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世代：我們不要背債！ 〔記者林曉雲、曾韋禎／台北報導〕「我們不要成為破產世代，要求合理改革、基金永續」、「退撫基金破產，不該由年輕世代背債」。十多位「純新制」的年輕女老師昨天戴著口罩召開記者會，呼籲年金改革會議應重視年輕的聲音，並主張改革溯及既往、舊制老師和新制老師共同分擔，如果改革不合理，不排除拒繳退撫金。她們將在臉書設立平台，號召有相同理念及處境的老師加入。 一群任職於雙北的年輕老師，昨日召開記者會，為退輔基金發聲，要求合理改革、基金永續，並強調若改革不公，將集結年輕公教人員拒繳退輔基金。（記者劉信德攝） 立委：晚輩的聲音暮鼓晨鐘 民進黨立委管碧玲認為，年輕教師發出這樣的聲音，可說是暮鼓晨鐘。若是改革都不能動到已退者的一分一毫，卻只朝未退休者開刀，最後年輕世代的公教人員發起拒繳，已退者不再有活水注入，一樣也都領不到，覆巢之下無完卵。 她表示，年金改革就是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她的家族內剛好也有不同世代的公教人員，早已目睹過類似的交鋒。在九三遊行前，有同一缸水的晚輩向前輩提出挑戰，希望前輩們也能抱持諒解、疼惜的心情，理性、平和地表達立場。 若改革不合理 拒繳退撫金 昨天召開記者會的是一群在雙北國中小任教、平均廿八歲的女老師。發言人「林老師」強調，她們只是一般學校老師，彼此是同學或學姊、學妹，和任何教師團體無關，只是每次看年金改革會議網路直播，與會者多在「噴口水」；有教師團體代表上談話性節目，發言不斷引發社會惡感，讓她們決定鼓起勇氣站出來。 年金問題 新舊制共同承擔 「林老師」自稱卅五歲、年資十年，她說，公教前輩強調年金改革不應溯及既往，主張針對廿年來提撥不足的部分退休老師不用再撥補，反要現職老師吞下去，但她們認為應該要共同承擔才合理。還有人主張由政府以公帑補不足的部分，但她們認為，公教人員的薪水已出自政府，所以不認同由政府補足，且相對於一般勞工，公教人員的薪水已不錯，她們也不認同九月三日走上街頭抗議。 她說，年輕教師繳的退撫金都進到退撫基金的共同帳戶，先退休的老師已先領，但和九十七年相比，當時在職教師廿萬人，退休老師僅七萬人，目前在職只剩十八萬人，退休卻高達十一萬人，可預見十年後退撫基金恐破產。若要不破產，每位老師每月要繳的退撫金是現在提撥的三．五倍、約七千元，這對要繳房貸、養小孩的年輕夫妻恐怕壓力倍增。

  現實主義無法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才能改變現實。 ——社會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里約奧運開幕儀式中，全世界比我們小、連名字都沒聽過的國家，都舉著自己的國旗進場，只有台灣和難民隊伍舉著奧運會旗進場，令人鬱卒和心痛。 「台灣在世界上到底是以什麼樣貌存在？我們究竟算是什麼？世界又是如何來看待我們？」這個問題意識，又重新回到我的腦海。 台灣像國際「賤民」 派任德國大使的好友謝志偉說：「我曾在德國的外交官網查詢，他們將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標記出來，唯獨兩個國家很特別，分別是台灣和巴勒斯坦。台灣的國家名稱被寫成China Taiwan，後面的備註寫著『一個未被承認的國家』；巴勒斯坦的備註則寫著『一個正在形成的國家』。」台灣和巴勒斯坦的國家境況一目了然。 台灣是一個受困的不正常國家。我們自認為是一個國家，卻不被世界多數國家承認是一個「國家」。台灣是國家，台灣也是非國家。The 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除了二十二個小國承認外，世界上沒有人承認這個國家存在。我們的正式國名已經被不斷修改為——Chinese Taipei、China Taiwan等。我們的國家像「賤民」般受盡國際的漠視、羞辱，以及中國永無休止的霸凌和踐踏。 認知到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像個「賤民」，不見得是件壞事。如同中研院研究員吳叡人的「賤民宣言」裡所說：「賤民時刻承受的羞辱踐踏使他疼痛，疼痛卻使他保持清醒。……這種疼痛而清醒的生存慾望，是一種向無意義的殘酷現世要求意義、要求承認的慾望，那是賤民追求『自由』的形式。」 因為疼痛而清醒，因為受困而必須奮戰到底，是我們的抵抗意志，也是求生存的必要。問題是，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促成國家窘迫處境的改變？ 我喜歡吳叡人在「賤民宣言」中所提的「蓄勢」二字，雖然有些悲觀。是的，就是「蓄勢」。為未來蓄勢，為將來一定要促成的改變「蓄勢」。 為未來的改變蓄勢 班納迪克說：「現實主義無法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可以改變現實。」回想太陽花學運，便能深切理解這句話的意義。若非在地公民運動經年累月的「蓄勢」，台灣社會不可能爆發奇蹟式的太陽花運動，促成了政治現實的改變和扭轉國家命運。 所以，民間社會必須持續「蓄勢」下去。班納迪克在叡人的書「受困的思想」中說：「台灣要變成一個像樣的好國家不是烏托邦，只是需要持續不斷的工作。」我認為有幾方面或許我們可以進行「蓄勢」： 一、說出真相且傳播出去讓更多人知道：「中華民國」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假象，只能自我壯膽和自我麻痺，完全走不出國際社會；「中華台北」更是自取其辱的國際笑話。我們必須以「台灣」之名重新向國際的現實政治高牆不斷敲擊，直到高牆倒塌為止。巴勒斯坦做得到，台灣做不到嗎？ 持續不斷說出國家真相，幫助更多國人的覺醒和行動，讓公民社會的能量持續蘊積，直到成為社會的主流民意，最後政治社群就必須向主流民意靠攏。這就是一種為未來的「蓄勢」。 二、把「台灣」意象極大化：這是形塑「我們是誰」的基樁工程。從教育、文化到產業各層面，讓「台灣」成為民族靈魂的力量，甚至國家品牌，從國內到國際，形成一種不容忽視的存在。如同班納迪克期勉台灣人：「一個適當的行動方式，是去創造一個堅實而不傲慢的自我認識，並據以在知識和政治的世界中確立、伸張自我。」 三、堅定推動民主深化：民主愈成熟，台灣就愈有機會蛻變成為正常國家。立法院可以促成許多重大的法案變革，帶動民主深化和國家進步，立委諸公務必力拚到底。人民期待蔡政府和民進黨的，絕對不是「謙卑、謙卑、再謙卑」，而是要「改革、改革、再改革」。 四、公民社會和天然獨持續壯大：繼續播種進步思想和公民意識，讓公民社會與天然獨年輕世代更加成熟強壯，這是改變台灣未來最重要的「蓄勢」工程。 台灣新國家站起來 如果依據國際現實政治理論，台灣將永遠被美中兩大強權支配、霸凌和羞辱，不但永無止境而且永無翻身的餘地。但事實未必如此。「現實主義無法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可以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才會激發熱情，持續蓄積正向的能量，滴水穿石般改變人心、凝聚意志，最終以眾志成城之勢帶動起政治和社會的重大變革。世界各國的民主進化歷史，都足以證實班的理論。 卡繆說：「正因為這條路受到阻礙，我們才要往這條路繼續前進。」雖然未來路途可能艱辛漫長，但只要堅持下去、持續不斷「蓄勢」，終有一天，我們一定會促成沛然莫之能禦的「大勢」，帶來真正的改變。以「台灣」之名的「新國家」，終將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站起來。 蓄勢——為未來蓄勢；為將來一定要促成的改變蓄勢；為受困的台灣蓄勢。是的，台灣，我們深愛的祖國和家園，為你，千千萬萬遍；為你，千千萬萬遍。 （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

  為了因應不當黨產追討，馬英九主張國民黨應該訴諸國際，向外媒發聲。在此，建議國民黨不妨從紐約時報開始著手，因為該報十多年前就有過相關報導，應該會有興趣繼續追查。 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蔣宋美齡過世的新聞，其中，提到「美援」有遭到國民黨高層貪汙的情形。文章指出，日本戰敗後，旋即發生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曾提供國民黨政府巨額的財務援助，但當時的美國駐「中」官員卻發現部分金錢進了國民黨高層的口袋。 此外，文章也引述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日後的一段談話。杜魯門說，「（國民黨高層）他們都是賊，每一個都是。他們從超過十億美金的援助中，偷了七億五千萬，不僅拿去投資在巴西聖保羅（Sao Paolo），甚至連紐約都有。」 因此，倘若紐約時報與杜魯門所言非虛，那麼在「前方吃緊」的國共內戰期間，卻有國民黨高層在「後方緊吃」，把應該用於「剿共」的美國金援，拿來中飽私囊，並投資於海外。 要不要讓「黨醜」外揚，是國民黨的選擇。但此事也提醒了我們，就連在海外，都有難以估計的不當黨產，應該一併列入追討行列。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立法院日前通過「政黨及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行政院也快馬加鞭成立處理委員會，發表主任委員由立法委員顧立雄出任，而顧立雄所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缺，則依序由排名第21名的前立委郭正亮禠補。消息經披露，引起不少嘩然，所嘩的不是顧立雄，而是今年二月曽酒駕呼氣值高達0.64毫克的郭正亮。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郭正亮何許人也？1980年代著名的評論家「江迅」是也。後來任兩屆立委（6年），擁有大學教師的頭銜，也偶爾在電視節目露臉，算得上是個名嘴。但比起蔡其昌丶鄭麗君丶黃偉哲丶段宜康丶陳其邁丶邱議瑩丶蕭美琴等，其實民眾對郭正亮曾任兩屆立委的表現，記憶不多。倒是數年前他爭取出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未果後，多所砲轟民進黨情事，在民進黨鐵粉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除此，他駡李登輝「皇民」之不堪，簡直和郝柏村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較鮮為人知的一件事，被統媒捧為「上國」的中國對台辦公室第一把手，曾經來台邀約統媒或傾中媒體主要幹部，譬如總編輯丶總主筆餐宴，其中原預定名單一人，臨會前一日因故無法參加，形成一大圓桌缺一角的尶尬，又不能隨便找個人頂替。眾

大老闆，你罰款繳清沒有？ 很大聲唷~ #快出走啊 #讓國外罰死你

【8/20 臺灣護理前輩陳翠玉紀念日】 「臺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 陳翠玉女士，1917 年出生於彰化，高中畢業後前往日本就讀聖路加女子護理學校，1941 年畢業返臺服務。1947 年，二二八事件期間基於護理人員職責協助安置政府官員，獲救者事後竟堅持將她列入槍決名單中，她不得不前往加拿大避難，並在當地取得護理教育學位。 風波結束後，她回到臺大醫院擔任護理部主任，之後創辦臺大護校，開啟臺灣護理制度的現代化改革。1953 年，她拒絕國民黨透過教官將黑手伸入校園、並反對資格不符的國民黨教師任教，國民黨為了打擊她，不惜以偽造文書等方式羅織了貪汙、叛國等罪名監禁了三年，最後雖獲判無罪，但已徹底死心的她選擇了離開，代表臺灣護理現代化的臺大護校也在鬥爭下停擺。 之後她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於中南美洲期間，她看到了波多黎各人爭取獨立的努力，決定全力為臺灣爭取獨立自主，推動將美國護照出生地從 China 改為 Taiwan並四處宣講臺灣民主、人權理念，因此被中華民國政權列入「黑名單」而有家歸不得。 1988年，她為了參加首次在臺灣舉行的世臺會，卻在國民黨阻擾下遲遲無法取得簽證，在繞行半個地球後才得以回臺，卻因為身體已不堪負荷，不到一個月後即逝世。 多年來許多前輩犧牲生命、自由、家庭、人生的爭取下，現在臺灣已沒有所謂的「黑名單」。但在中華民國政權長期以其外來記憶與史觀覆蓋改造下，臺灣多元文化與歷史記憶早已嚴重毀滅，即使我們身在臺灣，臺灣恐怕也早已不是真正的臺灣。 陳翠玉女士宣示以生命爭取回家的權利，我們更需努力找回記憶與文化，讓每一個人都能回到真正屬於我們的故鄉。 #自己的節日自己紀念 8/20 臺灣護理前輩陳翠玉紀念日 延伸閱讀：六十年前的宇昌案 https://www.facebook.com/mock.mayson/posts/648414298632511 圖左：陳翠玉得罪中國國民黨遭羅織罪名懲戒 圖右：臺灣護理前輩陳翠玉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洪秀柱聲稱：「當年蔣介石是以國民黨總裁而非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將大批黃金與故宮文物運到台灣的，因此那些黃金與文物皆應列為國民黨黨產」。 這種論調本來不值一駁，但於此關鍵時刻須把道理弄清。說起當年，究竟有多少青少年被國民黨綁架充軍，不甘不願離鄉背井，最後與國民黨一起被趕到台灣，並被迫成為該黨擺佈利用的「黨軍」，卻終身都由全民納稅供養的？在製造了無數人倫悲劇後，國民黨敢公然聲稱當年被他們綁架來台的眾多中國人，也是他們的「黨產」嗎？ 當年的中國無法無天，全靠槍桿子和陰謀詭計爭權奪利，那些出人頭地的，哪個不像盜匪？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共匪」，共產黨則以「蔣匪」回敬。當年紀律敗壞的國民黨所搶奪的財物或綁架的人員，哪一樣不屬於國家而是該黨無中生有的？蔣介石不以總統身分搬來黃金與文物，不正足以說明那是非法的盜匪行徑嗎？ 在台灣借殼上市的國民黨惡習難改，又把日本人遺留的眾多「國產」登記為黨有或私有，還在槍口威脅下強奪民產或迫其賤賣，而軍警情特控制下的各縣市鄉鎮投機份子，更紛紛運作以公產「贈送」國民黨，來表態「立功」。 連被國民黨指為「共匪」的，都知道立法規定「中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於國家所有。」洪秀柱們只配存活在軍閥時代裡，無法適應二十一世紀的進步社會。 （作者為故宮退休研究員）

  蔣介石雖是獨裁者，卻喜歡披著民主的外衣，欺瞞世人。如今傳到了洪秀柱，為了保住不當黨產，竟然搬出黃金、故宮國寶是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分搬來台灣，所以是國民黨黨產的謬論。這下可洩了蔣介石的底了。 蔣介石下野後，只剩國民黨總裁身分，而當時的中國號稱已終結訓政，進入憲政時期。何以一個政黨總裁可以指揮軍隊？可以把國庫黃金、故宮國寶偷偷運到台灣？還把那個令不出總統府的代總統李宗仁氣得跑到美國去告洋狀。 更奇妙的是，這一位已經下台的總統，不知依據哪一條憲法規定，竟然能夠「復行視事」，恢復了「皇位」？甚至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修憲一直做到死，再間隔了嚴家淦，繼續傳位給蔣經國，然後也是做到駕鶴西歸，才終結了蔣家王朝。 洪秀柱等一干人說國庫黃金、故宮寶物是國民黨的，就更加印證國民黨的黨產沒有一塊是來路正當的，是乾乾淨淨的，不是從國家盜取，就是從日本人、民間強奪的，或者藉由特權壟斷而來。所以把這些贓物貼上不當黨產標籤，算是很厚道了。不當黨產的來源，像齣荒謬劇，任何政黨有如此羞恥的歷史都會拚命遮掩，哪有像洪秀柱這樣自曝醜陋的一面？還有，馬英九主張訴諸國際社會，難道是害怕世人不知國民黨臭不可聞的過去？ 其實，當年蔣介石再怎麼獨裁、狂妄，也不敢說黃金國寶是國民黨的，洪秀柱卻執意把蔣介石盜取黃金國寶的醜事再度曝光，居心何在？不過，洪秀柱的謬論對蔣介石的歷史定位是利空，但對於焦頭爛額，民調直直落的小英卻是利多。試想有這樣的對手，民調再怎麼狂掉也不必怕啊！（蘇多）

〔記者曾韋禎、鄭琪芳／台北報導〕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前天指稱，當年從大陸運來台灣的黃金與故宮國寶，都應列為國民黨的黨產，內定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昨激動表示，這種把國產都當黨產的心態，已傷害和平討論的基礎，盼能到此為止。另根據長期擔任前總統蔣介石侍從官的前主計長周宏濤回憶錄，國民黨帶來的黃金，因支付軍餉，在來台第二年的一九五○年就花光了。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左）前天指稱當年從大陸運來台灣的黃金應列為國民黨黨產，內定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昨批說，這是黨國體制與殖民心態。（資料照） 洪秀柱說法 顧立雄：殖民心態 顧立雄表示，原本是想與國民黨展開和平對話的，但洪秀柱的言論已傷害這個基礎。他批說，這是黨國體制與殖民心態的呈現，反映國民黨是以黨領政在統治中國；然後再帶著殖民心態來統治台灣，認為「你們被我統治，我拿這些財產帶著台灣往前走，這樣當然是屬於我的，不能一筆抹煞」。這種論述，正是「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要廓清的。 顧立雄反問，故宮文物難道是國民黨發明的？這是中華民國繼承自清朝；金條、黃金債券也是來自中華民國的統治。若國民黨認為台灣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這一切當然屬於國家，怎會是黨產？ 他批評，國民黨若還懷抱這種思維，就是一種悲哀，希望到此為止。 周宏濤回憶錄：幾乎全用軍餉 國民黨一再提到當年運了大量黃金來台，成為「穩定台灣金融重大支柱」，但根據「蔣公與我─周宏濤回憶錄」，一九五○年六月七日中央銀行總裁向蔣介石報告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來運至台灣的「國庫存金」約三七五．五萬兩，至當年五月底就僅剩約五十四．二萬兩。 周宏濤回憶錄指出，由於美援斷絕，加上六十萬大軍龐大開支，讓已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須撥付近十八萬兩，在一九五○年九月就花光了。因此，周宏濤在書中直言：「長久以來，國內外以為政府攜來台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可為台灣未來發展『奠基』，其實不然。」 央行資料 黃金是台灣人拚來的 根據央行資料，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在台復業，由台灣銀行移交黃金約一○八萬英兩，占目前黃金儲備一三六二萬英兩的七．九％，由於國民黨帶來的黃金早就花光，台銀移交的黃金應與國民黨無關；其餘一二五四萬英兩黃金，則是央行於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九年所購入，都是台灣人民辛苦打拚累積的。

國民黨為了應付不當黨產的清查，經常集思廣益。圖為不當黨產條例三讀通過後的隔天，國民黨團的早餐會。（資料照，記者簡榮豐攝） 2016-08-19  12:07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國民黨為了應付不當黨產的清查，用盡手段統計出68箱的黃金債券資料，約折合新台幣200多億元，也就是說民進黨政府要先還國民黨這些錢。然而有鄉民拿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打臉，就算真的有這些債券，依據法條有可能完全不用處理。 一位PTT鄉民表示，《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4條規定，在國家統一前，有兩項債務不予處理，分別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在大陸發行尚未清償之外幣債券及民國三十八年黃金短期公債」，以及「國家行局及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在大陸撤退前所有各項債務」。 也就是說，如果國民黨所謂的黃金債券是在1949當年或以前的，那麼在中華民國統一之前，此項債務不用被處理。其他網友看到後紛紛笑翻，有人直呼「難怪國民黨那麼想統一」，許多鄉民則「哈哈哈哈哈」地笑個不停，諷刺國民黨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地方。

（蘋果日報資料畫面） 繼網協之後，羽協又因為贊助球鞋的關係，和選手鬧得不愉快，而被網路鄉民罵翻了。甚至在現場採訪的部份體育線記者，也因為附和羽協的說法，被視為「一丘之貉」，同樣被罵得狗血淋頭。 體育圈當然覺得外界不了解他們的生態，但社會大眾為啥會怒叱體育圈的領導者和既得利益者圈子呢？單純是成績出不來嗎？因為錢不知哪裡去了嗎？ 其實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道德觀和社會大眾不同，所以雙方溝通「不太順利」。 幾年前我在進行職棒放水案研究時，就發現體壇有種「中樞德行」偏離的狀況。他們特別重視變型的「孝」和「義」，要求對教練、長輩的絕對順從（一種擴展的孝），並且把維繫團隊看得什麼都重，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義氣，並非真正的義）。 這種變型的「孝」和「義」促使他們尊重長上，但也造成嚴重的「父權主義」與「學長學弟制」流弊。但一般社會大眾的中樞德行可能是「仁」或「正義」，因此就可能和體壇人士產生道德價值的衝突。 一旦出了事，被外界批判，體壇不是接受普遍道德標準來修正，而是選擇更加封閉，更強化這種變型的「孝」和「義」來自保，拼命捍衛現有的「領導」與「長輩」。這當然會讓社會大眾看了更不爽。 我當年的研究也指出軍隊亦有「中樞德行」偏離的狀況，同樣很重視變型的「孝」和「義」。所以不熟體壇，但有當過兵的朋友，現在應該可以理解變型的「孝」和「義」指的大概是什麼。你也不難發現，體壇挨罵的狀況，和軍方出包時有點像。 當然，軍隊和體壇可以堅持這是優良傳統，將會努力一直永遠宣傳推廣強調這種變型的「孝」和「義」。不過最後要提醒一點，除了軍隊和體壇，我過去的研究也指出，台灣還有第三種團體，其中樞德行一樣是變型的「孝」和「義」。 是誰呢？ 黑道。

根據聯合新聞網的報導標題，先總統馬公和學生的對話，我雖然沒在現場，但我猜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概念是，「契約相對性」原則。 等等，不要只會看離婚文啦！身為一個現代的公民，看到「契約相對性」就急著按上一頁是怎樣？ 所謂的契約相對性，就是契約只能拘束簽約的人，沒簽約的人不會被拘束。所以，如果Yonex希望贊助羽毛球運動，跟羽球協會簽約，要求以後協會的會員比賽時，都要穿著他們的產品，這個契約可以約束誰？ 當然就是Yonex跟協會，前者有給錢的義務，後者有要求協會的會員穿著產品的義務。 所以，戴資穎違反Yonex跟協會之間的契約，應該受到Yonex的處罰？ 不，根據契約相對性，戴資穎雖然是協會會員，但不是協會。違約的那一方是協會，不是會員，戴資穎不會受到這份契約的約束，換言之，戴資穎沒有違約，所以Yonex不能依契約處罰她。不過，協會可以，因為她是協會的會員。如果，我是說如果，她跟協會有簽訂契約，或是有會員守則、協會章程等等的規範，要求協會會員都應該穿著協會指定的裝備比賽，那麼協會或許就有權利處罰會員，這也是「契約相對性」衍生出來的結果。 可是，這樣的處罰合理嗎？ 姑且不論會員與協會間究竟有沒有成立契約，沒有成立，當然協會沒資格要求他們要配合。縱然有成立契約或章程，因為協會是非常特別的組織，這個組織透過國家賦予特權，而球員必須、只能加入這個協會，才有可能參加比賽，沒有別的選擇。即便這位選手球技過人，如果沒有協會的推薦，這位球員的運動生命也幾乎完結，除了職業比賽以外，選拔規則、人選、教練指定、經費補助，都由協會操作，在這種情況下，選手有抗拒簽約的權力或能力嗎？ 現在的情況就是，羽球協會是唯一代表台灣參加羽球國際組織的協會，也是台灣選手唯一可以參加的協會，然後協會跟廠商簽約收錢，把錢「不完全」（我講得很客氣）用在這些選手身上，再要求選手一定要穿著廠商的產品，選手怎麼能接受？ 如果你是選手，又能非常滿意的接受，那我也是醉了。 所以，應該要檢討的問題，是親愛的羽毛球協會大老們，你們把錢怎麼使用的？廠商花了大筆的錢贊助羽毛球運動，你們到底是把錢用在奧運選手身上，還是用在雲深不知處的地方？然後再要求「幾乎」沒直接受益的選手，配合廠商的要求？ 而廠商也應該檢討，為什麼沒有去監督你們贊助的錢究竟在哪裡？如果協會收到錢，但是會員沒收到錢，會員為什麼要幫你們宣傳？有本事就去叫簽約的理事長幫你們打奧運啊！ 喔！協會的前任理事長二月才剛酒駕，現在要當立委，他正在相忍為國，應該沒空打奧運。

▲年金改革會議，砲聲隆隆還有委員退席抗議。   年金改革會議已經開了八場，透過直播，每一位發言代表的態度和立場清晰可辨，有些人怕影響了自己，堅持一毛都不能少的護錢面貌令人印象深刻，也有些人擔心繳了一輩子保費，等到自己退休了國家卻破產了，終身心血成為泡影，每個職業有不同的關照，於是懷疑的聲音開始出現：大吵大鬧的會議究竟能達到什麼效果？ 要把所有政府負擔給付的年金通通做檢討和改變，牽涉的人數實在太多，吵鬧是必然，誰都希望自己老了以後能過得更舒服一點、更愜意一點。過去十幾年來，政府對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認知沒有斷過，卻怎麼改也改不成，反彈的阻力、選票的顧忌、順了姑情卻逆了嫂意的躊躇，眼睜睜就要到了年金破產的大限。 有人批評，為什麼不先拿出版本，讓大家有個討論的依據，否則這樣吵吵鬧鬧根本不會有進度。這種批評其實不盡公平，對過去年金制度改革的挫敗視而不見，彷彿父子騎驢故事中的路人。 過去的政府有沒有拿出過版本？有。有沒有在立法院討論？也有。最後有沒有解決問題？沒有。那麼，原因何在？政府裡負責提出改革方案的人是公務員，此其一；這些公務員當中有大官有小吏，各有盤算，此其二；送到立法院後，立委諸公的支持者各自不同，大家都不想當壞人，此其三。 所以每次的結果都像是：人人大談改革，卻個個捍衛利益，最後大家一起罵政府。就這樣年金改革像是過眼雲煙、大家誤會一場。 既然過去由上而下的策略行不通，那麼由下而上的年金改革會議就此誕生。這一次，人民的聲音在決策定案之前發出，讓這些不同職業的代表想開罵、想叫囂、想哭訴、想抗辯，都有管道，這不就是民主的意義？民主不就是眾聲喧嘩？讓訴求被聽見、讓情緒被發洩、讓所有合理的與不合理的，通通放在直播鏡頭前，由整體社會做出評價。 這會議就快要進入到實質討論了，當初決定採用的是共識決，這會是一個更為艱鉅的階段，你砍的少我砍的多不行，你領的多我領的少也不行，而且勢必會有誓死捍衛一毛不拔說什麼也不肯改的人。這些聲音，無論這委員會怎麼開，都不會消失，也都是改革必須走過的難關。 最重要的是，從此以後，年金改革不再只是政府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事。年金改革不只是理性的政策探討，也是社會情感的拉鋸，還有利害關係的折衝。它必須用社會集體協商的方式來找出解決之道。或許耗費時間，或許喋喋不休，但這是民主的承擔，我們活在民主的台灣。 喔，對了，軍公教號召九三大遊行抗議年金改革被霸凌，第一個跳出來要聲援的國民黨，最好再想一想，你這麼喜歡反改革的形象無所謂，只是讓軍公教們，平白被你拖累貼上了政黨鬥爭的標籤，小心賠了夫人又折兵哪！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圖／翻攝自Google圖書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了，但迅速成為「和諧社會」的「和諧對象」，因為它的若干內容不太「和諧」。作者楊猛揭露說：「這本書出版後被評為內容敏感，替我出版的編輯，被禁止再編時政類書籍，出版社也被宣傳部批評了。」楊猛對於什麽是「大國崛起」的看法與習近平迥異，他在自序中寫道：「中國成為一個一流國家還缺少什麼？如果人民無法享受到其中的快樂，這種崛起就是殘缺不全的。」而書中的主人公們，絕大多數欠缺快樂及幸福的感覺。 變化多端的中國讓外來者有莫名的陌生感，即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彼此之間也很陌生。楊猛以記者的身份遊走於中國的心臟與邊陲，以「陌生」作為對祖國的第一個形容詞。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再也沒有林語堂《吾國吾民》中的樂觀、從容與自信，相反，幽暗的心靈、搖擺的信仰、荒蕪的田園、慘烈的天災人禍、麻木不仁的官僚系統……這一切讓作者和讀者產生了陌生、焦慮、厭惡乃至恐懼的共鳴。《陌生的中國人》讓人想起柏楊寫的那本《醜陋的中國人》，我和楊猛都是被《醜陋的中國人》所啓蒙的一代人。在楊猛小時候，父親買了本《醜陋的中國人》給他看，他對柏楊以「醬缸」形容中國非常深刻。如今，醜陋的特質沒變，只是更陌生了。 如果從報告文學的線索來追溯，楊猛和很多服務於南方報系的寫作者一樣，傳承了八十年代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憂思傳統」。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蘇曉康的《烏托邦祭》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新聞及歷史寫作的典範。然而，這些本來繞不開的經典，在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和血泊之後，偏偏被刻意繞開、強迫消失。優秀的記者和作家、《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給研究生做講座，九零後的新聞專業學生居然不知道劉賓雁是何許人也。中共有讓歷史消失、把果凍釘在墻上的本領。楊猛以一種更加平民化、更加寫實的手法，復原了劉賓雁和蘇曉康的精神氣質。由此，生機勃勃的八零年代與星光點點的二零一零年代終於接軌了。 如果從歷史寫作的線索來梳理，楊猛師法的對像是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王氏之死》寫十七世紀山東省郯城縣的小城故事：此地有位苦命女，與人私奔，最後慘死。史景遷寫：「要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總是困難的。」這正是楊猛寫《陌生的中國人》的初衷：爲底層的無名者立傳。比如，他寫汶川地震，一個字不提影帝溫家寶的傾情演出，而寫被奪去左臂的九歲小女孩周玉燁——作為倖存者的周玉燁用剩下的手臂畫出記憶：「這是我被埋在廢墟下的情景。我希望那些石頭下面都長著輪子，這樣我就能出來了。」再比如，楊猛寫作家莫言的家鄉及其小說的背景山東省高密縣，偏偏以一名七十三嵗的拆遷戶宮先生的故事結尾——因為上訪多次遭到軟禁、拘留，這個失去家園的可憐人的心願是：「想找莫言幫忙，能不能讓莫言幫小民向領導呼籲解決一下實際問題？」喜歡抄寫毛主席語錄的莫言能幫這個忙嗎？當然不能，即便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也不能。楊猛評論說：「這是一個作家的傑出的想像力也無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棄嬰？ 書中的十九篇報導中，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是《命若垃圾》，描述了河南「蘭考好人」袁厲害女士和她收養的有殘疾的棄嬰們。袁厲害不是特蕾莎修女那樣的聖徒，而是地方政府的一塊遮羞布，醫院和警方發現的棄嬰都送到她那裡，她從民政局領取棄兒的生活費。袁厲害收養棄嬰成名之後，建立了自己的關係網絡，借助蘭考這座小城欣欣向榮的圈地開發，她跟合夥人從農民手中買地，蓋小產權樓然後出售，自己家也蓋起了氣派的兩層小樓。她的原始資本來自於民政局委託她收養棄嬰的生活費。 袁厲害富起來，她收養的孩子沒有跟她同住，而是住在垃圾場邊上的破房子裡，那裡充斥著老鼠、垃圾、臭蟲。楊猛去探訪的時候，只有十七嵗的小兒麻痹症和小腦發育不全的袁申負責照料其他孩子，食物是變黑的饅頭，他們就像爬行動物一樣只是活著而已。袁厲害承認，死去的孩子像垃圾一樣被處理掉，前後有三十個，也許四十個。那些殘疾的、被遺棄的孩子的生命，卑賤如草、如螞蟻、如垃圾。楊猛評論說：「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沒來得及取名字，自然也無人過問。在一個戶籍管理嚴格的國家，真實的情況卻是，死亡可以做到無聲無息。」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之嚴格乃是世界之最，這套方法從商鞅變法的時代就已成形，其目的是方便獨裁者對人民的控制，而不是增進人民的福祉。只要是統治者需要的東西，中國的文人和官吏從不吝嗇投入智慧和資源。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知全能的、如同「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的政府。楊猛前去採訪當地的民政局，想知道政府部門為何失職。渾身酒氣的民政局社救股股長馮傑從午後的飯局中匆匆趕來，面對蘭考為何不修建孤兒院的問題，其回答有如外交部發言人般滴水不漏：「很有必要，但尚不在縣城發展的優先考慮計劃之內。」人們很難將這些肥胖的基層官員跟共產黨曾經大肆宣揚的模範官員、因患肝炎而瘦骨嶙峋的焦裕祿聯繫起來。焦裕祿那樣的官員宛如流星般偶然出現，馮傑那樣的官員則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對象。 就在楊猛離開六個月之後，他看到一則報導：孤兒們生活的位於垃圾場旁邊的房舍發生了一場慘烈的火災。七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有他見過的袁申和另外幾個嬰幼兒。然後，中國常見的善後措施一定是處罰一群替罪羊：多名蘭考的地方官員被免職，其中包括楊猛訪問過的名叫馮傑的股長。袁厲害則免於追究其監護失職責任，慈善與愛心光環成為「蘭考好人」最後的護身符。袁厲害害死了很多孩子，但如果沒有袁厲害，會有更多的孩子更快地死去，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那麽，袁厲害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作者沒有給出答案，而是讓每一個讀者自己去思考並判斷。存在並非合理，質疑不合理的存在，乃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為什麼中國的棄嬰那麼多？首先是經濟方面的原因：靠種田勉強維生的農民家庭，根本沒有能力撫養有殘疾的孩子，拋棄有殘疾的嬰孩是所剩不多的選擇之一。其次是政府方面的原因：政府放棄了為民眾提供基本福利保障的職責，還竭力壓制民間社團的組織和自救行為——政府不做的事情，也不允許民間自己做。否則，NGO 機構豈不比政府更得人心？第三乃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泛濫，讓中國人缺乏對生命本身的尊重與敬畏，人的生存被降低到動物性層面，所謂「寧為天平犬，不做亂世人」，人跟犬是可以互換的生命體。所以，墮胎和棄嬰在中國司空見慣，當事人在陳述此類事件時是一副輕描淡寫的口吻。 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人偷渡海外？ 「八仙過海」是中國的一個神話傳說，楊猛用這個詞語作為題目，寫在西班牙的青田和溫州移民的故事。他們大部分都是偷渡客，等候移民大赦獲得合法身份，然後從打工仔熬成大老闆或小老闆。 楊猛描寫了作為成功者的鄭建茂的經歷，堪稱青田移民的縮影。他們風餐露宿地偷渡國境，在歐洲充當廉價勞工，進而借助「中國製造」的勢頭從事中歐貿易，形成一股獨立的經濟力量。近三十年間，勤勞的青田人在歐洲建立起一個隱秘王國。楊猛的寫法一點都沒有「勵志」故事的色彩，他如實描述了移民在發財致富背後的困惑、挫敗與痛苦。 有趣的是，這些移民並非單向移動，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很多人又向中國「回流」。中國政府也知道如何利用他們，「有成就的華人被中國政府賦予很高的政治禮遇，被當作中國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當然，雙方都刻意掩飾尷尬的過往和曾經的偷渡者的身份。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公民成為偷渡客，這個國家的榮耀當然值得懷疑。而昔日的偷渡客也希望成為母國的座上賓：有西班牙華人富豪和僑領受邀參加北京的國慶花車旅行，這被視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許。然而，他們的子女已入籍所在國。對第二代移民來說，「中國」是遙遠的「異國他鄉」。 這是一個由偷渡客組成的「小世界」，就連當地最大的華人教會的牧師程建平也是一名偷渡客。在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家教會從一百人發展到四千人，成為社區的信仰和文化中心。從教會的爆炸性增長中，可以看出華人移民社會快速發展的軌跡。 流動在世界各地的溫州人、福建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不是真正的猶太人。猶太人已進入歐美主流社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上層建築中經濟、文化、學術、教育等領域。而中國移民中的不少人儘管實現了腰纏萬貫的夢想，卻並未成為當地社會的有機成分。他們一般都生活在封閉的華人社群內部，對於獲得當地主流社會的認同和肯定毫無興趣。他們更不可能像當年「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在上帝的應許之地創建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 那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更是「動物兇猛」。楊猛寫道：「在非洲的中國人深受無序和缺乏道德底線的商業文化的毒害，很難主動去遵守商業遊戲的規則。……一些發財的中國人喜歡炫富。在當地有專門為中國人服務的中餐館、賭場、夜總會、妓院、地下錢莊，形成高效封閉的華人圈子。」 導遊出身的蘇振宇搖身一變成了加納的一家大型金礦的礦主，他的形象如同中國對於非洲施加的巨大影響一樣複雜多義。中國對非投資超越了美國，商業投資自然要求回報。蘇振宇堅信「金錢可以搞定一切」的「硬道理」，甚至參與到當地的政治遊戲中，投資支持某一位總統候選人。他毫不在乎工廠對當地環境的毀滅性破壞，對於像驅使奴隸一樣驅使當地勞工和中國勞工去淘金沒有負罪感，反倒認為自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這群中國的金礦主永遠都不明白：「中國援助了非洲這麼多道路橋樑、議會大樓和體育館，為什麼非洲人仍然討厭我們？」他們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新殖民者」。 移居海外的中國人已有數千萬，他們遍及全球的每個角落。對於官員、富豪和中產階級而言，選擇移民是因為對未來缺乏安全感，以及為子女謀求更好的教育機會。而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青田人、溫州人和廣西上林人來說，移居國外則是赤裸裸的金錢慾望和物質需求的驅動。錢是唯一的動因，他們不是為了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而「用腳步投票」。只要能掙錢，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的勤勞工作固然對移居地做出一定貢獻，但血汗工廠、汙染企業等等，又給移居地帶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他們扭曲、荒誕的民族主義情緒，又使得華人成為移居國的最不忠誠的少數族裔。 為什麼國家是人民的敵人？ 中國政府最大的能耐就是製造無數「國家的敵人」，「敵人意識」使中共當局成為自己的囚徒。在《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國家的敵人」一節寫的是一度被判處死刑的「民間借貸」的操作者吳英，後來在各界的呼籲下得以「刀下留人」。中國嚴厲的金融管控制度，讓民營企業難以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於是民間借貸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吳英是浙江富豪博弈的犧牲品，她的對手樓氏家族幾年後也因為後臺的垮臺而鋃鐺入獄。另一個「國家的敵人」是在網路社交媒體上組織「性派對」的大學教授馬曉梅，他被以「聚眾淫亂罪」逮捕並判刑入獄。雖然執政黨的大小官僚都包養情婦，但官僚做的事情，民眾卻不能做，「中國仍然依靠嚴刑峻法對私人領域實施著精確的控制」。其實，吳英和馬曉梅都算不上「國家的敵人」，他們身不由己地捲入與國家的紛爭之中。真正的「國家的敵人」是主動的反抗者，比如查建英在《弄潮兒》一書中所描寫的她的哥哥查建國那樣的政治反對派。 中共並將那些沒有推翻它的意圖的民眾看成潛在的敵人，每天都在製造不計其數的人權案件。本書中描述了安徽女子李田田在北京的悲慘遭遇：這個智力有些遲緩的農家女孩，原本想到天安門廣場上訪。那個銅牆鐵壁的地方，哪會有民女伸冤的機會？她沒有清朝時候告禦狀的小白菜那麽幸運，當即被員警帶走，發配給她家鄉的地方政府駐北京的「截訪人員」，然後被送到「黑監獄」之中。當年，滕彪和許志永為孫志剛事件上書全國人大，讓收容遣送制度進入歷史，但比收容遣送制度更黑暗、更暴虐的「黑監獄」隨即應運而生。為了「維穩」，當局總能花樣翻新，讓法律的進步瞬間歸零。 管理「黑監獄」的是地方政府聘用的、心狠手辣的打手。那天晚上，打手之一的吳建將李田田當眾姦汙，血染牀單。李田田的高呼驚動旁人，與她一起被關押的訪民奮起抗爭、破門而出。然後，這一事件廣傳網絡，有記者趕來拍下少女與牀單相片，震撼一時。當局只好出面，在司法層面處理此事。 數月後，該案在北京市二中院終審宣判，強姦犯吳建獲刑八年，受害者李田田只獲得兩千三百元人民幣賠償。本案中誰僱用了吳建並沒有被追究，李田田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無物之陣。幕後的兇手就是共產黨，法院也是共產黨開的，怎麽可能給李田田以公平正義呢？楊猛評論說：「對一個遭到當眾強姦的被害人，判令侵權責任人兩千三百元賠償無異於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習近平也有女兒，他的女兒習明澤比李田田小不了幾歲，倘若他的女兒遭到強姦，得到這樣的賠償，作為父親的習近平會心滿意足嗎？李田田貧窮的父母連到北京出席宣判的路費都借不到。習近平與習明澤父女是北京乃至中國的主人，李田田和她的父母則是被踐踏、被侮辱的奴隸。父親與父親，女兒與女兒，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如此擦肩而過。楊猛舉重若輕地寫道：「北京對於李田田太不現實。她還記得行走北京的街道上的雀躍，以及後來將一切吞噬的無助。她只是一個陌生的過客。」 《陌生的中國人》一書，還寫到了某些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新疆自然條件最惡劣的地方是羅布泊，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都沒有去過。這個面積多達五萬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於兩個台灣）的中國最大的鎮級行政區，卻沒有一個常住人口，因而沒有一個戶籍員警。隨著巨大的鉀鹽工業基地隆隆動工，這片孕育過樓蘭古國的土地，又迎來一群懷抱發財夢的流動人口。而在與朝鮮接壤的鴨綠江邊，作者採訪了那些在刀口上舔血的中國商人——用一包長白山香菸就能進入朝鮮境內，甚至可以換到冰毒。然而，彼岸那個更加野蠻的國家，不會遵循以物易物的貿易準則，一言不合，就掏槍殺人——大國崛起的中國政府，卻又不願出面捍衛本國被害公民的權益。 讓我最感動的報導是《贊美詩》。在怒江邊上的小城六庫，不是基督徒的楊猛發現了山頭矗立的一間基督教堂，傈僳族的信徒們在教堂裡練習四聲部的贊美詩。在這本讓讀者始終沉重而壓抑的報告文學集中，終於出現了唯一的一抹亮色：當《哈利路亞》的混聲大合唱從這些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婦女口中唱出，衝破雨霧，在怒江上空激盪，她們的臉上也露出楊猛在中國的土地上極少看到的花朵般的笑容——國家的強大及個人的富足，都不能催生這種快樂感和幸福感；惟有那來自天上的恩典與救贖，才能讓陌生人彼此成為兄弟姊妹並愛人如己。那些如垃圾一般的生命，在歌聲中、在陽光下，呈現出上帝最初造人的尊貴與榮耀。另外一名旅行者、《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寫過一本名為《尋路中國》的遊記，我想，如果真要為中國尋找一條出路，楊猛的這篇《贊美詩》或許就是一個醒目的路牌。

    台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 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 ——陳翠玉   「不讓你回家！」 是國民黨對付海外異議分子的策略。 1980年代台灣人返鄉運動掀起一波波返鄉浪潮， 陸續有不少列入「黑名單」的海外台灣人， 以前仆後繼的方式闖關回台， 即使付出坐牢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陳翠玉女士（1917-1988），一生擁有許多「台灣第一」的資歷，不但是台灣現代護理教育的創立者，也是第一位受聘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擔任護理教育與行政顧問的「台灣護士」。 陳翠玉女士，彰化人。彰化高女畢業後，20歲赴日求學，就讀於東京聖路加女子護理學校。她優異的成績，讓日本人對台灣的留學生刮目相看。1941年畢業後，她返鄉回台，貢獻所學，任職台灣總督府技正，擔任台北保健館護理部主任。二次大戰後，她協助「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進行在台灣的戰後重建工作。 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一位曾被她救助過的貪官污吏，忝不知恥地恩將仇報，把陳翠玉列入「槍斃黑名單」中。幸好在國內外友人共同營救之下，陳翠玉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獎學金，於1947年3月離開台灣遠赴加拿大，才逃過一劫。 創辦台大護校 拒絕聘用特權教師 得罪黨國體制 陳翠玉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護理教育學士學位，以及美國波士頓大學攻讀護理行政碩士，是當時台灣少數受過西方教育的護理界菁英。她於學成後返台，再回到台北保健館服務。由於當時台大醫院急需護理管理人才，陳翠玉便進入台大醫院，擔任護理部主任，以整頓落後混亂的醫院環境。 1950年，在台大校長傅斯年的支持下，陳翠玉創辦了台大護校，並擔任創校校長。國民黨政權透過軍事和政治的方式，將魔爪伸入校園中，對於不跟國民黨合作的學校校長，加以迫害。陳翠玉擔任台大護校校長時，因拒絕聘用未具講師資格的特權教師，並嚴禁教官以黨務干預校務影響學生課業，而得罪國民黨政權。 1953年，陳翠玉被冠上貪污、反黨、叛國、運用國際路線等罪名，在白色恐怖下遭軟禁達三年之久。雖然事後法院還她清白，她已決心與國民黨政權劃清界線，因此和她的德籍夫婿就此離開台灣。而台大護校就在陳翠玉離開後，停止招生，結束校務。 台灣婦女參與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建設行列的第一人 離開台灣後的陳翠玉，擔任世界衛生組織中南美洲護理顧問長達18年，足跡遍佈中南美洲各角落。這是台灣婦女參與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建設行列的第一人。1980年，陳翠玉自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完全退休之後，全力投入爭取台灣人的民主獨立運動。 1987年，陳翠玉返台，在台期間到處演講，參與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成立大會，也遠赴綠島探視政治犯。因此，她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離台出境之際，她的返台簽證也被取消。 1988年，為了參加第一次在台灣本土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簡稱世台會），為了取得返台簽證，陳翠玉在6月底就離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波多黎各老家，先飛到美國加州的洛杉磯，再飛往新加坡。終於在7月底，以她新申請的美國護照，成功突破「黑名單」封鎖，順利在新加坡取得返台簽證。 我將以生命爭取回去台灣、我的故鄉的權利 然而，輾轉繞了半個地球才回到故鄉的陳翠玉，卻因年事已高，又過度奔波、勞累困頓，終因身體不堪負荷而於1988年8月20日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七十二歲。 陳翠玉曾經說過：「台灣是我的故鄉，我們要回去，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將以我的生命爭取這個權利。」在一波波黑名單返鄉的故事中，陳翠玉的故事是最為感人的。正因為她的犧牲，讓更多黑名單的海外人士憤慨激昂，前仆後繼追隨著她的腳步，勇敢衝破難關，即使付出坐牢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只為「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987年陳翠玉返台，在台期間到處演講，參與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的成立大會（左起張溫鷹、陳翠玉、蔡有全），因此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不得入境。 我為陳翠玉布置告別式禮拜會場，製作送行的海報。 陳翠玉的治喪委員會在告別禮拜之後，送葬隊伍的女士都穿著正面寫有「民主運動鬥士」、背面寫有「台灣婦女楷模」的白色罩衫，手拿黃菊花走在隊伍最前面。 林宗正牧師(前左3)帶領走在前面隊伍的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與第二任的姚嘉文主席、羅榮光牧師、楊金海等人，手拿菊花，一起遊行到總統府。 林宗正牧師臨時決定帶著陳翠玉送葬隊伍衝撞總統府，進步婦盟的林秋滿、袁嬿嬿等人率先越過公園路，加足馬力直奔總統府。讓憲兵鎮暴部隊措手不及，成功達陣總統府前，向這個不義政權做最後的抗爭。 台獨聯盟世界總本部主席張燦鍙的夫人張丁蘭女士偷渡返鄉，舉著「為返鄉而死的陳翠玉」海報，參加1988年8月21日的聲援海外台灣人大遊行。 1987年，陳翠玉返台，遠赴綠島探視政治犯。右起李勝雄律師、李慶雄律師、許國泰立委、陳翠玉、許榮淑立委、陳永興醫師、政治犯家屬、陳菊左一，攝於綠島監獄前。

對不起，這是個競逐民意的時代，人民沒義務給民進黨更寬裕的準備時間。（總統府圖片） 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在媒體投書，指面對公民團體，「民進黨政府就好像小孩子面對父母的訓斥一般，極力要證明自己和國民黨不同，是『站在人民這一邊的』。「民進黨到現在仍然秉持『社運團體說不，我就不做』的心態，但這樣的心態能做出什麼大破大立的政績？」 梁文傑的意見，某種程度可以代表部分民進黨人士對小英執政以來，諸事難成的一個焦慮反應。他又說，「社運團體重視單一訴求，但民進黨是個已經執政，必須照顧全方面需求的政黨，先天上就不可能對社運團體的訴求照單全收。」 看似沒錯，不可能照單全全收，問題是民進黨政府真的善盡溝通的義務了嗎？以南鐵東移為例，內政部就是堅持不舉行行政聽證程序，落人口實，讓反對的怒火得以繼續燃燒。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溝通再溝通？ 梁文傑反映的如果是民進黨一股不耐煩的心態，豈非顯示，作為政治新貴，執政的傲慢已經忍不住隱藏，唯有發洩出來，一吐胸中塊壘。畢竟要這些曾經也扮演街頭衝鋒角色的政治人物，學習「謙卑謙卑再謙卑」的小英訓誨，彎下腰來進行溝通，還真是為難他們。 但真正的問題恐怕不只在於是否該全盤接受公民團體的訴求，而是執政團隊的行政能力，迄今同樣無法讓人看出和前朝有何明顯差異。陳水扁政府面對朝小野大的局面，尚且做了不少事，但林全內閣又展現了怎樣的能力？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在行政院長林全安排的第一場與公民團體領袖的發言過程中，舉了一個令新政府非常難堪的例子。 他說，台塑六輕附近，有一個不該蓋在那裡的橋頭國小許厝分校，他在那裡做了2年研究，證實有有一級致癌物，70幾個小孩要在有毒氣的環境念書。然而，「副總統、環保署長都去過了，現在從中央、地方也都是同一個黨，70幾個小孩的事情，幾百個大人卻解決不了，民進黨要如何說服有改革的可能性？」 台塑六輕所在縣市是雲林縣，民進黨已經是連三任執政，而今連中央政府都是民進黨掌權，讓一位長期支持民進黨理念的學者只能徒呼負負，這樣的執政能力又能讓人看到什麼成績？ 舉個例子來對照，已經連什麼長的頭銜都沒有的宋楚瑜，七月中前往宜蘭大同鄉太平村原住民部落訪查，太平村民看到宋楚瑜開口就說：「我們快要滅村了！」原本從日治時期世代居住的家園，林務局認為是非法占領國有地，羅東林管處預定今年底要求6家住戶必須遷離。 宋當場承諾親民黨團一定會迅速處理，並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親民黨立法院黨團主任張碩文即率隊往太平村，會同該黨縣議員陳俊麟和相關單位人員協調處理。會中，張碩文認為，這裡是原住民定居於此超過六十年，在沒有土石流等危險性之下，林務局不宜強拆，而且，他也建議，就算徵收，也應該將土地交還國有財產署，再由鄉公所承租擔保，交給原住民繼續賃租，而非林務局一聲令下收歸所有。這項建議後來獲得林務局暫緩拆除的承諾，也讓超過八十多歲的原住民耆老可以安心繼續在此安居。 沒錯，這不是省長時代的宋楚瑜，而是再也不會參選、無官一身輕的小黨黨主席宋楚瑜就做到的事。一件抗爭超過十年的爭議事件，在能提出辦法的情況下，暫時解除危機。 親民黨雖然是小黨，不僅在高雄、基隆、宜蘭舉辦聯合選民服務，幫助鄉親跟中央政府溝通，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延續宋省長時代的作風，每一件陳情案件都列案追蹤、甚至提出修法。太平村正是其中一個例子 回過頭來看詹長權所說的六輕附近橋頭國小許厝分校的問題，今天如果台北大官有任何人的子弟在這裡就讀，請問，有可能讓他的子女陷入罹癌危機如許久的情況嗎？應該早就完成遷校或者相關補救措施了。所謂視民如子，對他們來講，難道是太高的要求？ 民進黨施政當然要符合他們的核心價值，這是為什麼行政院長林全要率領各部會副首長和這些曾經並肩作戰的公民團體對話的原因，只是就如詹長權所說，「為何對的事情沒有很快做出來，做出來的都是錯的？」這不只是價值，還是能力的問題。如果民進黨連最親近民進黨的公民團體，也開始沒耐心，那對其他人民的聲音，又果真會認真審視嗎？ 一個快要失去溝通耐心卻又缺乏執行力的政府，很容易會陷入自我焦慮且暴躁的情境，因為他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做事那麼難？為什麼不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對不起，這是個競逐民意的時代，人民沒義務給民進黨更寬裕的準備時間，當初人民對待馬英九同樣並沒有給太多的蜜月期。何況不僅親民黨認真做選民服務，時代力量也不遑多讓，勤跑基層的力道，進步神速。 民進黨可以不認為公民團體無法代表所有的民意，但他們要拿出能力來證明，在馬英九時代懸案已久的疑難雜症，他們有能力在最快的時間提出解決方案。否則，人民對新政府失去耐心的速度會更快。

  羽協傳出因為羽球國手戴資穎沒有穿與羽協簽約的優乃克（Yonex）產品，研擬要祭出懲處，消息傳出全國嘩然。圖／中央社   奧運再度爆發運動協會爭議事件，羽協傳出因為羽球國手戴資穎沒有穿與羽協簽約的優乃克（Yonex）產品，研擬要祭出懲處，消息傳出全國嘩然，在全國人民看來，羽協不是保護選手，竟是拿廠商的錢為虎作倀，寧可犧牲選手成績，國手本應是為國爭光，羽協竟當成其私人財產販賣，選手並未直接與優乃克簽約，迫於羽球協會有提名權的淫威過去只能配合，有爭執還不敢跟羽協鬧翻，民眾質疑羽協簽約金拿進口袋，卻到底為選手做了什麼事？ 這次事件可說三方面全輸，而損失最大的，可說莫過於優乃克，優乃克強硬要求羽協動用強制力「懲處」球員，是事件幕後推手，也成為眾矢之的，壓迫選手過度，終遭反擊，戴資穎與父親原本委曲求全不願得罪羽協，最後也怒而爆料：優乃克竟然隨隨便便，每次只是賽前兩天發鞋就叫選手穿。 這種離譜行徑，怎麼可能會發生在優乃克？優乃克在全球贊助許多知名選手，贊助商為了提升選手比賽成績，打造完全合腳的專屬特製比賽鞋只是任何運動廠商的「基本款」，在各種賽事進行中，贊助商還會不時噓寒問暖，選手若覺得新鞋不適應，造成成績不理想，贊助商甚至會馬上更換鞋款給選手，因為都出了一大筆贊助費，當然希望選手有最好的成績，才不會白花錢，不然乾脆從一開始就不要贊助。 是的，勝利牌（Victor）為戴資穎所做的努力，只是「全天下贊助商都會做的事」，到了台灣，卻成為特別細心特別好的廠商。 這種最根本的道理，當我們到國外去看，優乃克在全球贊助各項賽事選手的時候，當然全都知道。 偏偏當優乃克到了台灣，卻會搞成比賽兩天前才發鞋給選手，沒有提前主動關心適應狀況，還想用鴨霸的方式利用羽協的行政淫威壓迫選手，逼得戴姿穎在打壓下終於爆料：每次都穿到腳底破皮、流血、起水泡，就是這樣才不敢再穿優乃克鞋子上場打里約奧運。此話一出，優乃克品牌已經完蛋。花了大錢，卻用最惡劣的態度，買來惡霸、不專業的形象。 在全球，即使是最為霸氣的耐吉（Nike），也都小心經營與選手間的關係，當選手個人與隊伍的贊助商有衝突時，不論是國家隊，還是平時的球隊，公關團隊努力周旋，常常還要發揮巧思，以創造雙贏的結果，盡可能避免用高壓方式與選手鬧翻，因為只有選手真心支持品牌，贊助才有效果，一旦起了爭執，雙方兩敗俱傷，品牌投入的贊助費用都泡湯，還可能造成無法收拾的傷害，就算事後對簿公堂取得賠償，也無法彌補商譽上的損失。 而這整件事台灣優乃克的操作簡直是超級公關災難，全無全球基本商業常識，不只該做的通通沒做到，竟然還主動製造品牌公關末日，這種事傳回總部，台灣優乃克決策高層恐怕要全員開除。 到底為何台灣優乃克會覺得不是靠主動關注、盡可能配合選手身體需求，以提升選手成績，來爭取選手認同；不是靠彈性協商、發揮創意，來達成兩個贊助商雙贏，而是靠「有錢就是任性」，認為可以指揮羽協來懲處選手，最終給自己弄來了個惡霸形象？ 這一方面顯示我國各體育賽事協會長年積弊急需整頓，協會本應為選手服務，卻變成是專制獨裁機關，掌握太大生殺大權，把選手當私產任意指揮，造成廠商覺得買通協會就好了，不用關心選手；但即使如此，若有基本商業常識的廠商，原本也不會這麼做，優乃克在全球贊助那麼多知名選手，來台灣卻會犯下這種錯誤，橘逾淮為枳，則顯示出台灣這塊土壤有嚴重問題，才會導致台灣優乃克做出嚴重錯誤決策。 這種奇怪現象，不只發生在優乃克，台灣很多外商，在歐美常常打出經典的行銷戰役，來到台灣，卻變成連置入性行銷都不知道怎麼操作還亂下指導棋，出刊時讀者一看就是業配文，暗笑在心，完全沒有作用。也不僅僅只在行銷方面，不論公司治理的各個面向，也常有明明是外商，一到了台灣，管理觀念就變得落後的奇特現象。 每當有人提出應該追上先進的管理觀念，還往往遭批「這裡是台灣，不是美國」，殊不知，美國也不是一開始就有先進的管理觀念。 美國企業原本也認為越壓榨勞工越好，直到百年前，亨利福特發現改善勞工待遇其實反而能大增生產力。 美國企業原本也為了「扣死當」可以讓良心被狗吃，例如，為了省點錢，航空公司不願為飛機改裝強化版的近地警告系統，結果摔了飛機損失更大，才學到投資於安全才是真正的省錢。 美國企業原本也以為中央集權高壓獨裁最有效率，大企業卻一直被新創新秀超越、扳倒，才學到由下而上的民主式分散式決策的重要性，如今連百年老店綜合工業大廠奇異都帶頭發展這樣的管理方式。 落伍就是落伍，落伍不應是台灣的特色，就像我們不會到現在還在用茅坑，說這是台灣的特色不可以改，所以不准用抽水馬桶。人類原始的管理觀念都會犯一樣的錯誤，認為這些原始觀念是自己的特色不願改進，那跟清末的義和團沒兩樣，只是物質上的落差一眼可見，觀念上的落差沒那麼容易察覺。 如今透過優乃克的逾淮為枳，或許可讓我們多少察覺台灣在無形觀念上與全球的落差，不只是體育協會，社會也該是全面革新的時候了。

  台灣人民選出蔡英文總統之後，中國屢次逼迫她接受「九二共識」不成，惱羞成怒，拿觀光客當報復工具。從五二○前後至今，中國來台灣觀光的人數明顯減少，不但反映於統計數字，做中國客生意的旅遊業感受衝擊，連最熱門的故宮博物院據報導都出現「有時甚至不必排隊就可入場」的近年少見景況。 以增減觀光客人數為對付台灣的政治工具，是中國的陽謀，只要不是利慾薰心或意識形態掛帥，稍有腦筋的台灣人都可看出。二○○八年開放之後，中國客大批湧入，去年超過四百萬人，讓一味傾中的馬英九政府喜不自勝，「和平紅利」、「經濟活水」之類牛皮大肆吹擂。如今人數驟降，所謂「窮台」（搞窮台灣）政策開動，印證了一個現象：觀光客人數增減，只是中國對台灣整體戰術的一招。一如「讓利」一切攏是假，「窮台」也將以失敗收場。 中國對付台灣，從無政經分離，只有以商逼政、以經促統，這是常識。觀光客工具化的現象，八年前打算開放的階段，台灣有識之士即已嚴肅警告，如今果然應驗。事實上，不僅觀光，多年來由於經貿、投資、金融等大膽西進，台灣已高度暴露於中國風險之中。中國經濟成長滑落、風險升高是現在進行式，台灣經濟已在受其拖累。未來一旦人民幣大幅波動、金融危機爆發或中國祭出保護主義以維護其產業，台灣將受更大衝擊。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日前發布研究報告，即指出台灣面臨的這一高度危險「中國效應」。報告以出口、觀光、投資等指標占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比重加總，評比各國暴露於中國的風險，台灣因出口、觀光都高度向中國傾斜，在國際間依賴程度僅次於新加坡；當中國經濟打噴嚏，台灣將首當其衝，慘遭波及。類似觀點，見諸如今正角逐美國總統的希拉蕊兩年前警告︰越依賴中國，台灣越脆弱。 報告列出各國受影響依序為新加坡、台灣、越南、南韓、馬來西亞；相形之下，印尼、印度、菲律賓依賴中國程度低，受中國拖累風險最小。報告還以觀光為例，指台灣新政府上任後，中國明顯限縮觀光客前來；中國也曾以觀光客減兩成，對付與它有領土爭議的越南。另據報導，中國還以限制南韓影劇產品進口及韓星在中國活動，做為對南韓決定部署美國戰區高空防禦飛彈系統（ＴＨＡＡＤ）的制裁。 台灣既陷入如此險惡陷阱，新政府所應積極致力的，是逐步改變高度依賴中國的現狀，使台灣在多元、均衡發展中開創新局面。本週新政府公布的「新南向政策綱領」，是經過數月籌劃之後所提出，且列出十大行動準則。不論綱領、十大準則，或主其事者黃志芳提出的「以人為本」 路線，各方所期待的，是從以往的南向政策重新出發，記取當年未竟其功的經驗教訓，在迥異的新環境中，克服困難，以民間與政府協力合作，確實做出成績。 為推展新南向，新政府宣示不排除與中國對話，共創區域合作典範，這當然展現與人為善的基本態度，但也須做好中國不願合作甚或阻撓的備案。這是艱鉅的工作，惟以新南向只許成功、不容失敗，事屬必要；十大準則中已有參與國際合作、全面強化協商對話機制的設計，自應求其落實。 必須強調，降低對中國依賴，開展新南向，固為調整台灣對外經貿戰略路線所必要，但對內提振經濟活力、做好產業創新升級才是根本。就此而言，新政府實應善盡其責，做好提振經濟的基本工作。最近有關週休二日的爭議中，新政府並未妥善處理，不僅危及勞資互信和諧，不利經濟振興，也挫折新政府威望。 有鑒於此，蔡英文總統除了頻頻與原住民族互動，最近應可考慮安排行程，訪問表現傑出的工商企業，尤其眾多默默耕耘基層、堪為「台灣之光」的中小企業，與勞資雙方同時同場溝通互動，既為經濟活動第一線實幹者加油打氣，適時提出振奮人心的經濟願景，也將有助做好潤滑當前勞資關係的角色。振興經濟是國人最大期盼，新政府要在這方面不負眾望。

  台灣討論政治有一套模式，批評者自定一個標準，選擇性地把民調當投票，炒成雜碎，橫豎都可以油嘴，可以指名要這個、那個下台，或指點「救民調」的秘方。 如果當政者急於「救民調」，那會有「民調治國」之譏；如果執政者不顧民調下滑，那會有「傲慢、不尊重民意」之罪；如果新政府在「百日」蜜月期不成功，便會成仁。因此，老Ｋ黨看命仙可以論斷老Ｋ黨「後勢」看好。 抱歉要給民調熱和不誠實的學者潑點冷水：除選舉期間的重大民調變化外，沒有美國媒體把「民調」當實質新聞；時事評論更未見把民調當討論議題。 執政蜜月期的概念，源自美國，卻有人把它扭曲為論斷執政成敗的期限。美國的「百日」泛指新政府挾勝選之勢，可立即大刀闊斧改革，而在野黨及輿論在「蜜月」期間避免雞蛋裡挑骨頭。 與改革有關的政治「百日」，以一中一洋最負盛名：光緒的戊戌變法，和羅斯福的百日新政。光緒帝聽革新派之言，下詔變法，要大清現代化，十年內成強國，但引發慈禧太后「政變」，新政只活一○三天，光緒便被囚禁瀛台。 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獲民主黨提名競選總統，針對經濟恐慌時期人民受害、政府無所作為，提出「新政」主張，政府要介入管理經濟、建立社會安全網及分配資源，獲大勝；上任「百日」，關鍵性立法及行政措施都付諸實行。 因大清帝國敗於明治維新的日本，而明治維新是執政四十二年的總稱，不止「百日」；國民黨羞於引以為例，它敗選下來，一面厚顏阻擋改革，一面畫百日為終點，搬弄民調當算命仙，真是「嘸話講傀儡」！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