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會對中天案討論熱烈，然而大眾對於「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似乎未見區分，以至於議論失焦、淪為各說各話。 憲法第十一條，明文保障「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的自由」。前述四項，建構了思想自由的發展空間。誠如上世紀的鐵幕笑話，有人假索忍尼辛之名列出了「良民守則」： 一、不要想（思考）。 二、如果想了，不要說。 三、如果說了，不要寫。 四、如果寫了，不要出版。 五、萬一出版了，立即否認那是你寫的。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向來是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信仰。但是在上個世紀立憲者所處的時代，所謂的新聞媒體，仍以報紙雜誌等紙媒為主；直到鄭南榕殉道時，《出版法》仍被視為箝制新聞自由的惡法，藉由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的種種手段（像是報禁），獨裁政權得以有效干預新聞自由！ 然而「新聞自由」就全等於「言論自由」嗎？不然。新聞自由非屬個人的自由權，它向來是民主社會的集體防衛機制。政府的可能為惡，不能僅僅靠分權制衡，更需要具備發掘真相能力的新聞工作者，協助手無寸鐵的人民監督政府。正如美國憲法賦予人民保有武裝自衞權，其目的在於以備萬一要抵抗暴政；民主國家保障新聞自由，不也就是維護人民自身的非武力抵抗權嗎？ 對新聞自由的無形戕害，往往存於媒體老闆挾其資金、權勢，令員工背離新聞專業，俯首聽命、受其指揮報導，這實為中天審照未過的癥結。圖為旺旺集團創辦人蔡衍明出席NCC中天換照聽證會。（資料照）     新聞自由不只是消極地保障大眾知的權利，更存在保有發掘真相能力的積極意義。同時，要維持真相的傳播不被扼殺，更要保護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不被打壓。 包容不同觀點的意見，充其量只是言論自由的基礎，還搆不上新聞自由，所以拿換照不過，致使在中天頻道上的言論無從表達，從而認定是主管機關「侵害言論自由」，無疑是嚴重誤謬——試問這些言論有因此就無從發表或傳播了嗎？ 威權統治者對新聞工作者的人身自由施以外部拘束，致使他無法自由報導新聞，如此這般明顯地迫害新聞自由，是易於引發關注而遭到撻伐的；但是，另一種無形的對新聞自由的戕害，則往往存在於新聞媒體的老闆，挾其資金的權力優勢，令所屬員工背離自身的新聞專業，俯首聽命、在他的指揮下報導——這才是中天案審照未過的癥結所在！ 因此，NCC不再續發執照給中天，乃是對其資本主的一種處罰，剝奪其繼續經營此一新聞媒體的權利；從另方面來看，由於公共頻譜的稀有性，此一頻道的釋出，不啻提供其他新聞媒體潛在經營者新的機會，讓良幣得以取代劣幣。 換言之，NCC不過是驅逐了一個不稱職的老闆，而讓原中天的員工——也是實現新聞自由的要角、專業的新聞工作者，重新得到不被老闆操控的自主權......這，才叫做捍衛新聞自由！ （立法委員）

評估多時的高鐵南延，除了原有的燕巢岔出案、新左營延伸案之外，近日再新增經高雄火車站，以及經小港機場兩個方案。 高鐵南延屏東4方案   在宮鬥劇中，常見後宮嬪妃爭寵情節：由於擔心皇后失寵，親皇后派的外戚往往力阻皇帝立妃，但若眼看阻擋不了，就會轉而建議多立幾個妃，讓她們彼此牽制、削弱對皇后的威脅；如果朝臣們不明就裡，便紛紛各擁其主、爭相推薦嬪妃，在相互鬥爭之下，皇后及皇儲地位仍舊穩若泰山！ 為了南部人的交通平權，是否值得中央政府花大錢增建高鐵？這就好比為了多培養未來能繼承大位的儲君，是否要再選秀立妃？而力阻高鐵南延的「唯交通派」，正如宮鬥中的皇后幫，眼見國土均衡發展大勢難擋，急忙拋出高鐵新方案，充其量不過是用來彼此阻撓的嬪妃們；於是大費周章從頭評估新方案後，會不會依舊是力阻高鐵南延的唯交通論者維穩現狀？ 經高雄火車站案並非新方案，早在一開始有高鐵延伸屏東構想時，鑑於屏東人口遠不及六都規模，運量及財務收益不足，當時便曾評估與高雄鐵路地下化共軌，降低成本以改善投資報酬率，但被判定不可行。後來，考量整體國土規劃與均衡城鄉發展，在「投資相對必要金額，將高鐵延伸屏東」的前提下，交通部提出自燕巢岔出的「支線案」，和接續新左營的「延伸案」兩方案（皆於六塊厝設站），委請顧問公司評估並比較兩方案的營運模式效益（燕巢支線或左營延伸線）、路廊的拆遷阻力及成本；如今，突如其來的「經小港機場案」，未依既有評估基礎，說明不同地點設站的效益差異、路廊規劃及可能的拆遷阻力、營運模式（支線或延伸線）等，如何計得所需經費及投資效益？無怪乎令人聯想是宮廷內皇后幫所提多立妃的阻撓策略。 高鐵南延討論焦點，不應在「既有國土開發範疇內的政經重心移轉」上打轉，而應該探討「未來國土經營範圍應否擴張」？反高鐵南延的「唯交通派」，為鞏固台北交通中樞的地位，自然樂見各種方案提出並納入評估後，得以阻撓或拖延高鐵南延。但我們應思考的是，未來五十年，台灣國土發展是否將東岸納入？對於如何帶動東部發展，交通部既然有環島軌道政策規劃（西部高鐵、東部快鐵），便應積極評估環島鐵路怎麼銜接？高鐵是否東進台東？而非技術杯葛，造成高鐵南延「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作者為民進黨區域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