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媒體「臉書」十一日向各國的「事實查核」夥伴公布新政策：被媒體標註為「評論」、「投書」的文章，如果論點係基於錯誤事實，一樣要被事實查核單位標註警語。對於非新聞從業人員來說，這激不起什麼漣漪。一般人可能搞不清楚新聞和評論有何不同，更不用說專欄評論、讀者投書和社論之間的差異，那麼臉書這項新政策的意義何在？ 經歷二○一六年大選被美國媒體指為假新聞大平台後，臉書開始與各國的事實查核組織合作，阻止假訊息散布。然而各新聞媒體的評論文章不在查核對象內，因為媒體上的評論文章是個人意見表達，臉書不願冒妨礙言論自由的風險。 但是隨著假訊息戰的愈來愈組織化，新聞媒體的評論文章也受到侵蝕。有些政治人物本人或其友軍，在新聞媒體發佈基於錯誤資訊進行評論的文章，一方面藉由媒體招牌為其背書，一方面又可繞過事實查核機制。對讀者或社群用戶來講，判斷假新聞的依據之一就是文章來源，一旦來源是心目中具有公信力的媒體，自然就不再懷疑，但事實查核中心對此無能為力，臉書這次就是想堵住漏洞，但臉書仍十分小心的提醒合作夥伴，只有在評論文章的內容基於錯誤事實進行推論時，才能標註警語。 評論文章一直是美國報業既展現立場又展現言論多元的區塊。社論表達報社立場，投書展現言論多元，專欄邀稿則兩種都有。於是自由派的報紙仍然看得到保守派的投書，反之亦然。展現多元言論，可以促使意識形態衝突以辯論而非暴力形式展開。 但社群媒體改變了新聞業生態，在意識形態上投讀者所好成為生存趨勢，反抗這一趨勢又造成對其他意識形態的刻意維護，意識形態就此內化到新聞媒體以及新聞工作者的組織運作與新聞產製裡，新聞中立從價值降階成為選項。紐約時報言論版主編班奈特（James Bennet）、編輯魏斯（Bari Weiss）六、七月分別辭職風波就是一例。 班奈特辭職雖說是因為維護保守派言論空間，在紐時被同儕圍攻幹不下去，但導火線卻是因為刊登一篇保守派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呼籲聯邦政府派兵鎮壓各地示威的文章，如此重要文章他居然沒親自看過。就班奈特的例子來看，當新聞工作者將意識形態內化到組織運作或新聞產製流程當中，免不了就會對迎合特定意識形態的文章放鬆警惕。臉書此次調整事實查核機制，雖說從讀者用戶端來說沒什麼感覺，但對新聞媒體仍然具有警示意味。 （作者是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新聞媒體、新聞工作者一天到晚被人罵，說是不讀書不用功，散布錯誤資訊甚至捏造假新聞。那麼請問，你願意為自己按讚、分享的文章負責嗎？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蕭恩斯坦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學術期刊《假消息評論》（Misinformation Review），上月底刊出一篇經同儕審查的研究，發現愈是可信度有問題的貼文，它的各種社群互動指標例如讚、分享數字愈高，用戶愈容易按讚分享，也愈不進行事實查核。 這篇名為「暴露在社群互動指標前，會削弱對假消息的抵抗力」的論文，研究者設計一個模擬社群平台界面如臉書、推特的事實查核手遊，自二○一八年五月到二○一九年十一月，蒐集超過八千五百名用戶的使用資料，得出上述研究發現。 也許對假新聞操作者、內容農場經營者而言，這些早就是業界的常識，所以假帳號灌水衝讚數分享數，是不管演算法怎麼改都不會變的基本動作。上述研究其實點出的是人性中從眾的一面，大家怎麼做，我跟著做就不會出事，就算出事，責任也是大家一起擔；當這個「大家」人數多到一個程度，那就大家都沒有責任。所以愈多人分享按讚的，跟著分享按讚就不會有事。 社群媒體時代的傳播鏈，必須依靠所有社群用戶的互動行為才能完成，假消息的傳播鏈當然不例外。因為不必負責所以不必思考，導致膝反射式的社群互動行為，對於假消息的傳播當然最有利。 正因為所有社群用戶與原始貼文者都是傳播鏈的一環，所以其實參與互動的用戶與原始貼文者，也都有各自應負的責任。不要把責任都推到新聞媒體與新聞工作者，倒是該先自問有沒有轉貼來源不明的文章？有沒有雖然不知道真假卻仍然轉貼，還來一句「真的假的」撇清責任？有沒有能力與意願在轉貼可疑文章前，做一下事實查核？願不願意為自己的轉貼負起責任？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近來推出一些事實查核的基本技巧，只要社群用戶意識到應該為自己的社群行為負起責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並不比使用搜尋引擎難多少。建立社群互動行為的責任感與基本的事實查核能力，不要躲在眾人背後，才有可能稍微緩解社群媒體造成的極化現象。 （作者是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如果說全球尚熾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台灣人學到了什麼寶貴經驗，那就是：沒有什麼比資訊與政策形成過程的公開透明，以及理性的辯論，更符合公眾利益也更能有效治理。而提供資訊公開與理性辯論的平台，本該是新聞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功能。 然而，事實上，台灣人信賴新聞媒體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二十四％），最受信賴的媒體公共電視，閱聽次數倒數第二，最不受信賴的媒體卻在閱聽次數高居第三。這就是台灣新聞媒體的現況。 上述事實出自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二○二○年數位新聞報告》。台灣自二○一七年起就被列入調查對象，四年下來，台灣人從手機看新聞的比例由六十五％升到七十四％。從網路、電視、印刷看新聞比例都下跌，印刷腰斬到二十一％ ，唯有社群媒體微幅上升到五十七 ％，但台灣人對社群媒體上的新聞，信任比例只有十六％。 Pixabay 台灣人不但在報告中的四十個新聞市場中，對新聞媒體信賴比例倒數第三，擔心在網路上看到假新聞的比例倒數第九（四十五％，總平均五十六％），而收看網路新聞影片的比例卻排名第九（七十九％，總平均六十七％）。 調查結果其實描繪出這樣的圖像：台灣人透過手機使用社群平台看新聞，很愛看新聞影片，取代了不論電腦，還是電視報紙廣播，尤其是報紙，消失了也無所謂；但打從心底就不相信新聞媒體，也不相信社群平台上看到的新聞，卻不太在乎真假。儘管認為公共電視可以信賴，但看過的人卻很少；反而最不受信賴的媒體，卻有死忠支持者以閱聽行動擁護。 這個圖像呈現出「後真相時代」的社會，我只看、也只相信與我立場明顯相同的媒體，其他都是假新聞，說我看的新聞是假新聞的人，也是製造假新聞的同路人。而這樣的社會只會朝向意識形態的兩極分化。 在兩極化下，新聞媒體雖然可以藉由忽視事實，只凸顯立場去觸發病毒式傳播，達到衝點擊的短期利益，但會喪失公信力，降低品牌價值。更嚴重的是，當新聞產業中有一家為了生存這麼做，其他媒體只能跟進，心態就跟大家搶口罩衛生紙差不多，不管同不同意都只能跟著走。大家一起沉淪，毀掉的不只是新聞產業，還包括以第四權支撐的民主機制。 對不同意識形態支持者的謾罵嘲笑，不該是新聞媒體的工作。台灣人身為民主社會的成員，應該採取實際行動，讓新聞媒體看清楚，我們有多在乎事實，沒有事實，沒有收入。 （作者是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直播至今已將滿四個月，期間隨著幾次重大疫情事件吸引了無數台灣人準時收看。疫情突發則全國同憂，疫情連止則芭樂、石斑、蓮子湯上桌同喜。防疫使我們成為緊密的共同體，收看指揮中心直播成為一種儀式性的行為。 疫情趨穩固然是每一個台灣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盡到責任、甚至犧牲了些什麼換來的可貴成果，但目前持續鎖國的局面不可能永遠這麼下去，總有開放的一天，我們沉浸在國內疫情趨穩的幸福中，這種幸福感會不會讓人失去警惕？ 十七日的記者會上，經由記者與指揮中心的問答，證實了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團隊正尋求與台灣合作，實驗防疫期間的跨國人員流動模式；日前也一直有防疫成效優異的國家合作組成跨國流動區域的說法。這些跡象都指出，重開國境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問題只在何時、如何、開放標準、開放對象而已。 於是，對於疫情資訊的吸收，我們不能再沉醉在自己一個國家的成功。國際疫情的變化到底如何，雖然指揮中心每天發布的資訊當中有確診數與死亡數最高的幾國數字，但也就僅此而已。既然我們不能避免重開國境，那就應該要讓全民能取得公開透明即時的資訊，面對世界做好準備。 目前指揮中心記者會的固定模式，開場一定先報告國內疫情重點。但即將到來的國境重開，有可能造成不安全感再度上升，不利目前逐步恢復民生經濟的方針。建議記者會應該開始將國外疫情趨勢、重要醫藥公衛發現納入主動公布的範圍。 當然，疫情趨勢的關注焦點，要從與台灣人員往來密切的國家做起。每年台灣出入境資料統計可以很容易看出哪些國家與台灣人員交流多，而哪些國家在各種因素考量下將成為優先開放對象，應該要成為疫情報告的優先關心對象。 指揮中心在這次防疫中的重要貢獻之一，或者說我們自豪的台灣模式之一，就是疫情資訊公開即時，有助獲得信任與解除焦慮。未來國境重開想要獲得人民的信賴，就得從讓人民重視外國疫情的資訊開始。 （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