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七郎家人手牽著手，彼此緊握著，在醫院前合影，彷彿要把握全家人在一起的時光。圖／作者翻攝   他因為「東部沒醫生」，毅然到花蓮鳳林行醫；他曾經滿腔熱血，期待著「台灣光復」，卻不知這是最血腥的屠殺.....張七郎父子三人都是醫生，卻同時消失在島嶼之上，墓碑上刻寫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這是二二八最苦難的屈死，也是課本不敢寫的最劇痛歷史...... 張七郎醫生的故事，在台灣社會隱埋了許多年。直到1990年才由張家媳婦張玉蟬在一次平安禮拜中堅強地對外說出，張七郎父子三人被逮捕殺害的悲慘往事...... 張七郎出生在新竹湖口，父親張仁壽是一位漢醫，因緣際會認識了來台傳教的馬偕博士，也向他學習西方醫學。 從小受父親影響，張七郎日後也當醫生。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日台大醫學院）畢業後，他在淡水開業，以父之名，創設「仁壽醫院」。眼看一切都非常順遂，張七郎卻因兄長一句「東部沒醫生」，從小受「馬偕精神」影響的他，決定舉家遷往花蓮鳳林鄉，將「仁壽醫院」遷移到台灣的東部。 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是出身名門，也具助產士資格，兩夫妻熱心公益，對病人照顧入微，如果病人沒有錢，完全不用付醫藥費，「仁壽醫院」很快就名聲遠播，成為民眾最信任的醫院。 除了醫療之外，張七郎有感於台灣人受日本殖民低人一等，他認為只有透過教育，台灣人才能與日本人爭得一席之地。他不只將自己的孩子都送到日本讀書，也在花蓮鳳林創設鳳林中學。 「他知道知識就是力量，要想讓窮人翻身，就要讓他們多讀書。」媳婦張玉嬋女士這麼說。她是張家的童養媳，張七郎卻還是堅持要她完成台東女中的課業。 「沒有張七郎，我們這一代人今天應該還在種田。」多年之後，鳳林鄉成了「校長之鄉」，堪稱是全台校長密度最高的小鎮，張七郎的遠見，可見一斑。 創辦鳳林中學的張七郎醫師。圖／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士鑑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將要進入新的時代，台灣人終於不用再當次等公民，這是「台灣人治理台灣人」的時代。 這個想法，很快就證明是錯誤的。 張七郎同樣抱持這樣歡欣鼓舞的想法，他很開心「台灣終於光復了」，要求三個在滿州國行醫的兒子通通回到台灣，他把醫院和學校交棒給兒子。自己不僅籌建磚造牌樓慶賀「光復」，也積極參與國民政府，希望能夠建設新台灣。 張七郎當選花蓮縣參議員，被推舉為議長，也是制憲國大代表。 喜悅沒有維持很久，醫生出身的他，很快就感受到人心的不安與浮動。 「轟炸驚天動地，收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喚天叫地......」張七郎在1946年4月1日的日記上寫了這首台灣流行歌。 旁邊還寫著：「犬去豕來，台灣建設徒聽空音......」句句都是對時局的心灰意冷。 張七郎勇敢地在議會中直言，他希望為百姓請命；他的意見當然不會被接受，反而將他逼入險境。 一年之後，「二二八事件」爆發，軍隊鎮壓從台灣西部開始，當駐軍移往東部時，花蓮地方人士還設宴款待。誰知，宴席完畢的當晚，軍警來到仁壽醫院，謊稱多名軍人宴會後上吐下瀉，需要醫治，要求張七郎的兒子宗仁帶最好的藥前往治療；騙走張宗仁醫師後，同批人馬，到住家中強行帶走張果仁醫師；另外一批人，則到張七郎家中，進門捆走張七郎和二兒子張依仁醫師。 「我可以替阮老爸去嗎？讓老爸在家裡。」張依仁對士兵這麼說，士兵沒有理會，將兩人雙手彎到背後，用繩子綁起來。 「子孫可憐......」被綁走的當時，張七郎對著兒子依仁這麼說，這是父子的訣別之語。 父子四人都是醫生，四人被帶到軍隊駐在所。 四月四日當晚鳳林槍響，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被押到鳳林近郊的公墓槍斃，屍體用土草隨意掩蓋著，慘死時分別只有60、31、25 歲。 隔日清晨，張七郎醫師的妻子詹金枝吩咐媳婦做了四個便當，她帶著便當到駐軍處，卻被退回三個，只留了一個便當。詹金枝覺得非常的不安，回到仁壽醫院，才有人告知，張家父子三人昨晚被槍決了...... 唯一沒被槍斃的張依仁，因為妻子在他口袋塞了一張「軍醫證明」，因而逃過一死。 堅強的妻子詹金枝，號召全部的家人到外找尋遺體，最後才在公墓找到。隔日清晨，偷偷地用牛車將張七郎父子三人的遺體運回家中。 張七郎身上多處瘀傷，兩槍從背部貫穿前胸。 張宗仁眼眶和臉上都有密密的刀劍刺割傷痕，右手腕骨折。 張果仁兩槍彈孔穿透前胸，腹部被刀劍刺破，腸子外露外流。 張七郎父子三人的最後遺體，身上各中兩彈，子彈從背後射穿胸膛，他們的雙手都遭到反綁，身上衣物全無，僅存內衣褲，值錢的外衣和隨身皮包、物品全部被剝下。張家女人，一瞬之間都成了遺孀，她們堅強地幫先生清洗滿是血汙的遺體。 兒子果仁的肚子被尖刀刺穿了，腸子都跑出來了......再怎麼堅強的母親，都無法忍受如此大的傷痛，詹金枝卻還是親手將兒子的腸子塞進肚子裡，一針一線的重新縫合。 肅殺的年代，張七郎父子三人僅在鳳林教會舉辦簡單的告別式，只有家人參加，其他人根本不敢來。告別式後，三人遺體合葬在「太古巢農園」裡。 墓碑由張七郎的哥哥題字，上頭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的碑文，時間是「主後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字字句句，都是最沉痛的血與淚。 張七郎遭難之墓上刻寫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圖／作者翻攝 張七郎父子三人慘死之後，妻子詹金枝一人得扛起整個家族的重擔，原本歡欣鼓舞慶團圓的美好家族，現在卻成「三個寡婦」和「五個孤兒」，是「一個沒有笑聲的家」...... 「生活、金錢都是身外物，讀書為了要出國，不要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掉。」詹金枝勇敢堅強地將子孫一個一個全送出國，她為延續張家，付出了一切，自己忍受著冷清與孤寂，只能在夜裡悲泣，她不希望子孫再受到任何傷害。 「萬一我死了，不用通知孩子們回來。」她再三的強調。 張七郎醫師家族承受著世間的劇痛，走過死蔭的幽谷。圖／作者翻攝 唯一的倖存者張依仁曾短暫到淡水行醫，診所名稱一樣叫做「仁壽醫院」，扶持弟弟們長大成人；儘管避走異地，卻還是屢屢受到特務騷擾，常常在深夜到住處翻箱倒櫃。張依仁和其他家人只好逃離台灣，他們陸續到美國、巴西，重新開始生活。 張依仁醫師到了巴西，沒辦法取得當地醫生執照，在醫院裡領著微薄的薪水。即便他到了巴西，還是不得安寧，駐巴西副領事竟要求巴西將他驅逐出境，他只好再避居到巴西的鄉野，甚至連妻小都不敢聯繫。 而他的妻兒在巴西靠著賣雜貨維生，孩子讀書之餘，打工賺取學費，後來都考上當地醫學院，成為眼科醫師。 一直守在家的張七郎妻子詹金枝，曾多次拿著「訴冤狀」，希望能夠還一家清白，卻始終未果。 唯一得到的批示竟是，「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等背叛黨國、組織暗殺團，拒捕擊斃一案經前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電准備查在案。」 張七郎妻子詹金枝血淚寫下的「訴冤狀」。圖／作者翻攝 1982年，詹金枝去世，在巴西的兒子得知後，想回台灣奔喪，竟遭刁難，沒辦法取得回台灣的簽證，成為兒子心中永遠、永遠的遺憾。 張七郎妻子詹金枝去世後，媳婦玉蟬繼續守著鳳林的「太古巢老家」。 張七郎之妻詹金枝於1982年過世。圖／作者翻攝 「我很想要平反，我要把媽媽留下來的『訴冤狀』拿給總統......」多年之後，她在一次平安禮拜中堅強地對外說出，張七郎父子三人冤死的悲慘往事...... 花蓮鳳林張七郎家族的悲劇終於讓世人知道，2011年滅門慘案中唯一的倖存者張依仁醫師病逝於台中中山醫院，他生前絕口不提往事，卻在生命最後一段路，接受訪談，留下珍貴的口述歷史。 張依仁醫師安息告別禮拜。圖／作者翻攝 70年過去了，受苦的靈魂，歷史不能被忘記。 張七郎醫師家族承受著世間的劇痛，走過死蔭的幽谷，就像張依仁的女兒張芳滿醫師說的：「我認為歷史很重要，絕對不能忘記，我們應該更瞭解，也要講給更多人聽，大家才會覺悟，我希望這樣的悲劇不會再發生......」 【相關連結】 張肇烜醫師的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haohsuanchang

什麼樣的政黨是擺爛，無視國家永續發展，經過這次輪替後已經再清楚不過了。 2000年第一次的輪替，朝小野大，結果是停擺八年。 2008年一黨獨大，結果是全面向對岸稱臣，回來的是鯊魚，過去的全部變成吻仔魚！經濟停滯不前不說，人民生活更是倒退20年，而為了選票，不顧後代子孫，不敢對過去的錯誤進行改正，這種債留子孫的惡劣行徑更是讓人痛心！ 詐騙集團的充斥，這是台灣之恥！馬政府時期，這些詐騙分子在外犯案，而被要求遣送中國，適時綠營大罵馬政府無能！而今詐騙分子更多被遣送中國案例，換藍營痛批英政府髮夾彎！這種似是而非的言論在目前台灣大行其道，可以在年金改革上、勞工休假議題上都看得到！什麼叫做為反對而反對！果然是能撈則撈，撈不到就搞垮它！ 綠營當時批評的是，馬政府這種屈膝狗腿式的傾中換來的是中國的霸道，顯然一個中國只是幌子，共產黨就是共產黨。當年國共多次和談，哪次不是被老共玩弄在股掌！ 而今綠營不願多做責難，其理由筆者認為是 1、如今兩岸關係如此惡化，馬政府舔足式的做法都無法改變遣送的命運，那又何必自討沒趣，用個簡易外交辭令譴責一番就算了 2、當初被送回的詐騙犯不到一天就統統被釋放，造成輿論嘩然！這是法律問題，在還沒修法前，大動作花人力、物力去營救這種畜生，實在不值得！ 沒有經歷過詐騙集團帶來的痛苦的人是無法理解這群人的可惡！筆者家人誤信詐騙集團電話，被騙了數百萬，至今索討無門；筆者外甥至今還深信詐騙集團會帶給他幸福，不聽勸告的每個月將自己薪資的一半匯給詐騙犯換來一堆過期的營養品！ 詐騙犯的行為比強盜還可恨，因為許多都是利用人性善良、脆弱的一面，但在台灣他的刑度卻比小偷還要輕，而且在某位白痴法務部長改革下，執行不到三分之一刑期就可以假釋，這樣的司法體系如何能嚇阻這些畜生犯案？既然他們是欺騙對岸人民，由對岸政府替他們人民討公道，筆者認為這是再適當不過的事！

種一欉樹仔　在咱的土地 不是為著恨　是為著愛 二二八　這一天 你我作伙來思念　失去的親人 種一欉樹仔　在咱的心內 不是為著死　是為著希望 二二八　這一天 你我鬥陣相安慰　不通尚悲傷 這段由李敏勇所作之詞，為音樂家蕭泰然作品《1947序曲》中的主題曲，蕭泰然自 1993 年開始創作這首震撼人心的巨作，期間因為心臟病發，一度生命垂危，鬼門關前走過一遭以後，於 1994 年完成。 之所以取名為《1947序曲》，也許是效法柴可夫斯基紀念俄國人民擊退拿破崙入侵所創作的《1812 序曲》，而 1947 年，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年份。荒謬的是，中小學的音樂課上會提到《1812 序曲》、提到西貝流士悲壯的《芬蘭頌》，卻很少有學生知道這首根植於土地記憶中的偉大樂曲。 在二二八紀念日前，蕭泰然先生逝世的日子，一起來聽聽這首《1947序曲》 註：蕭泰然2015年病逝洛杉磯，當地時間2月24日，臺北時間為2月25日。 延伸閱讀： 用音樂創作訴說臺灣歷史的世界級大師 – 蕭泰然 http://www.wusanlien.org.tw/02awards/02winners28_d00.htm 歷史與音樂的美妙結合：一九四七序曲 (1947 Overture) https://goo.gl/Spga8K 1947 Overture 作曲：蕭泰然 / Macal指揮 K. C .S. 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u9xp9TVKg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杜聰明醫師，1893 年 8 月 25 日生於淡水，他是臺灣史上第一位醫學博士，在醫學研究貢獻為臺灣貢獻良多，例如他發明了「漸進斷癮法」，幫助鴉片與嗎啡上癮的人逐漸戒除毒癮，對於蛇毒的研究，也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橫跨兩個時代的生涯，帶給他非常特殊的際遇，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身居臺大醫學院院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要職的杜聰明挺身而出加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時許多臺籍菁英先後失蹤或遭到殺害，如林茂生被軍警「帶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而杜聰明本人也被通知先行躲藏，才能全身而退。 1986 年 2 月 25 日，杜聰明於臺北逝世。杜醫師可以說是當年臺灣知識份子的代表之一，很幸運地，他躲過了二二八的災難，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有多少我們知道或者不知道名字的前輩未能倖免於難，而至今轉型正義之路卻依然遙遠。 參考資料： 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kehistory0809/people/cong-ming 【臺灣醫學之父】杜聰明 http://www.fivedream.com/page1.aspx?no=221273&step=1&newsno=38012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新聞] 郝龍斌向蔣公鞠躬：有銅像的地方不多了 [新聞] 拆蔣公銅像，洪秀柱嗆：想摧毀國民黨  . 比歌頌、膜拜 流亡 R.O.C 希特勒  更重要的立像 idea . ☑ 臺灣先驅 ▬ 鄭南榕  燃燒性命，捍衛言論自由 侯友宜永遠解釋不了的打臉 . ☑ 亞洲巨砲 ▬ 陳金鋒 永遠的52號 台南囝仔挑戰大聯盟的傳奇 . ☑ Godzilla ▬ 哥吉拉 怪獸宇宙一哥 提醒人們核廢汙染多可怕 . ☑ 陳青天 ▬ 陳定南 一人單挑富可敵國的台塑老王 . ☑ 正義象徵 ▬ 鋼彈  盼望有一天可以根絕  下三濫的 KMT 帝國軍 . ☑ 哲學博士 ▬ 林茂生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辦《民報》，揭露國民黨政府貪腐舞弊 結果被人蓋布袋，扔進淡水河身亡 . ☑ 建國先行者 ▬ 陳文成 台大數學系、密西根大學 推動民主基金會、人權協會 被警總約談強行擄走，隔天陳屍台大校園 . ☑ 悲劇英雄 ▬ 王添灯 參議員，積極質詢國民黨貪汙舞弊 結果被國民黨兵，全身淋油活活焚死 . ☑ 籃球之神 ▬ 麥可喬丹 不用威脅，不用殺人 不用教材洗腦，不偷不搶不騙 . 球場上好好努力，球場下專注經營 讓好幾世代的年輕人 甘願擁有他一雙鞋為榮的運動員 . #拜英雄 #拜偉人 #拜神 #拜經典卡漫主角 . 什麼都有人拜 沒看過有在拜中二殺人魔王的 . 挺藍的人 不只貪腐，不只能撈就撈 好像還有點變態

中國今年高調紀念二二八事件，23日北京舉行一場「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70周年座談會」，多名涉台高層皆出席。中新社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二二八的紀念活動也較過去更受矚目。而中國國務院台灣辦公室高調宣告將舉行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不僅國內媒體關注，一些國際媒體也追蹤報導。 二二八事件作為一個統治者對人民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原本就是世界人權史的共同遺產，因此台灣以外的國家願意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原本是件值得正面肯定的事。但是，此次中國官方紀念二二八的訴求，卻與歷史事實有著相當大的落差，值得進一步再討論。 中國官方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反抗專制統治，爭取民主、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這樣的說法與二二八事件中台灣菁英的訴求是可以互相呼應的。但是，他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則與史實不符，值得商榷。 基本上，要釐清前述的爭議，有必要從歷史的脈絡中來加以釐清。 首先，二二八事件中台灣的政治菁英提出了32條(或42條)的改革訴求，這樣的訴求反映了：台灣菁英自日本時代以來長期的政治改革的方向，也就是既有的統治體制下，爭取台灣的高度自主或是所謂愛爾蘭模式的自治。比較特殊的是，台灣共產黨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一樣，皆在第三國際的架構下，主張要建立台灣共和國。 因此，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大多數的殖民地皆在追求殖民地解放時，台灣大多數菁英則是期待透過中國來台的接收脫離殖民地的地位。對他們而言，至少希望能夠得到日本統治時期以降，長期追求的高度自治。從殖民地到高度自治，呈現了台灣人追求主體性發展的重要方向。 而二二八事件中台灣政治菁英會提出高度自治的訴求，也有制度上的依據。 當時1946年12月25日剛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基本上是以《加拿大憲法》作為藍本，來規劃地方自治的權限，這是地方政府擁有高度自主權限的制度設計，正與日本統治以來台灣政治菁英的追求可以彼此呼應。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面對發生了因為查緝私菸而引起的全台性的騷動，台灣菁英所期待的政治改革也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浮出檯面。 相當不幸地，在台灣菁英提出具體改革政治訴求之前，國民黨總裁兼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早就根據陳儀及不同系統情治單位的情報，決定派兵來台鎮壓。 而在以台北為主的台灣秩序日漸恢復，台北市開始公車恢復行駛、小學生開始上學，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實際上正在一步一步逼近台灣；部隊登陸之前，高雄的彭孟緝早就展開武力的無差別性掃蕩，來自中國大陸整編21師及憲兵部隊登陸之後，也開始進行對人民無差別性的鎮壓，以及後續對政治菁英的逮捕甚至殺害的行動，使二二八事件成為國家嚴重侵害人權的不幸事件。 就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是對一個不尊重自由民主人權、侵害人權的統治者提出改革的要求，這和中國共產黨當時希望透過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統治，在本質上有相當大的差異。 而以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黨員人數及影響力而言，在事件中是扮演配角的角色，沒有能力將二二八事件導向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 至於記取歷史教訓，避免二二八悲劇重演，則應該深耕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鞏固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自由民主體制，拒絕再受違背自由民主價值，侵害人權的政權統治。中國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訴求，和前述這種台灣主體性的追求方向，根本上是沒有交集的。

獲得獎勵，照理說是一件好事，如果是學生得獎，學校會張貼在公佈欄上，如果是公務員，還會得到模範公務員獎勵，舉辦公開授獎儀式，若是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功，還會刊登政府公報公告周知。但在過去白色恐怖時間，卻有一種獎勵好像見不得人似的不能公開，令人大感困惑。 來源：https://flic.kr/p/oFdRwu 眾所周知，許多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都是冤案、假案或錯案，造成冤案、假案或錯案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項便是「檢舉／破案獎金」的制度。「懲治叛亂條例」規定可以沒收叛亂犯的全部財產，「檢肅匪諜條例」進一步規定，「沒收匪諜之財產，得提30%作告密檢舉人獎金，35%作承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其餘解繳國庫。」據此，行政院訂定「戡亂時期檢肅匪諜給獎辦法」、國防部也訂有「檢舉及破獲軍中匪諜獎勵辦法」等。 根據學者研究，在「劉明電案」中，警總在1958年沒收他名下財產，費時四年才變賣完畢，共得新台幣391餘萬元，另有法定孳息（股息、紅利、地租）等207餘萬元，合計總數近600萬（當時是天價！！），而靠「判決書」立功的軍法處，自處長以下共69人「分紅」，連劉明電待都沒待過的看守所都分得一筆錢。又如「沈鎮南案」，保安司令部於沈鎮南於被捕後次日，就急著追查他的財產下落（想必是為未來的分配做準備），相關追查財產的公文，前後時間長達兩年半之久（只能用「鍥而不捨」來形容）。在沈鎮南被槍決後，負責偵辦此案的保二總隊就急忙向上級表示，破獲本案該隊貢獻很大，請層峰發給出力人員獎金以資獎勵，還順道附上「協助人員名冊」，上至保安處、軍法處處長、下至保二總隊的司機通通有份，最後核定名冊多達179人，幾乎人人有獎。由以上兩個案例，不難想見在「檢舉／破案獎金制度」之下，製造匪諜案成為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前調查局官員李世傑就認為：「辦刑案，最誘惑人的，是獎金」。 來源：https://pixabay.com/photo-2029642/ 為了想要瞭解白色恐怖時期，這種「檢舉/破案獎金制度」是如何運作的，筆者查閱了國防部所藏的「國軍檔案」目錄，發現有不少諸如「偵破○○○違法案人員獎勵」、「○○單位勳獎案」、「○○單位官兵獎金核發案」之類的檔案，其中不少是牽涉到白色恐怖政治案件，這些資料對於要解開筆者的疑問無疑是關鍵檔案。漫長等待換來的卻是全數「不同意提供應用」回覆，理由千篇一律是依檔案法規定，因檔案內容涉及第三人之正當權益故不同意提供應用。 這次的申請經驗突顯出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幾個大問題： 第一、這一類的檔案與白色恐怖時期整體國家體制的運作高度相關，為什麼還保存在國防部，而非移轉給國家檔案局，再次證明筆者在〈各單位回報敷衍了事　轉型正義檔案應採全宗徵集〉一文所說的，現行檔案局的「政治檔案」徵集方式大有問題，是否要將檔案交給檔案局，原行政機關擁有極高裁量權，而檔案局本身又沒有能力進行覆核，這種「抽離式」的徵集方式讓原本應具有脈絡的檔案變得零散，這也就是為什麼，政治檔案的徵集工作，從檔案局成立迄今超過15年，都還沒有辦法進行完畢的原因。每一次的徵集都會有「新發現」，並非代表檔案局做得好，相反地，反而突顯出檔案局的不用心及部分單位的不配合。 第二、國防部認定相關的「獎勵名單」涉及「第三人之正當權益」，這裡的「第三人」應當指的是「獎勵名單」上的當事人。依照本文開頭的討論，獲得獎勵這件事情本身怎麼會有不能公開的問題？何以會侵害的其「正當權益」？本應敲鑼打鼓的事情卻變成要遮遮掩掩，怎麼看得覺得奇怪，除非說這個獎勵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有多少的受難者就在這種「獎勵誘因制度」之下喪失了寶貴的性命或被迫在獄中虛擲大好青春，這些人所獲得的獎勵可是踩在受難者的屍體或青春上而來，為什麼不能揭露因此升官發財者的名單？ 第三、白色恐怖的究責，固然蔣介石、蔣經國等最高領導人必須負起最終責任，但光是蔣氏父子二人是絕對無法成就整個白色恐怖的各種罪惡，這當中必須有許許多多在不同職位上的人互相配合才有辦法，而這正是我們要瞭解整個白色恐怖時期共犯結構的原因，「獎勵名單」的揭露只是其中一個環節。 行政院正在草擬的「政治檔案法草案」中針對「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化名、代號及職稱」明訂「應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這一點值得肯定，這些人的資訊沒有道理躲在「隱私權」保護的大傘下，轉型正義的推動能否有進展？調查報告能否如實呈現真相，這些「加害體制」的資訊揭露是最重要的起步。

  《沈默》故事發生在德川幕府禁教令（Edict of Expulsion, 1614）長崎附近的小村子，一個葡萄牙耶穌會的教士（Father Rodrigues）偷渡到日本傳教，並調查恩師（Father Ferreira）因遭受「穴吊」酷刑而宣誓棄教一事。圖／翻攝自 Youtube 電影《沈默》預告片   日前去看了Martin Scorsese的電影巨作《Silence》（沈默），看得我心靈震撼，久久不能釋懷，因為它震到了我的內心痛處，我一生不停在問的心靈問題：為什麼我不信教？ 這部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電影於2015年在台北中影文化城、新北市瑞芳、雙溪、金山、萬里及花蓮等地拍攝。當然令我更有鄉土的親切感。 《沈默》故事發生在德川幕府禁教令（Edict of Expulsion, 1614）長崎附近的小村子，一個葡萄牙耶穌會的教士（Father Rodrigues）偷渡到日本傳教，並調查恩師（Father Ferreira）因遭受「穴吊」酷刑而宣誓棄教一事，因為這事在當時歐洲人的眼中，不只是個人的挫折，同時也是西方基督教信仰、思想的恥辱和失敗。 在傳教與尋訪的過程中，Rodrigues 和同行神父（Father Garupe）受盡信仰與反叛（疑惑）、聖潔與背德、強權與卑微、受難與恐懼、堅貞與隱忍、掙扎與超脫兩難的心靈折磨，逼迫他們對基督信仰進行更深層且更現實的思索。最終，Garupe 死於折磨，Ferreira 和Rodrigues 屈服於日本深沉文化、專制政治的衝擊、洗鍊 、壓制，在層層身心殘酷嚴刑痛苦下，踐踏耶蘇神像，放棄信仰（apostatize and renounce faith），陷入日本文化沼澤的無底深淵，無法自拔，只能投降歸順，改名換姓，變成日本人，娶日本太太，死於日本。 這個電影彰顯的第一個意義是，「The “swamp” of Japan has changed the religion（of Christianity）」（日本的沼澤改變了基督教）。這個日本文明沼澤改變（吞食）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文明衝突詮釋，當然有其文化帝國主義的偏見，在德川幕府時代有道理，但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就沒道理了。 這個文明衝突議題，很有意思，可以寫一篇萬言論文，但不是我寫這篇短文的主題論述。這裡我要簡單扼要點出的是，該電影主題「沈默」讓我反悟到自己矛盾的宗教觀。我一生的心靈質疑是：為什麼上帝面對人類受難時沈默（The silence of God in the face of human suffering）。 回視、環視古今內外、全人類、全世界，不分天南地北、種族宗教或男女老幼，在不停地發生的天災人禍、山崩地裂、殺戮戰場、血腥屠殺中，走投無路、苦難無助、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時，上帝、佛祖、阿拉、孔子、觀音、關公、媽祖婆等各方神聖都不回應，只聽到一片永無止境的沈默。如是悲慘世界，我怎麼能有宗教信仰，能信神？信佛？信觀音？信阿拉？ 就是因為這樣，我不信神，也不信佛；不信上帝，也不信阿拉。但是，我對宇宙萬物、人間萬事，又有太多無知、迷障和迷惑，看到太多的無理、無解事物，不能科學理性驗證宇宙無神，我因而雖不信但也不能確認神不存在。因此，每當被問「你信不信神？」時，很無奈，我的標準答案是「我是agnostic（不可知論者）」。我有矛盾，我不信、也信所有的神；我不信、也信耶蘇基督、释迦牟尼 、默罕莫德、媽祖婆、孔夫子、馬克斯。 不過，我非常羨慕、敬佩阿輝伯（前總統李登輝）。他是堅信基督教的大智大慧者。還有，幾乎所有主流宗教，都是由大智大慧的先知先覺（visionary）創造、傳播、延續下去的。他們的願景都是要建構自由平等、和諧快樂、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我的問題是，他們教義的行善理想出發點，雖都是真誠美好的，但因為人性的嚴重缺憾，人性有善也有惡的惡性發作時，行惡、甚至行大惡的情事，此起彼伏，層出不窮，如活火山，隨時隨地爆發，如火燎原，燒遍人間天下。 我看到、讀到太多古今內外、慘不忍睹、慘無人道的宗教戰爭、宗教迫害，人類歷史裡以宗教之名發動的戰爭和殘殺，殺死的人數，豈只數億萬。 即使在人間世俗宗教活動層面，以台灣的佛教為例，兩大廟、佛光寺和中禪寺的開山宗師、星雲法師和唯覺禪師 ，都是德高望重、修德成道、大慈大悲的高僧，但是他們被大中華國族主義的迷障誘惑，不僅容忍還認同無神論、屠殺千萬中國人的共黨專制統治的北京政權，反對擁有自由民主人權的台灣人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國。如是佛教信仰，我不能接受；雖無力、無能，還是要反駁、反對。情何以堪！ 最近，布里斯本同鄉好友和反對中共暴政的中國朋友，組織一個理想主義的新社團，名為「大同社」，請我支持。顧名思義，他們用心良苦，要發揚光大孔子《禮運大同篇》的儒教理念：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我答應支持，但澆冷水。「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幾乎是所有宗教、烏托邦、包括馬克斯主義，要達到的終極解決人類痛苦（final solution of human suffering）的理想世界。 如上所述，如是世界，我不僅認為因為人性的基本缺憾無法實現，還認為必然走火入魔，被獨裁者扭曲利用，變成專制政權的統治工具。馬克斯在史達林的蘇聯、毛澤東的中國，變成如此。孔夫子的儒教在中國，秦始皇之後2千多年的大一統中國，歷代皇帝、包括國民黨的蔣介石和共產黨的習近平，都要儒教治國，都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 很少好皇帝殺人不多，很多壞皇帝殺人如麻。所以，我雖然希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但認為那是不可能的烏托邦。 我不信神，因為我一生心靈掙扎，聽到的是，「The silence of God in the face of human suffering」。我是心智殘缺的凡夫俗子，只相信平凡世俗的自由民主人權。

抗拒年金改革者常把「信賴保護原則」當成護體的金鐘罩，以為唸唸此一咒語，既得利益者就刀槍不入，能撈則撈、能混則混，縱使國家破產，仍可爽領到死。 其實，若真正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很多人根本沒有資格領取退休金，甚至要溯及既往，把以前領的錢全部吐回來。以退休老將為例，他們當初從軍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反攻大陸、消滅共匪、保衛台灣。換言之，他們的職業守則就是打敗解放軍，還我河山，這才是職業軍人的信賴保護原則。 如果，他們一邊領著優渥的月退金，所得替代率高達八、九成，不但可以週休七日，常常遊山玩水，吃喝玩樂，還有餘錢幫小孩繳房貸。甚至老夫往生了，少妻還可領半薪，再澤被家人幾十年。另一方面卻大談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與一輩子誓不兩立的共匪相逢一笑泯恩仇，信賴保護原則實質已被徹底顛覆，還有臉繼續領退休金嗎？ 既然職業的承諾跳票，信賴原則不再，又如何能單方面要求政府負起照顧的責任？法條是死的，但法哲學的精神卻是入世、變通而長存的。年金制度設立的精神，最低的層次是保障個人的合法權益，也就是「大家有飯吃」；但是，更高的意涵是保障多數人的生存，亦即「有飯大家吃」。 在國家財政正常運轉時，「大家有飯吃」是政府對人民的信賴保護原則，然而，一旦財政無法繼續支撐，保障「有飯大家吃」才是政府的使命，信賴保護原則至此止步。當前國家財政逐日惡化，再不推動年金改革，所有退休人員，無論是奉公守法的文武百官或是吃飯沒事做的八百壯士，都將墜入萬丈深淵，粉身碎骨，無一倖免。信賴保護原則縱有神通法力，也無法讓年金慢一分鐘破產。（蘇多）

二二八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之荒謬，令人難以忍受。各界期望全面公布檔案，徹底追求真相，確定責任歸屬，實踐轉型正義。圖為國史館23日舉辦「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新書發表會。（資料照，記者張嘉明攝） 二二八事件，轉眼七十週年，而傷痕猶存，彷彿昨日。今年二二八，適逢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所以社會省思氣氛有所不同，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之荒謬，更令人難以忍受。各界的期望，仍是全面公布檔案，徹底追求真相，確定責任歸屬，實踐轉型正義，以期二二八的苦難昇華為台灣人民自我發現的精神動能。另，北京則借題發揮聲稱，二二八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長期以來被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沒有發言權也要搶著發言，哪天宣稱二二八是「反獨促統」，大家也只能一笑置之。 國共兩個中國黨，向來以外來觀點論述二二八，恰好凸顯這是攸關台灣主體性開展的關卡。多年來，經過政治禁忌解除魔咒，以及學者專家客觀研究，這段歷史被掩埋的本質逐漸浮顯。但完整的二二八圖像，包括國際強權政治因素，現場參與者的認知侷限，仍待長期的挖掘追索，才能讓我們與後代不斷探觸深層結構，讓二二八的歷史斷層化為滋潤未來願景的沃壤。而所謂「長期以來被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吾人也不妨拿來當作他山之石，檢視二二八事件之前有識之士更長時期的行動取向，俾能永遠杜絕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回顧二戰前後，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在殖民期間便有獨立運動，而且不只一股勢力。朝鮮獨立運動，在殖民期間無法自我解放，但二戰結束便歸返朝鮮南北，填補政治真空，從而在國際政治力學下分別建國。儘管南北兩國無法免於大國影響，畢竟初步完成了脫離被殖民命運的建國理想。至今，雙方同獲國際承認，同為聯合國會員，如果沒有殖民時期的獨立運動，未必走到今天這條路。類似的情形，發生在原屬法國殖民地、遭日本佔領的印度支那，不同的是北越由獨立運動而來，南越由法國扶植、美國支持，且一九七六年北越統一南越。越南由被殖民、被佔領，到二戰結束後南北分別建國乃至統一，無疑也是與被殖民、被佔領期間的獨立運動存有因果關係。至於英國殖民、日本佔領的香港，戰後依舊被殖民，最後主權移交中國，走上另一條不歸路。 反觀台灣，殖民期間欠缺成熟的國家建構思考，未能迎向戰後現代國家勃興的潮流，令人遺憾。日本殖民後期，向日本帝國議會爭取自治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不無進步意義，終究不是追求自成一國。日本向盟軍宣布投降後，蔣介石軍隊代表盟軍來台受降，又有台灣光復致敬團之舉。台灣的民意被如此呈現，國家建構沒有成為主軸，於是開羅宣言、轉進台灣、冷戰圍堵、中國代表權之爭等，總體營造出「台灣光復」的詭異論述，至今連完全執政的本土政權也「維持現狀」，宣示「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寧靜革命所獲的民主，是台灣不同於以往的自我保衛機制，但漂流台灣仍在打轉，對照北京的促統圍堵，誠屬隱憂。 二二八風雲，過了兩個世代，尚未塵埃落定，顯示其政治能量非同小可。真相水落石出，加害者承擔責任，進而台灣內部和解，凝聚新的命運共同體，台灣跨世代的歷史記憶與未來願景正朝此一交集前進。不過，導致二二八悲劇發生的根源，從殖民到終戰都缺乏普遍覺醒的國家欲求、勇往直前的國家建構行動，在世界史關鍵時刻缺乏歷史性決斷，更值得大家引以為鑑。近年，外來政權執政，裡應外合促統；本土政權執政，維持現狀當道，以致台灣國家正常化一直處於未完成、不確定狀態。現在，台灣人民已經爭得民主，而民主此一手段指向甚麼總目標，務必要有基於歷史反覆教訓的沉思與行動。否則，在二二八的真相重見光明之際，再一次陷入昧於國家建構的遲疑猶豫，那就諷刺至極、後悔莫及了。七十年來，台灣人民不斷與歷史對話，走完國家之路的最後一哩路，當是二二八事件給我們上的寶貴一課。

頂新集團不愧「神通廣大」，符合「知法玩法」的要件，非僅犯下食品安全難以計數的大小案件，賺取暴利戕害台灣人民的健康！尤有甚者，法院似是魏家開的，所有案件幾乎通通沒事，再大的也能化小，頂多「花錢消災」，還不必坐牢，簡直令人匪夷所思！甚且照樣能在台灣擁有各種營利事業，可說是台灣「X魚返鄉」的表徵！ 就以頂新逃漏稅案為例，經彰化地院近三年審理近日終結，指頂新製油公司前董事長魏應充涉嫌私設個人帳戶，提供給公司逃漏稅之用，七年漏繳稅額達六千多萬元；法官以違反商業會計法逃漏稅捐，違反商業會計法逃漏稅捐等，共犯37罪，又觸犯商業會計法，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紀錄罪，七年共犯7罪，合計44罪，判有期徒刑三年。但得易科罰金，魏應充只要繳328萬5千元就免於牢獄之災。可見司法遇上魏家，照樣能轉彎！ 法院似是魏家開的，所有案件幾乎通通沒事，再大的也能化小，頂多「花錢消災」，還不必坐牢，簡直令人匪夷所思。（記者顏宏駿攝） 根據刑法四十一條，易科罰金由法官宣告，但執行與否，來自檢察官的權限，「若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現魏應充不僅是逃稅慣犯，更是台灣社會認證的「黑心商賈」，罰個三百多萬，實是不痛不癢，何有「矯正之效」？這種判決的結果，恐難符合社會期待！而若不是彰檢偵辦大統混油，頂新逃漏稅的惡行，「私設帳戶」無人知道，如今卻只繳幾百萬了事，無怪有人痛批：台灣「司法已死」？！ 如果再看頂新集團這些年來犯案的紀錄，誠不勝枚舉。謹舉箇中犖犖大者，就令人感到司法之難獲人民信任，當是其來有自。 例如2013年11月3日發生的味全混油案，頂新集團味全公司21項油品竟然混摻大統長基含銅葉綠素的橄欖油，隱匿不報達19天，事件爆發後，屏東縣衛生局抽驗頂新製油實業公司屏東廠大統原油及儲存於廠房的成品、味全市售油品及油槽裡的不明油品共31件中，發現只有大統綠橄欖油原油及葡萄籽油銅葉綠素比對結果呈陽性。董事長魏應充、總經理張教華等人，最後並非以假橄欖油案被檢方起訴，而是分別以一千萬元和五百萬元交保及限制出境。讓社會錯愕！ 接著，2014年9月起，台灣因接連爆發諸多油品安全事件，衛福部開始徹查輸台豬油之油品合法性及是否可否食用之相關問題。10月9日，食藥署接獲駐越南代表處電報轉越南工商部回復，頂新製油的豬油供應商DAI HANH PHUC CO.,LTD（譯：大幸福）主要生產原料為魚油、豬油等動物脂油，並用於生產加工脂.油類產品，該公司之脂、油類產品主要作為「飼料」，並供給國內外市場，包括輸往台灣。同日，食藥署暫停受理越南牛油及豬油之輸入食品查驗，並於10月11日命頂新製油所有自越南進口之豬油、牛油、椰子油之油品等暫停作業、停止販賣並封存相關產品，且以頂新製油越南進口豬油所製成54項產品為原料之食品，辦理下架作業。 2014年10月30日，彰化地檢署以涉嫌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商業會計法等罪嫌對頂新公司、負責人魏應充、前後任總經理常梅峯、陳茂嘉、屏東廠廠長曾啟明、品管組組長蔡俊勇，以及越南大幸福公司負責人楊振益等人提起公訴。2015年1月，魏應充、常梅峯、陳茂嘉和楊振益等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分別以新台幣一億元（經輿論批評後，後提高魏應允為三億元），其他三人，均為五百萬元交保，並限制住居、出境、出海，且須定時向當地所屬警察機關報到。 2015年11月27日一審結果出爐，彰化地院新聞稿列出九點，認為基於檢方無法舉證頂新販售的是無法供人體食用的劣油等因素，居然判決魏應充等6名被告「無罪。」頂新表示越南的官方函文說明大幸福公司的上游，有相關的合格證明與來源證明，並沒有不能供人食用的情形，社會嘩然（專家學者紛紛提出專業批判）。彰化地檢署因不服判決再提出上訴，目前二審仍在進行當中。 又如，2014年9月4日發生屏東強冠油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發現，強冠公司收購自「屏東郭烈成工廠」所回收榨過的廢油和餿水油，以33％劣質油混合67％豬油，出廠成為「全統香豬油」油品，多家知名下游廠商皆中標，均使用強冠公司黑心油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當晚並召開記者會，說明頂新集團味全公司製造的肉醬、肉酥等12款加工製品，皆使用強冠公司「全統香豬油」製成，衛生局已要求業者先將相關的產品全面下架（未見有何處分）。 另2016年6月17日鑫好企業負責人吳容合涉嫌將飼料用油品，賣給頂新集團旗下正義油品混充食用豬油，再製成知名豬油產品，包括「維力清香油」、「維力香豬油」、「正義香豬油」等油品，皆混充飼料油。台南地院認定吳容合犯下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又犯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罪，處有期徒刑4年，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個月，同時判處科罰鑫好企業新台幣500萬元，未扣案的犯罪所得1342萬4932元全數沒收，若全部或部分無法沒收，以鑫好財產抵償。 在頂新集團爆發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後，政府相關部門多採被動因應措施，司法部門亦無劍及履及的作為，至於立法、修法等的動作更是「慢郎中」，而魏家仍繼續擁有各種營利事業，致遭社會非議。（頂新集團包括：台北101、彰化永靖成美文化園區 （魏成美堂）、德克士（Dicos）炸雞、台灣之星電信、統一眼鏡行、以及中嘉有線電視旗下系統等等） 簡言之，公部門因涉及政商的盤根錯結複雜關係（包括政治獻金及利益等），泰半是不作為或消極作為，令社會憤怒。只有媒體善盡監督守望、教育職責，普遍持批判態度，譙「頂新魏家為富不仁」，或「如此鮭魚返鄉：頂新忘了帶回社會責任」；並呼籲「三振無良企業」等等，此也導致2016年政黨兩次輪政原因之一。 如今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並強調司法改革，然「說一丈不如做一尺」，何妨從社會觀感極差的司法案件著手改革，並讓檢審部門（檢察署、法院）好好發揮公平、正義精神，撥亂反正，符合社會期待，使人民有感，才是正辦！

1945年八月，日本戰敗，離開統治了50年的臺灣。 中華民國來統治臺灣。 不到兩年，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臺北大稻埕發生緝私煙事件，公賣局人員抓到林江邁在街上賣私煙，有人圍觀，並要公賣局人員不要為難孤兒寡女。 現場政府人員開槍打死一個人，傷了一個人。 隔天，一小群群眾到行政長官總署外面抗議，結果衛兵又開槍，又打死人。 當時整個臺灣社會，已經從歡迎中華民國，轉變為痛苦，因為，經濟上通貨膨脹嚴重，政治上則是高壓統治。 什麼是高壓統治？就是在殖民政府時期，臺灣總督府，獨斷獨行，這也是為什麼林獻堂與蔣渭水，要跟日本政府請願，要求設置臺灣議會。 當時的社會菁英無法理解，為什麼1945年，臺灣都「光復」了，卻還是沒有民主，沒有自治，沒有那些「我們以為只要脫離殖民，就一定會有」的政治權利。 經濟上的民不聊生，自然也跟1945年，臺灣從一個單純的殖民地，變成了中國的土地，因而要負擔起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打內戰的成本有關。最主要的，莫過於種出來的米穀，要大量送到中國去。連米都沒得吃了的人，會不會脾氣不太好？ 累積多時的民怨，再加上語言不通、原本飽受殖民政府歧視的人，在中華民國底下，還是被歧視。日本人不給你的東西，中國人一樣不給你。 於是，全臺各地產生不同的騷動。當時的社會對這些複雜的政治局勢自然不懂，一股腦就把氣都出在隨中國政府來臺灣的外省軍公教人員身上，所以，有一些外省人在路上就被用日文問：你是哪裡人？ 你無法用日文回答，表示你不曾在臺灣受到日本的國民義務教育，那你肯定是外省人，打。 全臺灣各地，都有人起身反抗，有的有組織，有的只是趁亂發洩一下情緒。各地方的政府機關，有的手邊有憲兵警察的，就開槍鎮壓。 死了更多民眾，民眾怒火更盛。 這時候，是三月初。 行政長官陳儀，在這時候，向蔣介石求援兵，然後對外說：請各地仕紳聚集起來，你們一人一個意見，我怎麼知道到底要聽誰的意見？你們組個協調會吧。 於是，仕紳們乖乖組了協調會。 他們是參議員，是律師、醫生、會計師、藝術家、老師，就是家境不錯，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簡單說，就是每個鄉鎮縣市裡的菁英，也就是意見領袖。 陳儀客客氣氣地，聽大家講：你要什麼？政治改革？沒問題。你要什麼？公務員考鑑制度對臺灣人要公平？沒問題。 轉過頭去，陳儀跟蔣介石不斷發電報：你快派兵來，要訓練有素的那種，我的兵都是村民，你再不來我就要讓賢了。 同時間，臺灣一些其他的仕紳，也沒有這麼天真，他們也覺得陳儀有問題，就透過各種管道去跟蔣介石說：拜託別派兵來鎮壓臺灣，有話大家可以好好說，我們這邊協調的狀況不錯，只要政治民主，臺灣高度自治，臺灣民眾不是不能商量的，不會一直亂下去。 蔣介石也接到這些電報，其中一則，就是透過美國駐南京大使館轉交給他的。 但是，蔣介石這時候也跟陳儀說：我接到一些臺灣人請我不用派兵，不過，「余置之不理」，我的軍隊快到了，乖，別怕。 然後，軍隊在三月八日，到了基隆。 整個基隆港，就從蔚藍的海水，變成血紅的地獄。 整個臺灣，那些出來調解的仕紳們，正因為出了面，所以像是給了陳儀一個殺人名單，也成為最有系統被殺、被抓、被失蹤的一群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所謂的」外省族群，根本連臺灣都還沒聽過，也不知道，再過兩年以後，他們要到這個曾經發生過血腥大屠殺的島嶼，度過一生。

（圖片引用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你對群體醫療、公共衛生有興趣，就放手去做吧。」 1943 年，自慶義塾大學醫學部畢業返臺後，陳拱北踏出了一條與當時菁英階級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捨棄開「醫生館」賺錢的機會，投入自己真正抱有熱情的公共衛生領域，從薪水微薄的臺大助教做起，他的家人相當反對這個決定，唯有妻子陳柯秀貞在背後支持這個理想。 1951 年，陳拱北升任臺大醫學院教授，兼任公共衛生科主任及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六十一年的人生中，他在臺灣的公共衛生史上留下了難以抹滅的貢獻，例如他發現臺灣人民甲狀腺腫大的症狀是來自於飲食中缺碘，因此推動食用鹽加碘的方案，他也發現嘉南地區烏腳病的起因是飲用含砷的井水，因此提議架設自然水管，讓民眾有乾淨的水源可以使用。 1978 年 2 月 23 日，陳拱北因胰臟癌病逝，直到入院前幾天，他都還在進行三重的空汙調查。 參考資料： 陳拱北 公共衛生之父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an/Tan,Kpak/contribution/Hui,ui.htm 烏腳病的終結者　陳拱北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5686 因果模型與病因探索－充滿新奇的流行病學旅程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p=3770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書封 1991年，由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所主辦的二二八學術研討會，是解嚴之後第一次那麼大規模探討二二八的學術研討會。其中我發表的論文〈論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我第一篇研究二二八的作品，後來還被收錄在《台灣史論文精選》。這篇文章是1991年夏天我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利用該校的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的資料，包括戰後初期的報章雜誌所寫，由於身在異國、萬緣放下、全心投入，所以那幾個月的閱讀和寫作，感覺好像親身經歷了二二八。 賴澤涵、馬若孟（Ramon H. Myers） 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正好在同年出版，我就是在史丹佛大學校園的書店買來讀的，不久就寫了一篇書評，寄回來給《自由時報》發表。在文中我批評該書對二二八的核心觀點是copy國民黨的官方觀點，例如說處委會提出“more and more radical＂的要求，所以蔣介石才派兵鎮壓，我認為這是謊言，因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3月7日才提出「32 條處理大綱」，可是我們從檔案可以知道蔣介石最慢在3月5日就下令派兵了。而蔣介石在3 月10 日「總理紀念週」第一次公開談二二八事件就是這麼定位的：「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之範圍』⋯⋯故中央已派軍隊赴台灣⋯⋯」，這就是《悲劇性的開端》所指的—把派兵的理由和處委會的「踰越」要求扣連起來，明顯是copy 蔣介石的觀點。可見我們如果平心閱讀原始資料，很容易可以對事件的因果、經過把握梗概，不會被一些政治宣傳迷惑。 就我的二二八研究經過而言，相當程度是與九○年代的台灣政治社會情勢發展有關。九○年代是李登輝總統主導的「改革開放」時代，每年二二八的紀念活動中，研討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紀念方式。例如二二八50週年時，有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歷史學會與陳水扁執政的台北市政府舉辦的「二二八事件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我也有發表〈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關於其政治立場與角色功能的評估〉。我記得我對處理委員會的評價是比較中性的，有功有過，我認為他們已經盡量做到最好了；我不贊成用一種教條式的觀點，以為「半山」都是壞人，或是認為處委會進行談判就是「妥協路線」，必須是武裝路線才是進步的，這些說法都流於情緒，不是我們學者寫歷史的適當態度。我對處委會的評價是他們已經盡了力，並且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像擔任台灣省參議會副議長的李萬居等等公職們，雖然也算是「官方」，可是他們到底是要站在台灣人立場，還是官方立場？我認為在當時情勢下，他們主要還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所以他們才會一起拿「32 條處理大綱」去給陳儀，陳儀沒看完就生氣地丟到地上；此外，李萬居要不是有陳儀保他，不然就被別的系統抓走了。當我在說這個的時候，不免相對會批評到蔣渭川。蔣渭川當時和處理委員會針鋒相對，他在電台廣播一方面號召群眾，一方面攻擊處理委員會，若從「運動倫理」而言，這是不好的！可是我這樣說不免就得罪蔣渭川的家屬。果然蔣渭川的一位女婿就在討論會上怒指我怎麼可以講「半山」也有好人云雲，當時我「年輕氣盛」，就嗆回去了。我說拜託，現在是學術研討會，這裡不是街頭，要講證據、講邏輯才是尊重這個場合。這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次二二八研討會。 後來我也參與好幾次研討會，包括責任歸屬報告的撰寫、參與60週年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主辦、許雪姬等人幫忙籌畫的「紀念二二八事件60週年學術研討會」，以及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舉辦的「二二八事件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族群衝突、官逼民反與報復屠殺—論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定位〉，探討二二八是不是一種鎮壓屠殺？我寫這些論文其實是有著隱含的計劃，湊起來可以是有意義的結構，希望可以成為一本涵蓋二二八原因、經過、南京政府的處置，以及事件性質定位的專著。 九○年代以來，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常以舉辦研討會的方式來紀念二二八，基金會最重要的一件事莫過於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關於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我負責撰寫〈第三章：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我的結論是蔣介石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也因為這樣曾被蔣孝嚴控告，說是汙衊他的先人，就把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研究報告的總召集人張炎憲與我（撰稿人）共三人告上法庭，而且蔣孝嚴居然要求賠償新台幣20億元，真是離譜。 我們出庭了幾次，那其實算是一種調查庭，是由檢察官和他的助理先了解狀況，結果他們做出不起訴的處分；之後蔣孝嚴聲請再議，最後才確定不起訴。這位檢察官頭腦算是清楚的，他聽一聽也覺得這沒有蓄意毀謗，畢竟我是根據檔案史料合理論述，認為蔣介石應負最大的責任，而毀謗罪的成立要件是「明知非事實而故意傳播」。 我自己寫完這章之後感覺頗有成就感，因為對蔣介石的究責，以前的人雖然也有講過，但都是片段，沒有系統性地鋪陳這整件事情。我在撰寫過程中發現，國民黨內部其實有反省的聲音，包括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不少成員。1947年3月5、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就對台灣的行政長官制度及陳儀的作風多所批評，國民黨中執會更於3月22日通過「閩台清查團」劉文島等人的連署提案，決定對陳儀「撤職查辦」。這其實都代表國民黨內部的反省聲音，而且他們也知道台灣的二二八鬧得太大，要有人負責。這些檔案公文歷歷在目，就是蔣介石運用「總裁特權」，批示另案處理，不用撤職查辦。當時中執會的決議是撤職查辦，而文官處在擬辦欄簽註的意見是兩案併陳，加入的第二項是依照總裁的特權，另案處理，結果蔣介石就批「照第二項辦理」 。因此，我認為蔣介石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這是他自己選擇的。 再次，2010年馬英九執政期間，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張炎憲和我以及顧立雄等三位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代表108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向中國國民黨提起訴訟，要求回復名譽。當時國民黨的法定代理人是馬英九，訴訟代理人是賴素如、洪文浚兩位律師。我們根據「轉型正義」的觀點，認為需要有人負責任，不能只是政府花錢了事，並且提出三項具體要求：第一是國民黨要公開道歉，並要按照我們草擬的啟事文本，在主要媒體上刊登；第二是捐贈新台幣20 億元給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供作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籌設以及營運經費；第三是將國民黨黨史館所藏二二八相關檔案原件以及戒嚴時期中常會紀錄、總裁批簽、海工會檔案副本悉數交由行政院檔案管理局保存並公開，且做為他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示之用，這一方面是為了揭露真相，另方面也有追究責任的意思。 張炎憲先生（圖片來源：VOA ，公有領域） 我們認為國民黨是統治的主體，從二二八到今天一直存在，固然自然人死的死，跑的跑，可是國民黨始終沒有中斷，當然必須負責。結果判決的很多內容居然是採納國民黨「民​​事答辯狀」的理由。答辯狀說，首先，20億元應屬於財產權的訴訟，所以我們提出這種要求不合程序。其次，捐贈檔案並非適於強制執行的內容，也無從認定與回復名譽有何必要關聯。他們這種說法其實是技術上的反擊，因為我們要的是真相，公開國民黨的檔案當然有助於真相的揭露，這與名譽問題不能說完全無關。 就實體方面，答辯狀也說，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是兩回事，1947 年是「政府」對原告毀損名譽之行為，「設若中華民國政府果有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存在（按：被告否認原告等主張之侵權行為為真實），則至多僅為中華民國統治權行使是否有侵害原告等人權利而已，不得據此即認係被告有實施⋯⋯」換句話說就是把政黨與政府分開。此外，又說蔣介石等人雖有國民黨黨籍，但並不是受僱於國民黨，因此被告的黨員即使有不法侵害原告，原告也不得依民法主張僱用人的連帶賠償責任云云，然後還提出所謂的時效問題，說損害賠償請求權兩年間不行使就消滅云云，所以現在我們的主張已經無效了。 這起官司我們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敗訴。這件事當然茲事體大，求償20億元也不是小數目，但對國民黨黨產而言，無論是黨中央對外宣稱的兩百多億，還是名嘴胡忠信爆料的一千多億，其實要拿20億出來並不是難事。 在民進黨失去政權後，有幾位在紀念基金會做事的人，邀集一些比較常聯絡的家屬，共同組織了「二二八關懷總會」。張炎憲在我之前已當了兩屆理事長，他是開始用「非家屬身分」任職的第一人，因為他們認為家屬都年老了，而且新一代的也不見得能承擔，所以就讓學者來做領導。張炎憲之後換我接任，現在是交給政大台史所所長薛化元。在我任內，最重要的事就是籌辦「共生音樂節」。 我一接任就認為紀念二二八是關懷總會最重要的任務，不要都是老套，參與者也不要都是過去的老面孔，應該要設法讓年輕人參與，所以我就透過台教會的網絡找到藍士博。藍士博本來也有在想要以年輕人的方式紀念二二八，只是他所希望的團隊運作及所需的經費額度，台教會比較沒辦法支持，所以就擱置下來。我去找他之後，可說是「死灰復燃」、一拍即合，後來就產生一個「共生音樂節」的團隊。 由於預算比較龐大，需要大概六、七十萬，台教會很難為了一個專案花那麼多錢，但「二二八關懷總會」性質上就是為了紀念二二八或說以推廣二二八教育為單一目的的機構，不像台教會是屬於比較綜合性的社團，因此我就以這個名義來募款。雖然沒有公開的募款餐會，但我去找認識的企業家、朋友，也找了主要的社團包括台灣國家聯盟、台教會、北社等等，這些也剛好都是我參加的社團。 第一屆（2013）還好，第二屆（2014）有點勉強，2015年第三屆就幾乎要撐不下去了。因為第二屆結束後，有一些團體就不太滿意，像是抱怨年輕人沒禮貌，或是說「共生」的概念不好──國民黨萬惡，為何要與它共生？2015 年雖然薛化元已經接任理事長，但時間上有點青黃不接，所以開始的三十萬是我（在台灣國家聯盟、台教會以及北社）幫忙促成的。只能說，要做事真的很難！ 不過，這三次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在自由廣場上，不論是參與社運擺攤的或是參與晚會的，有上千的青年學生參與，如果我是國民黨主事者，看了這種青年熱情，不怕才怪！二二八在新一代年輕人中竟有那麼熱烈的迴響，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我們這些老台派的社團應該虛心一點去了解、支持，固然不需要去奉承、巴結年輕人，但也不要以猜疑的態度來對待，如果覺得費用太貴或是執行方法不適當，都可以討論改進才對。 2014年共生音樂節（圖片來源：共生音樂節粉絲專頁） 我從1991年在史丹佛接觸二二八史料，並花了幾個月時間好好寫了一篇論文回來發表，到現在可說與二二八的研究與紀念結了不解之緣。研究是為了發掘真相，紀念是為了推廣喚起，可惜最後的「究責」無法操諸在我，只好把失敗的經驗記錄下來以俟諸來日。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週年，我想應該把這麼多年來與社會對話的有關二二八的政論文章集在一起，這裡面有我個人研究蔣介石的心得、批評馬英九處理二二八的兩面手法、因宣稱「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而遭致的蔣孝嚴官司、與張炎憲和顧立雄等人代表二二八家屬控告國民黨的經過，以及交代我擔任台教會會長任內發起主持的「千人靜坐」紀念二二八儀式，擔任二二八關懷總會會長任內促成「共生音樂節」的甘苦談⋯⋯。這些固然是個人生命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攸關台灣公共利益的記錄，所以敝帚自珍，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集結文章的過程中，我發現關於控告國民黨的部分，儘管是歷史學者與律師們經過相當討論合作的結果，但為什麼用「民事」而不是用「刑事」來告、為什麼用「妨害名譽」這麼輕鬆的理由，結果還是失敗？這充分顯示在未經革命變動的台灣社會，透過司法實現轉型正義的困境；最近蔡政府處理不當黨產，同樣遇到法院方面的「障礙」，是類似的道理。這個現象提醒我們，為什麼改革比革命還難，這是值得不斷探究的、深刻的學術問題，也是正在考驗蔡政府的現實問題。   （本文摘自前衛出版《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

2017年的雲林燈會在2月19日晚間畫下句點，在閉幕典禮上，以雲林縣政府為首的工作人員們各個開懷大笑，有如已經擺脫了人間苦難，西歸雲渡並看到了天堂的大門一樣。是啊，忙了半年終於平安下莊，開心的哩。 今年的燈會為雲林縣虎尾鎮帶來了極為龐大的人潮和車流，能不能趁勢將抓住這一批觀光財？能不能藉此提振觀光相關產業的水準？我認為這遠比在那吹牛燈會面積、參觀人次等還要來的有意義。 忙了半年的雲林燈會終於安全下莊，請問這位是？（圖：作者提供） 只要是做生意的都知道，掌握「回頭客」才是經營的關鍵，今天的燈會把人從各地帶來了這裡，他們要吃、要喝、要住。符合衛生法規的店家有多少？今天我從外地載著一家人來吃東西，要去哪吃？車要停哪裡？又或者，我支身搭車至此，打算白天先去其他地方逛一逛，要去哪裡？怎麼去？有沒有公車？要去哪坐？ 關於這些資訊，如果你說「可以上網自己看」，那我想我也不用大老遠跑來這種鄉下地方滑手機，行李打包一下我飛東京就好，同樣是旅遊，我幹嘛玩得這麼辛苦？ 像這種合格的餐飲業者、停車資訊、交通接駁資訊，看似容易，但若要整合起來似乎有一定難度。我曾經有個申請案件需要蓋章，從甲科室送到一牆之隔的乙科室就等了三個禮拜，若是有跟公家單位打過交道的朋友，各位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相信我，對於公家單位來說，橫向資訊的整合遠比反攻大陸還要困難。 今年的燈會為雲林縣虎尾鎮帶來了極為龐大的人潮和車流，能不能趁勢將抓住這一批觀光財？能不能藉此提振觀光相關產業的水準？（記者詹士弘攝） 明年的燈會到了隔壁的嘉義，今天在媒體上看到許多鄉鎮都吵著要副燈區，我認為吵歸吵，務實一點的就趕緊回頭整頓市容和提升住宿、餐飲業的水準。對於在地的居民來說，我只關心出門會不會塞車？會不會被路況不熟的三寶攔腰撞上？會不會連吃個小火鍋都要排隊？對於外地遊客來說，我關心的是能否找個舒適的地方用餐？能否順利、便捷地穿梭各景點？身為基層老百姓，我們在意的就是如此簡單而已。 一個成功的燈會，並不是為地方帶來數十天的人潮和車流，而是在燈會結束後，這些遊客還願意回來旅遊和消費，這個才是真正的經濟效益。 （虎尾鎮民）

  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我是少年郎，雖然沒有參戰，但整天抱著收音機聽廣播，整整抱了二個月，所以事件過程大略知道。 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問題，出在雙方文化落差太大，中國人以戰勝國心態欺壓台灣人。而台灣人的心目中，我們是打輸美國，並非打輸中國，雙方有這種心態的隔閡，相處起來必然格格不入。當年，台灣人被中國人壓在頭頂上霸凌都不敢反抗，一年半之後，終於像水庫潰堤般，一發不可收拾。 當年三月初，救兵二十一師抵台平亂，有美軍武器裝備的平亂軍和手無寸鐵的反抗軍相鬥，勝負立即分曉。「叛亂」平定後，緊接著清鄉，台灣人如驚弓之鳥，人人惶恐不安。 之後，我常聽到民間口耳相傳，說是警備副司令柯遠芬及保安司令彭孟輯本來計劃將十四至五十歲的台灣男人全部殺掉，十三歲以下的將來長大，就被教育成中國意識，也就會乖乖聽話。 三月中旬，老蔣派白崇禧國防部長來台視察，命令柯、彭放棄這個殺戮計劃。這個口耳相傳的說法，我本來以為是大家講好玩的，二○一四年三月十日看到白先勇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了一篇「關鍵十六天︱父親與二二八」，才知道其父親日記中，確實有記載這回事，並不是民間胡亂傳說的，台灣人過去一直說，白崇禧是台灣人的救命恩人，是真有其事。 清鄉屠殺引起外國譴責，不久，老蔣被逼宣佈參加二二八者既往不咎，不再格殺台灣人。其實這是一種障眼詐騙之術，之後抓到嫌疑者，另戴一頂共匪高帽，照殺不誤。 事件後，政府實施鄰保制度，鄰人互相連保，鄰內如有一人嫌疑，全鄰都有罪，造成人人自危，互相猜忌，互相檢舉。本來鄰內都是和諧的鄰居，該制度實施後，親人變成敵人，互相猜忌，一舉一動都怕鄰居知道，這種毫無人性的社會，我直到現在仍心有餘悸。 解嚴之後，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台灣一件重要的歷史，國史機關有意做完整記錄，不過，因時間太久造成斷層，僅能以田調方式，訪問尚健在耆老，要記錄歷史已經不會完整了。 （作者為醫師）

  原能會於二月十六日拍板確認，蘭嶼的十餘萬桶核廢料，若選擇集中式貯存場，應於三年內完成選址；沒有好去處時，應該在九年內搬回三座核電廠與龍潭核能研究所存放。話才說完，境內有核一、核二廠的新北市府馬上出面強調「絕不接受」，核三廠所在的屏東縣府也表示「堅決反對」，龍潭核研所現任所長第一時間則以「貯存違反自來水法」當擋箭牌。 長期以來，滿肚子核能經的台電核電專家和原能會的核能權威們，不是都盛讚核電最便宜、最乾淨、最安全嗎？不是也拍胸脯保證，核廢料絕對安全無虞嗎？ 現在，謊言揭穿了！連核廢料最終處理場地在那裡（甚至於是否真有所謂絕對而非相對安全的核廢料最終處置辦法）都還是未知數，又有誰知道核廢料處理最後還要投下多少錢，才能買到絕對的安全保障？這些該花而還未花的錢，難道不必計入核電成本中？這筆必要費用既然還是未知數，那麼核電的總成本，也就根本無法完整計算，核電專家又憑什麼得出核電最便宜的結論？由此可知，核電最便宜，是核能專家與核電專家的第一個謊言！ 核電（當然要包括核廢料）最安全，是核能專家與核電專家的第二個謊言！一般市井小民對於核能的高深理論，當然是沒有半點素養，也壓根兒不懂得核廢料該如何、能如何最終處置的大道理，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實際可以駁倒理論，日本福島核電廠的輻射災害悲慘畫面，告訴大家的經驗法則是，核電廠不出事則已，一出事絕對是災情慘重！連龍潭核研所都向核廢料說不，是否賞了核廢料絕對安全一巴掌？ （作者為新竹教育大學退休副教授）

  台中烘焙坊傳出疑似苛刻實習生情事，間接暴露出學生至企業實習的若干問題，值得關切。 為了讓學生在畢業前能累積一定的實務經驗，國內大學大多有實習課程，由系所與選定的企業合作，然後分派學生前往工作見習。此舉原本立意良善，對人力（才）的養成甚具助益，但卻往往因人謀不臧而衍生許多問題，甚至已有觸法之虞。 以這次媒體披露的事件為例，學生指控業者要求其提早上班，但必須等到正式上班時間才可打卡，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小時，差勤紀錄表上卻顯示正常上下班，如果屬實，明顯已違反勞基法，主管單位豈能不介入徹查？ 以筆者在大學任教多年，加上曾任系所主管，處理過實習業務的經驗判斷，疑似業者剝削實習生勞力之情事，應非偶然。雖然多數學生都肯定實習讓他們增長見聞，對職場有初步了解；但也有不少學生在實習返校後抱怨，自己在公司中，被當成免費打雜工，倒茶、掃地、倒垃圾樣樣來，雖說這也算是一種「學習」，但根本與所學完全無關。 不僅民間企業如此，連學校單位也不遑多讓。筆者一位學生修完教育學程後，被分發到學校實習，不僅沒有薪水，還經常被差遣去做一些與教學毫不相干的事，例如買便當、飲料等。試想，如果連公家單位都這麼肆無忌憚地剝削學生勞力了，若干存心不良的民間企業，又怎麼可能不有樣學樣？加上實習單位擁有學生成績的決定權，以致學生們即使受了委屈，為求順利通過實習，只好忍氣吞聲任人擺布，如此更可能助長無良企業藉著與學校合作的機會，恣意壓榨實習生的氣焰。 因此，為了維護學生權益，避免其淪為免費勞工，筆者建議學校應不定期訪視實習單位，切實了解學生的實習狀況，遇有問題立即停止合作關係，並將可能的違法情事通報主管機關，以杜絕企業假實習之名，行勞力剝削之實。 （作者為東華大學教授）

  歷任人事行政局局長，有兩位足堪對照。 第四任局長陳庚金，月退俸十萬元起，只因年金改革使荷包稍微消風，就敗壞氣急，唆使公務員「能撈就撈」，同場國民黨高官還熱烈響應。 第八任局長李逸洋，扁朝時當到內政部長，卸任後，隱於市，教人吹奏薩克斯風兼買賣二手管樂器為生，安之若素。 為官之道，用之則仕，捨之則藏。責任加身須展現能耐，淡出權力要優雅姿態，別扣個幾萬塊，就那麼失態。 官員無分藍綠，但論卸任風範，陳、李可是藍綠有別，對照強烈。 另一個對照是「壯士」。 荊軻刺秦王，於是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侯嬴、朱亥「竊虎符奪晉鄙軍以救趙」，於是有「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謝晉元團長率軍堅守四行倉庫，於是有「八百壯士」。 只是「八百壯士」的佳話，近日慘遭藍營玩殘。 人家堅守四行倉庫，是堂堂壯士。 你反年金改革，死守荷包財庫，怎麼好意思自稱「八百壯士」？應該是「八百裝勢」才對吧：「裝」腔作「勢」。 馬英九刪減軍人的年終慰問金，沒看見什麼壯士上街。 年金改革特別寬待軍人，不與公教並列，卻冒出「八百裝勢」。 這是什麼意思？看蔡英文好欺負？ 這根本是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的翻版。 凡是新政府的，藍營絕對造反，管你政策有理或無理，就是要讓你寸步難行。 軍人年改演變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關鍵是藍營不想說清，只想讓你一事無成。 呼籲公務員「拖垮政府」的陳庚金，已經洩漏天機；蔡英文的溝通善意，只會變成與虎謀皮。 早日看破這一點，新政府才能擺脫糾纏，大步向前。 不必去現場刺激「八百裝勢」，也不須講它人少，那只會火上加油。 更不能妥協，那將被視為猶豫退縮，招來更激烈反撲。（莊榮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