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在夜裡被捕》   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讀《等待在夜裡被捕》，看看他們，想想台灣 這本書是塔伊爾哈穆特伊茲格爾所寫。伊氏原本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居民，是維族有名的詩人與導演，二○一七年流亡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現在在華府地區開Uber維生。書是二○二三年所寫，記述二○○九～二○一七年之間中共對維吾爾族進行的鎮壓與種族清洗，讀來令人心酸，也必然會激起讀者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厭煩。 中共到目前為止，都否認在新疆有「集中營」，當然更否認有任何種族清洗。民主國家對新疆所知，也僅限於少數幾位記者的報導。但是，這些記者只能去中共讓他們去的地方、只能與中共讓他們聊天的對象聊天，再加上當地人噤若寒蟬，即使記者再努力，也難以深入。但伊氏不同；他是道地的維吾爾人，所有的訊息都是絕對一手，而且記述真切，有血有淚，把新疆真相完整呈現。 什麼叫「種族清洗」？「清洗」其實不見得要有大規模屠殺。只要把一個民族的語言、詩歌、信仰、詞句、服裝都扭曲改變，這個民族的特徵就洗刷殆盡，那也是不折不扣的清洗。 中共在新疆維吾爾區做什麼呢？他們強制清真寺升國旗，就像強制在西藏喇嘛寺廟升國旗一樣，把宗教放在黨國「之下」。這樣，宗教就洗掉一些了。 中共在維吾爾頒布「禁用名字一覽表」，不准用這些字取名。例如Muhammad,Turan.前者與伊斯蘭先知之名同音，後者是突厥語「共同的故土」。此外，編劇劇本中不能用assalamualaikum（願真主賜予你平安）這句日常問候語，使維族人不知道怎麼做日常對話。維吾爾族也不能說「真主」，只能說「我主」；不能說「天堂」，只能說「美麗之地」。經過這一番語言折磨，維吾爾文化又洗掉了一些。 作者的身分是導演。中共對於所有劇本都要審批。逐字逐句修掉禁用文字當然不在話下；審批還會出現「沒有凸顯黨對維吾爾人的仁慈」、「沒有漢族角色」這樣的意見，編劇必須依照修改。經過這樣的層層審核，任何維吾爾文化劇情，當然又洗掉一些了。 中共不准維吾爾人對伊斯蘭教虔誠，幾年前要求喀什地區所有維吾爾人交出家中一切信仰物品，包括可蘭經、禮拜毯、念珠、衣物等。有些人因為沒有乖乖交出可蘭經，被判刑七年。維吾爾人必須要在「留經」與「留人」之間做個選擇；經毀人在，經存人亡。在在這樣的高壓氛圍下，維吾爾族的宗教文化特色，又洗掉一些了。 當然，逼迫維吾爾人就範最最關鍵的，還是中共的法治蕩然、官員的恣意妄為、監控的無所不在、以及災難隨時可以降臨的恐懼。維吾爾人只要膽敢對前述管束不服，例如不交出可蘭經，就隨時有可能因為莫名其妙的理由而納諸狴犴。因為這樣的害怕，使得高壓統治無往不利。許多人也還沒到作牢的地步，但是「沒有時間上限、沒有結束預期」的所謂「再教育營」，其實與坐牢沒有什麼差別。 這樣的情況將來會改善嗎？我很悲觀。有一位美國政治學者指出，人工智慧是集權統治的大幫手。中共透過微信、微博、電商、電子支付、數以萬計的攝影監視器、歷年來親朋「犯罪事件」等，透過AI演算法，幾乎可以完全掌握個人隱私，「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書中寫道：中國政府只希望維吾爾人過「監視器看得到」的生活，實情差不多就是如此。 到今天，台灣還是有一些人對中國心存幻想，他們說：「中共佔領台灣只是換一面國旗掛」。我不知道怎麼說，只希望這些人都能讀一讀這本書。 一年多以前，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說，台灣人民需要「再教育」，我聽了毛骨悚然。台灣人民讀這本書，就知道什麼是「再教育」了。 明年一月起，我將為某個雜誌寫專欄。這個邀約許多年前就提出了，但是我都跟我熟識的記者朋友婉拒，理由是：什麼樣左右藍綠的人我都可以相處，但是要我與「舐共」的人、為中國共產黨擦脂抹粉的人平起平坐，同為專欄作家，我做不到；我覺得羞與為伍。記者朋友突然問：為什麼你那麼厭惡中國共產黨？問得突然，所以我得仔細思考。 我最後的回答是這樣的：中共對台灣說要武統、對外搞戰狼霸凌、對內殘民以忍，這些些都令人厭惡，但這些卻只是表象、是結果。中共令人厭惡的關鍵核心，是它完全而絕對的泯滅人性，幾乎是把「不人本」做到極致。中共用「黨」這個虛幻的總體，完全凌駕所有個人價值，但是從來不敢誠實面對「黨」的意旨從何而來，也從來不敢面對過去七十餘年這個黨執政下的大躍進、土法煉鋼、三反五反、鬥爭地主、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香港鎭壓等倒行逆施，更不敢解釋溫家寶家族海外廿七億美金、習近平家族海外三億美金、一大群黨二代官二代顯然不義的財富。所有的貪污舞弊，都靠「黨」的名義掩蓋，而所有的欺壓迫害，也都在「黨」的藉口下進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質上的邪惡！這一群地痞流氓的「不人本」極致，是我鄙視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安妮的日記》寫道「總有一刻我們將重新為人，而不止是猶太人」，令西方人感傷。作者則記述維吾爾族人願意花無盡代價，把身分證件「民族」欄改為「漢人」，也是同等的悲痛。 看看維吾爾，想想台灣！

《我們如何守住台灣》是一本超級好、超級重要的書（取自作者臉書） 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我們如何守住台灣》是一本超級好、超級重要的書！ 這本書是一本「公民參與」的寫作示範。作者針對近年來日漸真實的「中國武力犯台」危機，提出了一整套的情境想像、思考推理、結論試擬、策略鋪陳、戰備調整、公民角色、問責監督等。這裡的功課並不簡單，尤其是涉及國防軍事的部分，更需要許多的資訊收集與研判。所幸，作者能夠找到一群國防軍事專家，經由他們的訪談回饋，逐漸整出「守住台灣」的完整想法。尤其是，此書的內容鋪陳都是以「家人對話」為背景，也毫不避諱家人人身避險、甚至移民逃難的可能選擇。這樣真誠的的議題討論方式，讓讀者容易產生認同。 全書的架構，大略分為幾塊。第一，是列出台灣的選項，看看我們究竟有沒有「不備戰而苟全」的可能性。作者用香港、新疆、西藏、甚至早年國共內戰的例子，解說陳述一個事實：除了備戰，台灣難有其他選項。用我的文字來表達，作者苦口婆心所希望讀者了解的只有一點：不要對中國共產黨存有任何幻想。台灣人民普遍對中國共產黨體制與歷史缺乏了解，對於這個政權的列寧式控制、以黨領政、階級鬥爭、殘暴鎮壓、泯滅人性、文化大革命、西藏大屠殺、新疆集中營等，都印象稀疏。如果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則就容易產生「苟全」的錯覺，因心防鬆懈而成為中共的魚肉。 全書的第二部分，就是要陳述「中共犯台」的基本模式。這一部分的敘述，差不多是所有軍事專家的共識。由於台灣海峽的屏障，中共犯台大概包括海空封鎖、摧毀通訊、取得空優、轟炸關鍵點、海上兵船登陸、陸戰掃盪等幾個階段。而台灣要在這些戰場取得勝利，就要做到「聯盟友、守空域、擊渡海、抗登陸」幾件事。 而本書的第三部分，就是要告訴讀者如何善盡公民責任，督促我們各層級政府官員，去預做準備，做好這些事。 作者的種種論點我都同意。以下，則是幾點補充看法。 一）作者在書中描述了許多「臉貼在中共屁股上」的台灣官員、民代、軍官，幾乎是扮演扯台灣後腿的角色。我認為這個部分若能更加釐清，將有助於提升軍事戰力。因為我們的國家處境特殊，國軍經常期待被告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而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也偶有認同混淆。中華民國國軍與所有公務人員，效忠的對象都是我們的憲法，以及我國憲法所刻劃的民主制度。一旦中國武力入侵佔領，我們的民主制度、種種自由（言論、思想、集會、講學、遷徙、選舉、契約、宗教等）、生活方式，全都灰飛煙滅。台灣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統／獨」論述，但是任何人的論述卻都不重要；唯有透過憲政機制決定的國家走向，才是民主的共同抉擇。中華民國國軍以生命捍衛台灣，為的就是捍衛我們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我希望這樣的憲政見解能夠廣為宣傳，逐漸成為凝聚的力量。 二）就「聯盟友、守空域、擊渡海、抗登陸」而言，我覺得作者對於「聯盟友」一項描述得略為狹窄，太著重在「軍事」方面的聯盟。在真正的國際戰略關係上，平時非軍事的結盟，往往是非常時期軍事結盟的基礎。簡言之，盟友多少與關係多好，都不是作戰時的外生變數，而是平時的內生變數，台灣都有努力的空間。 舉幾個例子：法國總統馬克宏主張歐洲主義，不利於台灣的整體防衛，台灣能怎麼突破？中國長期操弄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阻礙台灣的國際觸角，台灣除了燒錢買廣告之外，能怎麼做？美／中科技戰方興未艾，台灣做為科技產業的大咖，可以如何利用形勢、做些什麼？面對國際廠商與中國密切的經濟互動，台灣要如何才能「腐蝕」這些利益根基？中國的戰狼外交到處惹人厭，台灣要如何在國際間「定型化」這樣的討厭形象？民主國家的權力分為行政立法司法三塊，而司法那一塊更是完全獨立的。台灣可以如何利用，去擴大我們的盟友與國際支持？ 以上這些面向，我都有相當的思考，也有一些戰略方向。但是這些策略當然不適合拿出來公開討論。我想講的是：中國武力犯台的戰爭模式，差不多是定型的。台灣要如何面對這個定型挑戰，是我們共同要「解題目」。但是，台灣要如何在當前詭譎的國際環境下做好「聯盟友」，這不是一個給定的習題。這裡需要更多的創意與突破，是「找題目」而不是「解題目」，是不太一樣的挑戰。在這一方面，我們做的努力不夠。 三）同理，中國國內的情況，雖然台灣能夠使力的機會不大，但還是有努力的空間。我認為，十三億中國人共同凝聚的民族主義，那也是台灣安全背後的隱性壓力。若能疏解十三億人民族主義的糾結，對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加以區隔，對台灣安全絕對是有好處的。 台灣在歷史上經歷過許多不同文化的 inpu︰原住民、漢人移民、葡萄牙人、荷蘭人、日本人、新住民等，都扮演一些角色。但整體而言，台灣在血緣、文化上，與中國確實有淵源連結。然而這血緣、文化的連結，與政治隸屬完全無關。更何況，台灣的民主實踐已經頗為成熟，絕對不會接受中共的極權統治。在民主成熟的台灣，我們不需要外力「解放」，更不需要被「再教育」。 因此，台灣拒絕對岸的武力入侵，這是政治體制上的尊嚴自主、這是民主體制的斷然抉擇，但不表示這是血緣文化上的一刀兩斷。也許從這裡切入，可以將共產黨的武力企圖與十三億中國人民族情感之間的區別，說得更淸楚，庶幾能疏解一些民族主義的迷惘壓力。這些努力有多少效果不知道，但是成本很低，絕對值得思考。 四）讀完全書，其實還有些憤怒，需要發洩。我丟（廣東話），台灣人民要花這麼多時間心力，去討論、防備、避免一個可能會讓幾萬人「家破人亡」的場景，為什麼？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刺激中共的事，而是因為中共的統治基礎不穩，需要到隣居家殺人放火，以分散國內注意力。不是因為台灣威脅到中國，而是因為中國維尼的愚蠢自大，想要向美國證明自己「大國崛起」。不是因為台灣「神聖不可分割」，而是因為習近平要靠窮兵犢武，來掩飾百年國恥的自卑。就是這樣的心情，令人憤怒，忍不住長呼一聲，丟。

《經濟武器》書影（取自讀墨網頁）   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最近在看《經濟武器》一書，還沒看完，但已經覺得作者觀念混淆，亟需釐清。作者 Nicholas Mulder 是歷史學者，《晶片戰爭》一書的作者 Chris Miller 也幫此書寫推薦。但是最近看了幾篇 Miller 接受外媒的訪問，我覺得連 Miller 自己也弄不清楚狀況。Miller 與 Mulder 兩位受的訓練都是歷史學，他們對於經濟、科技的了解終究受到侷限，因此經常混淆了經濟制裁、科技禁運、貿易戰、科技戰的觀念差異。我想用這篇貼文，釐清相關的觀念。 「經濟制裁」是一種懲罰目標國的手段，做法包括貿易禁止、旅遊禁令、金融資產凍結等。而所謂懲罰，主要是針對目標國已經做的一些措施。例如，俄羅斯去年入侵烏克蘭、古巴當年容許蘇聯設置飛彈基地等。一百年前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許多國家之間，更是有許多經濟制裁的做法。 相對於「經濟制裁」，歷史上幾乎不曾發生過類似過去五年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科技對抗」。冷戰期間美蘇確實有科技管制，但是那個時候的科技範圍太窄、進展太慢，與今日不可相比。現在美中之間的科技對抗與傳統的經濟制裁有四點不同，分述如下。 一）經濟制裁的對象，是要懲罰某個國家過去「已經做」的某件事，例如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古巴同意設飛彈基地、某獨裁者殘民以逞等等。但是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制裁，目的不是要懲罰中國「已經做」的事，而是他們「還沒有做成」的事，例如高階晶片製造、量子電腦、人工智慧、6G 通訊等關鍵技術。 二）經濟制裁的手段，通常是禁止某些現有商品的運送，例如石油、原物料、軍用物資等。但是科技制裁除了若干現有商品的禁運，更重要的是阻絕「未來」某些商品的研發。例如，現在美國、中國都還沒有廣泛使用的量子電腦、都還沒有 6G 通訊、都還沒有多偉大的一般用途人工智慧，這些都還在發展。科技制裁的目的，就是要「阻礙」對手的發展。 三）經濟制裁經常被詬病的一點，就是它會傷及無辜。例如某國在經濟制裁之下民生凋蔽、人民生活困苦，因此雖然經濟制裁傷到了肇事國的統治者（如普廷），但是也傷害了肇事國的無辜人民。但是科技制裁比較沒有這個問題：由於制裁的標的是未來科技發展，而非任何現存產品，所以極不可能造成民生凋蔽之類的後果。 四）經濟制裁的目標很簡單：要被制裁國家退讓（例如俄羅斯撤軍），讓事情回復原狀（例如歸還佔領的烏克蘭土地），那麼經濟制裁差不多就結束了，頂多再多耗一兩年。但是科技制裁的目標，大概是要阻礙、延遲、擋下對方某些領域的科技發展。然而由於量子電腦、人工智慧、6G 通訊、高階晶片的技術是個沒完沒了的過程，所以我們很難想像科技制裁的「終止」。如果你問美國總統：你們與中國的科技戰總體的戰略目標是什麼，我猜想他會回答：We want to build a technology wall. On this side of the wall, we want to have clean and safe Internet,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privacy, protection of busines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revention of totalitarian ab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that is their business; we just do not want them to use our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their totalitarian controls. 經濟制裁與科技制裁或科技戰的差別已如前述，讀者可以思考發揮。現在，我只想戳破一個「認知戰」的論點。美國制裁高階晶片輸出，有人說「它反而刺激了中國自行研發製造高階晶片⋯，祖國萬歲」。我其實根本不相信「土法煉鋼高階晶片」這種神話，民間實際測試也證明了土法煉鋼的「晶片效能」不佳，更不用說土法煉鋼晶片在高階武器系統能否使用的問題。但是，就算老共真的土法煉鋼出某種替代晶片，而不是使用原本可以從美國進口的晶片，老美不也達成了「延遲中國科技進展」的目的嗎？美國的制裁達到了目的，一些狀況外的笨蛋究竟在歡呼什麼呢？

  2018 底，吳音寧在眾多輿論壓力、政治勢力意圖切割、社會一片圍剿氛圍下，辭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總經理。我那個時候人在歐洲，詳細情形掌握不多，只能從媒體片段得知吳音寧「社會仇恨值非常高」。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她口出惡言、若干媒體把她描述為「250 萬實習生」、「特支費圖利特定對象」等。當時，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說兩則關於吳音寧的故事」，貼在臉書，後來也轉載於媒體。文章內容只是記述我對此人的了解，用這樣的了解來反差社會對吳音寧的印象。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如果我觀察的吳音寧是如此平和正直，那麼為什麼她的社會仇恨值會那麼高呢？ 幾天前，農業部長陳吉仲辭職獲准，而不必諱言，他今天也是一個「社會仇恨值超高」的人物。陳吉仲是我三十幾年前任教台大時的學生，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機會進一步了解。套用前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的話，我對他的人格操守有相當了解，因此我起初也弄不懂他身上的「仇恨值」從何而來。 陳吉仲任職農委會到農業部長達七年，當然有許多風雨紛爭，我未必盡知詳情。即使這次的「蛋蛋危機」，我的訊息也不見得完整。但我是在「供給／需求」分析裡打滾數十年的經濟學者，要建構一套「政府進口鷄蛋又受批評」的思考架構並不困難。 為什麼一個老老實實的陳吉仲（中）會累積這麼高的仇恨值，著實令許多人不解。（資料照）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1）因為禽流感，各地鷄蛋產量銳減，台灣如此、全球亦如此。2）人民缺蛋必將產生政治壓力；為了舒緩這樣的壓力，就要想辦法進口鷄蛋。3）部分進口蛋效期逾期，最後銷毀，誰要負政治責任？4）鷄蛋進口有利潤，農業部有沒有趁此機會圖利特定業者？ 要分析上述幾個問題，首先要釐清「進口鷄蛋」的政治目標。我認為政治目標概有三項。第一，要舒解社會大眾「缺蛋」的民怨，因此進口數量不能少。若是進口太少，幾個星期之後再來一次缺蛋民怨，那就等於政策失敗。第二，進口數量也不能太多，否則鷄蛋效期過了就得銷毀，當然是國庫損失。第三：鷄蛋進口之後放在倉庫裡，每天「釋出」市場的數量也不能太多或太少，否則或是衝擊台灣在地蛋農，或是順遂了盤商的炒作。所以簡言之，政策目標有三：舒解民生壓力、避免國庫損失、維護本地蛋農利益。 但是要達成以上這三個目標，恐怕不容易。為了舒解民生壓力，進口蛋量只能寬不能緊。為了維護本地農民利益，例如萬一這幾天台灣自產的鷄蛋量充足，政府就只好減緩釋出，以免「蛋賤傷農」。而一旦政府如此調節供給，堆在倉庫裡的蛋增加，最後的銷毀數量就一定增加。用比較理論的方式說：政府的政策「手段」只有兩個 （進口蛋的數量與釋出蛋的數量），但是政策「目標」有三個 （舒解民生壓力、避免國庫損失、維護本土農民利益）；用兩個手段同時解決三個目標，經濟學理上就注定不能周全。 不周全的結果只有兩種可能：1）有幾天的鷄蛋量過期，必須銷毀，或是 2）有幾天的鷄蛋量不足，民眾有若干不滿。無論 1）或 2），都有社會成本，農業部也一定挨駡：蛋不足則社會不滿，蛋太多銷毀則浪費公帑。 大家會問：這件事要如何評斷呢？我要請讀者注意：由於蛋的效期是以「天」為單位，因此評斷是非的單位也是「天」。簡化來說，如果最後台灣社會還是有「兩天」缺蛋，假設一顆都買不到，則以一天平均 2500 萬顆計算，就表示政府當初進口量短少了5000 萬顆。而如果最後台灣銷毀 5000 萬顆蛋，仍以一天平均 2500 萬顆計，表示當初多進口了「兩天」的蛋。台灣的情況大致是後者。 事後檢討，農業部這「兩天」的誤差，算不算大呢？算不算有過失呢？我認為，如果考慮前述「維護本地蛋農利益」的因素，就很難苛責了。若是我擔任農業首長，我也沒有把握能做到更好。有名嘴說，銷毀 5000 萬顆蛋就是有錯，我想是把問題太簡化了，沒有考慮到在地蛋農利益的政策目標。 至於進口蛋有沒有圖利特定人士，這事關政府法律規範。台灣過去從來沒有從外國進口這麼大量的鷄蛋。在全球蛋荒時要承接這種數量的鷄蛋進口，其貨源、倉儲、運送、檢驗，都必須是老手才能勝任。準此，這個採購案應該是有資格規格限制的。此外，由於這類進口業務是偶發的，一般企業大概也會成立一家子公司來操作，避免財務報表的波動，因此帳面上看到的進口公司資本額，恐怕不能反映其財力。無論如何，圖利是嚴重的指控也是重大的犯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我們沒有辦法做灰色討論。 蛋蛋危機的供需分析已如前述，但是紛爭還沒說完。例如市面上發現逾期蛋啦、有商家改了到期日啦、有學童吃到臭蛋啦、農業部裡面有雜音啦、將來也許還有別的紛擾啦。今天紛爭吵得這麼大，超越前述供需分析，就與「仇恨值」有關了。一位官員的仇恨值高，表示馬路上有一大群人隨時打算跟這位官員「算總帳」。例如，社會上有沒有鷄蛋有過期？有沒有商家改效期？我想一定有，任何時候都有；我過去一個月也曾經買到過期商品，被人嘲笑。這一類的事情與進口鷄蛋未必有關係，但陳吉仲仇恨值高，就一定會有人趁這個機會拿出來「算總帳」。一旦算起總帳，原來的「進口鷄蛋帳」就未必是重點了，解釋難以服眾、紛擾越滾越大。 為什麼一個老老實實的陳吉仲會累積這麼高的仇恨值，著實令許多人不解。也許把陳吉仲與吳音寧放在一起，能猜測一些端倪。吳音寧與陳吉仲都是標準的農家子弟，凡是接觸過的人，都能體會他們的憨厚、樸實、堅持原則。我這幾天在想：農家子女與一般商人、公務員等家庭子女，有沒有什麼不同？農家子女的特質，會不會在官場形成一種「另類」？ 每個做生意的人，都要周旋於商場；每個公務員，都得在長官部屬之間應對；每個面對升等壓力的教授，都在與全球其他的教授做研究競爭。但是農民不太一樣：傳統上，農民的「對手」似乎是「天」。不論是乾旱、淹水、蟲害、瘟疫，似乎都是老天爺搞的鬼。因為「天道無親」，所以當面對種種「天災」，農民的反應就只能努力做、努力做、努力做。乾旱就引水灌溉、蟲害則結網防範、海水倒灌則重新回復、瘟疫撲殺後就咬緊牙關再重新養殖。在農民的基因裡，大概殊少「盤算計謀」，遑論「佈局鬥爭」。農民子女應對方式如此，恐怕不會是官場應對的高手。他們唯一會打的球種，就是「直球」。 進入政治圈，處理事情的方式人人不同。今天上午，陳建仁院長對於「造成的社會紛擾」向社會道歉，這就是面對「非直球」優異的揮棒姿態。政務官推動政務，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支持，反躬自省絕對不會錯。我們學者投稿有時候明明是評審沒看懂，而提出錯誤的批評，但是我們的標準回答永遠是：「 I am sorry that I might have misled the reviewer …」，即使評審看不懂，都還要說是：「大概我誤導了你，令你看不懂，真是抱歉」。政務官肩上的擔子非常重、面對的可能誤解非常多。陳建仁的態度，絕對是陳吉仲可以學習改進的參考。 在北農事件中，有許多對吳音寧當時的指控，現在看來都是十足惡意、斷章取義，都是「伸卡球」、「滑球」、「大角度曲球」。也許農家基因就是不太會打這種球、不太會處理這些場面，有時候甚至治絲益棼，莫名其妙地累積自己的仇恨值。吳音寧辭職幾年之後，事過境牽，我相信許多民眾都有「當時受到誤導」之憾。然而政治圈是殘酷的；吳音寧當年所受的屈辱，今天似乎還在重演。我們沒有辦法限制政治圈的「球種」，但還是感慨與不捨優秀直球打擊者的凋零。 朱敬一/中研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