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人喊著「台灣加油」，這個台灣國家，才有可能建立起來；但喊叫「中華台北」，我敢保證不管喊到如何地老天荒，世界上不可能出現「中華台北國」。圖／郭文宏攝   最近掀起的高中課本有關文言文和白話文比例的爭論，只是語言政策爭議的表象，未來，台灣決定要走向獨立正常國家，或者成為中國一部分，仍必須面對語言使用課題。雖然說，在全球化之下，共用語言是必然趨勢，但是，除非中國放棄對台灣領土吞併野心，否則以華文普通話，作為官定語言，還是充滿危機。往往，許多侵略者為了方便統治，會利用語言進行對弱勢地方語言打壓，這類故事隨處可見。新疆維族語言和藏語正被老共殲滅，就是一個例子，老共對新疆和西藏殖民漢化教育的同時，目標就是消滅維族文化和藏文化。更何況，目前台灣和中國，華文書寫差距正逐漸縮小，台灣目前奉行的語言政策，就是方便被中國統一的政策，難道台灣人只有被統這一條路嗎？或者台灣人需要思考另一條獨立正常國家道路？現在時刻已經到了，因為所有歷史已經證明，語言是國家立國之本，文化傳承工具，沒有自己的語言，勇敢面對強勢侵略者，這個國家只有滅亡一途。 舉中國近鄰韓日來講，韓國自古和中國關係複雜，1443年，朝鮮世宗大王發明諺文，企圖取代韓語漢標，卻不順利。1910年，韓國被日本殖民後，成為日語教育區，韓國真正的去漢化運動，是二戰終戰後才開始，1980年全面去漢化達到90%，但是，因為中國崛起，學習中文者最近越來越多。日本也是被漢文化影響重災區，日本在明治時期，進行脫亞入歐運動，開始去漢化，降低片假名使用漢字習慣。至於台灣，情況更慘，台灣在荷治時代，荷蘭人曾經為平埔族建立書寫的新港語，可惜被日漸增多的漢族移民淹沒，這是強勢文化打倒弱勢的典型。後來，最早到台灣的長老教會傳道者，開始為不會說華文的台灣人編寫羅馬拼音的台語聖經，在日治時代和國民政府時代，皆受到殖民政府壓制，無法形成氣候，台灣終於成為華語區一份子。 從日治時期開始談台灣的語言政策 1895年，日本人開始統治台灣，第一個工作就是成立學務部，推廣日語教育，設立台灣人公學校，取締當時高等家庭的漢學文言文私塾，許多不想放棄漢語的家庭，仍然偷偷補習漢文。1925年，日本政府下令取消報紙內的漢語專欄，禁止說台語，1930年，取締教會羅馬拼音台語聖經，在全面日語化之下，根據統計，到1944年，終戰前一年，台灣人會說讀日語者高達70%以上。但是，民間來往，還是以台語居多。 1930年，日本進入比較寬鬆的大正時代，台灣成立推動台人自治的台灣文化協會，開始思考台灣如果成為自治國家，應該使用台語或華語推廣國民教育，雙方有過多次激辯，最終贊成華語者多數，顯然，就算在日本化之下，台灣多數菁英仍然自認自己是中國人居多。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承繼日本殖民政策，開始去日本化，推動中國化，成立國語推廣委員會。1956年，下令禁止台語，推動罰款方式禁止台語，1957年，取締教會台語聖經，1976年降低廣播台語，以台語不超過10%為限，後來布袋戲也改說國語，北部人口以軍公教居多，所以奉命程度較高，這也是台灣語言分裂的開始，南部人使用台語確實比北部多。 語言對國家認同影響很大，以印度為例，1947年印度獨立，國家立即陷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內戰，兩國宗教信仰和語言差距很大，1968年，尼赫魯女兒甘地夫人繼承總理，國家就因為語言政策，發生衝突，當時印度人在英國殖民下，有50%會說英文，但是，普遍使用的方言是北印度語，還有北方穆斯林王朝留下的烏爾都語，以及南印度的泰米爾語，印度地方大，人又多，方言很複雜，推動官方語言很傷腦筋，後來為了不偏向地區為原則，選擇英文為官方語言，當然，在很多民族多元的國家，不一定只有一種官方語言，瑞士就有四種官方語言，孩子學習上也不會覺得辛苦。 以愛沙尼亞為借鏡 台灣情況比較像愛沙尼亞。1991年，波羅的海三小國以200萬人營造手牽手的人鍊，一起唱著自由之歌，走向獨立建國。那一年，我正在波海三小國採訪旅行，在愛沙尼亞的塔林廣場上，親眼目睹這一幕，當場讓我熱淚盈眶，快樂唱歌獨立建國，只是表面，實際的獨立運作，仍然暗潮洶湧，被蘇聯軍隊坦克層層包圍的國會，勇敢投下獨立選票，還好蘇聯軍隊奉命不動武，讓三小國順利脫俄獨立。波羅的海三小國，在二戰時支持德國，戰後被蘇聯併吞，遭受懲罰性的暴政，數萬人被槍決，30萬人送到西伯利亞勞改，這段屈辱歷史，深深烙印在人民心理，為了統治三小國，蘇聯進行俄羅斯化，加速俄羅斯人移民到三小國，因此獨立之後，新政府最要緊處理的就是歸化問題。 以愛沙尼亞為例，面積4萬5千平方公里，人口150萬，愛沙尼亞人佔了70%，俄羅斯人占了25%，其他3%是烏克蘭人，2%其他國人。1991年，愛沙尼亞辦理歸化，只有1萬多名俄羅斯人選擇回歸祖國，還有30幾萬人選擇留下，問題是，這些留下的俄羅斯人，卻缺乏熱愛愛沙尼亞的心靈，仍然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是俄羅斯人，在家裡說俄語，教育孩子拒絕愛沙尼亞語，愛沙尼亞政府認為長此下去，國家仍然無法團結，一個不團結的國家，獨立有何用？ 2007年，愛沙尼亞國會通過愛國法案，或稱歸化法案，明文規定愛沙尼亞語為國語，俄語是他國語言，可以學或不學，並且積極進行去俄羅斯化，街頭上共產標誌或納粹標記，一律被剷除，涉及俄羅斯的政治意涵人物銅像，全部推倒，強制俄羅斯人以5年期限，學習愛沙尼亞語，如果拒絕學習者，政府不發給身分證和護照，這些人只能擁有居留證，或選擇回到俄羅斯。 反觀台灣，許多宣稱愛台灣的政客，連台語都不想學，電視播報世大運比賽訊息，連自己是台灣隊，也吝惜說出口。我確信，當所有人每天喊叫台灣加油，這個台灣國家，才有可能建立起來，但是，喊叫「中華台北」，我敢保證不管喊到如何地老天荒，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出現「中華台北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想到這樣的台灣，實在讓人惋惜，還有一些人，根本不管廢省多久，一出口就是台灣省，聽了真的會昏倒，我只能說被國共兩黨洗腦太厲害，惡習難改，愛沙尼亞人經歷過被極權統治的痛苦，更理解；只有人民熱愛的國家，這國家才能永續下去，台灣如果要脫離中國宰制，至少要學新加坡或印度，以英文為國語，徹底走向國際化，並強化台語教育，而不是以中文為國語，除非中國放棄對台灣併吞的敵意。 只要所有人民都愛國，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滅亡 1991年獨立之初，愛沙尼亞人深刻理解小國生存之道，必須和俄羅斯維持友好，這一點和台灣很相似，愛沙尼亞人也期待，能夠好好扮演大國的好鄰居，兩國能夠自由往來，互通有無，和平相處，雙方皆大歡喜。但是，問題在於俄羅斯，蘇聯崩解後，俄羅斯至今只是半民主，或稱進化式獨裁國家，社會充滿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這一點才令人擔心。為了防範俄羅斯又一次侵略，愛沙尼亞內部去俄羅斯化政策，也不得不加快進行，推行這個政策動機，不是因為敵視俄羅斯，而是加強愛沙尼亞人的國家意識，2010年，俄羅斯以武力侵吞克里米亞半島，並且進軍烏克蘭東部，在愛沙尼亞邊界陳兵，更加引起愛沙尼亞警戒，因此，愛沙尼亞政府也加速成立電子政府的腳步。 1991年，愛沙尼亞獨立初期，全國只有一半家庭擁有電話，經過20幾年後，愛沙尼亞已經是科技國家，資訊部長柯特卡說，我們要建立一個不會因為失去領土，國家就滅亡的政府，這個方法就是全面電腦化。 人口少，容易治理，是愛沙尼亞弱勢也是優點，更方便全面政府電腦化；1. 政府施政及國會討論全面透明上網，2. 實施電子投票，不在籍也可以投票，3. 實施電子繳稅，4. 實施電子健康管理，5. 實施電子教育，6. 實施電子警察制度，7. 實施電子戶口管理。 科特卡說，愛沙尼亞一個國家，就是一部電腦伺服器，而且把全民資料拷貝三份，放在三個不同國家保管，就算有一天，愛沙尼亞遭受侵略，失去土地，流亡在外的政府只要掌握這三台伺服器，就可以聯絡人民，這個國家仍然可以運作。有一天，敵人離開了，我們回來了，馬上可以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國家，他說，只要所有人民都愛國，這個國家就不可能滅亡，聽到這句話，台灣人民真的感到汗顏啊。 愛沙尼亞目前還有土地，人民和政府，而且是主權獨立國家，更是歐盟成員國，地理上和台灣同樣與強鄰只有一水之隔，卻已經把有一天可能被俄羅斯侵略，而失去土地的狀況，設想好了，而且想出來如何抵抗外敵，使國家永續的方法。愛沙尼亞人，不會因為鄰國俄羅斯軍力強盛，地大物博，就想當俄羅斯人，反而選擇與北歐民主國家親近。而台灣呢，討厭中國極權政府，自我認同是台灣人，已經超過70 %，卻只是害怕中國壓力，就失去建立國家的勇氣，世大運上，就因為中國的眼睛看著你，自己的政府還出暗拳，打壓自己人，向中國邀功，就連一隻小小面的台灣國旗，也不敢舉出來，連為台灣加油也不敢說，甚至忘了嘴裡的「中華加油」，其實就是中國加油，這樣的台灣，空有土地，人民和政府，要以哪一隻手，建立自己的國家呢？相較與愛沙尼亞的勇敢與真誠，更凸顯台灣的懦弱和卑微，台灣人民真是可憐，可嘆，可悲啊。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學運動，以陳獨秀《青年雜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起算，已有百年歷史，且已成為生活現實。文言文不再主宰語文，這是歷史、也是現實。百年後的台灣，卻仍陷於復古、崇古牢籠，在舊語格、舊人格打轉。 就如同帝制被推翻，民主制成為一種新政治現實，人類的文明是這樣進步、開展的。復古、保守、封建論者，能夠固執、力倡帝制嗎？就連中國，以孫文革命建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也在一九四九年被毛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一個亡靈國家仍為台灣的政治現實。 如果不是二戰後代表盟軍接收、進占台灣，繼而成為美國反共前線而繼續在台灣落腳，中華民國也許成為歷史了。但不面對中華民國的歷史與現實，連帶把台灣困在不確定的國家條件裡，成為今天漂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論者的徬徨，也成為取代統治的本土人民的迷惘和無助。 台灣不能從國家的徬徨和迷惘脫出，最重要原因是文化的包袱。中國文言文至上主義的桎梏就是文化包袱的根本所在。要說文言文，台灣也有傳統。但以中國宰制台灣，無視於此。 中國早已從文言走向白話，語體解放已有百年歷史，甚至跨越從國民黨的右翼中國到共產黨的左翼中國。但在台灣，就是有一群食古不化封建守舊論者，仍以文言文為浮木，幻想據此而仍為正統。教育部門心態也不積極尋求改善。 表面上，以國民黨中國為正統，否定共產黨中國的存在；其實，這樣的正統論只是為了拒否台灣的開創、進步性追求，也反普世潮流。從前，以反共哄騙台灣人；現在呢？還反共嗎？不也！在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正是文化表裡不一的寫照！ 中國的中文系所學者不乏近現代世界文論譯介推動者；而台灣的中文系所教授有太多執著於文言文的枷鎖，附著在黨國體制的守舊封建意識。中學國文教師以文言解釋成白話為教學重點。台灣的國民養成過程體制牢籠化，讓本國語文教育無法引領國民飛翔在意義的天空，成為空洞的人。教育部的本國語文教育改革仍走不出困境。 語格即人格，新的語格才有新的人格。台灣的國民人格養成要從打破文言文至上主義的牢籠做起，改變了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在民主化道路前行，但若沒有新文化覺醒，不脫古求新，進步國家之夢只會是幻影。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五年七月，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輕生，當時蔡英文表示無比哀痛和不捨；她呼籲執政者撤回爭議課綱，否則民進黨若重返執政將改正錯誤；就職典禮，還為林冠華保留一個座位。然而，日前教育部召開課程審議會，對於高中國文的文白比例爭議，教育部長潘文忠以曖昧的「回歸專業」取代積極作為，結果最後決議比例定為四十五至五十五％。這是不是馬英九課綱的勝利？小英政府有沒有改正馬政府的錯誤？ 教育部消極退避的「回歸專業」，顯然是基於教育行政管理，避免引起教學現場的教師反彈。但是這樣的做法，對於高喊轉型正義的小英政府何其諷刺？一年多來，改革進步響徹雲霄，但是教育領域的轉型正義文風不動。原因很簡單，因為小英政府的教育部長，腦中只有教育行政，沒有教育內容，所以對黨國時代的教育遺毒麻木不仁。進一步來看教育現場，公民力量推上歷史舞台的小英政府，任務是把教育從學校行政為中心，改正為以學生為主體；教育的目的，從洗腦學生改正為激發學生的潛能。正常國家，本應如此。 對某些人而言，也許文言文，亦即古代中國的語文，對他們有豐富作用。只不過，某些人樂在其中，並不代表多數人需要，現代人需要的是現代語文。當今，與世界溝通最有效的語言當屬英文，即使在華人世界溝通也是要以現代語文而不是古代的文言文。學那麼多文言文要跟誰溝通？文言文比例之高，學生上課苦不堪言，升學考試食古不化，事過境遷反而成為心理上的陰影，一旦脫離升學考試更不想接觸文言文。文言文派難道沒有想過這種反作用嗎？還是他們別有用心，就是希望學生繼續接受洗腦，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植入某種政治晶片？ 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一再顯示現在的年輕世代，已經不甘於乖乖接受洗腦，而是對巨變中的世界別有一番感知。「為人師表」者，為什麼不時批評他們缺乏競爭力，卻堅持要他們學那些沒有競爭力的課程與內容？千百年前的文言文，無法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就業、低薪、晚婚、少子、南北失衡、東西隔離、城鄉差距、世代剝奪、貧富世襲等等，哪一篇文言文提供了解決方案？文言文比例，四十五至五十五％，對於學生的創新能力，是正是負不問可知，反課綱風潮，便是年輕世代的答案。如今，宣稱要改正馬政府錯誤的小英政府，竟然繼續在執行馬政府的錯誤。此情此景，不得不令人納悶，剛剛完成的內閣改組，到底是誰把潘文忠這個「人才」留下來的？ 轉型正義，不單要理順政治象徵符號，更要理順人民實質生活，一如國策顧問黃天麟提醒的經濟轉型正義，教育也需要轉型正義。教育是黨國體制的重要環節，台灣從一般學校到軍事學校，至今仍充斥著黨國幽靈，抗拒改革進步。文言文，牽涉到一些人的現實利益，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在教育尚未轉型正義之前，奢談課綱爭議「回歸專業」。話說回來，所謂文言文的勝利，積極動員者也不要高興得太早。企圖以文言文偷渡意識形態，極有可能會使台灣的年輕世代，因為厭惡文言文而厭惡它所夾帶的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的世界，直線難以到達的目標，往往會意外地曲線完成。 現代的語文教育，除了極少數好古之士以外，目的都不是與過去對話，而是與現在對話，與未來對話；而且，是由學習互為主體的溝通，而非由上而下的思想霸凌。文言文能否承擔此一功能，學成畢業進入社會的人都心裡有數，正在學校的年輕世代普遍抗拒文言文，也顯示他們對文言文能否學以致用存有隱憂。賴院長在台南市長任內，曾推動第二官方語言，也就是提高英文的普及地位，想必他不會是文言文的鼓吹手。問題是，賴院長新上任，潘文忠就給他出一道難題。而這件事也似乎預告，新閣揆與舊閣員的磨合，未必是想像中的無縫接軌，賴院長必須緊盯重大政策，以免形象遭到折損。

據報導，高雄民族、明誠路口，一名60多歲的阿婆，因為背部壓迫到神經，走路一跛一跛相當吃力，為了籌6萬元的開刀費，一個人穿梭在車陣中賣玉蘭花，但站在烈日底下一整天僅賺4、500元，賣了3年也只存到2萬！阿婆說：「我不能走太遠，我腳沒力量，尤其左邊這個腳沒力量。醫生叫我趕快借錢來開刀，可是我不知道去哪裡借這麼多錢開刀。」 一名60多歲老婦為籌開刀費，每日在高雄民族、明誠路口賣玉蘭花。（圖擷取自TVBS） 類似這樣的弱勢老人，全國到處可見，而且毫無例外，都是本省籍老人，不像老榮民有所謂「榮民之家」與「榮民醫院」可以保障他們養生送死無憾，此從每年編列的數千億軍人退撫預算可知。再扣除龐大公教人員退休金，能照顧到其他弱勢族群的預算，可真是杯水車薪，難以跟榮民退撫預算相提並論，難怪賣玉蘭花的老婦人隨處可見。 據說許多老榮民回到中國老家養老，生死不明，只憑其家屬口頭保證，就可以繼續領榮民退撫金，反觀許多本省籍老人，卻無此福利。如以上賣玉蘭花老婦人，連6萬元的開刀費都拿不出來，需要頂著大太陽，在熙來攘往的車陣中叫賣玉蘭花，這是一件多麼悲慘的事！為何此老婦人沒有向高雄社會局申請補助？還是他不知如何申請？新聞報導這麼大篇，都沒有社會局人員主動關懷與協助嗎？ 歐美國家政府對年滿六十歲以上的公民，尤其結婚後就放棄工作養兒育女的家庭主婦，只要證明是低所得者，都給予每人美金約七百元的基本生活津貼，對於身心殘障或有病的老人，尤其照顧有加，哪像我們政府，只照顧那些既得利益族群，其中許多家財萬貫者，有房子好幾棟出租收租金，每月還能幾十萬月退俸與十八趴，不知其良心何在？ 高雄天氣十分炎熱，要一個年輕人站在太陽下1小時恐怕都受不了，更何況是一個身有病痛的阿婆要站一整天？賣玉蘭花所賺的錢有限，政府有關單位為何不主動幫助？難道陳菊市長不知嗎？還是知道，但是因礙於法令或經費不足而無法協助她？國民黨長久以來不公不義的社福制度，小英總統與陳菊市長能視而不見，不馬上更改嗎？ （大學教授）

詹詠然沒有道歉問題 ◎ 王英明 網球選手詹詠然台灣週一凌晨於美網奪下女子雙打冠軍後，在臉書粉絲專頁發表關於世大運網球混雙退賽的聲明，並向搭檔謝政鵬，以及球迷、關注世大運的民眾致歉，「讓大家失望了」。 我第一個反應是，豈有此理！我一點都不失望！詹詠然取得台灣第一個美網冠軍，讓世界看到了台北（應該有人知道台北就在台灣境內），我們歡欣鼓舞，感謝、佩服、膜拜都來不及，為什麼會失望？而為什麼她還要向台灣人道歉？ 網球是世界各國很普遍的主流運動（愛好者比羽球多好幾倍），美網公開賽更是四大滿貫賽年終壓軸，獎金多得嚇人，世界各國主要媒體早晚都不斷播報，而台北世大運是啥東西，恐怕沒幾個人知道。詹詠然這一奪冠，人人稱羨，才是真的讓台灣人非常有面子的事。 台灣的職業運動風氣不盛，只要是常看國外賽事的人都了解，職業運動員爭的是個人成績與獎金，很少人與國家扯上關係，所以很多隊伍選手跟國籍都不相干，頂多讓人覺得某一國家的運動風氣不錯，沒有人去提什麼為國爭光。當然，運動都會跟國家榮譽有所牽連，但職業運動、影藝事業，個人的光榮名譽凌駕於國家之上，天經地義。 我們的職業運動員有機會在世界級賽事得大獎，我們不但羨慕，還要用力鼓掌、按讚支持。能在世界職業運動上奪得一冠，絕對可讓世人覺得，台灣有辦法培養如此運動員，這國家蠻有水準的。例如我們看東歐幾國，網球好手輩出，個個俊男美女，連帶心目中也對這些前共黨國家的野蠻貧窮印象大為改變了。 世界各國職業球員，若是因代表國家隊出賽而影響個人生涯規劃，包括時間衝突、受傷可能，絕對是以個人為重，沒有人會怪他不愛國。詹詠然能拋開世大運，及早準備美網，終能奪冠，這是最符合職業球員運動倫理及文化的決定，一般人沒有資格去責怪。 （作者為台北市民） 回應⋯⋯ 石博元 · 在石爸遊樂場擔任囝仔頭王 道歉已經太遲而且沒有甚麼效果了， 本篇投書更是硬抝，根本胡說八道！ Minnan Wang ·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運動員精神(spotmanship)是指 : 一、團隊合作(team work )，混雙是一組兩人的團隊。兩人必須相互合作，目標是勝球。二、公平競爭( fair play)，遵守比賽規則，不宜為求勝利不擇手段做出小動作。三、盡你所能 (do your best)，把自己最好的表現出來，不要太在意成敗，但求問心無愧。 鄭仁偉 · 逢甲大學 這篇文章根本是顛倒是非. 從來沒有人認為, 詹應該放棄美網打世大運. 職業選手以打職業網賽優先, 是合理的. 重點是事先就知道賽程有衝突, 自己就該取捨. 更何況事後還解釋說, 有請辛吉絲去喬賽程, 更是可笑. 企圖用一個謊來園更多的謊. 美網是你可以喬賽程的? 是欺負國人沒見過世面?  台灣人是有自卑感作祟嗎? 任何事用讓世界看到台灣做藉口? 這太可笑了!  國際網球賽不是以國家報名的, 是用個人報名的. 不要明明是個人私利, 還拿台灣做幌子! 這種行為這種說詞實在很噁心! Chen Yuling · 自由業員工 你時間上沒辦法打，就不要答應！ 知道沒法打又硬是要報混雙，把名額佔下來?! 然後又跑掉，這真的是連最基本的○○都沒有！ Anders Buch · 對, 不打就要早講. Kuo-Tsai Chang · 清大 個人不反對世界級好手打不打世大運，但是反對佔著茅坑不拉屎，自己不有始有終打完比賽，又封殺了她人頂替的機會！ 李非 ·  葉佩文4ni ? 繼續拗吧！她現在是過街老鼠，明知道賽程衝突打不完世大運，還保證會打完，這不是說謊什麼是說謊？ 王彥文 · 海洋大學 上國際新聞必須是好事才有用，讓外國人知道台灣人為了拿獎牌要說謊、演戲、背棄同伴......，這樣只會破壞台灣的形象。

李明哲現身在中國湖南省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取自直播） 習大帝元年秋，NGO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國政府非法拘押「被失蹤」177天後，在岳陽中級人民法院首度開庭，當庭「被認罪」，檢察官都還沒有問完話，李明哲就開始背誦他的「犯行」，還五度反覆背誦，惟恐天下不知...。 予觀夫岳陽中級人民法院11日的審判實況，簡直比公然刑求恐怖百倍...。 看著李明哲在中共專制威迫折磨的悲慘遭遇，以及身為被擄囚犯人格被泯滅的無奈，這篇寫專制之惡的「岳陽樓恥記」，寫到這裡已「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竟還有這種野蠻政權，公然幹出這種野蠻的事，更惡質的是，除了被認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公開自我羞辱，還強迫李明哲讚揚非法拘押他的中國進步發展、文明辦案、保障他的人權云云。 這當然都是中國當局寫好劇本、強迫演出的，但即使大家一看即知背後是怎麼回事，中國當局竟這樣赤裸裸就硬上，呈現野蠻主義的狂潮、專制政權的恐怖，寫下人類文明的恥辱印記，哀哉！ 開庭認罪後，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與妻子見面交談。（中新社） 專制暴政既毒辣又陰險，它就是要使人們恐懼，迫使人們把暴政當習慣，把恐懼當做生活一部分。中共政權逼演李明哲案，背後正是這樣的陰險毒計。 如果，李明哲竟可以這樣「被認罪」，台灣人人都可能這樣「被李明哲」，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就是過去反革命罪換個名詞而已，它可以任意認定你的言論犯罪並羅織入罪。台灣人人都可能是李明哲，沒有人是局外人！ 過去在台灣高唱消滅萬惡共匪、推翻中共偽政權的那些國民黨黨政軍高官，比李明哲應更加罪大惡極才對呀，現在去中國卻吃香喝辣，推論可能性為；一，中共利用完之後再清算，未來下場更慘；二，他們是不是早已秘密「被認罪」了？中國要他們戴罪立功？

他們到底想怎樣?

記者鄒景雯／特稿 前不久，美中日人員在北京進行了一次兵推，主題是釣魚台若發生意外事況，三方可能會如何反應與應變。在最衝突的火線前緣，三個國家利益高度衝突的當事國，能夠聯繫到具有代表性的專業人員，坐下來一起控管特定區域的穩定，這是一個值得台灣充分了解的場景。 李明哲妻子李凈瑜在雙手前臂刺青，表示以丈夫為榮，強調李明哲是人權工作者。（李明哲救援大隊提供） 這次兵推的人員包括中國解放軍系統、日本防衛省所屬智庫及美國在中國的外交單位，都是具有相當實戰經驗的官方專家；其中美國扮演了主導的角色。根據參與者的觀察，過程中，針對若干想定，日方代表所採取的舉措，不時令中方感到驚訝；因此這類的安排，一方面在降低擦槍走火的操戈風險，一方面更在促進對話、鋪陳共識的可能。 這個案例說明，即使是交惡的各方，針對最核心的議題，也要有責任與能耐，進行實質的處置，這固然是大國博弈的尋常規則，但是像台灣這樣尷尬處境的特殊國家，基於生存需要，既不能被邊緣化，更不能自我設限，從政者必得要更加靈活刁鑽、以成敗論，才可以稱得上是不辱職份。要承擔這樣的使命，不比在研究室紙上作業，也不是花拳繡腿可以了事，豐沛的實務累積是必要條件，否則肯定過不了現實這一關。 李明哲事件，或許是個試金石。這個案子早在一百多天前，就由國安會、甚至總統府研商或參與營救計畫，很清楚是一個內外都要兼顧的兩面作戰考驗，對外，當然是要與像中國這樣的對象交涉周旋，對內，就是取得家屬的信賴，充分合作對外，也要理順各方的力量，妥適安排在相同的目標之下，不要成為壞事的變數。但是這一路走來，卻讓明白人多次扼腕。 中國玩完大審台灣人的戲碼後，如果不笨到搬石頭砸腳，終究是要放人的，只是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的國安系統從上到下，未來有必要一起做個結案檢討，至少自己要搞清楚如何可以更好。如果「個案」都搞到大粒汗小粒汗，要大家寄望相同的團隊能夠在列強的間隙中，創造出台灣獨特的空間，就扯得太遠了。

  ◎ 王伯仁 十二年國教普通高中國語文領域課綱文白比例，經過冗長爭議，最後通過「研修小組」草案，文言文比例調整為四十五至五十五％，其他四案再調降修正案盡墨。但據在場課綱委員表示，明明現場贊同再調低的意見占絕大多數，表決結果卻是維持研修小組的修正案，不做變動。老實說，這是賴清德接閣揆以來，第一件事關重大而被「洗臉」的事。 現場絕大多數人贊同再降低文言文比例，結果卻紋風不動？仔細探究，居然是中了類似「鳥籠公投法」或過去「選罷法」相關的「陷阱」，那就是「不表示意見就等於反對」，公投法不去投票即反對公投命題，選罷法之罷免案不去投票，等於反對罷免。日昨課綱大會採「絕對多數」決，再降低文言文比例需在場過半數同意才能通過，否則即否決，通通否決後，卻維持研修小組的修正案，不必表決，成為「霸王案」而決定。 但如再針對研修小組的修正案「表決」或「反表決」呢？也不見得通過，問題就在主持大會的教育部長潘文忠的「議事技巧」，他顯然有意維護研修小組的修正草案，所以「護航」霸王修正案過關；其二，教育部相關代表在表決時多「棄權」，等同代表教育部長的「意向」傾向中立，而中立即表示反對文言文再降低，所以造成日昨結論。 文白之爭，暴露保守反動思想的根深蒂固，潘文忠不察，怎麼領導教育改革現代化？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 紀安秀 教育部十日召開課程審議會，教育部長潘文忠致詞時呼籲與會代表回歸專業、審慎思考、結成共識，最後決議「高中國文文言比例訂為四十五至五十五％」，與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研究發展會草案一致。許多高中教師給予肯定，認為對現階段教學干擾最小、活化教學相較文白比例更重要，媒體則報導「文言文派大獲全勝」。 國語文應該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兼顧白話文及文言文學習，當然有其必要，但文言文早已不符合現代化的文學表現，更非社會上通用的語言表達模式，實在不宜與白話文等同比例。文言文比例占半數，顯然違反「比例」原則，亦缺乏實質的公平正義。 其次，國語文教師雖強調活化教學，但仍脫離不了用白話文解釋文言文的窠臼，若是如此，何不與時俱進增加現代文學的教學，同樣可以達到文言文所欲表述的意涵，配合生活實用性，也不至於只為了應付考試。 課審會成員的專業，有無偏袒之虞，應該也有疑義，因為輿論及學生針對文白的攻防相當激烈，如果沒有學生與會或大規模調查學生的意見，就讓學生派大輸，恐非教育之福。 （作者為家管） ◎ 曾家珍 課審會通過調為四十五至五十五％，十二年國教普通高中國語文領域課綱文白比例需否大降，引發爭議，支持與反對學者爭論戰火不休。其實，學生頭痛文言文的是，將來大學指考國文的成績，會影響人生前途；如果把學校的教學與指考分開考慮，在學校授予全貌文白比例的國文教育，而指考時命題則降低文言文比例，或依科系別而有不同國文試卷，文科系組文言文比例高一些、理科系組文言文比例少一些，則可兼顧學生學習與實用問題。 （作者為藥師） ◎ 高泉益 減少古文比例已是社會共識，但教育部召開的會議，竟作成維持原比例的決議，令人覺得不可思議。這個重大的語文教學政策，就由這幾個人決定，是否恰當？ 我們的教育界顯然還是食古不化，才會拘泥於古文教學。討論事情往往必須先從定義開始，若不先限定語文教學的目的，就會天馬行空，得不到具體而有效的結論。 只要我們環顧周遭環境，就會發現，在語文的表達能力上，問題很大。比如說，我們的警察在案件發生後，面對媒體鏡頭，普遍都詞不達意，不能簡明扼要陳述，能在公開場合流暢表達的人很少，面對這種現象，我們還能墨守成規，對語文的教學不思改進嗎？ 語文的教學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一個是公的層面，一個是私的層面。所謂公的層面就是國民表達能力的培養或訓練，這是國家教學的目的與責任；而私的層面，就是指個人的文學修養，要達到什麼程度，是個人的事。 如果事先能定義語文教學的目的及政府教育政策的宗旨，再來規劃教學的內容，相信會比較實際。政黨輪替後的教育部，應在教育政策上有新的思維。 （作者為台北市民）

  台灣公民李明哲昨天在中國湖南岳陽法院接受審判，當庭對檢方指控罪名認錯認罪，承認自己「散佈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現行制度、中國政府的文章與言論，撰寫惡意抹黑制度的資料文字，意圖顛覆國家政權」。一如到場旁聽的李妻李凈瑜出發前在台北所說，李明哲果然「被認罪」。在中國，異議人士「被認罪」，司空見慣；但台灣人遭到如此對待，不容等閒視之，本案因此廣受國際矚目。 李明哲今年三月從澳門入境中國，在廣東珠海遭拘留，隨即音訊全無；經李凈瑜窮追不捨，中國官方十天後才宣稱，李明哲「涉及危害國家安全」事件，接受「有關部門」調查，但具體罪狀、身處何地，都未公開說明。經關押近半年之後，當事人才終於在審判中露面。 在台灣任職於社區大學的李明哲，如何去中國犯下「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行？從檢方起訴書及法庭程序看來，案情顯然深具「中國特色」，如實反映中國政治法律現狀。 最明顯的，李明哲顯然「被認罪」。從法庭過程看，李明哲「完全認錯」，不僅承認自己幹下犯罪行為，與另一被告彭宇華等接觸是錯誤的，為自己的思想認錯，還一再陳述自己的犯罪經過，深切表達「認罪、悔罪」，感謝當局「文明辦案」。有這樣的全盤認罪，官派辯護律師的功能，只剩為被告請求法官從寬處理而已；坦白從寬，被告或有機會被從輕發落。李凈瑜行前指丈夫若遭「被認罪」，請各方體諒，不僅有先見之明，也是看透法庭演出的「中國特色」本質。 這一「被認罪」戲碼，台灣和香港人民都見識過。在戰後白色恐怖時代，黨國當局就是用這一套對付台灣人民，以控制言論，打壓政治異議及反對人士。當年國民黨政權動輒以莫須有的指控加在異議人士頭上，還要被告坦承錯誤，譴責自己的思想，為當局羅織「意圖叛亂」等罪名配合演出。在香港，兩年前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中，書店創辦人林榮基等五人「被失蹤」到中國，引起軒然大波；後來現身媒體受訪，宣稱「自願偷渡回內地協助調查」，在承認錯誤並「認罪」之後，才得以返港，並要警方撤案。 國共兩黨這種手法，印證兩黨師出同源，連壓制反對者所使出的招數都一個樣，是有同一文化的「中國黨」。兩者的差異，只是國民黨後來被台灣民主潮流所制約，不敢再恣意妄為；共產黨自認「中國崛起」，變本加厲，近年不但常用來對付外國記者和維權人士，如今連台灣人也在其壓制之列。 更霸道而可笑的，李明哲還當庭感謝當局「文明辦案」。對中國打壓民主及維權運動頗有了解的李明哲如此表態，足見在中國的政治案件法庭，導演、劇本、台詞非但深具中國特色，還萬變不離其宗，都出自中央工廠統一編製，只是演員按不同案例有所更換而已。 「中國黨」壓制異議較大的差別，在公開審判。一九八○年二月，在國際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公開審判美麗島事件被告，被告辯護律師與檢方在庭上針鋒相對，被告也反駁當局羅織罪名，台灣人民最終還黃信介等被告公道。二○一七年九月，中國審判李明哲，雖設計了公開戲碼，旁聽、採訪卻受重重限制，被告全無辯駁，還倒打台灣媒體一耙，稱讚中國的法治。 由此看來，台灣與中國的司法文明，相差至少三十七年。雙方差距如此懸殊，世人看在眼裡，表面上是中國審判李明哲，實質上是中國在審判自己。 李明哲案最值得稱讚的，要數李凈瑜。在丈夫「被失蹤」之後，她為營救李明哲四處奔波，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堅毅不撓。李凈瑜直言，自己經歷一場政治迫害大戲，見證了台灣核心信仰價值和中國的差異性，台灣和文明世界都不能接受中國那一套。勇哉！李凈瑜，台灣社會要極力當她的後盾。

  文白之爭，正反兩方都提出了數種觀點試圖說服對方，其實這些觀點皆反映出自己對於中文教育的想像，支持文言文的一方常會提出一種論點，「文言文是種藝術，我們應該欣賞它」。不過，在探討文白之爭前，首先得談談何謂國民教育。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高中教育應是為了「陶冶青年身心，發展學生潛能，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知能之基礎」，國民教育應是協助學生得到進行學術研究或學習專業技術的基礎。但就中文而言，我們並不太學我們真正使用的「中文」，反而花大把時間學習少有機會使用的文言文。或許，文言文在教授們的說法上符合陶冶青年身心的條件，也確實是一門文字的藝術；事實上，大多數學生卻不認為自己被文言文陶冶，而是荼毒。 之所以說是荼毒，並非筆者個人討厭文言文，而是在現今升學主義至上的環境中，許多學生都是因為必須背誦考完即忘的「國學常識」而厭惡文言文，進而厭惡中文科。在高中三年總共約七十篇課文中，還是有些作品分別受到學生喜愛，在茫茫文海中打動學生的心，卻常常得因趕進度而草草帶過，老師只得顧著上形音義，而無法和同學討論真正引人入勝的作品內涵。 因此，在此提出一個想像，一個兼顧中文工具性及文學性價值的想像。試想有一天，我們能夠自由地選課，必修課教導我們中文運用或文章解讀這些實用的課程，讓每個人在畢業之際，都能良好地表達想法，並完整理解他人的意見。而選修可從儒法墨道等九流十家中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思想體系，選己所愛、思己所選，不再「獨尊儒術」。中文課程便可是真正陶冶性情、啟發心智的，亦可帶給學生民主社會中可貴的溝通與發聲能力，只要我們清楚知道自己需要怎麼樣的中文課綱，並以這樣的想像為目標前進。 這樣的想像並非空談，目前包括武陵高中等校，都正配合教育部試辦選課，為高中職選課的目標累積經驗。儘管已確定文言文比例維持現狀，我們仍期待在不遠的將來，能與理想的語文教育貼近一些。 （作者為高雄十七８社社員）

  文言文已是死文字了，而且死透透活不過來了；既沒有人寫，又沒有人用，更沒有人讀，不然坊間為什麼要出版各種各類經史子集的白話譯本？其實這些白話譯本不見得可靠。胡適稱讚他的學生傅斯年文言文比他讀得多、讀得好，但是傅斯年早說：經典是不能讀的！他說教師拿自己半懂不懂的東西教學生，又不能實話實說「不懂」或「尚無人真正懂得」，自欺欺人或亂作解釋，豈不是形同以學校為行詐的練習所。 文言文不是不能學，但那是專家之學；學了一家，皓首能不能懂？還未可知。更何況《左傳》專家不見得懂《尚書》，老子、莊子等的子學專家不見得懂《尚書》、《禮記》等經學，甚至唐詩、宋詞，也不是一學就通。中學生再多讀十篇、二十篇甚至百篇文言文，連古漢文的門檻都不一定跨得過去。支持文言文的七位中研院院士，敢捫心自問自己懂多少文言文？ 問題是，明明死文字，「教團」為何非要力推不可？最赤裸裸的表白，出於中山女中某位退休老師毫不掩飾的話：「少了文言文就不是中華民族！」另一位學生家長更直白：「學生文言文能力一代不如一代，如何宣揚中華文化！」而忝列中研院院士的曾永義也表示，文言文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另一位院士王德威則認為，反文言文的是意識形態作祟；更叫人拍案的話是下面一段，他認為一旦文言文比例下降，就會造成中產階級家長把子女往補習班送，使非菁英家庭學生無力競爭而受害。那麼解決階級不平等的最好辦法，不就是取消文言文！把階級問題張冠李戴地亂比一番，用文言文說：「不知其可也。」 中國國民黨新任主席吳敦義──據說是學歷史的──舉出一○七字的《禮記》禮運大同篇做為文言優越的證明；不過，另一位國民黨黨人黃大洲則說是一○八字。區區幾字，兩人都有出入，還敢多嘴？好罷，約兩千年前的一○七字好懂，那麼不到百年的十四個字，請吳敦義解一解。上古史學家夏曾佑送梁啟超的詩中有兩句：「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比白話文簡潔、好懂？連魯迅都不解。 文白之爭，白話文全勝，一九二○年代勝負就判定了。不過，過去是語文之爭，最多涉及文化霸權；今天不止，還更上層樓，擔負起中華文化存亡的責任。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用年輕人的青春之血澆灌僵死的中國幽魂。誰意識形態？誰為學生？可憐的是，中華文化竟要靠欺壓中學生來救！老實說，死定了。 文言派大勝，是利用課審制度的漏洞，把中學生往死裡打。立委管碧玲認定是違法議決，不但弱化決議的正當性，也傷害了民進黨的執政價值。那麼不只行政院長賴清德要出面處置，立法院更不能坐視。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國語日報》的創刊，是國民黨「國語政策」下的產物。   圖:翻攝自國語日報   繼國民黨黨產案後，教育部打算介入《國語日報》認定是否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卻引起舊董事及100多名員工抗議教育部接管，到底，《國語日報》屬於誰的？ 抗議案起於8月30日教育部邀集《國語日報》16名董事召開座談會，會中原本打算釐清《國語日報》內有無教育部出資，會中10名董事對教育部未待董事會開會，就在簡報中指出：「國語日報社『應認定』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10名董事因而退場表示抗議，董事會及員工也對董事長林昭賢出賣報社、違背職務，連署要求他辭職下台。 如果《國語日報》不是教育部捐助，那它的資金怎麼來的呢？那就來看一下《國語日報》的歷史吧﹗《國語日報》的創刊，是國民黨「國語政策」下的產物，戰後的1945年，來台接收的台灣長官公署一成立，1946年10月025日，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就決議「自本年10月25日起撤除本省境內所有新聞紙、雜誌附刊之日文版，並令各縣市政府遵照。」抵台不久的陳儀長官，更嚴禁在共種場合使用台灣本地語言。同一時間，陳儀也向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請求派遣專家，來台協助推行「國語」，1946年3月21日，委員全部抵達台灣後，開始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各縣市「國語推行所」，這兩個單位後來就成為台灣「國語政策」推行的主要機構。 1949年之後，國民黨政府經由制定法律，讓各級學校透過嚴厲的禁止與處罰，將學生對母語的負面認同，深化到他們的心靈，使得台灣本土語言被逐出校園，最後只能退入家庭，在整體環境影響下，又漸漸遭到台灣人家庭的摒棄，台灣人的語言文化遂漸漸流失，這種現象在都會區則更加明顯。 除了透過法律手段來貫徹「國語」的推行，國民黨也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來營造說國語的社會環境，包括廣播、電視、電影三種媒體各有不同程度的管制。電影方面，對台語片採取不輔導、不獎勵的措施，將台語片排除在金馬獎之外，任由市場將其淘汰；廣播對語言的使用比率雖未嚴格執行，但對節目內容則是緊密地加以控制，也必須受警備總部的審查；電視是穿透力最強的媒體，不但嚴格限制語言使用比率，更控制廣播頻道分配權與經營權，本土語言節目實施事前審查和監看，由各單位組成的「審查小組」負責審查，而由新聞局主辦，通常安全問題由警總審查，教育文化問題由教育部負責，國策思想部分由文工會主導，本土語言劇本則由警總負責審查，本土語言甚至被執政當局用來做為思想控制的工具，以夷制夷地醜化本土語言，除了廣播、電視、電影之外，貫徹「國語」政策，最重要的莫過於《國語日報》。 前《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在〈國語日報15年〉(收入1964年出版的《廢人廢語》一書)一文指出，《國語日報》最早是教育部，在1948年台北市設置「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閩台區辦事處」促成誕生的。1948年10月25日正式創刊，社長魏建功、總編輯梁容若，發行之初，因經費無著，銷路又打不開，最後無法維持，而於1949年初，將編輯、印刷工作都移到台灣省國語會，借重省國語會人力辦報，省國語會則利用報社的印刷設備，解決「國語」書刊傳佈的困難。為使《國語日報》得以維持，並由吳稚暉具名，邀請本省人士杜聰明、游彌堅、洪炎秋等人，連同省國語會委員方師鐸、梁容若等人，於1949年3月成立《國語日報》董事會，推傅斯年為董事長，洪炎秋為社長。 1955年初，《國語日報》脫離台灣省國語會，成立《國語日報》股份有限公司，仍由洪炎秋任社長，1960年再改組為「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同時加聘省教育廳副廳長、台灣省國語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教育科與社會教育科為當然董事。此後的報社人事，也一直與省國語會的委員高度重疊，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 1970年代以後，各級「國語」推行機構功能萎縮之時，《國語日報》與報社，便成為推行「國語」最重要的機構與工具。洪炎秋在〈光復節與國語日報〉一文曾說：《國語日報》完全是一份為了「撲滅日本語文的遺毒，進而推廣國語教育，光復中國精神」而設立的報紙，但「國語政策」表面上是要撲滅日本語文的遺毒，實際上則對台灣的本土母語，產生更嚴重的戕害與滅絕。 1998年10月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同年12月21日施行，之後經過幾次修正，2006年10月20日，內政部正式公告，《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於2005年12月31日當然廢止。 顯然，凍省之後，原省國語會業務，理所當然移至教育部，前教育部長、現任《國語日報》董事長林昭賢，向教育部報告《國語日報》屬於政府(教育部)捐助財團法人，實有所本。 《國語日報》對推行國民黨「國語政策」有功，但扮演戕害與滅絕台灣的本土母語的角色也很稱職，台灣民主化之後，當年借助國家資源成立的報館，現在因為坐擁黃金地段與龐大資產，如果可以任由它逐漸轉變為私人控制或牟利的生財工具，只能說，台灣人真是善良啊，滅了妳的母語，又可以不受節制，任由私人集團來掌控國家的資產。

高中國文課本文言文比例調降的方案，終於無一通過，讓人難過。主張文言文比例不能減少、只能增加的人們，思考理路各不相同，而我們支持調降的，當然也是各有想法，非僅一端。只要是真正嚴肅認真的思考路徑，都是可以好好對話的。然而，當前的爭議，幾乎大多是將對方的意見扁平化、去脈絡化，不是胡亂酸，就是貼標籤，以曲解對方，來成就自己的論述。媒體記者來訪，問我意見，因為我實在經歷太多太多次了，意見總是被任意簡化、拼貼、扭曲，有點失望，而且當時我正在除草，滿頭大汗，所以拒絕了。看了臉書上玉蕙被酸，決心還是必須說一說。 我們支持調降文言文，我們期望108課綱下的高中國文課本，能夠以現代、在地的文學為主，而後擴延到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與世界許多國家的做法相同。當然，我們當中，確實有人主張台獨、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但那又如何？「主張調降文言文」，與我們是不是台獨、喜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更何況，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也並非一個固定的社群，而是複雜差異、變動不居的，不同的議題，便有不同的「我們」群體結盟關係。 所以，將「主張調降文言文者」，都想像為：「主張調降文言文」＝「反文言文」＝「反中國」，是明顯的邏輯謬誤。身為主張文言文比例調降者，我觀察到幾個反對調降的論述，都是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如果這樣談問題，大家只有陷入死胡同，難以對話。 1. 論述一：「主張調降文言文」＝「反文言文」 　　 「主張調降」和「反」，明明是兩個不同意義的語詞，卻被某些人偷換概念， 直接等同。事實上，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支持調降文言文者，不乏文言文造詣極佳的中國古典文學專業研究者。以自行偷換的概念，來指點、批評對方，論斷是非，這樣如何對話？　　 2. 論述二：強調「文言文」代表「中國文化」，並認為主張調降文言文者，即是「脫中國」、背祖忘宗，是「文化台獨」，如今日中國時報對廖玉蕙的攻擊。 （1）姑且不論「文化台獨」又怎麼了？每個人認同的祖與宗不同，又怎麼了？單是認為「文言文」代表「中國文化」，就有問題。不知這樣談論的人是否想過，恰恰是你們這樣的論述，對「中國文化」的時間線與內容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前近代，是你們自己窄化、縮化、單調化「中國文化」的幅員與內涵。 （2）挪用「文言文」，做為「中華文化／中國國族認同」的符碼，事實上，既不尊重「語文」，也不尊重「文化」，更不尊重「文學」。 （3）關於「主張調降『文言文』，即是『文化台獨』」：這個論述的邏輯，更是不堪一擊。我也不說什麼，只請大家去找找中國的中學課本，算一算其中的「文言文」比例，你肯定會愕然發現，原來中國比我們這些人更「文化台獨」。將「主張調降」視為「被某種特定政治意識型態所驅使」的人，自己本身又何嘗不是也可能「被某種特定政治意識型態所驅使」？而且，還是一個更大敘事、更威權的政治意識型態。 ( 4 ) 事實上，主張調降文言文比例的朋友，也有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的共通點，是認為高中文學教育應該基於「現代社會」的溝通、表達的需求，以現代文學為主，加入一些古典文學、外國文學，增進多元修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思考路徑。說穿了，設若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統／獨論爭的國家，你還會主張「文言文」一定要多過「現代文學」嗎？ 3. 論述三：「文言文」是「語文／文學」的至高美學指標，學「文言文」可以提升「語文／文學」能力，減少「文言文」，學生的「語文／文學」能力會降低。 　（１）將「文言文」視為「語文／文學」的美學指標，論述邏輯不通：如果這個論述成立，現當代文學就不必存在了，除非大家都回去寫文言文、說文言文，否則這個社會永遠達不到這個「美學指標」。如果這個論述成立，那麼，那位酸廖玉蕙的張大師，又何必如此積極地以現代文學在台灣文壇占位呢？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說話、溝通方法，有不同的美學典律，是否能以「文言文」為唯一、至高典律，貴古薄今？ 　　（2）如果「文言文」代表「語文／文學」的唯一、至高美學指標的邏輯不成立，學「文言文」才能提升「語文／文學」能力，「文言文」減少，學生的「語文／文學」能力就會降低，這個說法也是不成立的。「能力指標」的檢驗標準，不是先驗的，是社會賦予的，不是絕對的。如果這個社會期望高中生擁有的是「古文能力」，那自然要以古文為主，如果期望高中生擁有能在現代社會流暢使用的「語文／文學能力」，那 麼，這與他們是否多學「文言文」，並無直接的、充分必要關係。更別提許多憂慮「文言文減少，孩子語文能力會降低」的家長，真的有那麼在乎「語文」、「文學」嗎？真是想讓孩子以「語文」、「文學」為志業嗎？還是在乎考試而已呢？ 我們支持調降文言文，期望108課綱下的高中國文課本，能夠以現代、在地的文學為主，而後擴延到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考試內容與方式，當然也要因應變革。任何學生因為課文的引領，想擴充自己的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認識地圖，做為志趣，或甚至成為某種專業，都值得鼓勵。 要求降至30％的古文比例，既不惡毒、也不誇張，在我所知道的一些國家，都還是更少的，我相信這也沒有影響他們學子的「語文／文學能力」。因此，至少降至30％的古文比例，為何不能成為政府、課審會、學者專家、社會大眾，無論是什麼政治意識型態的人共同努力的目標呢？

最近課程文言文比例爭議引發論戰，也許更根本的問題是，臺灣在哪裡？國文又是哪一國的國文？。即使是文言文，就不能多些和臺灣有關的內容嗎？ 說到這裡，大概又會有人說，哪來什麼和臺灣有關的文言文內容啊？ 那就隨手看看這個吧 – 臺灣文獻叢刊：https://goo.gl/EL4GMU 大概又會有人酸，才這樣而已喔？那當然不只囉。自始自終，臺灣只是在二戰後在中華民國覆蓋下「被消失」而已。 這裡就來分享一小段好玩的內容吧～ 圖為將近300年前寫成的《臺海使槎錄》中有一段清國官員黃叔璥來到臺南聽臺語雞同鴨講的有趣記載，說這裡的人像鳥在講話一般，「劉」說成「澇」、「陳」說成「澹」、「莊」說成「曾」、「張」說成「丟」(另外還有「吳」「黃」)，全部聽不懂啊～ (原文：「郡中鴃舌鳥語，全不可曉。如：劉呼澇、陳呼澹、莊呼曾、張呼丟。余與吳待御兩姓，吳呼作襖，黃則無音，厄影切，更為難省。」) 以這些文字，可以一窺當時官話和臺語的發音對應。 關於《臺海使槎錄》： 將近300年前，臺灣爆發的朱一貴事件告一段落後，清國康熙皇帝派巡臺御史黃叔璥來臺各地考察施政民情寫成《臺海使槎錄》，詳實記載了將近300年前清國時期臺灣豐富的人文風土語言族群樣貌，推薦深入閱讀。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8%87%BA%E6%B5%B7%E4%BD%BF%E6%A7%8E%E9%8C%84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鄧鴻源 大學教授 教育部課審委員會舉行大會，討論高中中課綱文言文比例，以表決不過半否決調降文言文比例的提案。圖／教育部提供 課審會昨天舉行大會，討論高中國文課綱文言文佔比，最後是以表決方式定佔比，文言文大勝白話文，但據報導，兩派原本是屬於五五波的情勢，不過，關鍵時刻，教育部為主的官方代表並參與表決，使得文言文維持高佔比，讓高中生很失望。 據報導，昨天大會，「官方代表大概掌握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數」，「表決的四案票數，幾乎都是差一點過半，官方代表若表態投票，很可能議案就會通過」，但是教育部最後不投票，文言文完敗白話文。教育部官員的心態為何？耐人尋味。顯然這些舊官僚深中國民黨遺毒，以致政黨輪替，許多人力主改革，仍然無法改變這些人的思維。小英政府到底怎麼用人？ 許多反對改革的人，如果認為文言文那麼重要，平時自己常用文言文書寫嗎？如果沒有，有何立場反對改革？語文科之所以取名為國文，國文之所以以文言文為主體，根本就是國民黨黨國意識的教育的一環，故意要奴化台灣人，尤其是原住民，讓台灣人認為只有中國文化最偉大，而蔣介石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貫中華文化道統的繼承人。無論在學校或軍中，國民黨就是如此每天在給台灣人洗腦。許多教師與學者居然也如此無知，實在真可悲。 文言文一般民眾根本看不懂，許多國文老師也不會教，只會幫學生註釋，要求學生把文言文當作聖經死背，這樣的方式誰不會教？畢竟市面上翻譯參考書一堆，比老師講解還詳細。考試的方式也很死板，根本考不出學生思考、批判與表達能力，只是浪費時間與腦力而已。 原來教育部還有許多官員在反改革，這樣腐敗的官僚體系，能帶給學生希望與未來嗎？小英真是有眼無珠。

  中國《環球時報》說：「沒人對賴清德接替林全的來龍去脈感興趣，只看到蔡總統開始『丟卒保車』的自救遊戲」。圖／張良一攝 1960年代後期，我在美國念研究所，毛澤東正瘋狂發飆，大搞文革，把中國搞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我的論文就是研究老毛和文革，分析1千多篇《人民日報》的文件，從老毛是有願景的先知先覺（visionary)，到敢作敢為的革命家（revolutionary)，再到權力腐敗發狂的魔鬼（monster），有洗三溫暖的複雜心智翻滾、變遷過程。我的最終結論是，在理論上，他雖有偉大的願景和革命的理想典範，但實踐檢驗，卻證實他是滿手血腥、殘殺無辜的權力魔王。到頭來，他搞革命要興建的大公無私、為民服務、無產階級的新中國願景，根本是假的、騙人的。他是復辟主義的大魔鬼，在專制獨裁的殘暴上，他比美、甚至超越2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他既不是revolutionary，更不是visionary，而是貨真價實的monster。 柯P看錯老毛 台北市長柯文哲（柯P）非常天真，浪漫主義地看錯老毛的革命願景，盲目地沒看到他真實的魔鬼作為。 小英總統領導台灣1年3個多月，雖大力推動國政改革，頗有成就，但人民沒有感覺台灣變好, 前途看好，因而民心失望，民意支持度自由墮落（free fall），民進黨明年九合一大選看壞，甚至小英2020連任看衰。因而更換閣揆，林全下、賴清德（賴神）上。 如是動作，當然明智，但能否有效，讓她下落谷底的民調回升，有待觀察。我和前總統李登輝（阿輝伯）看法一樣。老人家認為，賴清德是一位年輕、又有實踐魄力的好人選，對台灣主權獨立價值相當堅持。但是，他指出，小英「執政團隊階段性任務、以及國家的目標方向迄今未明確」，以致民調不理想。更讓人擔憂的是，在2020，會不會像2008一樣，台灣被中國法統再度復辟，這是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前行政院長游錫堃雖對賴清德高度肯定，但也強調，一定要勇敢面對問題，施政一定要有願景、目標，要讓人民看到價值，讓團隊轉為學習型組織，才能與日俱進，展現成績。 溫水煮青蛙 《環球時報》是中共的鷹派報紙，一天到晚喊殺喊打。它的言論我們都要大打折扣看待。罵台灣、罵台獨，是它的DNA。我們讀它，要反過來看。才有參考價值。 這次《環球》評論小英的閣揆更換，罵她「空耗台灣政治資源和大量社會注意力，消磨了台灣公眾應有的視野和想像力，台灣社會的『小清新』、『小確幸』到政壇上成『小算計』、『小家子氣』，而台灣這條船正逐漸沉沒。」 又說：「世界沒人對賴清德有可能接替林全的來龍去脈真正感興趣，人們只看到蔡總統開始『丟卒保車』的自救遊戲。台灣處在令人窒息的孤立和停滯中，卻能得到民進黨花言巧語的美化，民進黨只需犧牲一個林全就能混下去，台灣好像被溫水煮到一半的青蛙。」 這兩段話，有意思，當然要反過來看。我反諷地看，感覺陰錯陽差，話說得有點道理。 小英的改革、如產業轉型、前瞻計劃、轉型正義（不法黨產的追討）、年金改革（18趴的廢除）、司法改造等，當然都是天大的國政創建，成效也有目共睹。但是，1年多來，連簡單的鳥籠公投法修正都不敢動，台灣國家正常化、正名、修憲、制憲等主權獨立建國非做不可的台獨艱鉅工作，更是真如「台毒」，談毒色變，談都不敢談。連進入聯合國的簡單、正當、該說的話、該做的事，都不敢說、不敢做。 中華民國沒有前途 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堅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台灣，一定沒有前途。那是天下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真的，如是看，小英的台灣變得很「小清新」、「小確幸」、「小算計」、「小家子氣」，「台灣這條船正逐漸沉沒」。如是台灣，越來越像「被溫水煮到一半的青蛙」。如是台灣，沒有前途。當然，我認為小英絕不是如《環球》描繪的「小家子氣」，沒有台灣主權獨立建國的偉大願景。小英應該有阿輝伯說的「台灣主權獨立價值」、明確的「國家的目標方向」。 問題是，小英既不是梟雄型的revolutionary，也不是阿輝伯魅力型的reformer （改革者），她太務實主義，太小心謹慎，認為不能做的事情不要去做，不要去說。 要像阿輝伯 那是大錯特錯。作為今日苦難台灣的領導人，這樣不行。小英要像改革者阿輝伯，要有台灣獨立建國的願景、智慧和勇氣，不能做、很難作，也要做，也要說，小心謹慎但一步一腳印，堅定、明確地宣揚、推動、實現台灣人夢寐以求的國家願景。那是台灣人民給她的天命（mandate）。 不然，小英被罵「小家子氣」事小；台灣變成「溫水煮熟的青蛙」、被老毛的專制帝國侵吞、台灣人民失去自由民主人權，事大。 我對小英總統有很大的期待。天佑台灣！

◎ 姚中原 退役上將，並領有優渥終身退休俸的許歷農，在軍人節前夕發表「不再反共」及未來要致力於「促統」活動的言行，引起各界極大爭議後；許歷農不但不反省，九月九日再發文辯解。 中共當前仍是台灣國家安全的最大軍事威脅，曾擔任過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許歷農，理應了解「文宣作戰」、「心理作戰」的重要性；然而，許歷農不顧國家利益，卻一再發表嚴重打擊國軍士氣、助長敵人威風，且有失退役上將風範的促統言論，非常不應該。 近十多年來，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陸委會所做過的多次統獨民調皆顯示，支持「兩岸統一」的民眾向來只有一成多的比率，而廣義「維持現狀」者則占八十％左右的比率。換言之，許歷農所鼓吹的統一言論完全是不符合台灣的主流民意，且會被中共當局做為統戰宣傳的利用工具。 中國大陸近來雖主打兩岸和平發展及兩岸和解政策，但中共當局從未放棄「武力攻台」的企圖與減緩對台的政治統戰工作。許歷農不揭穿中共對台的野心企圖，卻一再發表「促統」的親中言論，已有違職業軍人應效忠國家的終身使命，也不再適合享有國家曾給予的榮耀光環；簡言之，國防部至少應研究並追回曾頒贈給許歷農的所有勳章，以嚴正視聽。 （作者為前國防部戰略規劃司簡任副處長、大學兼任教授）   豈能坐視軍心動搖 ◎ 陳青田 李艷秋投稿統派媒體，指蔡總統不清楚軍中士氣低落的原因，筆者認為李女士才是沒搞懂軍隊士氣低落的主因。少數退將在營堅持反共，退役後竟到中國大陸唱和，甚至說「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現連「反共大將」前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許歷農都宣布不再反共，退將行徑導致國軍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這才是士氣低落的主因。 少數人誣指社會集體獵巫的謾罵，導致國軍沒有軍魂、沒有戰力云云，卻無視蔡總統對國軍的重視與肯定。猶記得國安局退役上校李天鐸就曾投書香港媒體，比較馬、蔡英文兩位三軍統帥，他指出，蔡總統就任後一個月期間，馬不停蹄巡視三軍，以務實態度突破傳統、主動承擔責任，和國軍榮辱與共，直指問題核心的安排與做法，完全是「內行行為，中規中矩，令人服氣」，不止提振國軍士氣，更讓人對她拭目以待。 筆者建議李女士，若想當真正的軍人之友，請發揮妳媒體的影響力，公開支持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增訂退將赴陸管制年限，最重甚至終身剝奪月退俸，這才是李女士用行動捍衛中華民國國軍的尊嚴榮譽最有說服力的行動！ （作者為退役中校，新北市民）   ◎ 林志翰 許歷農曾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主導軍中反共思想，兩蔣時代動輒上「匪諜」之名對台灣人行威權恫嚇的白色恐怖。現在卻選在「軍人節」前夕發表「促統、不反共」聲明，盛讚中國改變與美好，字字句句戕害台灣的國家尊嚴與人民感情。 許歷農事件也讓人想起先前退伍軍人反年改的手段日漸激烈、粗暴，毆警、丟擲煙幕彈的作為，讓人有種假年改抗議之名，行顛覆國家之實的感覺。顯示某種「蝴蝶效應」已在擴散，禍起蕭牆，政府焉能不正視？ 吳斯懷等退將去年聽訓於習近平的畫面引爆人民憤慨，政府至今未見處置；現在許歷農呼喊促統言論，國軍捍衛台灣的堅定信念是否被動搖、撼動呢？ （作者為國中教師，台南市民）

李明哲、江天勇與吳淦三人都被中國政府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李明哲是台灣人，從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江天勇是中國著名的人權律師；吳淦是中國「酸民」。 江天勇的案件八月二十二日在湖南長沙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法院全程直播，江天勇的爸爸及幾位外國的人權外交官亦可以入場。江天勇在庭上認罪，但他在美國的太太堅稱丈夫無罪，認為江天勇是「被認罪」。 吳淦的案件八月十四日在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閉門」審理。在審理之前，吳淦的父親徐孝順八日於推特上發布吳淦的聲明：「我將被判有罪，不是因為我真的有罪，而是因為我不肯接受官方指定律師；不認罪及上媒體配合宣傳。」 八月十六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一篇題為「吳淦案中的法律問題」的評論文章，作者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指出，既然中國憲法保護言論自由，我們就不能不謹慎界定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邊界。真正意義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指組織、策劃、實施或煽動暴力推翻政府，而不是透過各種方式言論批評政府，不論這種批評多麼激烈或令人難堪。 吳淦只是一個酸民，因為經常嘲諷官員及批評時事而獲罪，遑論具體為人權工作的江天勇與李明哲。至於李明哲案將採公開或閉門方式審理，端看李明哲願不願意配合中國宣傳。李明哲若想藉公開審理見太太一面，那只能配合認罪，但罪刑未必會有多少改變。 中國民間順口溜，「抗拒從嚴，坦白牢底坐穿」，意思就是說，當權者會用「坦白從寬」誘惑你認罪，但一旦你認罪，那就坐實了當權者的指控，結果是既配合了當權者的宣傳，又「牢底坐穿」，唯一的差別只是公開審理還是閉門審理而已。李明哲不能不慎。 （作者為台商）

中國逮捕國際人權運動者，非僅針對李明哲或台灣，之前有一位越南出生的美國公民，他長年關心越南、柬埔寨、寮國的人權問題都沒有事情，唯獨一次在中國就被抓捕，而且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消息。類似案例不勝枚舉。關鍵在於：中國並非一個可以溝通的政權，動輒為所欲為。 大家不妨觀察一下，中國對哪些國家會比較強硬和大動作—美國、日本、南韓、台灣、甚至是歐盟。但是對俄羅斯、印度等則不然。然而中國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加入聯合國，到後面改革開放，美國提供進入世界大門，日本每年透過亞開行挹注中國大筆的開發援助，台商對中國六四時的經貿孤立還給予破口。但是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態度往往非常強硬，不認為這些幫助是一種恩惠或互惠，而是一種對中國的賠償和義務。 俄羅斯是最會利用中國外交矛盾獲取利益的國家。普丁一再對習近平遊說，對接一帶一路和歐亞經盟，中國一直沒有答應。今年俄羅斯趁著朝鮮發射核彈、印中邊境對峙、越南在西沙群島鑽油時，「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Russian Direct Investment Fund, RDIF）宣布，將與中國國家發展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合作啟動一個一百億美元規模的新基金——這筆錢中國幾乎全出。印度就更不用說了。印度在洞朗問題的強硬，換來的是一筆來自亞投行的貼息款。 低調和跪地求饒都不是辦法：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會跟你好好坐下來談判的政權。西方及日韓台等常有錯誤認知，不得罪中國，讓它面子掛得住，就會坐下來談判。事實上，從歷史觀察，一直跟中國競合互動的印度、俄羅斯、越南，比我們、比西方國家更了解中國。 台灣對於李明哲事件，應該要讓國際壓力大舉介入，而不是跪地求饒，或者認為低調就能夠救人。對中國的接觸只有實力、強硬和原則，而不是將國際志工的溫情用在它身上。這是無用的！ （作者為中研院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