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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廢黜《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時候了

該是廢黜《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時候了

鄭惠中掌摑文化部長鄭麗君(資料照) 曾昭明/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   藝人甩了文化部長鄭麗君巴掌,消息傳來,眾人譁然。 為什麼呢?資深藝人鄭惠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因為她推動廢除中正紀念堂。」她說:「我本來想要賞她兩巴掌,想了好幾個月⋯難得她今天來,我一定要做這個動作,我只賞她一巴掌,已經太便宜她了。」 這一巴掌,讓我想起李明哲。 對天朝權力集團,李明哲當然是必須「認罪」的,必須「坦承思想錯誤」。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就是中國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如同中國今日的「政治儒教」學者所詮釋的:大家不要以為這是輸入「西方觀念」導致的產物;相反地,「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現代版的「聖王專政」和「儒教王權主義」,是華夏傲人的「帝國傳統」的組成部分。 李明哲妻子李凈瑜說:「台灣的論述習慣,在中國就是叛亂行為。」但她可能沒想到,按照台灣高中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李明哲的論述,也同樣是「叛亂行為」;中國國家機器判決「顛覆國家政權罪」,是可以成立的。 我們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實際上主張著:中國該有一套不同於「民主政治」的政府制度。特別在《論語》的教師手冊中,不知名的作者建議: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問題」,教師們必須拿出「文化自信」,勇於「撥亂反正」,強調「君主專制論」是一種「東方主義的偏見」(易言之,「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精神污染」);中國的儒教王權主義是好的,事實上是好得不得了的政治體制;近代中國的革命是錯的,而中國(當然,對那位作者,也包含了台灣)應該回到「帝制」才對。就此而言,任何的「轉型正義」思維,當然也是謬誤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 不要懷疑,這就是我們的共和國的高中教科書編者想說的。我們的高中教科書居然會贊成習近平「恢復帝制」?實情就是如此。 這次事件,許多人希望演藝圈能發出自律的聲音。然而,或許不必奢望演藝圈譴責暴力。果然要真實地面對問題,我們就必須追索問題的源頭,從「源頭解決方案」做起。我的建議是:教育部應當立即著手研議廢黜《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至少,要求刪除其中關於「聖王專政」的儒教護教學! 當然,這絕非容易的事情。涉及國家課程、課綱設計和教科書審查等複雜的技術性議題;此外,還涉及民間出版社,以及編寫教科書和教師手冊的中國文史哲學者。可是,即便有連串的棘手問題——更別說,還有「儒官集團」可預見的掣肘阻礙——既然情勢至此,台灣人不再有任何膽怯或猶豫的理由。不但教育部該採取行動,立法院也不該袖手旁觀。 在此同時,中央政府也應正式宣示:此後各級官員都將退出祭孔儀式,使其成為單純的民間活動。 許多人可能以為,台灣並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這個想法,其實相當可疑,甚至該說是誤解。 台灣目前的狀態,事實上是儒教形式的「政教合一國家」。否則,你無法說明:為何儒教經典會成為必讀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而中小學生會被強迫背誦禮教蒙學讀物《弟子規》?大學生會被強制向教師下跪?種種企圖讓儒教「三綱五常」教義「復權」的作法,不僅不受抗議,甚至還有民進黨政治人物表達支持? 類比地說,這等於是在西方國家裡,將《聖經》規定為獨一的「經典文化教材」,將《教義問答》規定為中小學生必須背誦的基本讀物,將基督教禮拜儀式規定為全體學生都必須參與的活動。 不過,一個可以用宋王朝的「公使錢」做為前例進行司法判決的國家,自身本即「儒教化國家」,一向被「儒官集團」視為囊中物。這也難怪,馬英九會以他的甲等特考資格為榮;我們以為那是該引以為恥的特權,但在「儒官集團」眼中,那卻是老儒教美好的「恩蔭制」傳統。 該是時候了,民進黨應該貫徹「政教分離」原則,明確台灣做為現代世俗共和國的基本政體架構!不要讓儒教公然延續著從漢帝國以降「至尊帝國宗教」的地位,從而持續干擾、破損台灣的現代民主政治。
曾昭明 2019-01-28
「國語文」的「新秦制」與台語

「國語文」的「新秦制」與台語

針對國民黨立委林德福13日於立法院不准客委會主委李永得用客語報告,包括台大教授邱榮舉(右起)、台灣客社社長張葉森、新北市客家聯盟理事長葉雲仁等多位客家團體代表14日召開記者會,對林德福提出強烈抗議。(記者羅沛德攝) 曾昭明/天朝主義批判研究者 國民黨林德福阻止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在立法院用客語報告,要求李永得「說中文」。這個事件最值得深思的,恐怕不是國民黨政治人物的慣性作為。更嚴肅的問題,或許就如廖千瑤的評論《中文闖禍,台語挨打?》所點出的,為何每次發生這類事件,都有人(特別是廣電媒體)或刻意或無意,去模糊問題,扭曲事件的本質? 一位朋友說,對某些人,「中文/華語」早已成為「神性的語言」,地位就宛如中古歐洲的拉丁文,是「有文化水準的人」認識和思考世界唯一可能與正當的媒介;而且,這種語言體制的優越地位,既不能質疑,更不可評論。正是如此,一旦爆發客語、原語受壓迫的事情,他隨即的「本能衝動」,是去找台語當獻祭的「替罪羔羊」,將事件描述為「福佬沙文主義的幽靈在作祟」。我發覺,我很難拒絕這個關於「帝國巫術學」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媒體與學校運作,是環繞著「新秦制」(=「書同文、語同音」的「國語文」建制)而展開的。而且,這種「新秦制」,實際上乃是當代「中華型文化帝國主義」的基礎結構。近來,中國的權力集團,正意圖全面消滅藏族、維吾爾族與蒙古族語言;但此等嚴重的事態,台灣的天朝文人卻一直禁止討論。 無論如何,這種以「國語文」來消滅「方言」的「新秦制」,生命期其實與梁啟超發明的「中華民族」話語一樣,從倡議到鞏固為文化霸權構造,還不過百多年光景。在人類歷史,僅僅百年的事物,或許還算「幼年期」;然而,僅這一百年,已足以讓台灣的戰後世代,讓今日對岸的中國人,普遍以為,「說中文」是天經地義,「說台語」卻必然是「福佬沙文主義」。 真的要談「福佬沙文主義」,就讓我們來認真審視我們的社會吧!自由時報不是用台語書寫報導與評論,公共電視也不是主要使用台語。而我們的學校與大學呢?沒有任何一個全面使用台語授課。乃至絕大部分母語為台語的人,也沒能力用自己的母語書寫(包括作者家己)。在媒體,找不到台語書寫的文章;在書店,難以發現台語文學作品。「福佬沙文主義」,何德何能,可以與「中華型文化帝國主義」相提並論? 國民黨政治人物說「說中文」,卻未察覺到這個說法自我弔詭。「中文」實際上是不能「說」的,而只能用來「寫」和「讀」。那為何國民黨政治人物會想像「說中文」是「自然法則」? 各種漢字文本,雖然不是基於台語或客語寫下的,但原本也能用台語或客語來讀。這點,就如同古代日本人與越南人用日語或越南語讀漢字一般,沒有基本差別,也同樣隱含「音讀」與「訓讀」並存的雙重語音形態。只不過,現在被命名為「中文」的漢字,在「國語文」建制下,被帝國機器強制規定,只能用「國語」來讀。「說中文」這個怪異的語彙,正好洩漏了「國語文」建制的真正奧秘──一某種「漢字帝國主義」深層的「書寫中心主義神學」,以及隨附的以「書同文」來強制「語同音」的帝國語言建構策略。 於是,在台灣,我們就會看到,每當「漢字帝國主義」下的「中文霸權」曝露了藏身之所,有人就會隨即貼上「福佬沙文主義」的排斥性標記,補強「中文霸權」的弱點。這種置換策略的明顯源頭,至少是從天朝主義文人陳映真開始,而後變成天朝主義「左派」展開「巫毒民族主義批判」的社會指涉。究其實,這種後來在姿態上自我標記為「後殖民國際主義」的「左派」話語,在「文化政治」上 的確實意涵,毋寧該說是「中華型文化帝國主義」的附屬意識形態裝置。
曾昭明 201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