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大學自主的構成要件是大學必須展現自主的能力，台大校方昨天催促教育部儘快核定校長人事案，但卻連最基本的依法行政都沒做到，治理能力竟低落到此等程度，實已有愧大學自主。 台大校長的遴選發生爭議，台大現職教師甚至透過投書，公開直指遴選過程出現了關鍵瑕疵。(資料照) 台大校長的遴選發生爭議，台大現職教師甚至透過投書，公開直指遴選過程出現了關鍵瑕疵，台大校方要召公信，最簡單方法就是先自行檢視是否存在相關指控之事實，而後才能據以擬訂危機處理的有效因應方案。 很不幸，台大校方不僅採取了最笨的鴕鳥政策，更使用了混淆重點的烏賊戰術，很容易引起外界誤解這是在試圖進行掩飾包庇，則更讓人加重若不徹底落實程序正義，今後台大豈不將「管」主，而非校園自主的疑慮。 台大校長的遴選，訂有「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其中第四條，詳明了遴選委員若涉及利益衝突必須迴避的四個原則，分別是：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二，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此關係；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四，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這次事件中，台哥大副董蔡明興可能涉及第四點所述的疑慮，理當為遴選委員會所重視。 但是台大遴選委員會在一月十一日發出的聲明，卻引述「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九條的條文，來為蔡明興辯護。作業細則中只列了前三點為解除職務的要件，前要點第四點的內容則轉為「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候選人得向本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本會議決後，解除委員職務。」換言之，得要候選人舉報，但此條文之所以較為寬鬆，或許係因其規範的範圍較廣，包括被推薦人、校長候選人、遴選委員會委員與工作人員，但僅就遴選委員部分，則有作業細則違背組織及運作要點的重大問題，遴選委員會刻意尋找巧門？毋寧啟人疑竇，這則聲明現在還掛在台大的官網上，這更是陷台大集體於不義。 教育部日前發函台大，要求管中閔出任校長的疑義應由遴選委員會依職權釐清並決議，然台大竟由遴選委員會的發言人出面應付了事，按照運作要點第十一條規定，發言人是「依本會『決議』代表本會對外發言」，而何謂「決議」？「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請問，台大的遴選委員會最近有開會嗎？有按照這些程序完成表決嗎？如果沒有，袁孝維發言人就是違反法令。 其實，遴選委員會如果本身的公信力都已被懷疑，按照運作要點二十一條的精神，可以由臨時校務會議補正之，相對而言，這個結構無疑是大學自主的擴大化。台大校方有主動為之嗎？所以說，能無愧乎？

◎ 王國論 台灣的司法，長期以來在百姓的內心裡，究竟是甚麼感受，由小英總統上台演說所回應的掌聲，即可得到印證。但要看到精確的數據，卻不能如此籠統。 否則，這會像議場內的表決，明明可以數人頭，卻捨而不用，來個「鼓掌通過」。 正因如此，司法圈裡的污穢者，就潛躲著；而絕大多數兢兢業業的司法人，一下子淪為背黑鍋者，個個成了過街老鼠。 本來是審判別人的，現在淪為被審判之人；喊冤的，又被說成你在對號入座。 這就是我們一再痛心的，這樣的司法改革注定失敗，壞蛋不挑出來，循規蹈矩的卻豎著任人丟石頭。 正道的法官，長期以來靜默不語，到如今，如此泛民粹化的指為被改革對象，方似刺蝟般跳腳反彈，又能怪誰？難怪真正需被改革者一再違法亂紀。 放在同一時空下檢視，阿扁出門北上去見個老朋友，踩到的那條虛擬的「紅線」，檢察官都可清楚看到；但卻看不見「檢察官教唆偽證」、「扁案改分法官承辦」等弊案，標準在哪？ 犯罪者為非作歹，法官行使天職加以審判，天經地義，絕對與司法給人不好之感受無關，而某些的判決不符期待，被譏為「恐龍」，畢竟是少數，簡單的淘汰機制不用，竟要共同吞下。 至於所謂「辦綠不辦藍」固有些案件，但亦絕對是少數。司法的不設防，讓政治奸巧者如出入無境，就猶如開門讓色狼進門的，是你自己，為何又怪老婆跟他上床？個案的不處置，難怪扁的支持者至今還嗆聲：小英是暗自感謝馬為她除掉扁這個政敵！ 司法改革，大軍進發前，就殺幾個祭旗吧，改革哪有這麼難！ （作者為律師，高雄市民）   期待扁案重啟調查 ◎ 高佳芳 前幾天，台灣的媒體大肆報導阿扁違反規定被中監警告的記事。這讓我想起，去年，日本的時事新聞連續報導，公眾人物服用或持有禁藥被拘提的案子。 因持有安非他命被起訴的日本職棒名打者清原和博，對裁判所提出治療計畫後，以五百萬日圓保釋金獲得法庭許可保外就醫。保釋後的清原選手直接到松戶市內的醫院住院治療。我常年居住日本，在電視新聞或平面媒體上不曾看過監所有對受刑人吭過一聲。保外就醫或保釋都是被監禁人的人權。尤其是，阿扁常年受盡折磨，中監的發言更是在傷口撒鹽，也讓人感到台灣還停留在威權時代警總復辟的錯覺。 阿扁的案件被部分媒體炒作得似是而非。誠如新任監委陳師孟老師回答立法委員質詢時說，扁案程序不法。暫且不論阿扁是否貪污，我認為大多數國人都希望有一個公正的司法判決，期待扁案重啟調查，釐清案情落實轉型正義，才符合蔡總統就任致辭中的司法改革。 也期望司法改革不要說一套做一套，將去年的司改大拜拜，收場之後掛在總統府做為政績。渴望早日大刀闊斧進行，不論藍綠如有事證就辦到底，讓海內外國人對司法湧現信心。 （作者為日本天理大學國際學部講師）

  台灣價值，在民主多元環境中，常淪為各說各話。具體定義台灣價值較難，批判別人的論述則易，因為國家不正常，正常國家視為當然的，在台灣爭辯不休。反對台灣價值者，經常利用台灣的民主多元，導向價值相對主義，直到台灣的核心價值變得隱晦，只剩下被汙名化的台灣獨立充當他們的假想敵。 台灣價值，小英與柯Ｐ一時說不清楚，並不令人意外。或許，探究台灣價值，可以採取由外而內的途徑。也就是，內部的政治光譜，先存而不論，避免情緒化。先從外部的參照系統，反觀台灣價值「不是甚麼」，如此藉由外部的輪廓陰影，協助描繪台灣價值的正面。而這個外部的參照系統，與台灣的矛盾愈尖銳愈有幫助。當前的中國，不消說是首選。 中國價值十分明顯，而且極力想讓台灣融入中國價值，但台灣價值與中國價值宛如磁鐵的同極相斥。例如：一黨專政體系，宰制民間社會；爭取民主自由人權者，國家暴力絕不手軟。北京政權否定普世價值，堅持政左經右，並企圖以「銳實力」重新改寫國際標準。劉曉波，李明哲，樂天集團，富豪酒店，中國價值的災難才要開始。再如：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隊，對內開發獨裁，對外以工廠市場充當商戰武器。為了鞏固政權，追求大國崛起，致力經濟優先、權貴壟斷，因為一旦成長速度減緩，經濟問題將演變成政治社會危機。於是，硬體建設的進步，並未使中國成為「現代國家」。對內，對外，中國的行為模式仍停留在「前現代國家」。對內，中國人民是被統治的臣民，不是現代國家的公民、主人。對外，中國要以「硬實力」乃至「銳實力」，實現其想像中的疆域，拒絕現代國際秩序。此外，教育文化科技信仰創新等「軟實力」，在中國至今仍處於高度政治滲透狀態，為黨國意識形態服務，孔子學院還將手腳伸到國際領域。數位時代資訊高速流通，在中國卻是新閉關自守，缺乏和平崛起的自信。以至於，民族主義成了最後的政治商品，中國夢的文明願景卻付之闕如。 從中國的輪廓陰影，反觀台灣的正面，可以發現台灣的黨國遺緒未盡清除。但是，台灣有一種主流欲求，想讓自己向上提升，邁向成熟民主國家。國家的獨立自主，人民的自由意志，形成這個共同體的心理構造。台灣，早有古代文明，相繼移入不同來源的住民，以及不同時期統治過台灣的政權。海洋的，大陸的：東方的，西方的；外來的，本有的；各種元素在這塊土地交互作用，人民當家作主後又予以批判繼承，激發出今天的樣態與活力。外人來台旅遊，很容易便感受到：這就是台灣。 然而，台灣價值，還在建構當中。一如不正常國家，現在正朝正常國家前進。以往，黨國意識形態由上而下的洗腦，已被通過民主實踐的行動建構所取代，每個共同體的成員都有自由發言權。當然，侵蝕這個共同體的妄念妄行，尤其是結合外患的暗黑破壞，必須及時受到遏制，台灣的法治有待完善。民主自由人權，基本上是一種形式價值，猶非價值的實質內容，擁有形式還要進一步追求實質，具體的台灣價值方能成形。民主自由人權，若用來保障顛覆台灣主體性的言論與行動，便是台灣價值的對立面。 對岸，一黨專政再加強，人治色彩再加強，中國價值強加於香港的展示，正在世人眼前上演。難耐民主與官僚效率的人，往往炫惑於人治掛帥的英明領導，但人治與政治的不可預測，隱藏著極高的國家風險，高層內鬥戲碼正凸顯了這種看不見的危機。而台灣正在進行轉型正義，「黨天下」絕非台灣的歸宿。敵視台灣價值者，究其本質是中國價值信仰者，他們希望台灣也被納入一黨專政的開發獨裁，跟十四億人一起做「姓黨」的中國夢。而進步的台灣遭遇落伍的中國，七十年前已發生過一次悲劇，二十一世紀不容再重蹈覆轍。

  馮賢賢／華視董事、前公視總經理 最近華視的人事紛爭引起社會矚目，有個人因素，也有長期受政治干擾的結構性問題。華視納入所謂公廣集團十一年來每況愈下，舉債度日卻無還款計畫，士氣低落不知為何而戰，顯示公共電視的歷屆董事會，沒有足夠能力治理華視。 二○○六年立法院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不僅將華視公股交給公視，還要求公視擔起經營原民台、客家台和宏觀電視的責任。公視董事會歡欣鼓舞慶祝版圖擴大，卻未洞察公股處理條例中暗藏玄機的立法缺失及政治陰謀。 條例將華視股權公共化，卻未提供華視任何營運經費，使得華視形式上公共化，實質上卻沒有資源將內容公共化，定位不倫不類。原民台、客家台雖被推給公視，政府卻可透過標案以「業主」身分對做為「廠商」的公視施壓，扭曲公視「獨立自主」的角色。二○○八年馬英九上台後，國家機器全面打壓公視，顯然是要控制公廣集團的人事與內容，而擁有雄厚土地資產及殘存新聞影響力的華視是最主要標的。 國民黨完全執政後，氣焰不可一世的某國民黨立委對我說，「當初我們把華視交給公視，就是要等我們重新執政後，把華視拿回來。」公股條例聲稱立法目的是為「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但其背後動機正好相反。一個冠冕堂皇的媒體立法竟只是政黨奪權的鬥爭工具，導致亂象叢生。專業自主遙遙無期，政治介入倒是明目張膽。 馬英九上台後，公視二○○八、二○○九連續兩年預算遭國民黨主導的立院半數凍結，新聞節目不斷被點名指責；原民台、客家台每季的驗收也遭到無盡拖延與刁難；原民台的新聞與人事更不斷受到政治干擾；公視工會幹部跑去立法院與國民黨立委一起開記者會，支持國民黨繼續凍結公視預算。 而國民黨為取得主導權，不惜修法調高公視董事名額，在八八風災國難當頭時，一舉送進多名董事成為多數，並立即展開鬥爭，試圖逼迫民進黨執政時產生的董事長下台。由於欠缺正當性的數次慘烈鬥爭皆未成功，二○一○年中，董事會僅剩不到半年任期，國民黨政府竟將民進黨時代產生的董事全部假處分，從此全面接管。 假處分引發的多個官司，纏訟多年後政府全部敗訴，龐大的訴訟費用與賠償，都由納稅人買單。公視董事會將我在績效達到歷史新高、考績優等的情況下違法解聘，所引發的兩個官司，最後也都以公視敗訴收場。 當馬政府將公視變成殺戮戰場時，局勢再清楚不過：向來把媒體當統治工具的國民黨並沒有進化，仍然迷信控制媒體就能鞏固政權。公視莫名其妙接收華視，並沒有如虎添翼形成綜效，反而懷璧其罪，引來殺機。公視董事會在馬政府執政期間高度政治化的運作，更讓亟需改革的華視雪上加霜，不僅債台高築，甚至爆發選舉期間播出「梁春姬」拍馬新聞的醜劇。而好不容易走上改革之路的公視，又倒退回因循怠惰瓦釜雷鳴的狀態。 國民黨踐踏媒體不足為奇，但我們接著面對的是，在民進黨二次執政後公視董事會已經改組，為何公視與華視仍然紛爭不斷？不客氣地說，雖然國家機器的干預已大為降低，但政治酬庸造成的人謀不臧，仍讓情況失控。 蔡總統選前一再強調絕不會政治分贓，但選後不少重要職位安排的人選令人失望。用人不當，並不只是「看走眼」的問題。真正原因，應該是民進黨政府從沒把媒體改革當一回事，更不認為公共媒體應該在台灣民主發展扮演重要角色。既然公視華視不重要，派「自己人」去佔個位子何妨，其結果卻是接連出事。 民進黨早期大力支持公視法，是公視得以建台的關鍵因素。一旦執政，收視率不高的公視馬上就不重要了。對待商業媒體，民進黨則是一面抱怨，一面試圖收買，致使第一次執政時期，政府成為媒體最大廣告主，新聞置入竟得到政府認證。多年來每次與民進黨政治人物談到媒體，他們的反應不外乎大聲責怪「媒體都是深藍控制，對民進黨不公平」，即便已二次執政，仍然對自己的在野心態沒有任何反省。 當前台灣面對的已不是九○年代初期黨政軍壟斷媒體的局勢。數位匯流讓傳統媒體節節敗退，中國因素讓媒體經營權與內容產製成為國安議題，而國民黨已失去民心，媒體是否深藍、遠不如媒體是否專業創新與堅守民主價值重要。在大國崛起的壓力下，台灣必須步步為營用心守護民主與本國文化，民進黨卻未以國家發展的高度推動媒體改革以去除戒嚴幽靈，促使媒體提升專業以鞏固民主，實有違公眾付託。 國民黨下台了，但公視華視仍然治理混亂經營迷航，主導董事會人事佈局的民進黨難道沒有責任？是時候了，民進黨應該要脫離大剌剌的在野心態，趕走鏡中國民黨的影子，快點長大。 文化部目前正在草擬公共媒體法，將央廣、中央社納入公共媒體版圖，並將華視民股買回。未來的公共媒體，可能會有新聞頻道和台語頻道。這些規劃是否值得期待，能否避免混亂與災難，除了法條的設計必須權責相符、重視專業發展外，董事會的組成也是關鍵。如果民進黨不從目前公視華視的亂象深刻反省自身的責任，只認為是倒楣派錯了人，下次派個聽話的就好，那麼我現在就可以預言，未來公共媒體的發展必定顛簸難行。 歷史殷鑑就在眼前，失民心者必失政權，再怎麼控制媒體都沒用。馬政府無所不用其極侵擾公廣集團，搞爛了公視華視，最後還不是一場空！民心望治，如果民進黨政府不在乎公共媒體對台灣民主的重要性，不重視選任董事對於公共價值的掌握與實踐能力，修法最後可能只是讓各自帶有黨國基因的幾家媒體機構成為恐龍綜合體而未能興利，那就可惜了這次新的機會。 大破才能大立，趁還來得及，民進黨政府應趕快破除政治酬庸與討好既得利益者的舊思維，才可能為台灣媒體開立新契機。

  前嘉義市長黃敏惠終於宣布投入年底市長選舉，她說回鍋參選市長是希望找回嘉義的榮耀，個人實在是啼笑皆非。或許她是想諷刺現任涂市長，不過如果她過去兩任九年市長（第二任任期延一年）當得好，國民黨怎會失去嘉義市？ 其實，有意參選的人大可以說出自己未來四年想做些什麼，而不必把現任者批評得一文不值。身為嘉義市民，我發現三年來，嘉義市除了貼近廣大市民需求的路平、照明、環保、健康、文化等建設，至少完成了上百項的具體成果，更有多項巨型建設如鐵路高架、貨轉中心、污水下水道接管等，每一項都是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但涂市長排除萬難，設法解決，相關的工程皆已啟動，不分黨派各級長官政治人物也都受邀參加動工典禮，在在證明其政績。 再說，黃敏惠已經擔任過兩屆市長，要再回鍋參選，市民接受度如何仍有待檢驗，況且兩屆市長任內爭議事項還會少嗎？當年黃敏惠初任市長時的國小一年級生，如今都已經是有投票權的大學生，他們對這市長候選人會有新鮮感嗎？ （作者為藥師，嘉義市民）

戴資穎收下今年首冠。（BadmintonPhoto提供） 〔記者卓佳萍／綜合報導〕今昔球后對決！現任球后戴資穎今天在印尼大師賽女單冠軍賽，僅花費27分鐘，終場以21：9、21：13扳倒印度前球后賽娜，收下今年首冠，以及冠軍積分9200、與獎金26250美元（約76萬6500台幣）。 戴資穎首局靠著變換手法，前後調動對手，來到11：3領先，小戴先以21：9壓倒性分差拿下首局，次局戴資穎戰術成功，持續壓制對手，加上賽娜速度較慢，小戴打速度戰，搭配假動作手法，再度擴大到12：5差距，小戴失誤也較少，順利直落二擊敗對手。 世界第12的賽娜今天是近兩年來首度闖進超級賽等級決賽，去年膝蓋曾動刀的她，重返世界舞台，戴資穎與賽娜近期曾在印度超級聯賽交手，當時小戴以直落二獲勝，賽娜則透露，戴資穎是她最想擊敗的敵人，國際賽交戰紀錄，此役前，小戴以8勝5負、近期六連勝佔優勢。

  新黨四小離開調查局時，高聲大喊「打倒台獨漢奸政權」，街頭上搖汙星旗統促黨，也喊這句話。「漢奸」是中台兩國，特有名詞，因為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頻繁，專門生產貳臣，一但效忠錯誤對象，很可能就挨罵，就成了漢奸。（圖／民報製作）   新黨四小離開調查局時，高聲大喊「打倒台獨漢奸政權」，街頭上搖汙星旗統促黨，也喊這句話。「漢奸」是中台兩國，特有名詞，因為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頻繁，專門生產貳臣，一但效忠錯誤對象，很可能就挨罵，就成了漢奸。台灣拒絕被獨裁老共捅一刀，也被喊成漢奸，最近，習大王敲打江澤民情婦宋祖英貪腐，發動黨媒，在江澤民頭上戴上一頂漢奸帽子，理由是江在任內，割讓國土給俄羅斯。可以想見；這頂帽子很沉重，今天談起漢奸，要先從德國舊馬克故事說起： 2018年1月18日，台北101大樓前，出現一群手持納粹旗的群眾，抗議「德國在台協會」，坑殺持有德國舊馬克債劵者權益，今年距離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剛好100年，上一次抗議是2007年，而且該事件主角們還組團，跑到北京上訪，以為中國強大，可以抗日，可惜還是沒下文。這是一件涉及一戰到二戰，很複雜的有頭公案，許多當年受害者，已經死亡，現在，多數由下一代出面討公道，但是，欠債人是日本，卻找上德國，實在有點離譜。 台灣處理戰爭民間債務，有兩個協會，陳照玉創立的「台灣人對日索賠協會」，另一個是蔡宗達創建的「德國舊馬克協會」，兩個協會的目標；同樣是要求日本政府，贖回目前留在台灣的德國舊馬克，根據陳照玉所說；1923年，日本發生東京大地震，日本政府用這批舊馬克，向台灣人強迫推銷購買，不少地主被迫賣地，去購買該劵，目前有3萬多人受害，這批馬克共2,200兆，總價是200億美元，相當6千多億台幣，這是該協會比照1964年，日本在韓國贖回舊馬克，1馬克匯兌0.3美元計算出的金額。但是，另一個「德國舊馬克協會」卻說；一共106萬張，共833兆馬克，相當333億美元，同一個案件，數字卻兜不攏，問題出在哪裡？是否兩個協會受害者不同，所以數字應該加起來才對？ 最大問題還不只數字，而是這批舊馬克，是甚麼東西？根據兩個協會說法；1914年，一戰爆發，日本和英國聯手，擊敗德國，佔領山東，膠州灣及青島，1920年，德國賠給日本2,200兆馬克，這批錢就是3年後，賣給台灣受害者的錢。於是，第一個問題來了，台灣受害者引述父祖輩的說法；這是一批債劵，日本政府為了關東大地震復建所需，承諾60年後贖回債劵，但是，抗爭者經過日本在台協會，把錢送到德國鑑定，德國卻認為這些錢是現鈔，並非債劵，而且是1923年被廢止使用的舊馬克現鈔。意思是：債劵才有贖回問題，現金沒有贖回問題，所以，這些錢就是廢紙而已。 當事人當然無法接受，問題才因此鬧了幾十年，沒個停止，從1968年開始，台灣民間就出現組織協會的討錢動作，還不時出現外國將要贖回謠言，造成馬克價格波動，但是拖了三代，討錢任務還在努力中，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們把視野拉回德國，1871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國，建立德國帝國，統一前，德國有300種貨幣，比較通用是塔勒和荷盾，新貨幣馬克在1872年發行，以黃金做抵押，所以稱為「德國金馬克」，1872年到1923年通用，也就是俗稱的舊馬克。德國政府說；台灣聲討的錢，就是這一批，這一批錢在1923年廢止，原因是通貨膨脹，根據曾經擔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葛瑞格在他所寫的《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一書中所述：1919年，威瑪憲法公布，德國因為戰敗，經濟已經陷入危機，銀行發行的大面額馬克，排擠小馬克，芬尼已經失蹤，到了1922年6月，美金對馬克匯率1比300，但是每天匯率都在改變，到了1923年11月，舊馬克廢止前夕，美金的匯率是1美元匯兌4.2兆馬克，銀行發行最大的馬克，1張1兆馬克。 當時，德國人為了應付通膨，想出一招，就是自己發行貨幣，或稱代用劵，社區之間或城市之間可以互通，等於是一種借條，方便購物流通，由於物資極度缺乏，所以各種東西都出現代用品，咖啡用橡樹子代替，茶葉用覆盆子樹葉代替，包括衣服，也出現紙做衣服，那個時代創造一個德文：ERSATZ意思是代替品，根據統計；貨幣代用劵一共有16萬種之多。舊馬克廢止流通後，德國政府在1924年，以國家的土地向美國抵押，發行32億新馬克，一年內為限，回收並燒毀市場上的舊馬克，這批新馬克稱為帝國馬克，或地產馬克。 如果歷史正確的話，台灣受害者手中，很可能就是舊馬或稱金馬克，之所以搞到通膨，就是努力印鈔票的後果，根據統計：到1923年金馬克廢止時，德國銀行總共發行38,770萬兆馬克，通膨數億倍。到1923年，一個麵包售價從2個芬尼，上漲到2億馬克，10個芬尼等於1馬克，可見通膨嚴重，所以才出現巨大的千萬或億元面額鈔票，金馬克在1914年一戰爆發，因為戰爭需求，發行量開始擴大，還在可控制範圍，1918年戰敗後，賠償加上國家復原所需，鈔票越印越多，導致完全失控，所以，嚴重通膨後才被廢止。一戰後，1919年，戰勝國「協約國」和德國在凡爾賽簽訂合約，1920年，德國同意賠款，金額2,260億金馬克，但是，德國簽完字，卻說賠不起。這一年4月，美國出面當和事佬，把金額降低為1,320億馬克，相當4.7噸黃金，德國付了幾期後，又以國家窮困為理由不再付款，而且金馬克價值已經因為通膨，失去市場魅力，1923年廢止使用。 據估計，日本應該是在1921年間取得賠款，1924年，德國新貨幣「地產馬克」出爐，歐洲國家召開「倫敦協議」，再度削減賠款，並同意德國發行公債，向英美借款，可見一戰後的賠款馬克公債是1924年發行，台灣在1923年取得這一批錢，不可能是公債，德國外交部的回答，並沒有欺騙台灣受害者。 可惜，當年德國經濟陷入困境，《倫敦條約》無法執行，1931年，希特勒藉著歐洲國家欺負德國，當作政見口號，得到政權，從此就耍賴不付了。1932年，歐洲國家召開洛桑協議，把賠款降低象徵性30億馬克，但是，希特勒還是不還錢，等到二戰爆發，更不用說了，所以說；一戰的巨額賠款，陷害德國，才是二戰爆發主因。1945年，德國又戰敗，賠款事情又來了，戰敗後德國如同破產，帝國馬克面臨通膨，再度廢止。 到1948年，美國決定援助德國，防止歐洲被共產赤化，於是印製新馬克提供給德國使用，這項行動稱為「鳥之召澤行動」（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一部分，1953年，已經分裂的西德，出席第二次倫敦賠款協議，西德承諾負擔兩次大戰賠款，但是，在1924年以及1936年發行兩批公債：道爾斯公債40億，楊格公債15億，必須在國家統一後才能還款，西德也沒有反悔，到1983年，總共還了140億馬克。1990年德國統一後到2010年，才還掉最後一批賠款6,870萬歐元給法國，一戰戰爭賠款，德國一共走了93年。 二戰賠款就比較簡單了，戰後的1952年，西德和以色列簽訂《盧森堡協議》，賠款以色列34.5億馬克，1953年賠款希臘、波蘭、南斯拉夫、歐洲等國824億馬克，受害最深的蘇聯，在《雅爾達密約》要求德國賠款100億美元，後來以蘇聯戰後，從德國私自帶走的工廠機器物資折算，總計：蘇聯在德國拆走26座工廠，價值1.8億馬克，另外400萬噸物資，民生用品和生產設備。1950年，盟軍抗議下，蘇聯主動減免50億美元賠款，1956年，德國已經不欠蘇聯，並且通過《聯邦賠款法》，處理對外賠款問題，根據統計：到2000年，德國政府宣稱已經完成90%的戰爭賠款，總共賠款給戰勝國1,000億馬克，猶太受害者1,020億馬克，歐洲受害企業7,500億馬克。 二戰同樣是軸心國的日本，情況就更特殊了，這才是本文主題，為甚麼「舊馬克協會」拿不到賠款？其他同樣被日本佔領地韓國、大馬、菲律賓、新加坡卻可以拿到錢，台灣人比較衰嗎？話說回來，德國是法律國家，這批錢，不管是債劵也好，現鈔也好，只要債務人是德國，就可以解決，問題卻卡在日本，簡單說：借款人是日本，不是德國，讓我們看一下歷史吧！ 金馬克是德國賠給日本的戰爭賠款，法律上不可以要求德國政府再賠一次，如果日本認為這批馬克失去價值，應該由日本向德國交涉，但是，日本人用德國馬克向台灣借錢，等同日本人欠台灣，但是，台灣向日本索賠，必須根據那一條法律呢？最主要一條就是《波茲坦宣言》第11條，日本戰敗後必須負擔戰爭賠償，1945年12月，中國「南京」代表吳半農，在東京的「盟軍賠償委員會」上，要求百億美元賠款，但是未被接受，後來美國特使包萊抵達東京，公布「日本戰爭賠償即時實施計畫」；包括沒收日本海外資產，拆除境內生產機器，以及30億美元現金賠款。 但是，計畫在1947年實施之前，突然又改變，美國陸軍部向華府報告：被蘇聯留置在俄境一年的40萬日軍，遣送回到日本，這些日軍接受共產思想洗腦，一但，日本因賠款淪入生活困頓，將是日本共產黨發展溫床，因此建議華府降低賠款，挽救日本免於赤化，這項建議被接受。 1947年4月，美國只有執行拆機器計畫，總共在日本拆除53,946部生產設備，第一批先執行30%，當年12月依照分配；中國得15%，菲律賓5%，應屬印度5 %，英屬殖民地5%，由海康號運輸艦運送到指定地。1948年，另外60%機器拆除，才執行完畢。到1949年，美國決定扶持日本為反共前哨，全部撤銷對日索賠現金，而中國所得機器價值，才8,935萬日圓，中國南京政府相當不滿，東南亞被日本侵略國家，更是不滿，到1950年，菲律賓還吵著要求日本給予40億美元賠償，但是，共黨紅色浪潮已經如海嘯，在亞洲這些國家捲起內戰，大家自顧不暇了。 1951年，美國進一步主導《舊金山和約》，合約中第14條有關戰爭賠款規定，日本可以在經濟復元許可下，以勞務賠償戰爭受害國家，賠款細節由日本邀請同盟國家，各自去訂。當時韓戰，還打得緊張，台海兩個中國，暫時休兵，中國和台灣，都被排除參加該會。老美告訴台灣老蔣，一定要搶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和日本簽訂《對日和平條約》，1952年，《台北合約》終於在4月28日搞定，比《舊金山和約》生效時間，提早了4小時，此約又稱《中日和約》。 合約中，老蔣白紙黑字，放棄戰爭賠款了，換成以勞務替代，有人說：當時老蔣需要日軍白團效力，做個人情給日本，也有人說，老蔣寬大，以德報怨。其實，真正原因是美國壓迫，老蔣不配合美國，只好等待台灣被老共吞掉。老實說：德國舊馬克，是現鈔也好，是債也罷，百分百，是日本政府欠台灣人的錢，是屬於戰爭賠款，就算戰爭時期台灣人是日本政府子民，仍然有權討債的，日本在1951年，1991年，曾經兩度公布：持有戰時日本公債者，可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賠款，當時台灣被中華民國治理，國與國的契約《中日和約》上說：戰爭賠款免了，你一個小民，向哪裡要債？ 2007年，討債的人上訪北京，為何也沒下文，再看下去： 1972年，日本眼看老共在聯合國爭到正統，終於要和台灣說拜拜了，這一年，首相田中角榮，先派社會黨議員竹勝義男到北京，試探風向，北京傳達願意建交信號，1972年9月26日，田中角榮抵達北京，雙方會談，田中一開口就說：「很抱歉，我國侵略貴國，造成很大損失，傷害中日友誼」，老毛說：「不要道歉，不要道歉，你們有功啊，如果不是你們發動侵略，我們怎麼可能奪取政權，所以戰爭賠款，我們不要了」，周恩來一聽，開始緊張了，這句話不就等於坐實了自己要當漢奸嗎？於是在一旁敲邊鼓說：「戰爭賠款可以不要，但是，可以換成貸款，和援助現代化項目」，周恩來這個邊鼓一敲，使日本從1972年到2010年，總共無息貸款和援助中國3,000億人民幣，對中國幫助很大。 其實，老毛說得直白，卻不夠坦率，中國江山根本就是日本人幫老共打下的，根據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一書中所述：1945年8月，老共搶先在國民政府一步，劫收東北，留置10萬日軍精銳，協助老共打內戰，另外有10萬專業日本公民，協助後備，這才是致勝因素。老毛此招和老蔣在台灣，用日軍白團訓練軍隊，一模一樣。 中日兩國，最後在9月29日簽下建交公報，內容第5條寫上：「為了避免日本經濟上負擔，傷害中日情誼，免除一切戰爭賠款」，但是，爭議出現了，日本認為：這一條款所指是所有賠款取消，包括民間索賠，但是，中國認為只限國家賠款，不包括民間，一直到現在爭論仍然存在，這也是為甚麼台灣人上訪北京，還是討沒錢主因。（詳見《田中角榮傳》，《毛澤東外交文選》） 簡單說：歷經8年血戰，台灣人和中國人冤魂無數，日本侵華造成3,000萬人死亡，中國經濟損失超過數千億美元，人命價值更難計算，台灣人雖是殖民地，損失也很巨大，德國舊馬克索賠案，只是戰爭賠款中冰山一角，持平而論；中台兩國，都被老蔣和老毛只為個人權力算計，而出賣了。 歷史昭然如斯，1952年，老蔣為了保住台灣，是被美國逼迫情況下，免除日本戰爭賠款，當了日奴漢奸。但是，1972年，老毛卻是可以不當漢奸時，自願當了日奴漢奸，當你知道歷史真相，出口罵人漢奸時，小心罵到國共兩黨的老主席了。

1月28日壽星： 探險家史坦利（Henry M.Stanley） 一位原名叫約翰·羅蘭茲（John Rowlands）的17歲英國少年，跳船偷渡到美國後，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碰到一位坐在自己雜物店門口的史坦利先生，少年人上前問：「Do you want a boy, Sir?」他的意思是要問「你有要僱用人嗎？」，但是這位沒有子女的史坦利先生卻誤以為少年人在問他要不要收養他做兒子。就這樣陰錯陽差，約翰·羅蘭茲最後被收為養子，從此改名為亨利·莫頓·史坦利，他就是今天要介紹的壽星。 亨利·史坦利於1841年的今天出生。出生不久，與母親沒有正式婚姻的父親就過世了。史坦利有很長的時間在救濟院渡過。移民美國後，曾捲入美國南北戰爭被俘，之後加入聯邦海軍，被派當記錄員，開始邁向新聞工作。他曾組了一支隊伍到鄂圖曼帝國採訪，被囚。解困後，又被派往中非洲尋找（並報導）失蹤的英國傳教士李文斯頓，轟動一時。此外又於1874年深入探索非洲，繞維多利亞湖航行一周，發現希米約河（Shimeeyr River)。事後他將探索過程記錄寫成《通過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一書。 1878年，他奉命赴非主持剛果自由邦的興建事工。雖然史坦利後來獲英國女皇頒勳封爵，但是從非洲的立場看，亨利·史坦利是造成後來西方勢力進一步入侵剛果的入侵者。但無論如何，他是一位傳奇人物。1904年過世。 政經專家李國鼎 「如果你們這些一流的人都不到政府裡來，來的都是二、三流的人，未來國家是由二、三流的人制訂政策，領導一流的人，到時你們就知道痛苦了！」——李國鼎 在兩蔣統治集團的成員當中，李國鼎是少數獲得較多正面評價的人。他於1910年的今天出生於中國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1934年赴英國劍橋大學學物理，中日戰爭爆發後回中國任教，參與多項抗戰工作。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先後擔任造船公司總經理、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在任時推動許多經濟建設。從早期草擬「獎勵投資條例」，推動加工出口區。 1982年推動修正《科學技術發展方案》，選擇了能源、自動化、材料、資訊、生物科技、光電、食品科技及肝炎防治等8項重點科技項目，創設科學園區，促進國際合作等。是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有人稱譽他是「台灣科技教父」、「台灣經濟發展奇蹟」，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形容他「台灣現代化之路」。李國鼎在台灣推動的財經發展，以及他發表的研究與言論，受到世界多國政府與學界的肯定，獲頒榮譽博士及獎項約30多種。

  三年前，中國與台灣就一條沿著等距台灣海峽西岸八海里、中國與台灣海岸等距離的「中線」（東北、西南的航線，也就是M503）協商。當時，中國聲稱上海到廣州的陸上民航路線太過擁擠，需要一條新的海空動脈；台灣則反駁道，海峽兩岸的民航路線已經十分飽和。最後，雙方達成共識是開放南向的航線，並且同意中國不會在沒有與台灣磋商的狀況之下啟用新的北上航線。 上述提及的「中線」，在過去六十多年對海峽兩岸來說，是在航空交通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規範。一九五五年美國空軍將軍將領戴維斯（Benjamin Davis）界定這條中線，在於避免台海衝突而作為交戰規則的目的所用。戴在一九五八年第二次台海危機中，擔任台灣第十三航空特遣部隊司令；他在當時事件中，中國砲擊靠近中國東岸的金馬群島，試圖將台灣由中國國民黨手中「解放」出來。 海峽「中線」的界定在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往後又被稱為「戴維斯線」。中共空軍與國民黨皆默認，這條中線為無害交通到敵對行動的重要轉折點，因此雙方都在盡量對這條中線保持適當距離的自律。 台灣海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空中走廊之一；單在二○一七年的五○五哩航線上，就有將近二九四九四次起降。而對香港與台灣的民航談判者和情報區空中交通管制員來說，這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管理得最好的民航路線之一。台北飛行情報區佔地十八萬平方英里，每年提供近一百五十三萬管制航班，載客五千八百萬人次。 可惜台灣自一九七一年起就被排除在世界民航組織（ICAO）之外，台灣民航局只能仰賴美國交通部的善意獲得相關資訊，以及ICAO最新的規則與標準。另一方面，中國一貫手法則要求若台灣民航局想往ICAO直接聯繫，就必須將自己放置在中國的管轄範圍內。 中國過去曾經邀請台灣參與ICAO相關活動，台灣曾在二○一三年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大會會議，但是前提仍是台灣默許中國對於台灣民航的管轄權；而在二○一六年，台灣總統蔡英文並沒有對於中國俯首稱臣，因此遭中國強力阻擋台灣參與ICAO會議，就連當時ICAO新任的中國籍秘書長柳芳，也對這樣的情況無動於衷。 就在二○一八年初，中國單方面啟用北上的M503航線，連和台灣打聲招呼都沒有，甚至還標記三條支線航線通過台灣海峽，與M503航線在「戴維斯線」的八哩外銜接。罔顧ICAO的程序要求北京在啟動新航線之前要與「受影響方」進行協調（根據ICAO第4.2.6條守則，在與所有相關方進行協調後，才能對飛航路線進行修改）。 AIT發言人當下重申美國政府的立場，「美國反對海峽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並強調：「我們呼籲北京與台北當局在互相尊重與尊嚴的前提之下進行建設性的對話。」 FAPA強烈建議美應派交通部長趙小蘭訪問台灣，監督美台民用航空合作，尤其是在台灣和美國需要協調ICAO標準和將訊息交流常態化的地區；甚至應考慮派駐一名交通官員駐台專司此職。一旦台海的現狀因此遭破壞，台北與華府都應該要立刻採取行動。 （作者為美國華府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會長）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乍看之下，當今聖地耶路撒冷與台灣幾乎毫無關聯。但美國總統川普上月揭示的最新耶城政策，讓我就此深思。 台灣與耶城的國際法律地位，皆以戰後和平條約的晦暗外交奧秘為本。土耳其與日本分別對喪失的主權領土「放棄一切權利、所有權與請求權」，兩案中的戰勝方亦未指派任何國家繼承其主權。耶路撒冷市的法律地位懸而未決長達一世紀之久。儘管目前的「未定」地位僅能溯及一九四七年，但一九一七年英軍自鄂圖曼土耳其人手中取得耶路撒冷迄今，其實當地始終沒有「主權」。 耶城法律地位未決 長達一世紀 耶路撒冷目前的地位未定論，源於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承繼鄂圖曼帝國的土耳其共和國在該條約中「對位於條約所論及之邊界以外的領土，放棄位於其上或與其相關的任何性質的一切權利與所有權…」。這些「領土」大部分由國際會議決定指派給新的統治者，但不包括耶路撒冷、加薩與約旦河西岸。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聯合國一八一號決議案認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與一個阿拉伯國家並立的法定權利。但在同一份決議案中，聯合國大會宣布耶路撒冷市為「獨立個體」（corpus separatum），是一個由聯合國管理、「獨立於」猶太國與阿拉伯國之外的特殊「個體」。唉，既然國際法如此宣告，在新的國際條約付之闕如的情況下，耶城的地位理應維持此等狀態至今。 而今，即便聯合國在前述一九四七年新穎且史無前例的「獨立個體」宣告後並無後續行動，亦不曾對耶城行使任何管理權，但聯合國仍視耶路撒冷在其主權之下，耶城的國際地位仍與台灣略有不同。 對不熟悉國際外交奧秘的一般人而言，既然「既成事實」牢不可破，七十年的時間應該足以解決耶城法律地位未定的荒謬細節問題。耶路撒冷自一九四八年起便作為以色列的首都，毋庸置疑。 美國70年外交政策 被川普打破 的確如此。向來對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s）與外交作態缺乏耐性的川普總統，打破美國七十年來奉行的外交政策，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還下令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城。誠然，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曾指出，耶城範圍甚廣，涵蓋包括聖殿山與舊城等多個管轄權重疊之地，川普也沒打算逕自確定耶城的最終地位。海利不過是提醒所有人，美國並未在任何耶路撒冷最終地位議題上選邊站，包括耶城自身的邊界。 在如此豐厚的法律歷史背景下，川普去年十二月六日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大使館遷往當地的歷史性決定，震驚世界。這位充滿自信、認為臣服於法律擬制無助於美國利益的美國總統，就此推翻長達七十年堅若磐石的外交政策。 川普的銳眼是否也可能投向法律地位同樣懸而未決七十年的台灣身上？一如戰敗的土耳其在一九二三年的作為，日本天皇裕仁一九四五年向盟軍投降，最終在《舊金山和約》中對台灣與澎湖「放棄一切權利、所有權與請求權」。也正如一九二三年的土耳其，日本在一九五一年亦未獲准指定將台灣主權交予何方。戰勝的盟國強權也拒絕為台灣選擇新的主權歸屬對象，表明將此事留待「日後」解決。 職是之故，美國過去七十年來視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為「未定」（undetermined）。而且，正如川普的中國政策顧問及美國國會智庫「國會研究服務處」指出的，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是美國官員迂迴稱之「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中未予張揚的一部分。 美國國會力挺川普的新耶路撒冷政策，令我想起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一九九五年前往俯瞰約旦河谷的尼波山的朝聖之旅。就在李登輝訪問約旦前數日，友台的美國聯邦眾議員藍托斯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提案，「表達國會看法，（柯林頓）總統應立即表明，美國歡迎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其母校康乃爾大學的私人行程」。眾院在五月二日以三九六票對零票通過該案，參議院則於五月九日以九十七票對一票表決過關。 布希、歐巴馬示好 北京並未讓步 美國國會的鼎力支持，促使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向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坦言，美國大眾，尤其是美國國會，並不了解中國阻止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的立場。克里斯多福還說，美方將李登輝訪美視為「過境訪問」。五月十九日，美國總統柯林頓默許李登輝造訪康大所在的紐約州綺色佳；儘管隔年爆發台海危機，柯林頓政府與台灣的往來，尤其是在安全合作領域，仍相當成功。稍後繼任的布希總統改弦易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期間試圖安撫中國；歐巴馬總統則認為，必須在氣候變遷政策上爭取中國支持。當然，這兩任總統對中國示好，都沒能換得北京當局的任何讓步。 有別於諸位前總統，川普的外交風格是「交易式的」，意思是說他會討價還價；他是個「生意人」。身為不信任官僚的政治素人，川普拒絕「循慣例行事」的傳統政策；他的政策是計算成本效益，倘若某個「循慣例行事」的「政策」無利可圖、從未獲利，或是更糟糕的造成虧損，他可能就會毅然放棄，無論是攸關氣候、耶路撒冷，還是北韓的政策。 中國兩面手法 勢必激怒川普 看著七十年來的美國外交以台灣「地位未定」為中心，川普應該會問出以下這些常識性的問題：「這麼做有何好處？」、「為什麼前任美國總統要片面限縮在二十年前仍屬於『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範疇，如今卻成為禁忌的美台官方交流？」、「我們能否透過『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來提升區域安全，或從更平順、更直接的美台關係中獲致貿易利益？」、「為了這些可笑的、自我強加的台灣相關法律擬制，我們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被削弱，北京當局可曾為此補償我們？」，以及「此等法律擬制的必要性到底在哪裡？」 中國在貿易、網路、智慧財產、間諜、環境、市場搶先交易（market front running）、洗錢、走私鴉片類藥物與海上領土等方面的作為，多快就會讓川普感到深惡痛絕，進而重新檢視台海兩岸的零和遊戲，目前還言之過早。但我認為，中國這種一方面支持北韓，一方面又聲稱遵從美國制裁平壤的兩面手法，勢必很快就會激怒川普。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張沛元譯）

  前天（1/26）晚上臺大學術倫理會緊急召開會議，認為陳建良、管中閔聯名發表的研討會報告，因為不是「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之論文」，所以不用討論抄襲與否的問題。臺大急著讓新選出的校長上任，可以理解，但去年才剛成立的研究誠信辦公室，看板嚴重落漆，學術倫理委員會（學倫會）違反法規，便宜行事，立下惡例，後遺症非常大。 首先就法規來看，「國立臺灣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完全沒規定一定是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才有違反學術倫理的問題，學倫會以「非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不調查抄襲問題，根據何在？該法規第三條規定「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係指下列情事之一者：（前略）（三）援用他人或自我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或註明出處不當且情節重大。（四）由他人代寫。」其第四條規定「本校學術倫理委員會為案件之受理單位，並籌組初審小組及調查小組負責違反規定案件之前置審理及查證等事宜。」本抄襲嫌疑案，有按照上述要點和步驟在做嗎？有拿到陳／管「手稿」做初步比對嗎？ 其次，就實務面來說，學術倫理案絕對不限於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過去科技部的研究計畫案的結案報告，完全不是「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之論文」，但若抄襲或違反其他學術倫理，證明屬實必須受到懲處，有案例可查。陳、管聯名發表的論文，是正式在公開的研討會發表的（還是兩大單位用公家錢辦的），如果這樣就可規避學術倫理問題，那麼，是否表示會議論文就可抄襲？碩博士學位論文都不是「正式公開發表或出版之論文」，若有抄襲問題，證明屬實，嚴重時還會取消學位。如果按照臺大學倫會的裁定，那麼，郭明良案取消若干學位論文的學位，是否要重新檢討？我們在大學教書，耳提面命學生寫報告不能抄襲，而這些報告完全不會公開發表，以後如何要助教抓抄襲？如何要求學生不要抄襲？ 第三，陳／管聯名發表的論文，明顯有抄襲情況，只是到底是老師抄學生，還是學生靠老師的「研究手稿」取得學位的問題。如果是後者，當老師回頭用「自己的東西」，用到這樣的程度還可以說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那麼，學生的論文就涉及抄襲，涉及不當取得學位，嚴重時還可能被取消學位。這件事不進行實質的初步調查，就認為不需調查，臺大學倫會標準怎麼突然變得那麼低？將來遇到類似的案例，要如何處理？最後，論文隨便掛名是國內嚴重的問題，這個案件這樣放水，相信只會助長不當列名和掛名的陋習。要不要以這個標準重新審查郭明良案？ 最後，臺大在校長遴選的爭議上，完全不面對爭議點，只會如錄音帶一樣不斷放送遠離重點的說法，如果真的認為候選人的獨董身分和特定遴選委員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為何不就提供該當書面資料？這是臺大高層無法面對爭議、欠缺危機處理能力的另一明證。然後，學術倫理案又這樣毫無原則地輕率處理掉，更證明臺大高層和某些教授毫無原則，標準隨時可變，將來後患無窮。新選出的校長還沒上任，臺大就立下惡例：一、利益衝突不必迴避。二、會議論文可抄襲。最後當然能將新校長保送上壘，但臺大已經輸了，已經輸了！ （作者為大學教授）

  美國國務院三個重要單位的網頁都把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旗給撤掉了，我們的外交部還特地去抗議，要求貼回原有國旗。在台灣的人民分成兩種反應，一部分因美國政府不承認這面旗子興奮不已；另一部分人哭天搶地，有如面臨亡國之痛。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台灣是一個民主模範國家，跟台灣的關係仍然維持原狀，是重要的夥伴，並無任何改變。從頭到尾都稱台灣，未提及中華民國，也不回答為什麼會撤掉中華民國國旗，更沒有意思表示會貼回這面旗。 至於為什麼美國國務院的相關單位會拿掉這面屬於中華民國的國旗，我們可以推測，是務實的川普政府認為依法美國不能承認這面旗子的存在，因為它是屬於中國的，而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面國旗。至於台灣，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之下，台灣是不屬於中國的，所以撤下這面中華民國國旗，是美國政府依法應有的作為。 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這是攤在陽光下的事實，為國際所承認。台灣一直自稱中華民國只能在國內自己騙自己，除了一些接受台灣金援的所謂邦交國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之外，其他正常國家不可能幫台灣欺騙世人。 中國想盡辦法要促統的局面下，對台灣文攻武赫，步步進逼時，美國有義務保衛台灣。但如果台灣一直自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美國就失去保護台灣的立場，想必美國是不能承認台灣是中華民國的。美國政府只稱台灣不稱中華民國，立場鮮明，倒是民進黨政府在野時否定中華民國，卻在執政後，不知順水推舟，反而在維護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再也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事了。 （作者為台北市民）

  感謝網友提供一張1936年刊物，拍到了降落在臺北飛行場的民航機「新高」號。臺北飛行場初期聯繫臺灣與日本本土，之後成為島內航空的核心，日後並開闢了多條國際航線。 直到今日，松山機場還是繼續刻意忽略日本時代機場早已存在的荒謬現象。 而歷史文盲表示：「日本時代的臺北飛行場是軍用的所以不算啦」「作為臺灣第一個國際、國內共用機場，正式成立於1950年，完全合理。」 延伸閱讀： 81歲的機場，過67歲的生日？ http://www.twmemory.org/?p=11023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邱風（退休教師） 龍應台忘了嗎？玩弄那種政治手段，那才真的是無恥，才真的是權力貪奢，龍女士對此可曾仗義執言？還有阿扁受審獲無罪，馬英九即批「不符合人民期待」，司法院即換法官重審，這種驚駭世人的程序不正義，又是怎麼一回事？圖／民報資料照 馬朝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臉書以「無恥」為題，指「立委的無恥與權力貪奢，真的沒有底線。」龍應台說，民主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台灣若是連民主也放手，就真的一無所有了。 龍應台太喜歡罵人了。她憑什麼論斷「立委的無恥與權力貪奢，真的沒有底線」？可說毫無事實根據。最多只能說她太喜歡讓管爺當台大校長罷了。只因她喜歡，而不管其道德倫理學問夠不夠，是否德高望重，泰山北斗？只因喜歡就要他當校長，這不也是一種無恥（無尺）或不義？沒適當的衡量尺度、評論角度。 而她抬出民主不進則退，好像把立法院看成皇宮，她忘了立法院立法委員是民主代議士的。沒有國會沒有立法院，沒有定期改選的立法委員，仍然停留在萬年國會，或讓蔣中正「于右任、趙麗蓮、吳三連」的國民大會，那才真的是民主退步、一無所有了。 現在有些人在那裏靠夭（哭餓），力保管爺能當校長成定局；他們為何能這樣？她們又不是立委受民之託，也不是什麼大學者或有大清譽者，怎能這樣大小聲嚷嚷叫叫呢？不就是拜民主進步之賜嗎？民主時代還有「太后」封號存在，不會太諷刺嗎？還在那裏說瞎話，什麼民主（選舉產生的立委）退步、無恥。這不是心中茅塞、利令智昏、得了便宜還賣謬論嗎？ 這樣於其所愛而僻（辟），於其所惡而僻（辟），毫不客觀理性而充滿私心，豈不是才真的無恥？只肆無忌憚自己的偏頗，而不據理依法，那才真的獨裁專制反民主。選出管中閔如有問題，那當然要重選或讓管知所進退。而管的道德、倫理、學術如為人所疑問訾議，那當然也不適合擔任大學校長。 凡選舉，立委縣市長總統等選舉，如有疑問、有問題，則當選人會被撤銷資格，甚至判刑，然後遞補或補選重選。這是民主進步，龍應台不知道嗎？管大爺如有問題，那麼撤銷資格，重選，乃理所當然。 他們不斷說反管是政治作祟、政黨作怪，好像政治或政黨很汙穢很齷齰，其實不然。濫用民主過度政治化才要不得。而那些保管擁爺的，她們才真的濫用政治，過度政治化。 十幾年前阿扁當選連任，連戰國民黨不能接受，緊咬兩顆子彈槍擊案，搞真相調查，搞得全國動盪不安風雨飄搖。無根無據捏造阿扁自己製造挨子彈的騙局，所以當選，國民黨的一些人最會搞這種政治把戱，結果全國大驗票，查出並無做弊，連宋兩人可曾為一己之私，而帶給國人長期鉅大不安和紛擾，道歉過一句話嗎？驗票費用一億多元是誰繳的？（外界稱是兩人海外共同友人代繳的，這涉及逃漏贈與稅，和政治倫理，但沒人查）。 龍應台忘了嗎？玩弄那種政治手段，那才真的是無恥，才真的是權力貪奢，龍女士對此可曾仗義執言？還有阿扁受審獲無罪，馬英九即批「不符合人民期待」，司法院即換法官重審，這種驚駭世人的程序不正義，又是怎麼一回事？今天只是對管爺有所質疑，完全遵循民主與法律程序，竟然什麼「無恥無底線」的話，都加諸民主、加諸人民了。這種行徑的人，以前竟然還被同黨請去當大官！ 所以他們純粹是同夥同窩臭味相投，相互取暖或相濡以沫，與學術與民主根本不相關，所以別在那裏靠夭了！台大高層向教育部立法院，當然可依法據理力爭，澄清事實、解除疑惑；而台大學生也不妨表示表示意見。民主的台灣，龍說當然也是可供參考，但不可以用太后之姿，凌駕民意，私護管爺，貽笑天下。

政黨輪替，蔡英文幾個大改革，尤其促進轉型正義調查白色恐怖的真相，更是讓許多垂老的政治受害者迫切期望。筆者向貴刊撰寫受難者的史事，竟然獲得好多朋友和老同學的關懷；上星期有位六、七歲就跟山東老爸在一九四九年秋天，倉促搭破舊兵艦幸運抵台，不過他從小就知道他老爸的一些海軍官長，被蔣介石利用駕軍艦載運貴重物品和兵員，二、三年後就有多人遭栽誣成匪諜處死或囚禁，他要我也述說些外省軍人被共匪的故事。 一九九八年白色恐怖年代受難者補償條例立法通過，我回台提出申請平反，常到家弟明德的基金會，認識好多前來請求幫忙平反的受難者，就碰上山東人張立中先生，他說出二哥張余安的遭遇。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軍在中國東北大潰敗，停泊在青島附近海港從美軍或日軍接收過來的兵艦，準備用以撤退到台灣的主要工具找不到操作兵員，有人建議登報廣招汪精衛時代的海軍人員復役，給予官復原職。原是上海海軍軍校畢業的張余安認為正是盡忠國家的好時機，毅然報名投效。他是航海科畢業，有過短期出海經驗即被任用少尉課員，不久升中尉砲艇長，撤退前夕接任佈雷艦艦長。有次在辦公室遇見偽海軍司令鮑一民將軍，鮑也是在多位舊部下慫恿下復職的，鮑的歸依，帶動近三百多人回艦服役，為蔣家撤退台灣立下汗馬功勞。 但一九五二年後因美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蔣政權鞏固，特務開始抓人，時任海軍官校航海教官的張余安從家中被逮走，年底十二月三十日二嫂接到二哥退回的家信，信背面加註一行字：「已判死刑，家人速來領取遺物。」下面蓋有一個軍法局地址的藍戳章，那是唯一的（判決書），初來台灣、十八歲的立中當時也被扣押在馬公孔子廟一段時間，經基金會幫助兩兄弟獲平反，後來都得到補償，同時在馬場町遭殺害包括鮑一民司令共五人。 在泰源監獄遇見被判十五年的陸軍上校，他說蔣介右在台批示槍斃第一位陸軍副總司令是段澐將軍和他的胞兄段復、堂弟段徽楷，以及妹夫謝小球。段澐原為青年軍八十七軍長，抗日、剿共中曾立下不少戰功，驍勇善戰，有「華北趙子龍」的美譽，並曾派兵敉平奉化溪口鎮警總隊的叛變，拯救過蔣介石的生命；他也是極少數將部隊完整帶來台灣的將領，民國卅八年到台後，乃調升為台灣防衛司令部中將副總司令，時僅四十出頭，當時總司令是孫立人將軍。 一九五二年八月九日，段將軍被保密局逮捕，在該局法官張西林酷刑逼供下神智昏迷，借先前被捕的堂弟段徽楷等人「為匪潛台份子」的口供，強行逼其簽名，一九五三年的「秋決」，段家四人被槍斃於台北螢橋馬場町，段將軍的獄中血書還是藏在一本聖經中被家人領回的。 處於極權專制統治者的時代，真是恐怖駭人。 （作者為政治受難者）

  美國貿易代表署及國務院領事事務局先後摘除網站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圖案，政府向美國國務院交涉復原，國務院即重申，美國的台灣政策依然基於美中三公報和「台灣關係法」沒有改變，美國當然亦從未改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上唯一的中國。 筆者認為，與其說此事乃中國對美外交上的壓力所致，不如說是美國於立法「台灣關係法」時即要做的事，到現在才做。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所立法的「台灣關係法」，定調今後美國要與台灣人民維持夥伴關係的對象是「台灣治理當局」，當然不會把已斷交的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歌當作台灣治理當局的國旗留在網站上。 民進黨重獲政權之後，蔡英文總統說：要「維持現狀」，意涵「維持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現狀」。由於至今「台灣治理當局」繼續維持「中華民國」國名，又自稱其政府是「台灣政府」，確實令美國及各國政府莫名其妙。 （作者為高雄市民）

1月27日壽星 音樂神童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有「音樂神童」之譽的古典主義音樂作曲家，於1756年的今天出生於奧地利薩爾斯堡。 從6歲作「G大調小步舞曲」開始，到35歲作「魔笛」、「早春」等，莫札特創作過20餘部歌劇、41部交響曲、50餘部協奏曲、17部鋼琴奏鳴曲、6部小提琴協奏曲、35部鋼琴小提琴奏鳴曲、23首弦樂四重奏、以及數部嬉遊曲、小夜曲、舞曲及宗教樂曲…。 他只活了短短35年，卻有如此豐富的作品，有人問，他都不用睡覺嗎？在短短的人生中，他曾經失戀、失業、潦倒…，他雖生了6個孩子，卻只有2個免於夭折而成長，但兩人終身未娶，因此莫札特未留下子嗣。但他留下才華洋溢傳世永恆的作品給世界，世世代代與人類同在。 同情台灣處境的日本經濟學家矢内原忠雄 「為了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矢内原忠雄 1893年的今天矢内原忠雄出生于日本愛媛縣，2年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36年後（1929），矢内原忠雄出版了分析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地台灣經濟發展歷程的經典名著《帝國主義下の台灣》，同時也表達對殖民地被壓迫民眾的深切同情。這位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東京帝大畢業，也任教該校。為了瞭解日本對台的殖民統治，1927年他來台考察二林蔗農事件和竹林事件。回去之後寫下了《帝國主義下の台灣》，因批評日本殖民政策，此書遭總督府列為禁書。 中日戰爭爆發前夕，這位被譽為「日本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發表文章、公開演講，反對日本出兵攻打中國，因此遭解除東大教職。戰後日本民主化，矢内原忠雄才恢復教職，擔任東大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進而出任校長。重要著作，除前引書之外，尚有《帝國主義下の印度》、《殖民と殖民政策》、《南洋群島の研究》，以及許多教育及基督教教義的論著。 德國頭號哲學家謝林（F. W. J. Schelling） 「自然與心靈的合一，唯有在藝術中最能呈現。」——謝林 德國的美學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於1775年的今天誕生於德國符騰堡。謝林8歲就學會希臘語、拉丁語，12歲完成中學教育，是少見的天才。上大學前又學會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法與、英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他認為多種語言有助於他的思維活力。在圖賓根神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時，他遇到同寢室同學黑格爾，兩人是好友，但也產生激烈辯論。 謝林和黑格爾，以及影響謝林很深的費希特，都被歸類為德國「觀念論」者。德國觀念論者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他們都致力探討作為世界本源的「絕對者」。但謝林的核心思想指出世界的本源是「絕對無差別的同一」、「主體和客體從根源上來說，其實是同一個東西」。但黑格爾不同意此說，批評謝林這種絕對相當於黑夜，「在黑夜裡所有的牛都是黑的」。在他們論辯中，互見火花。謝林的晚年成為批判性地闡述黑格爾哲學第一思想家。他認為人不僅被理性所決定，也被汙濁的自然衝動所決定。 1854年謝林在瑞士的一處療養勝地逝世，被安葬在附近的一座教會公墓。他的墓碑上刻著︰「紀念德國的頭號思想家。」

正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有如一場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對決的華山論劍。（法新社） 正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有如一場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對決的華山論劍，雙方的帶頭大哥為美國與中國，主軸戲碼則是貿易爭端。美方由川普親自出馬，在論壇上宣講「美國優先」的教義，高揭含帶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公平貿易旗幟；諷刺的是，全球具有最濃厚保護色彩，在其國內市場佈滿貿易障礙，以不對稱、不公平的手段阻絕外企競爭的中國，卻因川普站在保護主義一邊，引發多數國家反彈，反而披上了自由貿易外衣，彷彿是捍衛自由貿易、對抗保護主義的急先鋒，在達沃斯上演一場黑色鬧劇。 此次世界經濟論壇充斥著全球化vs.保護主義的氛圍，它的根源來自近年因移民、恐怖主義與金融海嘯導致失業及貧富差距的擴大，而在政治上發生的強大逆襲，導致全球民粹與分離主義盛行，政治地殼的大變動，美國甚至選出素人總統川普。川普個人意志堅定，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認為美國在建構與維持國際現行政經秩序上，實質利益長年受到嚴重損害，尤其因堅守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與推動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而被貿易對手國佔了便宜，其中之最乃是去年對美貿易順差高達兩千七百多億美元的中國，以及利用ＮＡＦＴ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崛起的墨西哥，成為川普眼中造成美國藍領階級失業與貧困的罪魁禍首。 由此可見，川普公平貿易訴求的對象固然遍及對美擁有龐大順差的國家，但是，首要打擊者則非年年從美國賺走兩、三千億美元貿易財的中國莫屬。最近中美貿易衝突急劇升溫，從太陽能、鋼鐵與智財權的紛爭，戰火幾乎全面延燒，而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恰巧成為中美口舌交鋒的場合。然而，最大的弔詭是，從國際經貿大架構來看，川普與歐美日等西方資本主義集團的摩擦，確可定位為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之爭，例如歐洲領袖紛紛質疑川普的保護主義，德國總理梅克爾呼籲「孤立主義無法帶領我們前進。我們必須互相合作，保護主義不是正確的答案」。顯然川普執政之後，美國逐漸淡出維護世界政經秩序的角色，以現實主義與利益取向代替了理想主義，已引起重要友邦的反彈與疑慮。而美國降低全球參與的領導角色所讓出的權力空間，是否會被中俄等霸權趁機補位，造成全球政經體系的失衡，恐怕是多數國家最大的夢魘。 但是，若聚焦於美中之間，則世界經濟論壇純粹是兩國貿易利益之爭，亦即雙方之間的貿易是否公平對等的論辯，無關乎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差異。美中交鋒的真實圖像，乃是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所稱，美國並未發動貿易戰，中國才是真正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他直陳，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對自由貿易一直是巧言令色，且更善於高度的保護主義行為，相較於中國，美國的保護主義根本是小巫見大巫。換言之，美國對中國展開貿易制裁，不可視為在全球化立場上退縮，而是為了打破中國長期以來透過國家資源與政策所構築的保護主義壁壘，還給兩國之商品與服務貿易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其實，近年中國的經濟崛起，低廉的勞動成本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市場一直籠罩在保護主義的天羅地網之中，並不存在自由競爭，加上中國為了產業升級，仿冒、盜版、竊密、挖角、購併等無所不用其極，令外企根本難以進入其市場，而特定產業與企業在如此扶植下更茁壯為跨國大企業。尤有甚者，中國的補貼造成產能過剩，價格崩潰，而川普所以對太陽能電池與模組祭出高關稅，就是對中國企業利用政府補貼打垮市場，令全球太陽能產業崩盤，所進行的反擊。因此，對於中國利用不公平手段進行壟斷與傾銷的報復，不論是以「美國優先」或「公平貿易」之名，都具有自我防衛的正當性，由此才能看清達沃斯論戰的真相，千萬不能被保護主義者喃喃自語的自由貿易名詞所矇混與誤導了。

林青昭（台灣憲法學會副秘書長） 今天台灣正面臨生存的危機，面對政府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台灣人民不應該再繼續消極的看待，否則就等同是全體台灣人「默認」政府的一中外交政策。此時此刻，台灣人民應該凝聚力量，積極的反對外交部的「一個中國外交政策」。圖／資料照 中國北京加緊壓縮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動作更加頻繁。首先是，中國強化和拉丁美洲的關係 ，可能動搖我方邦交國的動向。其次是，中華民國國旗，遭美國國務院領事事務局及貿易代表署（USTR）官網撤下。另一則是，梵蒂岡與中國即將簽署主教任命協議，我方和教廷邦交開始亮紅燈。以上中華民國一個中國面臨的外交困境，李大維和外交部發言人，卻只以「在可控管範圍」、「持續瞭解並密切注意其發展」等回應國人，這樣的敷衍了事的說詞，數十年未曾改變。 近幾十年來陸續不斷都有邦交國和中華民國斷交，主要是因為國際社會依據國際法「一國一合法政府」原則，正式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這也說明兩岸的法關係，至今都是一個中國之下，兩個政府之間的「漢賊不兩立」問題，而不是兩個不同的國家關係。 「國家承認」和「政府承認」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不可以撤銷，而後者則反之。目前中華民國與建交的邦交國之間，是屬於可以撤銷的「政府承認」。由於擔心「政府承認」隨時可能被撤銷，因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每年必須編列數百億的龐大預算，以維繫和邦交國的關係。既然反對「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為何又要花費台灣人民的稅款，努力維持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 中華民國自我定位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的舊政府。1949年從中國敗逃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也曾經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然而自1971年被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合國取代之後，偏安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已不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是，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至今都還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爭取各國的「政府承認」，依舊是一中之下的法統之爭。中華民國的外交部要求邦交國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才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台灣總統是十幾億中國人的國家元首。也就是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至今還是延續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更因為堅持維持一中框架下的外交政策，使台灣至今仍然無法走上國際舞台，長期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 今天台灣正面臨生存的危機，面對政府一個中國的外交政策，台灣人民不應該再繼續消極的看待，否則就等同是全體台灣人「默認」政府的一中外交政策。此時此刻，台灣人民應該凝聚力量，積極的反對外交部的「一個中國外交政策」。台灣人必須自己勇敢站起來，向國際社會發聲，展現台灣人民要建立新國家的決心和意志。 做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更應該早日結束不符國際法原則的金錢外交政策。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申請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同時取得「國家承認」，並與國際社會正式接軌。

  阿扁卸任總統就被反撲扣押，還製造有的沒有的罪責，就是要給台灣人難看。這是「殖民者」失去政權八年的怒吼，是自認為主人要教訓奴隸，不必講是非，哪還管得了法律的手段的正當性？圖為時任總統的陳水扁於2007年5月19日台灣民主紀念館揭碑典禮。圖／邱萬興   陳水扁前總統的案件，不論從法律觀點或政治觀點看，都有很大的爭議，應判無罪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可是，各方面應有的作為，卻都放任的結果，這個案件已經成為台灣人的痛，族群的另一鴻溝，不知道要花多少歲月，才能彌平傷痕。 觀察陳水扁案件多年，覺得「阿扁被判刑事件」最該譴責的是深藍「殖民者」，其次是「隱情惜已」勇氣不足的改革者。會認為阿扁案上升到「阿扁被判刑事件」的位階，是阿扁案的法律審判，已逾越法律規範，升級到政治操作，影響「司法程序不公」的問題。 這個政治問題的深層因素，導因於「殖民者」在台吃香喝辣，高高在上多年，儼然以主人的優越感，圈養著台灣人。在這樣的氛圍中，怎能忍受台灣人當家作主當總統。以前把持特權的「殖民者」，又怎麼可能放下「扈從」統治的得意，讓自己一下子跌落凡間成為平民百姓。 所以，阿扁卸任總統就被反撲扣押，還製造有的沒有的罪責，就是要給台灣人難看。這是「殖民者」失去政權八年的怒吼，是自認為主人要教訓奴隸，不必講是非，哪還管得了法律的手段的正當性？不過，若仔細想想，前總統統陳水扁的案件，最該譴責的固然是挑起鬥爭的「殖民者」，但「殖民者」的非理性反應，藉著統獨尖銳對立而反撲，其實是可以預知和想像。這樣的行為，雖然不能認同，但是可以理解。 沒有辦法理解的是些所謂「民主之士」的道德潔癖，以及部分改革力量的政治人物，竟然沒能認清非常時期的改革，必須放在「鬥爭」的位階，還可笑的放任「民主」被「反民主」的借道手段所吞噬。這一群「放任」的民主改革人士應受最高譴責。 以「民主」消滅「民主」的手法已屢見不鮮，台灣卻還有那麼多自稱民主的學者專家、政黨和從政者，頭顱自甘送上，還高呼「民主」萬歲的葬送「民主」。不知道這是笨，還是鄉愿。看起來還有一點中了自認「清高」，其實「迂腐」的儒家遺毒吧。「民主」的脆弱和可悲，非民主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其實都看在眼內。所以，台灣的「民主」政黨，面對的其實不是「民主」的競爭，而是奴隸與自主的鬥爭，怎可不慎，怎可任其泛濫反噬？ 陳前總統的案件，在司法程序正義上，就如陳師孟監委所說，應該是「無罪」推論。既然是那麼明顯的無罪推論，但案件卻鬧得熱熱騰騰，不就是政治鬥爭，哪還有什麼，難不成是睜眼說瞎話的「民主之爭」，別笑死人了。 好在有「台灣社」等台灣社團的不斷發聲鬥爭，以及個別司法人員如洪英花法官等的司法觀點力挺，「無罪推論」的觀點，已經在社會上逐漸有了解。這種社會氛圍的改變，本土政黨不會沒有感覺，但為什麼看不出有任何積極的司法或政治作為呢？ 說不客氣點，其實也不奇怪，當局是了解阿扁案的問題，但擁護正義是理智的判斷，不一定人人有勇氣去實踐正義。勇氣的先決條件，是要有捨身的觀念，利他而非利己的行為。這樣的胸襟，必須拋開自我，其實不簡單。要有捨身和犧牲的勇氣，其先決條件，也許先認清楚前總統陳水扁案的性質。阿扁案不但關係到同志的彼此信賴，也牽扯到台灣實行民主化的進程。有了這方面的自覺，勇氣也許跟著來。 中國共產黨並非我們所喜歡，但他對付中國國民黨確實有一套。我們試著以中國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歷程作借鏡談阿扁案。中國共產黨在極為脆弱的時期，被中國國民黨打到要「竄逃、長征」，幾乎快被殲滅，軍隊剩下不到兩萬人，但是，不管對內或對外，中國共產黨依然堅持路線，仍然堅持鬥爭，也絕不會把自己的同志擺在敵人的槍口下。 最後，才能把擁有近千萬大軍的國民政府趕出中國。這樣的歷史事實，台灣的民主人士和民主政黨，竟然都沒感覺，平白讓台灣的民主法治蒙塵，真遺憾。 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境內被中國共產黨打敗了。現在，殖民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又和台灣的民主政黨幹上一架。這時，反觀台灣的民主力量，同樣要對抗中國國民黨，並且在2016年這一決定性的選舉，幾乎殲滅中國國民黨。但是，民主力量沒有學到中共的堅定改革與鬥爭，堅持路線的正確性，反而遲疑行動，還被倒打到滿地找牙，情何以堪。 就以前總統陳水扁這回去向李登輝前總統拜壽為例，這還是一個殘障老人去拜訪近百歲壽星，多麼溫馨感人的場面，竟然還會有人「鬼哭狼嚎」般說三道四，警告陳前總統。教訓陳水扁前總統的意在言外，還不是在警告台灣人要當順民。 最看不慣的是法務部長邱太三，還批什麼法律人跟政治人物口水戰是浪費生命。邱太三不知道台灣法律人，現在被看成什麼嗎？竟然端起「知識的傲慢」來。 台灣人的忠厚老實到哪裡去了呢？台灣人的誠實與敦厚去哪裡了呢？台灣人的為人處事風骨又到哪裡去了呢？經歷了國民政府的殖民式統治，台灣人怎麼啦！得到軟骨症了嗎？真沒辦法理解。回顧台灣人民原有的忠厚本性，再看看台灣現在失去的是非觀，已經沒有本土原質的殖民文化，被扭曲的司法，台灣現在有這麼多問題，怎麼不更令人氣結。 怪不得台灣被國民政府統治以後，鄭清文不久就在他寫的小說《最後的紳士》指桑罵槐，道盡了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台灣，是充滿了虛假、詐騙和是非不分，再也不見紳士的台灣。 好在還有「台灣社」等社團對司法不公的質疑，真好。這個質疑，問題的重點在我認為不只是為陳水扁前總統蒙受司法程序不公叫屈，更重要的是要討回台灣被欺凌的公道，是要翻轉台灣黑暗的司法，讓台灣有機會邁向光明的未來。 因此，藍色的殖民者，針對陳前總統案，請不要辯解是因時間不同，所以法律見解不一樣。執政的民進黨，也不要說民主就需要講死板虛偽法治，「惡法亦法」等等似是而非，不知所云的話。 法律的構成要件，難道沒有考慮到傳統和社會習俗及習慣嗎？違反了常理的法律還能剩下什麼？前總統李登輝已經近百高齡，陳前總統去祝壽就要被警告，法務部長邱太三還明示違規，真叫人齒冷。民間有非常多人，一談到「邱太三」三個字，不是痛駡，就是不屑，蔡英文總統和賴清德院長，你們都掩耳裝聾嗎? 司法的違法，使得「道德審判」反而干預了司法公正，讓陳前總統陷入困境，以致他的心靈和身體遭遇不可恢復的逆境，這是「鬼魅魍魎」對台灣的逆襲，也是「轉型正義」的一大挫敗，更是「惡法亦法」後的無情追殺。 「司法程序」的不公是法律問題，「道德審判」是自律的問題，在陳前總統的案件陷入混淆不清的時候，部分自認為有潔癖，自以為是一絲不苟的所謂正義之士，選擇不出聲，寧可讓不法的法律判決羞辱陳前總統。看起來還真可笑，也很可悲。正如陳師孟所舉劉勝之評：「知善不蔫，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台灣所謂民主人士或清高法官，一堆寒蟬啊，是被國民黨欺凌洗腦七十年的結果吧！更不用講「自同殖民者」的人。 在轉型正義還未真正落實，在「鬼魅魍魎」若隱若現的時候，若是無法及時高舉正義的旗幟，導正司法的不公正性，這樣的司法審判結果，會讓台灣走向民主的末日。所以，一定要即時做出檢討。這不只是給阿扁前總統一個公正審判的機會而已，也是給台灣轉型正義能夠成功的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