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在發布第二支競選廣告的同時也發出一篇名為「反省」的聲明，也再次引起各界的熱議，主要爭議就在於宋楚瑜覺得「何其榮幸」成為那個威權時代的「代表人物」，卻沒有意識到他是那個時代裡的加害者而非被害人。許多人不滿的是宋楚瑜那種看似一副無關痛癢的假道歉，對於許多時代的被害人或家屬而言，不但沒感覺被安慰到，反而像是再次被掀開那結痂的傷口。 面對歷史，面對過去，為什麼還是有很多人不滿宋楚瑜這樣的說法？我們要進一步深問，面對那些在威權時期從中獲取政治利益的人，台灣社會這個具有複雜歷史與族群背景的「共同體」，打算用什麼樣的道德態度來面對像是宋楚瑜這樣的政治人物？因為，這個社群態度將決定我們的社會要如何來實踐「轉型正義」。 雖然有愈來愈多台灣人覺醒到轉型正義的重要，可是卻也忽略轉型正義的實踐方式還有很多，而「道歉」只是其中最基本款可能也是最廉價的一種。我們該如何從宋楚瑜有「抱歉」沒「虧欠」的轉型不義，去看台灣轉型正義的基礎工程，面對台灣轉型正義的艱難，或許我們還可以深問更多的基本問題，幫自己同時也幫宋楚瑜上一堂轉型正義的入門課。 有責還原歷史真相 面對轉型正義我們該問的是，歷史的真相在哪裡？就台灣來說，歷史的真相問題最常被提到的，即是「只見被害人，不見加害者」愈來愈多歷史文獻揭露出過去白色恐怖時期專制政權如何壓迫甚至虐殺無辜人民，以宋楚瑜所處的「那個時代」為例，他只有為那個「威權時代」抱歉，獨不見他為自己的「個人作為」提出道歉。  就拿「美麗島事件」來說，國際特赦組織曾對台灣政府的人權侵害提出長達二十多頁的備忘錄進行批評，新聞局長宋楚瑜曾代表行政院長孫運璿回信給當時的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加以辯解：「簡單來說，您在備忘錄中所指控的都不是基於事實。首先，您忽視了我們為促進民主與法治的努力；其次，您只接受了高雄事件中辯護人的單邊說法與其毫無根據的臆測。」當歷史文件真實呈現出加害者的樣貌時，宋楚瑜便負有回答歷史真相的責任，就此項文件內容，當時的他，信仰並服從於威權體制，做為替威權擦脂抹粉的執行者，他是否願意還原歷史真相，擔負起侵犯人權的政治與道德責任？  面對轉型正義我們也該問的是，對加害者的究責？追究責任是指過去的加害者，是否應該面對司法系統的起訴與審判、大赦或特赦？  面對轉型正義我們更該問的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轉型後的憲政體制是否真正地民主化？我們的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門是否都真正達到制度上的轉型，過去服膺於威權體制的警政及司法人員，過去威權的遺緒又是如何存在於轉型後的體制，他們是否仍可繼續從事原本的公職或者該徹底革職、淘汰？  檢視權力道德問題 無論你相信宋楚瑜先生的「道歉」究竟是真心還是虛假，他只不過做了轉型正義中最「入門款」的動作，我們應該搞清楚的是，加害者的道歉跟加害者繼續地獲取政治資本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姑且不論宋楚瑜是否將責任推到「時代背景」這個代罪羔羊身上，簡單來說，既然承認錯誤，他或許可以具有參選總統的「政治權利」，但繼續取得「政治權力」這件事，從社群的道德問題來看，卻真實考驗著台灣社會是否有辦法面對轉型正義這個艱難的政治課題。  社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