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搜尋
首頁
最近更新
鯨魚觀點
時事新聞
笑談人生
鯨魚影音
首頁
最近更新
鯨魚觀點
時事新聞
台灣政治
國際大事
財經資訊
體育娛樂
藝文活動
綜合新聞
笑談人生
關於我們
鯨魚影音
首頁
作者相關文章 - (楊翠)
楊翠相關文章
溫柔的母語
(高鐵北上,正要排隊下車,前方,一個年輕母親,穿著帥氣,帶著兩個長得很像的男孩,大約小學一年級。) 弟弟: 肚子好餓喔,媽媽,我們有便當嗎? 媽媽: 我沒有買便當。 弟弟: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吃? 媽媽: 看你們啊,你們想吃什麼? 咱等一下去地下街看看有什麼,還是你們想吃素食? (提起沈重包包,弟弟們想要搭手幫忙) 媽媽: 不用不用,媽媽來就好,這很重,你們提不動。因為已經很重,所以我才沒有再買便當。你們注意自己安全就好,來,左邊,注意安全,看著弟弟。 我走在他們身後,聽著聽著,不禁微笑起來,有點感動。 不要劃錯重點喔。我感動,不是因為弟弟要幫媽媽提重物,而是,他們全程都使用台語,幾乎沒有摻雜一個華語,而且,母子的語氣都非常清晰溫柔。 大約20年前,我曾在中部海線普快火車上,看見一個年輕母親,帶著大約兩三歲,正在學說話的小女孩,每到一站,母親就用母語,教孩子這一站的名字,孩子就一次次地複誦著,苑裡,通霄,後龍……。 很溫柔的母語,很溫柔的聲音,所以,教成了這麼溫柔想幫母親提重物的小弟弟們。
楊翠
2020-03-08
請用力想起來——《返校》開啟轉型正義工程
2019年,台灣出現《返校》這部電影,它的時代意義是什麼?我認為它精準地描繪了我們此時此刻所面對的課題:對於這些傷痛與恐怖的歷史,我們到底要不要記得?要如何記得? 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還停留在最初的階段,喬治.歐威爾所描繪的「一個真相常在、既往也不能被抹殺的時代」,遠遠還未到來。
楊翠
2019-10-05
一個台灣作家與一個外省軍人的故事
這是白色恐怖時期,一個台灣作家與一個外省軍人的故事。 1983年4月12日,楊逵接受王麗華訪問,首度講出當年自己因為「和平宣言案」 被逮捕、偵訊、審判的歷程。他特別提到幾個經歷,一方面感恩自己的運氣,受到許多權力體制內部成員的同情,給予一些溫暖 (或者是陪審的一句話,或者是監獄管理員多給他幾十分鐘去洗澡),一方面慨嘆當年政權對人民的嚴酷整肅,是不分族群、不分陣營的。 楊逵回憶,1949年4月被逮捕後,在許多偵訊單位轉來轉去。曾在警務處陽明山招待所,接受日以繼夜、強光襲照的疲勞審訊,仍堅持不肯承認參加組織(當時只要受不了逼供,接受誘導,自白畫押,承認有參與組織,死刑的機率極高)。一回他被允許稍事休息,因為累極,站在樹下半睡半醒,有一位警備總部的陪審「米上校」,輕輕從背後拍了拍他,只說一句「你有甘地的風度」,就走了。後來,楊逵被轉到軍法處,有兩個朋友也從保密局被送到軍法處,「米上校」託他們向楊逵傳話,說自己也正被關在保密局,將以「洩露情報」罪名被槍斃。 楊逵一直記得這個「米上校」,即使只是拍拍背,說一句話,在獄中,這彷彿就成為親友一般。在一九八○年代幾次受訪中,楊逵都提及這位「米上校」,念記不忘。兩個人身處異陣營,卻都被國家視為「罪人」,在那個詭譎的年代,「米上校」給了楊逵永生難忘的溫暖。2016年,我出版楊逵生命史《永不放棄》,特別在180頁,寫下楊逵與「米上校」的短暫交會。 然而,我們一直沒能弄清楚,這「米上校」究竟是誰?他是因為什麼案子被指控「洩露情報」?是不是真的被槍斃了?何時被槍斃的? 這兩日,因為在查閱其他資料,意外地發現了「米上校」的真實身份。 「米上校」,其實是米少校。米蔭庭,河北臨城縣,楊逵被逮捕偵訊當時,他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少校。1949年9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改組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而米蔭庭後來轉任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少校參謀,在這個工作任內,被指控洩露保安司令部的偵查情報給葉敏新等人。葉敏新被指為「北峰區工作委員會案」案首,這個案子牽連到31人,米蔭庭與葉敏新等四人被判死刑,1953年5月15日,執行槍決。 當時,已成囚犯的楊逵,應該不太能了解國民黨政府情治系統的改組變化,也不知道米蔭庭的真正背景,只是聽人轉述,將他記成「米上校」,就這樣記一輩子。「米上校」是那個曾經給他溫暖的人,也跟他一樣,都被國家視為「罪人」,「米上校」比楊逵更慘,他被槍決,死在台灣,孤獨埋在六張犁,然後被整個世界遺忘。 威權統治時期,受害的人民,不分族群、階級、性別,也不分政治意識型態、政黨派系,黨政軍特「自己人」被抓被殺被關的也非常多,我們以目前所掌握的已申請補償基金會的補償案件 (9千多人)來計算,軍籍人士佔了15-18% (有些還待準確釐清),然而,還有很多人未曾提出申請(許多外省來台軍人,因為在台灣沒有親人),因而沒有計算在裡面。 那個年代,有傷痛的故事,也有溫暖的故事,所有這些光與影,都是我們歷史的一部份。楊逵與米蔭庭,在特定時空交會,相互給予溫暖,念記一生,這是傷痛記憶,也是超越族群與身份,動人的人性光亮。
楊翠
2019-05-04
關於聯合報的假新聞
〈關於聯合報的假新聞〉 純粹個人身份發言,不是促轉會意見。 912事件爆發,臨危接任發言人以來,我不曾拒絕任何媒體的採訪與詢問,即使是置身一波波危機處理的會議中,未能接到電話,但只要對方以簡訊詢問,我也都會以簡訊答覆。同時,我也不曾因為個別媒體的立場差異,而有選擇性的資訊給予,沒有任何差別待遇,因為,我尊重所有媒體的採訪權。 然而,媒體是否同樣尊重促轉會的發言主體性,同樣尊重我的發言真實性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你尊重他們,他們未必尊重你,也不尊重他們自己的專業。此次刻意刊載錯誤新聞的聯合報,正是如此。 聯合報昨日至少出席3位記者(據我們的記錄表),他們不僅在記者會中攜走14頁專報、兩頁半的新聞稿,合計逾一萬字的紙本資料,而且在記者會之後,一直不斷打電話詢問我各種細節。電話中,他也確實禮貌地向我道歉,說抱歉一直打擾。基於他的禮貌,我真心地信任,即使當時正在會議中,我一接到電話,都是不厭其煩地回應他,有一次還遇到我正移動中,手邊尚無資料,我告知晚一點會確認資料細節,並且回覆他。 但是,今天聯合報的頭版頭條,卻以斗大標題,說促轉會的調查僅有「一頁半報告」,雖說這是國民黨的說法,但是,內文中卻完全沒有任何平衡報導,沒有提及其實是16頁半。同樣是數字,記者明明拿到總計16頁半的資料,也一再追問我細節,卻不肯寫出正確的頁數,而故意寫出國民黨的錯誤說法。難道3位記者都失憶了嗎 ? 我不知道這是基於什麼心態、思考與目的。 雖然若干媒體不尊重事實,也不尊重他們自己的專業,但是,未來我還是會和善、平等、耐心地接受各家媒體詢問,我會尊重媒體的採訪權,不會有任何拒絕,盡到發言人應盡的責任。但是,對於類似的刻意誤導扭曲,並因此影響促轉會及轉型正義的價值,造成社會誤解、深化社會對立的報導,我也同樣會不厭其煩地以自己的身份發言澄清,這是我的責任。
楊翠
2018-09-23
我們不會輕言放棄
〈我們不會輕言放棄〉 今天,國民黨10名立委,到促轉會侵門踏戶,大貼封條、嚴辭辱罵,說促轉會打擊異己,滿手沾染鮮血。一個過去手染無數鮮血的政黨,竟然可以如此狂言,指控別人手染鮮血。但促轉會手上究竟染了「誰」的鮮血,他們真的杜撰得出來嗎? 事件發生後,我們深怕累及轉型正義,立即決定集體道歉。連日來,我們確實受到很大衝擊,各種無理的、荒謬的、毫無憑據的攻擊齊出,會內年輕同仁也受到很大傷害。我們之所以鞠躬道歉,並不是因為做了任何不正確的事,而是體認到,我們身為委員,必須為這個事件對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害,對轉型正義工程所受到的重創,深摯道歉。就此而言,我們沒有半點委屈,只覺得萬分歉疚,尤其當我看到無理者到我臉書來謾罵,竟然有受難者家屬為了維護我,與他們打起筆戰時,更是難過不忍。 9月16日的台中場說明會,近80名政治受難者及家屬參加,很多人說,他們來,是為了給我們打氣。80幾歲的蔡寬裕前輩,事件發生後,好幾天徹夜難眠,他激動地說,因為一個事件、幾個人的不當言論,斲傷促轉工作,這讓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情以何堪。二二八事件台中「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今年98歲了,他說:「我今天必須說,如果我現在不說,明天可能就不能說了。」 我們真正的愧疚在此,而不是一次根本沒有成為決議的會議。會議中的發言確實非常輕佻不妥,但我困惑的是,所有的輿論都刻意迴避這個問題:這個會議是否已成委員會的正式決議? 做為發言人,沒有記者問過我這個問題。但我可以清楚地告訴大家,在促轉會的最高決議層級委員會中,從未有人提出「打侯論」,當然更沒有任何討論與決議。根據錄音,張天欽這組在824的會議中出現「打侯論」之說,然而,在829的第7次委員會、912第8次委員會中,都沒有做成議案提送為工作規劃。兩次會議中,該組的報告都是說,關於促轉條例中所必須完成的工作「規劃人事清查制度」,未來將委託學者專家,對於國外各種「人事清查辦法」進行研究,並規劃出適合台灣的人事清查制度,之後再提交委員會討論(關於此點,委員會會議紀錄都可受公評)。 回到法規層面,人事清查辦法確實是促轉條例賦予促轉會的職責,在立法院通過的促轉條例第四條、第六條中,都有明確規定。了解政府機關招標流程的人都知道,從完成招標、進行委辦、研究團隊進行研究、繳交結案報告、會內進行整理、提交委員會討論、委員會決議,再送行政院,最後送到立法院審議,這樣一輪下來,起碼一年以上,到時候選舉早就結束了,能發揮什麼「操作選舉」的效果? 促轉會當然應該受到社會大眾的監督,如果「選舉操作打侯論」確實已成委員會決議,並且付諸執行,我們都應受到嚴厲譴責。但是,為了一場根本沒有成為決議的會議,說這是「系統性」之罪,指控整個委員會都是共犯,甚至要求裁撤促轉會,那就是完全不理性、毫無依據的指控。 國民黨今天指控,內部工作會議刻意繞過主委,促轉會業務分成四組,成立將近四個月,會內年輕人都兢兢業業,各種工作會議很多,主委不可能一一參與,就如大學分系所,校長不可能參加每個系所的內部會議一樣。就我們這組而言,至今已開過18次正式組內工作會議,會議前都有議程、工作報告、討論事項,會後都有會議紀錄,全會歷次的行政會議、委員會議也都一樣。 促轉會確實應該面見大眾,向社會負責,通過這次事件,我們會學習更公開透明,會議紀錄、決議內容,都可以訴諸社會大眾,但願如此可以消除社會疑慮,讓社會真正有感,讓轉型正義可以正向推動,不辜負政治受難者前輩、家屬以及台灣社會的深摯期待。最後,感謝這幾日透過各種管道給我們鼓勵打氣的識與不識的友人,在大家急於切割我們的時候伸出援手,溫心暖意我們會銘記,更會轉化為堅持的動力,持續努力,我們絕對不會輕言放棄。
楊翠
2018-09-17
懷念什麼都沒有的時代
今天學生報告楊德昌的《恐怖分子》。打出一張PPT,有著楊德昌照片,寫著簡單生平,他報告說,楊德昌病逝時60歲。我看著聽著,突然一念竄出,心想,啊,所以我還有5年。這個心念,超出我自己的思維意志,連我自己當時都嚇一跳。 最近可能真的是太倦累了,身心都是,有點價值崩毀,覺得自己過去20多年努力在台灣文史教學、推廣,最高時候有大約有30個指導生,一年來一年去,把自己的學術拋在一邊,以致今日陷身困局,實在毫無價值。應該說是近來對許多人、許多事都覺傷感,無論校內、校外,總覺近來整個局勢,想做事的人好累,好沒價值感與意義感。反而有些原來明明不關心這些議題的人,( 無論社會議題人權議題 ),卻在別人以漫長艱苦的社會運動努力撐出的空間裡,如魚得水,轉身成為專家或代言人。我雖一點也不想做那條魚,但對這樣的現象總覺感傷。許多朋友交換意見,也都有相同感受。 近來總覺得過去那種什麼都沒有的時代,那種做點什麼都可能危及自己生活與前途的時代,那種純粹的行動美學,好值得懷念。
楊翠
2017-11-16
我知道他是在騙人
台北高鐵站,自動售票機前,準備買票。一個年輕人靠近我,含含糊糊說話。 青年1:我可以跟你要180元嗎? 我:蛤? 青年1:你可以給我180元嗎?今天剛好沒帶夠錢。 我:你說多少? 青年1:180元。 我:(拉開背包,找錢包,拿出200元)諾,給你。 青年1:謝謝,謝謝。(話沒說完 ,快速走了) 我繼續買車票。隔壁的青年側頭看我,笑著提醒: 青年2:阿姨,他是騙人的,你上當了。他每個人都去跟他要。 我:(沮喪)我知道他是在騙人啊,可是我沒辦法拒絕…… 青年2:(已買完車票,往外走出去,笑著再提醒我)以後你就不要理他就好。 青年走遠,我也買完車票。可是心理覺得好沮喪。覺得好受傷。 不是因為被騙,而是………… 幹嘛喊人家阿姨啦,你也有魚尾紋啊。嗚嗚。
楊翠
2017-10-14
支持調降文言文
高中國文課本文言文比例調降的方案,終於無一通過,讓人難過。主張文言文比例不能減少、只能增加的人們,思考理路各不相同,而我們支持調降的,當然也是各有想法,非僅一端。只要是真正嚴肅認真的思考路徑,都是可以好好對話的。然而,當前的爭議,幾乎大多是將對方的意見扁平化、去脈絡化,不是胡亂酸,就是貼標籤,以曲解對方,來成就自己的論述。媒體記者來訪,問我意見,因為我實在經歷太多太多次了,意見總是被任意簡化、拼貼、扭曲,有點失望,而且當時我正在除草,滿頭大汗,所以拒絕了。看了臉書上玉蕙被酸,決心還是必須說一說。 我們支持調降文言文,我們期望108課綱下的高中國文課本,能夠以現代、在地的文學為主,而後擴延到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與世界許多國家的做法相同。當然,我們當中,確實有人主張台獨、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但那又如何?「主張調降文言文」,與我們是不是台獨、喜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更何況,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也並非一個固定的社群,而是複雜差異、變動不居的,不同的議題,便有不同的「我們」群體結盟關係。 所以,將「主張調降文言文者」,都想像為:「主張調降文言文」=「反文言文」=「反中國」,是明顯的邏輯謬誤。身為主張文言文比例調降者,我觀察到幾個反對調降的論述,都是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如果這樣談問題,大家只有陷入死胡同,難以對話。 1. 論述一:「主張調降文言文」=「反文言文」 「主張調降」和「反」,明明是兩個不同意義的語詞,卻被某些人偷換概念, 直接等同。事實上,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支持調降文言文者,不乏文言文造詣極佳的中國古典文學專業研究者。以自行偷換的概念,來指點、批評對方,論斷是非,這樣如何對話? 2. 論述二:強調「文言文」代表「中國文化」,並認為主張調降文言文者,即是「脫中國」、背祖忘宗,是「文化台獨」,如今日中國時報對廖玉蕙的攻擊。 (1)姑且不論「文化台獨」又怎麼了?每個人認同的祖與宗不同,又怎麼了?單是認為「文言文」代表「中國文化」,就有問題。不知這樣談論的人是否想過,恰恰是你們這樣的論述,對「中國文化」的時間線與內容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前近代,是你們自己窄化、縮化、單調化「中國文化」的幅員與內涵。 (2)挪用「文言文」,做為「中華文化/中國國族認同」的符碼,事實上,既不尊重「語文」,也不尊重「文化」,更不尊重「文學」。 (3)關於「主張調降『文言文』,即是『文化台獨』」:這個論述的邏輯,更是不堪一擊。我也不說什麼,只請大家去找找中國的中學課本,算一算其中的「文言文」比例,你肯定會愕然發現,原來中國比我們這些人更「文化台獨」。將「主張調降」視為「被某種特定政治意識型態所驅使」的人,自己本身又何嘗不是也可能「被某種特定政治意識型態所驅使」?而且,還是一個更大敘事、更威權的政治意識型態。 ( 4 ) 事實上,主張調降文言文比例的朋友,也有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的共通點,是認為高中文學教育應該基於「現代社會」的溝通、表達的需求,以現代文學為主,加入一些古典文學、外國文學,增進多元修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思考路徑。說穿了,設若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統/獨論爭的國家,你還會主張「文言文」一定要多過「現代文學」嗎? 3. 論述三:「文言文」是「語文/文學」的至高美學指標,學「文言文」可以提升「語文/文學」能力,減少「文言文」,學生的「語文/文學」能力會降低。 (1)將「文言文」視為「語文/文學」的美學指標,論述邏輯不通:如果這個論述成立,現當代文學就不必存在了,除非大家都回去寫文言文、說文言文,否則這個社會永遠達不到這個「美學指標」。如果這個論述成立,那麼,那位酸廖玉蕙的張大師,又何必如此積極地以現代文學在台灣文壇占位呢?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說話、溝通方法,有不同的美學典律,是否能以「文言文」為唯一、至高典律,貴古薄今? (2)如果「文言文」代表「語文/文學」的唯一、至高美學指標的邏輯不成立,學「文言文」才能提升「語文/文學」能力,「文言文」減少,學生的「語文/文學」能力就會降低,這個說法也是不成立的。「能力指標」的檢驗標準,不是先驗的,是社會賦予的,不是絕對的。如果這個社會期望高中生擁有的是「古文能力」,那自然要以古文為主,如果期望高中生擁有能在現代社會流暢使用的「語文/文學能力」,那 麼,這與他們是否多學「文言文」,並無直接的、充分必要關係。更別提許多憂慮「文言文減少,孩子語文能力會降低」的家長,真的有那麼在乎「語文」、「文學」嗎?真是想讓孩子以「語文」、「文學」為志業嗎?還是在乎考試而已呢? 我們支持調降文言文,期望108課綱下的高中國文課本,能夠以現代、在地的文學為主,而後擴延到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考試內容與方式,當然也要因應變革。任何學生因為課文的引領,想擴充自己的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認識地圖,做為志趣,或甚至成為某種專業,都值得鼓勵。 要求降至30%的古文比例,既不惡毒、也不誇張,在我所知道的一些國家,都還是更少的,我相信這也沒有影響他們學子的「語文/文學能力」。因此,至少降至30%的古文比例,為何不能成為政府、課審會、學者專家、社會大眾,無論是什麼政治意識型態的人共同努力的目標呢?
楊翠
2017-09-12
「自己的世代自己說」
〈「自己的世代自己說」〉 這學期的「台灣文學」課程,雖是選修課,但同學的表現讓我感動。我的指定作業繁多,每週要交課堂札記、10篇書摘及心得、考一個期中考,還要進行兩次分組報告。第一次分組報告的主題是「作家訪談」,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從選擇作家、聯繫作家、繳交訪談大綱,到進行面對面訪談,然後寫成逐字稿、訪談稿、訪談心得、會議紀錄、剪輯訪談影像,最後還要上台報告30-40分鐘。五組分別進行了廖鴻基、陳黎、甘曜明、蔣竹山、任明信的訪談,每一組都很深刻精彩,都觸及了作家的靈魂。 昨天,第二次分組報告,期末主題討論會,我將它定題為「自己的世代自己說」,研擬幾個子題,讓各組選擇,每個子題由一組主講,各組交互討論。結果大家分別選了這些子題: 「我們『天然獨』嗎?」 「我們世代的『關鍵詞』」 「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我們世代的『感覺結構』」 我原想,只是當個期末遊戲而已,這學期我把台灣文學的課上得太嚴肅,歷史感太厚重,期末就輕鬆一下,讓他們離開歷史,談談自己的世代。沒想到各組都卯足全力,成果令人感動,即使是最後一堂課了,仍然激盪出很多火花,三節課之間只休息五分鐘,時間都不夠用。他們「自己的世代自己說」,說出了很多我沒料想到的內容,也讓我這早已跨入五十的五年級生,更了解青年世代的想法、焦慮、理想。這個期末討論會的點子真不錯,我以後還要繼續辦下去。 :) 附記: 「自己的世代自己說」討論會,各組都針對所選子題,做了大綱或PPT,我自己也都全程做筆記,今天太累了,日後再慢慢整理,分享大家,比如他們所提出的「世代關鍵詞」是什麼?還有他們怎麼看「天然獨」一說?都非常有趣喔。
楊翠
2017-01-07
何事該怒?
〈何事該怒?〉 我做為1996年撰寫過《彰化文學史》,今年又即將完成出版《彰化縣志。文化志。文學篇》的作者,事件發生之初,雖然當時資料都在花蓮,無法翻查,但我第一時間就向吾家的魏老大說,應該是當初《賴和全集》打字錯誤,把自自由由打成自自冉冉。 我選擇不發言,是因為我了解,那是《賴和全集》打字錯誤造成,也肯定總總府援用賴和詩作的心意,而廖館長是我好友,我深知他的個性,不想為他添亂。《賴和全集》的總編輯與校訂是林瑞明老師,是我的碩論指導老師,他以一生精力,默默從事台灣文學研究,單單賴和研究,就耗去他20年,他是在台灣文學研究的路途中病倒的。整理、編輯賴和手稿時,他的身體還在病中,《賴和全集》中,「冉」沒被校訂出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出版的書中,真的沒有一個、兩個錯字?我就不相信!我不想說,因為不想讓這些滿島狂舞的言論擴及、傷及我的老師。台灣社會就是這樣,他努力了一輩子,沒人聞問,被找出一個小錯誤,就可能全數抹消。 想到一些可能從未研究過賴和的人,2017年突然成了賴和的代言人,還有作家和教授,雲淡風輕地指責,就是因為《賴和全集》的編輯「一開始就搞錯」,隨隨便便就把別人打成權力的附從者、不認真的編輯者,抹消一切,而我的老師,研究賴和20年,研究台灣文學超過30年的林瑞明,卻只能選擇安安靜靜,無言無語,你說,到底何事該怒? 1/4中午附記: 網友意見很多元,謝謝。確實也可能是賴和以其他語言發音,而非整稿者有錯,但如今已難考證出確定的答案。福佬語發音有可能,客語發音雖音調比較接近,但史料上賴和自言已不大會說客語,至於日語, 賴和未曾發表以日語書寫的作品,依照作家的寫作習慣判斷,此篇漢詩以日語思考的可能性不大。文學有各種想像空間才是好的,我認為重點不是誰對誰錯,不必爭得頭破血流,也不必一定爭出是非,關鍵是討論問題的態度。只要是善意的討論,都是好的。附上手稿,大家各自猜想,趣味就好。謝謝 PS · 某作家說,「『自冉』會成為台灣政治、文學界不自由的鐵證。」「是權力者與附從權力者聯手共謀……」。我看了好難過。對這件事的批評,真的有必要說到這種地步嗎?陷入事件中的好友,談及這幾日的言論與媒體反應,也深覺無奈。我們都認為,對於錯誤的批判,那當然是好的,但批判的方式,如此尖酸刻薄,如此嗆辣凶狠,如此你死我活,真的有必要嗎?這樣一件事,也能講成「權力者與附從權力者共謀」,「文學界不自由」,是不是太誇大了?把自己包裝成正義之士,把別人再現為附從者與共謀者,是不是太傲慢、也太容易了?這位作家對這件事所發的言,都已經上幾次報了,還不自由?如果他(們),在解嚴前能以這種嗆辣的批評精神,直面當時真正的威權體制,台灣早就自自由由了。
楊翠
2017-01-04
綠島的張老師
「國家」對人民最大的剝奪,不是讓他死亡,而是讓他活著,然後失去所有。 親情的剝奪,最能有效折磨禁錮靈魂。作為一個「缺席的父親」,楊逵時刻都想在兒女的日常生活中「在場」,書信是一個管道。然而,監獄的嚴厲控管,就連通聯的書信,也只能成為父親的獨白。 綠島時期,楊逵除了生活性散文、文藝論述、讀書札記、戲劇創作、民間文學采集之外,還有大批家信。信件寫在四本「新生筆記簿」上,楊逵離世後,神秘出土。 1986年,初春,楊逵辭世將滿一年,孫女楊翠就讀東海大學歷史所,同班女同學對她說,男友的朋友,手中有一批楊逵手稿,想要物歸原主。那人說,當年去東海花園拜訪作家,作家已搬走,鐵櫃開著,文件散落滿地,他們怕遺失,所以撿走了,還說,「不只我手中有」。 「文件散落滿地」的說法,其實不合邏輯。那座生鏽鐵櫃,放在東海花園大通鋪牆角的五斗櫃旁,平日以棉被疊在上方,裡頭放著楊逵最珍貴的物件。1981年,楊逵因病被迫走離花園,搬到兒女家,第一件事,就是帶走鐵櫃,未曾讓「文件散落滿地」。 而家書的存在,楊逵生前隻字未提,也不合他的行事邏輯。總之,家書在他死後出土,成為一個神秘謎團。子女們深信,這批家書連同其他物件,在楊逵刑滿離開綠島時,被當局沒收扣留,他辭世後,當局才輾轉循線歸還。 無論謎底如何,這是一批絕大多數未能寄達的家書。時間是楊逵牢獄生活的後期,1957年10月12日到1960年11月18日,總計107封,收信者是5個孩子、妻子葉陶,還有幼小的外孫女嬋娟和剛出世的孫子天進。 新生筆記本,25K橫格線,字跡密密麻麻,時而整齊,時而零亂,有增有刪,也有劃了增補線卻未補入的,有的寫「退回」字樣,有的註明「不發」。除了這四本家書稿本,楊逵也持續在《新生活》壁報或《新生月刊》,發表家書形式的散文,目前可見最早的一封是1954年10月15日,以〈家書〉為題,寫給長子楊資崩,發表於《新生活》壁報。 即使無法寄達,楊逵也不放棄書寫,尋找通聯網絡,抒發自我情感。這批104封的家書草稿,成為缺席父親的私語。 楊逵入獄12年,子女為了謀生,四散各地,家書的郵戳,繞行台灣島。然而,每週300字的限制,卻讓父親的話語,經常無法送達孩子耳中。12年間,孩子們接續進入青春期,面臨生命困局;然而,楊逵也許無法真切理解,剝奪他們喜樂的元凶,不只是青春期,而是貧窮,以及國家暴力所營造的恐懼,還有它的衍生物。 楊逵不能想像,獄外的台灣,竟比獄中還詭譎。社會的冷漠,平庸者的邪惡,對受難者家屬而言,是一副終生都無法解下的手鐐腳銬。 次子楊建回憶,父親被捕後,軍警不斷到家中搜查,帶走大批書籍資料,不曾留下清單。1951年,某天他生病在家,沒去上學,軍警又來翻箱倒櫃,少年楊建鼓起勇氣,要求清點數量,以向母親交代。那一次,光是書本就將近一千本,軍警離開之前,看見牆上掛著楊逵唯一的西裝,口袋裡插著一支派克鋼筆,順手也拿走了。 那支派克鋼筆,長駐少年楊建心中,成為永恆的痛。楊逵當然買不起派克鋼筆,那是朋友送的,楊逵入獄,允諾楊建接收,卻被國家暴力當面掠奪。少年很想出聲,說請別拿走,那是爸爸要給我的,但他無法出聲。他不僅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連人生也被迫改變: 他的妻兒時時要為吃的穿的問題四處奔波,在外還處處受到人的歧視欺侮。……我才放棄唸文科,改唸理工,我是因為父親的文字工作帶給他自己與他的家人太大、太深的傷害。 子女的痛苦,心思細密的楊逵,還是從他們的書信字語中感受到了。筆記本中的書信手稿,顯示他多麼希望貼近他們的痛苦,給予溫暖,提供指引。其中,長子資崩,在他青春最熾盛之際,從夢想的雲端跌落,長年抑鬱,是楊逵家書的主要收信人。 楊逵被捕時,少年資崩17歲,歷經戰後語言轉換,短暫停學,中學復學後不久,父親就入獄,他身為長子,選擇輟學,幫忙家計,終而失學,無法重回校園。資崩終其一生,都浮沉在鬱苦海域。 少年資崩也曾意氣風發,他想撰寫台灣抗日史,想創作文學,想經營農場。然而,這個世界似乎從來不屬於他。青年資崩的情緒波動與抑鬱,即使遠隔兩座島嶼與監獄圍牆,做父親的仍然深切感受: ……半年來,你的信一直充滿著憂悒與悲觀的氣氛,你是我們家的總經理,十年來替我把這個家經營得這麼美滿。好孩子!在你這樣堅強的經歷途中,發現了你半年來的憂悒與悲觀情緒,怎能叫我不擔心? 楊逵鼓勵資崩從事文學與文化工作,盼他找到自我認同。他嘉許資崩編纂「台灣抗日史」的雄心,並為他取了筆名「萌」: 為祝你有意義的工作的開始,我贈給你筆名「萌」。對於播過十多年的種子,種植過上百萬棵花木的你,這個字的意義是不必贅言的。那是多麼蓬勃有力啊!春天又到了,你理想之芽也該萌了。 楊逵想以「萌」,引渡資崩,走向陽光。「崩」與「萌」,語音相諧,意義迥異,而資崩,總是難以走渡鬱谷,無法從「崩」變成「萌」。楊逵憂心他罹患神經衰弱症,詢問醫生獄友,信中建議資崩吃漢方,或者打男性荷爾蒙,更為他擬了一套務實的生涯規劃表,積極想助他走出悲悒,並應允:「我一定會把你殷切期望的笑聲帶回去的。」他更把資崩的悲觀、自卑、消極,歸咎於自己: 你才十幾歲的時候,就讓你帶著幼小的弟妹們在冷酷的環境裡奔波,就是鋼鐵做的心也會痛的。這是我生活歷程中唯一的遺憾。……在你們正需要溫暖的時候,我的翅膀離得這麼遠,無法把你們抱在懷裡,使你們免致凍僵。在你們正在迷途上徬徨的時候,也未能帶頭指點你們,使你們避免踏上這許多陷井與險崖。 不僅父親的翅膀離得好遠,連這些書信,也都無法寄達。兒子的疼痛,父親的不捨,都踡躺在筆記本裡,熱切的字語,擱延停頓,長達30年。被迫缺席的父親,被迫離開父愛的青春,處身兩座島嶼,都成孤島。 一週300字的書信限制,使楊逵這位張老師,苦無熱線,難以相助兒子走出鬱潮,他說:「我將利用『新生月刊』同你討論。」有人困惑,《新生月刊》是監獄管理者的「訓育」平台,楊逵為什麼積極擔任編輯,寫作文章。他們不了解,對一個亟欲和兒子對話的缺席父親而言,就算是「訓育」平台,他也能讓他成為父子熱線。 不僅資崩的生命難以「萌芽」,長女秀俄的人生,也從不曾秀麗。她與資崩一起輟學,一生顛躓。因為貧窮,為了追求情愛,秀俄離家十年,輾轉台灣各地,到處幫傭打雜,一男三女陸續出生,他們一度隨著母親,與野台戲班一起流浪四方,幫忙工作,夜裡就睡在戲棚後台。1958年9月6日,秀俄的名字首度出現在家書手稿中,楊逵說: 很久很久都在想念著你們,今天突然收到來信,得悉你們都還好,又養了四個孩子了,我很高興。……好多年來一家人都吃盡了離散的苦,可是我返家之期快到了,不久我們就可以重聚,也可以給你們帶來歡樂的。 同一天,他給從未見面的外孫女嬋娟寫信,字語溫柔,彷彿正撫摸著外孫女細秀的頭髮。女兒們陸續面臨情感問題,他隔島嗅聞,敏感察覺二女兒素絹不太對勁,他不願秀俄流浪十年的苦難再發生,寫信探問。父親張老師的急切熱線,總是超過300字限制,一再遭獄方退回,無法寄出。父女通聯受阻,女兒靜默不語,父親著急難過,1959年7月11日的家書草稿: 半年來你不給我寫信,叫我亂猜一場,這不僅你一個人悶在心裡多受了苦,也加添了爸不少愁悶。我的心肝孩子們的痛苦便是爸的痛苦,唯有你們都真正快樂,爸才是快樂的。 焦急的父親,一再挑戰300字限制,國家暴力終於翻臉,處罰他停止通信三個月。即使在禁令下達當天,他都還想試著闖關,告知兒子他將有三個月不能通信,請他幫助妹妹: 建:來信一百元都收到了,你回家看了情形如何?看絹的信她情緒非常惡劣、苦悶、想不開,這是很危險的,你應時常寫信幫她解決問題。她如能來一趟更好。因給她的信超過三百字,我這次被罰停止通信三個月,暫時沒接到我的信也不必掛慮,我的身體與生活都是很好的。 然而,這封信仍被殘忍退回。10月中,他嘗試再寫,還是不能寄發。從「綠島家書」稿本中,我們讀見一個父親的溫柔與焦慮。除了這些不能寄達的書信,他再也找不到方法,可以在兒女的生命成長中,在場出席。 離島監獄的父親是溫柔的,然而,有時也因為時空隔閡,無法理解家中生活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貧窮」,貧窮到子女們的青春能量都被剝奪,他可能此生都不曾懂;因為他自己能夠面對貧窮,就認為孩子們不該被貧窮打倒。 1958年,楊逵肺結核舊疾復發,他常先向綠島的醫生獄友借藥,然後寫信請家人寄錢,或買藥來還。家人久久不見回音,楊逵最怕欠人,壓力很大,給楊建的信中,透著火氣: 我知道家裡的經濟情形是很苦的,自然不會怪他們的,不過我曾叫他們整理一些不用的書拿到古書舖去換錢來買藥,他們也置之不理,實在叫我難以諒解。也許是顧慮面目吧?我不知道把不用的書賣掉會傷害他們面子的。這樣拖下去,假如人都沒有了,留那些爛書有什麼用? 一百多封家書手稿中,楊逵大都是溫柔熱情、樂觀開朗的張老師,這是唯一一次,因為錢的問題,對家人「無法諒解」。當然,楊逵並不知道,他的「那些爛書」,早就被國家機器搜奪一空,連留給這個貧窮家庭去「換錢買藥」的機會都奪走。 家計困窘,一直等不到錢和藥的楊逵,憂慮過盛,加重病症,嚴重失眠,感冒不斷,最後併發「肝機能衰竭」。他擔心自己就要命喪綠島,無法活著回去,家書中拜託楊建快想辦法借錢: 只剩了七個月,再勉強一下很快就到了,多一點負債也是有限的,只要保持健康回去的話,再多的負債也是沒有問題的。 抑鬱、苦悶、消極、生病、負債、借錢,幾乎成為楊逵家書手稿的關鍵詞。但楊逵從黑暗幽谷發現光隙的特異功能,終於還是拯救了他,也讓他打起精神,繼續扮演張老師: 向大的看,向遠處看,生活刻苦一點是沒有關係的,那一點點負債也算不了什麼,不要為眼前的小事情迷惑了,絆住足不能向前。 某日,他還突發奇想,給楊建寄了一張設計圖,說是一種「不需燃料的原動機器」,指示兄弟倆一起研究,成功後,想辦法申請專利: 這比英人發明的蒸汽機更重要,因為它的「能」的來源是地球引力,是永遠不會缺乏的。……不過你要注意一點,因為它的效能太大,製作和原理都很簡單,容易給大資本的人搶走,一定要設法取得專利(特許)權。無論本國與外國。 綠島監獄,人才怪才鬼才齊聚,楊逵與獄友聊天,獲得靈感,想成為大發明家,一點也不稀奇。只是,楊逵想像不到的是,孩子們三餐不繼,哪有錢去買材料做實驗? 夾著「原動機器設計圖」的這封信,是確實寄達的,楊建記得。然而,其他絕大多數的家書手稿,都無法寄出。父親的溫柔與焦慮,都成為呢喃獨白。 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政治犯,在被槍決前寫下遺書,隨後被扣留,封入檔案卷宗,不見天日。他們生前被囚禁,被剝奪生命,連最終的告別,也被封錮在時間牢房中,如鬼魅般盤桓,延遲數十年,才能送達家人身旁。 而被囚禁綠島的楊逵,憂心兒女的成長痛,想扮演張老師、心理諮商師,將迷途的憂鬱青春引渡回航。然而,幽閉黑牢,沒有熱線,無法臨床,被迫不能在場的父親的家書,叨叨絮絮,被埋藏於時間囚室,長年未曾透光,直到他生命的終了。 死亡與青春,都只有一次。最後的告別,即時的諮商,都被威權掠奪。白色恐怖傷痛的無限延長,不是戒嚴取消,也不是少年長成了老人,就能輕易一筆勾消的。 (節錄自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蔚藍文化出版社) 作者簡介:楊翠 台中人,台灣大學博士,研究領域包括:原住民文化與文學、台灣史、台灣婦女史、台灣新文學、台灣女性文學、性別文化相關議題、媒體/流行文化/性別文化等。曾任教於靜宜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系所,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逵文教協會理事長。曾與施懿琳合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個人著作有《日據時代台灣婦女解放運動》、《鄉土與記憶:七○年代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最初的晚霞》、《壓不扁的玫瑰:一位母親的318運動事件簿》等。
楊翠
2016-08-26
楊翠寫給攻進行政院的學生
本文發表於2014/03/23 給在行政院的學生及朋友們: 我是東華大學的楊翠老師。今晚,我看到你們攻入行政院,表達對行政權濫權擴大,干涉立法權,以及對江宜樺、馬英九執政團隊的憤怒。 (佔領行政院的學生領袖魏揚。圖:新頭殼) 我可以了解,我支持你們。既然行動了,就不必後悔。這項行動,一定會被全力抹黑,什麼樣的咒罵都會出現。也一定會有人,將你們跟立法院的學生比較,說你們是暴民。 對於所有這些抹黑、不了解,請你們不要理會,也不必抗辯,要堅定信念,堅定訴求。我們都知道,社會運動中,沒有順民,社會運動,也沒有「真正的」、「唯一的」正確手段。我知道,你們選擇了,而且你們會負責。 各位同學,你們當然不是順民,但是,我知道,你們更不是暴民。 今夜,一定會非常不平靜,國民黨可能將以各種手段,將你們強制驅離。我希望你們可以聽我的話,大家安靜坐下來,雙手緊緊勾著彼此的雙手,聯結成一道堅定的意志城牆。不要落單,互相支持。 (520農民運動檔案照片) 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學生也是如今夜一般,緊緊相靠,被警察從身上踩過,他們沒有回擊,但也沒有絲毫畏懼。 暴力的,是國民黨與國家機器,暴力的,當然不是你們。我們的革命,堅定、沉穩、無所畏懼。 稍晚,如果遭遇鎮暴,請大家手勾著手,不反抗、不回擊,即使他們把我們抓走、踩過,我們也堅定信念。這就是我們的革命風範。 加油!我們都在守望著你們。 楊翠
楊翠
2016-03-24
兩週年
318兩週年,大家都在談。對我而言,兩年,那麼遠,又那麼近,說不清什麼感覺。有時恍如隔世,有時只在昨日,風聲未歇,雨還在落。 其實一切並未退潮。我至今都還能感覺到那些時日自己的狂喜、憤怒、憂慮、困惑。當然也還念記不忘,那時許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給了我最溫暖的依靠,如果不是這些暖意,我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撐過生命中最浮動低鬱的日子。謝謝所有溫柔的朋友。 我的個性應該算是溫和,情緒大波紋起伏當然有過幾次,但這輩子確實少有如此持續激動、高昂發燒不退的時刻。那些時日,台灣社會呈現一種話語爆炸的情境,我也不斷與自己說話。我們不斷相互說話,卻又經常相互錯開。 318我烙下的最深傷痛,至今無法痊癒,是曾經很親近的年輕夥伴,從運動轉折的某一個時刻開始,我們無法再親密無隔地說話,甚至無法再說話。好像突然找不到通聯線索,成為兩個平行星球的陌生人。偏偏他的位址,總是烙在我傷口最深的那一處,無法移除。有些痛,它就是不會結痂。 318並沒有了結太多事。我的工作,因為那一年的延宕,到現在還在拖沓著,老牛破車,沒有終局。而台灣的功課,我們共同的功課,也還是厚厚一本練習簿,沒寫完幾頁。 我相信短期幾年內,台灣不會再有318。我們現在的功課,是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實踐位置,安靜埋首,開發能源,積累能量,等候下一次揮擊的新高度。
楊翠
2016-03-19
轉型正義如何可能?
最近幾起事件,都證明了在國民黨主政之下,轉型正義根本不可能。 政大發生教官撕毀海報事件後,行政院長張善政、教育部長吳思華,兩人對於立委拿出的政治事件受難者照片,幾乎都不認識。臨時上陣的看守內閣首長張善政也就算了,教育部長吳思華,在任也不少時日了,更何況事件發生在校園內,就連做個小功課都不願意,要說有多用心用力,實在讓人無法相信。 而最近這起憲兵以釣魚手段,從民眾手中取得白色恐怖時期文件一事,事件相關的法律問題,已有不少專家提出看法,我不多說,只說兩點。 其一,軍方不斷強調,魏姓民眾是「自願」的,這反而體現出「威權統治心態」的延續。在威權統治時期,軍方對民眾做什麼,不需要民眾表達「意願」,威權體制的指揮者與末稍神經,毫無顧忌,若民眾不配合,只有罪加一等。現如今,表面看來多了幾道「保護民眾」的手續,然而,從這起事件過後軍方的回應看來,民眾的「自願」,只是成為權力執行者的護身符而已。 請告訴我,在憲兵圍問的情境下,在被帶上車、「被進入」你家的情況下,民眾真的能不「自願」嗎?民眾知道自己可以不「自願」嗎?民眾敢表達「我不自願」嗎? 其二,關於檔案「早應銷毀」一事。軍方指稱這批檔案,早應在20、30年前就該被「銷毀」。這是多麼驚爆的說法。超過年限的白色恐怖時期檔案資料,必須解密,提供歷史研究,彰顯歷史真相,而不是「銷毀」。通過這次事件,我們意外得知,原來軍方長期一直在進行著檔案銷毀的工作,至今不知已有多少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檔案,在軍方手中化為烏有。 歷史檔案被銷毀,歷史真相難以重建,轉型正義如何可能?軍方必須說明的,不僅是這一起事件的真相,更必須清楚交待,究竟已有多少歷史檔案資料已被「銷毀」?被「銷毀」的檔案所關聯的事件是哪些?是否還有檔案資料,被軍方秘藏? 而重新審視檔案法,重新定位檔案局,重整歷史檔案,更是新政府未來的重要功課。
楊翠
2016-03-10
第25個「二二八」
2016/02/29 在大學教書以來,這已經是第25個「二二八」。25年來,在大學講壇,我重複地、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地講述著二二八的歷史故事。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身歷其境,彷彿穿越到了歷史現場。 講述二二八事件,我必須要非常用力,必須全身心投入,甚至必須進入自我獨白囈語的情境,以面迎台下那些不以為然的、抵抗的,甚至鄙夷的眼睛。 早期講授台灣史,教學現場有些驚心動魄,必須時時提高警覺,要有高度的耐心與毅力,因為那是一講起「台灣」,學生就神經緊張的年代。一九九○年代初期,課程名稱還不能掛上「台灣」二字,但課程內容涉及台灣史,仍然引發緊張,曾有學生來告訴我,回家分享課程內容時,父母很緊張,認為這老師有問題,最好趕快退選,因為講「台灣史」就是台獨。那時,「獨台會事件」剛發生不到兩年,在一個「台獨」老師的課堂,學生不免有些恐慌,也有學生偷偷告訴我,另一名學生對他說,他一聽到「台灣」二字,就起雞皮疙瘩。 在台灣、聽台灣,竟然會「起雞皮疙瘩」,實在匪夷所思,但當時的確如此。不僅學生神經緊張,我自己也經常處於緊繃狀態,每次播放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女士自製的二二八紀錄片,我總是心浮氣躁地不斷回頭看,無法讓它成為學生的助眠器,看到有人瞌睡、聽到有人發笑,就感到難過,坐立不安。批閱作業與考卷,看到學生寫著:要向前看不要往後看、不要再揭歷史瘡疤、受難家屬居心叵測、憑什麼要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賠償……之類的,總是難過想哭,即使是已發不回去的期末考卷,也忍不住長篇大論與他對話,明知話語終將化為空氣變成泡沫成為鬼魂,但似乎這是一個必要的儀式。 我唯有通過這樣的對話儀式,不厭其煩地對話,才能將自己心中這張台灣地圖,愈寫愈真切。最最疲倦的時候,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教的是隋唐史或紅樓夢,精神上就不必如此疲憊了。 在大學講壇一再撞擊「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禁忌,讓我看見政治威權的洗腦成效,頑固如石。有一回,一個學生氣沖沖地在課後來告訴我,二二八受難家屬有什麼值得同情的,那些人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來,為什麼要我們關心。也曾有一次,一個向來認真、坐在前排中間、與我互動很好的學生,不能接受「二二八事件」這個單元被排入課程,對我提出質疑,他說,老師,我很喜歡你的課,但是現在很失望,二二八有什麼好講的,那就是叛亂,那些人就是該殺,國民黨剛到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多殺幾個人有什麼不對,對付共產黨,就該這樣,寧可錯殺九十九個,不可放過一個。 記得那天黃昏,課後,我與他留下來,在黑板上又寫又畫,幾乎多上了一堂課。我舉納粹屠殺猶太人、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為例,想告訴他,民主國家沒有「必要之惡」,他卻說,二二八死掉的人,既沒有南京大屠殺多,更沒有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多,不值一談。 我與他一直談著,談到日暮黃昏,談些什麼,很多細節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天暗下來,他離去,我熄燈,往山下走去,一路流著眼淚,夜風吹過,很是寒涼。我不明白,是怎樣的教育,讓一個學習者失去了原初的學習熱忱,讓一個青年失去了基本的人性關懷與溫暖。 在別人的故事裡,流下心痛的眼淚,在自己的故事裡,冷血轉身離去。這樣的事情,在現實台灣,不斷發生。 進入第25個「二二八」,漫長的心路歷程。然而,比起那些真正的傷痛,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真正的恐懼、撕裂、悲愴,這根本不算什麼。 關於創傷,大多數的論述,都是聚焦在傷痛者,指出傷痛者自我敘說的重要。確實,傷痛,必須透過反覆敘說,才能被見證,從而獲致療癒。然而,許多論述都忽略了「聆聽」、「見證」的重要性。 聆聽,最重要的,不是對傷痛者,而是對我們自身。對於我們這些不曾受過傷,沒失去過親人,沒經歷過沉積數十年恐懼的人而言,除非一再地、反覆地聆聽,否則,所有傷痛記憶,仍然只是一個事件、一條新聞、一項研究,進不了心,透不入骨。 現實臺灣確實還有很多問題,但我必須說,關切歷史正義,才是實踐現實正義的基盤與通路。任何人,如果不曾不願不能或不想聆聽,不肯認真面見、謙虛聆聽島嶼的歷史傷痛,說他有多關懷現實臺灣的課題,恕我直言,對於他的理念的真摯性,他的思想的深刻性,我只能是懷疑的。
楊翠
2016-03-06
教育部沒有「溝通」的誠意
看了許久的戲,終於還是忍不住說話。這個教育部,這些年到底都在做些什麼?簡直搞得生靈塗炭,讓大家都痛苦萬分。無論是高中或大學的升學制度、考試制度、評鑑制度、升等制度,沒有一項不是問題一大堆,但是,無論各方提出什麼樣的反應、質疑與建議,或者試圖進行溝通,都從來看不見教育部的誠意,更別說有任何具體改變。台灣教育進入黑暗時代,教育部真的不必負責任嗎? 現在,堂堂部長竟然要告高中生,還顛倒黑白。明明自己從來不曾站出來「溝通」,卻指稱學生不好好「溝通」;明明「部定課綱」就是最大的聲音,明明是自己不聽其他的聲音,卻老是指罵反對者「不聽其他聲音」,所謂「其他聲音」,不早就是具有決定權的、最大的聲音了嗎?明明不是台灣史專業出身,卻可以大言說是「專業沒問題」、「符合史實」。 最令人生氣的是,每次都有人說,「如果有人衝進你家,你會如何」?這根本完全是兩回事啊。首先,教育部不是部長的「家」,是一個公共場域;其次,反課綱行動已進行很久,學生並不是第一時間就衝進去,學生要的是「溝通」,而不是「進入教育部」,正因為部長一直不現身「溝通」,逼到最後,只好採取這個手段,學生只是想見有決定權的人。堂堂教育部,總是不正面、積極、明確、具體回應反課綱者的訴求,表面說願意「溝通」,卻派個「副處長」,請問他能代表部長回應什麼?應允什麼?溝通什麼?他有決定權嗎?別說「副處長」了,連教育部長本人都說了,他沒有修改權力,那就應該誠實地說,「更高層」才有權力,部長無權管教育部的事。 可見,教育部根本就沒有「溝通」的誠意,派一個什麼都不了解、無法回應、無權決定的人來「溝通」,只是用來矇混媒體和社會輿論,偽裝成「理性溝通」假象而已。 而民間社會,普遍缺乏兩種歷史認識;一個是台灣史知識,另一個是「課綱微調」的歷史發展過程。不具備這兩種歷史認識,如何能進行適切的判斷?你不了解台灣史,就無法判斷「課綱微調」的內容是否「符合史實」;你不了解「課綱微調」的發展過程,就不能說它是否符合「程序正義」。你只要問自己兩個問題: 第一,程序問題:2008年,「98課綱」早已經過所有程序,正式通過,預計2009年開始施行。但馬英九一上任,10月,就擱置國文科與歷史科,另組專案小組,進行修改。這符合「程序正義」嗎?強行拉下、修改前朝課綱,這不是充滿「政治性」嗎? 第二,專業問題:除了第一線的高中老師與學生之外,為什麼國家級的研究機構,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幾乎全員反對;全台各大學中,十幾位歷史系所、台灣文史相關系所主管提出反對,全台灣超過一百四十位以上的歷史學者,也都提出反對? 強烈建議,教育部應該把所有反對的中研院、大學中的台灣史研究者,以及反對的高中第一線教師都請來,虛心諮詢討教,不要老講一些「專業沒問題」、「符合史實」的空話。這才是「溝通」的誠意。
楊翠
2015-07-29
向118位被起訴者,以及所有運動者致敬
台北地檢署偵辦反服貿抗議事件,昨日偵查終結,移送被告共200多人,共起訴118人。(資料照,記者陳冠備攝)2015-02-11 13:58◎楊翠馬政府的司法體系,終於還是甘為威權魔獸的政治工具。去年1129,人民已用選票,對馬政府與「318運動」進行了雙重判決。318、323、411,都是正義的行動,是人民行使公民不服從、公民抵抗權的典範。人民同時也以選票,宣判了馬江政權的不義、獨裁、暴力、無能。作家楊翠(見圖)表示,起訴118位學生與民眾的大動作,顯示國民黨原來不曾真正反省過。馬主席下台、朱主席上台,不過是換取2016選票的魔術手段而已。(資料照,記者趙世勳攝)沒有318,台灣人民的選票會覺醒嗎?沒有選票的震撼,馬江政權能聽見人民的聲音嗎?如果不是民意宏聲,國民黨會意識到要改革嗎?然而,起訴118位學生與民眾的大動作,顯示國民黨原來不曾真正反省過。馬主席下台、朱主席上台,不過是換取2016選票的魔術手段而已。無論是攻佔、侵入、破壞、煽惑等罪名,都完全抹除人民為何、如何行使公民抵抗權的基本價值。如果「合法」參加10餘場公聽會,都無法喚起重視,如果「代表民意」的機構,30秒就可以出賣民意,那麼,進入立法院,何錯之有?如果本國憲法中應該「被立法權監督」的行政機關,應該「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反而擅權越權,壓迫民意,那人民進入公共空間,對「公僕」表達意見,何錯之有?當政府率先違背憲法與民主精神,當政府關閉了人民「合法有效」表達意見的管道,人民該當如何?逆來順受嗎?對學生民眾如此積極悍然,然而,行政院事件中,下令造成人民濺血的江宜樺,沒事走人,還被歡送,當時打人的警察,有臉孔有單位,至今還說查不到,更別提偵查起訴,如果這樣還說「法律是公平的」,人民會相信嗎?日治時期台灣作家賴和,1925年前後的一篇小說〈新時代青年的一面〉中,以被逮捕的青年在法庭向警察說話的敘事方式,如此質疑「當權者的法」:「現在汝們所謂法不是汝們做的保護汝們一部份的人的嗎,所謂神聖這樣若是能無私地公正執行也還說的過去,汝們在法的後面,不是還受到一種力的支配嗎?汝們敢立誓嗎?汝們能無污了司法的神聖嗎?簡直在服務罪惡的底下。」異族統治者不能以「惡法」來壓迫人民,開口閉口「同胞」的國民黨統治者就可以嗎?此語放在今日,仍然鏗鏘有力。我願以此向118位被起訴者,以及所有運動者,包括每一名曾經到過現場、曾經鍵盤正義的朋友們致意,並對馬政府的司法暴力提出嚴正抗議。至於被起訴的青年們,我相信他們將會坦然挺然,一如賴和筆下的「新時代青年」,藉由出庭的機會,提出雄辯,深入播衍「公民不服從」的理念。正如1920年代的台灣,日本人每一次對台灣青年施加司法暴力,旁聽者擠爆法庭,都是台灣人民法律見習的好時機。(作家、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經作者同意轉貼自臉書)
楊翠
2015-02-11
«
1
»
熱門文章
近三日
近一月
熱門
亂中取序 主權經濟
林保華
國會亂象,政治困境
李敏勇
拿橘子和蘋果相比
謝安民
國民黨不識貨
王景弘
《自由的滋味》彭明敏教授回憶錄
鄭義和
期望於新文化部長
李筱峰
一個美國 兩種疑美
王景弘
穿著「中華民國」壽衣的「一中各表」
陳銘堯
給鐵藍家人的家書
Judy
館長、黑幫、中國黨
Mock Mayson
醫生父子臨終寫下最愛兩個字「台灣」
張肇烜
韓國瑜與他的黑道好朋友
曾韋禎
揭開蔣經國十大建設的歷史真相
彭淑禎
氣到現在,都無法原諒國民黨
陳增芝
熱門搜尋
請輸入標題、作者等關鍵字
開始搜尋
鯨魚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