列強欺負轉而挾力制壓他國，連自己國家的有錢有勢者，也紛紛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移民、置產。這是什麼民族性？什麼國家樣貌？ （作者李敏勇，詩人）

鄭南榕在「自由時代」的總編輯室，為實踐他為言論自由「over my dead body」的誓言，自焚殉道，已二十八年了。（取自臉書） 距離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在「自由時代」的總編輯室，為實踐他為言論自由「over my dead body」的誓言，自焚殉道，已二十八年了。 鄭南榕是行動哲學家，他還留下「接下來，是你們的事了」這句話，在二○一四年的三一八日頭花學運，成為新新世代台灣人「接下來，是我們的事了。」 今（二○一七）年四月七日，已是台灣這個國家的「言論自由日」。黨國化時期的統治之惡被民主化以後的新政府清洗，但已是漫漫長時期以後的事。 思想的自由相對於表現的自由，前者是內面性的自由，後者是外面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若未表現，統治之惡較無法治人以罪，但戒嚴時期仍然可被羅織罪名，表現的自由則處處觸統治之惡。 鄭南榕的「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又加上在雜誌刊載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以及之前廢戒嚴、制新憲、建新國，對中華國民黨國而言，罪不及備載，致使他選擇殉道，像火鳥一樣，留下可歌可泣的樂章。 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多少人受難遇害，中國國民黨留下的統治之惡罄竹難書，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黨是迫害者、是殺手、是必須接受轉型正義處理的對象。 台灣有了「言論自由日」，但對於自由的迫害，從中國國民黨轉而從中國共產黨，或說從國民黨中國轉而共產黨中國。這兩個黨從敵對，轉而謀和，在中華民族主義或中國國家主義的迷思中，一前一後，一裡一外成為光之背後的陰影。 為什麼言論自由重要？因為可以自由表述「我主張台灣獨立」。為什麼要有表述台灣獨立的自由？因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一個樣子，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也一個樣子。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已從不自由努力到有自由，當然不會放棄一個「自由人共同體」的國家。台灣人要在民主的土地上，呼吸自由的空氣。 （作者李敏勇，詩人）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是一九九七年以後的事。許諾一國兩制，以特首治理香港，近二十年，從官派到所謂「普選」的選舉人團制度，不脫中國欽定。兩制是虛，一國為實。 林鄭月娥與曾俊華的民意支持度是一比二；但以二比一票數出線。反映的正是中國要什麼人統治你，就是什麼人出線。民主制到了近代中國，就走了樣。 被大清租借給英國，經歷了中國從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變遷更易，從帝制到右翼獨裁、左翼獨裁，對照的是英國殖民期間的近代法治。雖無民主但自由度高，東方珍珠的榮景在「回歸」以後，不復璀璨光亮。 中國自詡為生母，迫於強權也因於私利，將香港租借予養母英國。以民族主義情結索回香港的中國，骨子裡其實懷恨香港人被迫投他國懷抱的差異發展。以新中國自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了、富了、強了，對回歸的香港硬是要強壓迫使低頭。 看一國兩制的實際樣子，嘴裡說的與實際作為，言行不一的弔詭名實論顯露無遺。中國欽點林鄭月娥治你香港，管你什麼香港人要不要她。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是中國辭典的特殊定義，與普世是不一樣的。 香港的九七後經歷就像台灣一九四五年之後的經歷，祖國的迷惘和迷障成為惡夢。被日本殖民的台灣，被英國殖民的香港，雖割讓與租借不同，但被殖民則一樣。日本和英國都是近代化早的法治國家，更形成與中國治理的反差，加上主體國民意識形成近代國家的願望，分離獨立成為一種選擇。 認識中國才了解中國，被中國治理才更想擺脫所謂「祖國」的迷惘與迷障。台灣人民曾在迷惘、迷障中歡迎國民黨中國，卻在二二八事件的惡夢中覺醒，追尋建構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香港人的九七夢碎，覺悟到民主、自由無法期待共產黨中國施捨。國家應該是一個自由人共同體的國家。台灣人民已經歷半世紀以上的奮鬥；香港人的自我追尋正在開始。 （作者李敏勇，詩人）

  機捷通車的效應，再度呈顯鐵道交通的重要性。系統化發展應該是活化地域的交通視野。政府也已開展多項鐵道交通政策。 高鐵、台鐵、城市捷運（或包括機捷）是台灣現已形成的鐵道交通系統。但系統上仍止於平行。高鐵和台鐵（除台北、南港、板橋三站）並非真正的系統化，高鐵與台鐵站距大，確實阻礙了系統性發展。 在高雄之外，台中是最先注意到發展鐵道交通系統的首都外城市。特別為應運縣市合併而形成的大台中市，以「山手線」概念構想的路網連結，描繪了新的地域交通形貌，顯示台灣地方政府的新交通視野，值得期待、鼓勵。 從公路主義發展到鐵道主義，考量到台鐵沉疴的活化、再生、振興，不只是救濟方案，也是交通視野的突破。西岸從北到南，台灣的縱貫在各地域具有樞紐條件；東岸的花東軸線也是。 從北到南，是否可以從五大都市台鐵的縱貫樞紐，形成地域鐵道交通路網，在台北、台中、高雄已發展的捷運系統擴大形成不同地域的鐵道圈？這不只是交通發展的突破，也是台鐵再生的一種。 譬如：在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五個不同地域生活圈，除已成中心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也成為中心。以現有台鐵車站為中心點，將車站及腹地構築為兼具辦公、購物中心、旅館的綜合商業設施，並發展包括捷運、地面電車的鐵道路網，徹底改變地域人口依賴摩托車、自用車的自力救濟現象，並活化舊都心。 台灣的交通建設必須有結構性的改變。這不只是物流，人流的處理問題，也影響到台灣的社會構造。交通問題造成的國民自力救濟與疏離化也將獲得改善。 台鐵困於睡夢中巨獸的沉重，仍見員工只執著於堅持是公務人員的利己主義，反對公司化，未免太過短視。以台鐵的五大樞紐站腹地發展出五個新公司，納入民間資金、募股上市，讓國民也參與。台灣要有許多新視野，這也是一個面向。 地域活化，要從改善交通做起，地域鐵道交通是一個新局面。拯救台鐵，要有新思考、新方向，地域活化才能共榮。地小人稠的台灣，從公路主義轉向鐵道主義的平衡，是一種必要的選擇！ （作者李敏勇，詩人）

  韓國通過總統朴槿惠彈劾案。與朴正熙在總統任內被親信槍殺，朴槿惠的下台形同被體制斃命。 激烈的政治不只在韓國和朝鮮的南北競鬥，也在韓國的權力體制上演。悲喜交集於一身的韓國，光影也集於一體。 二戰後獨立的原朝鮮，因右左意識形態牢結未解，發生內戰，美、蘇（中國為代理人）兩大陣營介入，後分裂為南「韓國」，北「朝鮮」兩國。他們自稱的「民族分斷」糾葛著兩個國家領域。 韓國在冷戰時期扮演著美國的最前線，與戰後被國民黨中國據占統治的台灣被冠上的中華民國相似。但韓、朝兩國都在聯合國有席位，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面對共產黨中國的進逼。 二戰後，未獨立建國的台灣，糾葛在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的競鬥中。國共對峙時，異議份子被誣指為共產黨中國同路人，治罪凌遲。民主化與獨立化運動並進，尋求建構新的國家，歷經漫長時期。 韓國剛烈，民氣激憤；台灣溫吞，逆來順受。兩個分別被日本強佔殖民及割讓殖民，一北一南的國度，韓國在歷史有王朝傳統。台灣則為墾拓地，從未建立國家。韓國在戰後再獨立後，已歷經多次更新的憲法共和，台灣則被束縛在中國來的中華民國憲法綑身索裡，尚未真正脫困。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再次由台灣的民進黨執政，但中國國民黨彷彿以一九四九年流亡來台時對中國共產黨建政的敵視，視民進黨奪其國家。戒嚴長時期，台灣在國共對峙中耗損幾世代人民的青春。民主化、政黨輪替，似乎仍陷於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國體不放的病理。 韓國面對朝鮮，一南一北是兩個不同國家的對峙。台灣面對中國，一東南一西北，既受新中國的威脅，又受到內部幽靈中國的抵制，國家意理不清不明。二戰後獨立，韓民族分斷，但韓國是一個國家，經歷軍事獨裁而民主化。而台灣未選擇獨立，被國民黨中國代表接收，進占統治，仍未脫出國共糾葛，民主化、獨立化仍並行發展追尋中。為什麼？（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敏勇「鏗鏘集」二○一五—二○一六年結集《邁向重建時代》新書座談，三月十八日（週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一二五號十五樓「台灣國際會館」舉行，歡迎參加。

  大學最重要的是：大學精神。 人類文明的開展在於知識份子、文化人不斷探索、追尋生命的意義，在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開拓進步面向。大學精神奠基於獨立與自由。 大學不應只是職業學校，更不應是學店。大學不是社會的避難所，更不應是權力的庇護中心。獨立的大學引領社會、引領國家，是智慧的燈塔，是進步的指針。 但在台灣，我們的大學幾乎成為職業學校，甚至成為學店。重文憑的社會，許多職業學校從五專、三專而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學歷虛浮化就是為了「大學」這頂帽子。 回想戰後初期，從日治時代學制商業學校、工業學校、農業學校畢業，在各相關職業領域成為台灣各面向事業中堅的景況，對照後來逐漸改變到仿大學的現在，有許多既無學又無術畢業生在就業後還須被加強改造，看出士大夫腐氣沉重的弊病。 從黨政軍特相關權貴被特許開辦私校，再到一般性開放設校，特權已非特權。大學院校林立，少子化困境，學校學店化，不只在私立也在公立。文憑濫竽充數，碩博生滿街跑。大學不像大學、有學歷無學力，教育病徵敗露無遺。 為了增加學生人數，大學成為學店。為了吸收中國學生，竟與中國當局簽訂屈辱文件，矮化自己校格、國格，從世新而清華，私立大學、國立大學傳出已有半數以上簽下賣身契，斯文掃地、士之無恥竟成為台灣的大學現象，反映了台灣國家認同嚴重問題性。 這既是政治問題，更是文化問題。 沒有大學精神的大學，在台灣到處都是，教育成為文憑形式主義的製造場。這不只是教育的危機，也是國家的危機。 面對中國的進逼，習慣於自我矮化的心態如不革除，如何能重建台灣這個被中國國民黨綁架，在二個中國或一個中國的新興而未完全形成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

  詩人李敏勇2015-2016在《自由時報》發表的專欄，最近結集成書出版。圖／允晨文化提供   繼《文化窗景與歷史鏡像》（1999-2008）、《尋覓家國願景》（2009-2010）、《文明之光，國家之影》（2011-2012），《台灣，自由之路》（2013-2014）之後，《邁向重建時代》是我在自由時報「鏗鏘集」（2015-2016）專欄的新結集。 台灣政黨輪替，是國家認同的擺盪 自1999年起，我以「一個詩人的台灣守望」的文明批評視野，觀照台灣的政治動向，每週都以詩人的介入觀點發表對國家重建與社會改造的論見。台灣的一面跌倒、一面發現的發展歷程，印記在我心中，也回映了我的反思。 在我的詩業之外，除了世界詩譯讀，這是我最戮力以赴的作業，與我的文學創作和文化評論幾乎可以並列。我的思考與批評反映在對政治發展與社會動向的觀照。 源於1980年代，在報紙、雜誌受邀撰寫專欄。在那個政治改革運動風起雲湧的狂飆時代，我甚至每週在多達五個不同報紙、雜誌，提供專欄篇章，成為文學之外的介入與參與。 1987年，解除戒嚴長時期統治，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推進了自由化和本土化。進入1990年代，更以1996年的總統直選，展開了新的政治格局。回顧二二八事件的死滅，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宰制情境，1964年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胎死腹中，期間也有雷震《自由中國》的不成功變革…這樣的歷史一直要等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才有從死滅再生的契機。戒嚴解除，總統直選，可以說是因此而實現的。 李登輝在蔣經國1988年逝世於任內時，在驚濤駭浪中以副總統代理總統。1990年，在國民大會的間接選舉中當選總統，並於1996年第一次直選當選總統，開啟了從1988年到2000年，十二年任期的李登輝時代。從中國國民黨的蔣體制（嚴家淦在蔣介石逝世後，短期代理總統，並未形成體制）轉換成李登輝體制。他的台灣人身分在外來統治體制有其權力弱點，但民主化提供的條件加上他的運用，某種程度形成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台灣轉移。「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概念就是因而形成的，在教育改革與文化形貌也傾向台灣性。 2000年的總統選舉，因為連宋分裂競選，導致民進黨陳水扁勝出，新世紀的台灣、中華民國的政權輪替台灣形成的政黨。陳水扁並在2004年連任。但國會未獲多數席次，政權受到中國國民黨以及親民黨、中國新黨的杯葛，顯得窒礙難行。面對中國的崛起，經濟發展的困境以及對中國的經貿依賴更牽扯到民進黨的改革動向。因權力鬥爭，從後民進黨出走的黨人結合泛中國國民黨發動紅衫軍抗爭，並進而在2008年的總統直選讓馬英九復辟了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再度擺盪到中國意理牽絆的方向。從中國國民黨而民進黨再中國國民黨，並非正常國家的政權輪替，而是一個中華民國各自表述為台灣或中國，與中國國民黨想與中國共產黨各自表述中國為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可得的景況，形成荒謬的政治對照。 擺脫中國糾葛，是本土政權的大挑戰 陳水扁的八年和馬英九的八年，兩位分屬台灣和中國（其實馬出生於香港九龍），均為1950年代出生，都受戰後教育成長，也都出身台灣大學法律系的總統。與戰前出生、受日本教育、習農業經濟的李登輝，反映了戰前、戰後兩種殖民統治不同的知識與教養。陳水扁總統不成功的台灣化和馬英九擔任總統不成功的再中國化，都顯示台灣在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文化淺薄性。兩人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更名的國家文化總會和中華文化總會展開的文化形貌，都不足以振興文化，僅呈現裝飾性文化氛圍。 台灣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難題，在於中華民國已於1949年被推翻取代，僅以殘餘中國的形式在台灣據占統治。在失去聯合國席位後，仍未改弦易轍。面對中國的崛起，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性隱含屈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依附表態。而民進黨立基於台灣，卻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依賴無法克服的問題，以及國際環境，必須小心翼翼施展統治身手。「維持現狀」成為某種準則或方針。蔡英文繼馬英九上台，亦為出身台灣大學法律系之法律人，既存準則之依循致使現狀論仍然存在。但台灣的中華民國論不屬於中國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不斷。如何從積累的國家紛爭脫身，以一個小而美，真正真實正常的國家迎向新世紀、新世界，是台灣人民依然未實現的願望，也是台灣本土新政權的挑戰。 百年悲情：從殖民統治到類殖民統治 從1999年起，我以一個詩人的身分對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觀察與批評，立基於文化反思，是一個詩人的介入和參與。台灣的特殊歷史構造，在近現代歷史經歷清帝國割讓給日本殖民，二戰後獲代表盟軍接收而進占統治的中華民國也以類殖民統治誑稱光復台灣。從二二八事件的大屠殺，國共對峙期間的長期戒嚴，形成百年悲情。少數統治畢竟不敵本土的多數存在，民主化發展出來的自由化，台灣化，提供了台灣再生的契機。如何在發展中形成命運共同體意志與感情，是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建構一個新生的正常國家為共同面對的課題。 民進黨再掌政權，蔡英文以熟嫻1996年李登輝經由直選擔任總統以迄自己也經由直選出任總統的台灣政權更迭歷程，二十年來積累的政治改革課程應該印記在心。從李登輝留下的以「特殊國與國關係」界定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國論，經過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到馬英九企圖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未必能表述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台灣的國家格局虛耗在隱忍自我宣示的屈辱狀態，已經自我模糊了國家的存在感。以新新世代為躍進運動力的公民意識帶動人民的覺醒。新政權新政府被期待要脫離與中國的認同混淆和糾葛，以台灣真正定位自己的國家。 邁向重建時代是走過2015年到2016年、台灣社會廣泛呈現的意志和感情。這兩年，馬英九復辟的中國國民黨政權背離人民對台灣的新認同，嚴重傾斜於中國。社會普遍不滿，更引發新新世代公民意識的覺醒和積極參與政治的熱情。從地方縣市首長、國會到總統選舉，嚴重挫敗背離台灣的復辟化政治勢力，凝聚台灣國家新生的力量。這樣的意志和感情會鞭策，催促新政權、新政府，會期待一個真正新生台灣國家的形成。重建是說這個以中華民國為名，實際是殘餘、虛構、他者的國家能重新打造，蛻化新生，不分先來後到的台灣人民，共同迎向新的時代。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是事件開始蔓延的日子，並非結束。陳儀以台灣行政長官身分，與台灣人虛以委蛇，地方仕紳組成調解委員會，表達自治化心願。但待蔣介石的軍隊從中國增援，清鄉的大屠殺悲劇就開始了。 以為法律是可以信守，自認參與調解是為了弭平事件的衝突，許許多多台灣知識份子、文化精英、仕紳，就這樣被屠殺。這種悲劇性開端，讓曾經期待所謂「祖國」，以為「中華民國」真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台灣人，從而背向中國。 挾持「中華民國」統而治之的中國國民黨，藉二二八事件大屠殺，其實是預謀為其從中國流亡來台之統治舖路。其中，甚至有一些半山台灣人為共犯。二二八事件的保密局檔案，簽報舉發的文書裡，林頂立的簽名資料就是證據之一，其他還有許多黨國威權侍從列載在吳濁流的《台灣連翹》，不乏從來的達官顯貴。 中國國民黨據台統治展示的無法無天，台南的王育霖、台北的吳鴻麒都是法界人士，因堅持司法正義而被報復。花蓮鳳林的張七郎父子三人，也因為有守有為而觸怒軍人遇難。王育霖兄弟王育德流亡日本，成為台獨運動者，吳鴻麒雙胞胎兄弟之子吳伯雄隨侍中國國民黨飛黃騰達，是台灣人面對殖民性黨國的差異典型。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最嚴重的社會病理根源，它讓統治者與在地人民分別成為加害者和被害者。其實，中國國民黨也因恐共、仇共，加害被羅織附匪的戰後移入者，但長久掩藏歷史真相，導致許多受害的所謂「外省」族群陷於事件的加害者夢魘，背負莫須有的原罪，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受到影響。 戰後的黨國統治之惡，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都是為了獨占權力、掠奪台灣。一九五○年，中國易幟，仍以殘餘、虛構、他者體制的國家意理據台，即使民主化後被迫失去獨占性，仍極力杯葛台灣的國家重建，甚至連結滅其國體的共產黨中國。 二二八七十週年紀念日已過，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破壞、殺戮才正要從各地的調解虛晃招數拖延，蔣介石從中國增兵來台後開始。紀念二二八，不是紀念一個日子，是紀念一段原應是春天，卻仍像死滅寒冬的歲月。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八七年，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鄭南榕邀請陳永興、李勝雄，共同發起二二八和平運動。後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加入，以公義和平運動為名，將被中國國民黨壓制，塵封的死滅歷史重新記憶。 和平，是台灣人民多麼謙卑的願望；公義，又是多麼寬宏的要求。當年，解除戒嚴，但全台各地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遊行隊伍仍遭軍警棍棒對待。曾被台灣人民以「祖國」歡迎過，但據占統治卻暴露殖民性、掠奪心態，導致發生二二八事件，並藉以殺害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外來統治當局，在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惡質性仍未改。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的高雄美麗島事件，蔣經國仍想鎮壓台灣追求民主化的努力。事件發生後的一九八○年二二八，又殺害並未參加事件、卻被羅織罪名關在獄中的林義雄的母親及雙胞胎女兒。但民主之火已不是中國國民黨可以撲滅的社會動力。 台灣人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被打壓到谷底，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再生的力量不斷擢升。黨國化的統治是這樣垮台的。中國國民黨想再利用一些無恥的附隨台灣人政客、黨棍，也無法鞏固它的崩壞權力構造。 一九八七年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到今年都三十週年了。儘管黨國的惡質力量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造成鄭南榕為自由殉道，但他的精神永存。鄭南榕一句「現在，是你們的事了。」成為許多新新世代台灣人的「現在，是我們的事了。」新新世代的覺醒是敲響中國國民黨喪鐘的決定性力量。 公義與和平畢竟已成為台灣新新世代的志氣。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社會病理，造成前前世代許許多多台灣蹲著不敢站起來，以及許多台灣人附隨在中國國民黨權力體制以求飛黃騰達，都是病理造成的。 但，黨國的惡質性仍未全然清除，轉型正義仍未實現。政治改革之路仍然存在許多障礙。全然的夜暗已過，但見一絲黎明，而天猶未光，台灣人民仍須努力。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月，寒風即將結束，春天準備來到台灣的時際。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從台北引發，二十八日開始遍及全台的抗爭事件，以及後來招致中國國民黨蔣介石軍隊大屠殺的災難，讓準備煥發生命綠意的季節成為死滅的印記。 二二八事件成為台灣社會的病理。精英被屠殺既是中華民國進占殖民的破壞性懲罰，也造成台灣的文化浩劫，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才有復甦氣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是未被壓制的反撲。 一九八七年，先以和平運動後來發展為公義、和平運動追索紀念二二八事件，已是四十年後的歷史。這是分水嶺，象徵殖民性黨國統治會被覺醒的台灣人民解構。一九九○年代，李登輝以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替代道歉，雖為蔣介石、蔣經國生前未曾留下歉意做了補償，但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紀念仍然只是片面的紀念。逐漸替代執政的民進黨在中央和地方，代表台灣人紀念。但假日的休閒意義大於一切，也反映了台灣人在文化上的病理。 一九八七年的二二八紀念，我以「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株樹」這首詩紀念，提倡以植樹象徵建碑。這首詩的部份章節，在蕭泰然的〈愛與希望〉成為一首歌，並加入鄭兒玉〈台灣翠青〉，發展出《一九四七序曲》，成為二二八紀念經典詩與歌。 從二二八這一天開始植樹，可以一直延長到現體制三月十二日尚未能改變的植樹節。正如清明節不以一日為限，植樹節也可以從二二八開始。宜蘭林家墓園，每年紀念被政治謀殺的林義雄、方素敏雙胞胎女兒亮均、亭均以及林母的儀式，都會分發給與會者樹苗，具有文化和自然史的意義，值得二二八這一天各地的紀念活動引用推廣。 把二二八這個死滅的日子發展成再生的日子，對於仍然被困惑在病理中的台灣人是重要的文化象徵，也有自然史的意義。二二八事件已七十年，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已三十年，在《傷口的花》—一本紀念二二八的詩集，封面上有「以詩為花紀念二二八，在受傷的島國種下希望的樹」。種樹吧，在二二八這一天，在我們的土地，在我們的心。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是公路主義的國家。這是因為戰後的中華民國政權走美國路線，許多交通政策出自留學美國的專家、學者，有以致之。相對於戰前，從日本而歐洲影響的鐵道主義，是高度反差，回到地小人稠的台灣，才是重建交通的視野。 地小人稠的日本，近代化就是歐洲化。東京的地下鐵，其實是原先的ＪＲ環狀路線，以順時針和反時針兩種方向高架構造，成為後來與綿密東京地鐵、都營地鐵交錯的路網。以國鐵為軸心形成的廣泛ＪＲ路線，東南西北，從都市到鄉村，方便的系統與自動車高速道相互輝映。 在日本，都市極少看到摩托車。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發生時，以「六輪時代」鼓勵四輪汽車之外，加二輪摩托車，也只是鄉村交通的課題，都市仍以地鐵形成的公共交通為主。都市搭乘自用車上下班，大多是公司高層，停車代價高，也不易準時，一般上班族不會以這種方式通勤。 比起台灣，許多人都開車上下班，因為經濟條件而汽車或機車，鄉村這樣，都市也這樣，生活空間裡的車車車，彷彿車輛就是空間的主角。自力救濟型的交通是反公共性的。 台北市是台灣目前唯一有機會提供公共便捷交通系統的都市。國家投入大量經費建造捷運，而人口的壓力也夠大，使得捷運和公車的搭乘，成為市民生活習慣；但是，汽車和摩托車的大量化，仍然未相應於捷運的發達而明顯減少。不斷增加的人口，未改善的交通病理。 都市公共交通系統便捷化後，應該設法減少汽機車一般通勤。看看世界任何進步國家的都市，行人才是街道的主角。哪有像台灣這樣充塞著汽機車亂象的都市？人口直逼台灣總人口的日本東京，不就是一個鑑照之鏡嗎？ 台北市從一九九○年代逐漸形成較方便的捷運路網，但並未相對採取降低汽機車成長的有效策略。汽車和機車又分別關連高低所得階層，分別牽涉有力者與無力者。如何抑制？如何把街道還給行人？如何在鼓勵自行車時，形成市民社會普遍的公共交通進步視野？值得主政者和市民反思！從公路主義轉向鐵道主義，或加以平衡，刻不容緩！ （作者李敏勇，詩人）

  重北輕南是戰後累積的地域失衡現象，在南北縱深型的台灣形成發展偏差。人口因此而集中北端。每到年假，交通的沉痾就浮現。 遷首都，或分散政經文化首都，使北、中、南形成三據點，是可行方案之一，對地域構造的改善，應有助益，但緩不濟急。 鐵路交通，特別是高鐵，成為台灣南北被倚賴的軸線動能。尤其高鐵，台北到高雄的一日生活圈效應，改善了高雄的地域條件，運量也確實解決了人流的一些問題。但國境之南的屏東，仍像塞外，未被眷顧。 東西交通因中央山脈阻礙，動線之改善較為困難。類似日本北海道之特殊地方政制考量，是另一種課題。台灣沒有理由不延伸高鐵至屏東。 看看日本，國土一樣縱深，且又西南、東北緜延，並分為四大列島。除四國僅以一般鐵路網為之，從本州向西南到鹿兒島、向東北至札幌，甚至西北金澤，新幹線都已到達。除以高速公路，不迷信公路主義的日本，鐵路交通的設施、績效，不只人流，物流的效益也高。 反觀台灣，戰後的公路主義以國土廣大的美國為師，輕忽鐵路的交通，不只未積極開拓鐵路交通，反而拆除許多日治時期的鐵路設置。城市的地鐵遲遲才興建，導致摩托車氾濫化淹沒街道，即使台北因首都的獨善條件，地鐵已漸成路網，也未改善已成習性之病。 改善南北失衡的地域條件，避免台灣繼續頭重腳輕，首都圈的調整、重置應該積極思考。延伸高鐵至屏東，不要讓南北快連軸線獨漏屏東，不要讓縱深才三百多公里的台灣，仍有進步交通的化外之地。 屏東的政治界與學術圈正為高鐵應否延伸至國境之南大聲疾呼，這樣的聲音應該被台北聽見。改善重北輕南不應只是口號。這個正在尋求邁向新境、建構小而美國家的國度，也要有新的施政思維。不只改善重北輕南，更要有南北一體、國家一體的前瞻眼光。 （作者李敏勇，詩人）

  墨守殖民性，無法去黨國意識形態牢結，在民主化發展中形將崩壞的中國國民黨，繼吳、郝挑戰洪，又有人表態競逐黨主席。畫蛇再添幾足，讓人看到歷史的糾纏。威權統治淪為笑劇，舉世無其他例子。 吳哽咽作態，一如他已烙印在人們心裡的形象。掏出蔣經國字條，彷彿幽魂的欽點。一方面誑稱「本土派」，一方面想透過蔣經國牌加持，又想連結所謂的「黃復興」。嘴皮巧巧的吳敦義要出場，先扮仙，戲的開鑼好不熱鬧！又蔣經國蔣經國，如果他還在可能已改弦易轍，為了政權的維繫，台灣化了。 如果吳敦義這一招有用真心，當年他何必那麼敵視李登輝呢？既已排除了李登輝，中國國民黨還有什麼連結本土更好的牌？吳敦義想學步，也不想想自己的底子和路數。這麼取巧，會不會太假了？一干人辜負了蔣經國，爭權奪利，搞垮了中國國民黨，現在想以本土誑稱本土化，比許多認同台灣的戰後移入者後代不如！哪天出了獨立派新黨，這些台籍黨人政客臉往哪放？ 蔣經國以李登輝延續了他的政權，在一九八○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鞏固了中國國民黨優勢。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本土化」。但可惜的是，蔣經國在世時未能真正將中華民國台灣化，導致李登輝的世俗努力不能成為中國國民黨的資產。這是一種難以解脫的中國結，也是中國國民黨淪亡的原因。 蔣經國是中國國民黨裡唯一能夠將這個黨和其挾持的中華民國台灣化的人，但他仍因中國情結而失去機會。到了李登輝已重重困難，到了他黨的陳水扁以及以後，更是重重、重重困難。這種黨看起來已在盤整剩餘價值，要嘛向包括民進黨及所有可能執政的台灣政黨以及追尋新生國家的努力討價，要嘛向中國共產黨還價。歷史會不會了結？還不知道！ 在中國國民黨權力系譜，吳敦義算是與林洋港、吳伯雄這一脈台灣人政客同型，不同於李登輝學者型這一脈絡，也不同於邱創煥、蕭萬長、江丙坤官僚型這一脈絡。林、吳、吳就是善於向殖民性軟骨表態，取巧逢源，也在後蔣時代掙得一些局面。民主化的大環境，權力靠選票，讓台灣人政客型這一脈絡稍有在中國國民黨裡再角力拚搏的機會。但若這個黨還以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靠山，不如靠海！ 中國共產黨早在一九四九年為中華民國在中國劃下句點，留了一個裝飾性的中國國民黨花瓶在那裡。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為黨國，不知置之死地而後生，以殘餘妄想整體。在台灣這個流亡地度過比原生地更長久的時間，還不能感念台灣，立足台灣，在地蛻化新生。歹戲拖棚，要到何時？（作者李敏勇，詩人）

  軍公教人員，本來應該是國家構造中負有積極責任的國民。不同於一般國民，軍公教人員由政府給付薪資，而薪資是由一般國民的納稅支付。軍公教人員的所得有穩定性，即所謂的鐵飯碗，不像一般國民有高低起伏落差。景氣低迷時期，許多新就業國民選擇「鐵飯碗」，追求的就是這種保障。 有責任感的軍公教人員，顯現在軍人的是武德，是國魂；公務人員則是戮力從公盡職，教師承擔啟蒙、教育、訓練國民的責任。國家構造由軍公教人員支撐，一個國家是否正常、健全，除了政治家（經由選舉被授予權力的政治人）在方向、政策的引領，軍公教人員實際推展。 戒嚴長時期一黨化執政，中國國民黨把軍公教人員黨國化。經由意識形態的牢結，以及利益形態的誘引，黨即國家深植於許多軍公教人員的觀念裡。隨著解嚴、民主化，許多軍公教人員因已形成症候群，常常反改革，藉由自由化，違抗、抵制因為改革帶來的變化，或特權—黨國一體時代自肥的利益。 政府在北、中、南，為年金改革修法舉辦公聽會，但見動員警力，架起拒馬，仍無法阻止許多退休軍公教人員群起抗爭。並非參與討論，而是阻礙。昔日為黨國效命，鞏固戒嚴長時期政治秩序者，無法面對利益被合理調整、修正的新法制化。斯文掃地，令人嘆為觀止。 民主化發展，台灣這個國家面臨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許多沉痾弊病必須整治。但軍公教人員並未成為重建和改造的動力，而竟成為阻礙。何以致之？想想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中華民國而代之時，軍公教如何？二戰後，戰敗的德國、義大利、日本的軍公教又如何？甚至，兩德統一時，原東德的軍公教又如何？東歐自由化後，原各國軍公教又如何？ 台灣還有轉型正義的路要走。現在，只是要合理調整、修正軍公教退休年金，就面對這種不合作主義幾乎集體化的抗爭，是什麼樣的仁義道德形成這種集體人格？台灣又要怎樣從這種過度黨國利己主義餘毒解脫出來，讓新的軍公教人員有更正常、更健全的國民性和人格？ （作者李敏勇，詩人）

  迎向新年代，正常國家都會有新願景。在台灣這個「國家」，不只要有「國家」新願景，更要有新國家願景，並非放放焰火、升升旗，這回事。 蔡英文政權在二○一六年春再度取代中國國民黨，並在國會過半形成民主進步黨的完全執政，人民的期待多，面對的挑戰也大。儘管考試院、監察院的累贅二權仍然存在，但新政權肩負重大的政治責任，成敗關係到台灣是否能脫歷史悲憤，走向昂然的新歷史。 蔡英文政權小心翼翼，以「維持現狀」尋求在國際強權、美中角力下的平衡，「維持現狀，就是落伍」，這一銘言早就在國內一個財團創業時被引為企業格言。企業若維持現狀就會被淘汰，遑論國家。 「維持現狀」是護身符，也是綑身索。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狀與中國分立，具有民主和自由。這個意義與價值的維持是應該的。但如何確立？難道不應該要成為一個真正真實、正常的國家嗎？ 是不是一個真實、正常國家，有客觀的認知條件，是法現實而不只是情與理的觀照。是不是一個好的國家，有主觀的判斷，是另一回事。台灣的文化課題存在著一種盲點，反映在對自己「國家」的認知概念和思維。 癥結仍然在於台灣內部的差異認同。一九四五年代表盟軍據台進佔，於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流亡來台的殘餘中國：「中華民國」跟隨者、認同者，尤其中國國民黨許多黨人，無視於昔日蔣介石國家已亡論，以及日後的現實，仍墨守這個被中國國民黨追捕的國家意理。 大多數台灣人，甚至一九四九年後移入者後代，認知到台灣不屬於中國，但仍然存在著「中華民國」的迷障與迷惘。以總統直選就確立新的國家主權，其實不必然。這種走一步算一步的保守心態，缺乏進取的格局，不能建構新的國家共同體國民意識。 台灣尚須脫胎換骨，以新的共同體意志與感情建構新國家。這不只是經濟課題，也是文化課題，有物質構造也要有精神構造。蔡英文政權要有革命性才能有所創造。不只是社會改造的努力，也要有國家重建的思維，經歷李登輝時代的不完全變革，陳水扁時代的改革中挫，蔡英文政權承擔後繼的更大責任。 （作者李敏勇，詩人）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中華民國」的名與實存在太多的問題。不只因為自一九四九年後，它只是殘餘的存在，虛構的存在，更是他者的存在。因為憲法和長久以來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奉承的意理是中國的，更因為自一九七一年，在聯合國被排除會員國家地位以後，世界普遍不承認，只以台灣認知這個在台灣的國家。認同的糾葛與識別的混淆重重。 台灣，大多數人自認是一個國家，即使「中華民國」論者也認為不屬於現在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個國家的共同體意識並未真正形成，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以來，廿年間的政治改革之路仍未解開認同糾葛的牢結。中國國民黨的某種力量與中國共產黨眉來眼去，阻礙了台灣這個國家存在條件的鞏固。 蔡英文總統在國會過半多數的雙重政治力量，是政黨輪替執政以來，台灣政治改革、國家重建的最有條件時際，人民選擇了她，賦予民進黨及新興民主政黨力量，是期待新政權能改變長期在中國國民黨執政累積的弊病。新政權必須回應人民的期待，讓台灣這個國家真正成為台灣的國家，團結對新國家有期待的人們，形成人民的力量，向世界傳達、宣示終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識別糾葛與混淆。 中國人民早已在一九四九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國家，據占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徒然以包含中國領土的憲法條款，造成的海峽兩岸兩國互相包含的謬誤，應確實改正。依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應脫卸虛構、殘餘、他者的國家之貌，含納在台灣，成為新的台灣國家的元素。中國國民黨不只不當黨產應解決，也應去中國而轉化為台灣的新興政黨。 從戒嚴長時期的反共到民主化以後的親共、聯共，中國國民黨利用殖民台灣當做復興基地，到當做中國在台象徵，都只是圖謀外來政黨之私，徒然消耗超過半世紀時光。台灣是生活於這個國度的人們重建一個真實國家，並期待兩岸兩國互遞橄欖枝，不再相互耗損競逐軍備，開創一個和平新時代的時候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自一九九六年，經由人民直選，已經經歷李登輝（一九九六）、陳水扁（二○○○）、（二○○四）、馬英九（二○○八）、（二○一二）三人五任，進入蔡英文（二○一六）的第六任總統。除馬英九傾向中國的國家，其餘都意識到是台灣的國家。 這些台灣選出的總統，和之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經由國民大會，由包括原先中國地區的代表選出的總統，身分是不一樣的。在政治原理上，自非與中國地區有牽連的新國家。 但其實不然。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和政府體制仍源於中國地區—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括的地區。一九四九年就從中國地區流亡來台，藉據占而統治台灣的執政者：中國國民黨，把在台灣這個國家的意理綁架在中國地區，在人民直選總統之後，仍未解除這個牽繫。中國國民黨似無法解救這個問題，台灣的政黨呢？ 「中華民國」只是在台灣這個國家的權力體制對台灣人民稱謂的國號，在世界上，普遍以台灣認知這個國度。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糾葛和識別混淆，讓台灣這個國度的人民陷入一種國格和國民人格迷亂的精神病理。許多企業家、知識份子文化人、政治人物也陷入迷惘。 明明是台灣人、明明在世界普遍被稱為台灣。出了國門，雖是台灣人，但，是什麼國家？自己的政府勉強還會以「Republic of China（TAIWAN）」自述，參加國際活動或賽事，被冠以「CHINESE TAIPEI」，CHINA和CHINESE硬是綁在把台灣縮小，簡化的TAIPEI裡面。台灣就是台北嗎？ 人民直選了總統，中國的牢結仍未解開。一九四九年以來、一九七一年以來，中國國民黨寧可失去了國家，也不願失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的國名，更嚴重的是在台灣這個叫做「中華民國」的國家意理，仍死硬地推向中國，坐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接收的企圖心。牢結套久了，偏安的習慣也形成，人民多次直選產生的總統一直都未克服僵局。 這樣的國格—一種不清不楚的國家名號；這樣的國民人格—因為國格問題帶來的不能清楚自稱什麼國家的國民心理狀態。自己不解決，要靠別的國家解決嗎？美中的新角力，台灣似也聚焦在新聞議題裡。是台灣自願或甘願以這樣的模糊現狀，屈辱求生？或者不！要站起來，面對真正的自己？（作者李敏勇，詩人）

  南韓總統朴槿惠的閨密門醜聞，引發韓國人民群起上街示威，要求下台。經國會通過彈劾已停權，待憲法法庭最終決議。有總統身分但無總統職權的朴槿惠，以無父無母無夫「三無女」延續的「朴正熙神話」，從此畫下句點，統治神話畢竟不敵民主浪潮。 朴槿惠的悲劇在於她不該選總統而選總統、並當選總統。因為南韓與北朝鮮南北分裂的右傾化國家體質，反共的朴正熙似仍留有精神遺產，讓朴槿惠得以跨代沿襲其專制獨裁父親的權力象徵︱這正是二戰後，以軍事政變奪取政權的長期軍事統治體制，變革後的民主化，這種幽靈不該復活。 朴正熙的神話與蔣介石神話「惺惺」相映，一九六○年代，朴曾應蔣之邀訪，來過台灣，許多中學生被動員列隊在他參訪之地歡迎︱︱以壯其聲勢。在反共被奉為獨裁統治令旗的時代，軍事強人藉反共壟斷統治權力，宰制一切。中國國民黨蔣體制在台灣的長期戒嚴，就是相同的歷史。 其實，朴正熙被指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有擔任憲兵的經歷，在南韓和北朝鮮都是未清算的歷史殘留。軍事政變的陰謀，以國家之義的名號，實為權力的竊奪，軍事政變所演變的軍事強權都有這種本質。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的奪權，乃至掌控一切，也一樣。蔣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底子也一樣。 南韓和北朝的「民族分斷」，二戰後以來，大韓民國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一樣，都尚未成為正常國家。北朝鮮兼併南韓的企圖心以及南韓維持自由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努力，形成對抗，徒然消耗了兩國的正常發展，這與台灣和中國也有些類似。但台灣並非與中國分裂，而是被接收進占、捲入殘餘中國之流亡政權留下的糾葛。 更不同的是，南韓是在聯合國有席位的國家、與北朝鮮有平起平坐的國際地位。而台灣則卡在「中華民國」已是被聯合國逐出的國際孤兒困境，面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步亦趨的進逼。 同樣曾被日本殖民，南韓與北朝鮮是分裂國家，台灣卻是被中國挾持的、被綁架在「中華民國」的不完全國家。在蔣介石神話已畫下句點，但銅像仍林立各地，蔣經國繼之，空氣銅像仍然瀰漫，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似乎依然崎嶇。如何克服？台灣的國家領導人面對的應該是這種考驗！而不僅是政黨輪替的權力承襲！ （作者李敏勇，詩人）

  從蔣介石體制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歷經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國家文化總會到中華文化總會，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五位總統中，只有蔣經國未以總統出任會長，而以嚴家淦延任；劉兆玄在馬英九任內以非總統出任會長，預謀據占這個非民間的民間組織，事跡敗露而未果。蔡英文總統、民進黨政府要接手這個文化組織，不可沿襲循例，要有開創心。 劉兆玄在抗拒交卸會長職務時，曾以他接任時與馬有共同想法：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要讓這個組織成為一個具國家高度的民間文化機構。話說得漂亮，卻是充塞著中華文化名實論弔詭的美麗謊言。一舉一動都是政治，卻拿文化這幌子。他還要蔡英文總統若接手，要如何中華文化云云。這是殖民心態，而非在地轉化新生的覺悟。 若以國家高度，或總統高度，這個組織當然不能再「中華文化總會」，也不是有人說的不能只中華文化交流而應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國際交流重要，但仍以文化部門的機制推動，較符實際。這個組織應推動的是建立「國家重建」與「社會改造」的文化視野。總統的高度在此。 要從中華文化醬缸走出來，而不是走進去。看看東亞的日本、韓國，分別從漢帝國和唐帝國文化脫穎而出。兩國都從遵漢字到脫漢字，把漢唐文化當做自己國家的文化元素而非全部。南亞國家則大多在被歐洲帝國殖民之後，成為非中華文化的國家。日韓是有問題意識的自我重建，南亞國家則是被殖民影響。 尚不能脫「中華民國」，但擺脫中華文化的全面心靈宰制，建立一個包含原住民文化、早期和後期移入者的在中國文化、近現代世界文化，像日本、韓國一樣，成為漢字文化圈的非中華國家，在世界諸國的文化系譜成為一個新光源的所在。以新的國家、新的文化與中國交流，而非合流。 日本及韓國和中國之間也有特殊國與國關係。即使中日或日中戰爭有恩怨情仇，兩國有國交。即使韓國前期王朝都被歷代中華帝國視為下國，但現在是平行國交關係。台灣也要有這種文化自覺，才能去除國共的殖民性，發展出與日本、韓國一樣的東亞國家地位。以國與國關係，台灣與中國才有和睦和親善。中國看台灣也應如是觀。台灣和日本、韓國一樣曾受中國文化影響，但並非因此屬於中國。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