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看到在中國的台商，又有一個在台灣報刊「被道歉」，相信不少台灣人有個最直接的感受：中國好噁心。怎麼個噁心法呢？如果這種手段，也算是對台統戰績效，就能讓中南海自嗨，不噁心嗎？ 二○○五年，許文龍事件，是台灣人第一次見識到唯物論的威力，或者說所謂「以商圍政」的具體實踐；二○一八年的今天，李榮福不過是回台參加海基會的春節聯誼，在受訪時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被當地台商協會除名，中國客戶更是公開劃清界線、取消訂單，導致當事人被迫登報道歉，比許文龍「反台獨」還要卑屈，就知道這麼多年來，中國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非但沒有緩解，病情還愈來愈嚴重。 李榮福錯在哪裡？原來是因為他說了：他的公司很早就實施人才本土化政策，台籍幹部人數不多，因此中國航空公司禁飛春節包機，對公司影響不大。就這樣，他成了發表「涉台不當言論」的十惡不赦，於是必須寫下支持「九二共識」、「兩岸一中」的悔過書，以示交心表態、坦白從寬，這情節不滑稽嗎？ 做到號稱是中國第三大的製罐廠，大量提供中國人民就業機會的台企，又如何？在中國失去言論自由也就罷了，中國要他回到台灣也要繳械言論自由，否則別想賺中國的錢。說穿了，就是這麼回事。 話說回來，不論是許文龍、李榮福，或是這些年多少在屋簷下低頭的人，他們嘰哩咕嚕地講了這麼多，台灣追求到了沒有？不僅沒有，每發生一次這樣的事件，就深深提醒台灣人一次：好在台灣是個民主國家，得以擁有思想自由、獨立判斷，有多重要。 這起事件，也讓我們檢討，從國民黨時代沿襲到現在的海基會春節聯誼，這類大拜拜儀式，是否也到了該轉型的時刻？有多少台商與會，能視為兩岸關係的溫度計嗎？台商公開講了什麼話，或不講什麼話，這種表面工夫，有什麼實質價值？ 政府毫無疑問要成為台商的後盾，實際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在中國經營的困難，絕對要比過往更全面、更深入地去探查，這些在兩岸來來去去的族群，也是非常寶貴豐富的資料庫，值得海陸兩會私下與他們擴大接觸，密切聯繫，提供一切的奧援。 記得馬英九時代，有一名在中國看似非常風光的大台商，曾經主動找上當時的陸委會主官尋求幫忙，把門關上，對於老共，他什麼難聽的話都說，不僅反過來要求馬政府在兩岸經貿談判時有些底線不能亂放，暗地裡還捐款給受害台商組織，資助這類民間團體發聲，與其外在形象判若兩人，就是一個例證。 蔡英文時代，中國台商的處境固然不同，但也出現發展新型態的廣大空間，卅一項措施的出台，即不言而喻，務實的政府，聰明的台商，絕對大有可為。

美國總統川普終於祭出殺手鐧，將對中國出口美國高達六百億美元貨品課徵高關稅。（路透）   一向對中國疾言厲色，卻常被質疑輕輕放過的美國總統川普，終於祭出殺手鐧，將對中國出口美國高達六百億美元貨品課徵高關稅。不過，仍訂出六十天諮商期。川普聲稱，佔美國便宜的時代結束了，大家要記住「互惠」這個字，凡課美國關稅，美國也要回敬。中國則立刻宣布反制措施，將加徵部分美國進口產品關稅，規模約三十億美元。兩方對抗形態緊繃，一場波及全球的貿易戰瀕臨爆發，驚動全球金融市場，引發重挫，哀鴻遍野。 美中貿易戰看似勢均力敵，但美國擁有雄厚的對抗籌碼，中國則顯得虛張聲勢，因此保護主義戰火之下雖然沒有贏家，但這場對陣可能是中國大輸、美國小輸的結局。而這大輸、小輸的差別，便足以影響國家經濟的興衰。此因，美國將對中國航太、資訊、通信科技及機械工業在內的產品課徵二十五％的從價稅，顯然就是鎖定「中國製造二○二五」的十大戰略性產業，如此一方面可解決貿易失衡，一方面更可阻止中國成為製造強國。相對的，中國報復標的集中在農產品，似乎意圖藉此撼動支持川普的農業州，利用選票壓力迫使川普妥協。對比之下，美國即使遭到反制，也不難找到出口替代市場；而中國卻承受產業轉型不順遂的風險，維持經濟成長出現重大變數，可說戰火初啟，已注定是最大輸家。 然而，中國固然是此一影響全球的貿易摩擦中最大受害者，國人卻也必須了解，台灣恐將遭受池魚之殃，經濟受到重創。台灣以貿易立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高達六十七．七％，原本即容易受到貿易保護主義之衝擊，加上去年台灣出口銷中金額為一三○二億美元，其中有八十七％為中間財，金額約一一三三億美元，對中國的中間財出口佔ＧＤＰ比重達十一％，大部分為高科技產品，乃是美國懲罰中國的重點，因此在兩隻大象打架中，容易成為替罪羔羊或人質。新任央行總裁楊金龍研判，台灣受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直接影響大，產出減額將為ＧＤＰ的○．八％；若加上中國報復措施的影響，產出減額將達ＧＤＰ的一．八％。可見一旦美中貿易戰火延燒，現已出現復甦跡象的台灣經濟前景恐難樂觀。 多年來，吾人一再提出警訊，直陳台灣對中國經貿依賴日漸深化，不但導致經濟邊緣化，更於無意之中培養出一隻足以吞噬自己的怪獸，如今更成為美中貿易戰中的無辜受害者，可說台灣資金、人才、技術西進中國的惡果，已然一一浮現。其實，台商固然是西進的唯一受益者，但是，近年其利用價值所剩無幾，中國乃以產業轉型為由，施以騰籠換鳥手段，將之驅趕往內陸發展，成為無根的企業遊牧民族，落得朝不保夕的命運。換言之，西進的結果，台灣已成為輸家；儘管如此，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及經貿往來仍然佔了極大比例，台灣被邊緣化的情況日益嚴重。除此之外，高度依賴、集中化、單一化，形成難以控管的風險，無法因應外在環境的衝擊；亦即，當前美中貿易戰之下，台灣之所以陷入艱困處境，皆源自於經貿向中國過度集中化，自作自受的下場。 嚴重的是，川普標榜美國優先，將經濟安全當成國安問題，採行貿易保護主義，未來全球貿易勢必爭端不斷，而台灣經濟重心在貿易，幾乎難以逃脫遭到波及的命運。加上中國的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有限，若是貿易戰延燒，則缺乏談判協商的籌碼，有效保障自身權益。所以，對於美中對抗，國人不僅不應有幸災樂禍的心態，更應做好產業轉型與經貿的調整，推動製造本土化、強化研發創新、吸引投資擴大內需，以壯大台灣經濟的體質，降低對中經濟依賴，方可因應各種外在環境的動盪與挑戰。而要達成上述目標，則有賴基本面的改善，包括解決「五缺」，推動基礎建設與政策法令之修訂，延攬外國專才與移民，改革技職教育等，才能促成台灣經濟的永續發展，確保在美中及未來此起彼落的貿易戰中，得以安身立命。

  日前有台灣漁船疑似因越界捕魚遭到日本政府噴水驅離。一如既往，那些親中的政客跟媒體也一定會藉機煽動反日仇日情緒，批評政府無能、指責政府對日本不夠強硬。 但根據三月八日當天包括親中媒體在內的所有媒體都有報導，這次根據「東半球28號」自己船上的「航程紀錄器」（VDR）都已證明漁船不但越界，且有作業捕魚行為。漁業署也認定該船不但有三項違規，還違反娛樂船的相關法令，可能會被吊照。 其實今天如果是中國或日本漁船越界來台灣捕魚，我們當然會希望政府將越界的外國船隻逮捕或至少驅離。因為各國政府當然都有責任維護自己國家的主權跟經濟上的權益。台灣漁船越界捕魚被驅離，說實在的對方已經非常客氣了。 二○一二年三月，帛琉警方直接開槍打死一名越界的中國漁船船員，連人帶船一起扣押逮捕廿五名船員。結果中國政府不但出面道歉，還繳交罰款才把被判刑確定且服刑中的廿五名船員贖回。中國外交部事後還向帛琉政府「感謝」其「合作」。面對帛琉這樣的小國家，中國船員被打死，中國政府沒派航母跟轟炸機去討回公道，反而賠錢又感謝帛琉政府。我不知道那些親中政客跟媒體做何感想？ 相對台灣的海外詐騙集團，不管犯罪事實是否成立，台灣社會似乎普遍認為台灣的刑罰不夠嚴厲，樂見這些詐騙犯直接到中國受審。但同樣是像小偷一樣的越界捕魚行為，台灣社會跟輿論卻常常不分青紅皂白的要求政府要強硬護航力挺到底。台灣社會難道沒有討論是非的空間跟明辨是非的能力？是不是一定要迎合中國，遇到日本政府，任何錯的事情也一定要變對的？如果中國政府來抗議台灣驅離越界的中國漁船，台灣人又做何感想？ （作者從事半導體業）

  關於陳建良、管中閔的論文（下稱陳管論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ECFA）政策效果評估 國際貿易實證」（2017/04/11），和張瑋玲的碩士論文（下稱張生論文）「ECFA貨品早收清單對台灣出口中國大陸之影響：差異中差異模型之分析」（2016/07/30），是否陳管論文有抄襲張生論文之嫌？我們重閱雙方論文，並參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的比較報告「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Chen-Kuan(CK) paper(2017) and the Chang Thesis(2016)」（http://www.natpa.org/index.php/recipes/211-the-final-report-regarding-s-accused-plagiarism-case），結論是：陳管論文確有多重抄襲張生論文，有些部分原封不動照抄，有違反學倫之實。 陳管論文摘要寫道：「本研究是文獻中首次採用差異中差異模型，計算ECFA的政策效果，提供了不同於現有一般認知的實證結果。」這是違反事實。因為張生比陳管論文早九個月前就已發表的碩士論文就是討論相近且重複的議題。更重要的是陳建良是張生的指導教授，陳與其他兩位論文委員校外教授，曾在二○一六年七月卅日就核准了張生論文。陳不可能不知道張的論文。陳管論文宣稱「首次」，實屬不實。 觀諸陳管和張生的論文，張生論文嚴謹遵守論文寫作倫理。張引用陳管的部分，清楚標出「引用自陳建良、管中閔手稿（2016）」且都集中在其論文第四章第一節的敘述統計部分，共有五表六圖（分別是表4-1、表4-2、圖4-1、圖4-2、表4-3、圖4-3-1、圖4-3-2、圖4-3-3、表4-4、圖4-4、表4-5）。另外張的指導教授陳建良也核准了張生論文內註明的「自行整理」、「自行計算」、「自行統計」、「自行分組」。也因此，別人若引用張生論文內張生的研究成果，就應該註明「引自張瑋玲（2016）」，或者加以括弧註明，這是任何一種論文寫作之最基本的學術倫理。 但我們看張清楚註明屬於自己做的圖表，卻出現在陳管論文，如張的「圖2-1」對應陳管論文的「圖1」。也如陳管論文「表3」的全部數據來自張生論文的「表4-8」、「表4-9」、「表4-10」等，卻看不到陳管註明表3是引自張的碩士論文。 在張生論文，有引用工商時報、自由時報、中央社等等的資料，張生將之編為表格分析。在陳管論文中也有引用一些相同報導，但僅在文內註明報導年度，沒有註明何月何日的報紙，也沒在參考文獻內一一列出。這種兩文內容極為相似，而後來才發表的陳管論文卻沒有註明出處，在文中很多地方出現。如張生的第十二頁、十三頁和陳管的第五頁、第六頁。我們高度質疑陳管論文在這一部分涉及抄襲張生論文，違反學術倫理。 另一方面，在參考文獻，管陳有十二篇，張生有廿二篇，有六篇相同。就管陳論文來說，已經有一半是相同的。這還沒有提到他們都有用到、卻只有單方列為參考文獻的部分。根據調查，台灣有關ECFA的學術論文至今不下兩百篇。 因此兩文的相同性很高。雖然陳管論文引用其他一篇碩士論文，就是沒有張的碩士論文。再說，陳管論文的分析模型「差異中差異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沒有引用一些涉及此模型與其應用的國內外文獻資料及討論利弊，以強化他們論文的立論基礎與價值。反而張生卻引用國外文獻並討論國內有關「差異中差異模型」的相關論文。 陳管論文與張生論文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密，絕不能以張生參考文獻有列「陳管手稿（2016）」，就說陳管論文沒有抄襲。更不應該以管中閔曾有「不知道有這一篇文章」的反應，就說此陳管論文與管中閔沒有關係。掛名共同作者就需共同負責。否則楊泮池校長也不需因掛名共同作者的論文有爭議，而以放棄續任下台負責。我們必須尊重學生的研究成果，明白列出學生（國際慣例），不應該出現陳管論文有高度抄襲張生論文、違反學倫的問題。這種基本學術倫理問題不嚴正處理，如何教導學生扎實做學問，台大又如何堪稱引領台灣學術發展的龍頭？教育部推行高教深耕計畫，也應該從這一點開始。 （作者為台大校友，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李敖死了，為戒嚴時代的文壇風雲人物敲最後一個鐘響，如此而已。我們為他年輕期的捲起文化風潮，而擊掌不已，為他後期的自我背叛而不勝唏噓。（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李敖死了，為戒嚴時代的文壇風雲人物敲最後一個鐘響，如此而已。我們為他年輕期的捲起文化風潮，而擊掌不已，為他後期的自我背叛而不勝唏噓。 李敖一生在社會的價值，可以有兩種劃分法。一是《文星》與非《文星》，一是自由民主與反自由民主。 從投稿《文星》、當文星書店的編輯，到文星書店被查禁的文星時期，主要是以蕭孟能先生的文星書店為平台，聯繫當時台灣的文人雅士，藉出版各種現代小說、評論與雜誌，引介西方文化，在死寂的戒嚴時代，捲起新文化風潮。後因《文星》的論點觸怒當道，而被迫關門，也結束這個時代。 文星時期的李敖會成功，主要是文星書店創辦人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國民黨的報界元老（曾任最頂峰時期《中央通訊社》社長）、國民黨中常委、立法委員，蕭同茲及他的朋友，對《文星》的事情可以護航。因此這樣的文星書店，有其特權來引領風潮。當然我們也不可忽略蕭孟能有這份心，李敖有如此的才，方有那樣的成功。 特權在這邊扮演重要角色。在1950到1970年代，整個文壇、出版界，都以外省人為主。一方面當權的國民黨，對非其族群的本省人不信任，也不會給予很大的發言空間。一方面日本時代培養的那些擅長以日文表意的文人、學者等，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若不是被殺了一大堆，如：林茂生博士等，就是嚇了不敢提筆為文，如：張文環、龍瑛宗。而且他們的日文文章，在國民黨時代也不允許出版。 即令外省人，也有特權及非特權的關係。一如雷震的《自由中國》，若非他的政治關係，也不可能有如此強烈政治風味的雜誌，而其雜誌內的重量級主筆、寫手，甚至是工作人員，也多是外省人為主。沒有這麼大的言論空間，雷震的《自由中國》聲勢不會起來。而有這樣的聲勢，若沒有政治為之護航，也很容易被兩蔣的勢力所壓制、剷除。 以此觀之，文星書店能成功，不可欠缺他的政治背景。同時，也因為這樣的政治及其文化背景，才有機會讓許多外省籍的文化政治菁英，敢在這邊發表文章、出書。簡言之，那些外省籍文人、學者，和當時的文星書店，乃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關係。李敖可以說是這個狀況中的重要角色，但若說他躬逢其盛，乘勢而起，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我們會這樣講，乃因為後來的時局變化趨向和平，文壇也相對不會那麼肅殺，李敖的聲勢就弱了不少。《文星》之後的李敖，雖然在一段因政治因素被關之後，也重出江湖，透過《中國時報》這個媒體發聲。在當時，能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文章，算是相當好的機遇。金恆煒總編曾說，當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副刊，在當時的重要性，幾乎佔發行量（記憶如此）的一半以上，能在這邊發聲，甚至比以往在文星書店時，更能讓全國人知道。但李敖的影響力，已遠不能和他在文星書店時的聲勢相比，已經消褪很多。 在往後媒體相對更自由的時期，李敖也辦了《千秋、萬歲》評論雜誌，一如他以往掌握文星書店那般，但就看不出他能引領風騷。乃至更後來，他介入電子媒體，但影響力已時不我與，變成邊緣人了。 特權消失是李敖時代不再的重要原因，另一則是他此後的雜誌都是一人作者、一人成書、剪剪貼貼，重複來重複去，鮮有拿得上檯面的文章，多是書名或標題嚇人引人而已，含量成分十分稀薄。好聽是生產力很強，但仔細檢視，已難稱為作家或文化人了。 解嚴之後的李敖，無法發揮如之前那樣的影響力，甚至百分之一都不如，恰好印證他戒嚴之前的影響力，乃是特殊時空的特殊產物。 從自由民主的角度看李敖。李敖早期雖然才氣縱橫，但中期後來或許始終生活在想像與過去。在解嚴之前，李敖始終強調民主自由、學術自由和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點他和鄭南榕是契合的。雖然李敖是統派，鄭南榕是獨派），甚至全面西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不僅美化歐美民主自由的風氣與生活態度，甚至也強調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時代，都比國民黨時代好太多了。但解嚴之後，台灣逐漸進入民主自由，學術也自由了。李敖卻逐漸掉隊丶脫隊，終於只好與專制體制妥協，甚至台灣混不下去，只好跑去投靠中國政權和共產黨，博取溫暖和掌聲。 李敖在右派的法西斯政權下反右派政權，在民主時代卻支持、歌頌左派法西斯政權。這是他的悲劇。那麼他之前強調的民主自由，也僅僅只能說是用於反兩蔣、國民黨的工具。他喊的很漂亮，卻經不起檢驗。檢視後來李敖往來的對象，其實都具有他在戒嚴時代批判對象的特質。他甚至與「文化黨衛軍」宋楚瑜交好，惺惺相惜，和後來的性侵犯馮滬祥搭配，代表新黨選正副總統，選到後來，人卻神隱不見了！其政治人格之低下，令人難以接受，也使人不禁搖頭嘆息。 李敖早期治學勤奮、嚴謹是許多人所稱讚、強調的，但他學術只往歷、治學的脈絡放置，放置在學人熟悉的學術脈絡，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到後來，不進則退，一直倒退嚕，只剩在舊紙堆裡剪貼文章，和對外一隻嘴而已。社會上有一陣子居然流傳「李敖大師」之名，令識者啼笑皆非，而他自己卻以之而洋洋得意，頗有齊人「驕其妻妾」之況。 李敖和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台灣人背景的學子，有一個很大差別。他能知道許多民國文人的雅聞風格，但一般台灣人沒有。甚至這些人在家裡，也不一定能從父兄輩那裏，知道學者典故與風範。一則台灣人很多沒有辦法接受高等教育，一則在戒嚴文化下，緬懷日本時代，很容易惹禍。但身為外省人，父親又曾接受北京大學教育，他當然有這些故事。但除了這些，他有甚麼樣的學術成就呢？沒有。 他進行的許多考證，表面上成就很大，但這是在封閉的台灣才有的價值，也許在中國或國外，早就是公開的消息。例如：蔣介石變造照片，把幾個和孫中山合照的軍事將領都刪掉，僅留下蔣介石一人。這種照片改造的手法，在中國早就知道。但這卻是李敖在做的「考證」工作。甚至人家早已經考證出來，他卻故弄玄虛，佯裝認真其事的分解國民黨的偽造手法，表示自己能力很強。這種狀況在李敖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有很多，重複的更多。 就算不提這些道德上有瑕疵的行為，他在學術上又有怎樣的成就呢？或許僅有考證、驗謊的功力很強，其他並無法提出更強而有力的學術論述與說法。那樣的人在學術界裡一大堆，可能不一定有他博，甚至也沒有他那麼勤，但這並不特別。而以李敖提出的那些考證新論，在學術界中，其實價值不高。李敖常強調看不起殷海光的幾個徒弟如：劉福增、張灝、林毓生，但這些人的學術成就都遠高於他，但李敖只會自吹自擂是有何等高成就的人，還偽造大師對他的首肯。 李敖很欣賞崇拜胡適，也想要做胡適那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事業。他的確有做，也曾在台灣有一番事業。但放置在社會現象與歷史結構去理解，胡適的確在眾多競爭下，替封閉的中國帶來新氣息。李敖卻是在人為製造的後退專制氣息中，以其特殊的地位與膽識，帶給台灣新氣息。但這種新氣息，卻是荒謬時代的荒謬產物。一如李敖是荒謬時代被耽誤的人才一樣。 李敖後來會擁護獨裁、中國共產黨，其實不需要討論。他這樣的作為跟國民黨台灣的八百壯士、新黨、統促黨等統派的作為完全一致，或許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性之一吧？放置在這個結構下去看李敖，相較於他以往的言論，對李敖是很不堪的，但李敖本人的人格，或許就是那麼不值得推崇吧？ 文化的李敖在文星書店關了之後就死了。鼓吹民主自由的李敖，在台灣民主自由化後就死了。李敖現在過世，僅僅只能說是一個人的過世，對整個社會，其實沒有甚麼意義。

在中國推出所謂惠台卅一項措施之後，川普也簽署了參眾兩院通過的《台灣旅行法》。法案通過後，首位訪台國務院高層官員、亞太副助理國務卿黃之瀚，也跟蔡英文總統見面同台。 總統蔡英文（左）21日晚間在台北君悅飯店出席美國商會「謝年飯」晚宴，和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卿黃之瀚（Alex Wong）（右）等人一起合影。（中央社） 這又引起中國抗議叫囂！但試問：台灣若是中國的一部分，那任何美國官員訪台，就等於訪問中國啊！中國有啥好抗議的？ 台灣若非中國的一部分，那任何美國官員訪台，中國有啥好抗議的？ 而且竟不是由國台辦出面，而是由外交部帶頭在記者會上對此發表抗議，那豈不是又等於承認台灣不屬於中國，所以這是外交問題？ 國民黨跟統派，長久以來掌控了媒體發言權跟話題詮釋的優勢，近年來變成國共合流，沆瀣一氣。而許多台灣人，即使不挺藍，也都習慣了這樣洗腦薰陶下的思維。 頭腦清醒一點，就可反問中國跟統派，如果真想惠台，為何反對美國訪台？美國官員訪台若是傷害台灣，那以台灣父母上朝自居的中國，該去懲罰美國啊！若訪台無害，甚至對台有利，那宣稱要惠台的中國，該高興都來不及了！ 經濟上的承諾，問問那些去投資設廠，結果技術被山寨、廠房被侵占、獲利無法匯出的外商跟台商，就知中國信用度如何了。 這證明惠台是假，想併吞統一才是真！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台灣大學校長當選人管中閔在獲選後風波不斷，管中閔昨打破沉默指遭「政治恐攻」，並籲教育部在月底前准許或否決他擔任台大校長。資料照片 陳良博／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榮譽教授 神隱幾個月的管中閔昨天終於現身了。但是他現身並不是要釐清任何疑慮，而是以高姿態對教育部發出通牒：三月底前對其人事做個決定！一個人品有極大爭議、過程有嚴重瑕疵、背景有政黨陰影的人能夠如此厚顏囂張，如果教育部居然也就發聘了，那麼不但這個教育部長該下台，整個執政團隊都會被人恥笑。 有些深藍媒體與不明究裏的人把台大校長爭議簡化為藍綠之爭，那是惡意的扭曲。 管中閔的論文有沒有抄襲、獨董是否未核准即上任、有沒有非法在廈門大學兼職、兼職所得有沒有誠實報稅，都是「事實」問題，有就有沒就沒，跟藍綠有什麼關係？他與蔡明興對彼此的利益關係隱匿不揭，使得迴避無從執行，更是違反遴選辦法的程序正義瑕疵。單單這一項程序不正義，教育部即足以將台大公文退回重議。更何況，其他的非法至對岸兼職、非法就任獨董，也都使得管中閔提送之資料「實質誤導校務會議代表與遴選委員」，也是廣義的遴選程序瑕疵。教育部法理情皆無理虧，為什麼要受逸仙學會、政治勢力的要脅？ 如果違法亂紀事例彰彰甚明、程序不正義昭然已掲，結果教育部現在因為「受到威脅」而核定了此案，難道政治掛帥的媒體與教授會感激？他們必然會得寸進尺。即使核定之後，諸如「賴揆染指未遂」、「蔡英文踢到鐡板」、「民進黨終於嘗到厲害」等詞語，都可以繼續罵到年底選舉。 什麼是大學自主？大學自主必然是築基於領導人的高尚品格、無私奉獻、與超越政黨意識形態的視野。如果校長候選人在充滿瑕疵的違反程序正義中當選，再靠逸仙學會與深藍閣員偏袒、特定媒體的炒作，就既遂其謀，這哪是大學自主？教育部在這裡退縮，就是大學獨立自主的最大罪魁禍首！

  今年1月9日，《台灣旅行法》（HR535，Taiwan Travel Act）在美國眾議院口頭表決，結果無異議通過；2月28日，在美國參議院又獲得一致同意。案子送到白宮川普總統辦公桌上，川普沒有予以否決，也不是消極地讓法案自動生效，而是選擇在期限的最後一天（3月16日）簽署此法案而生效！ 鼓勵台美所有層級官員互訪的《台灣旅行法》之通過立法，意義有幾個──        （1）它對美國而言是一小步，對台灣而言卻是巨大的一步：美國所有層級官員要到友好國家訪問，可說暢行無阻（想邀請美國總統參訪，恐怕還要大排其隊）！職是，對美國而言，把台灣納入所有層級官員的訪問對象，只是錦上添花罷了！反之，除了極少數「邦交國」在有求於我或我方主動送大禮的情況下，否則連總統平常要出訪都可說是寸步難行，《台灣旅行法》對台灣而言不啻是雪中送炭。回首過去，台灣總統途經美國只能屈辱地「過境加油」，還要被限制約束不能見誰，不能談這說那的。現在，鬆綁了，可以開大門走大路了，這當然是台灣向外走的一大步！   （2）讓台灣看清誰是敵、誰是友：美國以《台灣旅行法》向台灣遞出橄欖枝、伸出友誼之手，這是好事一樁。反觀中國，打從美國國會開始推動《台灣旅行法》，就又是抗議，又是放出狠話稱「該法案將為中美關係帶來嚴重後果」，其《環球時報》在今年1月10日社論更小鼻子、小眼睛地指稱「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台灣旅行法』是『摧毀台灣法』」，3月16日該報更喊殺喊打聲稱「一旦台灣旅行法成正式法案，中國將武力解放台灣」。誰是台灣之友，誰是台灣之敵，真是再清楚不過了！   （3）台灣要選對邊站：台灣夾在美、中兩大之間，因為其中的中國擺明對台灣有主權的宰制企圖，更有領土的野心，是則台灣已無不選邊站的空間！剩下的，就是在自由、民主、人權的美國和專制、獨裁、極權的共產中國之間的抉擇。當然，選邊站的台灣，永遠不可對可能被出賣一事掉以輕心。不過，在美國，連小小一個《台灣旅行法》都要經過眾議院、參議院、總統的層層關卡；在中國，連修改憲法這等國家大事都是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要出賣台灣，中國容易還是美國容易？  （4）台灣要大膽走自己的路：《台灣旅行法》讓中國跳腳、惹中國不高興、更招來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於3月20日進入台灣海峽躍武揚威一番，是又如何？台灣不是為了討中國高興而存在的！中國既然敵意台灣，那對中國不利的，就極大可能是對台灣是有利的、好的；中國叫囂警告不可以的，台灣就該評估其可行性、考慮去做。反正，國際組織幾乎早都被拒門外、經濟早已從夥伴關係質變成競爭對手關係，台灣再慘、再壞也不過如此。 或謂，中國還有最後一招，那就是一一拔掉台灣的邦交國！是又如何？台灣有沒有這些國際社會無足輕重的邦交國，真有差嗎？不客氣講，台灣愈早走出邦交國的數字迷思與綁架勒索迷思，愈早能海闊天空！讓中國知道，有美國的《台灣旅行法》加持、有日本311大地震後患難見真情的友誼，台灣就是一個邦交國也不剩，也沒有什麼好輸的，更無任何的遺憾！不是嗎？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副秘書長，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準台大校長管中閔。中央社記者孫仲達攝　107年1月16日 (來源 中央社)   有道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拜科技之賜，舉凡拍過的影像、說過的話語、寫過的文字，事後想打混耍賴、想瞎掰否認、甚至於想顛倒是非黑白，都難逃無情的肉搜打臉！ 想用一個又一個謊言掩蓋事實真相既然會輕易被拆穿、 想神隱拒答以時間換取空間既然難以得逞，是則，像侯友宜、馬英九、王清峰、管中閔等人，面對外界的質疑挑戰時，最好的回應方式其實就是老話一句： 誠實才是上策！ 1989年4月7日清晨，台北市民權東路550巷3弄9號3樓（即今民權東路3段106巷3弄11號3樓），在門內的，是為捍衛百分之百言論自由不惜自焚殉道的鄭南榕，門外帶隊的中山分局刑事組組長侯友宜，扮演的又是怎樣的角色？參與拘捕行動的刑事巡官鄧巽昇在接受採訪時公開表示「面對一位未知數的狂徒，直叫人膽寒」，隔日的聯合報則報導「警方強調，逮捕行動絕對合法，毫無瑕疵…」。這股肅殺之氣，事隔近29年後，卻變成侯友宜在《自由時報》專訪中宣稱的「當年警方任務除了依法拘提，更重要的是『救人』」，「是一場『不完全成功的救援』」。只是，說要「救人」，出動的不是救護車而是大批的霹靂小組，說得通嗎？ 法學教授陳長文在2010年1月25日投書《聯合報》，痛斥檢察官侯寬仁調查「太極門」事件疏漏。時任總統的馬英九在該投書剪報旁親批「請王部長清峰一閱並說明」並押注「英九 九九，一，廿五」等字，「下條子」給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峰；王清峰在10天後發函高檢署，指侯寬仁偵辦馬英九首長特別費案涉筆錄嚴重失實，要求查明失職人員之行政責任並將懲處結果具報，侯寬仁終遭記申誡處分。 新上任的陳師孟監委認為「下條子」的馬英九已明顯妨害司法公正，當事人王清峰則透過簡訊回應：「馬英九並沒有交辦要議處侯寬仁，至於當年如何處理剪報，因時隔太久已不記得」。 如果條子只寫著「請王部長清峰一閱」，還可以說是在奇文共賞；加上「並說明」三個字，沒有指揮辦案嗎？更想問的是：王清峰在法務部長任內如果只接到這麼一次馬總統的「條子」，想必印象深刻，當時是如何處理的有那麼容易就「不記得」？如果當年三天兩頭就接到馬總統下的條子，8年後要追憶其中某一次是如何處理的，說時隔太久已不記得就合理多了！是則，王清峰是真的已不記得，還是選擇性失憶？ 爺們管中閔對外界火花四射的質疑，其回應方式則是全然不同的典型：台哥大副董事長蔡明興貴為台大校長遴選委員，候選人管中閔的台哥大獨董身分為何沒有事先揭露？管爺的台哥大獨董職務有沒有違法偷跑的時間差？管爺掛名的研討會論文與暨南大學張姓學生碩士論文是抄襲還是被抄襲的關係？管爺有沒有違法在中國多所大學兼職？這些問題，管爺都可輕易給答案的，卻選擇徹頭徹尾的神隱，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總之，當初因選邊站而意氣風發、而官運亨通，如今時移勢易，是敢做敢當的漢子，至少承認當年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衷，以尋求諒解與救贖之道；不此之圖，倒把為虎作倀說成救人英雄，欲置天理正義於何地？手握司法權柄者，不能捍衛、伸張正義也就罷了，反將它當黨同伐異、公報私仇的具， 如此司法如何贏得民眾的信任？面對質疑選擇裝聾作啞之士，假如順利坐上台大校長寶座，台大會往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 （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副秘書長，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藍天行動聯盟秘書長、退休上校繆德生上月27日參與反軍人年改抗爭，因攀爬立院建築物，不慎失足墜落喪命，家屬上午舉辦公祭，藍天行動聯盟舉行「繆德生烈士紀念大會」。活動過程中發生零星衝突，包括因為現場五星旗太多，期使與現場參與者起衝突；最後到了總統府前舉辦燭光追思晚會，但因為旗陣搞不定而起內訌。 誠如以前某退將在中國所言，國軍與共軍都是中國軍，實在一點也不錯，不要再「假仙」了。他們還舉標語說：「民進黨踐踏軍人，共產黨尊重軍人」，那麼為何不回「祖國」去受「尊重」，老是在台灣胡鬧是為什麼？共產黨如果尊重軍人，為何近年來，中國有許多軍人「上訪」抗議領不到退休金？人在福中不知福。反年改這樣胡鬧只是讓人更無法認同，連國民黨的形象也受波及。 誠如以前某退將在中國所言，國軍與共軍都是中國軍，實在一點也不錯，不要再「假仙」了。他們還舉標語說：「民進黨踐踏軍人，共產黨尊重軍人」，那麼為何不回「祖國」去受「尊重」，老是在台灣胡鬧是為什麼？（吳思瑤委員臉書）   「湊熱鬧」的統促黨總裁張安樂發言時表示，「五星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都是中華民國的延伸，然黃埔精神在台灣已蕩然無存，相信要再給中國一段時間，他們會發展中國特色的民主。張安樂還說，「中華民國旗」之所以沒被拆除，國號也能保留至今，是因為有「五星旗」的存在，未來台灣終將面臨統一的結果，如今倭奴當道，台灣最終可能被解放軍統一，然卻要他們做砲灰。 「湊熱鬧」的張安樂發言時表示，「五星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都是中華民國的延伸，然黃埔精神在台灣已蕩然無存，相信要再給中國一段時間，他們會發展中國特色的民主。（資料照） 現在中國式的「民主」，如同以前阿歐西的萬年國會，不是已經令人大開眼界了嗎？何必等到將來？ 張安樂還說，中華民國旗因為五星旗而存在，可見阿歐西還在嗎？還是只有在台灣「自爽」？人家的國旗、國歌至少與其黨旗、黨歌不同，阿歐西的國旗卻與其黨旗只差了一種顏色，國歌卻是國民黨黨歌「偷渡」，則誰比較霸道，誰比較「民主」些？ 前主播、統促黨發言人璩美鳳也來到現場聲援反年改團體，她受訪時表示，柔弱的婦女同胞之所以要支持軍人，就是因為沒有軍人就沒有國家、沒有安全，也沒有和平和安定，現在軍人的尊嚴受到踐踏，誰來保護老百姓？軍警消防都是保護人民的安全，因此今天她們獻出自己的力量，為軍人發聲。 前主播、統促黨發言人璩美鳳也來到現場聲援反年改團體。 （中央社） 試問，這些反年改的人能代表所有軍人嗎？真正愛國的軍人有像他們如此不像話、自私自利、沒有同理心嗎？像孫立人與其部屬才是真正有功於國家的軍人，這些人退伍後一毛錢也沒有，許多人被政治迫害，包括許多女性軍中幹部，都被送到綠島「唱小夜曲」，遭受非人待遇，以前電視劇「台灣百合」尚且無法描述其悲慘於萬一！現在有幾位婦女如璩美鳳這樣胡亂支持反年改人士？ 反年改人士可有同理心？難道只有你們很「偉大」嗎？除了孫立人將軍與其部屬外，你們能比得上真正為國為民的陳樹菊、莊阿珠與沈芯菱等平凡婦女嗎？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常捐款給其母校，黃埔軍人有幾人能夠？一些「牆頭草」將官不知已領了多少退休金，問心無愧嗎？一些職業軍人在軍中做些甚麼貢獻？大家心知肚明，不要欺騙沒有當兵的人。許多軍人當兵之前很愛國，當兵之後很失望，並非無因。 總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沒有人在侮辱你們，是你們自己在侮辱自己。   （教師）

李敖死後褒貶不一。圖為新北市立圖書館舉辦李敖書展。（新北市文化局提供） 台灣經歷從戰後的專制威權統治到如今自由民主時代，但在邁向正常國家社會之路，至少還有轉型正義的重大工程尚待完成。其中，政治上的轉型正義是現在進行式，處理不當黨產是其犖犖大者。同時，從最近台大校長遴選及李敖去世所引發的爭議來看，很顯然地，我們的學術及文化界也需要轉型正義。 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被踢爆在中國廈門大學等多所大學兼課，涉及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等三大法律，台北地檢署已展開調查其間有無觸及刑責。管中閔參與遴選的爭議不少：其中，未做事前公開揭露與利益迴避，違反公民社會慣例；論文抄襲疑雲，攸關學術基本倫理；到中國兼職涉及違法亂紀，除了可能有危國安，還不合「公務員不得赴中國兼職」的法令明文。 李敖死後，各方為他蓋棺論定，褒貶不一。李敖一生，早年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且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為民主自由發聲，遭當局羅織為政治犯。其後從政，再改往中國發展。經此轉折，其思想也從自由主義轉為民族主義，晚年為中國當局處理六四天安門事件辯解，要共產黨再統治中國一千年，也嘲諷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異議人士劉曉波。 這樣的一生言行，必然招致爭議。回報李敖的大力捧場，中國官方對他唁電讚詞鮮明，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以「擁護國家統一，反對台獨分裂」致敬，海協會長陳德銘稱他「胸懷大義，擁護統一」。無獨有偶，台灣蔡英文總統和文化部長鄭麗君也同時稱讚李敖，還打算由總統明令褒揚。 兩個政府同時推崇李敖，各取所需，各自截取其人生片段加以論斷。李敖一生反蔣、反國民黨、反民進黨、反台獨、反日、反美；唯獨對共產黨小嘲諷、大吹捧；中國政府投桃報李，事有必然。台灣官方的反應或可以場面話看待；但褒揚令之議，自屬多此一舉。其結果是，李敖家人謝絕，且招致「習近平『褒揚』蔡英文派『令』」時論譏評，自取其辱。 總統褒揚令理應表彰社會典範人物。李敖所稱的「騙子詩人」余光中，固不夠格；要褒揚李敖，也很離譜。文化部說，李敖是「對抗威權體制的一代文人」，這話只適用他的早年，晚年已然轉而歌頌中共黨國這個舉世最大的威權體制；同樣地，「自由主義精神的重要啟蒙人物」也晚節不保。若從台灣主體角度實事求是，準確評斷李敖一生，褒揚他不僅鬧出笑話，也傷害台灣。總統褒揚令不能如此沒有原則，胡爛比廢除這一制度更糟。 誠然，人不可能完美，但堪為社會典範者，在不同領域的成就表現之外，至少一生整體處事為人不能有明顯的瑕疵；正直、奉獻、公義、勇氣等是必要的個人人格特質。在台灣的現實情況，還應強調對於人民及土地的基本忠誠。 以此析論這兩位爭議人物，足以凸出其中的轉型正義必要。管中閔近年不論就職於中研院、台大或在馬英九政府當大官，對相關法令規定理應遵守，卻長年到中國兼職，且所涉違法狀況持續。然而，不論遴選委員會或台大校方，不僅未能就問題癥結妥善說明，還強詞辯解，急求落幕而回應不合常識常理，以致爭議更大。李敖轉向中國發展與相關言行，也許是個人的選擇自由，但大肆歌頌專制中國，若死後還在台灣受到褒揚，這樣的文化部，到底把民主台灣置於何地？ 中國對於台灣，有如賴清德院長本週二在立法院所強調，「陽謀是併吞台灣」。一個公然要以各種手段併吞台灣的國家，如果不是敵國，什麼才是敵國？自從連戰在台灣選不上總統而幹起「聯共制台」勾當的十多年來，政商軍界錯亂敵我關係者，所在多有。從管中閔兼職及李敖之死的爭議看來，以台灣為主體、對人民及土地的忠誠，顯然也是學術文化界所亟須建立的基本守則。

藍天行動聯盟22日下午在立法院周邊舉行繆德生追思活動，除了反年改團體，中華統一促進黨成員也帶著大批五星旗到場，並一同遊行到凱道前舉辦燭光追思會。（記者劉信德攝） 中國國旗五星旗，過去國民黨政權稱它為「污腥旗」；現在，那票急統派拿著五星旗，在陳抗現場、街頭亂舞，引人側目，其實，這樣搞法反而使五星旗又成污星旗，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只會更厭惡，甚至把它當做髒抹布般，遠遠避開！ 昨天，藍天行動聯盟在立院旁舉行繆德生追思活動的陳抗現場，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白狼等到場聲援，帶著數十面五星旗搖旗吶喊，引起藍天盟部分成員不滿，因而引爆衝突；兩方人馬後來又合流到凱道抗議，但隨即草草結束。可見不少深藍群眾對那面旗子也不敢苟同、不想沾染。 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及兒子張瑋也到場參與遊行。（記者劉信德攝） 去年底，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提案，要求在刑法中增列禁止五星旗公開懸掛、展示、陳列等並成案，但法務部回復「不予採納」，主要理由是不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意旨、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不過，五星旗爭議並未平息，而急統派持五星旗招搖街頭，舉止更誇張、囂張，引起大部分人民更大反感。 其實，大法官就憲法言論自由的釋憲來看，不採德國防衛性民主理論，以預防性管制的立法禁止使用納粹象徵，而採必須「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或「緊急危難」程度，才可對人民團體管制政治言論。五星旗招搖過街是否已構成以上條件？社會共識待建立。 急統派那票人到處舉、掛、插五星旗，仗著台灣的言論自由反台灣，去依附及效忠專制極權獨裁、毫無言論自由的中國政權。（記者劉信德攝） 說白了，依目前的法律，舉掛五星旗或什麼政治標幟，就如你要掛一塊髒抹布、破內褲當旗子一樣，那是你的自由，愛燒你就燒，那是你的東西，除非你的舉動違反其他法令，否則無法禁止或處罰。 急統派那票人到處舉、掛、插五星旗，仗著台灣的言論自由反台灣，去依附及效忠專制極權獨裁、毫無言論自由的中國政權。其實，他們的行徑是在污穢化那面旗子，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觀感因而更差，使五星旗成了污腥旗，有不少人更因而把那面旗子看做髒抹布、破內褲那樣，你愛掛你就去掛，就當你腦袋...。 習近平換了對台灣工作的班子，除非新班子仍然腦袋漿糊，以為那票人到處舉五星旗，就可達到「插旗」台灣的目的，就可亂台。（歐新社） 習近平換了對台灣工作的班子，除非新班子仍然腦袋漿糊，以為那票人到處舉五星旗，就可達到「插旗」台灣的目的，就可亂台。殊不知這樣惡搞，反而讓台灣人民對中國反感加深，反而把五星旗搞成被與髒抹布、破內褲同級看待。 中國對台新班子怎麼看這件事？直接下令禁止其同路人濫用五星旗？完全切割？或仍然不管阿貓阿狗、促統就是自己人？爛事做盡、惡搞不斷也無所謂？

  ◎ 郭川珍 反年改成員繆德生因攀爬立院外牆跌落而終不治，告別追思藍營大咖齊聚，有總統頒的旌忠狀，也有陸軍官校校友總會的褒揚狀，統促黨、反年改團體等等也都到場，現場中國五星旗及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旗飄揚，現場充滿歷史的混淆與事實的錯亂。 由郝柏村領銜，共十三名將軍、四十二星共同署名的褒揚狀。如果只是意在褒揚尊崇死者，是「壯士撞死」，眾星垂憐，情有可憫。但若依中國傳統思維與形制來看，諸將領聯名可就僭越了三軍統帥、自行頒發褒揚狀？可有「逼宮」之嫌？還是向三軍統帥耍軍威嗎？ 另一個錯亂則是旌忠狀是由三軍統帥蔡英文頒發，寫著「在台北市積勞病故，曾獲頒勳、獎章忠貞為國，殊堪旌揚，特頒此狀，永垂式範」。翻成白話文是說：在台北街頭到處反年改，過於勞累以致死亡…可做為永遠流傳的典範。這份由蔡英文及賴清德具名頒發的旌忠狀，堪稱「造反有理，足為典範」！真不知，這是旌忠？還是表揚「造反」？ 作為一個老師，看到這樣的歷史與事實，真不知如何教學生！ （作者為教師） ◎ 南方客 抗爭年金改革意外身故的陸軍上校繆德生，告別式上獲頒「旌忠狀」，國防部說明是依遺屬意願，且查明繆上校服役期間曾獲頒「一星忠勤勳章」等勳、獎章，符合核頒要件，故依法核頒「旌忠狀」乙紙云云。 筆者上網查詢「忠勤勳章」的頒發依據，是「連續服務軍職專勤十年以上，成績足資矜式者頒給之」。職業軍人連續服務十年並非難事，按，「尉級」的上尉未能晉升校級者十五年須退伍，「校級」的上校未能晉升將級者，服役滿廿八年須退伍，所以任何一名退役軍官，無一不是連續服務十年以上；那麼，除非貪贓枉法、作奸犯科，人人都可拿「忠勤勳章」，這有何稀奇呢？難道因為這樣，總統就必須頒「旌忠狀」給他嗎？ 況且，繆擔任藍天行動聯盟秘書長，一再跟統促黨的那幫黑道勾結鬧事，也曾於二○一七年從廣州一路到北京參加中共的七七抗日事件紀念活動，跟那些反年改的將爺們一樣「心在中國」，認同極權獨裁的中共政權，甚至甘做中共破壞民主台灣的馬前卒！「旌忠狀」不是應該頒給忠於國家、捍衛國家主權獨立的人嗎？ 今天，由人民一票票選出來的總統，竟然頒「旌忠狀」給一個一再破壞民主台灣、反年改反轉型正義的人，讓我們這些一心護衛台灣主權的公民，情何以堪？我們再一次有價值錯亂的惶恐啊！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 ◎ 徐嘉欣 繆德生上校告別式現場，五星旗隨風飄揚，中華民國的國旗相較之下，卻顯得零零星星，這是怎麼一種情形？ 為中華民國而戰的繆上校若地下有知，會希望見到五星旗來追悼他嗎？誠然每個人都可以來追悼繆上校，但是追悼者是否該想一想繆上校的身分和立場，用這麼多的五星旗來送繆上校最後一程，筆者以為這是陷繆上校於不義。 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有言論和行為的自由，但是面對的是中華民國上校的告別式，拿五星旗來到會場，筆者以為這樣的悼念失了焦，對繆上校及其家屬而言，此舉實在有待商榷，也給人太多的想像空間。 （作者從事教職）

  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要求教育部在月底前對他校長職務聘任與否，做出決定。此要求形同「最後通牒」，是因為台北地檢署已針對他長年在中國大學兼職乙事，以「他」字案展開偵查，由於事證相當清楚，案件轉為「偵」字可能性極大，此事管心知肚明，所以要趕在司法有關鍵性階段前，「做了再說」，但以後萬一有刑責，創下台大校長之不名譽紀錄，等於拉著台大陪葬，值得嗎？ 管中閔當選台大校長以來，被爆料台哥大獨董、研究論文涉抄襲及長期在中國大學兼職案⋯。其實前兩者都可以用「泥巴戰」來應付，唯獨最近發掘的「兼職案」，卻是點中了「死穴」，因其法令規定明確，沒有灰色地帶可閃躲，而且還涉及刑責，在國人皆睜大眼睛在看下，想要得到檢察官「行政簽結」，恐怕機會渺茫，故校長職務案，愈拖對管愈不利，「快刀斬亂麻」或許是上策。 管爺此招「將軍」教育部，其實很像在二十一年前，時任台灣省長的宋楚瑜也用過的「金蟬脫殼」計。當時，宋因修憲凍省爭議，槓上李登輝前總統，宋以「請辭待命」梭哈中央，但李並不為所動，對宋的簽呈「留中不發」，拖了一陣子，筆者時為報社省政記者，寫新聞特稿分析此「辭呈」會對宋省長沒有迴旋餘地，因李總統隨時可把辭呈拿出來，大筆一揮「准」，那宋省長就要馬上下台，落得兩手空空，孤家寡人，如何再和中央「陳抗」下去？ 或許分析有點道理，宋楚瑜立刻發表聲明，請總統對「辭呈」二日內准否，否則他就視為否決，而繼續執行省長職務。結果，李並未在二天內批示，宋省長就自行「復行視事」了，因而多出將近一年時間「部署」，也才有二○○○年總統大選的高呼聲，假若宋當時未使出此「金蟬脫殼」計，早早交出省長之職，當然也沒有後來選總統的盛況。 管中閔此番「將軍」教育部，究竟是高招還是拙計，只好看往後發展了。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記者鄒景雯／特稿 就算不要唱高調，用最起碼的標準來衡量，從政，當然會想著下一次選舉，若有機會能做點事，相信正常的情況下也應該不會拒絕。在選舉與做事之間，聰明的政治人物會尋找降低衝突的最適路徑，總是在做二擇一掙扎的，肯定是差勁的政客。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十一國領袖八日在智利簽署文本。台灣將爭取明年第二輪時加入。（法新社檔案照） 台灣是個島國，以外銷為導向，要反邊陲、反孤立，當然是達成愈多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愈好。就拿ＣＰＴＰＰ來說，任何政黨執政，都會說要爭取加入。而凡是要參與這類自由貿易的組織，基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與區域各國彼此間消除貿易壁壘，允許台灣的貨品與服務在相關國家自由流通，同樣的，我們也必須同意這些國家的貨品與服務能夠順暢進入台灣，達成互惠多贏。 既然追求ＣＰＴＰＰ的目標這麼明確，那麼全國就要一致進行合理開放市場的準備，不能以不公平的理由設置障礙，否則即無法換得有關國家的相對開放。在這麼簡單的前提下，看待福島周邊的四個縣市：櫪木、茨城、千葉、群馬，其食品應否解禁的討論，就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法律問題，該開放就開放，該禁止就禁止，何來籌碼不籌碼的懷疑或歧視？ 再比較全世界的情況，只有台灣與中國兩個國家，是採取不論產品項目全縣禁止，台灣禁了福島與前述四縣市，中國禁了十個都縣。其他各國都是針對部分產品，例如美國是日本禁賣的，美國就不賣；南韓則禁了八縣的水產品，但仍在ＷＴＯ敗訴，正在上訴中。因此，日本食品當然是自由貿易無法迴避的議題。 從這些角度看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昨天通過臨時提案，要求外交部不應以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交換」日本支持我國加入ＣＰＴＰＰ，外交部也宣稱不會被「綁架」，這種互動過程，已不只是民粹，而是惡鬥與無能，如此的表現，其實大家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台灣根本就沒打算真要參加ＣＰＴＰＰ，扯什麼二輪談判，少在那邊浪費口水了。 外交部的應付心態，很可能是因為今年底要選舉，政府不想在日本食品問題上糾纏，怕增加選票變數，換言之，是選舉第一，做事其次。其實，說句不中聽的忠言，把所有需要化解歧見的事情全都擱下，對選局所能創造的效益，可謂杯水車薪，遠遠不及提名人選適切與否之一二；執政黨真在意選舉，不如在特定選區排除困難，好好把強棒推出參選，才是尊重選民、一決勝負的正辦。既會選舉，又會做事，不是魚與熊掌，有這麼二元對立嗎？

  中國對台卅一項措施中，才提到文化、影視產業類，鼓勵台灣人進入中國文化市場，亦宣稱可享受與中國本地創作者「同等待遇」。隨即發生圖文插畫家厭世姬的作品《厭世動物園》在中國被檢舉為台獨作品被下架，相關資訊也被封鎖無法查詢。 厭世姬在中國出版的作品，不只書名、封面要改，連內容都被刪減，避免有享樂和頹廢主義。中國所有境外書刊，都會有相關審批程序，意即會有言論和思想審查，符合中國特色的作品才能出版，即便出版後也有被下架風險，這也難怪政府要提醒想去中國的台灣人，必須自行評估風險，不只是投資有賺有賠而已，而是風險特別高。 言論出版管制，只不過是思想控制的一部分，不只在中國如此，近年來也把中國特色輸出到全球，來自於中國的「銳實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想法，包含打擊民主思想箝制人民自由等，頻頻給各國帶來困擾，以台灣來說，前陣子外國網站紛紛改變國家名稱從台灣變成中國台灣，也是類似的概念。 （作者為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馬來西亞政府最近跟《經濟學人》槓上了！ 我們台灣人對《經濟學人》這份雜誌應該很熟悉，畢竟《經濟學人》在2012年曾以一篇「笨蛋馬英九（Ma the bumbler）」稱呼當時的馬總統，還引國內一陣討論。 本月，這份國際性的新聞雜誌連發兩篇文章，重批馬來西亞政府對將要舉辦的大選有不公平的作法，而且下標都很殺，「操控」」、「小偷」、「偷竊」，這種字眼都出現。 馬來西亞政府也不是吃素的，選舉委員會先公開發表聲明，指責《經濟學人》指涉的大馬政府非法重劃選區，藉此影響大選結果是不實的，更反駁文章的指控沒有證據、議席數據比較基礎不對，而且相關選區劃分的訴訟已經獲得法院裁定等。 接著，等同大馬駐英國大使的駐英最高專員（因為兩國都是大英國協的成員，所以稱為最高專員，功能跟職級等於大使）也發了一封信給《經濟學人》，信中回以用字很重的批評，指責經濟學人的編輯們用錯誤資訊，以及帶有傲慢的殖民主義姿態，撰寫不實報導，貶抑馬來西亞政府、選務機關以及首相納吉，更讓雜誌淪為馬來西亞反對黨的工具。 到底《經濟學人》刊了什麼樣的文章內容？會這樣惹怒馬來西亞政府？ 第一篇是3月8日刊出的 「How Malaysia’s next election will be rigged(link is external)」，主標很清楚「馬來西亞下一次大選將如何被操控」。這篇報導文章指出了馬來西亞選舉不公的幾個重點問題，分別是： ＊票票不等值（Malapportionment）──各個選區的選民數差距太大，造成每個議席間獲選的選票值落差很大。這也是大馬在野黨批評最強烈的選制問題。根據大馬的選舉改革機構研究，在馬來半島選民數最大的15個超級選區中，選民數都超過10萬人，但其中14席都是由在野黨獲得。而好玩的是，而選民數最少的選區，選民數則低於1萬8000人，一共有30個議席，其中29個都是長期支持執政的國陣（BN）。 前述情況正凸顯了馬來西亞選區劃分時，造成票票不等值的問題。實際上，執政聯盟國陣（BN）的基礎在馬來裔選民與鄉村選民，但在這兩個族裔選民，通常都是聚集在人口逐漸減少選區。而在野黨的支持者以都市與少數族裔（如華裔、印度裔）為主，反而選區內人口密集。也就是說大選中，要拿下一個國會議席，在野黨需要比執政聯盟獲得更多的票數，加上是單一席次贏者全拿的選制，便會發生上屆（2013年）大選，國陣拿下47.4%選票，卻掌控59.9%的席次，而當時在野的民聯則是獲得50.8%選票，而只能擁有40.1％席次，這種不合理的情況。 ＊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傑利蠑螈」這個政治學名詞其實就談選區邊界劃分是否合理的問題，馬來西亞在野黨認為，選區劃分不公正的問題也是加重選舉結果不公的原因之一，「如果選舉是選民選擇政治人物，那麼傑利蠑螈就是政治人物來選擇選民。」貼切地表述利用選區劃分來影響選舉結果。而長期以來，國陣就是利用執政可以劃定選區地圖的權利，維持在選舉中的優勢。 譬如，在大馬有些地區是反對黨比較支持集中的區域，執政黨就會利用選區劃分的權力，將這些區域劃為一個議席選區，藉此限縮在野黨獲得的席次數。如果反對黨支持者聚集的區域比較分散，就會被劃入支持執政黨支持明顯多數的議席選區，讓在野黨候選人難以競爭。這種情況在幾個搖擺州如柔佛（Johor）、霹靂（Perak）都已引起很多選舉訴訟。不過，選區邊界的劃分涉及到生活圈、行政區、族裔、社會階層、經濟力、宗教信仰等各種影響投票行為的因素，要證明選區劃分不公，這遠比可以用數學計算來證明的票票不等值更難，所以爭議也更多。 ＊政策買票──首相納吉也被質疑一直在施捨選民，包括將未來一年內針對700萬貧窮民眾發出1200馬幣（約合308美元）的津貼。另外，也批評首相收買公務員，除了在1月份已經獲得特別獎金，並且承諾會在6月份發放第二次。 2012年發表演說的納吉（圖片來源：由 Firdaus Latif, CC BY-SA 2.0） 報導中也提到其他在選舉技術上可能舞弊的案例，譬如：選民居住地址是不太可能存在地點，有的是在某些棕櫚樹園中間或者位在某些工廠的廁所。又或者登記有案的選民卻沒有地址，例如雪蘭莪州（Selangor）就有超過3萬6000位選民在選委會的資料中沒有地址。而馬來西亞有事先郵寄選票的制度，選委會為這屆大選已經增加9類的郵寄選票選民，很巧的是幾乎都是公務員，但其中包含在選舉日不太需要緊急出勤，可以前往投票的公務員，而且郵寄選票的儲存與計算沒有透明的監督機制，這就被外界質疑政府的動機。最後，在馬來西亞投完票後，手指會被沾染一種特殊墨水（顏色會持續大約一週），表示已經投過票。但上屆選舉時，政府官員就承認，其實這些沾染墨水太容易被沖洗，所以沾染特殊墨水對於有意舞弊的人來說等於無效。 第二篇則是《經濟學人》於3月10日刊出的「Stop, thief! Malaysia’s PM is about to steal an election(link is external)」，這篇的標題更殺！根本已經是指涉首相納吉是小偷了。好吧，為什麼首相納吉要偷走一場選舉？ 首先，文章先指責現在的執政聯盟國陣（BN）其實已經不具執政的正當性。文中提到，在任何有合理選制的民主國家，現在的執政聯盟就不應該還在執政，因為執政聯盟在上屆大選的結果並不漂亮，普選票數是少於當時的在野聯盟，而是利用選制不公，才能在國會席次大幅領先，得以組閣執政。 但後來發生讓大馬人震驚的「一馬（1MDB）案」。「一馬（1MDB）案」，簡單來說，就是馬來西亞政府國家主權基金「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被發現有政府官員與內部人員多次利用1MDB轉移資金，盜用資產，而且有大筆金額流進入私人（包含首相納吉）帳戶中。這牽涉到45億美金從政府機構的帳戶裡面不見，其中還有將近7億美元轉到首相的個人帳戶，而且來源不明，1MDB案成為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最大型的貪腐醜聞。 這個案件持續發展成為國際案件，連好萊塢巨星李奧納多都被牽連進來，從新加坡、印尼、瑞士、美國等國都有相關司法調查或者財產查扣行動在進行。美國司法部查扣了一位馬來西亞高級官員及其家人的帳戶內的財產，金額估計高達10億美元，並在文件上以「Malaysia Official 1」 標示這位高級官員，媒體透過文件對這位高級官員的描述，幾乎可以猜出就是首相納吉，這也讓大馬副首相曾公開質疑納吉。這在一般民主國家，恐怕就是倒閣訊號，更別提還想繼續帶領執政黨勝選，簡直是開玩笑。但在馬來西亞，納吉的首相之位還是不動如山。 其次，首相納吉要如何偷走大選？因為對納吉來說，面對可能一旦大選可能失去政權的風險，所以利用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來操控選舉，確保選舉結果能讓他繼續執政，就成為納吉政府的目標。因此，正如《經濟學人》前篇報導所述，納吉政府操控票票不等值跟傑利蠑螈，把等待國會通過的選區重劃地圖草案，變成國陣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的優勢，成為納吉政府下個任期的保證。此外，納吉政府還發出政策買票，包含對公務員的特別獎金、低收入人口補助津貼也都紛紛出手。 《經濟學人》就強調，如果馬來西亞的選制公平，大馬人就能對政府的表現給予相對應的投票結果，但首相納吉不是笨蛋，如果他害怕多數選民選擇不讓他重回首相辦公室，那麼執政者就會透過操控來掠奪大馬人投票時的真意，讓選民的選擇消失。 經濟學人本月以「Stop, thief! 」為標題報導馬來西亞政府意圖操縱選舉。（圖片攝影：李懷仁） 雖然大馬政府極力反駁這兩篇文章，但是對在野的希盟（PH）來說，在選舉策略上等於有國際認證的現成選戰文宣，「選舉要被政府偷走了」這種大好話題可不能放過，立刻成為希盟領導階層主攻題之一。 希盟的第一號人物，前首相馬哈迪就在造勢場說：「如果納吉在下屆選舉繼續獲勝，這將是最後一屆的大選⋯⋯因為他將會毀禁選舉制度，並修改憲法，以讓他能夠擔任首相直到永遠。」 希盟主要政黨行動黨的領袖林吉祥，則是在國會發言反諷：「很納悶首相都被稱為小偷了，為何不對這家媒體提告？行動黨已經組織11位律師團願意為首相打這場訴訟。」 而這兩天被英美媒體聯手揭發的「劍橋分析」案，竟也燒到了大馬選戰話題，原來「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涉嫌製作假新聞，並違法利用向Facebook購買個資以涉入多國選舉政局的醜聞。其中，就提到2013年在馬來西亞在幫忙國陣（BN）奪回吉打州（Kedah）的執政權。這下，被指涉的國陣（BN）跟首相府都立刻發表澄清聲明，表示那次大選並沒有聘用這家公司，並說當時國陣負責在吉打州選戰操盤是在野領袖馬哈迪的兒子－慕克里（Mukhriz bin Mahathir），勝選之後的吉打州首席大臣。所以，有無聘用這家公司涉入大選應該要問慕克里。當然，現在跟國陣（BN）對戰的慕克里也是立即公開否認，表示他從未聽過這家公司來呈報相關選情的分析，反倒國陣（BN）應該要說清楚，繼續把這個國際醜聞的嫌疑拋回給納吉陣營。 馬來西亞選舉不公存在已久，研究東南亞政治的學者，大致都會同意「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一直是馬來西亞選舉長期被詬病的問題。過去幾屆大選，除了選區劃分問題長期存在，在野黨面臨不公平競爭，選舉投票過程舞弊亦是傳言不斷。對於反對黨支持者來說，大概也不太會相信政府會舉辦公平的選舉。而政府遲遲未能主動於體制內進行選制改革，也催生了大馬社會的公民運動組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簡稱：淨選盟Bersih）」，而且十餘年來仍具有相當社會能量，能持續不斷的推動馬來西亞的選制改革。但目前接連從國際媒體傳回大馬國內的選舉不公報導，是朝野的政治口水？或者能引起選民共鳴成為壓倒國陣（BN）執政的稻草？從目前的選情看來，要成為稻草的跡象尚不明顯，還有待持續觀察。

  退休上校繆德生反對年改爬立法院牆失足跌死，如果要安慰死者家屬，可以送個表示哀悼的花圈，而不是頒發獎狀，如果反對年改是「旌忠」，是不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我們還要繼續改革嗎？圖／取自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臉書 退休上校繆德生反對年改爬立法院牆，失足跌死，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不幸事件。然而國防部頒發旌忠狀，實在太超過了。是在獎勵他反對年改的抗爭行動嗎？否則何來之「忠」？如果是獎勵他服役期間的表現，那退休之後的行為，也是「忠」嗎？如果要安慰死者家屬，可以採用其他方式，例如送個表示哀悼的花圈也可以，而不是頒發獎狀。如果反對年改是「旌忠」，這樣做是不是鼓勵他們繼續抗爭，甚至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員警勸告、警告或壓制他們就「不忠」了？這還不造成天下大亂？這是不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我們還要繼續進行改革嗎？ 我尊重蔡政府重視台灣內部團結，試圖消除藍綠對立的努力。就是放緩改革的腳步也可以盡量去理解它。然而，絕不是在大方向上走回頭路。團結要有原則，那就是維護台灣主權、維護台灣民主、維護轉型正義，而不是無原則的團結。用國家褒獎更應該小心，因為那是樹立典範。 就如對李敖的褒獎，且不談他的歪邪人品，就從他的「文化」來說，有體現台灣的主體文化價值嗎？而且不要忘記，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他做中國軍情背景的鳳凰衛視節目時，領取多高的報酬。那時鳳凰衛視還處於虧損狀態，這些錢絕對不是來自鳳凰衛視本身。而李敖也在節目中不斷詆毀台灣，甚至建議共軍只要用導彈打掉台灣的發電廠就可以了，台灣就完蛋了。他到北京發表的演說，他對共產黨拍肉麻至極的馬屁，這樣的人受褒獎，是否鼓勵台灣需要有更多的台奸？即使他的某些著作有貢獻，也不應該褒獎，因為必須看他的主流價值。 如果反對改革的被當作典範、文化流氓被當作典範、媚共投共者被當作典範，那我們還需要什麼民主進步的價值觀？台灣會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不對余光中、李敖褒獎，會有人批評民進黨嗎？民進黨會對不住台灣人民嗎？民進黨好不容易執政了，政府為何不在為台灣價值觀貢獻一生的民主先行者、學者在週年紀念時頒發獎狀，例如張炎憲教授，卻急急忙忙對有重大爭議的文化人，反改革者褒獎，這是怎麼一回事？ 旌忠狀一出來，紅黑牛鬼蛇神，也全出來了。連在案人員都有恃無恐繼續出來鬧事，不是說明政府對他們長期的縱容嗎？當中國打壓我們滴水不漏的時候，我們對中國的第五縱隊，如此熟視無睹、敞開胸懷，不得不讓我深深懷疑政府高層或其智囊成員，是否也有隱藏的中國第五縱隊？ 繆德生家屬在不幸事件發生後保持低調，沒有藉此煽風點火，激化矛盾，比較理性的處理事件，希望政治人物也不要繼續生事。激化社會衝突的事情都是共產黨最希望的，為了台灣，真正愛台灣的人都應該保持理性，政府尤該如此。

「要聽媽媽的話。」陳炘輕輕地拍兒子陳盤谷的肩膀，和家中的孩子道別後，就坐上吉普車離去，再也沒回到這個家。 ___ 陳炘生於日治時期前兩年，他雖然13歲才入公學校讀書，但自幼聰穎，因此跳級升班。公學校畢業後，同年考入當時人人想進去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來的台北師範學校) 1913年畢業後，曾一時任教於臺中廳大甲公學校。後辭去教職，赴日本應慶大學理財科，開始他的財經之路。由於在日本求學期間，適逢台灣民族運動的開始，因此加入「新民會」，一起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而後，台灣作家張深切在《里程碑》一書中，描述陳炘：「他自小老成，在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參加台灣留學生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但不為運動而犧牲他的學業，他的確是名符其實的書生，大概多我十一、二歲，我在中學，他在大學，當時我覺得他在我們留學生中是位翩翩公子，異常溫文爾雅。」 而他畢業回台後，次年又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在當時的台灣，能有這樣優秀的學歷屈指可數，而陳炘是其中一人。 回台後，致力於台灣的金融開拓，負責籌組一個「糾集臺灣人的資金，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創立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並出任專務取締役（今總經理職）（董事長為林獻堂），是當時唯一的本土資本信託機關，以對抗日本人對台灣人施加的金融經濟壓力。而在整個1920年代台灣民族覺醒下，大東信託也經常刊登廣告，來支持「台灣文藝」、「台灣文學」等文學刊物。因此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是處心積慮的刁難大東信託的經營。 ___ 二戰終戰，陳炘組織了「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製作國旗、教民眾如何揮舞以及製作牌樓等，來迎接這個期盼已久的祖國。但他卻遭到陳儀政府的排擠，有感於台灣的經濟又被這個陳儀的小圈圈所壟斷，因此他再次籌組了「大公企業公司」糾集台灣本地資本，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可是竟被誣陷成「漢奸」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寫下這首詩：「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雖然陳炘被推派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民眾代表，但當時他罹患惡性瘧疾，臥病在床，鮮少參加處委會會議。 但就在3月11日清晨六點，陳炘家門外有陣騷動，他的大兒子跑出客廳一看，已有四、五名警官站在家中。陳炘在太太的陪同下走進客廳，他對孩子們道別，並拍拍大兒子的肩膀說：「要聽媽媽的話。」然後坐上吉普車，一去不復返，家人再也找不到人了。 ___ 二戰後蔣介石曾經詢問蔡培火「最能當台灣領導者是誰?」，蔡培火說「老一輩的是林獻堂，但真正的人才是陳炘，這個人有頭腦、有組織力，又有國際觀。」 228受難的台灣金融先驅 陳炘 http://t.cn/RniZZp4 #taiwan228 #taiwan22871

    地圖並非完整地複製真實世界，而是呈現經過篩選、去蕪存菁的資訊。如此一來，不同年代地圖間的差異，究竟是真實環境的變遷？還是概括化程度的差異？這是每一位欲藉由地圖資料探討環境變遷的研究者，都必須深思的問題。 13年前，我在《地理學報》的一篇論文裡以這段警語做為開場白。後來，隨著「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上線，地圖套疊不再是專家的特技，而是全民皆可玩。然而，許多人因缺乏地圖學素養，隨意將繪製目的不同或比例尺不同的地圖拿來比較，產生許多地景變遷的幻象。可惜，我早已提出的警語，沒有獲得足夠的注意。 事後反省，我那篇論文的標題取壞了。那個標題是：〈地圖概括化對環境變遷研究之影響—以臺灣地圖資料為例〉，又臭又長，還有陌生術語。大部分讀者看到那標題大概就跳過去了，沒興趣繼續讀下去。如果當時標題定為〈從地圖套疊看到的地景變遷是真的嗎？〉，或許會得到更多注意，也減少目前人們誤用地圖的情形。 隨著「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普及，那篇論文提出的警語是應該再強調一次了。以上面的圖A為例，假設某地的土地利用包括水稻田、陸稻田與旱作地（如蔗園）等三部分。地圖B強調作物的種類，將水稻與陸稻合為「稻田」。地圖C強調灌溉的情形，將沒有灌溉的陸稻併入「旱作地」。假如你把地圖B與地圖C套疊起來，但沒有深究兩種分類體系的差異，不就得到「旱作地變遷」的假象？尤其，當兩套地圖的繪製目的不同時，特別容易遭遇這種狀況。 另一方面，將比例尺不同的地圖套疊起來也很容易出問題。例如，下面三圖根據完全相同的資料編製，但預設比例尺分別為 1:5,000、1:25,000、1:100,000。粉紅色代表建地。顯而易見，在比例尺最小（1:100,000）的地圖中，細節省略最多。假如你把比例尺不同的地圖伸縮為相同尺寸，然後套疊起來，不就得到「聚落變遷」的假象？    論文最後對於地圖套疊提出四點建議：  1. 直接套疊而得之變遷未必可靠。  2. 選擇比例尺與繪製目的相近的地圖套疊。  3. 對地圖資料進行再概括化的處理：如重新分類。  4. 討論地圖概括化的影響。  歡迎「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的愛用者參考： 賴進貴、葉高華，2005，〈地圖概括化對環境變遷研究之影響—以臺灣地圖資料為例〉。《地理學報》4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