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召回立陶宛大使後，立陶宛表示仍堅決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這樣的情境顯現出中國在疫情時代的外交困境以及台灣的外交機遇。 戰狼外交象徵了中國外交的內宣化，至此，中國外交重心從「韜光養晦」逐步獲得國際認可和優勢地位的路線轉向於「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民族主義宣傳，而背後的邏輯乃是經濟成長放緩後中共一黨專政正當性的追尋。唯有將習近平打造成民族救星，方可使小粉紅在搖旗吶喊時忘卻生活中種種日益強烈的煩惱。這樣的焦慮感與需求，在中美貿易戰、供應鏈重組以及全球疫情肆虐的情況下越來越強烈，以至於出現了中美阿拉斯加會談中完全失態的外交表現。 全球疫情的爆發，是另一個重要影響外交的要素。在各國人民大量染疫、死亡的嚴峻情境下，人權紀錄不良、外交手段失態、民族主義高漲、擴張行為不斷、地位日漸孤立且為疫情始作俑者的中國，自然更容易招致反感。 而各國政府有如台灣五月疫情爆發後的民進黨政府，皆面臨了國內人心惶惶、支持度下降、反對黨挑戰的種種困境。在亟需尋求政治正當性的狀況下，對中國的各種外交要脅更將難以接受，反而會藉由堅持立場、力抗中國來獲取更多的政治正當性。 台灣是這種衝突關係的獲利者。從加拿大議會對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決議的支持，到各國對我國疫苗的捐贈；從東京奧運中各國對Chinese Taipei的修正與討論，到立陶宛堅決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的論述。我國近期在外交上的各種突破，除了我方固有的實力以及外交人員的努力之外，中國與世界各國在疫情時代的衝突，扮演了重要推波助瀾的角色。 因為中國的外交失態，台灣被更多人看見，被更多人討論，被更多人協助。這個時代是卅年來中國外交最為困難的時代，亦為台灣在外交領域最有突破機會的時代。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