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關「一例一休」修正的《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在立法院進行聯席審查，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以「未過復議期」為由，一人霸占發言台11小時，最後被綠委架離委員會。（圖／NOWnews資料照） 賴清德大概沒有想到，一席「功德說」竟然成為他擔任行政院長以來，最受傷的一次發言。這不但說明了縣市首長慣用的語言模式，來到中央還是必須接受台北媒體和網路世代的殘酷洗禮，也顯示了勞動議題在台灣社會的敏感程度。 一例一休是蔡政府上任以來，始終沒有醒來的政治惡夢。這個惡夢來自於：民進黨在野時微向左傾的主張和語彙，不但和這個社會的現實並不完全相容，也和自己支持者的需求不盡相符。民進黨的支持者有很多年輕世代，但也有大量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及從業人員。這兩組人對於勞基法有著很不一樣的想像，而且彼此非常難以對話。 擺盪在這兩組人之間左支右絀，是民進黨在勞工議題上頻頻跌跤的原因。加上這個社會對勞基法的期望其實也總莫衷一是：一例一休在修法時被嫌不夠進步，實施後又被認為窒礙難行，再修法時又被指責背叛勞工，這真是「父子騎驢」成語的最佳詮釋。 原因是勞基法已經30多歲了，這部以工廠生產模式為藍本設計的法規，結構非常老舊，早就不適合現代多元型態的產業環境。面對現實，企業的型態和規模有千百種，同一家公司的行政、生產和研發人員也各有不同的工作型態，當勞動法規綁得很死，而所有人都要適用同一套制度的時候，當然是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這就是今年初一例一休實施後，各界怨聲載道的原因。 敢於承擔政治風險是典型的賴清德風格，他的修法主張，意在創造勞資雙方的彈性，也不能說是錯誤。不過，民進黨執政不到兩年，就兩度捅勞動議題這個馬蜂窩，真不知道該說是勇敢還是白目。 「執政路線該採取社會的『眾數』，而非社會的『少數』」。這是政院高層轉述賴清德對這次修法的闡釋，在偏向兩黨制的政治體制中，「往中間靠」確實是執政者必經之路。但民進黨想從偏左走向中間，就免不了要被原來的支持者質疑。而台灣社會已經進入一個世代巨大落差的時刻，幾乎不可能同時討好所有人。 當民進黨往中間走，原來偏左的政治版圖就空了出來。因柯P光環而黯淡的時代力量，當然會緊抓這個乘勢而起的機會。國民黨雖然演不像，但也出了一個蔣萬安，一起競逐立法院的新一代「站神」。更不要說時代力量趁機搶占所謂「進步選民」的地盤。民進黨也許不認同這些政治表演，不過我必須說，這些都是民進黨路線調整之後，其他政黨自然會有的「正常能量釋放」，也是執政必然付出的代價。 回過頭來，執政黨又是怎麼因應這樣的變局？這段時間，民進黨的表現真的不怎麼樣。黨內多數期待修法，但作戰的時候不是動員不力、就是辯護無力。於是，即使民進黨在國會占多數，還是未能在議程上取得優勢，最後要難看的拉走站很久的徐永明；甚至還在委員會的投票中意外落敗，讓審查成為在野黨的表演舞台。種種挫敗都提醒民進黨，這個戰場沒有想像中簡單。 回到修法本身，作為執政者，政府不可能順應太過浪漫的想像。即使是沒競爭力的產業，也要讓他們有苟延殘喘的機會，保留轉型的空間。勞基法的修正，某種程度是在關照真正底層的勞動者，這些人的生計，必須靠加班來維持。「彈性」不只是給中小企業的經營者，更是讓這群人、以及他們背後的一整個家庭，避免失業或收入減少所帶來的衝擊。收入是很多中壯年的優先考量，這絕對不是浪漫的烏托邦主張可以彌補的。 但只要有彈性，就會有被濫用的可能。到目前為止，在防止彈性被濫用的努力上，行政團隊還要做更廣泛的說服。至於重整內部腳步，增加行政面向上的積極作為，都是執政團隊必須努力的方向。修改勞基法一事已經成為政治風暴，民進黨必須正視這場危機，否則勞基法真的會讓英德政府傷很大。

據報導，為加速轉型正義進程，數個學生團體27日上午於教育部前召開聯合記者會，宣佈目前已串連11間大學聯合發起拆除蔣中正銅像行動，將在本學期末共同在各大學校務會議中正式提案拆除銅像。 目前已有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交通大學、陽明大學、成功大學與中山大學等11間大學校園的學生表態參與。其中台灣師範大學、臺北商業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已經將蔣介石銅像請出去，然而不少大、中、小學校園，甚至公共場所還是有獨裁者銅像，實在很荒謬！畢竟校園與公共場所之所以有蔣中正銅像，都是以前國府以行政命令所為，是野蠻行為，並無法源或民意基礎。 蔣中正銅像退出校園，讓全民面對轉型正義（朱晏辰提供） 這次串連由長期關心轉型正義、重視二二八事件的學生團體「共生音樂節」發起，該團體總召徐祥弼指出，轉型正義不是有無的選擇，而是一種價值的追求，是對於真實與正義的重視。徐祥弼批評，雖然民進黨已上台，但是《促轉條例》卻因為某些人的一己之私，而變成協商的籌碼，讓年邁的受害者必須自己去找國民黨協商的時候，只能看到民進黨中政治意志的淪喪。國民黨已是少數黨，民進黨還「鳥」它們甚麼？做就對了！ 民進黨應以其人之道反制其身，由行政院行文給各機關學校，全面清除蔣殺人魔的銅像，且總統府立即公布兩蔣墳墓的處理方法，不能再將他視為「神」，屍體該埋就埋，該火化就火化，否則難道死人還會「復活」不成？國民黨與蔣家這種處理方式，已經讓蔣家第三代年紀輕輕就紛紛走掉，難道希望下一代也如此嗎？有何好處？ 蔣經國表面上裝作十分節儉，卻很會「造神」，無非是合理化自己執政的正當性，否則怎麼會同意蓋世上最雄偉的中正廟？有需要派國家衛兵二十四小時守衛嗎？蔣介石會比希特勒、毛澤動與史達林偉大嗎？為何台灣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獨裁者銅像與最雄偉的紀念堂？成大校園不只有蔣介石銅像，其校區還取名「光復」，那麼多名教授，尤其是法學教授，解嚴後已經三十年，卻無人對獨裁者存在於校園提出異議，是否很丟臉？這樣又如何在課堂上教育學生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豈非笑話？ 雄中、南一中與南女中均已將獨裁者銅像請出去，其它中北部明星高中怎都無動靜？每天師生對獨裁者銅像存在於校園，視而不見，習以為常，還把國民黨黨歌當國歌唱，校歌也都充斥黨國意識形態，這不是臣服於威權的奴才或順民又是甚麼？這樣即使升學率很高、獲獎無數、「三冠王」或「五冠王」一堆，又有何榮耀可言？有些學校每年校慶時，只會以搞笑方式，將獨裁者銅像做各種變裝秀，又有何意義？為何全校師生不進行辯論與公投以決定獨裁者銅像之去留？留這樣的銅像有何教育意義？校園銅像理應是一校之精神標竿，而蔣介石有何值得全校師生學習的？校內公投是學習校園民主最重要的一課，否則只是教死書與讀死書而已。 許多國民黨人面對各界質疑蔣介石的功過時，總是要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後看，或說拚經濟比較重要，不要以政治力介入，其實當初行政院以公文行文各校辦理豎立獨裁者銅像，難道不是政治力介入嗎？東吳大學更可笑，說該校的蔣介石銅像是「無主」之物，校方「無權」處理，學生問：「如果是垃圾給學校，學校不能丟掉嗎？」校方一時啞口無言，可見東吳也是沒有是非與道德勇氣的學校，這樣能說是大學嗎？後來經由學生查詢，東吳大學的蔣介石銅像是四十年前夜間部畢業生所捐贈，是他們心肝情願捐的嗎？難道撤不撤還須經過校友的同意？試問，德國、東歐與俄羅斯政府或學校，是否也要問問當初「捐贈」的人是否同意才會撤走獨裁者銅像？ 如果轉型正義不重要，德國與波蘭等歐洲國家為何持續進行轉型正義二十幾年？有影響其經濟發展嗎？國內一些蛋頭學者與藍營政治人物，是否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轉型正義是教育師生明辨是非與道德勇氣的重要，否則就是是非不分、和稀泥的奴才，這樣的學校與師生好意思說在追求真理嗎？ （教師）

賴清德院長在長照專線啟用致詞時，勉勵照服員以幫助別人是做功德來面對工作壓力；卻遭批講幹話。筆者長期探討壓力與身心健康及幸福感的關係，要支持賴院長的功德觀。 高工作壓力低工作滿足感及幸福感，不利身心健康，增加疾病風險。但如何降低工作壓力及提升幸福感呢？除改善工作環境的安全性、排班、假期、待遇外，是否工作環境中的人際互動關係可使個人有歸屬感與受尊重，工作成果是否可使個人有勝任、成就感，也很重要；而個人是否從工作中獲得意義感，更是影響了幸福感的高低。哈佛大學幸福學就強調幸福是快樂和意義感的結合。 因此，筆者很支持賴院長要求衛福部要有機制去解決照服員的問題與困難；不只是要改善薪資福利，還有培訓制度及工作資源網絡等；但也很欣賞賴院長的功德觀，鼓勵個人從幫助別人是做功德找到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感；幫助別人是做功德應也是賴院長他長期做事的價值觀，樂見此種正向價值的分享。 （作者為亞洲大學心理系講座教授，前台灣心理學會理事長）

  紛擾十多年的文化大學董事會內鬥，昨天又傳出董事長以校產遭掏空為由，控告執行董事背信，為私立大專院校紛爭再增添一例。文大董事會一案，發生在各界關注私立高校亂象和問題之際，校產通私產只是其中的一環，行政院上週四通過「私立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尤凸顯高教危機已現，必須嚴肅看待、積極處理。 在我國一百五十七所大專院校中，私立高校不論學校數或學生數都居多數。不過，就辦學品質與績效而言，私校較諸公立或國立院校都瞠乎其後；這與美國的私校為高等教育名校主流，大異其趣。不僅如此，我國私校主要由於興辦者把學校當私產，以致問題叢生，紛爭不斷。 家族化最常見。知名私校連續三代掌握經營權者，所在多有；由此還衍生出校產通私產、董事會不當干預校務、董事不當支薪、採購營繕圖利特定關係人等利害衝突問題。主其事者既把學校當私產，巧立名目違規收費、詐領學雜費補助、資金調度及財務帳目不清等現象經常可見。私立高校雖不無正派經營的辦學者，但淪為「學店」的不當或違法行徑，更常令社會痛心、學子受害。在此不甚理想的現況，不僅較小型的技職院校狀況頻傳，知名的私校也不能免於弊案紛爭。 除了辦學經營的亂象叢生，私立高校還面臨更嚴厲的挑戰，亦即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不但其負面效應明顯，且已釀成危機。少子化絕非短期間形成，但教育政策規劃當年卻輕忽少子化要素，在青少年人口欲增不易的情況，反而大量擴充高等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計，短視的教育政策導致如今的困境，大專院校缺額現今已六．三萬，其中私校達五．三萬。 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狀況極其明顯，既造成重量勝於重質，技職教育機構大量升格，學用落差卻反而擴大；學歷貶值、大學生滿街走、流浪博士劇增，是其必然結果。另一方面，高校招生搶破頭，出現以「人頭學生」虛飾註冊率、土木系搶招餐旅科學生等怪誕現象。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有其普遍性，私校因過度擴張而導致的困境及亂象卻更顯著。 在高教供需失衡的情況，有些學校尋求向外招生，這原不失為應變的好辦法，但今春出現世新大學與中國方面私簽「一中承諾書」事件，凸顯了國際化不足的大專院校，為搶學生而把中國化當國際化，不惜屈從中國政治需索的自我作踐。相形之下，教育部近日提出新措施，打算經由技職學校與海外台商合作，鼓勵技職院校招收新南向國家的學位生，或培育新住民第二代半工半讀上大學，寒暑假在台灣實習，學成到新南向國家台商企業當幹部。如能務實推進，不失為緩解技職及高等教育失衡的對策之一。 然而，高教供過於求的問題來得又快又猛，行政院通過的私校轉型及退場機制顯有必要。必須強調，少子化效應衝擊對象不分公私立高校，公立院校即或較無退場的迫切問題，但整併調整的挑戰也不能免，且其間的難度同樣不能輕忽，須有適當的規劃、配套及溝通，方足以成事。私校無疑衝擊更迫切、問題更複雜、困難及阻力也更大，行政院從私校著手，須有改革的意志與決心，才可能達標。 去年六月送進立法院審議的私立學校法修正案，就是前車之鑑。修法旨在透過增設公益董事、補強公益監察人、限制董事長及董事任期、釐清董監之間關係，以避免家族化。但修正案至今尚未進入二讀，通過仍遙遙無期。這一案例顯示，私校牽扯利益甚大，應為全民利益把關的立委，很容易淪為「利委」。 強化監督私校已非易事，要其轉型、退場，牽涉利益更大。然而，私校問題絕難逃避，這是為過去教育政策輕忽少子化及管理失當在收拾爛攤子，失敗的後患無窮，教育部、行政院與執政團隊既為教育、也為台灣整體，都只有把變革做成功這一結果。

近日拜讀邱顯智律師臉書貼文「淨水廠員工，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以及吳治平先生在自由時報發表「勞團抗爭搞錯方向」長篇論述。雖然上述兩文在立場上看似針鋒相對，但抽絲剝繭，仍可求同存異，並足以作為政府及勞團在勞基法修法過程中，引為參考之處。 首先，誠如吳先生所言，「上班九個月只休九天」，這樣離譜的情形，根本與勞基法的內容是寬鬆彈性，還是嚴謹細微無關，而是法律沒有被認真執行。畢竟，綜觀所有勞基法的修法版本，都不允許那樣幾近「奴隸式」的勞雇關係。以此例而論，真正弱勢的勞工，他們最需要的，恐怕不是「超英趕美」的先進勞動條件，而是表面上看來未必人人滿意，但仍有一定保障，且具有高度可行性的勞基法，能夠被徹底執行。 其次，邱律師貼文提及，該位淨水廠員工，曾多次向老闆反映人手不足，但老闆就是不補人，除了讓該名員工無法正常休假，更因長期吸入用於淨水的化學物質，導致積勞成疾。閱讀至此，讓人不禁想問，為何勞動條件如此之差，該名員工卻還不願離職，寧願持續被剝削，且時間還長達九個月？ 合理推論，這名員工應該缺乏足夠的技術背景或學經歷，難以在其他地方獲得一職半位，為了謀生，別無選擇。換言之，政府或勞團若想幫助這名員工，不能只想著要如何打擊無良老闆，迫使歇業倒閉，因為那只會讓員工喪失可能是他唯一擁有的工作機會。而是應該釜底抽薪，透過技職訓練與就業輔導，協助員工提升謀職條件，才能覓得良職。同時，依據供需原理，淨水廠也將被迫改善待遇，不然無人應徵，遲早關門大吉。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邱文結尾之處，這位淨水廠員工最後的請求是，「希望老闆能給我加班費」，請注意：是加班費，不是多休假。也就是說，對於謀職條件不佳的底層勞工來說，如何增加收入，確實比休息時數還來得更重要。這項需求，乍聽之下或許「理想性」不足，但絕對真真切切。 總結而言，勞基法的條文內容固然重要，但若要真正照顧勞工，重點仍在法律的落實、勞工的培力，以及現實生活的被兼顧。否則，只會淪為作文比賽，無法實質解決問題。 （作者曾任智庫研究員，高雄市民）

昨天（27日）財政委員會是金管會顧立雄主委，與時力主席黃國昌第一次針鋒相對，爭議的主題是金管會的報告到底是不是「屁話」。 屁話的爭執點很簡單，黃委員認為金管會的兆豐銀被美國罰款報告，沒有究責完整，尤其是在官員與董事的責任，所以是屁話。而顧主委則認為黃委員在臉書上說「金管會說的都是屁話」很不恰當，他的論述很簡單，美國政府裁罰可不可以拿來當民事求償的依據，要看有沒有因果關係，所以不能一概而論。黃委員隨後在其臉書繼續回擊，說「當兆豐銀的董事及經理人違法失職」，銀行當然可以民事求償來論述。 仔細看兩方的說法，就會發現其實沒有交集，因為黃委員的論證是站在「確信違法失職」的角度來看民事求償能不能告，顧主委則認為要看因果關係，也就是說要先看「是否確信違法失職」。 顧主委是長期執業的律師出身，而黃委員雖是律師、司法官考試合格，但其後選擇去美國留學，變成法律學者。在法的方面，兩個人各有專長，所以這個沒有交集的爭論，容易令一般人混淆，只知道顧主委跟黃委員槓上了，又是一條新聞熱點，甚至認為民進黨又在包庇或黃國昌又在作秀。 執政黨官員、執政黨立委，以及在野黨主席立委，在財政委員會對金管會的質詢，對於國內銀行授信與管理的問題，不是去討論長期低利率環境下，國內金融業受限於法規、政策，而沒有足夠的投資標的及管道的問題，正本清源；以及長期這種環境下，我們的公民營銀行變成香港跟新加坡同行的人才訓練所，導致各銀行的資金運用率低、投資報酬率低，以及金融商品開發能力低的三低結果，而是去斤斤計較一個法律訴訟爭點，這其實看得讓人驚心動魄。 財政委員會監督的政府機關有中央銀行、財政部、金管會、主計處與審計部等。中央銀行別說資產，一年光依法繳庫的錢就1800億元；財政部管稅收，一年台灣的總稅收近3兆元，主計及審計則負責這些錢的花用跟事後檢討；金管會管理的各級金融機構則影響約80兆元資金。 不是說58億罰款或說200多億聯貸的呆帳不重要，而是當這些都進入調查或司法程序後，政府財金政策的質詢，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嗎？ 這屆立法院開始直播，如果這種問政型態是財政委員會被關注的熱點，在以往，可以解釋成媒選擇的問題或哪個委員比較會操作媒體關係，而現在，如果這樣的新聞還是點閱率的焦點，那財政委員財金問政不專業問題將會持續下去，因為這是人民選擇的結果。 （作者為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台中市民）

  解嚴以後，不，應該是民主化運動進入總統直選，甚至政黨得以輪替執政以後，台灣的左傾意識與實踐行動，才有機會真正開展。這是走過戒嚴長期化和右傾黨國時代的新局面，也是從視左翼思想為敵，動輒以此治人民於罪，獲得解放的新時代。 右傾黨國亡於左傾黨國，中國國民黨視左傾如蛇蠍，左翼思想藏於部份人民腦海，社會實踐幾乎不可能。過度右傾，又以中國為認同依據的中國國民黨，不只敵視仇恨左傾、甚至把左、右思想的民主運動者、獨立運動者全都冠上附和左傾、共產黨中國的罪名。 其實，正常的台灣新國家，也應該右左同存。看看西方民主制國家，無不有右、左政黨，自由黨、保守黨…之列的右翼政黨和社會黨、工黨…之列的左翼政黨，都有在選舉中獲人民支持而執政的機會。這應該是民主化國家正常發展的條件。可惜台灣的國家仍未真正確立，因而存在著雙重右傾政黨，執政時右傾，在野時左傾。 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本的蘇聯，不到一百年就解體，標榜站在無產階級，但實施專政，人民並無法得到福祉，卻喪失自由。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得到與立國思想背反的某種程度經濟發達，是另類例子。 左傾意識後發，左翼思想後進的台灣，在民主化以後面對國體不明的狀況，右左意識並非在同一性國家認同發展。某些左意識仍以已經走資化的共產黨中國為師，並不可取。立足在台灣的左意識應該追求的是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 右傾意識崇尚國家保守價值，左傾意識崇尚社會公平價值。而國家和社會是共同體的兩面，並非單一性整體。台灣在建構新國家的努力，應兼具這兩翼，不可偏失。發展經濟，要照顧勞工福祉。後發、後進的台灣，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經濟視野應該具有這樣的思考，並審慎施為。 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資本家能獲得社會尊敬不是因為累積個人財富，而是對國民福祉有所貢獻。勞資的矛盾應統合在全體性福祉的觀念裡。有些企業主、資本家因政商魅影的劣跡、社會觀瞻不佳。勞工受到壓榨、背信的歷歷往事，也留下許多怨與恨。過度傾斜於資本家、企業主的過去應該導向兼顧勞資的新現在與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共19大代表盧麗安（中央社）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蔣介石主掌的中國國民黨，在政治學上被定位為法西斯政黨。法西斯主義有幾個特色：一、狂熱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二、神格化的領袖崇拜，絕對威權的個人獨裁；三、反共；四、強調戰鬥。逃離中國本土的中國國民黨在兩蔣君臨台灣時期，更發揮以上特色，以之做為「教育」台灣人的標準。其中影響最深的就是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民族（或國家）至高無上，為全部歷史與生活的中心，而不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與自由主義，不在培養現代公民的民主、人權價值。 偏偏其民族主義並非立足台灣的「台灣民族主義」，而是以實際已管轄不到的故國山河為認同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政治迷思。按「中華民族」一詞乃辛亥革命之後所「後設建構」的政治名詞，而非可以實證或有具體指謂的學術名詞。早已脫離母土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卻仍要台灣子弟認同這個政治迷思，灌輸「地大物博」的「大國意識」。要之，這種教育的特色是：去台灣化、虛幻的「大國」意識、輕視自由人權。 記得四十五年前我在政大教育系就學時，在班上提倡民主教育，呼籲言論集會講學自由，卻受到班上「欠教育」的教育系同學群起而攻，說為了國家，不能太講求個人自由。後來我遭退學，同學多當了老師、校長，繼續「教育」我們下一代。 現在兩蔣領袖已去，「消滅共匪」的誓詞也破功，國民黨就剩下中華民族主義。 本來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與極左的共產主義是對立的，但是他們卻有著共同的交集，亦即強調集體主義，反對個體自由主義。所以有人說法西斯與共產主義只是一線之隔。 原本靠「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的「第三國際」崛起的中共，早就不再標榜「工人無祖國」了，而且也已偏離原本共產主義理想（試問：一％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十三％財富；底端二十五％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一％左右，這是哪門子共產主義？）原本被中國國民黨罵為「漢奸」的中共，現在卻以「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向台灣召喚。這支大旗不就是中國國民黨長期向台灣人民洗腦的標竿嗎？偏離共產主義的中共，以及不再反共的中國國民黨至此一拍即合！難怪許多曾經誓言「消滅共匪」的退將，跑去朝「共」聽訓，還有人改口「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台灣已被Freedom House列為自由國家，但卻仍有人不珍視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而去追逐大國迷夢。最近有台灣生長（也是政大畢業）的盧某，加入中國共產黨，要去為「祖國」效忠。這不正是長期國民黨教育的發酵嗎？ 台灣獨立運動是世界上最容易進行的獨立運動，因為台灣已事實獨立於中國之外；但是台獨運動也是世界上最難進行的獨立運動，因為受國民黨長期「中華民族主義」「大國意識」的制約，許多人還迷信著「中華大國」，不在乎自由人權的現代國家，佛洛姆說的「逃避自由」。 本文題目原擬〈論國民黨對中國的貢獻〉，但考慮國民黨的本質無助於中國的民主化，對中國何貢獻可言？（中國若不民主化，徒有經濟崛起終不利長遠發展）。故曰國民黨對中共有貢獻而非中國。 民主自由的獨立台灣，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但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倒是為中共一黨專政的中國，做出偉大的貢獻！

中共十九大熱炒，中國夢發燒，猶在半夢半醒間，零度下的中國皇城北京，兩個事件烈烈燒起，一是紅黃藍虐童，一是清洗低端。 這兩個事件各自獨立，卻同時曝露專制權力宰制的無情與殘酷，揭露所謂習近平新時代對人民的沉重。而且只有在一黨專政、一人集權的中國才會如此，可說都是有「中國特色」的不幸事件。 清退低端，就是中國在政策上把低收入、低學歷、低貢獻度等的底層人口（主要是農民工），從大城市「清洗」出去，北京是中國皇城，權貴高端人士所居，怎容低端人口（即打入賤民階級）混雜其間？ 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是習近平嫡系人馬，一年之間三級跳，十九大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當局設定北京市人口規模2300萬人以內，人口品質講究高大上（高端、大氣、上檔次），低端人口被清退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 北京大興區違建戶一場大火，19人死亡，都是低端外來人口。（法新社） 本月18日北京大興區違建戶一場大火，19人死亡，都是低端外來人口，大火之後，北京當局「清退低端」政策迅速執行，斷水斷電、破門趕人、拆屋毀家...，零度下的北京，至少數萬人頓失家園、流離失所，在寒風中哀哀無告，還有數十萬人命運未卜。 專制政權更可怕的是封鎖，有正義感的人士抨擊清退低端違憲違法違人性的連署書，在網路等所有媒體被秒刪，連官媒央視評論指出政策執行講力度、也要講溫度，也遭下架，清退低端的背後靠山是誰，已不言可喻，於是人人噤若寒蟬....。 中共靠工農起家，農民工對中國經濟及建設發展有重大貢獻，像京奧場館鳥巢等就有大量農民工參與，現在，中國夢飛起來了，農民工利用完了就被清洗，這就是專制政權的冷血無情鐵手殘酷。 紅黃藍是中國暴興的幼兒教育集團，十多年就發展出連鎖園及店1000多家，9月更在美國紐約證交所上市，本月在北京的爆出虐待、餵不明藥、打不明針、甚至性侵幼童等駭人聽聞事件。 紅黃藍在北京爆出虐待、餵不明藥、打不明針、甚至性侵幼童等駭人聽聞事件。（法新社） 送孩子到紅黃藍的大都是中產階級，一胎化的時代，孩子是寶貝，事情爆出後，震驚全中國，家長憤怒驚恐莫名，到處申訴求真相，但中產階級碰到一黨專政，卻與被清洗的低端底層一樣，消息遭中共當局嚴密封鎖，小道消息流傳遭嚴辦，有消息指稱紅黃藍的靠山是中共高層，雖不一定都是事實，但紅黃藍為何如此神通廣大？則公認其靠山鐵定很硬很高權很大。 紅黃藍是色彩的三原色，混在一起就成黑。新時代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可怕，就是把各種中國夢造的很亮麗，合起來對人民則是一片黑！

對羅馬尼亞來說，2017年可說是多事之秋。一、二月間，全國各地爆發反貪腐示威，抗議現任的社會民主黨（PSD）政府於1月31日火速通過「貪腐除罪令」。光是通過的隔日，就有三十萬人走上街頭，被視為是1989年推翻共黨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人數至2月5日達到巔峰，估計約有五十萬人上街。 位於羅馬尼亞政府所在地維多利亞宮前的示威（2017年1月22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儘管總理不敵民意壓力，旋即宣布撤銷這項命令，司法部長也辭職下台，但當局企圖大修司法系統的腳步，並沒有因此停歇。像是八月所揭示的司改法案，將使總統不再能指派高層檢察官，包括附屬肅貪總署（DNA）高層檢察官（而這正是在半總統制底下，總統的主要功能之一。目前的總統來自反對黨PNL），並將削弱DNA本身的權力，這些都讓反對派認為是打擊反腐肅貪的舉措，也因此，示威活動迄今仍接連不斷。11月12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集會，就有千人聚集在PSD總部前，高喊執政黨是「小偷、竊賊」！ 自1989年十二月革命至今，貪腐風氣仍深深困擾著羅國當局。根據2006年的民調，竟有高達80%的羅馬尼亞人認為官員貪腐問題嚴重。而回顧羅馬尼亞的民主轉型，貪腐問題似乎其來有自。 1965年繼任為羅馬尼亞共黨領袖及國家元首的希奧塞古（Nicolae Ceaușescu），在外交方面走獨立自主路線，與蘇聯保持距離，特別是1968年譴責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讓西方刮目相看，但對內實行獨裁統治，以秘密警察監控、迫害人民，過度任用私親，大行個人崇拜，在經濟上腐敗無能等等，都把羅馬尼亞逐步推向革命的邊緣。 希奧塞古（左）與東德領導人昂奈克（1988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89年12月，當東歐共產黨相繼垮台之際，羅馬尼亞爆發了蒂米什瓦拉事件，成千上萬人發起反政府示威運動，最終演變為推翻希奧塞古的流血革命。其後，倉皇逃亡的希奧塞古更遭受逮捕處決。（參見洪茂雄，《羅馬尼亞史：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國家》） 在希奧塞古政權崩潰的同時，以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為首的「救國陣線」（FSN）宣告成立並接掌政權。但新掌權的「救國陣線」成員，大半都是舊共黨黨員及政府官員，包括伊利埃斯庫總統本人也是，也因此，1989年至1996年伊利埃斯庫執政期間，在欠缺有力的反對黨予以制衡的情況下，並沒有積極改變國內政治體制的企圖，加上行政司法體系仍由舊共黨任命的人士掌握，官僚體系對於改革也充滿敵意，以致於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都相當遲緩，阻力重重，且貪汙腐敗盛行，法治也不確立。（參見李正通，〈歐洲化衝擊的差異：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加入歐盟期間推動人權保障之進展比較〉，《歐美研究》）而後「救國陣線」幾經改組，最後變成PSD。儘管大多數時間PSD在議會都是最大黨且多次執政，但卻沒能解決長期存在的貪腐問題，甚至今年還因開脫貪腐的法案，引發民怨反彈。 伊利埃斯庫（中）與救國陣線成員，攝於1989年12月23日。（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只是貪腐問題，羅馬尼亞民主化的特殊途徑，也決定了其不徹底的轉型正義實踐樣態。以成功的德國經驗來說，轉型正義的實現，是那威權統治的共黨政權下台以後，由替代的民主政黨來完成。但羅馬尼亞在十二月革命之後，政權卻留在洗白後的前共黨菁英手裡，予人有種共產舊勢力延續之感，以致於轉型正義的進程，如同其他政經改革一樣緩慢，阻力也相當大。 以對加害者的處置為例，除了1989年用以暴易暴的形式，不透過民主體制中的適當法律程序，立即槍斃其獨裁者希奧塞古夫婦以外，（參見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一直到2013年，羅馬尼亞才終於開始在司法層面進一步追究前共黨政權的罪行。第一位被起訴的羅共官員是前典獄長Alexandru Visinescu。被控犯下反人類罪的他，在法庭上辯稱自己只是聽命行事，但仍被判處二十年監禁。繼他之後，第二位被審判的前共黨監獄負責人Ion Ficior，也獲刑二十年。 其實，台灣的發展經驗，與羅馬尼亞有些類似。台灣在解嚴以後，也是由原來的中國國民黨繼續主政，進行所謂「寧靜革命」的民主化，「少分」實現轉型正義。（參見陳儀深，〈導讀：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與轉型正義〉，《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而且，跟政權長期被PSD及其盟友把持的羅馬尼亞一樣，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仍有取得中央執政權的政治實力。可見，對兩國而言，轉型正義的進一步落實，在未來同樣是不小的難題！

這也是我一直說，現行缺乏彈性的勞基法只會讓很多事業單位「勞資共謀」違法的例子，但只要出事，都是老闆要負責，這樣的結果只會造成職場相處有問題而已。 你要期待罰則加重、勞檢密度更多，這些訴求也不是不可以，可不可行可以再談，期待薪水增加這一點更是已經明文化一年要檢討兩次（馬政府期間可是一次也沒有，新政府已經調好幾次了），這些訴求跟這次修法又沒衝突。 更別提一堆根本讓人懷疑有沒有工作過的人在嚷嚷，無視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及職場現況，只想將問題簡化為「只要自己好過就好」，要求使用毫無彈性的制度管制勞資雙方，這要該說是自私還是奴性太重？ 更別提這些人也沒提出什麼有意義的對策，甚至提出一堆根本沒有執行可能性的笑話出來，基本上發洩情緒的成份比較多，要我說，這些人回頭檢視一下自己職場狀況可能比較有幫助，比方說他是不是在職場很顧人怨之類的，必然哪來一堆扭曲的想法。 附帶一題，若附帶醫療院所必須配置護理人員值班寢室的條件下（其實一定等級以上的醫院都有），班班間隔八小時的「臨時狀況」，實際執行時恐怕護理人員自己提出要求的機率說不定還大過資方提出，因為可以避免請假或者調配連假。 至於過勞，核心問題是醫護比，該找的是衛福部。（勞基法可沒辦法規定老闆一定要請多少員工） 司機也是類似狀況，可以做的是要求附帶條件，而不是法令直接禁止「全部勞動環境」。 就算這次修法也還沒解決各類行業務員的工時認定，該增加的彈性還很多勒！ 真暴民的時事筆記 11月24日 12:53 · Taipei 台北市 ·  今天聽一個老闆說起，為了要讓員工工作得舒服，他冒了很大的風險。 依法要打卡紀錄出退勤吧，大家嫌麻煩想兩免，出勤紀錄都用做的，被勞檢查了，也只能摸摸鼻子繳罰款。 依法公出要簽吧，大家嫌麻煩想兩免，公出萬一出事，他不只得扛責任，還要被罰款。 他當然也可以拿法律來「保護自己」，要求大家該怎麼幹怎麼幹。公出沒簽？抱歉算曠職，出事自己扛。 但他不想這樣搞，他寧可背這些風險，也要少拿些形式程序，來打擾自己的員工。你說他是好心嗎？一部分是，一方面他自己也怕麻煩，再說員工心裡舒服，對他也有好處。 這是現實世界。許多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幫你扛了很多，你只是不知道而已。不要用勞資對立的框架，恣意簡化自己對世界的認知。

鄧鴻源／大學教授   日前一名女大生近日在網路平台「Dcard」表示，好不容易考上嚮往多年的台大，念了2年卻因課業成績始終低於平均而多次痛苦淚崩，甚至出現「希望台大真的能夠把我退學」的想法。 女大生表示自己出生書香世家，家中成員不是念台清交就是出國深造，親哥哥、親姊姊也都念台大，雖然不曉得哥哥姊姊考上台大是為了什麼，但她知道自己是為了讓爸媽開心、想獲得較好的未來，所以才努力考進台大。 又是一位活在父母期望中的不幸女孩，畢竟兩個月前，才剛開學5天，15歲吳姓北一女新生，某天早上7點左右就從自家頂樓跳下送醫不治，母親得知後崩潰表示：「她說要去上學啊，怎麼會這樣？」據了解，吳姓女學生母親也是從北一女畢業，而父母都是醫科，吳母之前也常在臉書上分享女兒的文章，引來不少親友稱讚。 以上兩個例子很清楚告訴我們，只為父母而不是為自己而活的子女，生活是痛苦的。父母不應該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上子女的身上，認為自己如何如何，子女也應該像他們一樣？其實當醫生生活就很快樂嗎？只不過以犧牲自己健康與時間去換取高收入吧？人生的價值並非以高收入來衡量，而是你對社會與國家奉獻多少。如：愛因斯坦、史懷哲與珍古德等人士，都不是有錢人，但是他們對世界與人群的貢獻無與倫比，誰能小看他們？ 長久以來，台灣的父母普遍都很短視近利，價值觀都很狹隘，以為醫生、律師、教授或會計師等四師在社會上的地位就是「高人一等」，無法擠入這四師就是「失敗者」，真是如此嗎？試問，費玉清、江蕙、周杰倫、蕭敬騰、吳寶春與江振誠等人士，都沒有念過大學，高中也非名校，甚至有人只有國中畢業，然而他們的收入與社會地位會不如以上四師嗎？他們對社會人群的貢獻會比以上四師少嗎？ 其實還有其他許多學歷不高，但是收入與社會地位卻都很高的各行各業人士，只是這些家長不知而已。 總之，行行出狀元，各行各業的人士，只要對社會人群有貢獻，都值得肯定，不應以職業取人。如：10元自助餐莊阿珠女士、台東賣菜婦人陳樹菊女士、建立國中免費學習網的沈芯菱小姐、發明蜘蛛緩降梯的劉大潭先生，以及觀音山揹水人蘇進雄先生，他們都是受平凡而偉大的人士。家長們的價值觀是否應該改變了？

  胡錦濤時代經援非洲數百億美元，太子黨權貴當然想把這些錢經過「國際大循環」回流他們口袋裡，哪裡想到被非洲國家反噬一口？正是自作孽啊！（圖／創用CC授權+合成） 香港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在紐約被捕，震動香港社會，尤其是政界。何志平原是香港中文大學著名的眼科教授，除了專業精湛，也是多才多藝。如果維持這樣的生活方式，在香港一樣可以過著人上人的生活。然而他又熱衷政治，在為中共領導人治好眼疾後，又從香港政壇跳到中國政壇，終於為「一帶一路」行賄非洲國家而陷入法網。這實在是自討苦吃，香港人叫「攞苦來辛」。現在關在美國監獄裡，與殺人犯、大毒梟、強姦犯（包括雞姦犯）關在一起，會有什麼遭遇，難以想像。 何志平從1993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20年，2010年起擔任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董事，現為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近年來為這個機構賣力推銷「一帶一路」。基金會主席葉簡明是中國富豪，與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關係密切，董建華的家臣也在裡面擔任要職。而何志平是2002年出任董建華的民政事務局長後才正式棄醫從政。 1980年代董建華拉攏當時新華社（今中聯辦）社長許家屯而助養許的情婦，照理不會得到北京的信任。然而最終還是打敗許家屯流亡美國後的續任社長周南推薦的楊鐵樑法官，出任香港第一屆特首，除了他的大資本家身份，更因為他在美國的豐厚人脈。北京有沒有利用董建華在美國行賄，也許是美國FBI未來需要調查的國安問題。 基金會屬華信能源集團旗下，財富雜誌將這個集團評選為世界500強中國公司中最年輕掌門人，背景則傳說紛紜。近年來迅速壯大，並且從事與其資金不相稱的大規模收購活動，其資金來源成謎，可見是得到習近平的大力支持而成為習王朝的新貴。何志平的行賄金額高達290萬美元，可見背後是中國政府的龐大資源，為拉攏非洲國家，將非洲轉變成為中國殖民地，而不遺餘力。基金會2015年度交通費達506萬港元（約2千萬台幣），但無具體細目，除了全球賣力推銷「一帶一路」，是否也包括小型行賄在內的應酬費？ 媒體還報導何志平曾邀請烏干達外長，訪問香港簽署涉賄協議。因此香港不但是中國的諜報中心，也是行賄基地，對中國的功能比97前大大增加。 從何志平行賄烏干達、查得等政要，也讓人回憶起8年前中國的清華同方集團威視公司，涉嫌在非洲納米比亞捲入詐騙和行賄案，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曾經是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威視為了取得機場港口掃瞄設備的合同涉嫌行賄，金額高達1,320萬美元，有3人被捕。胡錦濤時代經援非洲數百億美元，太子黨權貴當然想把這些錢經過「國際大循環」回流他們口袋裡，哪裡想到被非洲國家反噬一口？正是自作孽啊！ 如今何志平案將如何落幕，可能會與中美關係有關。然而不論怎樣，我們看到「一帶一路」表面如何冠冕堂皇，其實內裡藏污納垢，是一宗非常骯髒的政治、經濟勾當。宋楚瑜在APEC表示，希望中國讓台灣參與，實在不妥，台灣還是應該潔身自愛，避之則吉。

今天看了一篇蘋果日報的文章：辣蘋果：國民黨學會如何在野（余艾苔） 這篇文章主要是說，國民黨2000年被輪政後，是靠馬英九而重新執政，所以國民黨要找新的「馬英九」，今天找到新的「馬英九」，就是蔣萬安， 所以國民黨應不斷把小鮮肉蔣萬安掛在嘴邊，這樣就有重新執政的機會。 這是一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 國民黨2000年所以下野，是因為國民黨分裂，宋楚瑜把連戰的票分掉大部分 ，所以陳水扁以不到40%的選票選上總統。 2008年所以國民黨可以復辟，主要是拜扁家形象破滅所致。陳水扁以正義、清廉形象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扁家真的有貪腐問題傳出，這是致命的。2008年民進黨找任何神仙來選，都會失敗。 2016年國民黨所以選舉失敗，主要是拜國民黨分裂所致。馬王政爭，導致王金平不願處理太陽花學連佔領立法院。由於學運持續發酵，馬英九的傾中印象，深入人心，國民黨失去年輕人選票。 再加上2014年連勝文代表國民黨的舊勢力選台北市長，外溢效果幅射全國，六都國民黨失去五都，新北市差一點也淪陷，這時國民黨的基層已經動搖。 再加上2016年總統選舉，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舉棋不定，竟然找一個深藍，比馬英九更傾中的洪秀柱來選總統，再加上換柱過程粗魯，新的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做好做滿」的諾言失信於選民，導致總統選舉輸掉三百多萬票。 蔣萬安是馬英九嗎？不，他是另一個連勝文。 連勝文的老爸連戰，蔣萬安是獨裁者蔣家的後人，連勝文的包袱有比蔣萬安大？ 如果國民黨台北市長人選提名張善政，或類似沒有意識型態包袱的技術官僚，那麼不少支持柯文哲的人，會轉投國民黨。然而如果是提名蔣萬安，他和沒有治理經驗的官二代連勝文，有什麼區別呢？ 連勝文敢講「現在不是大明王朝」，國民黨像「丐幫」，蔣萬安有批判過兩蔣嗎？ 國民黨如果提名蔣萬安選台北市長，就像提名連勝文一樣，根本沒有一點勝算。

  作者並不想對一例一休的修正提出什麼意見，只不過這次的修正所引起的對立，其實暴露出台灣的治國能力問題。作者想要從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與拉斯威爾的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圖／創用CC授權） 一、一例一休的修正審議所暴露出的問題 一例一休是蔡英文總統選舉時的政見，將政見付諸實現本來無可厚非，但沒有想到的是在一例一休通過立法院的審議時，除了引起勞團與企業界的反彈之外，在實施之後，一例一休的確在某些產業帶來了正面的效果，但卻也引起企業界的反彈，尤其服務業認為一例一休沒有彈性，影響到工作的調配，而且也使想要加班的勞工無法增加薪資而必須多打幾個工。後來，據說勞動部聽了各方許多的意見之後，就在賴清德院長的主導下，提出了新的版本送立法院審議，但這次不只是勞團反彈更大，就連民進黨的立委也有雜音，而時代力量與國民黨也持不同意見。 作者並不想對一例一休的修正提出什麼意見，只不過這次的修正所引起的對立，其實暴露出台灣的治國能力問題。作者想要從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與拉斯威爾的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二、民主主義國家的實現與理性設計及政策科學 現代的世界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大所形成的世界。這個世界有兩個特徵，一個特徵是：自由市場以其調整供需的功能使得生產能夠最有效率，也使得經濟成長的規模可以不斷擴大，但大航海以後的全球化對於各地的社會帶來衝擊，也產生了種種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種種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並不是市場的機制所能解決的，許多問題都必須依賴政治共同體=國家的解決，儘管國家常常會有許多的失靈現象。 （一）梅利安的理性設計 二戰前後的世界面臨了法西斯與共產黨的兩個極端。當時，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梅利安認為國家並不是要去實現階級目的，亦即不是要去追求特殊利益之物，而國家也不能去追求這種狹隘的利益。他認為所謂「階級國家論」與「國家死滅論」都是太過急躁的結論，也是錯誤而無益的國家理論；即使是夜警國家論，在「太消極而且只是過小去評價國家的角色」這一點上，它也不外是錯誤而無益的國家理論。梅利安的國家觀是一方面否定19世紀的消極國家觀，一方面強調國家積極而富創造性的角色，他認為沒有國家積極的功能，20世紀巨大的工業社會是很難運作的。 梅利安不只是轉變國家觀，他也轉變自由的觀念。梅利安認為「自由並不是對於『無國家』的願望」、「國家的目的並不是壓抑自由，而是在最大限度的可能範圍內，獎勵、助長、促進自由。」梅利安認為自由只有透過國家才能充分實現，而不會被國家壓縮，國家真正的目的不外是要促進自由，他因此完全拒絕「自由vs.國家（自由對抗國家）」這種傳統的框架；相反地，自由只有透過國家才能實現，因此梅利安要求對自由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梅利安的設計之核心就是「自由」與「民主主義」的設計。 梅利安認為國家的目的是：（1）對外的安全（2）國內秩序（3）正義（4）一般福利（5）自由。而這些目的可以歸納為「一般福利或公共利益」。國家的目的同時也是政治學的目的，也是設計的目的。梅利安想要透過「理性的設計」去實現這個國家目標。 梅利安認為理性的設計，是為了如下所述的各項目的而被加以實施的，而這就改變了從來的國家觀一「國家只是在生存競爭上扮演分配的角色」： 1、實施有體系的照顧，以擴大文明所帶來的利益 2、確定其分配的方法與範圍 3、確立正義與自由的各種原則，以便將「有體系的照顧」適用於實際 4、保障市民的各種權利與市民的各種自由 5、保障就業的安定、最低基準的健康、教育、住居 6、保障人性中的創造可能性之發展 理性設計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確保自由，在經濟上確保適當的生產與分配，以保障國民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以便最大限度去發展人性中的創造可能性。梅利安不斷強調說：「設計的目的，是解放人的能力，擴張機會的範圍，擴張人的自由」。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從根本上，去轉變向來的國家觀與社會體制觀。 梅利安認為能實施這種設計的體制，假如要靠向來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話，那是完全不夠的，這種設計會要求要有更廣泛的新體制之觀點與角度，而且這種更廣泛的新體制之觀點與角度是只有靠經濟、科學、技術、工學、哲學、倫理學、地方、人種、社會學、政治學等的研究才能被達成。在這種理性設計的過程中，所有學問上的成果必須被導入、被加以綜合；在這種理性設計的過程中，會要求所有種類的科學家參與其中。他構想著壯大的設計，這個壯大的設計是投入所有種類的科學家與他們的科學研究成果，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合理可能性而去加以建構的。他所構想的這個壯大的設計是「普及於整個社會規模」的「完整而且有網羅性」的體系，他相信透過這個壯大的設計，人類是能夠到達理想國度的。 （二）拉斯威爾的政策科學 芝加哥學派的拉斯威爾與梅利安，有著共通的傾向。他認為向來在這個世界所流傳的未來的烏托邦圖像有兩個，而這兩個烏托邦圖像都預言「從『種姓社會』移轉至『自由社會』」乃是必然，種姓社會是人們成功的機會，會受到其出生門第的左右，而自由社會則是對所有人保證大家具有平等的機會。在這兩個烏托邦圖像當中，有一個是馬克斯主義，另一個是由海耶克所代表的「市場萬能論的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認為透過資本主義的成立，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各個封建領主與資產階級這兩個種姓就會被打破，而市場萬能論自由主義，則認為自由市場會透過帝國主義而傳播，這就會成為自由社會成立所不可欠缺的過程。 拉斯威爾認為馬克斯主義的革命戰爭這種戰略，會產生《新的不平等》的危機，亦即「生產手段會集中於少數革命菁英」，而在市場萬能論則會產生「資本主義獨占化的進行」與「獨占企業集中於所有人、管理人」這種新的危機。因此，以上所述的兩個未來圖像，雖然都主張社會要進行真正的民主化，但結果卻是產生了與其相反的產品一「軍營＝監獄國家」。拉斯威爾說控制著資本主義與革命體制的少數菁英，為了確保自己在自己陣營內的權力，就會過度依靠軍隊、警察等的暴力手段。拉斯威爾把這種狀況稱之為「軍營＝監獄國家」。他認為以上兩個烏托邦圖像，所帶來的正是現代的危機狀況。因此，實現民主主義是必要的前提。 問題就在於：拉斯威爾所說的民主主義，具體上應該用什麼手段加以實現呢？拉斯威爾在此時所主張的就是：實現民主主義的科學一「政策科學」是有必要的，他認為政策科學是一種科學，是對社會當中的政策制定過程加以解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以使人們對於政策問題作成合理的判斷，亦即：政策科學是「以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方法，發現民主主義社會所要追求的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手段」。從這種意義上來看，政策科學的必要性與拉斯威爾對民主主義所給予的特徵─亦即社會裡的所有人能夠平等地實現其價值─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因為為了擁護、發展「民主主義的社會」，只是抽象地擁護社會的平等性是不夠的。我們有必要以「政策」這種形式來顯現出價值，是有被實現的可能性。 拉斯威爾認為要形成上述意義的政策科學，必須透過如下的工作才有可能，亦即：（1）與所有既有的科學（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合作，（2）將各種科學所應具有的社會目的加以明確化，例如拉斯威爾對於精神醫學所具有的可能性是有著非常高的期待，但是精神醫學要成為政策科學的一員，那它就不能只埋沒於各個病患之治療，而有必要去自覺到它的社會目的；同樣地，法學不能只是止於以各個裁判為目的，而有必要考察各該裁判所具有的社會影響。政策科學的最後目標是要綜合地活用各個科學的產出，去建構「人的行為模式之理論」與「社會的理論」，亦即政策科學的最大課題是防範人的破壞性、實現民主主義。 但是大家對民進黨是有期待的，期待它能使台灣越進步，社會越和樂安康。 只是這個目的的達成，並不是用嘴巴講講就可以達成，這必須憑真本事，但問題是：台灣的整體有這個真本事嗎？ 三、台灣人真的準備好了嗎？ 其實如果從理性設計與政策科學的角度來看，勞工政策的制定，與其他各種政策的關聯是非常密切的，例如：產業政策、社會政策、家庭政策、失業對策等皆是。各種政策的制定，脫離不了長期實證的研究與分析。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台灣的學術界與研究單位與政府機關，有這個能力提供政策擬訂的詳細資料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無法全盤掌握，所以我也無法正面回答。但如果從我自己所屬的法律學界與自己所接觸過的公務員丶乃至政治界來推論的話，我的結論是相當悲觀的。 我先舉民進黨為例做一說明。作者曾好幾次接受民進黨智庫的邀請，參與若干政策議題的討論。我的專攻是地方自治，所以我參與的議題，也主要是在與地方自治有關的問題上面。每次參加，我都會覺得一個已經是台灣大黨的民進黨，在政策的擬定方面其實是非常的弱。舉例來說，每次在討論地方的政策時，我總覺得智庫的人，好像連中央與地方在國家體制上的地位，都不太清楚，因為如果不知道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是獨立的法人格時，那麼要去建構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制度、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制度乃至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時，就會出很大的問題。後來，為了讓智庫的人能真正了解地方自治的內容，我還特地花了3個小時做專題介紹。可是提供了很多意見之後，也不見這種專業的知識，被黨部所採納而成為黨的政策，或是被使用在現行制度的改革上面。 在我的觀察裡，智庫好像是在養許多的「聯絡人」，聯絡專家學者來開會、來表達意見。很多的政策似乎是找一些學者與助理們，討論整理而得出的，至於可行性如何，幾乎不會討論。當然，從黨部的財政來看，這樣的作法無可厚非的。只是黨在執政後，政策要怎麼付諸實施呢？顯然在這一次一例一休的政策上，已很清楚顯現，政策的擬定並沒有實證的研究，與各種專業及社會的發言，做為基本前提，甚至第二次的修正，竟是在勞動部聽各方意見後敲定的。這種政策的制定真的會讓人們捏一把冷汗。我個人認為學界一定會有這種產業研究、勞動研究，問題在於這些研究水準夠嗎？有用嗎？ 就我了解的公務員的實際運作來看，他們在碰到新的政策、新的法律擬定時，大部分的作法就是找專家學者做專案計畫，以目前的考試制度要期待公務員開創新局本來就有困難。 而如果從我對法學界的了解來看，台灣的法學界幾乎都是在傳統法學的領域，即使有所擴張，但所擴張的範圍有限，法學教授們的教育，所造成的現象，就是大部分的律師只會打傳統的民事、刑事訴訟，他們所培養出來的行政法院法官，只會照行政機關的意見做判決，而使行政法院得到「敗訴法院」之惡名。如果說允許我用法學界來推論全體學界的話，那麼，台灣這個國家的水準與能力，相信各位應可推知。 四、民進黨必須認真思考與付諸實現的課題 對於國民黨，其實一般人都已不太期待它能夠為台灣做什麼事，對它的期待，就是它不要帶來太多的負面效果就好。但是大家對民進黨是有期待的，期待它能使台灣越進步，社會越和樂安康。 只是這個目的的達成，並不是用嘴巴講講就可以達成，這必須憑真本事，但問題是：台灣的整體有這個真本事嗎？民進黨是否有好好思考這個問題？民進黨比國民黨有理想，而且比較清廉，但是它跟國民黨很像的地方就是：取得政權是最大的目的，其他的一切等以後再說，但問題是治國能力，並不能靠急功近利獲得的。民進黨是要使台灣停滯？還是要帶領台灣向前？顯然民進黨必須要好好思考了。

  加薪是這樣的，在一定範圍裡的加薪，並不會明顯改變勞工願不願加班的念頭。 一個除了自己不須負擔其他生活開銷的人如果住家裡，或許22K夠用，但如果他想結婚、買房子，或者有背學貸，還是不夠，而同樣的工資給一個背房貸的人差不多是無法生存的。 於是需要加班。 今天加薪到30K，第一個人日子照樣過得下去，但錢可以存快一點，第二個人生活會有改善（在通膨追上之前），但要背房貸恐怕還是有困難。 於是需要加班。 假定現在狀況是雙薪家庭，每人30K或許有人改賭賭看買間小小的舊屋，但如果有小孩大概又會考慮了。 於是需要加班。 假如雙薪家庭每人40K，買房的機會又增加，但如果有兩個小孩又有問題了。 於是需要加班。 假如薪水每人50K，，應該夠了吧？但不是的，他會想買符合自己薪水的房子，比方說貸款數目多了幾百萬之類的。 於是需要加班。 假如夫妻薪水都100K，不錯吧？但如果你買的是豪宅，又買高級車，有三個小孩，然後父母親又都需要請看護的時候，你同樣會發現你會想加班補貼。 提高基本工資，只是提高最上面的例子那一批人的收入，但這一層收入的工作者，基本上還是會想要加班。 至於薪水提高到不需要加班也能過日子……這當然是理想，但也很顯然的「不會是最低基本工資」，至於有人希望最低基本工資提高到每個人都不需要加班賺錢過子，那是十足的幻想，因為每個人的經濟負擔不一樣。 要追求高過基本工資的工作，一是找薪水本來就比較高的工作，二是勞資協商。 總之不可能是法令幫你限制，那是不可能的。 法令唯一可以做的，是因為健康因素限制加班上限，或許可以因為行業別做出個別限制，但那也不是勞基法母法的任務，勞基法自然是最寬標準，特別規定會出現在細則或行政命令。 至於老闆要人家加班，這是相反的問題，你說老闆可以多請人，但首先，公司規模要到一定程度，多請人才符合成本（至某些人根本無視經營成本在討論人力問題，只能說你連打經營類的遊戲都會有障礙），不然小單位（大公司裡面的小單位也是）如何說補人就補人？季節性的工作呢？ 是的，補人，但要知道，如果是常態性加班的確需要補人（勞基法本來就不認定常態性加班，而且常態性加班才是過勞真正危險成因），但對於季節性工作、突發性工作、技術取代性低的工作，不是那樣簡單可以說要補人就補人的。 更別提很多情況下勞工可是等著季節性大單來臨好好賺一筆的。 所以法令放寬經由勞資協商彈性變更才是好的模式。 至於什麼勞資協商一面倒之類的有的沒的……這樣說好了，就是因為沒有習慣協商，才會有這一堆荒腔走板的東西，更別提那些協商失敗例子，正好證明有接過協商，資方如果要採取強硬手段都會直接被認定違法，因為違法太明顯。 還有，協商失敗才會上新聞，不表示別人協商沒有成功，那種平常罵記者的傢伙，這種時候倒是非常相信記者……而且根本到了迷信等級。 還有，就算藉由工會，依然是要走協商路線，你要罷工之類，也是因為協商失敗才可以合法罷工的。 協商永遠是勞資問題處理最核心的部份，避免爭執要靠協商，關係破裂之後的法律途徑也是需要協商，就連訴訟，法院也會要求先協商才可以訴訟。 否定協商只是在逃避問題而已。

近來勞工團體正在強力抗爭，反對執政黨主導的勞基法修法。一位知名的工運人權律師在自己的臉書頁，寫到他一位當事人可憐的際遇；該當事人在淨水廠工作，排班表顯示他「工作了九個月，只休息九天」！有時一天工作十四小時，每個月幾乎都超過250小時，有一個月甚至高達315小時，沒有一天休假。 所以，為了保護類似被壓榨的勞工，我們都該支持勞團抗爭，跟著他們一起反對執政黨修改現行一例一休的勞基法，對不對？ 近來勞工團體正在強力抗爭，反對執政黨主導的勞基法修法。（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問題不在勞基法 是執法出問題 其實這想法完全搞錯方向。無論是根據現行的勞基法，或是勞團口中「修惡」的執政黨修法版本，這位可憐淨水廠工人的問題，不在於法律有否提供他足夠的保障，而是淨水廠老闆從頭到尾嚴重違反勞基法。在這一點上，勞基法的立法並沒有問題，是執法出了問題。如果雇主都守法，根據修法後放寬彈性的勞基法，台灣的勞工也不至於要過勞工作。律師應該做的是，幫當事人控告淨水廠，而不是寫臉書博取不明就裡的人支持勞團、反對修法。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無論勞基法是否修法，上述淨水廠讓員工一個月工作250小時，甚至315小時，都已經嚴重違法。現行勞基法規定，每個月的加班上限為46小時，因此若以22個工作天，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時計算，每個月的工作上限只有222小時。執政黨提出的修法，是希望在總加班時數上限不變的前提下，放寬勞資雙方的加班彈性；即加班上限從每個月46小時改為每三個月138小時，而單月的加班上限，則由現行的46小時放寬為54小時；當然在三個月期間內，你要是前面加班多了，後面可加班的時數就相應減少。即使是單月54小時，若平均分攤到22個正常工作天，每天加班時數還不到2.5小時；如果其中有些班是加在法定休息日，則每天平均加班時數更低。 勞團總是說，資方反正永遠想要勞工加班，加越多越好。其實根據勞基法規定，加班對於資方的代價極為高昂，老闆不見得願意讓員工加太多班。據上述律師說，那位可憐的淨水廠員工卑微的請求是：「希望老闆能給我加班費。」還是一樣，他領不到加班費的問題，無關勞基法如何規定，而是淨水廠老闆根本惡意違法。 事實上，即使資方一再反映一例一休後的加班費貴到難以負擔，本次執政黨的修法提案，加班費的規定還是大致維持不變。勞基法規定，如果在平常工作日加班，前兩小時的加班費必須比正常薪資高至少1/3，之後時數更是高2/3。舉例而言，如果小明基本月薪換算後的時薪為200元，則前兩小時加班，資方必須支付小明268元的時薪，超出兩小時的部份，時薪更會提高為334元。若是雇主要求員工在法定休息日加班，加班費更昂貴得多，即前兩小時至少必須比正常高1又1/3倍，之後更提升為1又2/3倍。還是以小明為例，他在法定休息日不必上班，但平均每小時還是可以領200元，但如果小明在休息日上班，則雇主在前兩小時須支付至少468元時薪，之後每小時更高達534元。 加班代價高 資方不見得願意 另一個勞團對這回修法的抗爭重點是，執政黨希望增加「輪班間隔」的彈性。現行勞基法規定，輪班間隔，也就是從這個班到下個班之間的間隔，最少要有十一小時，但執政黨希望將其縮短為八小時，前提是需要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勞團對此的本能反應是，勞資關係先天不對等，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的但書根本只是虛文，最後還是資方說了算；輪班間隔只有八小時實在太不人道，修法後，勞工可能因此被迫長期連續過勞工作。 其實上述推論有嚴重的盲點。勞基法為了防止勞工被要求連續工作，已經設下多重保護，包括每天上班時數不得超過十二小時、連續上班四小時後，必須休息半小時，另外更有如上說明的加班總時數限制等。在這些重重保護機制下，實際上真要天天輪班間隔八小時，也持續不了幾天，再多就違法了。更何況如上所述，由於必須付出昂貴的加班費，雇主並沒有誘因讓員工頻繁地間隔八小時就上班。 所以如果工作真的那麼多，為了省錢，雇主可能乾脆增聘時薪制人員，少付加班費；雇主應該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偶一為之讓員工在八小時的輪班間隔下工作。尤其最需要受保護的低階勞工，他們的工作替代性通常較高，被雇主以時薪人員取代的機會也因此較高， 勞團的抗爭，可能反而導致他們失去加班賺取額外收入的機會。因此，法律允許更多彈性，對勞資雙方都是有利的。除了上述勞工可能的加班需求之外，有時候企業真的需要輪班彈性才能順利運作。舉例而言，工廠生產出了狀況後，必須幫客戶緊急補出貨、重大標案必須在時限內完成等，諸多情況都可能需要部份員工在較短時間內回公司輪班。尤有甚者，台灣多地震，有些員工更必須在地震後即刻趕回工廠，檢視地震後災情，這在高精密的科技業或高危險的石化業等尤其必要。 和前述「輪班彈性」本質類似的另一項爭議點是「排班彈性」。現行一例一休規定，在每週7天的循環內，勞工必須享有1天的例假日，在例假日時，勞工無論如何不被允許上班。執政黨的修法提案是，在例假日總天數不變的前提下，允許連續工作12天，其目的是增加企業的排班彈性。但是法律對這排班彈性，設下重重繁複的前提，包括事前勞資雙方同意、中央主管機關報准、地方主管機關備查等。還是一樣，新規定可以給希望賺取額外收入的勞工更多合法加班機會；而由於繁重的審批成本，有理性的雇主應該只會對該排班彈性偶一為之。如果工作真的多到做不完，雇主為了省錢，還是應該會盡量選擇多招僱時薪制人員，而非頻繁地利用排班彈性。 所以台灣的勞基法，無論是現行的一例一休版本，或是執政黨建議的修法版本，對勞工其實已經有相當不錯的保障。現行版本的確對加班、排班、輪班等，嚴重缺乏彈性，執政黨建議的修法內容，旨在提升企業運作彈性，其實對勞方權益保障並沒有太多妥協，反而可滿足部份勞工合法加班的工作需求。勞團的抗爭，大多只是指責修法的局部內容會導致勞工權益倒退，卻忽略勞基法還有許多其他配套規範，這些規範使得雇主並沒有多少壓榨勞工的空間。 這並不是說台灣的勞基法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問題。相反地，現行勞基法其實問題重重，亟需政府、各政黨、以及勞資雙方一起努力，協商出符合新時代工作型態、真正對各方都有利的勞基法。 網路改變工作型態 勞基法沒跟上 首先，勞基法即使在這次順利修法後，還是繼續存在彈性嚴重不足的問題。台灣勞基法的基本思維，還是圍繞在傳統老式的製造及服務業，但網路已經大量改變人類的工作行為，全世界更早已邁入知識經濟時代，人工智慧科技的快速發展，更將對未來全球的就業市場，造成根本而難以言喻的衝擊。我們的勞基法根本就跟不上時代。 這可以舉許多例子說明。比如說，勞基法不允許「責任制」的工作觀念，因此台灣的知識型企業雖然普遍實施責任制，這卻是個只能做不能說的公開秘密。又如，現代人喜歡利用網路群組等多種溝通工具，職場上也不例外。因此，我可能已經下班，但腦子裏還在苦思工作上問題的解法，我可能上網查資料、去跟同事、以前的老師、同學等在網路群組上討論；想了一陣子後，我可能停下來去看場電影，看完電影後又繼續想問題、又在網路上找不同的人討論。我這些行為可能發生在家中或外面的咖啡廳，也可能在圖書館或老同學家裡。和他人在網上討論了一陣子，我可能順路又繞回公司一下，因為公司裡有我解決問題所需要的設備儀器或電腦。現在台灣的勞檢單位嚴格要求企業保存所有員工的電子出勤紀錄，以便其隨時進行勞動檢查。上述靈活彈性的工作行為，在知識經濟的今天，理當受到鼓勵，但在台灣卻很容易誤踩勞基法對工作時數嚴格規定的地雷。在網路、知識經濟時代，工作型態必然更多元彈性，但我們的勞基法卻處處反其道而行。 執行不力、罰則太輕 2大問題應解決 即使撇開上述對未來工作型態的需求不論，我們的勞基法還是存在許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執行不力和罰則太輕兩大類。前述令人同情的淨水廠工人就是執行不力的活生生例子。「工作了9個月，只休息9天」，這麼嚴重而長期持續的違法行為，為何沒有勞工去舉報？為什麼地方勞檢官員也渾然不知？真要保護勞工，勞團應該大力要求政府強化勞檢人員的專業能力；再者，勞工的確處於弱勢的一方，因此勞基法應該對檢舉雇主違法行為的「吹哨者」勞工，有更周全的保護。 雇主違法與修勞基法是兩回事 最後，我們的勞基法對違規雇主的罰則實在太輕，輕到雇主即使不幸被抓，面對的處罰根本不痛不癢。透過去年底的修法，違反勞基法的罰鍰上限，已經由30萬提高到100萬，情節嚴重者還可加罰至最多150萬元。但這數字對一家稍具規模的企業而言，根本遠小於其違法壓榨勞工而省下的成本。前述淨水廠老闆，想必就是抱著等你來抓，反正抓到了也罰不了多少錢的心態，才會要求員工拚了命加班，還拒付加班費。 我完全贊成勞團應該硬起來，但他們的抗爭要瞄準對的方向。勞團喜歡舉的例子多是慣老闆欺壓勞工、悲苦工人超時過勞工作等；但這些例子煽情有餘，卻大多文不對題，因為雇主違法跟勞基法該不該修，是完全兩回事。面對整體社會未來的需求，勞基法需要的是更多的鬆綁、更大的彈性。而勞工的保障，只能由徹底的執法和有足夠嚇阻力量的罰則著手。

  今年金馬獎，大佛戰觀音的格局，兩片共拿下八個大獎，最後至高榮譽的最佳劇情片由觀音勝出，看好《大佛普拉斯》的影評人們可能略感意外，同時也為剛上映的《血觀音》獻上滿滿的祝福，希望同為台片新生代的創意動能化為觀眾的支持，再創本土電影市場榮景。 兩部片都是優秀台片，彼此高下不論，本文就金馬獎選片機制和品味做一評析。 誠如資深影評人藍祖蔚評論今年五部入圍最佳劇情片，大佛「視野最廣，意境最高」，然而，「金馬獎複選評審，只給黃信堯新導演提名，卻不願讓十項提名的《大佛普拉斯》再多一項最佳導演獎提名」，「那種標準還真的非常像菜埔荒腔走板的大鼓聲呢！」 《血觀音》楊雅喆導演壓軸致詞提到《海角七號》裡的「山也BOT，海也BOT」警世格言，呼應他展示的「沒有人是局外人」社運標語，其實這也巧妙連結到二○○八年《海角七號》金馬得獎運勢。 那一年，全台票房逾五億的驚世台片《海角七號》亦獲多項提名，結果和今年的大佛一樣包辦兩項音樂獎，也無緣導演獎和最佳影片獎。當年的金馬評審給獎氛圍，海角大概就是一部音樂不錯的賣座電影吧！ 當年最佳影片給了誰（中國片《投名狀》）已不重要，沒得獎的《海角七號》仍穩坐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台片寶座。那麼今年的最佳影片《血觀音》，以及聽講些微差距摃龜的《大佛普拉斯》，彼此關係又是如何呢？ 我以為，不同於二○○八，今年是比較幽微的台灣內部的對於國家定位和文化想像的差異。參考兩位導演媒體受訪的發言，楊雅喆導演流露的比較是對於台灣繼承了中華文化不堪污濁一面的無奈與悵惘，隱含的是對失落的中華文化美好可能的懷想；黃信堯導演則是對空心大佛象徵的虛構中華民國及其文化建構本身存在與否的根本質疑。《血觀音》末尾病重臥床的活死人無愛無神長命百歲，《大佛普拉斯》末尾則是無可如何不知所終的聲響，中華民國流亡台灣聲聲喪鐘。 這是兩片根本的差別，華國覺青的觀音刻畫，以及另一個時空脫離中華的欲望探索，連結到二○○八年的海角日本歷史時空，華國金馬獎的認可傾向是一以貫之顯而易見的。 （作者為「一中不合作」部落格版主，http://kotsijin.blogspot.tw/）

少子化、老年化都不是短期可以改變的結構性問題，但主計總處認為會壓抑消費成長力道，上週公布二○一八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二．二九％，只比八月時的預測調升○．○二個百分點，壓抑拚經濟的樂觀氣氛。行政院長賴清德九月上任，或許主計總處能給的加分就是這○．○二個百分點。 行政院主計長朱澤民。（資料照） 在國發會的國家發展計畫書中，二○一六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為一．八七％，不過在公共投資等積極政策帶動下，設定目標為二．五％，且一○六年至一○九年估計平均可達三％。主計總處上週調升的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二．五八％，已超過國發目標，但預測明年經濟成長率僅有二．二九％，不僅低於國發目標，且比國發會的一般預測值（一○六年至一○九年平均二．三七％）低，未給積極政策按讚聲，還悲觀呈現明年的經濟景象。 主計總處每季預測經濟成長率，雖依經濟情勢及經濟計量模型而得，但仍經學者、專家審議，在每年八月及十一月，也會公布隔年的經濟成長率。這些數據可信嗎？若以每年十一月的數據檢驗，令人覺得怪怪的。 主計總處曾連續六年都低估隔年的經濟成長率。二○○一年十一月預測隔年經濟成長率為二．二三％，但實現的成長率是五．五七％；二○○二年預測隔年三．三八％，後來是四．一二％；二○○三年認為隔年為四．一％，實現的是六．五一％；預測二○○五年為四．五六％，但最後是五．四二％；預測二○○六年為四．○八％，實際卻為五．六二％；二○○六年預測二○○七年四．一四％，最後為六．五二％，這些剛好都是民進黨總統陳水扁執政期間。 不計二○○○年五月才就任及二○○八年五月卸任的那二年，陳水扁執政的預測值幾乎完全被低估。馬英九就任總統時，雖遇到金融海嘯，但預測偏誤方向大逆轉。不計就任及卸任總統的年份，在馬英九擔任總統的完整七年間，主計總處預測經濟成長率相較後來實現的成長率，高估者有五年，低估僅二年。 二○○八年五月馬英九就任總統，主計總處在當年十一月即使初步統計二○○八年第三季負成長，預測第四季負成長，在預測二○○九年經濟成長率時，仍得出二．一二％的數字，後來實現的經濟成長率為負一．五七％；事實上，除了二○一○年經濟大反彈成長了十．六三％，及二○一四年預測值低估外，馬英九執政期間的經濟成長預測全面高估；二○一五年預測值是三．五％，實際只有○．八一％。 二○一六年再度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再執政，二○一六年十一月，主計總處預測二○一七年的經濟成長率為一．八七％，現在幾乎已確定大幅調高；而在金融海嘯後，全球主要國家首度景氣全面翻紅的樂觀氣氛中，明年僅給二．二九％，合理嗎？ 經濟變數很多，預測非常困難，外貿依存度高的台灣，尤其容易隨著國際景氣波動，但八月迄今，內外經濟情勢同時在改變，國內拚經濟的共識，反映在行政院長賴清德的行動及高支持度上，五缺解決方案提出，一例一休修法的燙手山芋也送到立法院。 惰性不僅存在於個人，也在機構；持續性的高或低估，也不是只有主計總處才有，國際貨幣基金（IMF）在二○一五年之前，經常高估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後來轉為低估，十月的報告，還預測今年只有二％，明年是一．九％。經濟預測有一定的模型，但應適時修正；結構性問題可以做為藉口，卻非改變短期情勢的關鍵。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最近獲頒企業永續終身成就獎，他在領獎演說中提到台積電的企業社會責任，是讓社會更好，而台積電的經營理念與價值，最重要的是「堅持誠信正直」，執行業務時的法則，第一就是說真話，第二是不誇張、不作秀，第三不輕易承諾，一旦承諾就全力以赴；在公司內部，絕不容許貪污、有派系或小圈圈產生，也不容許「公司政治」（Company Politics，類似中國帝制時期的宮廷內鬥）形成。這些台積電的企業文化，值得民眾深思、學習，共同打造一個積極正向的社會。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最近獲頒企業永續終身成就獎。（資料照，彭博） 國家社會想要進步，需要標竿企業與人物做為一般民眾奮鬥打拚的指引。在台灣，這樣的標竿企業非台積電莫屬，標竿人物則領航台積電三十年的董事長張忠謀亦是不二人選。台積電創立三十年，已成為半導體巨擘，在全球晶圓代工產業屹立不搖，去年營收接近三百億美元，三十年來成長一千倍，製程技術也進步一千倍，原始股東持股至今估計可賺兩百多倍。而台積電產值佔台灣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四．一％，若把供應鏈計入，共創造十九萬個工作機會。此種非凡成就，得到國際產業界的肯定，因此全球產業重量級人物紛紛前來台灣出席台積電三十週年慶，蔚為台灣近年一大盛況。 難能可貴的是，台積電處於競爭激烈的半導體市場，不但在專業與競爭力領先，創造頗豐厚的獲利，更把社會責任奉為圭臬，積極參與公益與慈善活動，努力要讓台灣變得更好。尤其，誠信正直的企業核心精神，在今日的台灣更彌足珍貴。當前的台灣社會充滿負面能量，很多人看輕自己也看輕國家社會，把台灣看得一文不值，不懂欣賞台灣的美麗與優點，因此任何事件發生，直接反應就是批判，以正義使者自居，卻忘了檢討自己。尤有甚者，人人皆可侃侃而談，先罵再說，未審先判，仿若查察犯罪的檢調人員或無所不通的全能專家，將媒體或網路當成異端裁判所，鋪天蓋地進行道德刑求，故而打壞人、打弊案的戲碼無日無夜上演，好像八點檔實境秀，滿足了群眾公審的私慾。 其實，批判若有專業與真相做基礎，也不是壞事；然而，目前台灣的氛圍是網民、酸民、鄉民至上，凡事不求甚解，從不管整體文義脈絡，便斷章取義，抓住一、兩句失言，就無限上綱，大發議論，輕率將別人貼上「說幹話」、「慣老闆」標籤，缺乏理性討論，只見情緒對決，造成問題討論的失焦。更且，形成惡性循環的生態︰罵完這件事情，再找另一事件來罵，臭酸之氣瀰漫台灣，永不止歇。 台積電的成就，證明台灣人的智慧與打拚精神可以打造出世界第一流的企業，而在全球產業先驅蘋果與電動車特斯拉的供應鏈中，台灣亦扮演了極重要角色。再者，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的支柱，裡面更處處有亮點，隱藏很多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隱形冠軍。而半導體從ＩＣ設計、晶圓製造、代工、封裝測試，台灣都是全球重鎮，是別人眼中的無價之寶，以致它們成了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挖角、購併、策略聯盟的獵物。儘管如此，在負面思考、不肯腳踏實地的人眼中，台灣經濟與產業似乎已走到末日，台灣勞工只剩低薪與苦勞，只有不斷抗爭與叫罵，才能翻身。殊不知，無原則的抗爭與情緒發洩，只會觸動負面循環，反而永遠無法超脫困境。 台灣並不完美，這些年經濟尤其陷入低潮，但多數台灣人依舊擁有良善的情操與正向精神，只要擺脫失敗主義的悲觀思維，努力打拚，便有出頭天的希望。那些對台灣或自己失去信心的人，且聽聽張忠謀先生諄諄溫厚的話語，永遠保有正向樂觀的心，積極工作，參與公益，如此不但可以使自己發光發亮，更可再度擦亮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