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的英文字party是從「部分」（part）轉化而來，民主國家一定有兩個以上的政黨競爭，才能構成「全部」，只有極權獨裁國家如中國，才會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寫入憲法；而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的組成，為什麼可視為台灣民主化的「起飛點」，道理也在此。進一步說，政治學教科書對於政黨的經驗性定義是「政黨是自主的有組織集團，它從事候選人的提名及競選，以期勝選獲得並施行對政府的人事與政策的控制」。 民進黨創黨以來，提名制度一改再改，一九九五年總統候選人第二階段的全國各縣市開放式初選（open primary），可說空前絕後；而一九九九年為了讓阿扁得以參選，還臨時改了限制條款（他剛從直轄市長卸任，照規定不得參選總統）。現在的「全民調」則完全剝奪黨員、黨代表對總統候選人產生的參與權……總是為了選舉獲勝，只要黨內有共識，「幾乎沒甚麼道理可言」。 現在賴清德已登記要成為總統候選人，依照黨內機制，就是要先經過「協調」，然後才進入初選，竟有政論家公開說協調就是勸退、就是搓圓仔湯云云；至於若干地方黨部主委由於「焦慮」主張召開臨時全代會，甚至提到「霸王條款」的存在，這些由來已久的規定有其緣由，地方黨部的反應無非是一個「自主的有組織集團」因應危機的自然行為，卻被賦予種種不堪的陰謀污名，也真是今日民主台灣的怪象。 這兩天從影音媒體「阿扁踹共」聽到了一位前主席、前總統的經驗談，他指出，為了二○○八年總統大選，蘇、謝、呂、游四大天王原本在他面前協調出「蘇謝配」，卻因「其中一位」提出異見，只好進入初選，果然「殺到見骨見血」，結果謝長廷在第一階段黨員投票就大幅領先，其他人頗有風度、紛紛退出，就沒有進入第二階段。最後，謝長廷代表民進黨參選，輸給馬英九兩百多萬票。這就是阿扁認為「協調優先於初選」的理由。「阿扁踹共」還說，萬一賴前院長初選獲勝，蔡總統的職權不受影響，應無所謂憲政空窗期的顧慮，但以二○○四年他競選連任的經驗，黨政合一、府院一體才能使戰力發揮極致，這是打敗連宋配的重要因素，今若選戰開打，黨提名的賴與蔡總統的府院如何協調合作？讓人憂心。 其實二○○八年我亦身歷其境，當時看到有所謂獨派社團熱心介入民進黨初選，把謝長廷打成統派，結果謝還是初選大勝……獨派怎麼輔選統派？歷史可為殷鑑。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我們這一代「年逾花甲」之人，讀中學、甚至大學的時候，每逢「國父」逝世紀念日、三二九青年節、七七抗戰紀念日、雙十節、總統華誕（後來加上蔣公逝世紀念日）等等，除了放假還常常有海報比賽、作文比賽或演講比賽，無非是塑造中華民族意識形態的黨國教育花樣。對個人而言，意外的收穫是「覺醒」以後用筆發表政論、甚至九○年代幫反對黨助選所需的群眾演講能力，竟是在學生時代磨練出來的。 如今翻一翻日曆可以發現，什麼植樹節、青年節、總統華誕…都已不存在，新的放假日竟有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這一天不但各縣市有不同方式的官方紀念，中央方面的「中樞紀念」總是由總統出席講話。今年二月廿四日幾十個民間社團合辦的「堅守正義．持續轉型」大遊行，除了「復刻」解嚴前後鄭南榕、陳永興等人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以外，主題是要求政府加速落實轉型正義。其實九○年代以來不論台教會、長老教會以至國家聯盟所主辦的遊行，訴求大都環繞在國殤、民族創傷、邁向正常國家云云。這種年復一年的紀念日，既是召喚過去、也是檢視當今有權者的工作成績。 於此，我們首先應該鼓勵自己的是：這種政治性節日背後的價值，得以從中華民族主義轉變到台灣民族主義，是多少人努力的結果！民間社團的發動固然有功，但民進黨逐漸茁壯、在立法院取得相當席次，才有可能透過立法使它成為制度，這也是一九九五年「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通過、公布、施行的由來。關於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歷史真相，歷經李登輝時代的二二八研究報告、陳水扁時代繼續清查檔案並公布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但還是有隱藏在不同機關、不見天日的檔案，必須到二○一六年民進黨完全執政以後，新一波的清查、移轉才接近徹底完成。據筆者二○一八年參與訪查小組經驗，國防部情報局已經把當年「保密局階段」的檔案全部移轉給檔案管理局，其中就有完整的鹿窟事件檔案。 解嚴之前，台灣民族主義雖然有島內（緩進）與海外（激進）的不同，解嚴之後台獨聯盟遷回台灣、基本也參加了選舉，如今透過民主選舉可以使國民黨下台、可以改變中國化的教科書、可以使軍隊國家化，這些都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基礎，儘管今日面臨不同的時代課題，但最大公約數應該還是先鞏固本土政權、深化民主才是正辦。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最近從網路媒體看到，統促黨總裁張安樂說：中華民國是統一的絆腳石，是台獨的護身符，「台獨政權」躲在這塊招牌幹台獨的勾當，而近半數的藍色選民把中國情懷融入濃濃的中華民國情結裡，（因而也抗拒被中共統一）即所謂「除山中賊易，除心中賊難」；雖然他接著解釋中華民國不是什麼賊，「但卻是必須解開的心結」。 弔詭的是，選前選後也有台獨理論家一再提醒我們：中華民國是中國的非法政權，是中國的舊體制、舊國號，所有國際上的權利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只是台灣的執政者（不分藍綠）欺騙台灣人民，使大家誤以為台灣是國家，其實台灣人沒有國家保護，所以去中國投資的企業才會被要求表態支持一中，（台灣人也沒有國家觀念，所以）宣稱兩岸一家親、支持九二共識的人也會高票當選北高市長。 佛教講究理、事圓融，國家大事當然不能只講理不講事。殊不知，長期戒嚴下的台灣政府是以「一中」、「反台獨」為國策，其安全主要靠美國幫忙抵禦中共，美國在乎的是反共以及分裂分治的「現狀」，美中建交之後以台灣關係法來「維護現狀」；有些人以為美國從此不承認中華民國、但是承認台灣，錯！美國政府多次重申：不論中華民國或是台灣都不是國家，都不享有主權（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不過雷根政府的六項保證之一，是不承認中國擁有對台主權，這是吾人一再指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也是美國一直關切台灣安全、出售武器給台灣的理據。換言之，台灣經歷冷戰時代而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固然不易，也值得珍惜，但是關於國家的名稱定位顯然不是自己說了算。明乎此，才能理解阿扁上台的時候為什麼說「四不一沒有」，為什麼在他的任內通過鳥籠公投法（也可見喜樂島的領導人總是說蔡英文「剝奪」台灣人民決定前途的權利，是如何扭曲事實）；也才能理解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面對中國日增的威脅利誘、卻堅定不移地拒絕九二共識之不易。 有些人昧於國際現實，以為改國號就可以救台灣，所以動輒要求民進黨剋期制憲正名，民進黨不遵從就是背叛黨綱、違背初衷，就要發動公投來制裁它；可是一旦公投沒能過關，卻不檢討自己的溝通策略、時機、實力問題，又回過頭來責怪民進黨「杯葛」使然。九合一選舉大敗的原因，除了民進黨政府「改革而不徹底、以致得罪兩端」之類應該檢討，以為畫符念咒就可以獨立建國的人，也應該為「進步的力量為何分裂而弱化」做檢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次選舉的特徵之一是，中國因素以巧妙的方式進來干預，而姚文智直接訴求國家首都、台灣台北、當選之後不讓五星旗在台北市橫行，勇氣可嘉，但是縣市首長的選舉勝敗有其內在邏輯，以姚堅持理念的選舉方式而能拿到這樣的票數，雖敗猶榮。

上個月利用暑假的尾聲去一趟美國，主要是去東岸的國家檔案館蒐集1958年八二三炮戰期間美國政府的作為。我的出發點仍是，台灣如果已經是個獨立國家，它的領土台澎金馬是何時確立、如何確立的？解嚴之後九0年代的民主化固然翻轉了治與被治的關係，但是「軀殼」的確立也很重要；根據1958年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分析資料，中華民國軍隊日趨老化，而「年輕台灣人」的加入（即徵兵）約占三分之一，使得國軍平均年齡降為26歲，換句話說，確立台澎金馬領土範圍的一場戰爭，除了美國因素，乃是不分本省外省族群一起完成的。 今日仍然有人認為國民黨灌輸反攻大陸神話，所以八二三炮戰是國共內戰延續而與台灣人無關，這雖然有部分道理，但國共內戰何時結束？台灣人何時參與了這個新國家的締造？所謂「生命共同體」的背後必有個時間因素，若林正丈教授把戰後台灣政治史逕稱為「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實蘊含著辯證的智慧。黨外勢力的誕生、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定期改選、太平島的命名、金門馬祖的保衛、開放黨禁、民主化的歷程，與台灣人有關或是無關？個人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近（現）代史，應該從今日利益、今日需求的角度予以解釋。 進一步說，若將來台灣要進行制憲正名公投，一起投票的必然是不分藍綠、不分族群，而且必須壓倒性的多數，才能得到國際的支持、才能抗衡北京的壓力。前天我的朋友廖宜恩為了鼓吹十月二十日的群眾大會，投書說「等待時機」常是不作為的藉口，「如果不是現在，那要何時？」我的回答是：君不見「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仍是台北市第一名，大阪辦事處處長的不幸明明與來自中國的假消息以及網路霸凌有關，卻被ㄠ往民進黨政府大量「政治任命」外交官的方向去，台大校長的爛戲拖棚至今，背後難道不是欠缺國家共識的暗疾？主戰派對「我們的」實力評估未免太樂觀了。 八月卅一日喜樂島聯盟的宣言開宗明義說，最近中國步步進逼全面打壓，乃是民進黨執政兩年多以來「為討好中國而主張維持現狀…」所換來的結果；中間還說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本質都是敵視民意、踐踏人權！」調子既然這樣，這場集會的矛頭當然不只是「拒絕中國霸凌」，所以民進黨中常會決議其黨公職及候選人「不應參加及參與動員」，也是情理之常，就不要互相指責了吧。 蔡同榮在世的時候曾接受我的口述史訪問，他坦白說起2003年公投法在立院通過時，由於美國與中國的壓力，陳水扁總統透過張俊雄秘書長來要他撤案的經過；最近一次2017年公投法部分條文修正時，美國方面的莫健不是又出現在立法院嗎？前幾天司徒文先生在台北的公開演講也指出，兩岸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現狀」是所能期待最好的狀況。這些資訊，希望能給喜樂島的朋友們論述時作為有用的參考。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最近讀到一本即將口試的博士論文，研究在日台獨運動――以《台灣青年》為中心(1960-1979)，其中有關台灣民族論、台灣人內涵的演變以及國民黨政府的打擊策略，已有前人寫過在此不論，但是它以1971年聯合國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作為觀察點、作為斷限，發現這一群年輕的台獨運動者，竟以社論的方式（1971年10月號）一方面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一方面「反對聯合國驅逐國府」。 他們這一群人在1960年代基於戰後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的合法性，照這邏輯應該在季辛吉訪中、聯合國準備接納中共的時候，趁機打擊國府、趁機宣揚台灣獨立？但是沒有，因為他們認為國府的困境也將是台灣的危險，驅逐國府也等於「忽視台灣一千四百萬人的權利」。換句話說，他們基於台灣安全的理由，希望台灣（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普通會員國、繼續留在聯合國。這篇論文發現，《台灣青年》從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失去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以後，從現實面修正了國家論述，「承認國府」。原來，比民進黨的1999年決議文早了28年，就有這種從現實出發的台獨論述。 筆者曾經根據外交部檔案寫過一篇相關的論文，指出1971年4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布瑞(Charles Bray)拋出震撼彈，一方面說台、澎主權懸而未決(unsettled question)，一方面說此一問題應由ROC與PRC「和平談判解決」，筆者認為美國選在這個節骨眼去揭開「台灣地位未定論」，其實是在提醒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問題，是在為雙重代表權案拉出空間，可惜當時的ROC政府猶豫不決、錯失留在聯合國的機會。不過布瑞所謂交由兩岸政府自行談判解決，美國位置何在？台灣會不會成為刀俎魚肉？確實是布瑞的失言，好在尼克森總統親自出馬迅速滅火。 關於台獨論述，個人認為有已經獨立說、尚未獨立說兩類，民進黨接受了陳隆志教授的「有效自決、演進獨立」論屬於前者，九0年代的民主化伴隨著政黨轉型，國民黨和民進黨一起趨向中間路線，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和李登輝的兩國論是為明證（後來連、馬的倒退是另一回事）。儘管台灣的國家正常化還需制憲正名，但不能無視於―現實而言―確保民進黨執政是走向獨立的必要條件，今日某些獨派朋友以「尚未獨立說」為唯一判準，隨便區分華獨台獨，執己非他，甚至操切辱罵民選總統，恐怕淪為「虛獨」而不自知。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飛躍羚羊」紀政領銜發起「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連署」，最近從媒體常聽到或看到她說：1960、1964、1968年三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她都是以台灣的名義參加比賽，她希望2020年參加東京奧運比賽的台灣選手，就應該稱為「台灣隊」，而不是「中華台北」。 紀政沒有說明的是，國際奧委會為了解決海峽兩岸爭奪中國代表權問題開過多少會議，先是將各國家奧委會的會名與「實際控制體育領域」掛鉤，中華民國當然力拒「台灣奧委會」的名稱，後來妥協為各國家奧委會雖可自訂會名，但國際奧委會保有根據「實際控制體育領域」指定其奧運代表隊名稱的權力。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先經過保衛其「中國奧會」會籍名稱不成、曾被要求改名「台灣奧林匹克委員會」，予以「峻拒」之後，爭取改名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但是參加奧運的選手應在「實際控制體育領域」即台灣的名義下參賽。 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失去中國代表權，卻沒有善盡政府之責爭取台灣在聯合國應有的代表席次，七○年代海峽兩邊形勢逆轉，1979年國際奧委會表決同意對岸使用中國奧會的名稱，我方則須改名「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既不是國家名稱也避免顯示「實際控制體育領域」，而是所在地台北。必須辨明的是，名稱雖然委屈，但是有一樣的會籍，選手參賽資格權利不受影響，不像世界衛生組織根本不得其門而入那樣不堪；常有批評者混為一談，甚至與中華航空公司之類的問題相提並論，指責政府無所作為，這種簡化問題、發洩情緒的方式有害無益。 從兩蔣時代為中華民國的國際名分「奮戰」的歷程，可知國際政治現實的背後有其邏輯，以及2020東奧正名若繼續政府與民間斷成兩橛，絕對是悲觀的結局。今日台灣的國際處境，既沒有冷戰時代的優勢，所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予我的壓力更甚昔日，民進黨政府守住不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應予肯定，外交部對於中國向國際蠻橫施壓改名的回應也比過去積極，但是總覺得不夠主動、不夠重視，蔡政府應該先選擇內部做得到的正名做出成績，來彰顯政府的方向；而民間的運動者也應兼顧目的理性與手段理性，例如公投的時機、議題的設定，不能高舉目標的神聖性而罔顧實現的可能性，若徒然增加挫折與裂痕，就不是真愛台灣的人所樂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月廿五日藍天聯盟舉辦「二二八被遺忘的受難者追悼會」，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發言質疑二二八是政府濫殺無辜民眾嗎？是先鎮後暴還是先暴後鎮？像這樣自己舉辦展覽會、追悼會，比起去年那樣到別人的新書發表會暴力鬧場，畢竟是一種進步，但他們的論述到底是要加深或要彌平台灣社會的「對立和分化」，大有疑問。 首先，所謂「先鎮後暴」乃是當年美麗島軍法大審之前，陳若曦女士從美國攜回一封三十幾位著名知識份子聯名給蔣經國總統的信函時，談到美麗島事件是「未暴先鎮、鎮而後暴」，意指黨外人士並無叛亂企圖，而是當局反應過度。如今洪秀柱藉古諷今，意思是二二八先有民眾暴動然後有政府軍隊鎮壓，政府並沒有濫殺無辜。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原因，當年陳儀呈蔣的報告最津津樂道的，無非是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奸匪倭倀的煽動…蔣介石之所以立刻增兵來台，也是這樣相信。從而事後只有記功、升官，沒有一位軍政首長受到究責。相反的，民間菁英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則認為，緝菸傷人事件只是導火線，「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對於一年餘來之腐敗政治的不滿同時爆發的結果」，所以「整個台灣政府應負全部責任」。從這個立場看，南京政府當然不應派兵、當然應「撤職查辦」陳儀。如今，洪秀柱們就是與陳儀、蔣介石一鼻孔出氣：既然是對付暴民，鎮壓是應該的，政府沒甚麼責任問題、不要一再道歉！ 個人認為，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成為台獨運動的起源，屠殺多少人是其次的問題，主要是在「善後處理的態度」。即便是當時的監察委員丘念台，也知道問題嚴重性，他在五月呈蔣的意見書建議：應把事件前派駐台省之軍警憲特首腦「於半月內全行內調…否則台事將不堪設想。」這才是自我反省、彌平傷痕的態度。可惜當時蔣反其道而行，還把高雄屠夫彭孟緝升任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彭孟緝在五○年代更是白色恐怖的兇手，都在為海外台獨運動添加薪火。 此外，洪秀柱、武之璋等人關切的外省公教人員受害問題，並非無人聞問，事實上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一日長官公署就已公布「各機關公教人員因二二八事件傷亡損失撫卹救濟辦法」，除了喪葬費醫藥費之外，連衣著（每套一萬元）、被褥（一套二萬元）都給補償，檔案歷歷，希望藍天聯盟也能展出這部分的事實才好。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蔡焜霖前輩的口述訪問紀錄終於要出版了，而且是由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同事好友薛教授主訪、由修過我（口述史）課程的淑如記錄整稿，倍感親切。 蔡前輩是一九三○年出生於台中清水，台中一中畢業之後短暫就業，就在一九五○年九月被捕入獄，一九六○年九月從綠島「結訓」回來。他出獄後的人生算是幸運而且精彩，諸如一九六二年與學生時代的暗戀情人順利結婚，一九六六年創辦《王子》雜誌，雖因擴充太快等因素三年後遭逢財務危機、面臨破產，但後來投身廣告事業則相當成功。 不過，《王子》雜誌社招集了不少政治受難者一起工作，因而受到警察機關關切；而戒嚴時期經營一份兒童雜誌，也要受到〈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的干擾，從這個角度看，蔡前輩經歷的「兩段」人生其實也是「一段」，他都為我們做了難得的見證。 蔡前輩的判決書罪名是「省工委會台北電信局支部張添丁等案」、也就是紅帽子「匪諜案」，同案的十幾個人他原本都不認識，其中有三位被判槍決、其餘判五至十二年不等有期徒刑、一位被判感訓。判決書說他「參加非法組織」大概是指他高中二年級參加的讀書會讀的是左翼思想的書，而「曾為叛徒散發傳單」是根本沒有的事，只是被嚴刑逼供與承諾放人（威脅利誘）之下認的罪。 吾人為了理解戒嚴體制對政治犯的處置，很需要更多的受難者現身說法，本書所述蔡前輩的受難流程是：彰化憲兵隊→台南憲兵隊→台北（警總保安處）東本願寺→保密局→青島東路軍法處大約三個月（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鍾浩東將遭槍決，現場難友包括蔡前輩為他唱「幌馬車之歌」）→新店臨時看守所→青島東路看守所（一、二十天）→內湖新生總隊（兩、三個禮拜）→從基隆坐船出發到綠島（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蔡前輩對以上的時間順序與空間描繪至為清楚，可視為五○年代白恐的標準案例。事實上，目前綠島新生訓導處部分牢房的復原展示，很多是根據蔡前輩所描述的狀況。 在民主化以後的台灣，轉型正義的實踐包括補償金發放、真相探求、不義遺址復原等，已陸續完成或至少有一定成果，要感謝蔡前輩等等受難者勇於出面談論、熱心參與推動；至於威權象徵的轉型或移除，以及政治檔案開放的坑坑疤疤，則是未竟之路。我們後來者除了感恩，應該更加努力工作，才不辜負受難前輩們的犧牲和苦心。 （作者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薛化元訪問、游淑如記錄的《逆風行走的人生―蔡焜霖的口述生命史》，已於二○一七年十二月由玉山社出版〕

真相雖然不一定帶來和解，但是今日的國民黨若能認養上述的真相，承認當年所犯的過錯，承認蔣介石當年決定的善後措施專斷魯莽、不顧台人的感受，就不要替蔣介石承擔罪責了吧！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運動，與其說是政治運動不如說是文化運動；胡適主編《新青年》的時候曾經向朋友們建議「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他們相信知識與文化的更新應優先於政治改革，相約要有意識地為新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基礎。不過陳獨秀他們另以《每週評論》來滿足談政治的欲求，後來《新青年》也左傾成為鼓吹意識形態的刊物，這種現象被胡適稱為「不幸的政治干擾」。 筆者曾經以三○年代《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做為學位論文，對於胡適、蔣廷黻、丁文江、蕭公權、張佛泉等那一代優秀知識份子，為中國找尋出路，思考國難時期如何維護人權自由、走向民主，也就是調和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用心，頗有所感，其間對於中國國民黨訓政論的批判、對於政制改革的討論，多少影響到五五憲草的誕生。可是，這些思想遺產似乎與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共產中國毫無關係，反而在一九五○年代台灣的《自由中國》繼續發酵，雷震、殷海光等人為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勇敢去捋專制獨裁的虎鬚，直到蔣介石忍不住以警總爪牙炮製雷震案為止。我也發現，一九六四年「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主要執筆者謝聰敏，當時的思想是如何深受殷海光的啟蒙，換言之，戒嚴時期第一篇體系完整的台獨宣言，背後竟有這樣的自由主義源流！ 日治時期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前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息息相關，當時台灣社會已經逐漸脫離武裝抗日的階段，文協前輩們一方面汲取中國的思想資源以抵抗日本，一方面以文化運動走入民間，培植台灣人的現代國民條件，恰恰是為台灣未來的政治打下進步的基礎。不過日治時期文協前輩的經驗只能借鏡不能拷貝，今日有今日的難題，最近台灣北社所主辦的文化日系列活動，包括殖民、反殖民的過去經驗反思，多元文化的未來想像，轉型正義的關切，進而指向進步國家應有的內涵，就是透過自我操練、學習，來和鄉親交流互動，也歡迎各界指教。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北社副社長） 北社主辦台灣文化日系列活動（http://twnorth.dudaone.com/events），首場文化日晚會十月十四日晚上六點半，於台北市新生南路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免費進場，歡迎參加。  

  從威權到民主的所謂轉型，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可是從戒嚴時代的「外來政權」變成今天「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樣的「國家」，要經過怎樣的轉型？解決這個問題要看國民黨和民進黨這兩大政治勢力是否有足夠的「交疊共識」。 國民黨儘管曾經是外來政權，公元兩千年畢竟下台，甚至2016年又再度在野了，應該覺悟2005年連戰那種「僭越」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歧路不應行、不可行。所以，與其太在乎對日抗戰的話語權，不如多想想1949之後，包括1958年在台海危機之中，外省兵和台籍兵共同抵禦外侮，所締造的「意外的國度」。 另一方面，令人感慨的是，民進黨似乎比國民黨更不重視自己的歷史，請問：今天如果要找尋1986年創黨時期的檔案、照片，在誰那裏？1990年「民主大憲章」是主張內閣制或總統制？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與首次民選總統，是經過怎樣的黨內初選？…這並不是說要去記一堆死的材料，而是要為自己的黨為何在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已經獨立說」，進行理解與辯護，所需要的歷史知識。 並且，治理國政也需要歷史論述。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不論它的名字叫什麼，領土範圍在哪裡？有沒有包括釣魚台和南海諸島？這些如果沒有經過虛心學習，貴為部會首長也會開口便錯。例如，南海諸島的主權宣稱，兩蔣時代是因為中國的傳承而來，今天中華民國政府官員（例如扁政府時代的內政部長或是小英政府的國防部長）如果照搬「明代以來就如何如何」，這種歷史主權說已不相宜。否則，一方面不接受九二共識，另一方面又跳進一中原則，豈不自相矛盾。 台澎金馬如果要成為主權國家，或是說「中華民國在台灣」要成真，要做的功課還真不少。有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重點並不在於成立或維持甚麼專責機構，或是多久以內寫出甚麼權威的報告，而是教育部能不能把這部分的歷史事實適當寫入教科書？文化部除了要加緊人權博物館的籌設，敢不敢儘速處理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國史館有多少心思、多少資源用來處理中華民國與台灣的斷裂與延續？最後，上面相關的國家論述，有沒有出現在國家文官培訓所、外交事務人員講習所的課程？這些，如果國民黨政府做不到猶可理解，可是民進黨政府可以不在乎嗎？ 總之，今天的政府官員不要貢高我慢，要上緊發條去理解我們國家現況之所以然，才能掌握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文化部所轄的人權紀念館籌備處，為了舉辦七月十五日解嚴三十週年紀念會，預先委請薛化元教授編輯一本《從戒嚴到解嚴》大事記，圖文並茂、內容豐富詳實，使得當日的集會更聚焦、更深化，可惜沒有受到足夠的注意。從這本大事記，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國政府所製造的、可能是全世界戒嚴最久的紀錄中，國家機器是怎樣壓迫手無寸鐵的個人、任意關閉一家報紙或雜誌社，國民黨政府為了維繫政權，藉著懲治叛亂條例和檢肅匪諜條例，將平民／非軍人交付軍法審判的諸多個案，政治受難的前輩不論是起因於連結共產黨或台獨的理想，或是無端牽連的冤屈，都歷經了戒嚴體制下粗暴的處遇，解嚴之後、也就是九○年代以來的補償條例運作，與各位前輩付出的青春、自由乃至生命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所幸——用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教授的話說——凡此種種蠻橫行徑與矛盾，儼然是在戰後台灣社會中形成的「隱形彈簧」，蓄積在這個彈簧上的能量，正是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動能來源。或者用中國的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 當然，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言，不能輕忽解嚴過程的複雜性。首先，造成戒嚴解除的兩大事件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以及一九八六年九月的「民進黨成立」，從這個角度說，解除戒嚴當然不是蔣經國的德政或恩賜，應知在黨外政團突破黨禁之前，所獲得的選票已達百萬，實非一九六○年雷震組黨時代的「實力」可比。其次，當時流亡美國的台灣人運動者也積極籌備「台灣民主黨」、準備遷黨回台，對島內形成壓力；同時在ＦＡＰＡ（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的努力下，美國參議員甘迺迪、貝爾和眾議員索拉茲、李奇、多梭里等人組成台灣民主化委員會，六月二十五日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與人權小組共同決議要求國民黨政府「容許新政黨成立」，這種國際因素當然不容忽視。最後，就國民黨內部的因素而言，李登輝前總統認為（解嚴）這件事主要是蔣經國晚年有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意思才可能發生，李先生還說，在「中國政治」裡面只有領導人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 戒嚴只是獨裁者壟斷政權的藉口，並不是台灣真的處於戰爭狀態而需要軍事統治。適逢劉曉波被中國政府「整死」的不幸事件，恰可以凸顯「中國式」民主的荒謬性，中國一日沒有開放黨禁、等於是沒有解除戒嚴。但不知，中國的「隱形彈簧」何時發揮能量？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蔡有全先生（一九五一〜二0一七）在今年五月四日辭世。我們最近一次的見面是四月七日在金寶山紀念鄭南榕的集會上，彼此雙手交疊（所以是四手）緊握，沒有多說甚麼；他的模樣雖非硬朗但也沒有病容，想不到隔月就走了，令人意外與不捨。 二00四年四月我在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二期《美麗島事件專輯》，包括十四位受訪者，其中有全兄的篇幅最長、佔了一百一十二頁，這是花了四個下午、共約十二小時的訪談紀錄。從他的貧苦童年、基督教家庭、台南神學院、美麗島雜誌社、高雄事件、坐牢與出獄、參加關懷中心與台權會、進出新潮流、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以及著名的「蔡許案」。以有全兄的率直性格，知無不言，不免「流彈四射」，我們記錄並出版上述他豐富而敏感的經歷，實在是捏把冷汗，好在諸多當事人的寬宏大量，否則官司是免不了的。 記得以前我為了蒐集民進黨創黨歷史而訪問朱高正的時候，他對於民進黨的台獨主張不以為然，認為創黨宗旨本是為了自由民主，後來傾向台獨「就是受到長老教會以及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推波助瀾所致」。朱高正的統派立場不免帶著偏見看民進黨，但是民進黨一九八六年創黨之初確實是雞兔同籠、統獨一爐，一九九一年通過台獨黨綱才比較確立了立場，這五年之間，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成立明講就是要監督民進黨，加上鄭南榕的自焚事件，都是影響民進黨路線辯論的因素；更早以前的美麗島大逮捕，之所以牽扯高俊明牧師等教會人士，表面因素是庇護逃犯、骨子裡當然與更早的「國是聲明」立場有關。從這樣的分析角度，大致可以勾勒有全兄在台獨運動史的位置了。 民進黨的成立應以美麗島事件為濫觴，因為美麗島政團藉著各地成立雜誌社分社進行組織化，隱然是「沒有黨名的黨」。黨外人士憑藉群眾運動與國民黨當局角力，在國內外因素的脈絡下，在政治案件以及陳文成事件、江南事件等等壓力下，終於突破黨禁，喚起晚年蔣經國的一隙之明，宣布解除戒嚴。然而，歷史常常是複雜多面的，美麗島事件並不是一般人簡化的「先鎮後暴、未暴先鎮」而已，民眾因何集結？美麗島雜誌社的領導階層真的是雜亂無章嗎？既然民眾的表現「英勇」，蔡有全所憂心的「只有觀眾而沒有群眾」是甚麼意思？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那天晚上，蔡有全、佟聰凜、黃昭輝等出身南神的青年，帶領群眾高唱咱要出頭天、we shall overcome的聲音宛如昨日。有全兄，您已經不虛此行，祝一路順風！ （作者係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蔡有全告別式訂於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一點三十分在台北市第一殯儀館舉行告別禮拜。

  芝山岩周邊好山好水，九○年代透過反對加油站進駐的運動，曾凝聚居民進行地區環境改造計畫，才有今天的連堤陸橋、社區通學道路、貓頭鷹之家…。更重要的是，一九九六年結合劉益昌、郭城孟、陳亮全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完成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的「資源調查及居民資源之培育」、「資源維護展示計畫」研究案，才有今天的環山棧道、沿途解說牌、伊藤博文（六氏先生事件）紀念碑復原，與國民黨政府的（一八九六年元旦）芝山岩事件紀念碑並立。 不過，上述研究案所提議的周邊地區景觀管制計畫，由於迄未法制化，十幾年來常有建商覬覦附近美好地段，加上政府「鼓勵都更」的政策氣氛，這邊十四樓、那邊十九樓、對岸二十一樓，讓我們熱心維護景觀的居民疲於奔命，乃至行政訴訟，有的擋住了、有的還在奮鬥中。終於，二○一六年五月，北市府「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芝山岩周邊的景觀管制計畫，並將劃定區域的細部計畫於十二月公開展覽，我家的位置就在最敏感的第一影響區、限高三十公尺，稍遠的第二影響區限高三十八公尺，雙溪對岸則是五、六十公尺以上。配套就是雙溪以北的建蔽率放寬至六十％，全區不得做為「容積接受基地」。 以上的管制計畫若順利通過落實，附近進行中的十九層樓都更立刻受到衝擊，於是今年三月就有一批民眾要求名山里長召開里民大會，又成立所謂自救會，印製散發精美文宣「反對限高」，內容不外乎市府「違法」侵害人民財產權、老舊公寓重建無望、長輩無力下樓等；他們還透過不同黨的市議員向市府施壓。其實我們也請教過專家，目前三十公尺及三十八公尺的高度限制，依然可申請到足夠的容積獎勵，透過自辦都更過程興建八至十樓的建物；目前管制區內大多是五至七樓的舊公寓，就算拿滿容積獎勵，也沒有多餘利潤給建商，才是目前都更的難題，並不是「限高」帶給居民都更障礙。 為了維護芝山岩這塊台北市的綠寶石，我們呼籲柯市長的團隊，基於專業和公益（義），要勇敢撐住！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直言「去蔣化」無助台灣社會和諧，現在台灣最大問題就是「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坦白說，二二八的七十週年紀念剛過，柯市長的這番言論非常無知、乃至反動，說他「為了選舉才講」實在太縱容了。 早在李登輝主政時代完成二二八第一本官方報告之後，諸多重要檔案即已解密，否則我們十幾年來撰寫二二八學術論文是根據甚麼？例如，一九九二年五月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包含了九十九件大溪檔案，其中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前夕，蔣介石電覆陳儀「台省軍務主管並不變更」（意即要他繼續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同時，交代他「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接著，陳儀在二月廿八日呈蔣的儉電就說：「台省防共素嚴，惟廿七日奸匪勾結流氓…傷害外省籍人員，特於廿八日宣布臨時戒嚴，必要時當遵令權宜處置。」 這就是討論蔣介石的二二八責任的起點，陳儀只不過是遵照蔣的命令「權宜處置」啊！儘管三月七日台灣士紳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公開宣布事件是「腐敗政治」所造成，既不是專賣局吏之不法行為所致、亦非由於省界觀念而發生，「故對此次事件，整個台灣政府應負全部責任。」加上三月廿二日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也通過臨時動議，決定對陳儀「撤職查辦」，蔣卻仍然堅持己見，運用總裁特權打消此議。吾人認為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就是根據這類證據而來。二○○六年公開出版的《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還有更多證據，二○○七年扁政府決定把中正廟改為民主紀念館也是這個背景，怎麼會是柯市長所理解的「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呢？ 揭露真相、追究責任恰恰是為了社會和諧。細心的讀者必然會發現，我們的研究報告敘述了當時國民黨內部的丘念台監委、桂永清將軍、半山黃朝琴等都及時做了良心的報告，否定了奸匪或台獨的指控，主張省政改革、派大員而不是派兵來台，尤其重要的是三中全會的反省與決議。今日國民黨應該認養這個部分，才能與轉型正義、命運共同體合拍，才有助於「台灣社會和諧」，而不必替蔣介石承擔罪責。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三月九日上午有某報記者來電，詢問台南台史博館舉辦的二二八特展，其臉書介紹文字描述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有整編第二十一師部隊在基隆掃蕩、槍殺民眾，是否確實？我當下回答，整編第二十一師部隊登陸基隆的時間應是三月九日，而三月八日運抵基隆的，應是福建來的憲兵兩營，這是根據第一時間奉派來台「查辦」的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記述，應比較可靠；而且整編第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本人抵台即刻呈報蔣介石的電文，明白說他三月九日下午二時（搭飛機）抵達，他的部隊（先已搭船出發的）四三八團也在九日午後到達基隆。 不料，該報九日的網路版登載此一錯誤之後，後續有網友惡意指責該館展覽係「國家級造謠」、誤導民眾，甚至因而否認基隆有大屠殺。個人認為，台史博館既已從善如流，及時更正，應無造謠或誤導之故意。策展單位僅根據某些口述史做了錯誤描述，固然不該，但有心人士尤不應藉著這種時間前後或哪一種軍隊殺人的誤植，來否定基隆有發生屠殺的事實。 據楊亮功的記述，他和福建來的憲兵一起搭海平輪，早在三月八日早晨就抵達基隆港口、為何拖到晚上十點才上岸？當然是安全顧慮，因為到下午五時許還聽到港內有機槍聲，原來是當天下午還有「暴徒」攻擊要塞司令部，但被守軍擊退並且肅清（調查報告謂死十餘人）。可見三月八日在基隆進行肅清行動的，應是基隆要塞司令部的部隊，既不是福建來的憲兵，更不是九日開始才陸續到達的整編第廿一師。 二二八的學術研究除了根據檔案，還必須參考口述史。根據張炎憲教授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基隆雨港二二八》口述史，有名有姓、履歷清楚的受難者計有廿八名，其中除了楊元丁副議長是在三月八日下午被殺，其餘都是三月九日以後被捕被殺，這當然與援軍登陸以後有部分兵力撥歸要塞司令部指揮，且「恢復戒嚴」、施行鐵腕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處決方式竟然是用鐵絲貫穿手腕腳踝、集體槍殺丟入海中，另外，也有不少被捕者是用金錢贖回生命的。要之，基隆從二月廿八日開始就風波不斷，呈現了反抗、鎮壓、搜捕、殺雞儆猴等台灣二二八的基本型態。 當時台灣人旅京滬七團體的報告指出，三月八日至十六日，基隆遭屠殺者約二千餘人，此一數字容或誇大，但以集體處決方式之殘暴，遠超過「維護治安」的必要程度，稱為屠殺自不為過。難怪當時台灣人團體呈請蔣介石懲處「屠殺台胞兇犯」的軍政首長，除了陳儀、柯遠芬、彭孟緝，還包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 （作者係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書封 1991年，由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所主辦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是解嚴之後第一次那麼大規模探討二二八的學術研討會。其中我發表的論文〈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我第一篇研究二二八的作品，後來還被收錄在《台灣史論文精選》。這篇文章是1991年夏天我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利用該校的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的資料，包括戰後初期的報章雜誌所寫，由於身在異國、萬緣放下、全心投入，所以那幾個月的閱讀和寫作，感覺好像親身經歷了二二八。 賴澤涵、馬若孟（Ramon H. Myers） 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正好在同年出版，我就是在史丹佛大學校園的書店買來讀的，不久就寫了一篇書評，寄回來給《自由時報》發表。在文中我批評該書對二二八的核心觀點是copy國民黨的官方觀點，例如說處委會提出“more and more radical＂的要求，所以蔣介石才派兵鎮壓，我認為這是謊言，因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3月7日才提出「32 條處理大綱」，可是我們從檔案可以知道蔣介石最慢在3月5日就下令派兵了。而蔣介石在3 月10 日「總理紀念週」第一次公開談二二八事件就是這麼定位的：「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之範圍』⋯⋯故中央已派軍隊赴台灣⋯⋯」，這就是《悲劇性的開端》所指的—把派兵的理由和處委會的「踰越」要求扣連起來，明顯是copy 蔣介石的觀點。可見我們如果平心閱讀原始資料，很容易可以對事件的因果、經過把握梗概，不會被一些政治宣傳迷惑。 就我的二二八研究經過而言，相當程度是與九○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情勢發展有關。九○年代是李登輝總統主導的「改革開放」時代，每年二二八的紀念活動中，研討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紀念方式。例如二二八50週年時，有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歷史學會與陳水扁執政的台北市政府舉辦的「二二八事件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我也有發表〈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關於其政治立場與角色功能的評估〉。我記得我對處理委員會的評價是比較中性的，有功有過，我認為他們已經盡量做到最好了；我不贊成用一種教條式的觀點，以為「半山」都是壞人，或是認為處委會進行談判就是「妥協路線」，必須是武裝路線才是進步的，這些說法都流於情緒，不是我們學者寫歷史的適當態度。我對處委會的評價是他們已經盡了力，並且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像擔任台灣省參議會副議長的李萬居等等公職們，雖然也算是「官方」，可是他們到底是要站在台灣人立場，還是官方立場？我認為在當時情勢下，他們主要還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所以他們才會一起拿「32 條處理大綱」去給陳儀，陳儀沒看完就生氣地丟到地上；此外，李萬居要不是有陳儀保他，不然就被別的系統抓走了。當我在說這個的時候，不免相對會批評到蔣渭川。蔣渭川當時和處理委員會針鋒相對，他在電台廣播一方面號召群眾，一方面攻擊處理委員會，若從「運動倫理」而言，這是不好的！可是我這樣說不免就得罪蔣渭川的家屬。果然蔣渭川的一位女婿就在討論會上怒指我怎麼可以講「半山」也有好人云雲，當時我「年輕氣盛」，就嗆回去了。我說拜託，現在是學術研討會，這裡不是街頭，要講證據、講邏輯才是尊重這個場合。這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次二二八研討會。 後來我也參與好幾次研討會，包括責任歸屬報告的撰寫、參與60週年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辦、許雪姬等人幫忙籌畫的「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以及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舉辦的「二二八事件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族群衝突、官逼民反與報復屠殺—論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定位〉，探討二二八是不是一種鎮壓屠殺？我寫這些論文其實是有著隱含的計劃，湊起來可以是有意義的結構，希望可以成為一本涵蓋二二八原因、經過、南京政府的處置，以及事件性質定位的專著。 九○年代以來，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常以舉辦研討會的方式來紀念二二八，基金會最重要的一件事莫過於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關於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我負責撰寫〈第三章：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我的結論是蔣介石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也因為這樣曾被蔣孝嚴控告，說是汙衊他的先人，就把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研究報告的總召集人張炎憲與我（撰稿人）共三人告上法庭，而且蔣孝嚴居然要求賠償新台幣20億元，真是離譜。 我們出庭了幾次，那其實算是一種調查庭，是由檢察官和他的助理先了解狀況，結果他們做出不起訴的處分；之後蔣孝嚴聲請再議，最後才確定不起訴。這位檢察官頭腦算是清楚的，他聽一聽也覺得這沒有蓄意毀謗，畢竟我是根據檔案史料合理論述，認為蔣介石應負最大的責任，而毀謗罪的成立要件是「明知非事實而故意傳播」。 我自己寫完這章之後感覺頗有成就感，因為對蔣介石的究責，以前的人雖然也有講過，但都是片段，沒有系統性地鋪陳這整件事情。我在撰寫過程中發現，國民黨內部其實有反省的聲音，包括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不少成員。1947年3月5、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就對台灣的行政長官制度及陳儀的作風多所批評，國民黨中執會更於3月22日通過「閩台清查團」劉文島等人的連署提案，決定對陳儀「撤職查辦」。這其實都代表國民黨內部的反省聲音，而且他們也知道台灣的二二八鬧得太大，要有人負責。這些檔案公文歷歷在目，就是蔣介石運用「總裁特權」，批示另案處理，不用撤職查辦。當時中執會的決議是撤職查辦，而文官處在擬辦欄簽註的意見是兩案併陳，加入的第二項是依照總裁的特權，另案處理，結果蔣介石就批「照第二項辦理」 。因此，我認為蔣介石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這是他自己選擇的。 再次，2010年馬英九執政期間，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張炎憲和我以及顧立雄等三位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代表108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向中國國民黨提起訴訟，要求回復名譽。當時國民黨的法定代理人是馬英九，訴訟代理人是賴素如、洪文浚兩位律師。我們根據「轉型正義」的觀點，認為需要有人負責任，不能只是政府花錢了事，並且提出三項具體要求：第一是國民黨要公開道歉，並要按照我們草擬的啟事文本，在主要媒體上刊登；第二是捐贈新台幣20 億元給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供作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籌設以及營運經費；第三是將國民黨黨史館所藏二二八相關檔案原件以及戒嚴時期中常會紀錄、總裁批簽、海工會檔案副本悉數交由行政院檔案管理局保存並公開，且做為他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示之用，這一方面是為了揭露真相，另方面也有追究責任的意思。 張炎憲先生（圖片來源：VOA ，公有領域） 我們認為國民黨是統治的主體，從二二八到今天一直存在，固然自然人死的死，跑的跑，可是國民黨始終沒有中斷，當然必須負責。結果判決的很多內容居然是採納國民黨「民​​事答辯狀」的理由。答辯狀說，首先，20億元應屬於財產權的訴訟，所以我們提出這種要求不合程序。其次，捐贈檔案並非適於強制執行的內容，也無從認定與回復名譽有何必要關聯。他們這種說法其實是技術上的反擊，因為我們要的是真相，公開國民黨的檔案當然有助於真相的揭露，這與名譽問題不能說完全無關。 就實體方面，答辯狀也說，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是兩回事，1947 年是「政府」對原告毀損名譽之行為，「設若中華民國政府果有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存在（按：被告否認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為真實），則至多僅為中華民國統治權行使是否有侵害原告等人權利而已，不得據此即認係被告有實施⋯⋯」換句話說就是把政黨與政府分開。此外，又說蔣介石等人雖有國民黨黨籍，但並不是受僱於國民黨，因此被告的黨員即使有不法侵害原告，原告也不得依民法主張僱用人的連帶賠償責任云云，然後還提出所謂的時效問題，說損害賠償請求權兩年間不行使就消滅云云，所以現在我們的主張已經無效了。 這起官司我們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敗訴。這件事當然茲事體大，求償20億元也不是小數目，但對國民黨黨產而言，無論是黨中央對外宣稱的兩百多億，還是名嘴胡忠信爆料的一千多億，其實要拿20億出來並不是難事。 在民進黨失去政權後，有幾位在紀念基金會做事的人，邀集一些比較常聯絡的家屬，共同組織了「二二八關懷總會」。張炎憲在我之前已當了兩屆理事長，他是開始用「非家屬身分」任職的第一人，因為他們認為家屬都年老了，而且新一代的也不見得能承擔，所以就讓學者來做領導。張炎憲之後換我接任，現在是交給政大台史所所長薛化元。在我任內，最重要的事就是籌辦「共生音樂節」。 我一接任就認為紀念二二八是關懷總會最重要的任務，不要都是老套，參與者也不要都是過去的老面孔，應該要設法讓年輕人參與，所以我就透過台教會的網絡找到藍士博。藍士博本來也有在想要以年輕人的方式紀念二二八，只是他所希望的團隊運作及所需的經費額度，台教會比較沒辦法支持，所以就擱置下來。我去找他之後，可說是「死灰復燃」、一拍即合，後來就產生一個「共生音樂節」的團隊。 由於預算比較龐大，需要大概六、七十萬，台教會很難為了一個專案花那麼多錢，但「二二八關懷總會」性質上就是為了紀念二二八或說以推廣二二八教育為單一目的的機構，不像台教會是屬於比較綜合性的社團，因此我就以這個名義來募款。雖然沒有公開的募款餐會，但我去找認識的企業家、朋友，也找了主要的社團包括台灣國家聯盟、台教會、北社等等，這些也剛好都是我參加的社團。 第一屆（2013）還好，第二屆（2014）有點勉強，2015年第三屆就幾乎要撐不下去了。因為第二屆結束後，有一些團體就不太滿意，像是抱怨年輕人沒禮貌，或是說「共生」的概念不好──國民黨萬惡，為何要與它共生？2015 年雖然薛化元已經接任理事長，但時間上有點青黃不接，所以開始的三十萬是我（在台灣國家聯盟、台教會以及北社）幫忙促成的。只能說，要做事真的很難！ 不過，這三次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在自由廣場上，不論是參與社運擺攤的或是參與晚會的，有上千的青年學生參與，如果我是國民黨主事者，看了這種青年熱情，不怕才怪！二二八在新一代年輕人中竟有那麼熱烈的迴響，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我們這些老台派的社團應該虛心一點去了解、支持，固然不需要去奉承、巴結年輕人，但也不要以猜疑的態度來對待，如果覺得費用太貴或是執行方法不適當，都可以討論改進才對。 2014年共生音樂節（圖片來源：共生音樂節粉絲專頁） 我從1991年在史丹佛接觸二二八史料，並花了幾個月時間好好寫了一篇論文回來發表，到現在可說與二二八的研究與紀念結了不解之緣。研究是為了發掘真相，紀念是為了推廣喚起，可惜最後的「究責」無法操諸在我，只好把失敗的經驗記錄下來以俟諸來日。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週年，我想應該把這麼多年來與社會對話的有關二二八的政論文章集在一起，這裡面有我個人研究蔣介石的心得、批評馬英九處理二二八的兩面手法、因宣稱「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而遭致的蔣孝嚴官司、與張炎憲和顧立雄等人代表二二八家屬控告國民黨的經過，以及交代我擔任台教會會長任內發起主持的「千人靜坐」紀念二二八儀式，擔任二二八關懷總會會長任內促成「共生音樂節」的甘苦談⋯⋯。這些固然是個人生命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攸關台灣公共利益的記錄，所以敝帚自珍，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集結文章的過程中，我發現關於控告國民黨的部分，儘管是歷史學者與律師們經過相當討論合作的結果，但為什麼用「民事」而不是用「刑事」來告、為什麼用「妨害名譽」這麼輕鬆的理由，結果還是失敗？這充分顯示在未經革命變動的台灣社會，透過司法實現轉型正義的困境；最近蔡政府處理不當黨產，同樣遇到法院方面的「障礙」，是類似的道理。這個現象提醒我們，為什麼改革比革命還難，這是值得不斷探究的、深刻的學術問題，也是正在考驗蔡政府的現實問題。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

《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一書，至少更正了維基百科長期以來對張憲義事件的誤記，包括出生的時間地點，出走的時間、路徑，核研所的重要設施如何迅被拆除，更不用說填補了過去空白的美方意圖與作為，張憲義後半生的生涯與想法等等。   可是一月九日新書發表會後，一些網友的情緒發言也就算了，在國安單位做過官的張姓人士竟然認為「台派」人士不應為這本書寫序；而立委王定宇也未考量事件的複雜性，粗暴地說張憲義是叛國者，「永遠不能被人民原諒」、「就不要回來台灣、就是該死。」這除了個人偏見，也可能由於發表會上的來賓發言只有羅致政立委的負面評論被報導，歐陽敏盛和張國龍的發言被忽略所致。   歐陽敏盛是威斯康辛大學機械工程博士，他在七○年代就在核研所（製造核彈材料的）TRR服務過，深知台灣在美國眼中的「透明度」；二○○二年起他擔任行政院原能會主委，二○○六年率團赴美考察核廢料處理的時候，曾與張憲義見面談話。歐陽敏盛認為，無論有沒有張憲義事件，（由於美國因素）台灣都不應該、不可能發展核武，也不必要擁有核武，他說張憲義是「帶著一個不可以回來的使命出去的」，因而他對張憲義「沒有任何負面的想法與看法」。   其次，同是物理系出身的張國龍教授，舉出印度、巴基斯坦、北韓、以色列的例子，他們能嚇阻甚麼呢？這些國家製造核武的弊大於利，尤其鈽-239的毒性，只要一公斤，分配給全世界七、八十億的人，就足夠把大家的肺纖維化！張國龍認為張憲義的「基本貢獻」就是阻止台灣進一步發展核武，為非核家園打下基礎，剩下的是我們大家要繼續努力。   羅立委說不應以國家認同作為「叛逃」的理由，若從土地和人民的利益而言，「叛逃」就是不對。我知道他做為國防召委可能擔心重演林毅夫叛逃、以及退將紛赴中國的國安問題，但是我作為歷史學者，仍必須問「美國是敵國嗎？」「退將去美國有甚麼問題嗎？」「北韓的領導金正恩的核武大夢符合該國人民的利益嗎？」陳隆志教授七○年代寫《台灣獨立的展望》一書，第一章的標題即是「台灣人是無國家、無政府之民」，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前夕，台灣人的處境基本沒有改變，若從這個角度看，恐怕「台派」很難回答張憲義背叛了甚麼。   （作者係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    張憲義（如圖）接受學者陳儀深訪談時，解釋他出走美國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已經「逾越紅線」。截圖／取自Youtube 訪問緣起與經過 張憲義先生係美國田納西大學核子工程博士，他於1988年初在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擔任副所長任內，「叛逃」去美國，讓美國及時阻止了台灣的核武計畫。過去資深媒體人王景弘長期追蹤張憲義的新聞，促成1998年張憲義在《聯合報》公開表露當年出走的心跡（宣稱是遵守蔣經國「有能力發展核武但絕不製造」的意旨），但當時美國方面可能還不同意他公開細節。如今十八年（距離出走那一年則是二十八年）過去了，張先生已在2013年從愛達荷州的國家實驗室 （National Laboratory） 退休，現在願意講、可以講了。透過王景弘先生的引介與張先生本人首肯，筆者得以在2016年3月底飛往美國向他做訪問錄音。 3月24日我到達Idaho Falls機場，張氏夫婦開車來接。從3月25日上午開始，做了七次正式的訪問錄音，每次兩個多小時。由於住在他家之便，可以朝夕相處，傍晚陪張先生出去遛狗，星期日陪他們夫婦上教堂……頗能符合口述史方法學所謂的「傾聽細談」。更難得的是，針對張太太也做了兩三小時的訪談，包括當年被她先生「騙」說有一美國公司要聘他去美國並將要全家移民，她本來帶著三個小孩先去日本旅遊，然後被CIA人員直接帶去美國與先生會面的情節；從女性的角度，可以說出張先生隱而不宣的部分。例如在美國胼手胝足教養兒女、接受基督信仰的心路歷程。其間，張先生接受我的建議，趁著我去隔壁的猶他州過一夜的空檔，把賀立維所寫的《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2015年6月出版）一書認真閱讀一遍，回來後，最後兩次訪談就差不多解決了一些模糊和矛盾的問題。 誰的國家、誰的忠誠？ 2016年4月張欽泰先生出版《刺蔣，鎮山：一位海外台獨運動者的行動與見聞》一書，最後結尾的地方碰巧也說到台灣核武與張憲義，作者認為1970至1980年代台灣陸續興建核能電廠之際，蔣經國有一秘密計畫，就是一方面以製造（核能發電用的）鈾燃料棒為幌子，讓美國和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監督，另方面暗中建一座鈾化學分離廠，從鈾中萃取鈽，作為製造原子彈的材料。1988年1月當軍方發現張憲義「叛逃」、洩漏「蔣家核武計畫」給美國，馬上報告罹病在床的蔣經國，「這個威權獨裁者聞訊急怒攻心，當天吐血而亡。」隨後美國和國際原能會前往桃園龍潭將相關設施拆除，阻止了中華民國的核武發展計畫，「蔣家父子兩代，擁有原子彈、禍國殃民的狂夢，就此結束。」（頁239）姑不論蔣經國的死亡是否和張憲義的出逃有關，這位作者顯然是從流亡在外的台灣人、認定中華民國政府是外來壓迫者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相對地，1988年7月2日參謀總長郝柏村在中正理工學院畢業典禮的公開演講，特地以張憲義為反面教材，說他出賣自己、出賣國家。十年後（1998年），郝柏村在該年出版的《教戰記》，再度以情緒性用語謾罵張憲義，是「一個唯利是圖受僱於外國人的間諜，一個出賣祖國的無恥漢奸！」「即使他並沒有真正洩漏了甚麼了不起的機密，沒有真正妨害到國家安全，也是不能為國人原諒的。因為他這種行為，在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立場上，是一項莫大的恥辱。」（頁269-270）剝去情緒用語，這段話其實承認了張憲義當年並沒有洩漏甚麼了不起的機密。 事實上，吾人從中科院在1988年事件後呈給參謀總長郝柏村的《調查報告》可知，1月15日上午當局派員清查張憲義辦公室，發現「保密櫃內『天弓』、『天合』等機密計畫資料均未見短缺」。可見，過去一些報導所謂張憲義帶走一大疊機密資料的說法，純係謠傳。 綜上，可知欲評價張憲義的行為並不容易。從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角度，國民黨政府擁有核武不啻強化其有效統治，張憲義的「破壞」不但無過、甚且有功；從國民黨政權或郝柏村權力地位鞏固的角度，一位受到大力栽培的軍官出逃、且洩漏情資給外人當然是一種背叛；而「世界警察」美國為了維護軍事平衡與國際秩序，透過CIA監控包括台灣在內的敏感地區的核武發展，也是可以理解，何況1979年《台灣關係法》產生以後，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微妙，張憲義奔赴美國很難說是資敵、叛逃。中華民國軍方當知此理，所以1988年調查報告的全名稱作《核能研究所上校副所長張憲義逾假未歸棄職逃亡案調查報告》，應注意「逾假未歸棄職逃亡」這八個字雖然負面，卻沒有背叛、出賣的意涵。 出走的主因：台灣逾越紅線 如果把「張憲義出走」這件事當作歷史研究課題，那麼關鍵字一定少不了「郝柏村」這三個字。郝柏村在1988年1月17日的日記首度提及張憲義：「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全家叛逃美國，必然為CIA所運用，將和盤托出核研所繼續研究的動態。保有核子彈發展能力但不製造核子武器為我國政策，今日指示葉昌桐以對國家傷害最小方式處理。」 1月20日又記：「丁大衛下午來見，單獨與余談話，乃為張憲義叛逃後告知美方，核能研究所繼續研發核子彈情形，丁氏轉達美國強烈要求，核能研究所須徹底拆除與核彈發展有關設施，…他請求我幫忙。…他於16日由華府來台北前，在美國務院見過張憲義，美方已提出毫無談判餘地的協議書，要求在一週內簽字，…並謂此事若不能解決，關於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的信守在國會將形成風波，…我說：蔣故總統曾明白宣示我有製核子武器能力，但絕不生產核武，並一再告誡余不得擅自研製，喪失其國際信用。余並聲言不製核子武器是我們堅定的政策，本部並未授權任何人進一步的研發，…我向丁保證，我盡全力與他合作解決此次危機，並原則同意徹底拆除與發展核武有關的設施，我願將此意報告李總統。下午五時，余與李總統詳談始末，他同意余之意見，待23日丁大衛面的雷根親簽緘時，照余之意見辦理，以免傷及中美關係。」（頁1270-1271） 丁大衛代表美國政府來台處理「危機」，交涉的對象是郝柏村，可見這位軍事強人的地位。比較特別的是，2月13日郝柏村日記：「楊亭雲報告叛逃犯張憲義家屬與民進黨有勾結，此乃意料中事。…不製造核彈是我政府既定的堅定政策，少數科技人員不放棄成果乃是自然的事，與政府不製核武政策應無違誤，難道要殺了這些科學家才能使美國放心？」（頁1282-1283）事實上，直到今天張憲義都還是懷抱大中華思想的人，把他的出走和民進黨掛勾真是「欲加之罪」；再者，如果不製造核彈確實是政府的「堅定政策」，只是「少數科技人員」私自研發核武，那麼張憲義的行為不是應該嘉獎嗎？可是郝柏村不但在半年後的中正理工學院畢業典禮大罵張憲義，十年後的《教戰記》更是罵得歇斯底里，常理推敲應不尋常。 不過，也不必以「後見之明」把「反對軍事強人郝柏村」作為張憲義出走的主因。因為《調查報告》敘及張憲義遺留在辦公室的「辭退書」，所列五點理由有四點是對服務單位的不滿，第五點只有「民進黨」三個字（本次訪問張先生有進一步說明：當時黨外的聲勢逐漸壯大，他擔心核武研發成果被具有政治野心的人所利用，會危害台灣安全），最後還說「為中華民族統一及個人家庭著想，鄭重宣布辭退。張憲義。77-1-8」如果連民進黨的崛起也是出走的理由，如果為了統一的價值，當時的郝柏村就是在軍中大力推動反台獨的思想教育的人，而且是「偏激分子」（郝日記常以此指涉民進黨）常常攻擊的對象，張憲義（至少當時）在理念上不見得會反對郝柏村。 個人認為，張憲義一方面為了個人（和家庭的）前途、一方面接受CIA的要求，才是出走的主因。由於美國早已把台灣視為必須監控核武發展的敏感地區，在蔣介石生前開始發展核武的時候，尚且得到美國的暗助或默許，後來在蔣經國主政的時候（因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愈見交好）才改變政策，也公開做了「不製造」的宣示，可是誰知道中華民國會不會私下偷偷繼續研發？所以要佈線蒐集情資。只是，張憲義的個案並不是像賀立維書中所說那些金錢或桃色誘惑的個案，也不是從在美留學階段就被吸收成為接受津貼酬勞以出賣情報的那種「間諜」，而是保持接觸，直到1980年代、尤其是1984年赴美開會才「經過測謊」而被正式決定吸收。 王景弘先生在〈華府諜影：張憲義的故事〉一文（收入《慣看秋月春風》，2004年前衛出版）說，根據他與張憲義聯絡、交談的印象，張先生對於媒體報導稱他為諜（mole）、把他與中情局扯在一起，最容易激動。他似乎要表白，他出走的動機是出於反對製造核武，而不是因為被中情局「收買」（頁355）。如今，張先生似乎對於「間諜」的指控比較釋然了，他在受訪時說： 「說我是間諜，要看怎麼解釋。如果是出賣國家，像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讓國家滅亡的那種間諜，那我絕不同意，那不是我。的確我曾提供美國相關的消息，但我是為了台灣的老百姓，而且我也深信我這麼做是有助於世界和平。」（本書第四章） 美國不需要台灣的核武技術，但需要從張憲義提供的資訊「確認」一些事，那就是台灣研發核武的企圖心與能力程度。由於張憲義副所長與唐君鉑將軍關係密切，乃成為CIA所要選擇吸收、接觸的對象。 張憲義受訪時直說，出走的時機和方式都是美方決定的。美方除了須以測謊的方式確定張憲義不是雙面諜，還以中華民國軍方的核武研發已經「踩到紅線」來說服張憲義。甚麼是紅線？張憲義在第一次受訪的開宗明義就指出這個問題，可是一直以來紅線的具體意涵並不明確。訪問過程他嘗試釐清，直到最近修訂訪問稿，才又以條列方式email給筆者作為補充說明。簡言之，紅線就是「能夠在三至六個月就可以製成核彈，且能投到指定的敵方目標」。若要細講，還可以包括「當儲存的核武物料超過『核臨界』量時，如武器級的鈽約為10公斤，而鈾約為20公斤」等等，不過張憲義還說，「它會隨著國際情勢的演變而有所變更。」 百年大計 vs.千年大計 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同年7月、9月張憲義兩度寫信給阿扁總統，就「核能發電」以及「決戰境外」的國防觀念有所建言，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也給他回信，可見他仍然心繫台灣。張憲義的前一封信是從國家存亡的角度強調「核四續建」的重要性，他的著眼點並不是能源價格、經濟發展，而是要讓台灣掌握一些先進科技與精密設施，使美國在意台灣安危、不會輕易「拱手送給中共」，張憲義補充說，要讓台灣的利益和國際的利害相結合；這和後一封信「決戰境外」的道理是相通的。 核能電廠與發展核武是兩件事或是一件事？儘管我不懂核能科技，邏輯上還是必須追問。張先生的回答：從技術研究和原料而言，兩者關係緊密，雖然核電廠的鈽和武器級的鈽有所差別，核電廠產生的核廢料也遠大於核武研發的核廢料。從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的慘痛災變之後，安倍首相竟然在2015年就宣布重啟核電，表面的說詞是追求自主的能源政策，張憲義則認為這與發展核武有必然關係。由於日本面對北韓和中共的威脅，政治家必須以國家的百年存亡大計為優先考量，他對安倍的決策表示讚賞。 不過，福島災變的慘況的確衝擊了張憲義，促使他在2013年提早退休。此次他受訪的時候，原本擬定的標題就是「從核武研究到非核家園的心路歷程」，過程中他屢次對林義雄先生推動非核家園、為台灣千年大計設想的精神表示敬佩；因為台灣幅員狹小，不要說缺少美洲大陸或中國大陸的廣袤沙漠，連日本的地理條件台灣也無，福島核災若發生在北台灣的金山電廠，將有「難以想像的慘狀」。 張憲義遠在他鄉，對台灣「非核家園」的理想難有甚麼貢獻，二十幾年來他在愛達荷國家實驗室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精進「第四代」核電廠、防止核武擴散和核廢料減容減量。退休之後繼續研究，家裡仍有幾部powerful的電腦在跑，在此祝福他對於「核廢料減容減量」這個舉世頭痛問題的解決做出更多貢獻。 張憲義的非核家園理想，是不是包括放棄核武研發？邏輯上並不必然。理由除了核電與核武的廢料數量非常懸殊以外，主要還是「百年大計」的生存考量。當然台灣必須顧慮美國的態度，注意所謂紅線問題。維持「有能力製造但不製造」，在今日似乎仍是合宜的政策。張憲義說：「有能力製造殺人武器但不製造的人，才是真正的和平主義者，才有資格講世界大同、人類和平。」「若台灣重視原子能研發及人才儲備，就算沒有核電廠，哪天想要重啟，甚至發展核武，只要有物料、人才、設備，很快就可以迎頭趕上。」（本書第六章） 訪問側記與結語 依照口述歷史的「理論」，所錄的聲音本身才是真正的口述歷史；經過文字紀錄、調整、補充的東西則不夠真確。不過在「實務」上，所蒐集的史料若要方便學界使用乃至大眾分享，還是要變成相對通順的文字予以出版。以本次訪問張憲義為例，在錄音交談的過程中，有時他對某些細節不免記憶模糊。例如他說出走的第二天蔣經國去世，那豈不是1月12日才離台？後來確認文字稿的時候，和張太太帶兒女去日本的時間相對照，才肯定張太太和小孩是1月8日出發，而張先生是1月9日就離台了。 過去《維基百科》寫張憲義，對於他的出生地（應為海南島而誤為台中）、出逃的時間（1月9日而誤為1月12日）以及飛離的機場（應是高雄小港機場而誤為桃園機場）都弄錯了，本書出版之後，至少可以更正一些基本事實（編按：《維基百科》已經做了一些更正）。 筆者從事口述歷史十多年，已經出版將近十本口述史作品，要以這本張憲義的訪問紀錄最辛苦了，不但要專程飛去美國愛達荷州，而且有關核武、核電都是我感到陌生的領域。好在得到張憲義夫婦的信任和配合（有問必答），以及當今通訊工具使用email和line的便利，加上出版社編輯龍傑娣和張興民的勤快協助，才有現在讀者眼前相對完整通順的書稿。 猶記得我在愛達荷州那幾天，每天傍晚遛狗時跟在張先生背後，看到狗兒習慣尿尿的位置、夕陽投射兩人長長的身影，歷歷在目。我也主動要求張先生帶我去附近的地方博物館、咖啡店，主動要看他從電腦下網路圍棋的模樣，目的是想儘量貼近他生活的各個層面，感受這位核能專家隱居黃石山下的寂寥或樂趣。 在評價方面，除了建議讀者設身處地回到受訪者的時空，也共同來思索今日和未來台灣的需求。1988年蔣經國去世之際，掌握軍權的主要是參謀總長同時是中科院的院長郝柏村，誰能預知李登輝接班順利並開啟台灣民主化的契機？所以在那前景不明的時刻，張憲義說他接受美國CIA的要求和安排而出逃，阻止台灣核武的進一步發展，等於幫李登輝移走一顆燙手山芋，結果應是「台美雙贏」，並沒有背叛國家或台灣人民的利益，頂多只能說背叛他的上司郝柏村。這樣的角度至少得到我的尊重。 其次，何謂叛逃？美國是台灣的敵國嗎？地小人稠的台灣適合發展核電與核武嗎？兩蔣或國民黨獨裁時期的台灣應否發展核武，與民主時代的台灣應否發展核武，可以一概而論嗎？筆者跟著張先生的思維走了一遍，已經在這篇序言做了初步的回答。 張太太雖然從1990年代初期就幾次回台探親，張先生本人則從1988年迄今尚未回到台灣土地，主要原因恐怕不在通緝令是否解除，而是在於他的「叛逃」以至今日「非核家園」的心跡，尚未能被國人所理解吧？本書的出版，除了希望在理性上有助於國人思考台灣的核電、核武政策，還希望在感性上有幫張先生夫婦整理、吐露久蟄心聲的附帶效用。 《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陳儀深訪問，彭孟濤、簡佳慧整理）  新書發表會資訊 日期：2017 年1 月9 日（周一）  時間：上午10點～中午12點 地點：台灣大學校友會館 3 樓3A 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 之1 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