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進行的各項艱辛改革，正遭遇到仍困於一隅的部分軍公教退休人員的頑抗，尤其這些頑抗者準備以「黨國遺緒」的司法官為後盾時，改革的成功與否，台灣司法界的動向才是真正的關鍵。 在國民黨掌控一切的時代，我們相信「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句話，因為法官也是人，會有七情六慾，會想著升官發財，會不時想著如何利用職權消滅異己，他們寧願給別人的生活增添恐懼，才不會招致上級的打擊壓迫，也不會把自己的生活帶入恐懼之中。 就這樣，很簡單，只要上級的一個口令，他們絕不會有兩個動作，乖乖聽命於黨中央，是他們工作上的唯一準則。 司法官的這種文化和他們在工作上所展現的種種作為，對照台灣人民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不信任度，只是剛剛好而已。 我們也相信，司法官因政治背景而造成的封閉與墮落，已隨著台灣的民主改革而強度遞減，但是，到了馬英九執政時代，那些死抱黨指揮司法的司法官，則是不知「司法迫害」已進入了回光返照的階段，更加無所顧忌地在檢察官、法官的位置上共同參與多起的政治鬥爭。 台灣政黨輪替已第三次，所有的重大改革絕不能一而再地半途而廢，尤其人民對司法改革的期盼甚殷，在政治控制不復從前的背景下，司法官理當重新評估政治情勢，呼應大多數台灣人民的要求，自己進行心態與作為的調整，你們在工作上的表現，將決定未來司法改革的力度。 以國民黨黨產案為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隨意曲解憲法來維護「不當黨產」，予人「黨國遺緒」、「政治考量」的批判。 即將進行的年金改革，高度既得利益的反對者亦準備搬出「司法武器」來對抗，這是小英政府必須未雨綢繆，司法官們也應有所覺悟的重大關鍵時刻。 現在拋出的是「司法改革」，若司法官們繼續扮演令人民厭惡失望的角色，將來人民必定會出重手重新「改造司法」！（鄧蔚偉）

許慶雄、陳增芝（台灣憲法學會）   台灣立場的學者專家主張，美國只是承認一個中國，並沒有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圖／網路資料照，民報影像合成   美國總統川普：「台灣人，自己好好想清楚…」 台灣藍綠不同立場的學者，又在爭論美國的「一中政策」，不同於中國的「一中原則」。美國總統川普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個電話，「一中政策」、「一中原則」的名詞，又充斥在媒體與網路貼文中。 台灣立場的學者專家主張，美國只是承認一個中國，並沒有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但是請大家深思，如果台灣自己要維持「中華民國」，外交上自以為是一個中國的政府，給國際社會的認知，就是台灣自己認定、自我主張是中國的一部份。 爭論美國的「一中政策」不同於中國的「一中原則」，又有什麼意義呢？就算美國沒有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那又怎樣？台灣自己一直認定是中國的一部份又能怎樣？ 也許唯一意義，至少可以推論、想像，美國大概、也許、應該會願意幫台灣。但是，問題又回到原點，如果台灣要維持「中華民國」，要叫美國怎麼幫？根本無從幫起吧！ 國際社會常常說，無論是「中華民國」或「台灣」，根本都不是個「國家」，又會刻意補上一句「台灣目前屬於中國」。理由很簡單，要不要獨立，要不要建國，是台灣人民自己的事，自己不想獨立、不想建國，誰也幫不了你！ 1971年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2758號決議文，解決兩岸的「中國代表權」之爭，確認沒有兩個中國。聯合國的中國（中華民國）席位，由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對台灣人民而言，關鍵的重點是，聯合國驅逐的，是非法竊佔中國代表權的「蔣介石代表」，2758號決議文通篇沒有提到對台灣的定位。 國民黨騙台灣人說，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假的！中華民國 (china) 還堂堂正正在聯合國，只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一如俄羅斯取代蘇聯一樣。 當年，即使是外省籍的，無論是在朝的葉公超，還是在野的雷震，都非常清楚，台灣不能再使用「中華民國」，否則在國際法上，必然給予北京合法繼承、併吞台灣的藉口。 因為，繼續自稱「中華民國」，就是自我主張一個中國，定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即使是雷震，在此之前奮力追求民主，始終反對台灣獨立的中國知識份子，也緊急發表救亡圖存的國是建言，就是必須迅速更改國號，表明台灣是與中國沒有相關的獨立國家。 在資訊閉鎖的年代，台灣人內部，除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發表的「台灣自救宣言」之外，還有基督教長老教會在高俊明牧師的帶領下，陸續發表過三次公開聲明。 第一次是因為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文之後，12月29日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強調「人權既是上帝所賦予的權利，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第二次是1975年美國總統福特宣佈將訪問中國，長老教會再發表「我們的呼籲」；第三次是1977年8月美國總統卡特，派國務卿赴中國進行外交正常化談判，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強力建言「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這是台灣人第一次公開發表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 然而，過了40個年頭，台灣本土政權在黨綱宣示獨立建國的民進黨，已經第二次執政了，說好的獨立建國，在哪裡呢？ 美國總統川普：「台灣人，自己好好想清楚…」

任內是否修憲，是蔡英文的一大挑戰。資料照片        林青弘／自由作家 中華民國《憲法》於1946年12月25日經國民大會通過制憲，翌年元旦由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在1991年5月1日制定公布，迭經1992、1994、1997、1999、2000、2005年等6次增訂或修正。 2000年3月24日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宣告1999年9月4日修憲程序違背公開透明原則，亦違反當時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之規定，修憲瑕疵已達明顯重大之程度，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規範，該次修憲失其效力，1997年7月21日修正公布之原增修條文繼續適用，直至2000年4月25日修正公布《憲法增修條文》全文11條(現行全文12條)。 由釋字第499號解釋來論，修憲後尚有大法官擔任最終審查者，不僅是程序把關，更有實體審查修訂條文是否牴觸《憲法》中具有本質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賴以存立之基礎。職是之故，無論是領土、國號、國旗之變更，經合憲合法程序完成憲改後，最後還有大法官會議把關審查。 考試權是否回歸行政院、監察權是否合併於立法委員之職權，誠屬憲改議題，也是變更五權憲政體制的大事。台灣不是大中國，當年制憲的時空背景業與中華民國建國時大有不同，再與現今中華民國處境相比，亦是大相逕庭。 民進黨若是繼續忽略憲改重要性與必要性，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一定不能正名為台灣，勢必要背負著中國神主牌，深受一個中國原則宰制。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不應該是憲改障礙，也不應該作為領土、國號、國旗等變更的推動枷鎖。若要深化民主、完備憲政、自治自決，憲改是台灣人民找尋國家新定位唯一的一條路。 不可諱言，戰爭威脅、中美制裁是面對憲改的可能代價。憲改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民進黨完全執政若是對憲改刻意保持低調與冷淡，將來修憲機率勢必遞減趨近於零。如果再由中國國民黨取得中央執政權，兩岸必然走向強制統一而不僅僅是終極統一。 台灣能否脫離中華民國的憲政窠臼，能否擺脫中國的霸權強取，端看台灣人民的自覺與自決。民進黨身為本土政黨，有義務也有責任，為台灣的國家新定位與全體人民的未來，尋求憲政上的解決方式。 無論修憲或制憲，這是務實面對中華民國的當今處境，也是為兩岸關係尋求重大突破，沒有衝突就沒有妥協，沒有妥協就沒有進步。中華民國不能時而代表中國，時而簡稱台灣，甚至被改名成為中華台北(中國屬地台北)。 一個國家兩個地區，大陸人民不是中華民國當然公民，沒有選舉權等公民權利，這是不正常國家的象徵，也是大法官以《憲法》守護者的高度，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在政治現實上予以退讓妥協(司法院釋字第328、475、497、618號解釋參照)。 民進黨若能經由憲改，承認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已經「獨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中一台」、「一邊一國」才能徹底實現。台灣先行改變，中國才有進步機會。解構統一業障，兩岸才有真和平。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表示中國會舉辦228事件七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引發討論。中評社       張廖萬堅／立委 中國國台辦於今年2月8日表示要舉辦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相較於國民黨對二二八採取「塵埃落定、息事寧人」的態度，不難發現中國對於台灣的民心掌握，猶勝於最大在野黨。 二二八事件是二戰後台灣一系列悲劇的濫觴，之後的清鄉與白色恐怖都深受其影響，讓台灣的公民社會陷入近50年的哀慟與驚懼，誰能想到當初被熱烈歡迎的「同胞」，竟會這樣傷害島上的百姓？ 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中國此番紀念之舉，乃是將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權一把搶去，既然「台獨」（不想跟我統一的都台獨）這麼愛談二二八，就把它定調為台灣人民與中共同一陣線抵抗國民黨暴政的偉大革命，當時謝雪紅等台共殘黨確實有發起攻擊，可作為此一詮釋的佐證。但這種說法與國民黨定調「官逼民反」一樣，把二二八事件當作是「單一事件」，忽略其本質是由全台各地許多不同性質的衝突與屠殺所組成，也無視於被害人之間的異質性。 舉例來說，陳澄波是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的身分前往水上機場，為平息衝突進行協調，卻與其他成員遭到虐殺、曝屍，其行為絕非「反抗者」，卻被冠上莫須有罪名，無論稱其為「官逼民反」或是「烈士」，都只是為了正當化自身立場而利用死者的悲慘境遇罷了。 中國此次紀念二二八，劍指3個統戰方針：1.破壞台獨論述的正當性，使台獨與中共產生連結，進而變成「回歸中共的統一」；2.使自身與國民黨做出區隔，讓國民黨成為民眾厭惡的極端值，中國反而不再那麼令人生厭；3.讓台灣民眾感受到中共對於台灣歷史悲劇的重視。簡而言之，一切都是為了要強化統戰，拉近與台灣民眾的距離。 這樣的手段，平心而論，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政治操作，既不傷害台人情感，又可站在政治正確的高度上批判仍未完成轉型正義的民進黨政府，但這些作為由一個打壓人權的國家發起，實令人背脊發涼。 對於二二八事件，這個社會仍有許多不理解，一方面是被害者的口述經驗已隨時間流逝而亡佚；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牽涉過往社會各層面過深，相關人士面對這段歷史時，需要極高的勇氣與堅韌的心智。然而若要貫徹轉型正義，我們必須正視它，透過歷史與公民教育，使社會認知過去曾犯下的錯，進而避免再犯。 國民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其自然應當承擔歷史責任，但如中國一般利用逝者來成就政治目的，實難予以讚譽。紀念二二八不是辦個活動、歌功頌德而已，應該要貫徹轉型正義的精神，認真追究事件的歷史責任。

  1987年2月13日，會長陳永興(中)、副會長李勝雄(右)、秘書長鄭南榕(左)召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台大校友會館成立記者會，揭開活動序幕，為「二二八」真相開始發言。圖片提供/鄭南榕基金會 三十年前的今天，1987年2月13日，這個日子之所以值得紀念，是因為在此之前四十年，「二二八」都是台灣最大的言論禁忌，不只不能講、不能寫，連聽也不能。但是，包括陳永興、李勝雄、鄭南榕等三人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從此以後，台灣人最巨大的創痛與壓抑，如積鬱了千百年的火山爆發一樣被釋放開來，也因為這三個人的領銜衝撞，得以讓台灣人重新建立起長久以來所失去的信心與勇氣。 當時擔任台權會會長的陳永興醫師回憶：「我們推動這個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最重要就是重建台灣人的心靈。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的生命集體死亡，這個運動要讓台灣人復活。不管執政當局有沒有勇氣回應呼籲，只要台灣人民能夠從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訓中，學習如何重生，如何站起來，有勇氣紀念自己的先輩，肯定先賢的犧牲奉獻，有信心自己做島國主人，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相信這個運動就成功了。」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促進會」從1987年2月13日在台大校友會館對外召開記者招待會，二二八事件40週年正式展開第一波序幕，宣布展開祈禱會、祭拜典禮、座談會、演講會、和平遊行等紀念活動。 這個促進會由台權會長陳永興醫師擔任會長，李勝雄律師擔任副會長，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擔任秘書長，海內外56個人權團體加入，宣布促進會成立的同時，並提出幾項重要訴求： 要求政府公佈二二八真相和史料，公開道歉。 對二二八受難家屬給予平反與賠償。 興建二二八紀念碑或紀念館。 制定二二八為國定紀念日，每年舉行追思紀念儀式。 將二二八史實編入教科書。 釋放所有政治犯。 記者會後隔天，2月14日，在台北市日新國小舉辦第一場演講會，2月15日，正式為二二八而走，在台南市舉辦第一場遊行，沉寂了四十年的台灣天空，嘩然巨響。一直到3月17日，在台灣全島一共舉行了21場公開性的群眾活動，要求政府對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國家暴力，公布歷史真相，平反冤屈，進行道歉、賠償，安慰受難者與家屬，制定二二八為國定假日、興建二二八紀念館或紀念碑，以化解社會族群對立，建立公義和諧的社會。 1987年到1989年運動更提升為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一波又一波的二二八紀念活動開展，希望能彌合台灣人的傷口，以化解社會族群對立，建立公義和諧的社會。要求興建紀念碑設立，把每年的2月28日訂為「二二八和平日」。 從1987年到2017年，二二八事件的平反運動，已經三十年。設立紀念碑、口述訪談出版、真相調查與報告，政府道歉，賠償受難家屬等目標，前述的二二八和平日運動訴求，也逐項實現。 《公佈真相.平反冤屈／二二八和平日宣言》／1987年2月13日 四十年來，「二二八」事件像一片烏雲，縷縷的冤魂濃聚不散，又像你我心底的陰影，掩著我們最深刻的創傷。屈不得直，冤不得伸，真相不得大白。四十年來，死者無法安息，生者難以平安，這個島上因此沒有真正的和平。 但是「和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本地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和平—正是這個島上最重要的生存基礎。 因此，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第四十週年，我們呼籲全島住民共同來紀念這個日子，並祈求和平早日降臨在台灣島上， 我們呼籲公佈真相，平反冤屈，讓死者的冤魂得以安息，讓生者的心靈得以平安，也讓這個島上住民，得以因瞭解而諒解，因諒解而和解，因為和解就是邁向和平的開端。 我們懇切地向島上的每一個住民發出這個訊息：在四十週年的「二二八」，請讓我們以「和平」來紀念他，並訂這一天為「和平日」。 (本文所有圖片感謝邱萬興、鄭南榕基金會提供)

  醫療是提供醫療服務的產業，也是服務病人的產業，很難說它不是服務業。圖／CC0 Public Domain 新任衛福部長陳時中上任前一句「醫療是服務業」的發言，引起醫療界相當大的反彈。日前醫勞盟發言人姜冠宇醫師在媒體投書〈醫療絕對不是服務業〉，主要論點是：一、醫療是專業；二、醫療要盡量避免創造需求；三、醫療若陷入服務業的「顧客滿意度」思維，會是空前災難。 但是反過來講，難道「非專業」、「儘量創造需求」和「追求顧客滿意度」，會是「服務業」的分類基礎或其普遍具有的性質嗎？ 首先，三級產業分類法不是台灣、更不是衛福部所發明，而是英國經濟學家Colin Grant Clark依據同質分類的方法，把全球經濟的各種產業劃分為三個類別，又稱為「克拉克大分類法」或「配第─克拉克定理」。 第一級產業是利用自然資源生產原料的農林漁牧礦等產業，第二級是利用原料生產提供產品的加工製造業，第三級則是不生產原料或產品，而利用設備、工具、場所、信息或技能等為社會提供勞務、服務的業務，俗稱服務業。近年又新增第四級分類為智慧型服務產業。 從產業分類，重新探索甚麼叫「服務業」？ 基本上所有的產業若非第一或第二級，亦即非提供產品而是以勞務作為對價者，即歸類為第三級。以同為服務業的律師為例，重新考察上述反對醫療業作為服務業的三個論點是否合理：一、法律是不是專業？是；二、根據律師法，律師也不能刊載廣告或透過挑唆訴訟等手段來創造需求（反觀診所還可以打廣告）；三、律師當然不能為了追求「顧客滿意度」就替被告隱匿犯行，或進行任何有違律師倫理的業務行為。 要定義服務業，不能拿「非專業」（除非我們有理由另創第五級產業叫「專業」，但我們能夠想像農業、製造業或餐飲等其他服務業就沒有其各自的「專業」嗎？）、儘可能「創造需求」和以追求「顧客滿意度」為目標作為產業的分類標準或特徵。何況這三項和產業類別根本沒有關係，難道第一二級產業就不專業、不希望創造需求、以及設法滿足顧客嗎？ 也有其他立論是若醫療為服務業，應可比照其他服務業拒收某些特定病人。立委林靜儀更曾提出相反立論，認為「不要再用服務業心態要求醫療人員」才不會讓醫療人員因「服務讓人不滿意」而被暴力對待。然而這個問題顯然和產業類別無關，例如餐飲服務業的店家拒絕賣酒給開車或發酒瘋的客人，或是超商店員拒絕換電池給小模、旅遊業者拒絕陸客等等。 合理的要求是專業 不合理的要求是奧客 根據《醫師法》第21條規定：「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醫療法》第43條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即依其設備予以救治或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延。」以上醫師不得拒收病人的情況僅限於「危急病人」，基本上還有力氣打人的病人是否仍算「危急病人」就不無疑問；SARS期間亦曾發生「醫院拒收，發燒病患成人球」、「澎湖開業醫集體休診」等事件，也就是說醫師、醫療機構遇有危急病人，固然應依照其專業能力、當時的設備條件，予以救治或一切必要的行為，違反者將課以行政法上的罰鍰和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責任；但如果因為履行該義務而會陷入急迫危險時，仍得以用緊急避難作為抗辯理由。如病人已證實為SARS病人，依到診醫院當時條件，若收治此名病人，將立即感染到整個急救小組或病人，此時醫院便無收治這位病人的法律義務，醫師同樣沒有義務在暴力威脅下救治病人。 此外，得否拒收客人，也並非服務業定義的判斷因素。《醫師法》、《醫療法》等專門職業法規乃是國家對該管特定職業的管制法規之一，屬於公法關係；特別是牽涉到生命或人身安全的重大法益時，比較恰當的類比是，曾有檢察官遭受嫌疑人報復槍擊，請問檢察官是否也可以拒絕辦案？ 基本上任何行業，都沒有只要客人不滿意就要被打的道理，這不是服務業必然遭遇的問題，而是對於「服務業心態」的誤解。服務業提供的本來就是「合理的要求是專業，不合理的要求是奧客」。當醫療界對「服務業」三個字如此排斥，是否不自覺也顯露出面對服務業的傲慢呢？真正的問題恐怕在於，台灣所有服務業幾乎都面臨產業結構扭曲以及不被尊重專業等不合理待遇，或許該改變的不是產業類別，而是這種「服務業心態」吧？

記者簡惠茹／特稿 前宜蘭縣長林聰賢前腳一離開宜蘭，「農地農用價值」就受到挑戰。林聰賢當初強調違規農舍加稅是為了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也藉此遏止農舍氾濫問題，但是現在才剛上任農委會主委，擁有更大的權力來解決農舍問題，宜蘭縣代理縣長吳澤成卻馬上宣布今年違規農舍房屋稅不加價，無論是否為前朝延續下來的修正方針，都讓支持農地農用的社會大眾霧裡看花，充滿懷疑，看不懂民進黨對農業政策的立場。 雪隧開通十年，宜蘭農地快速被種滿農舍，農地農用是價值還是口號，讓蘭陽平原再起風波。（資料照） 政策難免影響到明年底縣長選戰。宜蘭因林聰賢入閣，縣長寶座頓時成為藍綠群雄覬覦的一塊肥肉，原本民進黨在宜蘭可以說是穩紮穩打，貼上綠色標籤幾乎就是當選保證，但是除了林聰賢任內對農業政策屢屢退讓，現在民進黨又無法捍衛農地農用價值，一旦副縣長一職又沒卡位成功，將來除面臨選戰布局難以整合，更將失去人民的信任。 林聰賢以前雖然被批評農地農用玩假的，但還是可以數出政績，屢屢和施政團隊在議會為政策辯護，而現在「宜蘭縣政府」卻是直接不玩了，只談回歸法制，不談理念，連農地農用這個根本價值都守不住。 而宜蘭的民進黨現在一方面要對內整合派系，一方面又忙著對外爭取副縣長大位，但是別忘了，人民的選票才是致勝關鍵，宜蘭的選民不只是房仲、民宿業者，選民們正睜大眼睛在看，一旦沒辦法好好守住綠色執政的核心價值，宜蘭選民將可能再次拋棄民進黨，而全台灣也都在看著民進黨的農業施政方向，如果沒有堅定立場，二○一八年縣市長選情也將面臨挑戰。

  從美國總統川普操作國際關係的手法分析，他似乎在玩一種chicken game，但在對撞邊緣，及時或何時踩煞車？他認定的「美國利益優先」，是他決策的最重要判準。 chicken game，被譯為小雞賽局、膽小鬼博弈、懦夫賽局、鬥雞博弈等，最簡單的比喻就是，兩個車手在同一車道對開，誰先轉彎閃避，誰就是chicken。 川普及他的國安團隊曾嚴詞批判中國為偷竊國，表示不排除檢討一中政策等等，在川普上任二十天，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才等到那通「川習電話」。「一中」是最受矚目的川習對話議題，不過，一中的提法及內涵，則是美、中各自表述，川普強調「美國的一中政策」，中方則強調它的「一中原則」，台灣也保有迴旋的解釋空間。 對於川普談到信守美國的一中政策，也出現兩種不同解讀，有政治分析家認為，川普對中國先擺出強硬架式，把本是既定的一中政策，轉化成為對習的一種特殊讓步，隱然成為美方的可用籌碼；中方學者則認為，川普承諾信守一中，讓他的強硬現形、不過是紙老虎。 不過，不論是把一中變成特殊籌碼、或是紙老虎現形，川普對中國顯然在玩chicken game，「川習電話」宣告這一局暫時到此為止，未來還有很多賽局，尤其貿易、匯率、南海、釣魚台、台海等等爭議問題，美中之間還有比不完的chicken game！ 美國大而強，最有本錢玩chicken game，就如一部坦克車開過來，看你要怎樣。台灣要特別注意的是，一，未來對美經貿談判時，應避免遭假民粹牽著鼻子被迫上場玩這個遊戲。二，在美中等大國玩chicken game時，絕對不要成為任何一方的籌碼或伴隨的副車！ （胡文輝）

依自由時報報導，日前主計總處發布的國情統計通報，去年來台旅客達一○六九萬人次，創歷史新高，甚至比前年還成長了二．四％！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粉飾太平的數字，但依筆者在中正紀念堂當志工的現場觀察，該數據並未有誇大之嫌。 不可諱言，從去年年中開始，尤其是下半年，中國團客確實少了很多，但相對的，亞洲其他地區的遊客，包括一向鮮少出遊的越南，觀光團都日益增加，韓國團更是多得讓人驚喜。元旦左右，筆者在銅像大廳值班時曾跟一位韓國團的領隊（韓國華僑）聊了一會兒，他說到去年十一月底，韓國來台旅客差不多已有八十萬人了，比二○一五年的六十萬增加許多，果不其然，主計總處公布的去年來台觀光韓國人達八十八萬人之多。 元宵節，筆者中午臨時代班，一點半到三點被派在靠信義路大忠門的堂內入口處值班，手拿計數器統計入堂人數，在一個半小時內，韓國團竟有十一團之多，每團至少廿人，真是讓人意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中國的自由行散客明顯增加了，他們的素質也比團客明顯要高出許多，有的是朋友幾人同行，有的是夫妻檔，有的是一家三口或五口（兩代雙親＋一個獨生子女）。他們普遍較有禮貌，很少像團客般大呼小叫，問路會先說「請問」而不是「喂」，聽完我們回答會道聲「謝謝」，而不是扭頭就走；有的散客說台灣真好、台灣人好友善，他們還會再來；而最高興的應該是堂內清潔人員，因為廁所最近幾個月清潔許多，不會尿液橫流滿地濕，他們不用打掃得那麼辛苦了，露出了許久未見的笑容…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中國廉價觀光團不來，來了較優質的散客及其他國家的遊客，有何不好？是誰每天危言聳聽、恐嚇國人、唱衰台灣的？恐怕是幸災樂禍的國民黨及親中媒體吧！請那些人好好讀讀旅日作家劉黎兒二月七日在民報的《日本now》專欄〈陸客團在日本走入歷史 逐漸消失了〉一文，學學日本人自立自強、力圖轉型的做法吧！ （作者為大學兼任教師，新北市民）

  蔡英文總統日前在台商春節聯誼活動表示，政府非常願意給予回台投資的台商，最充分的支持，積極協助台商轉型升級乃至回台投資。她邀請大家共同參與台灣經濟轉型升級的世紀工程，「以台灣作為再出發的全新起點，現在就是最好的時間點。」小英政府執政以來，鮮少提及台商回流議題，蔡總統此刻展開雙臂擁抱台商回台投資，在提振產業發展上走上對的道路，然而在溫暖訴求之餘，是否有具體的政策配套，值得檢驗。 小英上台後，產業政策著墨於推動「五+二」創新產業與新南向，對於從歐巴馬首先號召而川普更大聲疾呼的製造回流新趨勢，顯得不太重視。因此給外界之印象是「舊不如新」，對過去甚至現在仍在支撐台灣經濟成長的主力產業，並未投予應有的關注。這也引起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批判。其實，製造回流母國，乃是意圖透過生產過程的重新配置，化解全球化之下分配與所得不均的矛盾，並為成長停滯的母國經濟找回成長的動能。川普即將此產業回流的訴求，披上「再造美國榮光」的動人口號，以吸引選民的目光。小英政府在振興經濟的思路上，應先理解此一製造回流的脈絡，以及在就業與所得增長上的效益，方可找到台灣正確的成長秘方。 平心而論，製造回流母國，以及眼前蠢蠢欲動的貿易保護主義，本質上並不是對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逆襲，而係針對其弊病所作之修正，因此稱之為反全球化與反自由貿易，恐怕是太沉重的指控。不可否認，全球化的潮流帶動世界經濟的成長，其所形成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也給予後起的經濟體快速發展的紅利。然而，全球化造成的副作用也在擴大。在先進國家，全球化得利的是具有資本與技術優勢的階層，多數勞工則面臨薪資倒退，甚至失業的困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形成「1％vs.99％」的失衡社會。而新興市場得利於人口紅利與低廉勞動成本，成為跨國企業的生產基地，成功讓數億人脫窮，但是大量開發、大量生產的產業發展邏輯也衍生生產過剩、環境污染、資源耗竭，導致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後遺症。而如此的環境與生態浩劫，係以全人類的健康與福祉為代價。 尤有甚者，全球化更醞釀先進國家與新興國家的深刻矛盾。在技術與資金上處於劣勢的後起經濟體為了追上先進經濟體，扶植本國產業，紛紛採取進口替代策略，主要手段則是非法補貼、操控匯率、仿冒、盜版、傾銷等，進行不對稱的競爭。但不公平貿易卻造成先進經濟體勞工的大量失業與所得倒退，其不滿聲音激化了反全球化與保護主義的力道，更在政治上找到了他們的代言人。此股力量固然被貼上反全球化、保護主義的標籤，實質上是對中國之類披著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外衣卻採取保護主義的競爭對手之以牙還牙的對抗手段。而其重要的抗衡策略之一，就是製造回流母國，以創造工作機會，提升勞動階級所得，重建一個堅實的中產階級，填補社會分裂的縫隙。 台灣曾受益於全球化，在自由與共產世界對峙的冷戰年代以加工出口翻轉貧困的經濟，創下台灣經濟奇蹟，驚艷世人；然而，台灣也是冷戰結束，全球化加速生產基地轉移的首波受害者。產業大量外移，經濟發展結構以三角貿易為主，亦即台灣接單，享受租稅優惠，但工廠卻在海外，為外國尤其中國創造就業與稅收，但台灣勞工卻面臨實質薪資十六年停滯狀態。更嚴重的是，台灣產業外移所創造的巨大能量竟然是挹注對我有領土野心的中國，使其逐漸累積對台施壓的籌碼，導致我陷入受制於人的困局。經濟因素加上政治因素形成嚴重的國安問題，因此製造回流對台灣而言，甚至比美國更為迫切。而且，在客觀形勢上，中國勞動成本劇升，扶植本土企業，以及中國式肥咖條款對台商的查稅壓力，已形成導引台商回流的絕佳客觀形勢。小英政府若能善用此一機遇，以具體措施與積極態度吸引製造回流，將可一併解決中國台商的生存危機與台灣經濟危機，使台灣真正走出經濟依賴中國的陰影。

日昨，國民黨召開「拒絕美豬，支持美珠；美豬美珠，大家關注」記者會，看了讓人不相信這是百年泱泱大黨應有的水準。 其一、用人名字作文章，失言失態：在講求人權的時代，用名字揶揄別人，只會顯露自己的無知與欠缺水準。真讓人搞不懂美豬與美珠有何關聯，再者，全台灣名字叫「美珠」的，不知有多少？幹嘛胡亂牽扯！ 其二、公共政策，宜就事論事：現資訊發達，任何公共政策討論應理性、務實，才能獲得民眾認同，造謠、抹黑最後都會被看破手腳。美豬議題應以全民健康為考量，透過專業對話，任何意識形態或激發民粹，均無補於實際。 其三、國民黨敗選後，光怪陸離的言論屢見不鮮：以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的言論為例，如近期引起原住民反彈的高士部落舊神社事件，原本由日本神職人員佐藤健一在日募資興建而成，硬誣指為民進黨所建；還有更猛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蔡言：川普的祖父開妓院，而孫子要當總統了，「台灣也有一個蔡姓人家，開過『砲房』致富，叫『樂馬飯店』，也生了女兒當總統」。試想，這種缺乏口德，惡意連結的論調是傷己還是傷人？不言可喻！ 國民黨身為最大在野黨，切莫低估選民的水準，如果一味用攻訐、抹黑、扭曲老招，自降水準，要中興再肇恐怕很難！ （作者曾任職出版業，現專事寫作，台中市民）

  理論上，黃復興與「黃二代」都是讀「蔣公嘉言」長大的反共鐵衛，但「蔣公」的牙刷主義和隔離主義，讓他們產生自以為是的偏見，不知道國民黨已變成見不得民主陽光的紅、藍、黑三色冰淇淋。 五個什麼咖爭黨主席，救黨廢話說了一大堆，所凸顯的惡症有兩個：「法統」和「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這是無藥可救的政治癌症。 「蔣公」以神話包裝個人獨裁的正當性，自命是「魚湯」周公傳承下的「法統」， 對外要打倒毛家幫「偽政權」，對內要鎮壓與「共匪」勾結的「台獨」；台灣老住民居多數，卻只能搞「地方自治」，不能與聞「中央」大政。 法統鬼話傳到蔣經國便告中斷，李登輝被視為「法統」之敵，連、吳敗軍談何「法統」？馬英九復辟，但所謂「法統」已經不是「魚湯」，而是「黃復興」。 普遍的認知，黃復興是決定黨主席誰屬的關鍵，但黃復興與外界隔離，性質神秘，被稱「深藍」，「蔣公」時代反共聲音最大，現在卻以退將祭「中國」之名，向「偽政權」屈膝，哀求統一的行動最刺眼。 台灣主流民意要與中國各自為政，和平共存；「統一」既無正當性，也無市場。但柱婆為保主席權位，向黃復興及習近平喊話求救，不惜宣示她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要積極追求「統一」。 她要保住「正統」，堅持地方黨部主委「直選」必須「配套」，以免「地方」出現「台灣國民黨」，與以黃復興為骨幹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發生對抗。 黃復興變色，法統神話不存，中央與地方矛盾無解，柱婆總算承認外來國民黨的居心與無可救藥的認同錯亂。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話說回來，國民黨如果成為爛泥，台灣人民應該高興，至少，不會做壞，但是這爛泥在國會目前還有35席，而且是擁抱舊思維反改革的一群爛泥，新政府的改革工作，目前進度緩慢，已經處處受阻，最終改革失敗，陪葬者將是全體人民。圖／網路資料，民報影像合成   恭喜中國國民黨，重新站上台灣第一大黨寶座。 聽到這個消息，曾經大聲批評國民黨是爛泥扶不上牆的中國退將──王洪光，應該是最高興的人，老共永遠相信人多好辦事，打架靠實力，選舉靠人頭，現在黨員增多了，國民黨奪回政權，配合老共統一大業，指日可待。天知道：這裡面突然多出來的新進黨員，有多少是老共潛伏來台的地下黨員？ 根據國民黨中央發布的消息：目前已登錄的黨員有91萬人，五月份黨主席選舉，具有投票權的有30萬人，其他六十萬黨員屬於尚未申請恢復黨籍者或已失聯；30萬人中，約19萬人屬於無須交黨費，但是仍然有投票權的黃復興黨員。黨員增加，這一切要感謝最近20幾天來，踴躍入黨的七萬多新生黨員的支持和捧場；當然，還要感謝有組織、有戰力的黑道同志，整批進黨，愛黨不落人後，入黨速度快、狠、準，真正「阿薩利」。過去，用樓上招樓下方法，顯然已經趕不上時代需求，國民黨因為有了七萬多新兵入場，至少不會被黃復興壟斷擺布，甚至變成名符其實的黃復興黨，至於，黨員是不是黑道，其實問題根本不重要，因為本黨過去就很黑，現在黑一點，本來也無傷大雅。 歷史很巧妙，這20幾天多出來的七萬多黨員，正好是國民黨在1949年來台的黨員數目。1945年，國共內戰開始，國民黨軍隊200萬，統治3億3千萬白區的人民，但是軍公教加入國民黨的人數是400萬，失敗後，來台軍公教人員不含眷屬，總共90萬人，但是，仍然自稱是黨員者才七萬多人，這是國民黨黨員最少的時候。內戰時期，老共控制1億2000萬蘇區人口，黨員才五十萬，戰力是三比一，結果國民黨不到三年就倒台，打破一大堆國際眼鏡，390萬黨員不是戰死，就是投降留在匪區，連燒黨證時間也來不及，肯定遭受老毛的清洗鬥爭。 老蔣來台後，喊出改造國民黨，開始指揮高中教官吸收新血，有很多黨員就是高中時代血氣方剛，而誤入歧途，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好不容易，在黨國不分情況下，黨員人數快速攀升，到了90年代，國民黨就是百萬黨員大黨。但是，黨機器靠國家財產互通，補助生活，政客靠黨升官發財，地方黨書記等於一縣之長，黨員眾多，黨工成群，耗費巨大，長期下來，黨機器年久失修，百病叢生，終於走到今天的困境。可惜，失去政權後，沒人喊出改造國民黨，更沒人有興趣知道，到底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何在，只知道再來一次招兵買馬，營造四龍一鳳搶珠，民主選舉遊戲，以為這樣昭告天下，就可以一改社會對此黨腐敗的評價，一起搶救國民黨，等待2018藍天再現，如此想法，未免過於樂觀。 60年代美國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洛伊德.伊斯曼（中文名字易勞育），在所寫的《毀滅種子》一書中，解析國民黨，他說：「國民黨一直是一個以個人利益和派系利益主導的政黨，根本沒有集體奮鬥的目標，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易勞育曾經在1950年加入韓戰，戰後擔任美國星條旗日報記者，1957年考進美國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為中國問題專家，易勞育還有另一本研究國民黨的大作──《流產的革命》，書中描述1927年老蔣展開奪權清黨後，國民黨就已經失去理想，成為權力爭奪的政黨了，奢談理想，太傷人了。易勞育此言，真是一針見血，至少可以解釋為什麼六十萬黨員失聯，不想和國民黨沾上邊。 民主社會的政黨，成立目的雖然是選舉，但是，不是為權力而生，而是為人民而生。無法探究失敗因的政黨，又如何期待下一次的成功。看看這一個故事吧： 荷蘭銀行在1995年成立一個「出色失敗者基金會」，這個機構每一年會舉辦論壇，把一些失敗的企業或冒險家的故事，作為討論主題，然後做出結論，作為下一次成功的經驗。從英文字母來看「success」成功，源自拉丁文寫成「succedere」，就是跟隨在後的意思，成功常常是在失敗後才來臨的。國民黨可能最需要的不是黨員，而是加入這樣的基金會，認真探索一個富有四海的最有錢政黨，為什麼會被人民拋棄，只要先想通這個問題，才是國民黨自救的開始：中國國民黨既稱中國，那麼市場發展就應該以中國為重。早期，老蔣還會在黨中央聽取報告，有關中國方面的黨務工作，現在完全沒有，還口口聲聲中國是本黨資產，真的不知道：到底這個黨是隱藏了哪一種資產在中國。建議國民黨：想要藍天再現，先把中國去掉吧。 國民黨是中央集權式的政黨，所以奪取黨揆地位，廝殺激烈。明星式政客從馬英九中斷以來，無一人可以服眾，所以群雄並起，每次選舉廝殺後，就是再度分裂。所以，建議此黨，把黨主席權力削減，把地方選務提名工作交給地方自理，才能營造團結。 建議國民黨：誠心配合新政府改革工作，承認自己過去製造黨國體制，弄下的爛攤子，包括年金改革、黨產歸零、轉型正義，甚至清算過去獨裁者，這些工作其實就是台灣民之所欲，如果還整天抱怨政府追殺國民黨，完全不思悔改，擁抱政府中的舊黨國殘餘勢力，要站在政府對立面，以為，有一天奪回政權，又可以讓國家再度不正常，黨產回歸懷抱，如此心思，恐怕未來黨路會走得更窄。 話說回來，國民黨如果成為爛泥，台灣人民應該高興，至少，不會做壞。但是這爛泥在國會目前還有35席，而且是擁抱舊思維反改革的一群爛泥。新政府的改革工作，目前進度緩慢，已經處處受阻，最終改革失敗，陪葬者將是全體人民。 國民黨非法黨產被凍結，魔戒已經不靈光，還必須借錢發薪給黨工，但是，內行人知道，這只是對外作作貧窮假象而已，否則一個要借錢才能發薪水的公司，還有那麼多人想競逐老闆，還選到你死我活，狠招盡出，不留情面，真的如此愛黨捨命嗎？真的打死我也不信，除非這些人已經發瘋了。

最高法院調查布農族獵人王光祿觸犯槍砲、野保等罪非常上訴案。資料照片 布農族獵人王光祿非常上訴案之開庭，最高法院首開網路直播之先河。正當歷經中共被迫失蹤、黑牢施虐、電視認錯後人格謀殺的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訪台之際，台灣正以司法人權，展示敞亮的門窗！ 本文要談的是實體部分。 由於《野生動物保護法》、《森林法》、《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扞格，拘束著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狩獵習俗，最高法院調查庭聽取3位學者（台大法律系教授王皇玉、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蔡志偉、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鄭川如）的意見，都主張《原住民族基本法》優於上開法律，「原住民族狩獵權，從人權兩公約、原基法來看，屬於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發展權的延伸」。 因此法庭決議，往後原住民在節慶或祭典期間，可附帶條件放寬打獵的禁令。一些專家言論，也開始安撫著擔心野生動物瀕臨絕種的人們：台灣原住民數千年來，世世代代以林野維生，早已存有物種保育的永續觀念，懂得集體節制，不致於濫捕濫獵。 「群體權利」是世界新興人權之一，西方許多國家都接受加拿大學者威爾．金里卡 （Will Kymlicka，1962年生）的倡議──土著民族應擁有文化權、土地權與自治權。文化權包括使用母語、族人祭典和生活上的各種習俗。土地權包括劃編保留地、恢復「傳統領域」。自治權則指劃定自治區，設立自治政府等。 雖然台灣歷次的大小選舉，民進黨始終打不進原民部落的票倉，但台灣的執政者當中，會真心把原住民族「當人看」的，唯有打著人權立黨的民進黨。 2000年總統大選前，原住民尋求各黨參選人簽訂「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的新夥伴關係」，第1條就是「自然主權」，當時只有陳水扁簽屬同意。阿扁當選總統後，接著又簽署夥伴關係的「再肯認協定」，使原民自然主權的主張，從此不再被斥為異端。阿扁連任後，於2006年11月18日更承諾未來在台灣的新憲法中，會有一個原住民族的專章，並成立了制憲推動小組。 這是考量原住民的文化權、土地權以及設置自治區、維繫特有文化等等，必須仰仗憲法專章之授權保障。沒曾想，後來因為政治風暴及朝小野大，新憲的希望頓時落空，就像醒來時失去的夢土…… 2016年同樣民進黨的蔡總統就任了，先成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又在原民日舉行「歷史總道歉」，原住民朋友似乎不太領情，懷疑同具原民「稀釋血統」的蔡總統的誠意，因為「原轉會」不是他們想要的合憲合法的調查機構。而阿扁昔日的制憲之諾，再也沒人提起…… 歐洲國家當年在美洲、紐澳的領土擴張，主要是建立在國際法「無主之地」的發現，而台灣史上的外來墾殖者，當初佔領原住民族的祖靈之地時，從未借問人煙。我們看看對面的中國，是如何對待西藏的圖博、如何對待新疆的維吾爾、以及內蒙古的，民主台灣也知道要走跟「共匪」相反方向的道路！每年二二八，當台灣人對「外來政權」追兇究責之際，是否也該思及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懸而未決，原漢之間的歷史和解未見天日？ 作者曾任國家電台記者，高雄市民

    六四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四之後，肖建華、王丹、孔慶東(由右至左)3位北大人走的便是一條完全不同之路。   圖：新頭殼合成照/翻攝網路   肖建華的紅頂商人之路 雞年春節前夕，「金融大鱷」肖建華在香港被神秘人士帶回中國大陸。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相關人員到香港四季酒店探訪肖建華，勸其與北京合作，但沒有強逼。報導指出，肖建華事件涉及2015年有人操控中國股市，最終導致市場崩潰。另外，這次調查也涉及此前落馬的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而馬建的的後台是前國家副主席、有「造王者」之稱的曾慶紅——曾慶紅是江澤民的左右手，據說也是習近平上位的推手，但習近平執政之後，兩人的關係迅速惡化。 中共寧可踐踏香港基本法、掀起軒然大波，也要帶走肖建華，可見肖建華已經成為最高層政治鬥爭的關鍵棋子。肖建華被脅迫回到中國「協助調查」，是否標誌著習近平與曾慶紅、江澤民之間的矛盾加劇，甚至有可能在中共19大之前發生一場更大的火併？ 如果抓走肖建華的是習近平的人馬，那麼是不是習近平要殺人滅口呢？據《紐約時報》報導，肖建華聯合創立的一家企業曾收購習近平姐姐和姐夫持有的一家投資公司的股份。換言之，肖建華參與習氏家族的理財，是其幕後的「錢袋子」。在黨內鬥爭劇烈之際，習近平先下手為強，將肖控制在手中，使敵對勢力無法從其口中撬出對己不利的信息。 如果抓住肖建華的是習近平對立派系的人馬，那麼至少說明習的權力並不如北韓金三胖那麼穩固。習近平的把柄若被其他派系所掌握，他在19大上的「話事權」必將大大受限，突破兩屆任期的企圖也可能受挫。 在富比世雜誌公佈的財富排行榜上，肖建華擁有41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但據說他能調動的資金超過萬億，連馬雲這個級別的人物也受其操控。肖建華的「明天系」已形成以明天科技、西水股份、華資實業、愛使股份等上市公司和交通、能源、媒體、影視、機場、飛機租賃等為核心的實體產業橫軸，以恆泰證券、新時代證券、包商銀行、哈爾濱銀行、濰坊銀行、天安財險、天安人壽、生命人壽、華夏人壽、新時代信託等為核心的金融產業縱軸，確立了產融結合的構架。據《新財富》調查，「明天系」掌控9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融機構。肖建華及「明天系」長期隱形存在，神秘而低調。 近年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都是從官商勾結的線索展開：先是巨富被抓，然後是高官落馬。跟清末的胡雪巖一樣，肖建華靠官商勾結而富可敵國，常年在水邊走，不可能不濕鞋。據香港端傳媒報導，2013年傳出肖建華遭到中國相關部門通緝後，他避居日本，後來又回到香港，以50萬元的月租長期租住香港四季酒店服務式住宅四季匯單位，足不出戶，5名保鏢寸步不離。 誰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次北京動用香港黑社會，成功將肖建華帶回內地「協助調查」。消息傳開，「明天系」的股票應聲而倒，其商業帝國土崩瓦解並非聳人聽聞。如同在孤寂潦倒中慘死的胡雪巖一樣，肖建華的未來不容樂觀。 肖建華的事業始於1989年的民主運動。這名出身貧寒之家、刻苦己身、15嵗考上北大的少年人，年僅18歲即已是北大官方學生會的主席，可見其不僅成績優秀，且性格早熟、心思縝密。學運高潮期間，肖建華審時度勢、緊跟官方，受同學之唾棄，一度心灰意冷，躲入圖書館苦讀。 當鄧小平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活動之後，全國的媒體鋪天蓋地地發佈21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他們指控的罪行是煽動反革命暴亂。位列名單之首的是跟肖建華同齡的王丹——王丹成立了一個與肖建華領導的官方學生會對立的學生自治組織，以便動員同學參與民主運動。 學運期間，王丹萬眾矚目，肖建華默默無聞。但事後肖建華卻因禍得福，其忠誠表現受到北大校方的讚賞。依照慣例，北大或清華的學生會主席在畢業後會上調共青團中央工作，爲日後的飛黃騰踏奠定第一塊基石，胡錦濤、李克強等人的仕途就是如此展開的。然而，不知什麼原因，原本可以在仕途上順利發展的肖建華偏偏棄政從商，是不是六四屠殺的鮮血讓他深感政治的險惡？ 然而，在中國經商，官商勾結是唯一的終南捷徑。中國出不了比爾•蓋茲和巴菲特這樣靠自己的技術和能力致富的商人。所以，肖建華還是無法絕緣於政治。他雖爲寒門子弟，卻成功打入太子黨集團，幫助多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級的大人物的子女經營財產，自己也積攢了驚人的財富。 如同電影《無間道》中的臺詞，「出來混，總要還的」，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最後無法全身而退。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聰明如肖建華，不可能不知道這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或許他早已料到會有這一天。此時此刻，不禁讓人想起《紅樓夢》中《好了歌註》的詩句：「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孔慶東的賣身文痞之路 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六四之後，那一代的北大人和所有的大學生的人生之路迥異。如果說肖建華走的是一條紅頂商人之路，那麼孔慶東走的便是一條賣身文痞之路。 我與孔慶東相識，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我在北大攻讀碩士學位，孔在北大攻讀博士學位。我聽到不少有關孔的故事：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孔曾當選北大研究生自治會主席，但很快淡出學運核心圈。在網路上還可查到一張王丹在演講、孔慶東在旁邊傾聽的照片。儘管如此，六四後孔慶東還是遭到清算，被剝奪念博士的資格，發配到北京郊區的一所中學教書。幾年後，才重新考博士、回北大。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幾經周折後出版，一石激起千層浪。之後，我將孔慶東的文章推薦給書商，孔的處女作隨後問世。我們成為大學生追捧的青年才俊和敢言知識分子，曾結伴赴十多所大學演講和簽名售書，在八九之後沉寂許久的中國文化界掀起幾許波瀾。 然而，我很快發現，孔慶東的身上有著強烈的功名利祿之心，民主自由只是他利用的旗幟而已。在世紀之交中國的劇烈轉型中，孔慶東猛然發現，惟有搖身一變爲左派才能將自己賣與「帝王家」。之後，我們便疏遠了。再後來，孔慶東不僅肉麻地歌頌毛澤東以及「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還對金正日和卡斯特羅佩服得五體投地——金正日和卡斯特羅死掉的時候，他悲痛欲絕地前去兩國駐華使館弔唁。 左派的「鬥爭對象」當然是右派。孔慶東進而攻擊倡導法治的北大教授賀衛方，穢語辱罵《南方人物週刊》記者，由此贏得「三媽教授」之綽號。他變得越來越有名，越來越有錢，職稱由講師而為教授，連妻子也換了好幾個。我痛心地寫下了給孔慶東的絕交書，如同昔日嵇康給山巨源的絕交書。 孔慶東最出格的言論是罵香港人是狗。有中國遊客在香港港鐵車廂內吃東西，幾位香港本地人警告他們違反了港鐵附例。陸客反過來辱罵港人，進而在網上引發一場罵戰。孔慶東在名為《第一視頻》的網絡電視台評論說：「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總是開口就說我們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你們不是人。」 此後，香港《明報》登載孔慶東的一篇專訪，孔修正說，他是說「香港有一部分人是狗」。他又反問，他說過不少地方的人「有一部分是狗」，都沒事，為何香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又指責說，「部分香港人擁有殖民地優越感心態」，缺乏國家意識。 這段言論已經超過了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是公然宣揚仇恨和歧視。雖然香港各界紛紛譴責孔慶東的言論，但他拒絕道歉，北大亦未對他作出任何處罰。這不僅因為北大校長自稱孔的忠實讀者，更因為孔的想法代表了中南海裡習近平的想法。孔慶東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而是「奉旨罵人」。作為俾倪天下的中興之主，習近平對不馴服、愛搗亂、鬧獨立的香港人心存厭惡。在習心目中，港人就是英國人豢養的「走狗」，雖已被收歸中國，卻不肯為新主人服務，而眷戀舊主人，這樣的「狗」，不使勁敲打行嗎？孔慶東投其所好，說出了習近平的心裡話，應當重賞，豈能懲罰？由此，習近平原諒了此前孔慶東爲薄熙來辯護、稱薄被捕是「反革命政變」的出格言論；而孔慶東也從薄家的家丁，轉換爲習家的家丁，正如魯迅所說「城頭變幻大王旗」，奴才不愁無主人。 王丹的民主自由之路 肖建華出事之後，因為《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中提及六四期間肖建華與王丹同在北大唸書，便有人找在台灣任教的王丹詢問肖建華的「塵封往事」。王丹在臉書上說：「我要說明的是：第一，我在北大的時候，肖確為學生會主席，但是我跟他是敵對雙方，素無來往。事實上，我還曾經試圖發動學生會改選，把他拉下馬，可惜功敗垂成，八九民運就爆發了；第二，事後至今，我也跟他沒有任何往來。」 中國人太重視同學、同鄉關係了，各種同學會、同鄉會數不勝數。即便身在海外的華人，也忘不了參與同學會、同鄉會。其實，同學和同鄉不是自我選擇的人際關係，而是被動的、由偶然因素形成的某種微弱的關聯性。即便北大有蔡元培開創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傳統，北大人與北大人之間，照樣天壤之別。北大畢業生中，有在共產黨體系內熬成宰相的李克強，有熬成封疆大吏的陸昊、李書磊，有肖建華式的超級富豪，也有王丹、許志永、滕彪那樣的抗爭者。 經歷過六四的學子之間的分化，以及一個人身上「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的變化，讓人眼花繚亂。當年通緝令上的21名學生領袖，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有的重新投向共產黨的懷抱，寫下悔過書，回中國淘金；有的在國內生活，長期受到打壓、監控，鬱鬱不得志；有的放棄政治理想，改爲追求學術之不朽，在書齋中其樂融融；有的轉換人生跑道，被上帝呼召成為牧師，傳揚福音；有的繼續從事民主和人道事業，捐出薪水幫助國內異議人士及其家人……他們的故事足以寫成一本精采的「合傳」。 其中，王丹是少數仍然走在民主自由之路上的天安門一代，正如他在臉書上的自我定位：「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致力於做一個溫和，堅定，建設性的政治反對派；期待未來的中國，能夠重建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他逃亡、被捕、入獄、被迫離開中國，甚至連累母親也入獄，他是政治流亡者，他永不放棄。 1989年的民主運動悲慘地失敗了，但參與那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並非一無是處的失敗者。在肖建華出事之前，很多人或許會認為，如果拿肖建華與王丹相比，順從共產黨的肖建華是成功者，反抗共產黨的王丹是失敗者，當然要以成功者爲榜樣。而在肖建華出事之後，更多人猛然發現：原來，肖建華擁有的金山銀山，包括加拿大護照，都不能保有他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他在共產黨面前只是一隻隨時可以被捏死的小螞蟻；反之，王丹在中國之外的土地上，活出了精采的人生——教書育人（任教於多所大學），出版雜誌（《知識分子》），組織論壇（「中國沙龍」），運作NGO（華人民主書院）……件件都風生水起、有聲有色。王丹在帝國邊陲的台灣慢慢積蓄力量，終有一天，他和他的學生們會對中共暴政發出正義的反攻。 從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到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王丹或親臨現場，或隔海觀察。他的學生陳爲廷等人成了太陽花學運的先鋒，他也與學生們一起出現在被佔領的台灣立法院的議場之內。我想，在王丹和他的同道人心目中，六四不是過去式，當年那些死難的學生和市民仍未瞑目，繼續爲民主自由而奮鬥，是唯一可以告慰死難者的好消息。而比王丹稍稍年輕兩歲的我和王丹都堅信，民主和自由之花必將在中國綻放。 最近幾年，我每年都有機會到台灣訪問，王丹通常會邀請我去他的課堂上給學生們講課，來聽課的大部分是台灣學生，也有少許陸生。我們跟年輕學子之間，有坦誠的辯論，思想火花的碰撞。我相信，啓蒙的種子由此播下，我們的努力不會白費。 3名當時北大學生的不同選擇，亦象徵著那一代中國青年以及此後更多的中國青年的不同選擇。肖建華的紅頂商人之路遭逢了滅頂之災，孔慶東的賣文爲奴之路宛如漆黑的隧道，而王丹的自由民主之路即將迎來燦爛的黎明。

昨天聽到BBC要在孫文館現場做青年抽樣表決，我與陳威仲跟廖千瑤，與一群隨機路上找來的大學生一起就被抓了過去。 現場除了我跟千瑤威仲等人超過30歲，其他都在20~30內，有些是現場在練舞的被抓來。 期間多數的學生都不認識我，看來真的不是同溫層。 而BBC要做的表決內容有二，分別是： 一、「你認不認同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 二、「你認不認同台灣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現場扣除我跟威仲千瑤等人，其他約21名學生。 剛開始做題目一的表決時，我跟威仲千瑤等人走到了不認為是那一邊，共有10人，認為是的，則有14人。 然後做第二題目表決時，我們這回走到了應該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的地方，共有18人。 然後走向不應該成為獨立國家的，共有6人。 之後BBC分別訪問，為何認為台灣應該成為獨立國家？以及認為為何不應成為獨立國家？  認為台灣應該成為獨立國家的人，多數的回答是：「台灣本來就已經走向獨立了，只是還不被國際承認」 「我覺得台灣的現狀不就是獨立的嗎？我們跟中國本來就不是同一個國家呀，未來也不是呀。」 千瑤則是答：「台灣只是政治實體，但還不是國家，但未來要成為一個國家。」 另一方，認為台灣不應該成為獨立國家的，則分別說：「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但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台灣獨立了，中國就會打過來，我就不想被打，所以維持現狀就好了。」 最後，BBC問兩邊，如果要你現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同一個國家，你願意嗎？ 這個回答，包括那6個主張台灣未來不應該成為一個國家的，以及包括我在內認為台灣未來應該要成為一個國家的18人。 全部的答案都是： 「No。」

展讀兩篇國民黨（ＫＭＴ）黨員於二月九日的投書後，很想問問兩位貴黨員，你們可真正知道最大、最主要的民之所欲為何？一語道破，就是請國民黨自動繳械，捨棄一切非法侵占的黨產。並配合黨產會之旨意，主動清查所有附隨組織，如婦聯會等之財產狀況，凡有來源不明者，一律交由黨產會處置，或充公，或返還於原先之擁有者。其次，絕不為此頻打官司，更不倚仗劣質法官百判勝訴。藉此亦可杜絕「法院乃國民黨所開」之惡評。尤進一層，應大幅配合執政黨之司法改造，以期台灣臻於完全之民主國家。 以上兩點說來容易，每逢大小選舉，老Ｋ也會表示一番，但百分之百是應付一下，唬弄一場。其因甚明，此等民之所欲，正是老Ｋ所懼。沒了黨產，沒了不公不義的司法，那老Ｋ不就沒戲唱。可是一直千方百計阻擋呢？那是等於等死。哈哈！真像是孿生的中國共產黨，打了台灣可會掐死自己，只有等死了再說。 此外，亦奉勸老Ｋ黨，別因小英總統及其政府一時民調低，就誤以為可輕易取而代之。大聲告訴你們，小英總統是有認真在做事，只是一時選民尚看不出美好的結果。而這正是你們老Ｋ在作怪。再不痛定思痛，趕緊繳出不法黨產，好好改革不義司法，則屆時選舉一到，我們就發動「投廢票給老Ｋ黨」，讓「無好住」（吳郝柱）等人回去吃自己。 （作者著有《債與償：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及《瑞士交響曲》）

交通部公布去年來台旅客，雖然中國客較前年少了六十七萬人，但在日韓及東南亞來台旅客顯著增加之下，去年來台旅客仍增加了二％人次，全年達到創紀錄的一○六九萬人。總統蔡英文還在推特以九種不同語言，向各國旅客表達感謝。足見中國企圖以政治力量打擊台灣觀光市場的詭計失敗，一些只視中國客才是他們衣食父母的國內旅遊業者，誇大哀號中國客的影響層面，也不攻自破！ 經營旅遊業，當然應放眼世界旅客，豈能獨沽中國客？明明知道中國人連到世界哪一國旅遊的自由都沒有，客源必定大起大落，豈能連這一點經營企業的風險都闕如？搞怪的明明是中國政府，卻反而在親中媒體煽動之下向台灣政府叫囂，是台灣政府叫中國旅客減少到台灣嗎？ 況且，中國來台旅客大多是「一條龍」式的操作，台灣業者賺到的只是小利，卻要遭受中國政府的要脅。如今政府擴大對日韓及東南亞旅客的行銷，成效至為顯著。例如去年日本來台旅客達一百八十九萬人次，較前年增加十六．五％，南韓旅客更增加三十四％，達八十八萬人次，港澳人口約六、七百萬人，去年卻有一百六十一萬人次到台灣。由此可知，我們欲爭取國際觀光客應放眼世界，不是只有靠中國客「撐場面」而已。 台灣的人文景觀，相信對很多國家都有吸引力，光是以台灣山川景色為號召，吸引一些走登山步道的旅客就有很大賣點了，相信只要行銷台灣做得好，不愁沒有客源。 （作者從事教職，台北市民）

中時電子報以斗大標題，稱「遭爆與３女同住 曹啟鴻難堪卸任」，這種謀殺人格的影射，與四十年前政府批判的「共匪」何異？ 筆者在南部與曹啟鴻、黃麗霞、曾美玲一起參與環保、社區營造、原住民部落重建、社區大學、綠色產業超過二十年，林邊國中曹啟鴻老師，就像令人懷念的王拓先生一樣，毫無架子，以濃厚的鄉土情感與責任感投入政治運動，他不走宮廷鬥爭與地方酒攤博感情路線，非常難得地接軌環保、多元文化、公民社會、終身學習、永續發展等普世價值，頗能以同理心處理複雜的農村社區與文化事務，溫和穩健不居功的個性，在地方頗受好評。 還記得二○○一年四月二日，時任立法委員的曹啟鴻老師得知我在屏東協助台邦．撒沙勒博士生進行好茶部落地圖的調查研究，邀我與黃麗霞、曾美玲一起討論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的籌備，當中我發現屏東縣社區大學短短一年半載，已扮演起終身學習、在地知識文化傳承、各種公民運動的基地，這也是我當年跟進創辦台東南島社區大學的由來。隔天是民進黨立法委員黨內初選的日子，他好整以暇，與我們討論部落主義的文化重建理念與做法，他認為平常就在為地方做事，不必臨時高調拜票，最後他以高票通過黨內初選。 十五年過去了，曹老師保有從政初衷，我與他們的團隊仍常有聯繫，他騰出擔任農委會主委時，公館的閒置空間，讓北上的機要團隊依法住宿，一大早共乘到農委會上班，晚上大概要八、九點才共乘回宿舍，短短半年內，已經把友善環境與維穩農產價格的農業體系建構起來，就等今年全面推廣，熟知這種憨厚老實又勤奮簡樸的南部人性格，不見容於台北宮廷，讓人對民進黨頗為失望。 曹啟鴻政治團隊一直是台灣環保、在地化、社區營造、多元文化、綠色產業、永續發展的良心代表，但這些前瞻性議題需要更細膩與尊重人的方式漸進達成，難靠速食主義，一蹴可幾。宜蘭縣身為社造原鄉，希望林聰賢縣長接任農委會主委後，能讓曹前主委埋下的友善環境農村與農業種子，成長、茁壯。網路媒體對曹啟鴻的胡亂影射，呼籲蔡英文總統基於道義責任，出來滅火，別傷透台灣人的心。 （作者為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總幹事、台東大學教授）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即將登場，各界寄予厚望，但也擔心是否又淪為一場各說各話的大拜拜。所以，我們要質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司法改革所為何來？重新思索司改的初衷和目的。 黨國遺緒充斥司法界 先說一個故事。前台權會會長黃文雄在《轉型正義》書中序文提起一個故事：已過世的作家柏楊入獄前，曾經被一個調查員拷打逼供，出獄後他想起這位調查員當年還是一位年輕人，本來想要寬恕他，可是有一回在一個餐會遇見他，這時這位調查員已高升到相當的職位，見到柏楊時不但沒有任何道歉話語和愧疚神色，反而滿面春風向柏楊說：「好像是昨天才分別的老朋友」，甚至大談他逮捕施明德和黃信介的「神準」。當時柏楊夫人插口說：「你們調查局會打人，什麼口供都會招出來。」這位調查員趕緊握住柏楊的手說：「柏老，我們從來不會做這件事，你說是不是？」這位官員至今仍然宦途順遂，步步高升。 目前司法界從檢警調到法官等，依然充斥戒嚴時期充當白色恐怖打手的執法者和其徒子徒孫，這些人在民主時代政黨輪替後，不但沒有被檢討和清洗，甚至繼續升官，而且仍奉「黨國意識形態」為圭臬，活躍於司法界。請問，我們要如何期待這些盤據司法的黨國遺緒，與蔡政府合作進行轉型正義和司法改革？這些從未懺悔反省的執法者，心中真有民主法治的價值？他們不會暗地進行串聯反撲嗎？ 也因此，我們希望這次由蔡總統領軍的司法改革能夠「大破大立」，不要再淪為一場形式大拜拜。 所謂「大破大立」，個人認為應該先找到一個重要「破口」，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之道。否則司法改革極可能是「繼續整修違章建築」，勞師動眾、大費周章討論「要換窗簾、換壁紙或換沙發」的司改細節，最後仍由威權舊勢力盤據「司法違章建築」，司改繼續原地踏步、好官我自為之。 「陪審團制」進行大破大立 尋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司改「破口」，個人主張引進「陪審團制度」。一旦「陪審團制」要落實實施，目前所有的司法訴訟制度和相關法律規章都必須大修特修，這樣才能讓一灘死水的司法重新活絡起來。這就是一種「創造性破壞」。 聽說目前司法院長傾向推動「參審制」而非「陪審制」，令人憂心。 所謂「參審制」是由人民擔任參審員，與職業法官一起參與審判，共同決定犯罪事實成立或不成立，並共同決定刑責。通常職業法官擁有法律知識和場域習慣的「主場優勢」，很容易影響一起審判的參審平民。這種制度很可能淪為空有「人民參與審判」的「民主外表」，實則是由職業法官「掌控全場」的情景。 「陪審團制」則是職業法官與陪審員各司職責，法官只能監督檢察官和律師兩造在辯論過程是否堅守「正當法律程序」，至於有罪或無罪則由陪審團做出最終認定，最後再交由法官決定罰責刑度。 有人擔心若交由「人民審判」，台灣人民的薄弱法律素質以及容易受媒體影響，是否合適？我們要問的是，檢察官和法官難道不會受媒體影響？何止媒體，他們還可能受「政黨偏見和黨國意識形態」的影響。 陪審團制度在英國已實施超過六百年，在美國實施也超過兩百年，這些漫長成熟的司法實務經驗沒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嗎？ 司改必須「創造性破壞」 再來談一部電影。《十二怒漢大審叛》是一部有名的俄羅斯電影，談的是十二個陪審員如何審理一個涉嫌弒父的車臣青年案件。這十二位陪審員帶著各自的社會偏見、種族偏見和生命經驗，從一開始的「一致認定有罪」到後來「逐步檢視證據和深入討論」後，他們全部推翻原有的偏見，以「無罪共識決」挽救了無辜的青年。 這部電影有人性溫度、偏見衝撞與生命視野的觀照，從如何放下個人偏見到重新凝視自己的責任（我們討論的是一個「人」，如果輕率判有罪，他就要終身入獄，永遠不能出來）。甚至最後必須有人願意背負起「繼續照顧這位孤兒，免於放出後被真凶追殺而死於街頭」的責任，處處充滿讓人反思的深刻意涵。 法律不外常識。平民陪審團的確可能帶著社會偏見和個人偏見，但法官和檢察官不也是如此，甚至還有法律知識的傲慢與偏見，比一般人更不容易放下。評選出的陪審員是一般人民，更具備社會同理心和常識，遠勝過專業法官和檢察官。 蔡總統是此次司法改革的領航者，應掌握歷史契機、展現魄力開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陪審團制」來進行司法大改革。我認為，唯有「創造性破壞」，才能打破舊有僵化結構，讓司法從黨國化走向正常化，重新贏回人民的信任。 亞當‧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在《不平等的審判》書中說：歷史的軌跡不一定歸向正義──除非我們將它導向正義。司法改革所為何來？是為了民主法治的深化鞏固，以及追求法哲學的根本價值──尊重生命和公平正義吧。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