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巴斷交其實是一面照妖鏡。面對中國外交侵略，國會各黨理應展現一致對外立場，把箭頭指向中國。圖為我國駐巴拿馬大使館舉行降旗儀式，許多僑界人士感傷落淚。（歐新社）   在中國金錢外交誘惑之下，巴拿馬「欺矇我到最後一刻」，終止和我國邦交關係。儘管就經貿金融航運等關係而言，與巴拿馬斷交實質衝擊不大，但兩國一○七年邦誼在銀彈與欺騙中結束，加上巴國居美洲的重要戰略地位，仍造成不少心理效應。不過，面對中國的外交強力進逼，台灣沒有懷憂喪志的道理，也不能沒有因應之道。 與巴拿馬建交，中國的盤算很清楚。在雙方建交公報中，巴國承認「一中」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一中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一中」三段論，用在蔡英文主政的當下，企圖心路人盡知，在逼迫並打壓不接受「九二共識」的台灣。 從巴國下手，因其位處美國後院，控扼美洲航運要衝，中國近年大量撒錢投資，巴國也是第一個與我簽署ＦＴＡ國家，中巴建交對台灣與國際社會都有震撼效果。震撼效果是心理戰及輿論戰的重要一部分，經由它在台灣的政媒啦啦隊大肆配合炒作之下，中國有意引發「雪崩式斷交」、「骨牌效應」等恐慌，讓執政元年民調不高的蔡政府在內外交迫中，接受其要脅。 然而，這一如意算盤失諸一廂情願，台灣人民不會買單，台灣其他邦交國也不見得都由巴國瓦雷拉總統這樣人格特質的人主政，中國的陽謀未必能得逞。 先說台灣邦交國的反應。誠然，台灣僅剩的二十個邦交國，以小國居多，但小國未必志短，對銀彈外交都見錢眼開，毫無招架能力。箇中道理不難理解，除了國際道義之外，與台灣交往，特別是民主國家，台灣都會以友善回報相待，且別無干預政局的野心。相形之下，轉向中國，與一個威權不民主國家結交未必帶來光彩，金錢收買卻讓自己成為只是認同中國的諸多國家之一。 以我國在非洲二十多年邦交國布吉納法索為例，外長巴瑞（Alpha Barry）今年初對「彭博新聞」表示，他曾經收到令人憤慨的提議：「如果你們和北京建交，我們將提供至少五百億美元。」但他強調，台灣是布國的朋友、伙伴，「看不出任何重新考慮與台灣關係的理由」。這是撒哈拉沙漠南緣的法語國家，一千八百萬人口，並不富裕，但未被銀彈攻勢收買。 再如我加勒比海邦交國聖露西亞，雖曾在台灣與中國外交戰之間因政黨輪替而改變立場，但前總理安東尼（Kenny Anthony）定調，聖國不能繼續搖擺不定，「好像我們的主權是可被競標的」。這一人口十八萬，獨立不到四十年，卻已出過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島國，實有其特出之處。 正因如此，中國如今財大氣粗，銀彈外交攻勢不斷，斷交警報或將持續；但各國國情、特質、歷史背景和義利之辨不一，金錢或許有用，但非萬事通，不必拿「斷交潮」之類陳腔濫調自我驚嚇。同時，儘管每一邦交國都值得珍惜，其中仍有輕重之分，關鍵者自須盡力維護。換個角度看，非邦交國的關係也許更應加強，特別是美日歐及印度東協等國，在台灣的經貿及安全實質扮演關鍵而重要角色，對野心外露的中國也心懷警戒。其中美國與日本這兩大長年盟友，都有眾多積極熱心的台灣僑民，實應傾全力做好對兩國從行政部門、國會到民間社會的工作。 台巴斷交其實也是一面照妖鏡。面對中國外交侵略，國會各黨理應展現一致對外立場，把箭頭指向中國。立院國民黨團不僅拒發共同聲明，還要蔡總統前往報告，這豈止「見縫插針」，實為配合中國、扯台灣後腿的惡行。如此政黨，執政時以「九二共識」、「外交休兵」自我麻痺，並以之欺騙人民，如今中國挖我牆腳得逞，反把矛頭指向台灣政府，令人反感至極。對台灣人民來說，半年來失去兩個邦交國，加上一年來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外交打壓，國家尊嚴受損和國際活動空間受限所帶來的挫折，將激發對中國的反感，強化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台灣人民面對中國打壓，只有更堅強。與巴拿馬斷交因此是全面盤點並檢討外交政策的時刻，蔡政府的國安外交團隊尤應充實陣容，為對抗中國永不休止的外交壓制，全力以赴。

  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轉而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唯一及合法的中國，有些台灣人生氣，是有一點沒弄清楚歷史。 早在一九六四年，法國就已經和中華民國切斷五十一年的邦交關係。一九七○年，一年內就有加拿大及義大利兩個大國跟進。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驅逐在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非法佔據中國席位的蔣介石代表之後，與中華民國的斷交潮就像雪崩，一年之內就有包括比利時、日本、澳洲、紐西蘭等二十國和中華民國斷交。 當時聯合國會員就一直希望，能以「兩個中國」都留在聯合國來解決中國席位的問題。美國主張「雙重代表權」，也就是讓中華民國（或以台灣的名義）繼續留在聯合國，做為普通會員國，而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中國席位讓給北京。但遭到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堅持「漢賊不兩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地拒絕。到了一九七九年，美國也只能棄中華民國而去。幸虧美國制定了「台灣關係法」，為美國與台灣的關係留下了一條活路。 台灣關係法明言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改稱在台灣的政府為台灣當局。所以，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也同意「台灣是實質獨立國家」的說法。問題出在美國政府在對待台灣這個實質獨立的民主國家時過多的自我設限，包括台灣總統、外交部長等訪問美國所遭受的限制，這方面，台灣政府當然應該和美國多溝通，多據理力爭對兩國都有利的平等對待。 媒體時而報導，台灣的駐外人員，特別喜歡在所謂的「正式場合」強調「Republic of China」，一些媒體再以「中華民國」內銷台灣，真的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沒有幫助。說實在，這樣做也對不起多數的台灣納稅人。台灣的駐外人員不就是應多增加「Taiwan」的國際能見度嗎？ 著名國際法學者克洛福（James Crawford）就曾說過，台灣從不明白宣示自己是獨立國家，以致世界各國儘管認為台灣是實質獨立的國家，卻不承認台灣。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的事件，以及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同意「台灣是實質獨立國家」的說法，應是一個我們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要什麼的機會。繼續讓國際社會不知道台灣人要什麼，這才要命。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中巴建交事件，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比兩蔣時代還要鎮定。除了藉機恐嚇的統派政媒，社會人心、金融市場等並沒有特別波動，唯有對「萬惡共匪」更加討厭。這些現象顯示，國人對我們國家的處境，比以前有更客觀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國人的台灣認同更加凝聚，不為「中國代表權」的假戲所擾。當然，一連串的外交突襲，對台政策軟的變硬、硬的更硬，顯露中國企圖對台灣（不僅中華民國）步步進逼，政府不可掉以輕心，穩中突圍才能化險為夷。 這幾天，對於克服外交危機與追求正常國家，有識之士提供許多高見，想必國安團隊也在集思廣益，如何落實小英所宣示的：「主權不容挑戰，主權也不容交換」。而外交戰線之外，國內的重頭戲也沒有暫歇。立法院日前召開臨時會，小英要求前瞻條例與年金法案務必通過。反年改團體則積極動員抗議，一路從施暴官員、立委到堵塞交通，揚言要打持久戰。而前瞻計畫的經濟效益，至今疑慮仍所在多有，國家資源是否錯置？細部規劃是否足夠前瞻？政府的對策是下鄉說明，但若疑慮未獲正解便倉促上陣，後遺症恐怕也是堪憂。 另，婚姻平權釋憲案出爐之後，行政院同性婚姻法制研議專案小組決議，同性婚訂婚年齡十七歲、結婚十八歲等規定。原住民團體在凱道抗議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百天遭驅離後，目前轉至台大醫院捷運站附近繼續訴求。新北市遊覽車駕駛員工會，則以包圍交通部、癱瘓桃園機場交通，凸顯客運業全面退出遊覽車業等訴求。影響範圍更大的一例一休，大中小型不同產業都同一標準，連台北美國商會都稱之為開倒車，眼見六月底輔導期即將屆臨，但是否修法府院透露的訊息仍不一致，令業界莫衷一是。 以上許多內部紛擾，堪稱一年來的家常便飯，也是拖累小英的絆腳石。中國這次出手，一方面固是川普政府正逢多事之秋，讓北京逮到測試華府紅線的機會，一方面也是小英民氣低落，北京正可施展內外夾攻的壓力測試，或圖迫使小英往同屬一中挪移，或圖迫使小英躁進而淪為麻煩製造者。老實說，中美台三角關係兩大一小，台灣可以操之在我的主要在內部，少子、老齡、低薪、民粹等問題更需要務實解決。遺憾的是，一年多來，改革進步戰場頻開，執行者眼高手低，導致反作用力互相串連，反倒是提振產業經濟，一直未成為執政焦點，令人對民進黨完全執政無感。中巴建交事件，小英呼籲「一致對外」，乍聽之下遂略顯中氣不足。 現在，中國擺明了，外交戰場將烽煙四起，不論這是否台海新常態，小英皆當儘速清理國內戰場。首先，改革，絕不可向反改革勢力低頭，站穩主流民意這一邊，剋期讓改革塵埃落定，拆除反改革者的表演舞台。其次，進步議題，社會爭議一時難解，應該穩紮穩打循階而上，避免正反雙方繼續磨損。再者，拒絕少數運動、利益團體綁架，活絡產經才是硬道理，排除令人詬病的投資障礙，吸引內外資金投資台灣，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並重，創造就業所得有感政績，進而鞏固改革進步的支持力道。僵硬休假的小確幸，衝擊投資經營也不利就業所得，不啻本末倒置。 雖然不如馬英九那樣視兩岸關係高於一切，但小英仍不免予人兩岸關係高於產業經濟國計民生的觀感。如今中國既已不可期待，更應將執政焦點拉回國內。可以說，「安內攘外」成了當前的重要功課。面對運動、利益團體，應該宏觀全局拒絕少數綁架，不容再發生空服員罷工訴求照單全收的錯誤示範，暴力、癱瘓交通等違法行為更應依法究辦。工總理事長許勝雄稱「勞基法是兩百個沒上班的人決定二千三百萬人怎麼領薪水」，而台北美國商會抱怨去年白皮書八十項建議沒一項解決，如此下去台灣命脈將何所繫？台灣宛如慢性病人，不能再開「左」的猛藥了。甚盼小英展現不同以往的領導力，趕快打通台灣經濟困頓的活路，力抗中國壓力才有足夠的本錢。

  台灣現今的國家認同問題，其實也是海峽兩岸共同面臨的問題。圖／CC0   這裡，我首先要提的是：為什麽台灣問題的最根源 ，其實就是國家認同問題？ 很簡單，像WHA世界衛生大會這個幾乎沒有政治色彩的國際大會，為什麽台灣會被拒絕參加？奧運代表隊為什麽會出現「中華台北”這種匪夷所思的名稱？根源就出在台灣的正式國名。而更改國名國號就需要修改憲法，而修改憲法之所以這麼困難，遙不可期，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還有太多太多的台灣人，包括絕大多數的外省人（新住民），還有很多很多的本省人（老住民），把他們在文化上的認同，把他們在祖先上的認同，混淆擾亂了他們對台灣這個國家，應有的認同。 這裡順便提到，中國民運人士王丹最近表示，台獨人士如果沒有流血犧牲的決心，那就是打嘴炮。對此，我非常不以為然。原因是， 第一、時代不同了，如果台獨人士一味追求武裝鬥爭，事實上，在還沒有成事之前，首先就會被誤以為是恐怖組織而受到各方壓制； 第二、台灣現在的處境，不是要從某個被統治的地區裡，尋求獨立。相反，台灣本身早就已經是個完完整整，而且有堅強實力的獨立體，只不過是希望尋求名實相符的國名國號而已； 第三、台灣如果真能在強大的民意要求下，修改憲法，更改國名國號，我絕不認為中國會因此而攻打台灣，頂多作態威脅罷了。道理很簡單，台灣位居東亞戰略要衝，是自由世界的重要成員。像北韓這麼樣一個窮兵黷武，挑釁西方，行為惡劣的國家，美國和西方都不敢下手，為的是不敢引起無法承擔的後果。為什麽循規蹈矩，友善四鄰，對國際社會有正面貢獻的台灣，依靠絕大多數民意而修改憲法，更改國號，中國就會不計後果，攻打台灣呢？這根本是違反邏輯的現象。 換句話說，王丹的這種說法，簡直是間接替北京當局，恫嚇台灣人民。連民運人士的王丹，都具有這種心態，其他被洗腦而不自覺的中國人，還用說嗎？ 事實上，即使台灣真的做到更改國名國號，但是，以台灣人的傳統民心，只會對中國更加有利，更加友好，難道中國會不知道嗎？當然知道。換句話說，中國現在動不動威脅對台灣動武，其實是虛張聲勢，想先聲奪人，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想打最好的如意算盤，最好能夠通吃獨拿罷了。 清末民初的國民革命，在支那歷史上，算是死亡犧牲人數最少的一次改朝換代了，而那次的改朝換代之所以死亡犧牲人數最少，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海外華人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所以孫文稱「華僑為革命之母」。 同樣地，台灣在今天一切都早已完整獨立的情況下，追求國名國號的名實相符，不需要依靠流血戰爭，海外台灣人照樣也可以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扮演一個重要推手，情況和王丹等人所認為的「槍桿子才能出政權」的想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 接下來要提的是： 從蔣介石到蔡英文，從毛澤東到習進平，為什麽華人世界始終圍繞在「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的漩渦裡打轉？ 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放棄對台主權，當時以美國為首的盟國，曾有意支持台灣獨立，但是，調查結果，當時的台灣民意，選擇的卻是「回歸祖國」；最後換來二二八事件，當然了，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1971年中國進入聯合國之前，在台灣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每年花大筆鈔票進行所謂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保衛戰」，到最後眼看保不住了，美國西方還曾經勸說蔣介石能夠更改國名國號，好讓台灣能繼續留在聯合國，但換來的卻是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當然也就終於被趕了出來。 1980年代，英國準備退出香港時的香港，也遭遇同樣情況，英國也想支持香港獨立，但是可能嗎？那些懷抱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情意結的香港人，寧可九七大限腳底抹油，也完全沒有想到可以自己獨立，當然，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們都知道，支那人的真正宗教信仰，其實是祖先崇拜，而因此所延伸散放出來的現象，就是強調所謂的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這種幾近宗教信仰，卻又不是宗教信仰的匪夷所思觀念。 可以這麼說，這種觀念，或者說，這種在先秦時代只是眾學說之一的儒家觀念，自秦始皇在政治上統一之後，更強固地形成了幾乎等於支那人的宗教。 反觀西方，西方文明源自古埃及，但是，今天的埃及會自稱自己是古埃及的道統，法統，與正統嗎？ 歐洲文明源自於古羅馬，但是，今天的義大利會自稱自己是古羅馬的道統，法統與正統嗎？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在支那的文明文化裡，缺少對上帝最高造物主的信仰，缺少基督教更高層次的神國觀念，所以才把這種所謂的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提升成他們自認為的「普世價值」，成了他們的宗教式信仰。 換句話說，台灣現今的國家認同問題，其實也是海峽兩岸共同面臨的問題。 蔣介石深受這種觀念的醬缸洗腦固不用說了。就算當初標榜先進的毛澤東，還曾經支持過台灣獨立呢，但是一旦坐大，立刻一百八十度轉變。因為，在這種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的觀念下，歷來的支那政治領袖一旦佔了上風，追求的就是「坐天下」－ 把天下踩在腳下，超越所有世人，自己就是上帝。這和西方人信仰上帝最高造物主的精神，在上主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 接下來要提的是：從西方人的文化認同，看台灣人的文化認同。 美國人對英國，對歐洲母國的文化認同，並不亞於我們台灣人對大陸故土的文化認同，但是，隨著時間演變，北美大陸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自然也就超越了對英國，對歐洲母國的文化認同，於是乃有獨立戰爭的爆發。 換句話說，西方人對祖先故土文化上的認同，只是一種念舊的情懷，但是，這不會造成他們對眼前命運共同體的否定。但是，在台灣，目前還有太多太多的外省人（新住民）和本省人（老住民），對這一點，沒有辦法分辨清楚。 前陣子在新聞上看到，有統派學者在電視上竟然說，「只要你們還過端午節，中秋節，你們就沒有資格談獨立！」這是什麽話啊！別的不說，世界上有多少個國家過聖誕節呢？那他們也得大一統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也的確，在這些慶祝聖誕節的國家裡，他們精神面裡的神國，倒是一致的，是大一統的！ 換句話說，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跟西方人的傳統宗教信仰，有更高層次的神國概念，有真正不受世俗影響的普世價值，有著絕對的關係。 ******* 接著要提的是：從西方人的祖先認同，看台灣人的祖先認同。 同樣，美國人對英國，對歐洲母國的祖先認同，事實上也非常感興趣，甚至還有專門的網站，在電視上大做廣告，供人查詢。 但是， 橋歸橋，路歸路，他們對祖先的認同，只是一種念舊的情懷，不會因此而讓他們對眼前的命運共同體懷有二心，甚至倒過來加以否定。相反，在台灣的絕大多數外省人（新住民），還有太多太多的本省人（老住民）， 他們能做到這樣的明辨嗎？ 舉個例子，像艾森豪的祖父還是德國移民，但是這完全不妨礙艾森豪對美國的國家認同，完全不妨礙艾森豪率領盟軍將納粹德國打成一片瓦礫。 艾森豪的作為，如果換做是支那人，那豈不被罵死罵翻，認為是背祖忘宗，數典忘祖的十惡不赦的罪人。 再舉個例子，像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甚至被美國白人為主流的政府關進集中營裡，但是，也沒有改變他們對美國這個命運共同體的國家認同和效忠，仍然積極組軍參戰，先打歐洲，歐戰勝利後，再接著打日本，死傷四分之三以上，戰功彪炳。幾年前才去世的夏威夷州獨臂參議員井上，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像日裔美國人的這種作為，換做一天到晚口念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的支那人身上，可能出現嗎？ 馬英九前年在新加坡馬習會時，甚至聲稱「我們家在江西住了一千多年」。我們可能指望這種祖先認同模式的人，會對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認同，不產生妨礙嗎？ ******* 接下來，再從西方人的國家認同，看台灣人的國家認同。 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對國家的認同， 基本上是根植於命運共同體之上，絕對不可能像支那人那樣，無限往上推。 這裡只簡單舉個例子，像蒙古統治支那全境九十年。但是，在支那的歷史上，卻死活都要把這九十年，硬拗成所謂的元朝，以符合其一貫的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的思維。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荒謬絕倫的現象，主要還是支那人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沒有基督教神國的概念，於是，才會把這種自以為是的想法，上升成為宗教般的高度，像咒語一般，終日唸唸有詞，牢不可破。 ******* 最後，由美國之音的中國富豪郭文貴現場採訪突然中斷事件，看海外中國人的 「祖國認同」心態。 照理，美國之音是美國的聯邦政府機構，工作人員應該都是美國公民，而且事先還得經過安全調查，但是在這次事件裡，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來自中國的美國之音工作者的潛意識心態，還是擺脫不了所謂的「祖國情結」，也因此，他們內心真正效忠的國家，會是命運共同體的美國嗎？ 就像當年的金無怠，完全和中國共產黨沒有淵源，官至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中高層官員，但是，最後卻在美中建交的過程裡，主動投效中國，做出傷害美國國家利益，自己也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的舉動。 這種在西方人眼裡匪夷所思的舉動的背後，其實，正是支那人那種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的情意結在作祟。 此外，像層出不窮發生的，美籍華人充當中國間諜，竊取國防情報，工業機密，甚至農業機密的事件，也無一不是同樣的原因 ，在背後作怪。 至於台灣的郝柏村，連戰，這些吃台灣米，喝台灣水，當台灣大官，在台灣享盡榮華富貴的人，與台灣命運絕對綁在一起的人物，卻到頭來向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的中國輸誠，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正常人無法理解的現象，主要原因，就是這種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的潛意識情意結，使得他們把文化上的認同，祖先上的認同，混淆擾亂了他們應有的國家認同！ 最有趣的一個例子，就是前年，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在一場中國移民第二代孩子的集會上，擺出一副訓斥的嘴臉，說：「你不要以為你是美國人，你不要以為你不會說中國話你就是美國人，只要你還是黃皮膚黑頭髮，你就生生世世都是中國人，永遠不可能改變！」 這難道不正是所謂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心態最典型的反射嗎？ ******* 最後，我必須強調，一個沒有真正宗教信仰，或者說，沒有基督宗教信仰的支那人，是一個最不懂得感恩的民族， 即使得了好處，一旦坐大，也會立即翻臉不認賬，當然也因此， 在實際政治上，他們也不可能發展出共存共榮的民主政治。 反過來，正是由於他們太專注在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與大一統的漩渦裡打轉，因此很自然而然地，養成了一種你死我活，成王敗寇，記仇記恨，甚至誇大仇恨，培養仇恨的民族特色。 美國當年把中國拉進世界貿易體系，希望中國富裕後彼此共存共榮的願望；日本當年懷抱二戰歉意，扶助中國工農業發展，擺脫貧困；尤其是台灣，更是懷抱血濃於水之心，對中國今天的經濟崛起，貢獻最大，功勞最大，但是，換來的是什麽呢？ 換句話說，事實已經擺得很明顯，只有等到海峽兩岸的人，能夠把文化認同祖先認同，和國家認同分辨清楚；徹底擺脫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的荒謬思想，台灣追求更改國名國號的問題也好，中國本身追求民主化的問題也好，才有可能得到釜底抽薪的解決。 （本文為作者6月13日在華府台灣同鄉會的演講摘錄）

        「美國不會保護台獨」，類似的話二、三十年前在美國就聽過。論者主張不要用「台獨」去刺激中國，因為若是台灣先挑釁，美國不會出兵援助，美國人不必要為台灣人打獨立戰爭。有一個後來當過外交部長的學者到哈佛大學演講，提到相關的問題，就做了這樣的比喻：「何必一直拿紅布去刺激那頭牛呢？」記得當時一位好朋友站起來說那頭牛多刺激幾次就會麻痺、習慣了。       最近《亞洲週刊》一篇文章，提起日本一位退休的資深外交官指出，台灣多數人認為美國會保護台灣，這是很危險的，還說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只承諾賣武器給台灣，沒有承諾保護台灣，日本也沒必要出兵救援台灣云云。假設是真，那中國還在等甚麼？根據中國2005年制訂的反分裂法早就可以出兵攻打台灣了。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在離開台灣前說：「想要台獨而不流血是嘴砲」，引起不少爭論。原因是有民調顯示台灣年輕一代贊成獨立比例愈來愈高，但是願意為台灣打獨立戰爭的比例卻不高。 (王丹離台前爭議言論「台獨不願流血是嘴砲」，圖/自由時報)       首先要給台灣獨立下定義，一般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的台獨是不屬於中國，不管叫什麼名字，中華民國也好，台灣共和國也好，或是其它國號，只要實質上不歸中國管，就是台獨，或稱實質台獨。狹義的台獨則是堅持不用中華民國，要正名制憲，用台灣的名加入國際組織，參與國際事務，因為世界只承認一個中國，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所以不要自欺欺人，況且台灣有其獨特的歷史，和中國的關聯沒有那麼密切、那麼久，就算是中華民國獨立也不行，追求的是法理台獨。       台獨大致上也可分為主動和被動。主動台獨是不管外面怎麼講、中國怎麼打壓恐嚇、或甚至沒有打壓恐嚇，根據台灣的歷史發展，堅持主張、積極追求台灣獨立。被動台獨是受到中國打壓或是大中國沙文主義霸凌，而不願意當中國人。       除了上述的定義外，中國對台獨下的定義是：「不和它統一就是分裂國土，就是台獨，所以維持不和它統一的現狀就是台獨，台灣的現狀就是台獨！」果真如此，美國已經保護台獨數十年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台灣人若想獨立建國準備付出多少代價？或是萬一中國來侵略，台灣人準備讓中國付出多少代價？中國準備付出多少代價拿下台灣？用新疆獨立、西藏獨立、內蒙古獨立、和滿州獨立來換嗎？萬一拿下以後又準備付出多少代價守住台灣？       在談台獨時候，大部分人都只討論台獨的後果，卻忘了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台灣人為甚麼主張獨立？」早期主張台獨是反對中華民國的外來殖民政權，不過在台灣經歷了民主化、本土化的過程，國會已經全面改選，總統也已經直選，當初跟隨蔣介石來台灣的人，他們的子孫大多是在台灣土生土長，就是台灣人。現在的台獨本質轉為要捍衛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和人權法治。況且，面對中國在國際上不停打壓台灣，搶邦交國、禁止台灣參加如WHA（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等國際組織，不獨立行嗎？防禦性台獨算不算挑釁？防禦性殺人有沒有罪？台灣人愈被打壓，愈不想跟中國在一起。       主張或反對台獨都不能忽略國際現狀，當初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和最近過世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的地緣政治布局，他們都主張聯中制蘇，而為了聯中，只能反對台獨，這裡美國很清楚台獨的定義是法理台獨。為了美國利益，在西太平洋部署第一島鏈，從日本、台灣到菲律賓，防堵共產主義擴張。聯中制蘇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首要敵人的策略運用，不是讓盟友被次要敵人侵略、甚至併吞。美國的立場是盡量維持現狀，會不會保護台獨不知道，可以確定不會讓中國併吞台灣。       但是全球現狀不時在改變，當初季辛吉和布里辛斯基佈署的全球戰略的前題還存在嗎？論軍事美國和蘇俄仍舊是超級強國，雖然蘇聯瓦解後有傷到元氣。論經濟美國穩坐第一，中國排第二，但是中國在亞洲並沒有扮演好穩定的力量，也不是自稱的和平崛起，和鄰近國家關係不好，甚至常常惹事生非，例如在南中國海人工造島、蓋軍事跑道與設施，和菲律賓、越南爭議不斷。中國的經濟也是外強中乾，最近它的十年長期公債殖利率已經跌到3.55%，甚至低於一年短期公債殖利率的3.61%，意味著市場對未來景氣悲觀，經濟衰退近在咫尺。中國的經濟在過去二十八年高速成長，遇到衰退如何應變充滿了不確定性，獨裁政府缺乏透明度和監督，又提高了硬著陸的風險。會不會為了轉移焦點，直接攻打台灣？       所以王丹提醒台獨要有流血的準備並沒有錯，只是不夠完整，因為想要維持現狀也要有流血的準備，主張跟中國統一更要有流血的準備，看看二十八年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喊台獨，也沒有喊疆獨或藏獨，照樣坦克壓過去鎮壓，在中國，連不想流血的自由都沒有。     作者簡介 曹添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員，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 李宗穎/民報專欄作家，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自述：旅居美國二十多年，2004年搬回台灣，在美曾經擔任軟體工程師，後來在金融業服務，主要在消費金融與信用風險控管，在美國與台灣金融業總共服務15年。大學和碩士是理工背景，德州農工大學經濟博士，畢業後不小心進入金融業，2008年金融海嘯後開始注意金融主管機關的角色與系統性風險。嗜好是學習和思考不同領域的問題，從自然、社會、人相關議題，對哲學、歷史、財經、環保有興趣。主張台灣國家正常化，盡量西化，走向「人本的法治，科學的精神」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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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若真能以對岸人權狀態作為突破點，反制北京政權打壓欺凌，則不獨打到對方痛點，更可讓廣大中國人民認識到，台灣不是對岸統治集團的幫閒或小弟，而是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合成   知名政治人物講話確實需要詳加思考，不宜輕率發言，以免一語失慎，即招致種種爭議質疑，徒然為自己製造困擾，乃至被有心人揪到小辮子，作為發動攻擊突破點。所謂禍從口出，有時也確非虛語。 1968適逢美國大選年，有一位羅穆尼州長想爭取提名選總統，而他對當時越戰立場，是由始而支持轉為反對。及至被問到何以有此轉變，他的答覆是之前在越南訪問，被當地美國官員洗腦，如今則已醒悟云云。但這一句洗腦卻斷送掉他的總統路。國人認為「洗腦」這一邪惡字眼，不能套到本國駐外官員頭上不說，如此容易被洗腦之人，也不適合擔任國家元首，他也即就此出局，應驗了禍從口出這句老話。 日前台灣冒出「親中愛台」這一新理念，或至少也是新口號，引致不少國人豎起眉毛不知此語應如何解讀。「賣台」或許不難懂，但「親中」是要如何去親，以及親要親到什麼程度，台灣要準備付出什麼代價，才能達到所希望的兩岸和諧，在在都很需要釐清。此所以「親中愛台」此語一出，國人恐都有茫然之感。 親中一語大有語病 更容易在國際間引起誤解  誠然，「親中愛台」不似上述洗腦說之具有殺傷力，不致影響賴清德政治前途。但賴市長的「親中」一語，卻有相當嚴重語病。而無論他的「親中」，或另外兩位重量級人物的「和中」以及「友中」，都隱隱予人以一種不安之感。莫非不知多少自由人民希望所寄本土政黨，也已經開始「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再顧及牽涉到的重大道德疑慮？ 本文即先自「親中」這一理念，或至少是這一用語開始，冷靜檢視一番國人念滋在滋的所謂兩岸關係，以及上文提到的「親中」、「和中」、「友中」，所反映者是否可悲的道德冷漠，可哀的政治短視。 以言「親中」，要知有親即有疏，有親近即有疏遠。而就政治領域而言，更是有親近則必有疏遠。你若是親近民進黨，就必然是也必須是疏遠國民黨，而反之也是一樣。你恐怕無甚可能是親民進黨而愛國民黨，或親國民黨而愛民進黨。既然說要親中，則無可避免會出現不得不疏遠的對象。如此則一旦親中成為政治正確，必須疏遠甚至不能不排斥者，又會是哪幾個國家？ 不僅如此，若就國際關係而言，所謂「親」亦即英文PRO，是帶有追隨依附某一陣營之意。如當年冷戰時代，台灣、日本和南韓，皆是屬於所謂親美國家，亦即英文所謂PRO-AMERICA，而蘇卡諾統治下的印尼，納瑟在位時的埃及，則是歸類於親蘇國家，是所謂PRO-SOVIET或PRO-RUSSIA，如今台灣若真亮出親中旗號，國際社會即只能將台灣歸類為PRO-CHINA政治實體，是中國集團成員之一，屆時台灣的國際地位，也即淪為和中國之一省無大差異。這應不是猶稍有台灣主體意識人士所願見。 親中這一字眼，直譯成英文即是PRO-CHINA。如果台灣政治人物大談親中，則國際社會在外媒報導下，勢將認為台灣已在倒向中國。這一認知，自然對台灣絕非有利。 所以，親中這一用語，不獨大有語病，更容易在國際間製造錯誤印象，是確以避免使用為宜。 這樣的政權是台灣該親、該和、該友的對象嗎  其次要一談的是，時下所謂「親中」、「和中」、「友中」，縱然確是守住台灣基本立場，是以「一邊一國」、「特殊國與國」角度，倡議改善雙方關係，然而若就道德觀點而言，台灣致力討好對岸統治者，不願或不敢多提廣大中國人民遭際，恐也不足為自己樹立優美道德形象。 要知台灣之與對岸中國，依統派說法是雙方同屬炎黃子孫，獨派人士應也承認彼此至少是遠親。所以國人若對彼岸人民存有一份特殊感情，毋寧也是自然現象。但應該留意的是，所謂「親中」、「和中」、「友中」，所親所和所友的對象，必須是對岸中國人民，以及彼國未來可能出現的民主政府，不能是現在的北京赤色法西斯政權，否則即大有為該政權壯膽助勢，為其極權統治代言背書意味。反映的是可悲的道德冷漠，甚至可說是道德麻痺。 當年希特勒統治德國時期，西方愛好自由民主人士，縱使對德國這一國家，或德意志民族存有親切好感，應也不願在這一時段大談「親德」、「和德」、「友德」。這類言論，不僅大有助長納粹氣焰作用，更會被解讀為認可，甚至是認同納粹政權所施行野蠻統治。而一切對德國民族的溫馨親切善意，都須留待納粹統治崩潰，德國出現民主政權再儘情表達。 同一道理，所有「親中」、「和中」、「友中」文明理性主張，也應留待對岸出現民主政權再去宣揚鼓吹，斯時也或有可能結出甜美果實。現下對總書記彈此調，只有被解讀為意志軟弱，立場軟化，而招來更多威脅勒索。知名政治人物在此方面，真該多「務實」一些，切切不能期盼拋出善意，即能得到善意回應。而縱使只是純為爭取選票，上述這類表態也仍不免鼓舞對方更加軟土深掘，而應了所謂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也。 近來中國屢次顯現其黑道本色欺凌台灣，國人不甘之餘，也頗有人意圖有以回敬。諸如邀請達賴喇嘛和熱比婭訪台，加強參加聯合國之努力，都已有人提及。不過這類活動，坦白而言都仍屬花式表演，足能讓自家出一口氣是沒錯，但全不足以讓對方真正感受到壓力。即使達賴和熱比婭能成行訪台，對中國又能有何實質損害？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台灣撞破頭也進不了聯合國，總書記又何須煩惱？ 北京政權的真正痛點，是在其該壓統治下，中國見不得人的人權狀況。這也正猶如巨人歌利亞的眉心，或勇士阿契理斯的足踵，正是台灣反制反擊，轉守為攻的著力點，惟不知蔡政府是否能有此見識與勇氣耳。 反擊中國的人權狀況 才是台灣反制的著力點  不久前媒體報導一則堪稱奇聞消息，內容是中國新疆當局，明文禁止維吾爾族家庭為新生兒取用「具宗教性」名字，其後再規定16歲以下孩童，若是名字「深具宗教性」即必須改名。又據報導以此之故，現下已有15個維吾爾族裔常用命名被禁止使用。如此強橫殘暴，真堪稱比史大林更史大林。 中國殖民統治者上述規定，明顯是宗教迫害和柔性種族滅絕。台灣官方和民間團體，何不能高分貝控訴中國宗教迫害種族滅絕，呼籲伊斯蘭世界一致聲討抵制？如此豈非讓全世界更看得見台灣，也認識到台灣是不畏強權，站在道德高地為弱勢者討公道？ 上述這一命名禁令，不過是彼國醜惡人權記錄冰山之一角。其他較受國際注意案例，尚有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猶在黑牢，維權律師橫遭恫嚇，毆打和囚禁，64遇難者家人遭受特務嚴禁管制等等，都該是台灣官方民間反制反擊的好題材。 台灣若真能以對岸人權狀態作為突破點，反制北京政權打壓欺凌，則不獨打到對方痛點，更可讓廣大中國人民認識到，台灣不是對岸統治集團的幫閒或小弟，而是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除此之外，也可在國際社會，建立台灣是站在捍衛人權第一線美好形象。這或比通過同性婚姻法案，或設立性別友善廁所，更能贏得舉世尊敬？

  台灣手裡的牌沒有必要一次打光，但是因為事關重大，除了申請入聯，還應該有其他動作。圖／民報影像處理   巴拿馬與台灣斷交，只是意味著要來的終究要來。雖然以對世界的影響力而言，巴拿馬是目前台灣最重要的邦交國，然而大多數台灣人對此都有思想準備，因此沒有慌亂，不會害怕骨牌效應，而是同仇敵愾。吃癟的只是朝野中的傾中與親中政客。雖然口頭上的親中有兩個類型，一個是作為對中國鬥爭策略的欺敵之舉，一種是心眼裡真正親中。這兩者如何區別，除了需要一定時間的觀察，最主要是看他們的行動。 一場斷交，牽動台巴支美四國 然而這次斷交不止牽動台巴支（不是台巴子，而是台灣、巴拿馬、支那）關係，更把美國也牽進來了。這不僅是中國攪動的台海現狀損害了美國利益，更是中國影響力深深進入美國最重要的後院！因為巴拿馬運河掌控美國東海岸與西海岸海上交通的要衝，通行的船隻也以美國最多。如果巴拿馬運河被中國掌控而封殺美國，美國東西岸的海上交通必須繞道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不但曠日費時，而且合恩角隔德雷克海峽與南極洲相望，屬於次南極疆域，是世界上海況最惡劣的航道，有「海上墳場」之稱。如果中國能以金錢收買巴拿馬與台灣斷交，那麼中國有無可能以更多的金錢收買巴拿馬來反美，切斷美國東西岸的海上交通？ 鑑於這種形勢，台灣可以在與美國取得默契的情況下進行必要的反制。目前透露出來的訊息，是台灣今年將正式提案申請加入聯合國。這應該是在WHA被拒以後可能採取反制政策的腹案，經過台巴斷交，更應該下最大決心進行。而且必須沿用「台灣」的名義： 第一，用「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名義都面對中國同樣的強力反對，何不採用「台灣」，爭取更佳效果？在國外「正名」後，國內更好辦了。 第二，美國有《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因此用「台灣」的名稱更是名正言順，也便於美國出面支持。 第三，用「台灣」的名義也便於在辯論時避免扯上「一個中國」的歷史糾纏。台灣就是台灣，是台灣土地與人口組成的國家，是台灣人民民選出來的政府，與蔣介石的代表或毛澤東的代表無干。 謀定而動，台灣內部必須團結 雖然台灣手裡的牌沒有必要一次打光，但是因為事關重大，除了申請入聯，還應該有其他動作。因為入聯是長期才能實現的事情，因此還必須有立即能夠做到的事情拿來做。中共即將召開十九大，對台灣的動作，中國的反應不可能太大，除非他們的十九大不想開了。當然，台灣的反制必須有理、有利、有節。這都需要當政者的謹慎評估，也檢視他們的領導技巧。 最重要一點是台灣內部必須團結。這將再一次檢驗國民黨及其政治人物是否還想在台灣生存下來。要外交部長下台，也必須在這個事件上查有明確疏漏，否則中國還可挖掉台灣20個邦交國，難道台灣也必須換20個外交部長？那不正迎合中國施壓的心意？

  邦誼超過一世紀的巴拿馬與我斷交，而與中國建交。 國人的反應大多是生氣：氣巴拿馬，更氣中國。 結果是：巴拿馬得到中國的錢，而中國得到台灣人的怨恨。 花費三千多億，只得到台灣人的怨恨，別跟我說北京當局多有智慧。 蠢才才會這樣幹吧，說不定還沾沾自喜。 有人擔心會有雪崩式斷交；有人卻擔心斷得不夠快。 我們的邦交國，都是以「中華民國」為對象，只要有一個邦交國存在，這個兩蔣遺留的幽靈就繼續存在於國際。 倘若邦交國斷光光，台灣就能徹底擺脫「中華民國」的勾勾纏。這時啟用民主的終極武器：公投，就能民族自決。 中國是一棵樹，在樹洞裡放一根叫作「中華民國」的香蕉。 台灣就像猴子，伸手抓住香蕉，卻抽不出來，卡在一中的洞口。 如果邦交國斷光，「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從此不存在，香蕉就會消失，我們就能鬆手，得到解脫。 丟一根香蕉而得到整座森林，怎麼看都划算。 尚有廿個邦交國，斷交的事還請中國多多出力，台獨大業不能沒有你幫忙。 甲說：中巴斷交了。乙卻說：不對，中巴建交了。 就是因為和中國糾纏不清，才有「中巴」斷交又建交的怪事。 堅持以「台灣」行世才能和中國區隔，邏輯才能清晰：斷交是台巴，建交才是中巴。 友邦斷交，人民會責怪政府；但若是中國搞鬼，人民會怪罪中國。 這是台灣人特有斷交心理學，只是北京還沒參透，藍營也沒搞懂。（莊榮宏）

  中國國民黨為了要合理化統治台灣，又要臣服於其中國老大，創造了「大陸」、「中國大陸」、「中華台北」、「海峽兩岸」等損及台灣主權與國格的詭誕之詞，誤導台灣人民的認知。然則，這個在中國沒有堂堂正正黨部的政黨，還麻醉台灣人民要稱中國為「大陸」，自己卻緊抱「中國」二字取暖，不改稱為「大陸」國民黨，或「中國大陸」國民黨。這不是精神錯亂，甚麼才是精神錯亂？ 面對中國利用巨資建交巴拿馬，再度壓縮我外交空間，小英總統強調，「我們是主權國家，主權不容挑戰，主權也不容交換」，為了維護台灣的主權與國格，最起碼台灣人民必須從「大陸」、「中國大陸」、「中華台北」、「海峽兩岸」等荒謬絕倫的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詞彙中醒悟！認清「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尤其政府機關更應帶領改口稱呼「中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者為醫師）

圖中如童話城堡般夢幻的建築，為日本時代落成於1912年6月(明治45)的阿緱郵便局，位置大約在今屏東市復興路漢口街交叉口中華電信的位置。 每當介紹這類經典日治建築，總是會有「進步青年」出來酸這是媚日、皇民餘孽、或壓榨殖民地的象徵。但往往在對整個時代缺乏了解的情形下，為了批評而批評，認為這樣才是表現「臺灣主體意識」。 而真正有「臺灣主體意識」的人，會去思考日本是第一個有心全面治理臺灣的國家，日本幾年的施政就遠超過清國兩百多年，更不用說二戰後極端落後、毫無文化、無心經營、逃難來暫居、心不在此的中華民國政權。 到底一個正常國家會用什麼態度、什麼標準、什麼格局經營他的領土？為什麼連一間二等郵便局也能蓋成這樣？反觀中華民國的郵局又長什麼模樣？我們該用什麼態度和標準經營臺灣？這些不但是有志讓臺灣挺立的人所該知道的事，更是中華民國不想讓你知道的事。 當然也不能忘記日本經營臺灣的過程中，臺灣人的處境並無法與日人平起平坐(但程度也並非如黨國教育所宣傳的那樣)的現實，這不就告訴我們，想當一等公民，唯有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嗎？ 延伸閱讀： 秒懂某些人仇日心態的真相 https://goo.gl/SBJly4 約1911阿緱醫院影像 http://www.twmemory.org/?p=7731 新竹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8379 高雄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8371 虎尾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7863 嘉義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4249 臺北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2853 基隆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2021 臺南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123 淡水郵便局 http://www.twmemory.org/?p=7279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巴拿馬決定與中國建交，斷絕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坊間及報社均稱此為「台巴斷交」。但從歷史言，台（台灣）、巴（巴拿馬）從未建交過，何來斷交？巴拿馬只是與中華民國斷交，這中華民國事實上只占有一九一二年建交時的中國的兩個小島—金門、馬祖，但卻堅持他代表包括蒙古共和國在內的中國。所以從巴拿馬言，與中華民國斷交是國際關係的正常化行為；從中華民國言，是外交的一大挫敗；但以台灣言，則是竊據台灣的中華民國減少了一個建交國，各有其不同的含意。 為何說中華民國竊據台灣？因中華民國政府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依麥帥一號令代表聯軍到台灣接受日軍投降，嚴格來說，當時的台灣只是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的託管地，其主權歸屬即需等待「和約」做最後決定。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簽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但未決定歸屬。之後，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之和約亦未決定台灣主權歸屬（註：即和約修正了開羅宣言中盟軍間的看法），根據聯合國憲章主權在民原則，台灣主權當然落在台灣人民手中。依規，中華民國應撤出台灣，但蔣介石軍賴著不走，形勢比人強，盟軍總不能為此再動干戈，台灣就因此一直由蔣政權竊據下去，直到一九九六年民選總統，台灣人民才爭得主權。 但在中共的阻撓及國民黨舊勢力之盤踞下，台灣這一國家並未正常化。與外國建交，仍使用一九七一年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的中華民國即是一例。是以，此次斷交，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台灣邁向國家正常化過程中的必然，焉知非福。 「化危機為轉機」是因應危機的最佳選擇，台灣當政者似可考慮採下列兩點措施： 一、宣示「台灣自始就非中國之一部分」。上月ＷＨＡ爭議中，北京發函各國稱：「中國政府決定台灣省不應參加ＷＨＡ。」政府的反應是，「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一省」，這是標準老藍男思維之表達，看似嚴詞反駁，但骨子裡意涵著「但台灣是中華民國治下的一省」，讓關心台灣的各國都覺得有點「五里霧中」。何不乾脆以「台灣自始就非中國的一部分」加以反駁？這一立場與美國「our one China policy」是一致的，也不是改變現狀，而是現狀與真實歷史的陳述。中國才是改變現狀的始作俑者。 二、快速制定台灣的公投二法，（註：一為一般議題公投，二為憲政議題公投）。 請不要妄想，只要承認九二共識，就能與中國和平共處，除非台灣被併入北京中國之版圖。 希冀中巴建交及往後中共排山倒海的壓力，能逐一加強台灣「圖存」的決心與勇氣。 （作者為國策顧問，曾任第一銀行總經理、董事長）

    中華民國剛與巴拿馬斷交，辜寬敏便馬上召開記者會表示，1個月前他曾面告蔡英文，北京有派高階層研究台灣的人，到東京跟他見面，傳遞已有聲音承認「中國數十年來對台灣政策失敗」，主張「重新檢討過去的台灣政策」；他並轉述，蔡僅回答，「我們要加入聯合國」，但沒有說要用什麼名義加入聯合國。詭異的是，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沒否認該次「辜蔡會」，卻否認有這樣的談話。  我們記得，上次中共策動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華民國斷交，也是同樣的的兩面手法：下表是兩次「斷交」事件的比較，手段一模一樣。我們上次就歸納為，習近平釋出「緩和」訊息的當下，一定會伴隨「更多更強的施壓」動作出現。因此，我們現在懷疑，辜寬敏這次恐怕是因為受騙上當，才出來公布這段傳話過程。   中共施壓動作 「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事件 「巴拿馬斷交」事件 事前傳遞假消息學者 當時北京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至懷：兩岸智庫討論新共識 北京高階層研究台灣的人：重新檢討過去的台灣政策 支那同時施壓手段 1. 策動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華民國斷交； 2. 要台商互相舉報誰是台獨； 3. 查稅海霸王、脅迫擁護「一中」； 4. 施壓張忠謀等企業大老辭總統府資政； 5. 派出戰機與航母遶台； 6. 要求其他國家公開表態遵守「一中原則」； 7. 二度要求美國不要讓蔡英文過境。 1. 策動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 2. 外交部表示，中國近期對我打壓力道強，施壓5個使用我國號的外館「更名拆牌」，其中包括奈及利亞、杜拜、約旦、厄瓜多與巴林，巴林駐館使用的是「台灣」，其餘所使用名稱為我國國號「中華民國」。 被中共視為二或三軌的涉台學者溝通管道，如今已成為混淆台灣視聽的工具。上次是周至懷，被習近平當做「尿壺」，用完後就叫他下台。我們希望辜寬敏能進一步，公布這次傳話人的姓名與真實身份，作為以後反擊支那「一中原則」的人才庫。

  所謂的藍綠政爭，源於二○○○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中國國民黨以執政黨在國會未過半進行杯葛，媒體以色彩政治概括民主發展不全症候的一種描述。迄今十多年，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似成未解的沉疴，也污染了顏色政治。 其實，這是台灣兩種國家認同的衝突。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是中國；而民進黨以「中華民國」是台灣。前者是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後者則是尚未真正形成的台灣國。這兩種衝突的未解，認同的差異，阻礙了台灣朝向正常健全國家發展。這是問題的根源。 二戰後，企業面臨全球化時代，認同與識別成為自我振興的重要文化工程。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企業識別系統的形塑，發展到現在。Apple、Coca Cola、 Nike、Benz、BMW、甚至NHK、SONY、UNIQLO、Samsung、LV…品牌的價值象徵企業的能量。 像台灣這樣，卡在「中華民國」已是殘餘、虛構、他者的現實處境，而未能舉國尋求重新定位，立憲正名，建立新的認同識別系統，國號國旗國歌都只能畏畏縮縮藏頭縮尾。如果以企業的經營來看：不只企業登記相關的稅籍不能解決，能不能順利營運更是問題，遑論創造價值。 若企業認同、識別是CIS，那麼國家認同識別系統則是N（Nation）IS或S（State）IS。台灣從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中華民國地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亦即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面臨國家認同識別系統的錯亂，首要之務就是建立新的系統，清楚地標示並讓世界知道在台灣的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 民主化發展是台灣內部問題的改善，但國家並不只面對內部，也要面對外部世界。沒有新的台灣國家認同與識別系統，總統直選的新政治形勢並不能解決台灣的發展課題。台灣的政治陷於未能解決認同模糊和識別混淆的盲點。更嚴重地說，藍綠政爭甚至形成相互毀滅的政治虛耗。「中華民國」已被迫不全、消失，台灣國並未真正形成。說國家才沉重了，太不切實際了。面對「中華民國」被斷交的問題，以台灣必須迎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藍政治意識批評綠政治，徒然暴露中國國民黨附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巴拿馬斷交就是告訴蔡政府「沒有現狀可以被維持」，「台灣國家正常化」才是前瞻啊！圖／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合成 昨日當我正閱讀完《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氣》一書時，見新聞「驚傳！巴拿馬斷交」！沒有驚奇，中國正加速併吞的步伐，他從來沒有要「維持現狀」。脫不了「一中框架」，台灣處境艱困，斷交是必然的，當巴拿馬遵守聯合國大會2758決議案，和無主權的「中華民國流亡組織」斷交，那是符合國際遊戲規則，斷交反可讓台灣人看清國際現實，務實向「國家正常化」目標邁進。而我想說的是，何不從歷史的教訓中，將此斷交事件視為激勵「台灣國家」走出自我的契機。值此斷交時刻，我願提出閱讀此書的心得，作為警醒。 記取教訓，走出歷史的苦難 《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氣》敘述湯德章史詩般悲壯的一生，心痛：刑求到肋骨全斷，刑場連開兩槍還挺立著，第三槍從眉心穿過才倒地，臨終喊著「台灣人，萬歲」。父親是日本警察，余清芳事件被台灣人所殺，那時他才七歲，由於母親是台灣人，沒有得到撫卹，幼時生活艱困，十五歲挫學，沒有學歷的他，三十二歲才留學日本，以旁聽生身分，通過帝國最艱難的文官考試（司法與行政兩科），成為精英中的菁英，帝國內閣財經大臣藤原銀次郎十分欣賞他，希望能留下他，但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執意回來台灣，為台灣人的人權奮鬥。因為曾派駐廣東一年，所以非常了解中國人政治之腐敗與人性之殘虐，終戰後明知留下有危險，但愛台灣之心，還是堅持留在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他說:「若一定要有罪人，那就我一人已足夠」，他，有為台灣而死的決心，死都要保護著台灣人，尤其是那批拿了武器的台南工業大學的學生（湯德章一一說服才繳還武器，湯維持了台南秩序，明明是功，卻遭嚴刑拷打處死）。他的勇氣讓台南沒有血腥的屠殺，也挽救學生們的性命。氣魄啊！ 今天歷經白色恐怖後的台灣人民，已經走到民主大道上了，「氣魄」就要拿出來，進行登輝先生所提出的「第二次民主改革」，讓「台灣國家正常化」。 珍惜得之不易的民主，盼從苦難中重生 傳來與巴拿馬斷交的消息，和這曾是惡名昭彰的販毒國家斷交，無足輕重。台灣的未來在自己手中。 終戰70年，台灣人終於全面執政了，想想湯德章，「日人血液台灣魂」，台灣這個民族也該覺悟了，面對歷史的苦難，記取教訓，「正名、制憲、入聯...... 」走出苦難，才對得起這些民族烈士。斷交就是告訴蔡政府「沒有現狀可以被維持」，「台灣國家正常化」才是前瞻啊！因為那是攸關著台灣生存及國家安全啊！ 猶記2016年蔡英文選前的講話：「我們必須要打敗的是這個國家的苦難」。 湯德章的人生，台灣歷史中最感人的一頁史詩：歷經人生多少奮戰，成為如此優秀的精英，竟然在終戰後被「祖國」處死，還曝屍數日，不准親人收屍。（直到1998年張燦鍙任台南市長時，才將他被處死曝屍的「民生綠園」改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並於公園內塑像。） 1947終戰一年多，台灣人才幾乎殺光。「藍丁」總是嘲諷台灣人親日，奴性不改，但終戰後不到一年，當時台灣人民的感受是：「如果是內地人（日本人），才不會做這種事情。人苦得撐不過的就去上吊，一家人一起上吊的也很多……」蔣集團搶走一切能搶的，連閱讀、連語言、文字也根本拔除，終戰一年，台灣人深刻而沉重的感受到：那一線光明從眼前逐漸消逝的悲哀。 今天中國何只是買外交？金錢骯髒的步數，早已染指台灣，陸續向國內各界灑錢收買，值此關鍵時刻，台灣人民真要回頭看歷史，千萬別貽誤時機，主人不做，做奴才。 讓台灣成為壯麗的台灣 70年前的歷史教訓殷鑑不遠，支那人從來是說一套做一套：1947年3月6日陳儀政府透過廣播向全台人民宣傳將作如何的政治改革，並絕不究既往，3月8日從高雄開始了全島血腥鎮壓，70年了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這一步，台灣人已然全面執政，想想----那是多麼漫長的苦難歲月，其中又有多少先烈的血汗和性命?即使留下來的親人，如228事件後的湯家，也是倍嚐人世間的孤寒與悽涼。 勇氣、信念、忍耐、鬥志、正義……是先人所留下的無形資產，正是台灣人的驕傲。我希望「台灣，今後也會是台灣」，蔡總統及民進黨當記得選前承諾：「帶著台灣人民，走出歷史的苦難。」也希望台灣人能將國民黨統治一甲子，所帶來中國文化裡那些貪污、腐敗、不守法、欺騙......等惡質文化根除，「台灣才能真正成為壯麗的台灣國」。欣聞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或許這能幫助台灣人認清國際現實、認識自我，成為激勵台灣建國的動力，這反而是台灣重生的契機吧！

現在媒體報導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開頭大約都是「自蔡英文總統執政以後，巴拿馬是第二個斷交的邦交國。」這個起手式是事實，也不是事實。說事實，是因為確實蔡英文上台以後，有兩個邦交國從我們的建交名單中消失了。但說不是事實，是指「這種起手式，就是在暗示蔡英文政府只會丟邦交國，外交政策一塌糊塗。至少馬英九政府的外交政策穩定了邦交國。」 我的疑惑在於，中國的意思，就是要台灣承認九二共識，也就是「台灣與大陸，共同隸屬於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點，難道我們可以接受？而如果我們願意接受，幹嘛還要外交部？而且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前提」，才可以在國際上有空間，一旦形成慣例以後，豈不是我們做任何事都要先問過中國，不然就會被懲罰。 「國台辦強調，台灣必須制定反分裂法，否則將會讓台灣外交血流成河。」 「國台辦表示，台灣必須拘捕台獨人士，否則將會全面封殺台灣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國台辦呼籲，台灣各級政府必須避諱中央、台灣等字樣，否則將會要求其他國家封鎖台灣經濟。」 不可能？我想太多？這是滑坡謬誤？ 不，當你答應一件不應該承諾的事，以後就會有成千上萬不是你的義務，卻還是要做的事。你在職場上、家庭裡、友誼上，不就都是這樣嗎？哪裡來不可能？ 那麼，九二共識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答應不就好了？幹嘛弄得大家不愉快？問題就是，九二共識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宣稱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台灣可以宣稱代表中華民國、大陸可以宣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同樣隸屬與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就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名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你願意承認？ 我不願意。而如果你願意，請問你之前到中國，你是講回鄉還是講出國？到了國外，別人問你來自哪裡？你是講我來自台灣，還是講我來自中國？ 況且，馬英九是承認九二共識的，他的政府任內就沒有斷交嗎？當然有。而且在執政末期的時候，台灣想加入一帶一路，中國政府拒絕，原因就是他們認為，台灣應該以香港的方式加入，這不就更足以證明，國民黨即便承認九二共識，但是因為他們的共識內涵不被中國承認，所以一樣被拒絕於門外。 每個邦交國都很重要，尤其是損失巴拿馬這個邦交國，對我們的影響更大，它是中美洲的指標大國，並非南太平洋小島上的島國。然而，我們不需要去責備他們，他們面對中國這麼強大的國家，能維持這麼多年的邦交，我們應該要跟他們說謝謝，換作我們，能做到一直抵抗中國的誘惑嗎？ 我知道很多人不行。看看現在媒體的反應就知道了。 台灣人排隊吃滷肉飯，上海人排隊去餐廳，媒體標題就會下：「台灣年輕人薪資低，只能尋求小確幸；上海經濟發展好，餐廳大排長龍。」 台灣人到國外工作，北京人也到國外工作。媒體標題就會下：「台灣經濟衰退，年輕人淪為台勞；北京人實力強，歐美國家搶著要。」 台灣立法落實勞工權益，中國也有勞動法。媒體標題就會下：「台灣還在一例一休，中國已經一帶一路。」 坦白說，中國真的是強國，要打壓台灣這種小國家，一點也不困難。這就像是美國職棒與威廉波特的少棒比賽一樣。他們可以給九百億美元，我們或許連九億台幣都給不起，這哪裡是誰可以阻擋的。但是，如果你要指責政府，應該去指責中國，而不是台灣。 說真的，天底下要求受害人檢討的人，大部分應該都住在台灣。而責怪政府只要承認九二共識就好了，幹嘛跟中國對抗的人，我一點也不懷疑，當中國要求台灣把台獨分子交給中國，他們肯定會贊成，而且還會認為，交得太慢。 不用擔心雪崩式的斷交反應了，因為雪在1970年代就已經融光，現在已經到谷底，哪裡有雪可崩？就算被剃光頭，也就是這樣而已。我們能做的事情，應該就是努力做自己的外交，如果你在日本，請一直支持台灣；如果你在美國，請繼續介紹台灣；如果你在查德，請持續讓他們知道，台灣與中國不同。這些一點點的民間外交，都可以為台灣盡心力，即使未來我們沒有邦交，我們還是可以讓台灣存在。 雪融完了，就是春天。我們現在只能「田螺含水過冬」，等待春天的來臨。在這之前，努力為自己，也為了這塊土地。 一起加油，好嗎？  

    李筱峰老師 (最右方) 在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的關門弟子，第一排左二為管仁健。圖／管仁健提供   或許脫離軌道並不意味著墮落，而是試著超越自己。 　　 有記憶以來，我似乎始終就是個在軌道外徘徊的流浪兒。過了五十歲，才有機會進入台文所就讀，最要感謝的則是改變我一生的恩師李筱峰教授。 　　 與台灣基層同甘共苦的外省人 1949年還是大一新生的先父，在戰亂中很戲劇性的來到台灣，但隨即因白色恐怖入獄；獲釋後又被充軍澎湖兩年，回台後脫下軍裝，擔任育幼院的教師。1970年代後政治氛圍較鬆了，才轉任公立小學直到退休。 　　 先父一生在職場很不得志，師大國文系畢業的他，在小學教書40年，卻沒教過一天國語，全都在教數學與自然。加上車禍斷腿、多次因病住院、早期還要應付特務定期上門訪查，消磨了他前半生的歲月。為了避禍與避免連累家人，先父在家讀的永遠都是艱深的聲韻學，以及《清稗類鈔》《陶庵夢憶》《春申舊聞》等各種與現實無關的筆記小說。不誇張，我從小也都不曾讀過任何注音的童話或傳記，一開始接觸的就是這些不脫窮酸味的文字。日後能當編輯餬口，是不幸，也是有幸啦！ 　　 退伍後工作了六年，弟弟妹妹都畢業了，我才進入東吳大學中文系就讀。由於年紀比同學大一點，加上少許的家學淵源與就業經驗，讓系上的任課老師都對我特別禮遇，尤其教聲韻學又恰巧是班導師的林炯陽教授。炯陽老師生前與先父曾在師大時先後受教於陳新雄教授，我的聲韻學成績又超高，因此炯陽老師經常找我暢談文史或作詩相和，把我視為比他指導的研究生還親的門生，大家都以為我畢業後應該就是繼續讀中研所，專攻小學了。 擺脫中國故紙堆，接上台灣地氣 但這一切的轉折，都在大三時認識筱峰老師開始。 　　 雖然讀的是大學，可是我的生活卻與中學生一樣，不僅要把學分修到上限，甚至每一個空堂我都去旁聽。那年剛巧在世新任教的筱峰老師，首次來東吳政治系兼課，開的是「台灣政治社會史」。我一看課程中有個「史」，就立刻去旁聽，一聽還很有興趣，於是想退了原本已選的系上課程，專心來上這門課。不料當我興沖沖地到系辦去辦改選時，竟然橫生波折。 　　 那時剛解嚴不久，政治氣氛仍未像今日開放。職業軍人退伍的系主任，堅持不讓我加退選。他的藉口是中文系只准外選歷史系的課程，政治系的則不在開放之列。但我心裡有數，筱峰老師讀政大時因寫文章得罪校長李元簇遭退學，後來又在黨外雜誌任職，因此即使政治系開放了，保守的中文系這裡依然還有黑名單。 　　 原本在戒嚴時代，先父擔心孩子跟他年輕時那樣衝動闖禍，堅決反對我們就讀文法相關科系，因此兄弟姊妹讀的或醫或商。我讀中文系時已年近三十，經濟上也獨立，連蔣經國都已經死了，先父才不再反對。我從小在教會裡長大，似乎也未遺傳到父親的山東人脾氣，黨國體制加諸於我家的迫害，我早已無感更無恨。 　　 然而改選筱峰老師的課受阻，讓我的心思頓然翻轉。我向早已把我視為門生的炯陽老師表明：自己是個底層出身的外省人，蒙老師抬愛，日後若能不理世務，專心研讀聲韻學，閒暇時讀些文史，就能擺脫童年時的諸多不快，對自知文采也不在最上層的我來說，確實是最適合的路。但上了筱峰老師的課之後，我像是走進了一個新世界。 　　 這門課雖然叫「台灣政治社會史」，或許是因為課開在政治系，才加上「政治」兩字吧？在我看來反而比較像是為政治系學生所開的「台灣社會史」。雖然那時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同心圓史觀」，但長期閱讀筆記小說，讓我發現筱峰老師在課堂上所傳授的：一個人將自己關心的事物由近至遠，這不僅符合人性，也契合中文系所教的修齊治平倫理哲學。 本土化無關政治，而是正常教育 「本土化」不等於是台獨，孩子本來最先該認識的就是自己的村落，最早該學的就是自己身邊所聽得到的語言。但在長期的戒嚴體制下，國家機器把當權者想像的國族意識，透過教育灌輸到每個孩子腦裡。可是筱峰老師的課卻很不一樣，他是從自己的故鄉台南麻豆說起。讓我想起童年時代，父母也是租屋住在本省人社區裡；外省人即使是軍人（有眷），能分配到房子的也是少數。 然而在黨國體制的教育塑型與媒體渲染下，那些擁有經濟與文化優勢的黨國恩蔭子弟，甚至藉著純熟的文學筆法，讓全台民眾的刻板印象就是「外省人來自眷村」，一見面就要跟我們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其實先父唯一住過這個不義黨國恩賜不要錢的房子，就是青島東路三號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但我也還算幸運，童年時父母雖然沒有自己的房子，家庭還是健全的，只是窮一點而已。為了蒐集小說題材，我訪談到的豆漿店與麵攤，還有老兵共妻現象。老兵一起租屋，一起做生意，到最後合資買智障女共妻。共妻在眷村裡是絕對禁忌，但對那些邊緣人來說，卻是弱弱相濟的理性選擇。可惜這些大時代的小人物真實生活面貌，卻在歷史中難以留下紀錄。 　　 一切文學歷史，應該從本土研究出發 那一年，我聽了筱峰老師的課，驚覺一切的文學與歷史，其實也就該從自己的童年與周邊事物開始。於是我下定決心，向炯陽老師告別，感謝他的栽培，但我已決定不考中研所，今後也不會再鑽研聲韻學了。 炯陽老師本來就了解我的身世，又聽了我的解釋，只是鼓勵我不要放棄寫小說。就這樣，我的人生又有了一個大轉彎。那學期修的「台灣政治社會史」，雖不能列入畢業學分，但純「旁聽」的我仍每節都到，比該上課的政治系學生還認真。大四那一年，中文系換了系主任，也同意認可這一門課的學分，雖然我已超修二十多學分，卻還是正式選修了筱峰老師的「台灣政治社會史」，同一門課第二次上，依然每節都到，有始有終。 　　 畢業後在出版社當了二十多年的編輯，2015年重回校園，並蒙筱峰老師不棄，同意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完成我在大學時期就想做的事。如今筱峰老師正式退休，我們班上這幾位同學，有幸成為他的關門弟子，再次感謝筱峰老師當年的啟蒙與今日的成全，沒有他，我至今應該仍在軌道外流浪。

在四月底到五月初的不到一周之內，《中國時報》系統的報刊連續發表八篇攻擊我的文章（外加同屬紅頂商人蔡衍明的中天電視節目）。台灣媒體朋友告知，批我是《中時》高層的決定。當然。除了中共的文革時代，你在當今任何文明社會都找不到一家報刊（因政治觀點而）連發八篇文章批一個政治評論員的情形。連《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日報》對揭露中共高官貪腐的商人郭文貴都沒這麼瘋狂。可見《中時》總編輯王嶠奇為討好那個在中共國台辦「屁股只敢坐三分之二、雙手緊放在大腿上如老鼠見貓狀」的老闆蔡衍明，不惜把自己墮落到趕超中共文革時代打手的地步。在今天民主的台灣，《中時》之舉實可做新聞學院的反面教材用。 在台灣遭這種共產黨傀儡報系文革式的批判，我本應當作廣告消遣就好，但由於這些文章在手段、內容、語言、廉恥心等四個方面的惡劣程度都超過了當今的《人民日報》，成為我的「最壞的中國人在台灣」一說的又一個強有力的佐證，所以我不能放過這個證明我的「發現」之正確的機會。在台灣超負荷地忙碌了兩個月之後，現在我回到美國，終於可以喘口氣，得把這個壞過當今《人民日報》的《中時》和其作者們拉出來示眾一下—— 第一，手段。手段惡劣是惡之最。不惜任何手段要達到的目的絕沒有好的。《人民日報》要批判某人，要麼用社論、要麼用真人署名文章，最次用（不知真人是誰的）筆名。而《中國時報》竟然盜用綠營學者和中國異議人士的名字！ 由於我本人是清楚地支持綠營、支持台獨，《中國時報》因為拿不出任何理直氣壯的觀點來批駁我支持台灣人民選擇權的言論，連用統派觀點跟我辯論都絕無自信，於是就公然盜用給台獨老將史明寫過傳記的綠營學者蘇振明的名字。蘇振明先生在當天就出來闢謠，說文章不是他寫的。那麼會不會是重名呢？絕不是！因為台灣再沒有第二個「資深媒體人蘇振明」，不信大家去谷歌搜。《中時》如果不承認盜名，請讓這個「蘇振明」出來給公眾亮一下相！哪有從未在媒體出現過的「資深媒體人」？ 為了打擊支持綠營的人，不惜盜用綠營學者的名字。這種做法，等於是恐怖分子劫持好人的飛機和無辜的乘客去撞世貿大廈，程度不同，其邪惡的性質是同樣的！這種卑劣的行徑是我在正式的中國媒體上從未見過的。原來國民黨教育下的文人，可以陰毒到超過共產黨世界的人，可以想出這麼下作的手段！ 而且，他們不僅盜用台灣綠營學者的名字，在《中時》總編輯王嶠奇的指揮下，那幾個效忠蔡衍明卻沒有寫作能力的「署名五毛」不僅你抄我、我抄他，也壓根沒採訪到任何一個人；他們把自己編造的內容貼個「知情者」的標籤，自知騙不過讀者，索性就編造中國民運理論家「胡平的話」來攻擊我。 由於我跟胡平打過筆仗，加上網上有一大堆造假的「胡平和我」相互謾罵的文字（我們的筆仗只以《北京之春》和《曹長青網站》上的為準），我一開始還以為《中時》是故意引用那些編造的我們倆人之間的批評（說《中時》故意，是因為那種爛文字和網站本身一看就是假的），沒想到隨手到網上瀏覽了一下，發現連網上五毛造假的言論都不是，而是《中時》的謊言記者陳柏廷、宋秉忠自己編造的！否則他們可以去跟胡平本人核實。胡平是公眾人物，他的通訊處隨手可以找到。 台灣正式報紙的署名文章公然編造中國民運名家的話，這是我在獨裁中國都從未見到過的事情。也就是說，我還從未見過中共的報紙盜用異議分子的名字批判另一個異議分子的情形。在民主國家卑劣至此，更是罪加三等，是文明社會不可原諒的邪惡！真是「最壞的中國人在台灣」！ 更值得深思的是，《中時》系統在一個民主國家的墮落超過獨裁國家的官媒，而且其報刊主編和記者連五毛的廉恥都沒有（五毛可以編最惡毒的謊、罵最骯髒的詞，起碼還知道把臉藏起來），就像陳文茜，欺騙台灣人民，還得意地去中國招搖她撒謊撒得多麼妙！這種邪惡源於何處？ 第二，內容。新聞這行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新聞報導，二是新聞評論。新聞報導最壞當然是製造假新聞；新聞評論最壞是故意扭曲你的觀點（不是誤解），甚至扭曲到跟你的本意正相反，然後義正詞嚴地批判。這兩點《中時》僅僅是在批我一個人時就都做到了，難以想像他們曾經、正在、還將對多少人實施這種惡行。 去年我在【正晶限時批】節目上談到中西文化的不同——西方人追求的是「不自由毋寧死」，而中華文化的傳統是「好死不如賴活著」，連東方小國東帝汶都以犧牲20萬人的代價換來了獨立和自由，強調的是兩種哲學理念的不同。與此同時，我多次在文章和電視節目上強調，台灣要獨立，中共不敢打，沒有能力打，沒有本錢打。他們絕無法確保美國不參與。美國有《台灣關係法》保障台灣的安全。跟美國打，中國絕打不過美國。中國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也絕不會願意跟美國開戰。除此之外，打一個全世界公認的民主國家，僅僅是經濟上，中國的股市會大跌，貿易嚴重受損，會受到全球民主國家的經濟制裁，很可能把他們自己的政權打垮。跟要把台灣打下來相比，保住他們已經在手裡的政權（這個大西瓜）才是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所有，喊打台灣只是為了鞏固中共自己政權的一個煽動民族主義口號、一個意識形態的武器而已。如果打台灣有任何一點點動搖共產黨政權的可能性，他們就絕不會打的！精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非常非常現實的，他們不會像伊拉克的薩達姆那麼蠢，稀里糊塗把命和政權全丟了。所以，只有兩岸的大國沙文主義者（帶著一幫憤青）用他們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中國會打」來嚇唬台灣人民、嚇唬台灣人民、嚇唬台灣人民！ 結果《中時》就敢造多大的謠呢？「曹長青要台灣人死600萬」，「曹長青靠一張嘴，就要台灣死800萬人，真是別人家的小孩死不完，台灣人的命不值錢！」「曹長青公然鼓吹台獨，甚至說台灣人為獨立建國，死再多人都沒關係。」從600萬到800萬，隨手就往我嘴裡塞幾百萬人。 他們要真相信曹長青靠一張嘴就能讓台灣死800萬人，不怕我先把他們給吞了嗎？「曹長青公然鼓吹台獨」？蔡衍明和《中時》公然親共，卻理直氣壯。原來在《中時》這些泛紅們眼中，台獨是比共產黨更可恨的洪水猛獸！ 製造鬧劇般的假新聞也罷了，更惡毒的是，（中時的報導顯示）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我的身分和中華民國的猴戲」，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對中華民國憲法完全持否定態度，卻邪門地寫道，為了能在台灣上節目，「曹長青從鼓吹台獨建國，搖身一變成為中華民國憲法的捍衛者。」 《時報周刊》打手劉建宏這種故意的編造、其頂頭上司黃樹德心知肚明地發表，真正讓我明白了中文「歹毒之心」的含義。 我一開始還覺得他們太可笑了，居然看不懂【政經看民視】主持人彭文正就我在台灣上節目被內政部發函指控「非法打工」而對中華民國憲法的調侃；後來才醒悟過來，他們是故意、刻意。網上有無數中共五毛編造各種謊言罵我，但還沒看到有一個像《中時》這幾個「署名五毛」這麼邪門、把謊撒到這等地步的。 這些「在台中國人」的「署名五毛們」一邊編造我咒台灣人死800萬，一邊把我支持台灣部署薩德飛彈（以防最壞的萬一）當成罪惡。如果不是為了證明「最壞的中國人在台灣」，我理都不會理這些神經錯亂的瘋子們。 提到薩德飛彈，我藉機插一句，國民黨泛藍為什麼極力阻止台灣部署薩德飛彈？就因為他們比我更不相信中共會打，因為一旦打過來，台灣這麼小，飛彈可能正好落在國民黨總部，或者蔡衍明的《中國時報》大樓。但他們就硬是要用「中國會打」來嚇唬台灣人，不讓台灣人民公投、制憲、建立自己的國家，不讓台灣人民過上有尊嚴、不受惡霸欺辱的日子。這些身在民主台灣卻捍衛專制價值的「在台中國人」實在是比被共產洗腦的真中國人更低劣一百倍！ 第三，語言。中時在台灣發行量早就跌到個位數，嚴重虧損是人所共知的。但蔡衍明靠諂媚中共在中國賺的錢（旺旺集團目前主要獲利都來自中國）怎麼也應該僱幾個稍有點寫作能力的人來冒充記者，否則除了撒謊就是相互抄襲，再弄幾句像半個世紀前中國小村莊開批鬥會式的口號，不怕被業界嘲笑嗎？ 不信瞧瞧《中時》這些句子，「兩岸大惡人曹長青 瞎挺台獨撈民運財」（我從未參加過任何民運組織，想撈民運財門路在哪兒呢？），「恨透自己祖國的曹長青」「喪心病狂」…… ，前幾天又弄出個「兩岸大罪人曹長青」…… 這種大蓋帽言辭，在中國從毛澤東死後我們這批人上大學的1977年，也就是40年前，都幾乎無影無蹤了。而且，中國文革時代那種批鬥用語是被政府逼迫出來的，但半個世紀後在民主台灣竟然有正式報刊用這種句子做大標題，我還以為一覺睡回上世紀。《中時》為批台獨把自己作踐到中國文革時代，真不知王嶠奇、黃樹德的臉往哪兒放？ 第四，廉恥心。在中國人裡（我指所謂「中國大陸人」）跟我打過筆仗的可謂不少，五毛們用各種假名罵我的更可謂數不清了。但真名真姓的正職記者，即使在網絡上，我都沒見過誰像《中時》這幾個「記者」，檔次低到如此不堪。五毛網軍和憤青們不敢用真名，說明還知恥、心虛，知道自己是在做壞事，是不能站在陽光下的。而《中時》的「五毛記者」就用真名真姓理直氣壯地撒謊，說明他們像陳文茜一樣，不以撒謊為恥。 也難怪，上樑不正下樑歪。我們首先看《中時》老闆蔡衍明什麼檔次——為討好中共否認六四大屠殺，為討好馬英九要求記者「不應批評總統與政府官員」，因為「公司老闆不好，你應該做的是離開公司，而不是批評老闆，馬英九就像是大家選出來的老闆，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批評」。民主國家的媒體老闆如此高論真是夠經典，他需要找個老師教一教「第四權」為何物。蔡衍明自己也知道，「我本想做學生、年輕一代的偶像，沒想到居然成為學生們嘔吐的對象。」 那還用說嗎，一張曾反共的大報，在蔡衍明手裡比流星還快地墜落到比《人民日報》更低檔的程度。我特地去網上翻了一下當今的《人民日報》，當然照樣是成天給共產黨歌功頌德，但從形式、內容、文字上等等來說，做個比喻，那是一張正規的納粹黨衛軍報，而《中時》則是土匪宣傳單。 那麼領導這種檔次的《中時》社長兼總編輯王嶠奇何許人也？網絡上翻十幾頁到底兒，只找到這個總編輯寫的一篇文章，歌頌蔡衍明的。不到一千字的小短文，既無構思，更無文采，連敘事都沒頭沒尾、不清不楚，難怪他主導下的報刊連西方小報水準都不夠。我就納悶，這位常去跟對岸交流的所謂媒體人，在民主台灣把《中國時報》辦到劣過獨裁中國的《人民日報》，不怕連專制國家的同行都笑話嗎？ 再說《時報周刊》和《周刊王》的主編黃樹德。幾年前在台北，我跟這個自認是中國人的台灣本地人一起吃過一個三明治便餐。當時他給我的感覺是頗有些精明和對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忠誠，不過倒還不像個心術不正的媒體人。觀點不同可以交流，可以交鋒，只要大家本著真誠追求真理的態度，尤其是，本著正派做人的態度。 記得當時我們交流了對台灣時局的看法，印象最深的是，他說他的政治觀點跟自己的兩個孩子不一樣，談不到一塊去，孩子是台灣派。我還跟他開玩笑說，你的大中國觀點連自己的孩子都說服不了，怎麼能說服別人呢？說明你那個觀點越來越沒有市場，贏不了下一代嘛。我當時還批了一頓郝柏村那個「台灣的命運要由全體中國人來決定」的謬論，他沒有反駁。 但這次《時報周刊》和《周刊王》對我的報導，令我對這個黃樹德的人品大為吃驚，因為我清楚地知道，下面小記者放肆的謊言，說「曹長青從鼓吹台獨建國，搖身一變成為中華民國憲法的捍衛者」、「要台灣死800萬人」、「死再多人都沒關係」等等的造謠惑眾，都是在黃樹德操縱、過目下進行的。他讓我領教了國民黨教育下的「在台中國人」可以刻毒到什麼程度。超過我見識過的「中國大陸人」。 我曾在中共的官方媒體工作，我們被要求按照「黨」的意識形態說話，但卻無法想像可以如此心知肚明地、刻意地歪曲、編造別人的話，然後用低劣的語言攻擊批判。而且，據我本人在中國媒體工作的經驗，周圍絕大多數記者編輯對「黨」的意識形態是被動地、消極抵抗式地工作。而在今天的民主台灣，王嶠奇、黃樹德領導的《中時》、《時報周刊》和《周刊王》明顯是主動迎合、配合國共兩黨的調子，所以加倍地不可原諒！ 寫到這裡，想起幾年前我曾撰文批評王丹，回頭來看，我批評王丹的內容和觀點仍是正確的，但卻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那就是接受了《時報周刊》的採訪。我當然知道《中時》親中、泛藍、甚至泛紅，但認真思考之後，覺得無論持什麼觀點，它畢竟是民主國家的媒體，應該是可以接受他們採訪的。比如《紐約時報》是左派旗艦，無數右派都在那裡發表觀點。但沒想到《中時》已經毫無顧忌地成為國共兩黨的打手、大國沙文主義心態的宣傳單。所以接受《時報周刊》的採訪完全錯誤，我藉此機會就此事向我的讀者們致歉。 在不遠的將來，中國一定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到那個時候，蔡衍明所依傍的中共勢力將不復存在，台灣將會揚眉吐氣地成為台灣人的台灣。到那個時候，「在台中國人」的天下大概只剩下《中國時報》的版面那麼大。王嶠奇、黃樹德所帶領的「署名五毛」們在台灣新聞界會被淘汰到無立足之地。因為他們的思想水準是蔡衍明，他們的文字堪比中共五毛網軍，而且他們連五毛的羞恥心都沒有。 幹寫作這行，重要的是要有信譽、要有尊嚴。在民主台灣給親共的老闆當文字打手、塗鴉出比專制中國的低檔記者更劣質的文字，劉建宏、楊家鑫、羅印沖、趙興鵬、陳柏廷、宋秉忠這幾個《中時》記者不是臉往哪兒放，而是有沒有臉的問題。 我本來想過，是否應該原諒這幾個吃蔡衍明那口親共飯的小記者，但是想到二戰後德國及全世界文明人，對每一個納粹士兵都追究，至今七十多年後仍在追究，並沒有因為他們是執行希特勒的命令就饒了他們；因為，如果他們有人性，他們可以消極對待希特勒的命令。同樣，今天共產黨對台獨的喊殺喊打，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難道不是跟納粹在一個路子上嗎？當今的國民黨是公開跟共產黨聯手的台灣的內賊！《中時》則是國共兩黨的啦啦隊，宣傳員，是參與邪惡的一部分。對國共兩黨的惡行，從文字來看《中時》這幾個記者都不是消極對抗，而是積極配合。對任何大小惡行都不可寬恕，否則一堆小邪惡幫腔，就不僅給大邪惡壯膽，而且更增加他們實施邪惡的可能。《中時》的主管王嶠奇、黃樹德和上述記者們如果不服，如果有理，如果有種，就公開站出來，痛斥一頓蔡衍明諂媚的共產黨！ 自三、四十年前開始，在專制中國的記者們都極少有誠心誠意為共產黨意識形態服務的，絕大多數都是消極抵抗，勇敢的則奮起反抗。但在早已民主了二十多年的台灣，居然還有這麼一批人，主動地、努力地為國共兩黨一致的、踐踏自由和尊嚴的意識形態服務，真是最壞的中國人在台灣！ 我之所以一一點出這些國共兩黨宣傳員的名字，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在新聞造假的歷史上、在劣質新聞範本的檔案裡，在網絡上給他們留下一筆，讓他們那些「署名五毛作品」永遠地伴隨著他們的名字任人搜索。哪一天新聞學院或報刊編輯要找反面教材時，上網可以隨手查到；也或許將來他們的台灣子孫們有興趣查一下，看看他們的「在台中國爹」曾經是什麼品行。 我在台灣最大的發現，就是當今有一批國民黨、泛藍、泛統的文化人，比共產黨的文化人更毒、更邪、更無廉恥心。他們中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郭冠英，在台灣歧視台灣人，去中國蔑視他們眼中的「中國大陸人」；他們死活賴在台灣不走，卻成天給專制中國幫腔，尤其是借中共勢力恐嚇台灣人民。所以最壞的中國人是「在台中國人」，《中國時報》趕超《人民日報》的惡行再一次證明了我的「發現」。 2017年6月7日於美國

齊柏林先生因為飛機失事英年早逝，不僅讓台灣人感到難過，還掀起了討論《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的的風潮。《看見台灣》呈現台灣山林遭少數資本家長期破壞，這是齊導作品的貢獻。不過，部分人士認為仍有不足，因而掀起了熱烈辯論。 明理的人都知道，對齊導之哀傷，與探討齊導作品之不足，兩者並不衝突，然而因為台灣人長期以來「死者為大」這種缺乏邏輯的偽道德準則，導致許多公共討論往往出現篇幅有餘、品質不足的現象。 齊導的《看見台灣》沒有明確指出黨國極權因素與該對誰追究責任，這些缺失與相關批判，不會因為齊導的逝世而消失。因此，如果有人對齊先生的作品提出批判，我們應該去思考「這個人所做的批判是否正確」，而不是盲目主張「在這種時候這個人不應該提出批判」。 就事論事，如果有人對齊先生的作品提出論證不足、甚至是無中生有的批判，那我們就要否定它。如果有人對齊先生的作品提出合邏輯的、有說服力的批判，那我們就要討論、肯定它。這些都是很簡單的道理。 最近，張明強老師對齊先生的作品提出了批判性的看法，引來了親中媒體的圍攻，我對此感到深深不解。畢竟，那些對台灣山林做出重大傷害的資本家們，才是應該要被撻伐的人，不是嗎？ 我想質問親中媒體，張明強老師應該被罵嗎？那些糟糕的資本家，是不是更應該被罵？退萬步言，按照比例原則，親中媒體敢不敢對徐旭東們，施展更強大的批判火力？ 我相信聰明的台灣人都知道答案。 （作者為作家，新北市民）

反年金改革團體堅持「法律信賴保護」，認為年改版本與「不溯既往」公民認知差距過大；且公益大於個人信賴保護的自由心證難以服人，年改資訊不正義。這些論點忽略了「歷史事實」： 一、公教退撫提撥不足、剝奪社會資源 操作不佳、低報酬率、護盤…等非關鍵原因，「嚴重提撥不足」才是公教退撫致命問題。從制度創始民國八十一年公務員退休立法時法定費率只訂八％，往後也從未依歷年來精算結果繳約卅％，只付法定八至十二％低費率。這就註定基金破產命運，也形成了變相的資源剝奪。一○四年底人數約百萬的軍公教退撫潛藏債務已達八．二兆，但中央政府一年稅課收入也只有一．八兆，負債程度除不符比例原則，也嚴重剝奪社會資源與下一代生存空間。 二、年金是世代互助？ 從事軍公教是個人職業選擇，依世銀標準：第二層的職業年金財務都應採足額提撥、自給自足，無世代互助觀念。「世代互助」只適用在保障人民退休「基本生活」的社會保險上；公教五十五歲早退領多，月領約七萬，替代率近一百％還可找第二春，與世代互助精神不合。 三、但公教也繳多領多？ 以簡單數學說，軍公教平均月繳六、七千元，繳不到卅年，怎可能退休後可領平均七萬將近卅年？這十倍差距，明顯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或由下一代來供養。 四、年改後年輕教師繳多領少延退，所得替代率更低；且十九年後基金仍破產；年改是一場騙局？ （1）不堪回首：公教年金必須以長期卅％費率作衡量標準；繳多領少延退是讓制度回歸正常合理化，不應與過去「剝奪供養」現象相較，那是無意義的。 （2）務實未來：除非公教願以健康、正常心態採足額提撥，否則期待基金不破產是不切實際。先進國家年改從來都不是一次到位，但是越拖延情況就越惡化。 軍公教若想主張法理不溯既往，應在「自給自足」的立基點上。然威權時代掌國家機器者利用職務便利，就近決定扭曲的制度規則，多年法定提撥不足累積成今日「貼補與剝奪」。「信賴保護」與「貼補供養」，在我國實為一體兩面之事。替人民決定未來資源分配法律「明顯」不合理時，改制就有其正當性。「不溯既往」應非絕對的；法律要保護的是「普世價值」，非「制度不公」。 （作者為ＦＳＡ美國精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