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東日本大地震時受海嘯侵襲及發生火災的仙台市宮城野區。圖／取自維基百科（U.S. Navy photo，公有領域）   六年前的今天，日本發生該國觀測史上規模最大的地震，同時也是傷亡、經濟損失等最為慘重的自然災害之一，並造成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強烈的一次海嘯，以及繼車諾比核災以來最嚴重的核電廠災害「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 這起災難至今仍是日本人心中的痛，為了不忘記這份傷痛和教訓，每年仍有許多追悼、紀念及祈福活動在各地展開。 311，日本史上最嚴重災害！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時46分18秒（日本時間），位於宮城縣牡鹿半島東南偏東約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發生地震矩規模9.0（USGS測定為地震矩規模9.1，日本氣象廳地震規模為8.4）的大地震，震央位於仙台市東方7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約24公里，並引發超過10公尺的巨型海嘯，有些地方最大海嘯高度達40公尺，至今仍各種大小餘震不斷。受災地區主要集中在東北、北海道、關東等日本東部地區，特別是距離震央最近的福島、岩手、宮城等縣。 該次地震造成15,894人死亡，失蹤及受傷者累計達8千7百餘人；根據當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試算，不包含核電廠事故，光是震災帶來的損失總額便達16至25兆日圓。不論是傷亡還是經濟損失，都遠超過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 日本氣象廳命名為「平成23年（2011年）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民間及國內外媒體則稱呼「東日本大震災」、「東北關東大震災」或「311大地震」；日本政府則於2011年4月1日的內閣會議中，正式將與該次地震有關的災害（包含福島核災）統一命名為「東日本大震災」，並於2011年8月7日凌晨宣布，由2012年起每年3月11日定為「國家災難防治日」。 岩手縣大船渡市被海嘯破壞四散的房屋和汽車。圖／取自維基百科（U.S. Navy photo，公有領域） 傷害不單純來自天災！福島核電站事故的影響 由於受到地震所引發的巨大海嘯侵襲，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造成了一系列設備及爐心熔毀、輻射汙染釋放等災害；這是繼1986年車諾比核電廠事故以來最嚴重的核子事故，日本政府估計釋入大氣層的總共輻射劑量大約是車諾比核電廠事故的十分之一，而大量放射性物質也被釋入土地與海中。災害發生後隔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發布了緊急避難指示，要求福島核電站周邊居民立刻疏散，以免遭受核輻射的影響。 該年4月12日，福島核災事故被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定性為國際核事件分級表的第7，也就是最高等級，指本次事故「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影響及環境後果」。福島縣的一些鄉村成為「歸還困難區域」，而其他一些鄉村則成為「居住制限區域」，居民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也由於離核電廠較近的區域內檢測出過高濃度的放射性銫，日本政府因此下令禁止買賣在此區域出產的食物。 2011年3月16日衛星拍攝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影像。圖／取自維基百科（Digital Globe，CC BY-SA 3.0） 至今過去6年，雖然部分地區的避難指示已被解除，但仍有一些放射線含量較高的「歸還困難區域」，除染作業及重建工作仍尚未完成，許多居民也還未能回到故鄉。 這次災害引發了各界對於核能安全的懷疑和反思，也刺激了對再生能源的重視，並帶起反核廢核的社會運動風潮。今天，東日本大地震屆滿6年，災後復興仍持續不曾間斷。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東日本大震災 維基百科（日本語版）／東日本大震災 維基百科／2011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 維基百科（日本語版）／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 維基百科／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 【延伸閱讀】 福島核災持續警鐘 生命回不了家園的教訓 311福島核災5年 放射性污染持續流注海域 「走過311從毀滅到重生」日本影展 高雄暖心療癒開展 311震災第五年：用照片鎖住記憶的義工活動 地牛翻身・熔岩四起 311後的日本社會運動風潮 311大震五周年／當初核能是怎麼從惡魔變天使的?

圖為數名中國軍方官員行經天安門廣場準備參加人大會議。（圖片來源：美聯社） 去年七月八日，美韓雙方召開記者會，宣佈將在南韓部署簡稱為薩德防禦系統（THAAD）的終端高空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記者會後，中國官方隨即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侵害中國正當權益」，「導致地區形勢複雜化」，「嚴重損害包括中國在內本地區國家的戰略安全利益和地區戰略平衡」。 今年二月廿七日，南韓樂天集團同意釋出旗下土地跟政府交換，以供部署薩德之用，樂天在中國境內投資的多家超市隨即慘遭勒令停業。本月六日，北韓發射四枚改良版飛毛腿中程彈道飛彈，同一天，搭載薩德系統兩組發射架等設備的C-17運輸機在南韓烏山空軍基地降落；各項裝備之後將運往首爾以南的星州基地進行組裝，一般推估，今年四月即可完成部署。氣極敗壞的中國，強調「必要時將採取措施維護自身安全利益，一切後果由美韓承擔」！ 薩德系統是高空攔截來襲飛彈的防禦系統，不是攻擊系統。部署薩德的國家，不是好戰的侵略者，只是在保護領土人民不受外來飛彈的攻擊而已，錯了嗎？中國一副流氓老大嘴臉，高分貝叫囂，譴責對象不是動不動就試射飛彈的北韓，而是防禦北韓飛彈威脅的南韓，這樣的中國，是好戰的侵略者還是和平的愛好者？照中國的意思，南韓只有乖乖地、眼睜睜看北韓飛彈亂射，地區形勢才單純化？況且，中國只准自己在東北設大型遠程戰略預警雷達，卻不許韓國部署薩德防禦系統，未免太霸道了吧？ 此好比，飽受黑道嘍囉鄰居威嚇騷擾的社區，準備安裝保全系統以維護社區的安寧與安全，黑道小弟背後撐腰的大哥卻暴跳如雷嚷嚷：裝設保全系統「導致地區形勢複雜化」、「侵害正當權益」、「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這像人話嗎？按中國的邏輯，面對魚肉鄉民、耍刀耍槍的黑道，要不設防、要開門揖盜，才能維護地區的安全利益與平衡，這還有天理嗎？ 以力服人、好勇鬥狠是流氓的本色。中國大興土木把南海島礁火藥庫化，中國叫囂韓國部署薩德防禦系統，中國機艦不停在釣魚台周邊挑釁日本，中國發射導彈恫嚇台灣總統選舉、威脅民進黨候選人勝出會山搖地動，中國遼寧號航母耀武揚威繞行台灣大秀肌肉，這種對左鄰右舍窮兵黷武的流氓嘴臉與行徑，不是麻煩製造者又何以名之？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前副秘書長，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二二八，歷史的歸歷史；蔣介石功過，歷史的歸歷史；追究歷史便是意識形態作祟。反對轉型正義者的論述，乍聽之下似乎不無道理，現在的人沒必要淪為歷史的囚虜，應該記取歷史教訓，正視現實問題。然而，行銷這種論述的人更應該想想，為什麼「歷史的歸歷史」如此動聽，二二八、蔣介石等依舊無法塵埃落定進入歷史？答案其實不難，那就是，歷史尚未完成，威權時代活化石所在多有，不堪回首的歷史也就無法劇終落幕。納粹的徒眾如果還在活躍，歷史的歸歷史可能嗎？這一點，也正好足以為反對轉型正義論述的盲點「解盲」。 最近，世界棒球經典賽，我國代表隊成績欠佳，有立委直言不諱批評：中華棒協與中華職棒聯盟都是國民黨在把持，棒協的理事長是國民黨前立委廖正井，中華職棒聯盟會長是國民黨現任立委吳志揚，兩個組織為了利益互鬧不配合，最後的結果就是犧牲了我們台灣的國球。除了體壇，之前的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人事紛爭，以及各地農會選舉結果還是藍藍的天。此一現狀說明，黨國長期以來政治操作人民團體，即使經過兩次在野仍然不動如山，與台灣的民主節奏完全違和，終止黨國把持人民團體，還給人民團體專業自主，也是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 不僅如此，新聞媒體、司法體系、情治軍警、教育行政甚至演藝事業等，都可以輕易發現黨國幽靈。「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司法仍在當國民黨打手」，皆非空穴來風。回顧歷史，國民黨來台之後的統編工程，利用黨國改造後的高壓力量，將政治的全面掌控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操弄地方派系，把持人民團體，政商利益共生，乃至中央對在地侍從的擺布酬庸等，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遂在倉皇逃亡台灣不久，完成了對台灣的嚴密盤據，中華黨國取代日本軍國，反攻神話只是為了鞏固最高權力封閉系統。 今天，完全執政者推動轉型正義，本屬國人託付改革之實踐。但九個月來，反改革暗潮洶湧，既得利益者負隅頑抗。違背主流民意的聲嘶吶喊，結合著國家認同的曖昧游離，那些激情抗爭的團體與主導者，不啻是國民黨附隨組織、附隨人員的初步清單。而最為刺激他們神經的，不是追討國民黨黨產、追究二二八元凶蔣介石責任，而是自己附隨角色所換取的待遇與權勢，此所以年金改革遭到國民黨「八旗子弟」呼群保利。這種劇情生動說明著，早該謝幕的歷史還在上演中，很多「平庸的邪惡」還在「永懷」威權統治者的幽靈。 婦聯會理事長辜嚴倬雲批評：政府要推動轉型正義，必須拋去私心，因為正義是屬於大家的，不能獨佔；如果打擊的對象只是與你競爭的政黨，或者是曾經支持過這些政黨的團體，那麼正義就會變成不正義了。她相當典型地流露出附隨者的認識盲點：國民黨至今仍是「反民主秩序」的不正常組織，對內對外、從古到今都目無正義。附隨組織與個人，不願放下附隨角色，透過轉型正義自我救贖，硬要扛著舊時代的包袱。個人無法走出悲劇，台灣向前走無法停步，於是，只能以民主的力量與手段，打消附隨者的附隨殘念，加入正常公民的行列，從而確保我們的國家與所有的政黨都有了不可逆轉的民主秩序。 話說回來，國家正義轉型，固然是民之所欲，推動者仍當行穩致遠。從年金改革、追討黨產到司法改革，每個戰場都激出改革反作用力，附隨組織與附隨人員逐漸兜攏集結。在民主台灣，轉型正義的決戰點，一是立法院，二是選舉。前者，目前改革陣營完全執政，應該不成問題；後者，則牽涉到改革以外的日常施政，是否獲得多數選民肯定。如果因為後者而拖累改革，無疑會頓挫社會的改革氣氛。此所以，執政團隊要有積累改革能量的作為，以有感政績深化轉型正義的進程。黨國幽靈還在台灣徘徊，改革攻堅需要時間換取空間，奠基八年以外的改革續航力，當今的執政者應當視為己任。

  中生當共諜，大學簽署政治協議書，台灣自由學風瀰漫的校園突然時空錯置，進入歷史穿越劇，回到反攻大陸，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年代。這就像在一些懷舊餐館的牆壁上貼滿了古早的兩蔣時代政治標語，彷佛一邊飲酒作樂，一邊仍要警惕台灣曾經有過的荒謬歲月。 台灣的政治時空一向錯亂，這不是蔣氏政權的專利，沒錯，國共之間是談談打打，既是歡喜冤家，更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但是，二戰後許多台灣人不也是出現認同錯亂，因為國民黨的暴政而懷念殖民主子。不過，台灣畢竟被日本人統治半世紀，日本文化與政治制度深植台灣社會，而那時的日本絕對比中國文明進步，老一輩台灣人因唾棄國民黨而想當日本人，無可厚非。 最錯亂的倒不是匪諜真的來了，而是當年在兩蔣統治下，在身軀上刺上反攻抗俄、殺朱拔毛，彷彿岳飛精忠報國再版的退休老將們，竟然上京媚匪，把酒言歡，訂下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的盟約，幾乎就要與對方演出桃園三結義劇碼。 所謂盜亦有道，這些人精神出軌，與敵人私通，毫無江湖道義，但是抗拒可能讓他們少吃喝幾攤的年金改革，竟然搬出信賴保護原則，要求既得利益一毛錢都不能少。這像不像明明被捉姦在床，卻堅持離婚必須拿到一大筆贍養費，否則就繼續睡別人卻吃原配的，簡直羞恥無下限。 其實，眼前演出的八百壯士死守反年金改革四行倉庫，更是錯亂到令人不忍卒睹，既無八百，只有寥寥數人，更無壯士，只見蒼蒼老者。曾經威武一時的軍人，今日卻淪落街頭丟人現眼，歷史的錯亂莫過於此。（蘇多）

  台灣在本屆世界棒球經典賽三戰全墨，下屆賽事必須從資格賽打起。這對一支世界排名第四的傳統勁旅而言，的確是相當難堪的事，因此網路上批評聲浪此起彼落，總教練郭泰源成了球迷攻詰最烈的頭號戰犯。平心而論，我們的棒球的確有很多值得改進的缺點，特別是不論學日本或學美國，都沒有認真學到位，又無法打出自己風格的問題，應該認真檢討；但話說回來，本次參賽，旅外球員徵召不易，加上桃猿隊抵制不讓球員參加，導致整體陣容不夠完整，相較於其他各國都有大聯盟等級球星助陣，要贏球談何容易。 台灣這次參賽的球隊體質本來就不夠好，特別是投手早就被各國評為偏弱等級（這一點從三戰共掉了三十二分可以看出），除非教練會變魔術，否則實在很難在這種高等級的賽事中有任何驚奇的表現。試想，如果王建民、陳偉殷、廖任磊、曾仁和、胡智為及王維中等強投入列，王柏融、林泓育及王俊秀等強打也能參加，結果可能就完全不同。因此，陋見以為把責任全推給郭泰源，並不公允。或許郭總在某些調度上確有可以討論的空間，但所謂的「調度」往往具有「後設性」，端視結果如何而定，成功了就是「神調度」，失敗了，自然就被罵到臭頭了。 台灣代表隊有十足的贏球欲望，這點從場上球員的拚勁可以完全看出。輸球是該檢討，但不是把責任推給某一人，而是應認真省思為何技不如人，為何球員徵召不易，然後一一設法改進。一味只如「燒女巫」般找個替死鬼謾罵一通，並不會讓台灣的棒球進步。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在二二八當天，以桃猿隊為主體的中職聯隊，在福岡巨蛋贏了本次經典賽被看好奪冠的日本國家隊，這可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次贏過日本全職業球隊，沒想到才過一個禮拜，台灣隊卻在經典賽上三連敗，下屆還得從資格賽打起，台灣棒球迷在短短十幾天內，心情像坐雲霄飛車般高低起伏。 球迷們將這次經典賽兵敗首爾，歸咎於棒協和中職聯盟的惡鬥，而這兩個聯盟的最上位者，分別是由馬政府酬庸的兩位國民黨員把持。當別的國家都積極的團結組成最強球隊之時，我們卻因為政治力介入體育，將棒球組隊權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讓部分球員失去在國際舞台上揮灑的權利，導致台灣隊分裂、無法以最佳陣容出戰經典賽，連國外媒體都為我們無法組成最強台灣隊而惋惜。 請棒協廖理事長及中職吳會長為經典賽兵敗首爾下台負責，把棒協和中職聯盟轉交給棒球專業人士來管理，也希望民進黨能透過立法，不要讓體育高層的位置成為政治酬庸的工具，讓體育回歸體育，由體育專業人員來處理體育事務，唯有如此，台灣棒球才不會再年年吃鍋貼。 （作者從事出版業）

  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圖／CC0 Public Domain   台灣的獨立董事制度發展始於1990年代後期，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正式法制化、強制化。獨董的正式與表面的功能是監督公司治理、保護投資人，尤其是中小投資人。但是國民黨黨國文化長期浸潤下所演變出來的台灣政商關係的特質，使得這個正式與表面的功能可能是最不重要，甚至是被嫌惡的功能。 在需求面，現在各上市櫃公司建立的獨董制度多是基於法規的要求，但是在選任時公司權力核心永遠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在獨董的供給面，政府規定了獨董候選人的起碼資格，決定了獨立董事人才庫的大小；在最高總量相對穩定下，各個有候選資格的人也有自己的、不一定為外人所知的偏好與需要。 不能公開的獨董功能 基本上，獨董選任的市場，就像男女擇偶市場一樣，是一種配對遊戲或賽局；但是獨董市場顯然複雜得多。因為一個人只能有一個配偶，而一個公司卻可以有好幾個獨董，一個人也可以擔任三個公司的獨董以及無數的一般董事甚至大董（董事長）。 在需求面，公司權力核心對獨董的不同的偏好與需求，至少包括以下的功能： 1.透過獨董提高公司治理水準、法律遵循以降低違法或被罰的風險（也就是說獨董是公司法遵人員的升級版）。 2.獨董的本業與專長有助公司本業發展策略的討論與思考。 3.獨董形象有助提升公司的社會形象與公共關係。 4.獨董的選任有助加強與其他企業體的合作。 5.獨董增強公司權力核心與親人對公司的控制力與利益。 6.獨董的政治關係有助公司業務擴展或核心董事個人的政商利益。 7.獨董可以作為公司與政府與政治權力者的「橋梁」。 8.獨董有助公司在遵循政府法規上「趨吉避凶」。 上述項目之中，第1項是法定的功能，第2項雖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公開說的。第三項也不是法定的功能，卻是可以拿來宣傳的。第4到8項不僅不是法定功能，而且也不能說、更不能宣傳。值得一提的是，第6、7、8項就是所謂的門神功能。 由於第1、2項功能均可以在公司管理階層內部以專業人員與顧問聘任解決，沒有聘任獨董的絕對必要，所以台灣的獨董大致可以分成兩大族群： 1.伙計獨董或家族獨董 2.政治獨董或稱門神獨董 當然最好用的，是可以兼具伙計獨董與門神獨董的好用、願意聽話、配合的獨董。 道德與法律妥協的需要 在供給面，獨董人才庫裡的人也有自己的偏好： 1.酬勞，越高越好 2.公司名聲，越佳越好 3.公司權力核心，越正直越好，政治手腕越高越好 4.公司權力結構，越單純越好 5.公司產生法律問題機率，越低越好 6.來自公司權力核心明示、暗示的「額外」配合條件，越少、越簡單越好；非法或法律邊緣的要求越少越好 7.配合自已的生涯規劃，甚至有助個人長期政商利益 8.（讀者可以自己想像） 擔任某家公司獨董吸引力的高低，是以上正面或嫌惡因素依個人偏好與道德感整體權衡的結果。而台灣的獨董市場，就是在以上供需兩面互相搜尋、互相選擇的配對遊戲。 由於台灣獨董的選任包含相當多的、或明或暗的對道德與法律的妥協，研究者假如取得的個案數目夠大，透過統計迴歸分析，應該可以得出個人擔任的獨董的家數與酬勞，與任官長久、官位高低、清譽口碑、道德選擇、甚至理念偏好等等的相關性。 反省體制與改革體制——陳師孟vs.林全 以上這種相關性研究工程不小。不過筆者個人非常好奇，於是上網搜尋哪些類人士是獨董，尤其是高報酬獨董的熱門人選。我的初步結論是，在擔任與專長不相關產業的獨董之中，財經退休官員是大宗，這裡頭包括官僚系統出身的獨董與學者從政的獨董。我又特別搜尋了我認識的學者而又曾經從政官員的名字。我赫然發現，沒有一個人不當獨董或大董——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陳師孟。 陳師孟在大董與獨董名單上的缺席，除了說明了陳師孟是什麼樣的人，也說明了我們是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有什麼樣的政府。 2016年4月15日我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林全犧牲享受？」，說林全除了用盡他個人的獨立董事的配額之外，另外還擔任三家公司的董事。享盡體制利益的人對體制是沒有反省能力的，當然也不會改革體制，甚至有可能抵制改革。 陳師孟和林全正好是體制的兩極。該擔任行政院長、領導改革的應該是陳師孟。

      幾乎整整六十年前的1957年7月1日，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第17卷第1期）刊出一篇社論「今日的司法」，這是《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的第一篇，指出蔣政府一黨獨大，為所欲為。該社論文長六千多字，依據該年監察院一年一度的年會檢討記錄，痛陳當前司法「比日據時代還不如…，抗戰八年所收回的台灣，竟使人民尚懷念日據時代司法之公正，怎不令人羞愧」。社論明確指出司法的四大弊病，包括：(1) 司法不獨立：(2) 審判不公平；(3) 司法主管墮落；(4) 司法人員貪污。這篇社論最後做了這樣的結論：「要反攻復國，必須收拾民心，要收拾民心，對於司法的黑暗必須儘量剷除」。       一個月後隔了一期，該刊就被迫刊出一篇「台灣高等法院對『今日的司法』之聲明」，這篇聲明同時刊登於《中央日報》、《新生報》、及《聯合報》。文中指責前述社論內容：「軼出言論自由範圍…，其用心殊難解索，如該文作者果係忠於國家愛護司法，理應負責檢舉…，茲乃捕風捉影以讕言混淆聽聞，不但法所不容，在情理亦不宜出此…，影響司法信譽」云云。但由於社論中大量引述了高達九位監委的逐字發言，高等法院不敢直接反駁，只好拐彎抹角地抱怨：「該刊社論登載不實，故事渲染，且監察委員在院會中之檢討意見，例不對外負責，該社非不知悉，乃竟摭拾此種意見…，從而誣衊全體司法同人」；用大白話來說就是：這些不負責任的監委又在亂講一通，別人都知道，只有你《自由中國》卻拿來加油添醋，是故意裝蒜嗎？是要讓我們丢臉嗎？令人擊掌稱快的是，《自由中國》在三個月之後追加一篇「再談今日的司法」，指出：「既認本刊法所不容，卻又不遵循司法途徑來處理，偏要發表那樣一篇政治性的聲明，不是正好表明自己不謹守司法本分嗎？」一棒擊中要害，高院就銷聲匿跡了。       該篇社論最值得注意的是形容司法變成了「行政的附庸」與「政治的工具」，並指出：「主管司法行政的人們，一味只知仰承意旨而行事」。這裡沒有明白指出司法是中國國民黨的附庸與工具，理由很簡單：在當時的台灣，行政也好、政府也罷，都是國民黨的同義字，「仰承意旨」當然就是指仰承該黨的獨裁者蔣介石的意旨。在1959年2月雷震又在《自由中國》寫了一篇具名長文再論司法問題，說道：「今日外來干涉司法審判之第一位，要數國民黨而非行政院」；一年半之後，《自由中國》被警總下令停刊，雷震被捕，老蔣親自指示「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坐實司法不只操控在國民黨手中，更在老蔣一人手中。       半世紀之後的今日，回顧這段歷史，讓人有舊事重演的感覺。那篇社論指出的弊病與結論，對照本人與張靜律師近日對司法提出的指控，有驚人的重疊。另一個驚人的相似是，日前司法院對本人發布聲明中的用語，與當年高院聲明的口氣，也如出一轍。好在自從民進黨再度取得執政權之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已經成了「潦倒貴族」，理念被人唾棄、只剩一堆黨產，再也沒有獨裁靠山、威權撐腰，否則《自由中國》恐怕就是「綠色逗陣」的前車之鑑吧。       但對許多綠營的政治人物而言，國民黨的垮台還是慢了一步，包括陳水扁總統在內的十多位政務官，在國民黨復辟的那幾年，慘遭國民黨藉司法之手進行迫害，以違反「程序正義」的審判過程，做出違反「實質正義」的裁罰。這些不公不義是在號稱「民主法治」的體制下發生，是在民選總統的默許下、甚至授意下公然進行，比起以往威權時代的作為，更令人覺得可恥。       為何台灣的司法如此不知長進？或許只能用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創用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來解釋。鄂蘭旁聽納粹劊子手艾克曼 (Adolf Eichmann) 在耶路撒冷受審時，對自己所有犯行承認不諱，但堅稱只是聽命行事，盡力做個好軍人，而命令之下做出的邪惡行為不能算是邪惡。依照鄂蘭的想法，相對於「平庸的邪惡」是「激進的邪惡」(radical evil)，是指「明知是惡而執意為惡」，例如希特勒。不過儘管在鄂蘭的認知裡，艾克曼的邪惡等級是「平庸」，但她認為艾克曼對自己所做所為還是要負責任。 (圖/轉自朗思製作)       艾克曼企圖逃避罪責的藉口是「服從命令」，如果我們追究威權時代的軍法官及司法官，他們所用的藉口應該也會是如此，難怪蔡總統曾以「那個時代誰不服從威權」來替某舊官僚緩頰。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今天的台灣雖然獨裁已死、威權不再，可是目前不少盤據在各級法院的法官，若不是長期吸取黨國奶水長大，就是長期接受黨國洗腦教育，黨國思想早已「內化」；即使是黨禁解除後的八、九年級生，仍是在黨國遺緒的司法生態中浸淫，有相當比率先天上還是以國民黨為正統、以民進黨為異端，這是人之常情，不必也不能否認。       司法院儘管大聲嚷嚷，2011年公告的「法官法」明訂法官退出政黨，但對歷史稍加留意就知道，「各級法官須超出政黨以外」的規定，早在1946年憲法母體的「政協憲草」中就已明訂，其後青年黨與民社黨在制憲時也堅決要求列入憲法，雷震說：「因為他們受夠了國民黨『黨化司法』的痛苦」。結果的確入憲了，但「國民黨各級黨部照樣用種種方法『橫加干涉』」。所以「法官法」再重申一次，會有多少實質效果？國民黨籍的法官表面退出政黨、其實只是化明為暗，意識上則並未解放。       時至今日這些「黨化法官」雖不能再以「服從命令」為惡，但司法制度中的「獨立審判」與「自由心証」提供了更好用的保護傘，判生判死、存乎一心，可以說世間再無更絕對的「獨立」與「自由」了。運用在現階段的台灣，退可以縱放馬英九在職時的弊端、進可以牽制民進黨政府對轉型正義的追求，進階版的黨化法官已完全適應了政黨輪替的環境變遷，成為物競天擇的贏家。       萬幸孫文《五權憲法》提供一個監察權，可以彈劾不知長進的法官，意外讓新政府得到一個清除司法敗類的破口，真是天佑台灣。然而就如黑契 (Abraham Heschel) 的名言：「良善的對面不是邪惡，是無感」，我們固然面對頑強的邪惡，但真正可怕的是國人對邪惡的無感。在進行中的監察委員補提名作業，若是能引起台灣人民對司法毒瘤與國民黨反撲的警覺，對日後監委行使職權的全面監督，對台灣司法改革永不止息的熱情，或許這才是最大的成就。

〔記者蘇芳禾／台北報導〕為平衡區域發展，蔡英文總統曾宣示成立總統南部辦公室，蔡英文10日下午舉辦啟用茶會。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表示，會利用高市府的鳳山行政中心，設立總統南部辦公室，這代表政府願意去翻轉長久以來，政府重北輕南的狀態，也給南部更多支持。 黃重諺表示，總統南部辦公室的設置，代表政府願意去翻轉長久以來，政府重北輕南的狀態，也給南部更多支持。（記者蘇芳禾攝） 高雄市政府的鳳山行政中心，前身是高雄縣政府辦公大樓，2013年底才完工，且已有高市府7個局處辦公，又是來往高市山區和市區的交通要塞。 黃重諺說，這個空間代表政府重視區域發展平衡，也重視南部地區發展，總統未來會在這邊，跟南部鄉親、各界朋友見面，並且聽取意見，同時，南部相關政策討論，也可以利用這個空間進行。 「如此一來，各界朋友就不用跑到台北來，總統南下跟大家見面，這代表政府願意去翻轉長久以來，政府重北輕南的狀態，也給南部更多支持」，黃重諺也再度感謝高雄市政府無償借用這個空間。 被問到敏感的人事與預算問題，黃重諺則說，總統府只有借用這個空間，不會另外設置辦公室主任，也不會列其他的編製或預算。 至於總統蔡英文未來是否會固定南下？黃重諺說，這要看行程安排，這個空間是讓大家不用跑到台北來。而中部辦公室目前正在規劃當中。

韓國三大報紙剛好都有中文網。對於中國最近的反韓運動的回應是： 「中央日報」3月9日社論是「韓國應吸取薩德事件教訓降低對華經濟依存度」、3月8日社論是「薩德部署工作正式啟動韓國內外應團結一心」、3月6日社論是「中國報復薩德入韓韓國需睿智堅定應對」、3月4日社論是「中國激進的薩德報復應適可而止」。 「朝鮮日報」3月3日社論是「減少對華依賴度才能阻止中國的蠻橫」、3月2日社論是「韓國需戰勝中國的低級攻勢」。 東亞日報3月8日社論是「薩德正式部署北韓核問題的後果應由北韓和中國承擔、3月4日社論是「如果屈服於中國對薩德的報復國家臉面何存？」、2月28日社論是「樂天提供薩德用地有國家才有企業」。 想想如果台灣面對類似的問題。我想四大報只有自由天天猛批中國，第一大零售報可能是兩三天罵一次。 另外兩報，應該會出現以下社論「習近平光大中華蔡英文仍流連迷霧」、「台灣真的自甘淪為三流國家？」、「習近平堅守一中蔡英文不能回到九二？」、「失去一中論述台灣走入死胡同」、「和平統一也是台灣前途選項」、「習近平信守一中蔡英文需務實因應」、「換位思考兩岸關係才有新希望」。 忘了說，這還真是確確實實出現過的社論呢！

  1959年的西藏抗暴運動，是往後數十年西藏獨立運動的先聲。圖為西藏的國旗：雪山獅子旗。   1959年3月10日，西藏爆發大規模抗暴行動，中共武力鎮壓。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帶領追隨者逃到印度，成立流亡政府，這天被稱為「西藏抗暴紀念日」，或稱「西藏人民起義日」。57年來，西藏歷經文化、宗教、環境上全面性的破壞，境內的訊息也經常遭到封鎖。各地藏人會在這天舉辦紀念活動、在各國的中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中國政府侵略西藏。 位於世界屋脊的青康藏高原，是代代西藏人的家園，是世人心中的香格里拉，也是藏傳佛教的中心。但1950年代以後，卻因外來中國共產黨的入侵，雪域從此不得平靜。西藏抗暴運動的起源，可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隔年（1950）即入侵西藏，再隔年（1951）西藏當局被迫與北京當局簽訂《十七條協議》，中國取得西藏主權，這可說是最早雛形的「一國兩制」。 《十七條協議》簽訂後，西藏維持短暫和平。但中共在西藏周邊的藏族分布區（包括青海、西康、甘南、川西、滇北）強制推行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反三算」等暴政，摧毀藏傳佛教，強迫僧尼還俗，關押大量政治犯，造成大量藏人死亡。達賴喇嘛之兄嘉樂頓珠1959年9月24日在印度揭露慘狀：「數年來，死於中共之手的西藏人已達十萬人以上。」這些地區的藏人忍無可忍，起而反抗，特別是1956年以後，這些地區爆發多次武裝抗爭，動亂局勢導致大量難民湧入拉薩，駐拉薩的共軍也積極備戰。換言之，動盪局勢已經從西藏周邊蔓延到西藏當地。 1959年3月10日，中共官員疑係設局邀約達賴，藏人擔心達賴會被「鴻門宴」或綁赴北京，力阻之，並高喊「西藏獨立」、「中國共產黨滾出西藏」等口號，史稱「西藏抗暴日」。3月17日，羅布林卡（夏宮）附近遭共軍砲擊，情勢危急，達賴逃離西藏，出走印度。19日起，共軍發動「拉薩戰役」，進行血腥鎮壓，嘉樂頓珠說：「有兩萬志士──幾乎全是西藏人──被殺。」英國學者安納德（Dibyesh Anand）稱，共有十多萬藏人展開「大逃亡」。 1945年4月29日，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雖然各國礙於北京淫威，不敢在外交上承認達賴政府，但它很可能是史上存在最久、也最有影響力的流亡政府，和世界各國保持文化和宗教上的聯繫。對於西藏前途的主張，達賴政府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調整。冷戰時代訴求西藏獨立；但當中國勢力越來越強，達賴政府也不得不調整訴求，要求西藏「實質自治」，並希望能與北京對話。不過流亡政府內部也存在路線上的歧異，主張西藏獨立的一派仍具有一定影響力。 然而，即使是折衷版的自治，北京也悍然不理，除了不斷抹黑達賴喇嘛之外，也持續進行強硬的「西藏漢化」政策，大量移殖漢人，施行經濟殖民、壓抑藏族文化與信仰。據流亡政府統計，到1970年代末，至少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6千多座西藏寺院被摧毀。就連維繫全球環境平衡的生態體系與自然資源，也受到破壞掠奪。 根據〈2016年西藏人權狀況年度報告〉，標題就是「西藏是一座巨大的監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言論自由、隱私權、宗教信仰和集會自由嚴格控制，中國政府以打擊恐怖主義、保障網路安全、國家安全等理由，起訴那些在西藏和平表達意見或分享訊息的人。 其實，藏人的310就跟台灣的228一樣，都是為了抵抗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的反抗及起義。每年310前夕，全球各地都有許多聲援支持西藏人權的社群舉辦活動，呼籲大家持續關注西藏境內的人權問題。

    李喬自稱「五陰階自耕農」。圖／彭瑞金提供   「陰」字在字典裡，有太陽照不到的地方，柔性的、幽暗的、女性的等意思，李喬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番仔林，父親李木芳是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上有名字的苗栗大湖農組事件的領導人；是日治時期多次進出「牢獄」的異議份子。「番仔林」顧名思義是偏鄉的偏鄉，與原住民搶食，肯定是艱困生活的所在。李喬從身世到家世都隱喻有「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之意。 自稱「五陰階自耕農」 李喬自稱「五陰階自耕農」，是指他出生於客家族群，客家在台灣是弱勢族群，此一「陰」也。他畢業於新竹師範學校普通科，等於高中學歷，擔任小學教師，再經由檢定考試，由國小、初中而以高職教師結束職業生涯，在「博士滿街是的時代，他屬於學歷、職業上的弱勢，此二「陰」也。他父母這一代住在窮鄉偏壤，是無產的佃戶，他少年時代是戰爭時期，他終身教職，與發財絕緣，在財務上屬於經濟弱勢的窮人，此三「陰」也。 社會上他主張改革，政治上他屬於「反動者的旁支」；不是「主流」，是社會、政治「權力者」之外的弱勢，此四「陰」也。在文學上，他說自己是Feminism，站在弱勢者立場發言，屬於陰性書寫，此「五」陰也。李喬既是天生的弱勢，也是後天的弱勢，但先天的弱勢是被選擇的，而後天的弱勢，則是自己的選擇。李喬身在弱勢，也選擇和弱勢站在同一陣線。 李喬不曾擁有田地，何來「自耕農」之稱？其實李喬耕的是心田，耕種的文學、文化的園地。「五陰階自耕農」是從絕對的弱勢出發，卻可以自主地耕耘自己的文學園地來。李喬所以如此自稱，想必是回顧自己一生的文學路，可以從一片蒼茫中耕種出來滿山滿野的莊稼，有不易的心酸，也有滿滿的得意，很多都是自己的始料不及。 李喬成長的番仔林世界和他童年、少年成長的年代，是充滿貧窮、飢餓、疾病，甚至是死亡陷阱的時代和環境，一不留神即可能讓生命灰飛煙滅。李喬和他的父母、兄妹能從那樣的困局險境活下來，已是天幸，還能夠將這樣的生命劫難化為文學的母源，當然是意外的意外。 化悲苦為生命前進的能量 四十年前，我寫的第一篇李喬的評論是〈悲苦大地泉甘土香〉，認為李喬是從番仔林出發，他從自己、家人以及番仔林人如何走過生命劫難的「故事」中去思考的價值和意義，去探索生命的本質。放眼他生存周邊的番仔林人，能夠和他一樣經由讀書、考試，走出番仔林去任公職、教師的，恐怕是鳳毛麟角，多數的番仔林人，恐怕一生都難逃那命運的鎖鏈。 李喬從25、6歲開始寫作，差不多20年的時間都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短篇小說創作為主。這些作品，包括少數的長篇小說《痛苦的符號》，反覆探索的，就是像似無解的生命議題。李喬身邊的番仔林人是他探索生命的樣本，他從他們身上發現，生命的痛苦是無可逃避的，只有吃下、吞下這些「痛苦」，才能轉化為生命前進的能量。所以他說，生命就是痛苦的符號，而且，人——特別是不幸、痛苦的人得從這樣的立基上去救贖，發揚生命的能量，自贖也贖人。 番仔林是李喬的文學原鄉，番仔林人則是他看到的生命原型，兩者共同造就了李喬早期的文學。2000年，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李喬短篇小說全集》，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1980年以前完成的作品，代表他在錘鍊「生命」時期的作品。 創作《寒夜》三部曲 1970年代後期起，李喬投入《寒夜》三部曲的創作。那是他將錘鍊過的文學「生命」和台灣人的命運、歷史、大地結合奏響的文學樂章。從客家族群的開墾史寫到台灣人的命運。 從《寒夜三部曲》開始，李喬的小說開始探索台灣人的命運，《寒夜》的男主角「劉阿漢」是孤兒、是羅漢腳，「葉燈妹」是棄嬰、是花屯女，他們的結合、組成家庭，繁衍後代，有著強烈的「台灣人」族群認同的暗示性、啟發性。他們是完全沒有父母、親人依靠的純正孤兒，他們所以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完全靠「自力」、「自立」，但他們活得一點都不哀怨。 阿漢在成家之前，當隘勇，燈妹在彭家當花屯女，他們因番仔林人開墾的需要湊成夫妻，也因為番仔林的開墾計畫失敗，他們被棄置在番仔林，成為貧無立錐的「孤家」。但阿漢卻追隨岳父彭阿強的足跡成為1920年代農民運動的要角，領導苗栗大湖的農民組合，成為農民領袖，也為農民運動犧牲生命，燈妹無力阻止丈夫出去打天下，卻獨力將家撐起來，以勞力、以向地主租地耕種，養活一群子女。她不但「被迫」成為阿漢及兒子明鼎參與、投身農民運動的後盾，更成為整個家庭的支柱。 戰爭時期物資缺乏，年輕被徵召參戰，阿漢已經屢遭日人拘禁、拷打而去世，貧鄉困壤的番仔林宛如人間煉獄，已經進階為阿漢婆的燈妹，她的處世態度和人生智慧，有如身處煉獄中人的一盞明燈，已是番仔林人最大的精神依靠。劉阿漢、葉燈妹的生命故事，讓那些動不動就要找尋「父祖」才活得下去的人汗顏，也讓那些只望天空不看土地的人活得羞愧。 停止望鄉的高山鱒 李喬以「高山鱒」暗示台灣漢裔移民的鱒魚思考，總認為年年歲洄游父祖之鄉是常道、常理，卻不思考孕育自己生命的這裡的山川大地，既遭「陸封」——地殼變動，為何不學學台灣的高山鱒魚，就在台灣高山河流裡繁衍子孫後代，幾代人過去了，難道不能停止那望鄉的想望？ 李喬是小說家，但他強烈的文化論述卻絕不亞於他對小說創作的熱忱。《寒夜》裡的「論述」，讓他從個我生命意義的錘鍊提昇到國族認同的境地。寫完《寒夜三部曲》，他寫《情天無恨——白蛇新傳》、寫《藍彩霞的春天》，同時也在寫《台灣人的醜陋面》。顯然他對「認同」的表達意猶未竟。 《晴天無恨》試圖從文化概念上把受到醬缸文化綑綁的台灣人傳統思維解放出來，揭開法統、道統說的虛妄。一般人大都不解李喬講台灣何以扯及《白蛇傳》，除了《白蛇傳》家喻戶曉之外，《白蛇傳》也是不思、不考，因循苟且閱讀的最佳範例。「自是」的「法統」、「道統」，總是把別人打成「妖」、「魔」、「怪」、「邪」，這和是台灣人為「番」的文化，豈能看得見真妖、真魔？又怎能看清自己？ 《藍彩霞的──春天》──台灣的妓女文化 也許李喬認為《晴天無恨》的論述曲高和寡，於是就更進一步用台灣的妓女文化來論述，而寫了《藍彩霞的春天》。這個故事是說，透過「組織」，「組織犯罪」，逼良為娼，然後鄙夷、賤視、奴役、詆毀「娼民」。和《白蛇新傳》比起來，只是白話版和文言文版的差異，罪魁禍首都是後面的「道」與「法」。他同時在指陳的「台灣人的醜陋面」，其實也是指引台灣人走出這種文化醬缸陰謀的一條光明道路。 創作者跳出來「論述」，對創作者是一種折損，若不是有感於社會的冥頑，作者肯定不會出此下策。李喬更完整的文化論述，還有《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春暉）及《李喬文學文化論集》（一）、（二）（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繼《寒夜》以後，他投注最深的作品是《埋冤 一九四七 埋冤》，是一部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李喬自認為小說一旦涉入歷史便難以拔足奔跑，他前後大約花了十年左右的功夫才完成這部鉅作，大概就是因為歷史的糾結吧！書題的第一句「埋冤」，埋是形容詞，指被掩埋的歷史冤屈。 在二二八仍然被視為嚴重禁忌的時代，李喬下了極大的功夫去查證這段史實，也對二二八事件相關的人地事物做了鉅細靡遺的訪查，結果他雖然再度陷入歷史糾結，他仍然寫下了這部震撼人心的鉅著。上半部可說是他的忠實紀錄，甚至還有註釋，註釋這段相關人事的背景，或受訪者的受訪時、地，雖然明知這樣的「作法」能導致非議，他仍然說，他不敢不把這些史料以最忠實的手法把它呈現出來，雖這樣會大大擠壓了小說創作虛構的空間。我相信寫作《埋冤》對李喬本人、對眾多的讀者，都是可能撕肝裂膽的震撼教育。 撕肝裂膽的震撼教育 《埋冤》的下半部是虛構，但也有可以對號入座的真實人物。這裡的「埋」字就是動詞了，意謂者台灣人經過近50年（此書初版於1995年）的沉冤未雪之後，應該「自力」從歷史的冤誤中走出來，書中人物林志天、葉貞子，分別代表走出二二八的兩種類型，到底誰真正走了出來，以什麼走出來，就留待讀者自己去查考了。 2016年9月，中正大學舉辦了李喬文學學術研討會，副題是研討李喬70歲以後的文學作品，是年李喬83歲。70歲以後的李喬寫有劇本《情歸大地》、論述《我的心靈簡史》、小說《咒之環》、《V與身體》、《散靈堂傳奇》（合稱幽情三部曲）、《情世界回到未來》、《亞洲物語》、《重逢——夢裡的人》，散文《草木恩情》等不下二百萬字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產量驚人，速度驚人，尤其驚人的是，到了80歲，仍不改其一生寫作不斷翻新自己的特質。 李喬父子(李舒中)。 李喬與大女兒(李舒琴)及二女兒(李舒亭)。 高齡文學獎《V與身體》 他的《V與身體》以80歲高齡壓倒眾生獲得臺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憑的就是他創新又前衛的技巧，70歲的作家還在火線上創作的並不罕見，過了70歲仍不斷翻新自己才是稀奇。 70歲的李喬，不僅在小說創作和文學文化論述的場域持續奔馳，更跨足傳播、社會、政治運動，主持電視節目，改編或創作劇本，其實，70歲以後的李喬最明顯的「變化」是，他從思考的文學文化人變成行動的文化人。從較早的參加「建國黨」到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地方後援會會長，出任國策顧問⋯⋯，李喬已經把自己改造成文學行動人。 他在進入21世紀前後——其時尚未達70歲的改變，未必是自覺的，只是照著他文學人的理念行，自自由由地走出去，一步一步深入各種漩渦裡面去。他不承認自己是對政治有野心的人。也正因為他真的沒有政治的慾望，雖然進入「漩渦」卻能保持清醒，走得出來。我認為，他的《重逢——夢裡的人》，是他沈迷文學又走出文學的見證，而「幽情三部曲」則是他掉進政治、社會運動漩渦之後的「覺書」。 文學行動人的《幽情三部曲》 我從「幽情三部曲」看到，按著《咒之環》、《V與身體》、《散靈堂傳奇》的發表順序，李喬對當代社運、政治人物的失望、嫌惡⋯⋯逐「部」降溫，激動、憤怒、絕望過後，我覺得《散靈堂傳奇》代表李喬對台灣社會仍然有其不能截斷的終極懸念，原因正在這裡。《咒之環》不是李喬下的詛咒，而是看到台灣人從分類械鬥遺傳下如環的命運詛咒，不斷地複製在台灣的政治上，難免令人絕望。《V與身體》則借喻台灣戰後菁英的自我毀壞。在大地招魂——《散靈堂傳奇》或許可以讓台灣人看到一線生機、希望。 在大地招魂——《散靈堂傳奇》或許可以讓台灣人看到一線生機、希望。 無疑地，70歲以後的李喬，是他進入當世紅塵之後的省思，也是李喬文學邁向終極之路。年輕時候的李喬，極端看重「生命」，他在苦苦尋思生命脫苦求甘之通，但當他以更寬大的眾生視野去看生命時，他認為眾生不得救，個人亦不能得救，他把「台灣」何去何從的十字架綁在自己的文學裡，最終則是脫下皮鞋、捲起褲管走向社會改革的行列，將文學的理念化為行動。 李喬也不是把文學當工具論的作家，但他每一階段的文學，都和他每一階段的生命省思，連結在一起，也可說他是透過創作去尋思、釐清他各個生命階段的課題。但70歲以後的李喬，文學表現方式比較不一樣，他已經脫離生命的漩渦或風暴，自然有沉澱之後的清明。或許他已經完全了然生命的意志固然靠鍛鍊去改變，族群、家國何去何從又豈是依得了個人意向？因此，他在近作《亞洲物語》中，不再只是台灣觀點，也許放眼亞洲、放眼世界，更能看清楚一切。誠如他在《亞洲物語》的「前言」中所言：「台灣所在的亞洲，亞洲裡的台灣，台灣的東鄰西舍；波濤洶湧的亞洲海域，風沙煙霾⋯⋯很絕望，但我不能絕情⋯⋯於是一縷非來自感情意志的動力萌生；要寫一部涵蓋亞洲，一種期待或憑弔⋯⋯」一種五陰階作家捨不下的懸念。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台灣跟南韓在佈署薩德飛彈態度不同，關鍵在於首爾把北韓當作敵人，而馮世寬等大中國心態的人，像馬英九們一樣，不把獨裁專制國家當敵國，這才是問題！圖／[email protected] (CC BY 2.0)   南韓與台灣有很多相同，都是民主國家，都經過威權統治，都面臨外部的威脅： 南韓面對共產北韓的飛彈威脅，台灣面對共產中國的飛彈威脅。 但對威脅的應對方式和國內反應，韓國與台灣卻明顯有不同，它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執政黨有不同。南韓政府面對北韓的威脅，毅然決定部署美國提供的薩德飛彈防禦系統。朴槿惠總統在個人執政危機（要被彈劾）的政情下，也沒有就此讓步妥協，而是堅定與美國合作，即使遭北韓杯葛、中國強烈反對，也毫不動搖。南韓的薩德飛彈系統最近就部署，七月完成。由此使南韓的飛彈攔截和監測能力達到新高度。 與南韓相比，台灣則是另一幅景像。還沒等美國開口，民進黨政府的國防部長馮世寬就對薩德飛彈說「No」。馮世寬說，中美兩大國要交戰，台灣「不要涉入這些戰爭，台灣應該為自己的主權而戰，絕對不是去幫其它的國家作戰。」意思是台灣要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中共用一千五百枚飛彈瞄準台灣，明擺著是台灣的敵國。而且美國有明確保衛台灣的法律，如果中美開戰，一定是因為美國要保衛台灣，要保護台灣的主權！在這種現狀下，台灣的國防部長卻說，在中美交戰之際要保持中立。如此言論出自台灣的任何政客，他都把自己劃入美台的敵對面，而出自台灣國防部長，簡直是令人震驚的神經錯亂！說他價值顛倒、不懂是非，都是過於客氣了！ 馮世寬們辯解說，中共威脅台灣的是短程飛彈，所以不需部署對付長程飛彈的薩德。但南韓距北韓更近（接壤），為什麼南韓要部署薩德？就是把背後隱藏的長程飛彈也計劃在內。馮世寬們怎麼知道中共沒有對付台灣的長程飛彈？ 台灣跟南韓的這種不同，關鍵是心態不同：首爾把北韓當作敵人，而馮世寬等大中國心態的人，像馬英九們一樣，不把獨裁專制國家當敵國，這才是問題！ 第二，在野黨不同。南韓兩黨政治鬥爭也非常激烈，在野黨抓住朴槿惠閨蜜事件，逼她下台，甚至動用彈劾。但在野黨卻沒有在部署薩德一事上刁難朴槿惠，而是把南韓的國家安全利益置於政黨紛爭之上。雖有幾個要參選總統的在野黨人士反對部署薩德，煽動民粹，但並沒有獲得很多人支持。在南韓，支持部署薩德飛彈的民眾高達70%。 而台灣則不同，在野的國民黨顯然不贊成部署薩德，所以才有國民黨立委就此質詢國防部長，就是要他說「NO」，要讓他公開表態拒絕薩德。台灣的軍事防御薄弱，對岸共產黨的軍事威脅才有效。在國民黨的小算盤裡，就是要利用中共威脅來遏阻台獨。所以在要不要部署薩德上，國民黨仍是跟共產黨「兩岸一家親」。外敵不可怕，內賊才更危險。中國國民黨是令台灣安全無法保證的最大因素之一。 第三，媒體傾向不同。台灣的親國民黨媒體，熱衷渲染南韓部署薩德飛彈遭到中國的報復懲罰、有多大損失等等，等於幫助中共宣傳，威脅台灣內部支持部署薩德的聲音。而在南韓，主流媒體基本都是支持部署薩德，因為他們更看重國家安全和主權，而不是去跟獨裁北韓「一家親」。 第四，公司學校做法不同。在南韓，給部署薩德飛彈提供用地的樂天公司，在中國有巨額投資；他們在遭到中方威脅之際，沒有屈服，堅持支持本國部署薩德，堅持提供土地。樂天是南韓第五大企業，從1994年就進入中國投資，在食品、旅遊、石化、建築、製造、金融、服務業等有龐大的投資，總投資額超過100億美元，涵蓋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的24個。樂天在中國的超市連鎖店就有150個，銷售額800億元。在北方重鎮沈陽，樂天正在建構公園商業中心，投資三兆韓元。自從樂天同意提供土地給軍方部署薩德，中共媒體煽動抵制樂天，至今已有10家店面關閉，預計後年建成開業的沈陽商業中心項目也被迫停工。但樂天至今仍是不屈服、不後退。樂天集團董事會的決定，得到了韓國人民的讚賞與支持！ 但在台灣，更是不同景像。不要說大公司的頭目們紛紛到中國叩頭、以得到獨裁者接見為榮（郭台銘甚至炫耀跟專制者握手多少秒！），就連教育領域也不能倖免。最近媒體報導，台灣居然有多達30%的大學（公立私立都算上）為了能從中國招收學生，竟然屈從中方要求，簽署《一中承諾書》，承諾不讓中國學生接觸「敏感的政治內容」，例如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等等觀念。民主國家的大學，如此踐踏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實在令人吃驚。在這三成學府中，甚至包括台灣大學、世新大學等名校。台大在五十年代傅斯年做校長時就定下三條校訓：自由，自主，學術獨立。但現在的台大校長楊泮池不僅違背這種傳統，事發後居然還敢聯署聲明為自己的醜行辯護，說跟中國簽這種承諾書，是為了台灣的大學走向世界，與全球接軌——中國專制政權居然成了「全球」！堂堂台大校長，鬧出如此連最基本底線、常識、邏輯都沒有的荒唐劇，實在是台灣的悲哀。 南韓樂天集團是個企業，按說他們才更應該考慮利潤、投資回收等等，但他們面對中共的打壓，面對巨額的商業損失，卻不屈服，把自己國家的安全置於商業利益之上。而台灣最高學府的台大，更有多達三成的大學（校長們），竟然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學費錢），向中方下跪，簽署那種嚴重損害台灣教育的一中承諾書，實在是台灣教育界的恥辱！事實是，台大作為知名公立大學，每年獲得台灣教育部補助資金29億元，楊泮池們不缺錢，他們缺的是基本的道德良知，更妄談捍衛自由與尊嚴！ 從執政黨、在野黨、媒體，以及公司學校這四個方面就可看出，當今的南韓與台灣，朝野兩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台灣所以出現這種種怪現像，跟國民黨長達六十年的黨國統治的後遺症有直接關係。台灣不僅群體主義遺毒嚴重，而且相當一大批人，寧肯接受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專制思維，也不要自由、獨立、有尊嚴的台灣。由此看來，台灣的轉移正義，還有很長、很艱難的路要走。

  世界棒球經典賽是一場美國資本主義的實境秀，創辦目的在於告訴大家，美國大聯盟（MLB）才是棒球界的老大，也告訴大家如何把棒球賽玩得有趣又吸引人。 既然是場商業秀，台灣與南韓兩個Ａ段班的棒球強圈爆出冷門出局，不正符合高潮迭起、萬象百出的行銷法則？再說以色列能連克三強，從醜小鴨變天鵝，不正暗合了好萊塢電影的不敗法則「小兵立大功」。 可惜國人仍舊停留在只准贏不准輸的思考。平心而論，大多數的人都只是出一張嘴！有多少人在棒球運動中出力出錢協助過？ 我們反而該問的是，為什麼以色列與荷蘭沒有職棒隊，卻能有這麼優秀的大聯盟棒球選手？為什麼其他國家能打大聯盟的選手不斷增加，我們卻越來越少？到底我們的選手訓練出了甚麼問題？還是國家原本就沒有適當的把資源用在棒球運動上？ 台灣人常自豪棒球是國球，但捫心自問，有多少人真的把棒球當回事？ 如果不思考如何建全棒球產業，那麼，台灣的棒球國際成績永遠就跟打擺子一樣，好壞不定。 （作者為台北市民）

  前新竹縣政府專員朱承濬，上班開小差，去算命、看佛龕、訪朋友，快活逍遙，「能混就混」。 他連區區四百元差旅費也不放過，詐領入袋，「能撈就撈」。 藍營大老陳庚金在國民黨內鼓勵公務員「能混就混，能撈就撈」，人家朱承濬幾年前就實踐篤行。只能說，陳庚金不愧當過人事行政局長，果然深知打混的秘密，兩人足堪惺惺相惜。 話說回來，蔡政府再不上緊螺絲，可預見還有害群之馬致力於「拖垮政府」。 不肖公務員吃定國家，勞工卻只能自食其力，因為不做就沒飯吃。 台北市有一位七旬林姓阿嬤，努力賣牛肉麵，幾十年來養活一家，活得辛苦而坦蕩。 只恨詐騙集團太囂張，昨天驚聞林阿嬤被騙走一千六百萬，畢生積蓄化烏有，人生必須從頭來，但她青春不再，還能有幾個十載？ 賣麵嬤一生努力，不混不撈，不該得到這種無良回報，政府打詐工作須更牢靠，別讓人民財富不保。 努力未必成功，不努力一定失敗；但努力的同時，方法也很重要。 有個小孩努力把小磁鐵緊貼大磁鐵，想讓它吸住，但只要一鬆手，小磁鐵就彈開；儘管他很努力，卻老是失敗。 直到他弄懂「異極相吸」的道理，才成功使兩枚磁鐵相吸。 國與國就像磁鐵：異極才能相吸。 一味逼迫對方必須與己同極，只會造成排斥。 在台灣，台獨是選項，也是主流。於中國，台獨卻是異極。 中國仇視台獨，不容異極，結果只會與台灣主流民意背道而馳，這是要如何相互吸引？ 張志軍身為國台辦主任，志在統一，目標應該是使兩岸像磁鐵般「異極相吸」，進而牢牢結合。 但他卻說「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此話不容異極，只會使台灣彈開，使兩岸漸行漸遠，與其目標相違。 如果不懂方法，就算再努力也沒有用，張志軍沒有搞懂這個道理，因而像玩磁鐵的小孩，一再失敗。 （莊榮宏）

  中國人大及政協的每年例會正在北京舉行，「兩會」以橡皮圖章著稱，只能例行公事地批准黨國當局的重要決定。不過，從各式各樣的報告及講話中，外界仍可窺知這個一黨專政國家的若干樣貌。對飽受中國併吞威脅的台灣來說，中國逐年躍增的國防預算今年突破人民幣一兆元，約我國的十四．三五倍，是值得關切的焦點之一。 中國繼續耀武揚威之際，最近東亞情勢的發展，增添我國的戒心。本週一，北韓向日本海發射四枚中程彈道飛彈，宣稱以駐日美軍基地為目標，顯示它正朝射程涵蓋美國的洲際彈道飛彈和核武發展道路邁進。本週二，美國開始在南韓部署戰區高空防禦系統（THAAD）或通稱薩德，四月服役。 在此之前，中國對南韓部署薩德反應強烈，並採取報復行動。中國把矛頭指向提供土地建構薩德的南韓樂天集團，它在中國零售商場有二十多家遭勒令停業。同時，中國還祭出「限韓令」，下令旅遊業者停止赴韓旅遊，拒絕韓方包機航班申請，取消韓國演藝活動，民間也出現抵制韓貨及砸店等行動。所有這些，中國外長王毅宣稱，因為「薩德的監視和早期預警半徑遠遠超出朝鮮半島範圍，危及中國的戰略安全」。他提議「雙暫停」︰以美韓停止進行中的聯合軍演，換取北韓中止飛彈發射及核武發展；但旋遭美韓拒絕。 國際輿論對「限韓令」或「雙暫停」大都不以為然。從常識看，北韓的飛彈核武危及南韓與美日，中國並未面臨同一威脅，南韓部署防禦系統的薩德，純屬自衛。另一方面，做為北韓唯一重要經濟和安全夥伴，中國有節制北韓的絕對實力；有如北韓前駐英國公使太永浩所強調，只要封鎖邊境，停止貿易，「中國三年就能讓金正恩垮台」。 中國不此之圖，以經濟手段壓迫南韓，並非只搞錯對象，而是別有所圖，亦即繼續以北韓為籌碼，取得向美國討價還價的利益。一如世人所見，中國從二○○三年起曾主辦六方會談，邀兩韓及美日俄等國協商北韓核武問題，但六年後因北韓退出而以失敗收場。不過，美國期待透過中國節制北韓的幻想未醒，軟弱的歐巴馬更以「戰略性忍耐」（strategic patience）自我感覺良好，以致北韓趁機坐大，中國也利用歐巴馬「寄希望於中國」的幻想及軟弱而在南海擴張等爭議得寸進尺，川普政府不能再犯這一重大錯誤。 旁觀「薩德事件」，令人不能不心生警惕。首先，薩德是攔截中短程戰術飛彈的末端防禦系統，屬自衛而非攻擊性軍備，且旨在防禦北韓或有的攻擊，並非針對中國；中國反應幾近歇斯底里，只能有自己的戰略安全考量，不容南韓有正當防衛舉措，霸凌南韓的霸權心態昭然若揭。其次，南韓與中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朴槿惠一年半前還以總統身分參加中國九三閱兵，如今中國對待南韓翻臉如翻書，難怪周邊國家對中國武力崛起，惶惑不安。 然而，南韓朝野面對中國無理取鬧，表現可圈可點。在政界，儘管內有閨密門政治亂局，各政黨齊力對外，同聲譴責中國打壓；自由韓國黨黨魁鄭宇澤的話最經典︰中國是G20成員國，做法卻「低級且傲慢」。主要大報或主張減低經濟依賴以阻止中國蠻橫，屈服只會讓南韓自取其辱，要中國適可而止。南韓政界及媒體在面對中國霸凌的齊心一志，是正常國家社會通例，也是台灣所欠缺。 「薩德事件」也引發我國是否部署這一防禦系統的討論。國防部長馮世寬不支持，以免涉入他國紛爭；國安局長彭勝竹強調，只要維護國家安全措施，他都支持。就此假設性問題而言，國安局長顯然較國防部長回應得體。至於中國有退將揚言，「如果美國在台灣部署薩德系統，就是解放台灣之時」；達賴喇嘛接受美國HBO訪問，對是否擔心中國指定其繼承人的回話，最宜借用於此。達賴說︰「這是愚蠢的行為之一；短視，沒有正確使用大腦，是有害的」；「我們的大腦有認知常識的能力，但中國的強硬派缺少這一部分大腦」；「他們想要什麼，想說什麼，那是他們的觀點…我只覺得好笑」。

中華隊昨以5比6不敵荷蘭，但拚戰精神令人動容。趙文彬首爾傳真        賴主信／自由業 1. 內鬥內耗國際看笑話無所謂？錢放到口袋賺到就好！信用破壞就很臭很爛沒用。 2. 每個人都自以為比別人強，從80、84代表隊人幾乎都當國國際總教練就是帶不出成績或訓練不出好選手來？驕傲來羞恥也來，謙遜人有智慧。 3. 永遠不願承認自己訓練教學比國外差？每次比賽都要靠旅外球員？不如像以色列加盟MLB,省成本，效果好，懂得與最強結盟！人要趁早學失敗，才是最低成本與接近成功。 4. 所謂專家評論者永遠都是在說大話，講錯也不承認，只要說好聽就行？打假球也可以播報像真的一樣？自己眼見為憑，不要隨便相信不負責任人。 5. 政府無能對球員妥善照顧，比賽完，生活靠自己，官員拍照消費完就沒利用價值？肥蟲貪污協會當沒事發生，大家罵一罵過陣子就沒事！真理永遠勝於一切，人要懂得選擇跟集中。 6. 永遠都是在炒短線，不想解決問題！基層球隊分配不均，沒人在乎，只要有錢就可以把好手挖來！管你之前教你是誰？基礎永遠是最重要，樹根爛果實會好？ 7. 真正好手出頭難，只要你有名氣就算實力退化也是優先考量代表人選，管你在小聯盟打拼幾年都不算有經驗，真正大比賽就佔名額不敢拿出來用，潘威Ｘ、羅國Ｘ（賴鴻誠、陳品捷比較），以前打好幾屆黃Ｘ義，經驗豐富跟實際表現？！人喜歡憑自己喜惡做事，難看到自己盲點，多聽，多觀察，多換位思考才能看清事情。 8. 從官員，教練，球員永遠沒有面對事實的勇氣，看別人進步，自己打不好，只覺自己運氣差而已，不覺得要改善學習什麼？台灣自己打的好就好了！管那麼多幹嘛？當面責備，勝過背後愛情，隱藏事沒有不顯露。 9. 永遠當在消費台灣人民，打強度比賽，別人都是找職業強隊比賽練習，只有台灣喜歡跑澳洲那麼遠那麼浪費錢搞那麼累找弱隊打增加信心？明知比賽地區天氣冷，你跑最熱地方？人工草皮，到國外小草地打？日職有24隊不會找？二軍也很多隊？反正錢不用自己出？老百姓買單嘛！智慧之子以智慧行事，不以個人主觀認定。 10. 號稱國球，永遠只有三、四流場地，蓋巨蛋不能打棒球。官商勾結，老子有錢都會沒事。法院判最後一定沒事？你會不會被整肅，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老百姓永遠是白痴低能被耍消費好玩？不要太在意。歷史不斷重複人的無知貪腐造成結果？不用再舉例大家都知道很多故事！ 只能為國祈禱吧！大家醒過來吧！

  棒球國際賽事輸球，足球也問題一堆，台灣的體育問題何在？ 運動應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特別是球類，如果成為大眾的關注焦點，甚至是消費項目，成為一項產業，我們的國球，甚至其他球類，應該會更興盛。 去年學校的英語替代役男本來在美國工作，特地回國服役。其在美國擔任俱樂部或度假中心的網球指導教練。美國人的生活型態，各式體育活動都是他們生活休閒的重心。替代役男有心，本想留在台灣，但實在沒有資源以及工作機會，可提供他這樣的人才落腳。後來他失望地回美國，還好遇到一位終身伴侶。 球類運動如果只是比賽，參與的人口有限，如果成為大家的習慣，以度假、休閒的方式發展，球員的出路會更好，整體的運動風氣也會興盛。 最好從學校體育教學開始，目前困難是教練數不夠。雖然學校有體育老師，但也並非樣樣通，只能指導基本動作。再說教育部的專任教練，往往只發給鐘點費，每月待遇大約只有三萬元。每位專任教練，都具有國際賽事經驗，但卻無法將他們的專長普及於學校。如果能從教育開始，讓學生的體育課，成為各項球類興趣培養的基礎，將來長大才有機會成為生活的內容，進而願意在這方面消費，包括接受教練指導、購買球具、成為俱樂部會員等。 目前台灣中小學的體育項目，大多採行重點項目栽培。每所學校只能選擇特定幾項運動，犧牲或疏忽了整體體育項目的教學，對於整體運動風氣的提升幫助不大。體育教學應該也要建立人力庫，妥善運用各項專長的師資，培養學生從小養成運動技能與風氣。國人整體的運動風氣，才能帶動運動產業，運動選手出路更好，生活型態也會改變。從這方面來看，僅培養部分學生成為選手，跟指導所有學生習得運動技能其實一樣重要。 （作者為水里國中校長）

彭明敏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 十三年前我出版文集《李筱峰專欄》，彭明敏教授為我寫序，開頭就說：「李筱峰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我愧不敢當！現在我迫不及待地想借彭教授的句型，告訴大家：「彭明敏教授出書，才是台灣人的喜訊！」 彭教授最近出版一本文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收錄彭教授自一九九二年結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台的首次演講、一九九六年他參選總統的電視政見發表會等數場演講內容，以及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撰寫至今的八十九篇時評政論。 五十三年前彭教授與謝聰敏、魏廷朝兩位學生共同草擬〈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指出「一中一台」的事實，呼籲台灣人民應在左翼的中共政權與右翼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之間走出自己的路，他們的諤諤直言，換來牢獄之災。彭教授流亡海外的二十多年，依然為台灣疲於奔命。回台後，鬥志不減當年，繼續奔走呼號。我讀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再回想當年的自救宣言，感受到彭教授理念一以貫之，意志持續不輟，精神始終如一，十足知識份子本色！這些語重心長的評論，不僅見證台灣的政治社會，更是提醒當下台灣人（尤其是主政者）把握方向的暮鼓晨鐘。 許多政壇大老的文章，往往都由秘書助理代筆。以彭教授的年代和輩份，我看到他的文章如此流暢洗練，以為是秘書執筆，問了他的秘書吳慧蘭小姐，始知每篇評論文章都是他親筆所寫，太令人驚嘆了！ 試舉一段他的文字來欣賞：「外交官常夾在真相、人情和外交之間，進退兩難，難以兼顧，只要絞盡腦汁，舞文弄墨，拐彎抹角，模稜兩可，若是若非…」讀來痛快淋漓！ 彭教授行文生動有趣，用字遣詞極富創造性。信手拈來列舉數句來欣賞：挖苦中國官員時，他說：「要聽中國高官講話，須有象腳一般大條且強韌的神經。」挖苦親中仇日的馬英九時，他說：「對日不惜一戰，對中不惜一縮」；對藍營諂媚中國的「貓熊統戰」，彭教授揶揄說：「貓熊運入台灣，沿路『國旗』都收藏起來，怕二隻國際寵物看了會不開心」。 彭教授亦善於譬喻，例如中國歇斯底里喊「一個中國」，彭教授說這絕非「野狗狂吼虛影」，而是「叫喊『一個中國』時，後面都有隱藏著或公然帶著一條尾巴，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條尾巴才是它真正要的。」 彭教授看到長者塞紅包捐錢支持小英，他這樣形容：「由老輩看來，好像愛女即將冒險遠行，以紅包祈願一路順風。」 彭教授對小英期待殷切，以下這句話原本是講給馬英九聽，我認為此時送給小英更適合：「我們需要的領導者是敢明確說出我們的國家在哪裡？是何種國家？並坦白說明我們處於何種困境，敢率直要求國民作何種奉獻和犧牲」！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軍公教聯盟強力反對年金改革，原來不但年金不合理，連繳稅也有差別待遇，月退俸的免稅額估算高達近百萬，但受薪階級總免稅額卻只有30萬元左右，如此不合理，怎叫納稅人吞下？（圖為軍公教聯盟抗議年金改革，民報資料照） 日前財政部長許虞哲在立法院財委會，「允諾」5月會在稅改時調高綜合所得稅之「薪資特別扣除額」，估計有539萬受薪族可因而受惠。言下之意，財政部大發慈悲，要扮聖誕老公公的角色，給受薪族送禮物來了，如此「施德政」的古代皇朝心態和作風，令人厭惡。 來看看財政部避談的月領退休年金之綜所稅月俸免稅額，今年已高達78萬1千元，也就是得領超過78.1萬才繳稅，而且還可以加上8.8萬免稅額與9萬的標準扣除額，等於有95.9萬的免稅額。而在職的受薪族薪資免稅額僅8.8萬，若加上標準扣除額9萬、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12.8萬元，免稅總額也只有30.6萬元，與月退俸免稅額兩者差距47萬5千元之鉅，前者更為後者的2倍有餘，凸顯重退休軍公教而輕現在之受薪者，天差地別。 依照所得税法於1998年初次訂定對於領月退俸者，免稅額為65萬元，以後隨物價指數調整。至三年前已調高至75萬8千元，今年俸金扣除額再次調高為為78萬1千元（明年申報適用）。依此，再加免稅額丶利息扣除額及標準扣除額等，九成以上（約年收入120萬以下者）退休軍公教領月退俸者是免稅的，但一般在職受薪族（假設少利息收入）則要繳納約七丶八萬元的綜所稅，如是同戶夫婦雙薪，更要達廿萬之多。即使同是軍公教職，退休者多免稅，在職者高稅，也難怪台灣軍公教退休年齡較外國偏低，所得稅制「鼓勵退休」亦有大影響。 政府給領月退俸者高免稅額，但對一般在職者之「薪資扣除額」則錙銖必較，自訂定迄今，多次「恩給」調整，迄今還是12萬8千元，每隔幾年因物價上漲須調整扣除額，卻一副「恩從己出」的德政心態，大肆宣傳每增1千元扣除額，政府就要「損失」2.7億元所得稅，但每年溢收上千億元，則視為政府課稅有效能之理所當然而不談。殊不知所溢收者，其實含有大量因稅制不合理導致超徵者，例如免稅額丶薪資扣除額丶標準扣除額長期的偏低。而各項扣除額，基本上就是要隨物價而調整，如今財政部「壟斷」主動調整權，旣有扣除基礎原本就低，每次調整又像給小孩子糖吃的騙騙味覺，而有審查議決權的立委，以往國民黨長期占多數，缺乏自覺和制衡，又自棄主導權力來配合行政部門「共體時艱」，一心巴望財部「施德政」，糊塗璊頇至極，坐令受薪族擔起不符比例原則的綜所稅負擔，只因稽徵容易，就「軟土深掘」，其中薪資扣除額長期偏低，是關鍵所在。 薪資特別扣除額，為何退休領月俸者和在職者差距如此之大，且漸行漸遠，問題出在當初一系列軍公教年金設計的偏頗，一開始對領月退退俸者，訂一年65萬高免稅額，又隨物價指數調整，至今年已調高至78萬1千元，調整額度13萬1千元，光調整額就已超過在職者薪資扣除額12萬8千元之全部，這不是明顯本末倒置的笑話嗎？「高給微稅」也是年金不公的一環，而所得稅法審議權在立法院，立委們自己就可以處理，衡量綜合所得稅稅一年超徵千億元，其中近八成都集中在受薪族的負擔，所以一次調整個十萬元起跳，政府只不過「少徵」而非「多付」二百多億元，並不為過，還給眾多綜所稅「苦主」受薪族一點公道吧！ 但其中每逢要調扣除額，財政部門有一套行之長久似是而非的詭辯詞：「調高扣除額對於高收入者減稅金額較多，中低收入者較少，故不宜圖利高收入者」。噫！純是白賊欺騙之辭，因為減稅額名目上雖以高收入者較多，但相對的價值還是和中低收入者一樣，財政部門喜歡用「絕對數」當「相對數」來唬弄一般納稅義務人，而且有很多人誤信其詖詞，未來在綜合所得稅的審議上，財政部不免又故技重施，立委們可不要被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