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二二八前後，蔣介石的銅像遭人潑漆、塗鴉或各種破壞時，一直都會有一種聲音，說人不會有黑白分明的，人有功也會有過，所以不該總是只對著一個人的銅像潑漆塗鴉，好像這個人終其一生只有這個負的面向可以討論。 我相信抱持這類想法的人不會只有國民黨的鐵票支持者，他們大多是一般社會大眾，欣賞中立持平的態度，認為凡事剛好就好，當然也不喜歡太過偏激於某一方的言行。實不相瞞，進入歷史系所就讀以前的我，應該也是持這種論調的人。 然而現在，我總算意識到，對著銅像潑漆塗鴉固然是很偏激的行為，但那是為了導正天秤另一端的偏激。也就是說，爭議性政治人物銅像廣泛存在於各公家機關，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極端不中立。 試回想，蔣介石、孫文等國民黨要人的銅像經常遭到潑漆塗鴉，但是否曾經有研究國民黨黨史的學者或研究生遭到潑漆過？是否曾經有販賣蔣介石相關文史書籍的書店門外遭到塗鴉過？對著銅像潑漆塗鴉的人，從來就不是想要反對對於銅像原型人物的中立討論，他們要反對的是立銅像啊！ 沒錯，一個人，終其一生，經歷複雜繁多，其面向絕對不會這麼簡單只有功或只有過，我今天依然這麼相信著。然而，包括你我的世間眾人，沒一個被廣泛立像於公家場所，卻有政治人物得到了這樣的對待。這樣子，是對這個人的中立評價嗎？當一個人的銅像被大量豎立時，豈不就是在告訴眾人一個答案：此人是「偉人」？當這個人已被銅像這樣定義時，豈還有中立討論此人功過的空間？ 如果希望見到任何一個古今人物能被回歸到學術與思考上，持平地討論其功過、影響與各個面向，就不該再將任何人物造神。這做起來相當不容易，因全球人類幾乎都有造像傳統。但從台灣的蔣介石「亂像」開始，我們可以向全世界示範如何除魅。只要「偏激」的立像情形沒了，當然也就不會再需要使用潑漆塗鴉等另一種的偏激來試圖與之對抗。 為了能夠好好研究蔣介石、孫中山等人的歷史定位，請跟我一樣不喜歡偏激的你，一起來支持各公家機關把銅像移除。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葉博文 ／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創館館長 台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歷史發展的各階段都無法脫離國際情勢的影響。一九四五年以降，冷戰局勢與國民政府佔據、接收的事實，使得台灣不僅沒能趕上殖民地解放、民族自決的風潮，甚至還因為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失能、經濟蕭條與社會動盪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不僅影響許多台灣人的生命、認同與抉擇，同時也讓當時擔任美國駐台副領事的葛超智（George H. Kerr）意識到蔣介石政權的腐敗，他忠實見證了二二八事件期間的所見所聞，並且在離開台灣以後持續收集相關史料、文件，在一九六五年出版《被出賣的台灣》。葛超智在書中直言批判美國政府，認為其一味支持國民黨、蔣介石，忽略台灣人獨立自主的訴求實屬不智。葛超智對台灣的態度從同情到理解，他的著作不僅讓後來的讀者得以想像、理解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社會氛圍；關於所謂託管論及民族自決的政治訴求也為我們帶來啟蒙與啟示的作用。 由於《被出賣的台灣》出版之際台灣仍籠罩在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陰影，所以中文版在陳榮成等人協力翻譯、出版以後，便對台灣留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成為台灣史研究不可不讀的經典。過去我在擔任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館長期間，承蒙友人引薦從資料保管人蕭成美教授處將葛超智先生的文物收入館藏，時隔多年，至今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史料仍然陸續出土，台灣的青年世代也開始用新的方式在台北、台中等地舉辦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共同紀念本起對台灣影響重大、意義深遠的歷史事件。 恰逢這個重要的時刻，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能夠以政府資源結合學術界、媒體界在市府大廳舉辦「見證二二八的美國人」葛超智特展，展示多樣珍貴文物，以錄音、影像與多媒體互動展示葛超智先生在台灣任職、執教的生活片段。從而讓更多台灣人得以理解葛超智先生終其一生關心台灣的史實。時至今日，台灣的險峻處境一如當年的國際情勢，但日益崛起的公民力量已經讓民主成為保護台灣的強盾。捍衛台灣民主的同時，也讓我們感謝當年曾經有一位見證關鍵歷史時刻的國際友人，願意站在台灣人民的這一邊。

  許玉秀／前大法官 客觀描述或主觀評價？ 「中華民國政府是流亡政府」這句話，五年前的總統大選期間，曾經引起國民黨極大反彈，反彈的情緒一直延伸到這一次總統大選，國民黨人還忿忿不平地屢次拿來攻訐競選對手，而似乎也有效果，因為對手也真的就假裝沒聽見，不予回應。 流亡的人，就算不是衣衫襤褸地瑟縮一角，不是神情落寞步履沉重，至少也是表情嚴肅低調進出，可看看中華民國在台灣，向來威氣逼人、趾高氣昂、穿金戴銀、高聲喧嘩，還經常在愛國情緒翻湧沸騰的時刻，看到象徵它的國旗海內外揮舞，這那像落難流亡的景況？ 這樣看來，「中華民國政府是流亡政府」不是客觀描述，而是主觀評價。 誰說「中華民國政府是流亡政府」？ 記憶猶新，當然是當選的準總統說的，但老早有許多人說，之後也有許多人繼續說，不管是不是公開說。可真正這麼主張，一直主張，而且大聲主張的人，其實是國民黨人，甚至特別是所謂的鐵桿藍。 如果不是自視為流亡政府，怎摩會主張憲法規定就是一中，而且兩區？台灣客觀上當然是比較小的那一區，中華民國政府不待在比較大的那一區，而躲在比較小的這一區，如果不是流亡，有甚麼道理要藏身在兩個區當中的小區？難不成還是因為國家要和少數站在一起的反歧視思考？ 國民黨一再主張中華民國包括兩個地區，而自己存在比較小、而且小很多的地區，不就是承認自己是被逼逃亡到台灣的政權？如果還不放棄有一天回到大的那一區，不就是沒有把台灣當作永遠的落腳處，這不是避難的逃亡心態，甚麼是逃亡心態？如果國民黨主張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家鄉，怎麼可能主張台灣的憲法規定台灣只是不得不暫歇的小小一區？是國民黨依照中國的政治觀點，不斷宣示自己是政治難民，怎麼怪別人說它的政權是流亡政權？ 國民黨應該慶幸台灣社會還在乎它 國民黨如何重振往日威風，從選前到選後都是媒體焦點，可見得社會沒有把國民黨的命運看成他們自己的家務事。不管國民黨的興衰成為這個社會關注的焦點，是因為它曾經帶給台灣人民的痛，還是它利用黨政軍的臍帶連結所創造的壟斷式權貴經濟，鞏固了自己在台灣社會的價值，國民黨都應該慶幸台灣社會還在乎它。 但是想振衰起敝的國民黨，如果不拋開流亡心態，如何真正扎根台灣？如何從台灣社會找到讓自己重新茁壯的養分？ 重生靠大破 不是靠往臉上貼金 要建造豪宅，不能用違章建築工法。可中華民國憲法，不總像泥磚牆右邊一個鐵皮屋廁所，左邊一個塑膠棚廚房？國民黨如果把中華民國憲法當作自己的護身符，就不該讓這個護身符長得像違章建築，更不該把這個護身符使用得像避難逃亡的庇護所。國民黨要重生，放棄流亡心態吧！放棄用違章結構的憲法自縛吧！ 至於人家說你們自己的憲法如何如何，還認為人家是體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這已經不只是往自己臉上貼金，而是看不到人家要用你的鍋烹煮你，都要被活埋在自己的違章建築了，還以為人家稱讚他的違章建築也是豪宅。

  中國外長王毅在華府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演講，「希望」台灣「新執政者」，「以她自己的方式」表明願意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意接受「他們自己憲法」所規定的「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他選擇的地點、選擇用「憲法」包裝「一個中國」的訴求，明顯是在回應蔡英文去年六月三日於同一智庫所宣示的立場：她將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王毅與蔡英文的說詞，並非完全一致，但也不相牴觸，各說各話，自己的核心利益點到為止；「憲法」與「憲政」可以做不同包裝，「現狀」可以維持，交流可以繼續。 新的模式各有堅持，彼此無所失：台灣要的是「維持現狀」與穩定交流，而現狀可定義為獨立國家，拒絕中國併吞。中國要的是台灣不搞「法理台獨」，要保持穩定交流；不搞「法理台獨」，也就是「維持現狀」。 蔡英文從參選到當選，都以同樣語言宣示新政府的立場，包括「憲政體制」、民主原則、普遍民意等要素，但不陷入「一中」框架糾纏；王毅要把中華民國憲法定位為「一個中國」，那是他們的解釋，並非雙方「共識」。 中國不提「九二共識」，表現它的務實：民進黨大勝，國民黨慘敗，證明馬政權捏造的「九二共識」被人民唾棄。 王毅應該還記得，他當國台辦主任時，要求馬英九依中國模式宣示「一個中國」，但錢復告訴他，這個問題政治爭議很大，但「馬英九是你們的唯一希望」。 馬英九在第二任拔腿暴衝，中國的「唯一希望」被民意掃入歷史灰燼，中國豈能期望小英步馬英九的後塵？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視察中共三大喉舌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後下令，黨媒、官媒都必須姓「黨」，中國內部立即掀起一股整風，所有被認為不符姓黨的言論立遭撤下封殺，網站被關、被批判圍剿……。 中國有千千萬萬「黃安們」，舉報不姓黨的言論，連舉中國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主張「媒體應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姓黨」，也遭中共黨官媒圍剿，被羅織忘恩負義、反黨禍國、妄議中央、犯國安法等罪名。 毛澤東時代一人絕對專制「黨天下」，在習近平時代重現江湖，紅色皇朝過去有「毛皇」，現在新「習皇」誕生了。中國媒體都由中國共產黨控制，習皇號令黨天下，所有媒體競相表忠姓黨，黨報、黨視、黨社、黨網站……；而且，不止言論，連電視戲劇及綜藝節目、出版書刊也都要通過是否姓黨審查，中國言論及出版肅殺的黑暗期又來了，冰封霾鎖不知盡頭。 中國媒體都姓黨是其內部問題，我們關注其人權，但是，中共當局除了對內控制，對於被它統治的香港，也以政治壓力、經濟利誘、司法迫害、黑道威脅等不擇手段逼迫媒體姓黨；目前除了極少數媒體辛苦力抗，大多數媒體都已馴服改姓黨。 中國的黑手更伸向台灣，不少媒體及政客明裡暗裡改姓黨，或成了姓黨的堂、表兄弟。像中國外長王毅最近對台灣提出，「依據他們自己的憲法」表明「同屬一個中國」，其策略稍做改變，明顯就是要蔡英文接受一個中國框架，不少媒體及政客卻馬上喜滋滋樂觀解讀善意云云，根本就是自甘墮落、背叛民主、改從中共姓黨。 當媒體都姓黨，就是媒體已死，就是民主自由滅亡。你不願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你就必須起而反抗！（胡文輝）

台北市長柯文哲（中）昨天談到228事件時哽咽落淚。黃世宏攝 我在年輕的時候，就還是大學生的時代，我的母校是政治大學。這個學校的男生宿舍在後山的山頂上，而後山則是有一座銅像，這座銅像就是空一格蔣公騎馬的英姿。據說，空一格蔣校長的馬會在半夜換腳，但是我從來沒注意過馬到底哪一腳騰空，所以當然不知道有沒有換過腳。   政治大學的前身，原本就是國民黨的中央黨務學校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幹部學校合併而成。首任校長，就是空一格蔣公，空一格他也是永久的榮譽校長。政大的校訓是「親愛精誠」；社團幹部訓練營隊稱之為「紅紙廊」，就是南京時期的黨務高級幹部訓練活動名稱，我們有以國民黨大老為名的建築：「果夫樓」、「逸仙樓」、「道藩樓」等；文化盃是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舉辦；至於政大校歌，比國歌還莊嚴肅穆，「實行三民主義是吾黨的使命，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   在我大一的那一年，就是還會穿大學服上課的時代。政大當時要舉辦運動會，而有了大會操的設計。所謂的大會操，當然就是要求大學生精神抖擻的在操場上整齊畫一的做著平常不會做的展身操，表演給師長們看。然而這一屆出現了一位傳奇人物，他的名字非常霸氣，叫做白玉璽。他率先在四維堂前面的一小張可憐的告示牌，美其名叫做言論廣場，貼了一張當時驚天動地的大字報，我還記得標題是：「大會操，幹什麼」，當然，操與幹，不是曹操與蔣幹，都特別的突出與放大。他用這張大字報突顯出動員大學生娛樂這些師長們，究竟有多麼愚蠢。   當然，在那個剛解嚴的時代，竟然在政治大學出現這種「謾罵」式的海報，很快就讓學校的教官與課外活動組的老師們緊張，也意外的為政大這灘死水注入了相當的活力，雖然這股反叛的思維很快被撲滅，但卻是我在大一時非常鮮明的回憶。   有人說，現在談論轉型正義的必要性不大，民進黨都已經即將執政，何必這麼追究空一格蔣公？   你去問問小時候被爸爸性侵的孩子，現在已經有正當職業，要不要原諒爸爸？如果連親生父親都不能原諒，空一格蔣公，或者國民黨當時的所作所為可以原諒嗎？那是一種國家暴力！如果你連台北市路面不平都要怪柯文哲，為什麼當年這麼多台灣菁英被屠殺，你竟然會認為不用怪空一格蔣公？   這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國民黨在佔領台灣後，對於這個當年充滿日寇文化的土地，施以最無情的屠殺、打擊與報復。   轉型正義，就是將過去不公義的事實完整呈現，而且追究元兇與共犯，讓轉型前的不正義，充分得到實現。如果不能對空一格蔣公的銅像掛上布條、貼上冥紙（僅僅如此而已）；或者責怪這些學生沒事找事做，甚至認為轉型已經完成，正義不需復原，那麼請看看立法院當年通過的「補償」條例，還有這些國家暴力支持者的嘴臉。   「補償」，不是「賠償」，代表國家並未認錯；許多國家暴力的支持者，現在還得意洋洋的認為，鎮壓當時的暴民是時代的悲劇而已，不需要繼續追究。甚至認為，我有尊敬空一格蔣公的自由，你竟然抹滅我的自由，是不是另一種威權鎮壓？   我只能說，孩子，你要不要看看，陳澄波與湯德章，當年怎麼被殺害的？而你，又要怎麼避免以後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你覺得不會？我只能說，你真的好傻好天真。   對了，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空一格蔣公的馬，到底會不會換腳？

二二八大屠殺過了69年了，為什麼依然讓人耿耿於懷，恨怒難消呢？因為元凶禍首還沒受到應有的懲罰。就像殺人凶手一日未伏法，從世界消失，受害者家屬就一日難以和解。 　　深藍外省人每年這時都會生氣，說什麼補償費都花了，台灣人還在計較什麼？他們難道沒看見屠殺元凶的蔣介石，仍有一個宏偉的紀念堂，憲兵致敬的墓園，一間名為中正的國立大學，數十個黨校銅像，數百條中正路，數億個十元硬幣的頭像。敬告深藍人，只當老蔣的符號從台灣地面消失，空留在史料之中，二二八才有真正和解的一天。 　　作為蔣介石的爪牙幫凶，國民黨七十年來，先是白色恐怖迫害無辜，禁談二二八，一黨獨裁，胡作非為，到今天依然有「屠殺正當」的邪說。他們雖心不甘情不願地提出補償條例，卻動用國家資源，把千億黨產留給自己享用。如同小弟受老大之命去殺人，後來被逼道歉，卻主張國賠，自己逍遙法外，坐享銀行裡數不完的存款，你們說，有這種道理嗎？ 　　只當「國民黨」徹底從台灣消失，財產充公，變成歷史名詞，那二二八才能消除仇恨，台灣才有真正的和解正義。就像屠殺猶太人的納粹黨被終結之後，德國人才能重新站起來，不再背負被仇恨的原罪。 　　看到政大的校警和教官，面對學生罵老蔣是屠殺者，卻反問說：「你有親眼看到嗎？」我只覺得可笑，真為這樣的深藍物種感到悲哀。受難遺屬尚在，歷史研究擺在眼前，如果還要親眼目睹才算真的，那中國三千年歷史都不能當真，教科書教一堆中國史不就是擺明騙人嗎？ 　　深藍之蠢，不在於他們為老蔣開說，而在於他們把蔣家及國民黨的罪孽攬在身上。如果你們的祖、父輩沒有參與1947年的大屠殺，沒有對萬千台灣平民開槍，沒有嚴刑拷打無辜者，沒有隨便判人死刑，沒有擔任國民黨高幹當幫凶，那麼二二八干你屁事啊！ 　　為了不干於己的事，出來為兇手講話抱不平，根本是自比共犯，實在又蠢又失德，還有什麼服公務的資格嗎？至於老蔣運來的黃金，早在1950年左右就為了養百萬大軍而花光了，黨國餘孽還拿來說嘴，可見對歷史的無知。 　　對於老蔣，也許有外省人感念逃難之恩，心懷特權之遇，或被洗腦到奉如帝王神主，但請看看真正的歷史，看看一頁頁被屠殺者的故事，就應知道你們心中的恩人，卻是眾人眼中的壞蛋；你們長久盡忠的政黨，卻是屠殺迫害台灣人的邪惡集團。 　　我們不強迫深藍反蔣反國民黨，但請要感恩的自己感恩，要膜拜牌位銅像的自己放家裡拜。在公平正義的國家，沒有一己的恩人要全國人民跟著一起用公家資源去紀念的道理。也沒有罪惡重重疊疊的罪魁惡黨，只因對親舊黨羽有恩，就要全國跟著去崇敬的道理。 　　每一個獨裁邪魔劊子手，都可能對國家有所貢獻，希特勒讓德國從歐戰後的頽敗中復興，史達林守住俄國的命脈，毛澤東使中國站起來，蔣介石也帶領百萬殘兵遺民成功逃難到台灣。但當他們幹過屠戮人民，濫殺無辜，欺壓百姓，殘民以逞，不管受害者多少，後來有無賠償，這些大獨裁者都該受到歷史的清算，並失去國家級紀念的資格。而他們所屬的政黨，也不具存在的正當性，必須解散及追究相關責任。 　　只要老蔣的符號猶存，國民黨不滅，那麼二二八的沿路掃射、集體槍殺、推民落海、刑求逼供、無辜囚禁，就永遠與老蔣的形象長相左右。台北之濫殺，高雄之屠城，六張犁之亂葬，青年公園之血丘，嘉義車站之群屍，永遠是國民黨史的一本罪狀。 　　要去二二八原罪，請先去蔣，去他馬的國民黨吧！ 2016.2.28  

台灣在６９年前不幸發生２２８事件，導火線雖是查緝私菸，但內在衍發衝突的，其實是法治觀念的建立與否使然。（圖：翻攝自高中歷史課本）   21世紀的台灣人是否能夠想像：一名警員夥同流氓出身的義警，在栽贓勒索不成後毆傷議員，不但未受懲處還升官；經被害人提起自訴、法院依法票傳仍拒不應訊，而法院派至警局進行拘提職務的法警，竟遭到涉案警察開槍打傷、逮捕與羈押？ 這就是發生在1946年11月11日的「員林事件」。鹿港四方醫院院長、同時也是臺中縣參議員施江西，於1946年5月20日遭臺中警察局祕書室科員許宗喜，在先前鹿港警務所所員任內夥同流氓出身之義警巫忠力、黃三、溫火炎等人毆傷，事件當日由地院典獄長兼看守所長賴遠輝奉臺中地方法院代理院長饒維岳命令，帶同監獄看守17人協助緝捕，臺中地院法官蘇樹發同時簽發拘票，飭法警王朝枝、黃清耀、陳清漢赴員林拘提調升至臺中縣警局的被告許宗喜到案，隨後一行人遭臺中縣警局督察長陳傳風及「趕來支援」的北斗區警察所所長林世民開槍，其中法警黃清耀與看守李喬祿身受槍擊重傷倒地、其餘入局法警及看守則被逮捕送拘留所。 事發後11月13日《民報》以「非法‧暴虐極矣！／臺中縣警察集團行動／打死執行任務之法警」為標題大篇幅報導，同日一版社論也以〈豈容警察反抗法律〉一文指出「員林事件」一案是「不該在人類棲息的社會中，能夠出現的事象。」經媒體報導與訴諸輿論，臺中縣警局才在11月17日釋放被羈押的法警及看守，但對於獲釋者要求歸還所沒收的手錶和現金，警局卻說「不知去向」。 翌年2月15日此案經台北地院一審宣判，除林世民一人因殺人未遂處以有期徒刑五年外，其餘涉案被告均獲判無罪或因國民政府的大赦令予以免訴。面對這起被當年媒體稱為「聳動台灣人聽聞的員林血案」，1946年11月28日法界菁英偕台北市律師公會、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台灣省記者公會於台北市中山堂共同舉辦「護法守法大講演會」，約五六百聽講民眾反應熱烈，為一場捍衛台灣法治的「護法運動」揭開序幕。 「員林事件」之所以「聳動台灣人聽聞」，乃是台灣人於日治時期1919年司法改革後已漸漸具有「司法獨立」觀念；尤其是在1923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引發的「治警事件」中，即使面對殖民地統治上最敏感的台灣人政治犯案件，仍有日本人判官不惜冒犯行政權而宣告無罪，台灣人因此認識到，司法獨立創造了人民得以「依法論法」主張權利的空間。 在1927年「中壢事件」中，日本會社強行要求農民納租不成，最後請出法院派人查封田地，奉命查封的日本巡查對抗爭人群拔出配刀，卻在農民以「那個巡案拔了刀， 我們一告，他的頭就會掉的。」的「依法制止」下，只能收回配刀，不敢違背法令。這段經過被鍾肇政寫在《滄溟行》下卷，顯示戰前台灣社會從知識份子到農民已相當熟悉，政府再霸道，終究不能將政治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樣的法治概念。 這些在現代憲政秩序之中理所當然的法治原則，卻在戰後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受到嚴峻考驗。除了上述的「員林事件」，在引發二二八的導火線「林江邁緝菸事件」發生前一年，軍警動輒開槍時有所聞，例如1946年2月2日左營海軍軍人槍殺民眾、並持槍威脅區長郭國泉；3月28日高雄市壽星戲院軍警衝突開槍；7月16日高雄縣大寮鄉軍民衝突、7月24日台南縣布袋鄉傳染病交通管制糾紛、10月28日梧棲港新高稅關與緝私警察衝突、12月7日基隆市查緝私菸、12月14日台北市中正路大正街市場查緝私菸等，都有軍警開槍導致民眾傷亡、受害者包括12歲小孩等情事。 從日本巡查「不能拔刀」到國府警察「動輒開槍」，再加上「員林事件」徹底摧毀節制行政權的最後一道司法防線，暴露了台灣民間社會與國民黨統治當局之間巨大的法律文化落差，因此在1947年2月27日「林江邁緝菸事件」發生時，民眾無法再相信在國民黨推動一黨專制、黨化司法下弱化的司法獨立能夠主持什麼公道、正義，才會有集結總督府前要求懲處開槍緝私人員的舉動，乃至最後全面引爆二二八事件。 而在二二八事件中殉難的法界菁英，包括偵辦「員林事件」得罪警方的台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偵辦市長郭紹宗貪污案的新竹法院檢察官王育霖、因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而被冠上「謀叛」罪名的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律師及其友人台北市律師公會理事長李瑞漢、因承辦醫療訴訟案得罪軍方的律師李瑞峯兄弟等等，再再顯示出二二八的一個主要面向是延續「員林事件」，對司法人員和法律尊嚴有計畫性的政治鎮壓。 當我們愈了解這段歷史，再回頭看看馬英九利用檢察總長黃世銘監聽立法院、透過黨內鬥爭手段欲撤換立法院長，以及林益世、賴素如貪污案的差別待遇……等，還會對這個法治觀念低落的政黨感到意外嗎？與其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如說「今日香港」是「昨日台灣」的寫照，而「今日台灣」對「員林事件」的陌生，正是國民黨得以存續且不加反省並以種種作為持續損害台灣社會民主法治的主因。 轉型正義的重要性，以及紀念二二八的意義，在於這段歷史並非昨日黃花，它造成的傷痕和改革阻力，還深植在我們的心理與法律文化中，唯有把這段歷史為法治付出的代價徹底揭露，我們才有機會翻轉這片貧瘠的法治土壤，重新積累戰後被嚴重斲傷的法治厚度，如此民主才得以在前人的血淚基礎上深耕，確保得來不易的自由與不再流血的未來。

2月25日晚上在德州舉行的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第十場電視辯論，跟以往有顯著不同，這或許是共和黨的一個轉折點： 在民調前三名的參選人中，首次出現魯比歐和克魯茲兩位參議員聯手攻打目前領先的房地產商人川普（中國譯：特朗普）的激辯場面。 在以往的九場辯論中，政治圈外的川普，除了攻擊這個，嘲罵那個之外，對各項議題都在狀況外。川普的名人效應，使他成為爭搶收視率的媒體大戰的「寵兒」。他一個人得到的報道時間，比其他15名參選人的總和還多。 2016年美國大選的最大特點，就是共和黨選民中彌漫著強烈的反體制情緒，於是川普的口無遮攔，等於是成了民眾發泄不滿情緒的出氣口。所以他一出來就民調領先。但初選早期誰也沒把川普的參選當真，克魯茲和魯比歐都很少攻擊他。直到川普在南卡州和內華達州都大贏之後，克魯茲和魯比歐，以及一大批討厭川普的共和黨人才感覺到嚴重危機，擔心真擋不住川普在黨內的出線。 南卡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也曾是今年總統參選人的）葛漢姆說，現在他的心情，很像當年上了海上巨輪「鐵達尼號」的乘客，看到川普要成為「船長」，把巨輪開向災難。 這種擔憂絕非葛漢姆這一個「乘客」，近日有22名美國知名的保守派理論家、評論家聯手發文，指出川普如果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不僅是對保守主義的重創，而且將給美國帶來危機。 共和黨有識之士恐懼川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主要基於這些明擺著的事實：一是他根本沒有政治理念（political philosophy）；二是他沒有人格統一性；三是他的隨口胡說，不僅會在全國普選中惹眾怒而輸給希拉蕊（喪失共和黨今年的大好機會），即使贏了，也會使美國總統成為全球媒體嘲諷的靶子，把美國小醜化；第四點更嚴重，即使他贏了，你也不能指望「川普總統」真正推行保守派的政治經濟理念。 所以，在這第十場電視辯論會上，魯比歐和克魯茲幾乎沒有相互攻擊，而是都把目標對准川普。在以往辯論中似不可一世的川普，這次一路都處於守勢，最後潰不成軍，就是因為魯比歐和克魯茲拿出大量事實，被媒體稱為「剝下川普的皇帝新衣」： 川普自稱是「最堅定、最好的共和黨人」。可是兩位參議員指出，在過去四十年中，川普給了左翼民主黨政客大量捐款，捐給美國有史以來最糟糕的左瘋總統吉米卡特，捐給最左的參議員、前民主黨領袖哈里瑞德，捐給現任副總統白登，更捐給最可能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希拉蕊，還有他的前總統丈夫柯林頓等等。魯比歐和克魯茲都強調指出，這樣一個長期支持贊助民主黨的商人，會是一個真正的共和黨嗎？會有堅定的保守派理念嗎？川普可以被信賴嗎？ 川普以反非法移民一炮打紅，之後他更在每場辯論、每次演講都要說在美西邊境建圍牆。這次更說，牆還會再增高十尺（隨口胡說）。而且人人皆知，川普天天喊他的邊境城牆要墨西哥付錢。就像老爺爺跟孫子說，我會帶你去月球一樣。 前墨西哥總統福克斯（Vicente Fox）評論說，川普說了很多蠢話，但問題是40%的共和黨選民竟然相信他，這才是問題。福克斯毫不客氣地指出，川普是個「假先知」，他許願把美國人帶到迦南美地，但其實是帶到沙漠，讓人們渴死餓死。這個說法（預測）跟上述的南卡參議員葛漢姆（說川普帶大家上鐵達尼號）一模一樣。 全美國沒一個人知道他用什麼辦法讓墨西哥付錢。魯比歐更幽默地嘲諷說，川普在墨西哥邊境建造防堵非法移民的牆，大概會使用非法移民，因為他在紐約曼哈頓蓋「川普大廈」時，就因雇用200名非法移民而被罰款一百萬美元。魯比歐這個機智的揭川普短之舉，贏得一片掌聲和歡呼聲。 魯比歐更指出，川普在佛州建度假村時，恰恰不雇用美國人，而是用外國人（因為薪水低）。當時有300名美國人申請工作（廚師，服務員等），川普只雇用了17個，其它都是用便宜的外國勞工，多是來自波蘭。 一如既往，稅收問題仍是本次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所有共和黨參選人都異口同聲要減稅。克魯茲更提出單一稅率：個人所得稅10%，企業稅16%。外科醫生卡森也提出14.9%的單一稅率。只有川普跟民主黨同樣，說要給富人增稅。 在健保問題上，川普也是稀裡糊塗。一邊說要廢除歐巴馬的健保，一邊誇張地喊不能讓任何人死在大街上，所以他支持「醫保社會化」（socialized medicine）。魯比歐指出，這種用（大街死人的）極端說法，來給政府壟斷醫療保險提供「道德高地」的論調很像民主黨。 當主持人問川普用什麼具體方案取代「歐巴馬健保」時，他除了說保險要打破各州界限之外，再就沒下文了，跟他在其它議題上的大口氣一樣，只有「重建偉大美國」的口號，但沒有具體方案。口如懸河地誇海口，但「河海」裡面卻沒「水」。 在外交政策上，川普更是離譜。他說要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保持「中立」。這根本就是是非不清、敵我不分。美國一向是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共和黨保守派更從來都是力挺以色列。難怪川普這個從頭到腳的糊塗蟲遭到克魯茲和魯比歐的痛斥！ 川普還說他支持了以色列很多錢，得到了以色列的許多獎牌。如果這些都是真的話，川普早把那些獎牌公布到網上了。可大家到現在任何有關他跟以色列有密切關系的東西都沒有看到。 川普曾公開指控喬治布希總統是靠「欺騙」美國人民去打了伊拉克戰爭。這跟左派媒體的無理指控一模一樣。當時明明是美英法德俄等五大國的情報部門都認定薩達姆.胡森擁有大眾毀滅性武器，伊拉克戰爭是經過參眾兩院投票通過的，不僅共和黨議員贊成，還有超過一半的民主黨議員，包括希拉蕊等都投了贊成票。美國民眾的支持率最高達78%！ 川普甚至說，如果現在是薩達姆在台上，利比亞的格達費仍掌權，兩個國家的情況會好很多。這不僅是根本不懂中東問題的一派胡言，而且那種只要中東（或世界任何一地）局勢能相對穩定，讓多麼殘酷的獨裁者執政都和我們無關的思維，不僅完全錯誤，更是可怕的！美國沒去中東打仗時，泛美客機、世貿大廈沒被炸掉嗎？ 川普還吹噓，他當年就勸阻布希不要打伊拉克戰爭，如果當時聽他的，就不會有後來的惡果雲雲。但媒體通過各種檢索，都找不到川普在伊戰前有反對聲音，更沒有什麼對布希的「勸阻」，完全是編造！查到的，卻是川普對布希領導的伊拉克戰爭的贊美。所以魯比歐在辯論會後說，川普是個以花言巧語騙人的家伙（con artist），他什麼都敢編造，而且已成為一種慣性。意思是「慣騙」。 辯論會上魯比歐還扔了另一顆炸彈證明川普的騙：他當年辦的「川普大學」就是騙人的把戲。川普曾親自做廣告片宣傳這個大學，結果他承諾吹噓的很多項目統統沒有做到，於是遭到多位學生起訴，他本人成為主要被告。案子預定今年八月開庭審理。起訴的紐約檢察長對媒體說，他手裡已有150個證詞。分析家認為，川普會敗訴。所以克魯茲在辯論會上提醒共和黨選民說，如果今年夏天川普作為被告出庭，那左翼媒體會密集報道，那時如果川普是共和黨候選人，那這個總統就別想選了。當然，除非希拉蕊也因電郵門而被FBI起訴。兩個可能的犯罪分子選美國總統，瞧著讓世界看笑話吧。 在這場辯論會之前，上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更給公眾提示了另一個重要警示：如果川普的報稅單公開，很可能是一顆炸彈，一是證明他不像自己吹噓的那麼有錢；二是暴露他的很多話都是撒謊。比如他根本沒有像自己宣稱的那樣給慈善機構、給美國退伍軍人捐很多錢，甚至可能分文都無。而且稅單反而可能展示，川普到底給民主黨政客們捐過多少錢。 川普立刻明確表示不會公開稅單，理由是美國稅務局正在查他的稅，而且在過去12年每年都被查到。但基本邏輯常識是，以往多年的稅單都是「完成時」，即使被稅務局查稅，也不影響公開那些稅單。既然稅務局懷疑他有問題，選民就更有理由要弄清楚他的稅務狀況。 今天（27日）羅姆尼在推特上指出：「沒有合理的原因證明（川普）不可以在被稅務局查賬時公布稅單。如果他恐懼，可以把以前已經查完的公布出來。」美國國稅局相關人員也對《今日美國報》記者表達了跟羅姆尼相同的觀點：雖然稅務人員不可以對外公布任何人的稅表，但「沒有任何理由阻止納稅人公開自己的稅單」。 川普怎麼回應羅姆尼和國稅局對他不肯公布稅單的挑戰，媒體公眾都在瞪大眼睛看著。這是證明川普是否撒謊慣犯的最直接的「真金白銀」。 川普參選總統且民調升高之後，開始自稱是「最虔誠的基督徒」了。可他前一段為爭取基督徒選票而去教堂、跟眾信徒一起領聖餐時，卻把銀盤當作是收集奉獻金的，從口袋掏出鈔票放在上頭，引起一陣尷尬。他連這個最基本的宗教儀式都不懂，還說自己是「a strong Christian」。 川普的另一不可信賴是，如果他當上總統，會提名什麼人做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保守派大法官史卡利亞一周多前去世，而歐巴馬任期將結束，所以共和黨強烈主張應由下屆新總統提名大法官繼任者。克魯茲特別強調，（現在最高法院的八名大法官是左右打平），如果再出現一位左翼的，那麼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和移民政策等，就可能被改變。以川普幾十年支持民主黨的左翼歷史，如果他成為下屆總統，選民怎麼可以信賴他提名一位像史卡利亞那樣堅定的保守派？ 在以往的辯論會上，川普在被問到提名誰做大法官這個極為嚴肅的問題時，竟然說會提名他自己的妹妹。而他妹妹是圈內人共知的自由派，甚至被克魯茲稱為「激進分子」。 就這樣一個隨口胡說、撒謊成性的痞子，如果出來代表共和黨參選已經是共和黨的恥辱，而且他在全國普選中不可能贏的理由實在太多、太多。任何理性明智的共和黨選民，你要把選票投給川普，就是買了一張登上鐵達尼號的船票！ 2016年2月27日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建立在「台海兩岸所有中國人」都主張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台灣民主化之後的民調或選舉結果，都否定這個假設：台灣自認是中國人的居少數，而絕大多數人不接受台灣屬於中國。 這次大選民進黨大勝，並首次取得立法院多數，所凸顯的國際意義，就是直接衝擊「一個中國」政策的虛構基礎：台灣選民不認為、不主張、也不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當然，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國家，都還在重申其「一個中國」政策未變，與台灣只保持深厚的人民間關係，但是他們態度都在調整，對台灣的民主與人民的選擇，更願意公開稱許和支持。 美、日、英、法、德、加等大國都以外交部長或外交部聲明致賀，即使是表明「非官方關係」，卻不避諱稱台灣的「總統選舉」，形同事實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及承認台灣的新總統、新政府。 各國的賀詞異口同聲呼籲兩岸保持對話，維持地區和平與穩定，也凸顯他們認為這是雙方的共同責任，不是台灣單方面要負責去遷就中國的條件。 維持和平穩定 普獲選民認同大國接受 大國傳出的訊息，重點不在台海分歧的「解決」，而在對情勢的因應，所預期的只是降低緊張，維持和平穩定。新總統蔡英文主張「維持現狀」，以憲政體制、民主和普遍民意為基礎，願為台海和平與穩定共同努力，明顯獲選民認同，也獲大國接受。 國際輿情在大選之後也有明顯轉向。美國白宮和英國網路，都出現主張承認台灣是國家的連署；日本網路也在連署聲明「台灣不是中國，台灣就是台灣」；這種輿論反映國際間日益認為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獨立自主、能自由選擇自己的政府與生活方式，應該獲承認為國家。 美應提醒北京 美可與台建立官方交往 大國要求台灣保持事實獨立現狀，卻屈從中國，不肯承認台灣是國家，那是對民主價值和台灣的不公不義。國際間主張與台灣關係正常化，或承認台灣是國家的呼聲，將因為台灣大選所傳達的訊息而加強。 美國學界雖然仍有熊貓派看中國臉色在分析問題，但新的熱門立論強調台海緊張的責任不在台灣，而在中國的政策冥頑不靈。新的聲浪要求美國政府促使中國克制，以彈性、務實處理主權問題，而不是要求台灣讓步；美國智庫還重提「一中兩府」的構想。 當年聯合國「雙重代表權」案，就是「一國兩府」的設計，但中國不接受，現在台灣也不應接受會被視為中國地方政府的模式；但美國如果以此為政策，在政府的基礎上與台灣關係正常化，並幫助台灣進入國際組織，那是正面發展，應受歡迎。美國應該提醒北京，既然習近平與馬英九可以會談，為什麼美國不能與台灣政府建立官方交往？ 大選後的國際氛圍如此，中國官方仍宣布其對台政策及立場不變，這並不意外。雖然有人夢想中國會民主化，改變國族主義思維，但沒有人預期它會一夕之間改變政策，放棄霸權主張，尊重台灣的民主選擇。 中國對台主張 將受國際社會更強約制 可以預期的是，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和企圖實現其主張的行為，將受到國際社會更強力的約制。這一方面是因為台灣民主深化，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明顯的擴張主義、霸權與排外的民族主義，正試圖打破戰後國際秩序，引起地區國家不安。 中國對台灣動武，或以脅迫手段逼台灣就範，都碰到片面改變現狀的紅線。中國有能力以戰略武器摧毀台灣，但沒有以傳統空降、登陸作戰入侵台灣的能力或可行性；它經濟上的脆弱，與國際經貿的互相依賴，已形成共存關係，軍事冒險只會引爆經濟互毀。 國民黨統派幫中國恐嚇台灣，揚言如不接受「九二共識」，中國會以限制貿易、限制旅遊及拉走台灣邦交國等各種措施抵制台灣。當然，中國擅長政治手段干預經濟運作，但這種脅迫、強制手段，都是「台灣關係法」明訂美國所不容許的行為。 美國要求兩岸須以彼此可以接受的方式、進度及範圍，用和平手段解決分歧，也即台灣有權拒絕中國的脅迫。台灣選民展現堅持民主，支持蔡英文「維持現狀」的主張，值得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以現狀為基礎，積極與台灣關係正常化。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陳翠蓮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筱峰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是第一本以二二八為主題的學位論文。1986年由自立晚報社出版成書。   1986年，李筱峰先生所著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一書出版。這是第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所撰寫的學位論文。由於還在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被當局視為言論禁忌，作者巧妙地避開敏感字眼改寫成專書，順利出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 當時還在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就讀的我，忙不迭地買來細讀，想要解開心中的謎題。受國民黨政府教育長大的我，高中之前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每每在政治議題上與父親發生衝突。父親看著孩子書讀愈高，頭腦愈不清楚，與他的距離也愈來愈遠，心痛之餘，總是忍不住提到「二二八事件」。但是話到嘴邊，就被母親驚惶阻止。「二二八事件」像個神祕的圖騰吸引著我，曾經在學校圖書館搜尋、挖掘，也從王育德、史明的禁書中尋找答案。 李筱峰先生不畏禁忌，在戒嚴時出版二二八專書，對於二二八研究具有開拓之功，更是我知識上的導師。日後，我追隨李筱峰先生的腳步研究此課題，在1994年夏天提出第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取得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學位。 往後的日子裡，我們兩人在工作上與研究上有密切的互動。1987年我考入《自立晚報》社擔任記者，我所景仰的李筱峰是政治經濟研究室研究員，兩人竟然成為報社同事。接著，李筱峰先生進入世新大學教書，我隨後進入淡江大學專任，還很巧合地接下他在公共行政學系所開授的「台灣政治史」課程。因為關心課題、研究主題相近，我們有許多合作的機會。作為學術先進的李筱峰教授，對我更是不吝提攜、多方抬舉，令人感激在心。 李筱峰教授對台灣史研究孜孜不倦，尤其二二八事件是他最為關注的課題，陸續出版專書。除了1986年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他又與張炎憲教授合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1989，稻鄉），又出版了《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自立晚報）、《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1993，自立晚報）、《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1996，玉山社）、《畫說二二八》（1997，海洋台灣）、《解讀二二八》（1998，玉山社）、《二二八事件真相》（2003，復文）、《唐山看台灣：二二八事件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證》（2006，日創）、《二二八事件》（2009，莎士比亞），去年並完成《二二八消失台灣菁英》增補版（2015，玉山社）。這本《快讀228：二二八短論集》是他第12本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書籍。 本書與前述各種二二八專書不同之處在於：第一，這是以李教授在各報刊發表的專欄文章為主，集結而成。學術專著偏重史料考證、講究細節推演與邏輯論證，對讀者而言，形成較大負擔。本書各篇文章立基於李教授堅實的研究基礎上，但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字，便於讀者親近、吸收，是普及史學的最佳示範。第二，書中各篇章形成一完整的架構，卻又能回應時事，與當前政治課題進行對話；作者強調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一再提示「以史為鑑」的例證，足以發人深思。 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台灣的傷痛印記，是戰後歷史的闇黑起點。研究這段傷痛的歷史，李筱峰教授不時飽受椎心瀝血、唏噓淚下之痛，一切努力，只為提示台灣社會記取教訓，重建尊嚴。感謝李筱峰教授的努力，台灣社會已逐漸走出噤聲恐懼，年輕世代正在改變，我們已然看見所深愛的台灣，在二二八的血地上綻開出自由民主的繁花。

  台灣造神的極致，堪稱在蔣介石、蔣中正的年代，即便他的兒子蔣經國，也不像蔣中正的時候這麼登峰造極。其中，幫蔣中正祝壽過生日，又堪稱是各種造神言論的經典。 有一篇論文「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記錄了許多有趣的故事。在那個年代，幫蔣中正總統過生日可是大事啊！1946年9月30日，台灣省參議會為了慶祝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過生日，當時的台灣省參議員林獻堂、黃朝琴、李萬居、以及連戰的父親連震東等人，發動各社團、機關、學校募捐一億元，幫前台灣總督府（現在的總統府）改為「介壽館」，幫蔣介石祝壽。那個時候，還規定國民學校學生每人獻金最少三元、中等以上學校則是十元。整個介壽館的整建工作在1948年10月25日完成，從那之後，台灣每逢10月31日的「蔣公過生日」，就成為社會寫作文、創作新劇本、比賽創意的大戲。那個年代，相關的文獻謂之為「蔣總統華誕日」。 他們忙著蓋「介壽館」的年代是個甚麼樣的年代？簡單說，就是老百姓窮啊！那是在所謂四萬元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之前的年代，就在那個時候，台灣嚴重通貨膨脹、物資短缺，民眾生活艱苦，鈔票的價值遠不如米糧，美援透過教會在各地發放食糧，沒有什麼事比填飽肚子更重要。但這些省參議員，可是忙著要學生吐出三元、十元，蓋介壽館幫蔣公過生日。 有趣的是，蔣中正自己卻表示：「希望全國同胞專注反共大業」，不要鋪張浪費，總統跟夫人會離開官邸前往其他地方去「避壽」。但包括官方在內的各界，仍努力積極動員為蔣中正過生日，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還擬定了一份「慶祝總裁華誕指示要點」（糟，忘記空一格），說遇到蔣中正過生日要「不鋪張但須普遍熱烈」，慶祝方式則是要「黨政機關等處要設置壽堂」，開放一般民眾前往簽名祝壽，學校校長也要多辦幾場「蔣公多偉大？校長開講告訴你」。 所以，一個蔣公過生日，蔣公低調說「不要，我避壽」。可是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都在「不鋪張但須普遍熱烈」的慶祝蔣公生日，這個模式、公式每年每年上演。 其中，當然有很多經典，中正路、介壽路、萬壽碼頭，但那些都不是最精采的。 1968年，國民黨有一份刊物「中央月刊」，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赤誠的獻禮」，文中提到一位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叫做萬逢喜。這位萬先生，在蔣中正10月31日前怪怪的，經常早早出門、晚晚回家，在那個生活作息規律的年代，老婆當然懷疑老公是不是臨老入花叢，有了小三了？！於是，老婆派出媳婦偷偷跟蹤、前往調查，結果發現，原來萬逢喜是因為蔣公要過生日了，所以拼命趕工加班，要以激增的工作產出幫蔣公祝壽啦！ 這很神嗎？不，還有更神的。 1965 年 10 月 31 日，臺視的兒童電視劇播出一齣名為「偉大的感召」，劇情描寫一位女童，她叫做王小芬。王小芬小妹妹從小罹患小兒痲痺症，不良於行，家人訪遍名醫，仍然無法讓她好起來。 王媽媽為了幫王小妹妹打氣，於是想到了蔣公那個「魚兒魚兒力爭上游」的故事。甚麼？你不知道？那幫你複習一下。 這是那個年代小學二年級讀的課文，＜蔣總統小的時候＞： 蔣總統從小就不怕勞苦。他每天都要灑水掃地，幫著母親到園裡去種菜。母親織布的時候，他就在旁邊讀書。有一天，他到河邊去玩，看見河裡有許多小魚，向水的上流遊。因為水太急，幾次都被沖下來，但是小魚還是用力向上游。 蔣總統看了，心裡想：「小魚都有這樣大的勇氣，我們做人，能不如小魚嗎？」 我向來很佩服的文史工作者管仁健大哥在這文章下了一個結論： 『難怪他當總統，我們被統。人家從小注定是偉人，跟我從小注定是阿宅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位女兒得了小兒麻痺、不良於行的王媽媽，就常常拿蔣總統的幼年生活的領悟鼓勵女兒：「看看蔣公小時候的領悟，妳能不如小魚嗎嗎嗎嗎嗎！！！」多打幾個「嗎」，是代表這位媽媽心裡真誠地OS，她要女兒學習小魚力爭上游的精神。 於是乎，根據台視這齣兒童劇，就在蔣公過生日、10 月 31 日的晚上，街上有祝壽活動。想當然爾，歡聲雷動、鞭炮交加、好不熱鬧。王小妹妹聽到歡呼聲，竟然不自覺地站了起來！王媽媽驚訝之餘，她感恩蔣公、讚嘆蔣公！這是蔣總統的偉大感召啊！ 這簡直完勝許多布道大會啊！有蔣公，還需要那些佈道大會嗎？ 1970年，有篇文章叫做「晨光遍山」，這篇文章內容說，蔣公的領袖光輝不但在台灣人民的心中開花，也在中國苦難民眾的心中不斷地感動與召喚他們啊！感動到甚麼程度？感動到中國有一票共產黨的年輕人，竟然因為有感於蔣公的光輝與溫暖，組織了「反暴政敢死隊」，準備對抗中國共產黨！ 更厲害的是，他們挑在10月31日蔣中正生日這一天，特別「秘密地為蔣中正設置了壽堂」，裏頭還高高掛著蔣中正總統的照片，大家不但一起齊聚為蔣公祝壽，還在秘密祝壽會中宣布毛共必亡、三民主義終將統一中國！ 超有勇氣跟guts的是不！就為了祝壽！ 這麼神的事蹟，只有蔣中正嗎？不，毛澤東也有。 中國的官媒新華社，曾經在1966年7月24日報導，毛澤東曾經大顯神威，在7月16日的時候，「乘風破浪，暢泳長江」，「歷時一小時零五分，游程近十五公里，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 你知道這有多強嗎？中國有個二十出頭的游泳健將帥哥叫做孫楊，在幾年前倫敦奧運的時候，1500公尺自由式游出14分31秒成績，刷新世界紀錄。就用孫楊的紀錄計算，要游15公里也要140分鐘以上，超過兩小時。結果，比孫楊老了五十歲的毛澤東，竟然只要一小時、孫楊一半的時間就可以橫渡長江，這何止是中國泳神、是世界泳神啊！有毛澤東在，世界各國泳將誰與爭鋒啊！ 這是最神的嗎？不！天外有天、神外有神啊！ 北韓「高級中學」教育綱領的「正恩傳奇」寫著說：「金正恩三歲就懂得射擊，九歲可以命中移動目標。」如果這不是神童，甚麼才是神童？ 金正恩的老爸金正日就更屌了，根據「正日傳說集」的紀錄，金正日出生時，日本包括富士山在內的五十個火山同時爆發啊！」當金正日小時候看到地球儀，發現日本和北韓都是紅色的，於是他很不爽，一氣之下，就把日本的部分塗黑，塗完後，當天全日本也跟著黑了，烏雲籠罩、雷雨交加！北韓金正日根本哈利波特系啊！ 是不是！他們都這麼神，難怪人家當總統，我們被統。

  在2016蔡英文當選記者會「一譯成名」的趙怡翔，由於讀了李筱峰的文章，意外打開一個他所不知道的世界。（取自趙怡翔臉書） 2016年1月16日台灣大選投開票揭曉當晚，蔡英文舉行記者會時擔任翻譯的年輕人趙怡翔（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副主任）表現稱職，引人注目。隨後媒體追蹤報導，提到他就讀加拿大約克大學期間，由於結識一位台籍女友，對方父親要求他暑假期間每天要讀台灣史學者李筱峰的專欄，早餐時向他報告心得…加上他參加蓬萊文教基金會的經驗，趙怡翔說：「以我的外省家庭背景，全家又移民國外，按理說是不可能接觸到這段歷史的。」「那段時間的啟蒙，就像是一個本來不知道的世界，突然被我發現了。」筱峰兄撰寫專欄的時間久遠、聲名遠播，影響力從上述的例子可見一斑。 有關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乃是到解除戒嚴以後、尤其是1990年代官方檔案開放，越來越多的口述歷史出版以後，才比較上軌道。而筱峰兄出版《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1993）､《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1996）都是具有先驅性、代表性的學術著作。這段期間正好是本土勢力日漸茁壯，台灣民主化、國家化加快腳步的時期。二二八真相的揭露，讓台灣社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必然與此一政治發展趨勢互為表裡。知識分子筆桿之為用大矣哉！筱峰兄的作品可以為證。 事實上這本《短論集》所蒐集的文章，橫跨1989年《自立早報》的〈天安門事件中的二二八模式〉以至2011年的〈從「狗去豬來」到三隻小豬〉，就是不斷和社會時局對話的過程。當政治人物要人們「走出悲情」，筱峰兄有感於基本的公義是非仍然混沌不清，反而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此外，關於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責任歸屬，是否為「大屠殺」等等觀念，筱峰兄與我本人、陳翠蓮以及故去的張炎憲看法相同，我們事實上也都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2006）的共同作者。 二二八的學術研究其實還有很多空間，例如2008年中研院台史所購得的保密局二二八史料，是事件當時佈建台灣各地的情治人員與台灣站主管之間的密報。我們有十幾個來自院內外各學術單位的研究者，在許雪姬教授的主持之下，迄今每個月利用一個下午針對這批史料進行解讀，成果之一是去年6月已經出版的《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其中對於高雄台南台中嘉義新竹台北乃至花東的二二八實況，都有一些令人驚訝的訊息。看檔案是很辛苦的事，我和筱峰兄都已經年逾花甲，相信他的心情和我一樣 : 呼喚更多的年輕人來投入二二八研究！ 恭喜筱峰兄剛好選在2016年初――中國國民黨確定將徹底下台的此時，出版他的二二八短論集；承蒙他的看重，要我寫序，以上是我的讀後感，希望不辱使命。 （2016年1月20日，陳儀深寫於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右）與林昶佐（左）25日舉辦「歧視來自大尾　心態都是鱸鰻？！」反歧視立法公聽會，邀請專家學者和民間團體討論防止各種歧視行為與語言，並推動反歧視法的立法。（圖：中央社）   「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許多國人可能都知道，這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條文。當然，那是在美國，台灣不見得適用，但卻令許多期許民主不斷進步、並追求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台灣人羡慕不已！ 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林昶佐日前召開「歧視來自大尾、心態都是鱸鰻」反歧視立法公聽會，與會學者指出：「言論自由本來就不是無限上綱，不能運用言論自由為所欲為。」——如是見解，對比上述第一修正案，可能也說明了台灣和美國真的是「國情不同」？ 言論自由該不該「無限上綱」？讓我們先來參考美國最高法院在1989年「德州訴詹參案」的判例：關於德州法律判決民眾焚毁國旗的舉動是「褻瀆」國旗為有罪，最高法院則以此判決為「嚴重侵犯人民」的方式，裁定其違憲。布瑞南大法官在判決文寫道：「如果第一修正案有個基本原則，那會是，政府不得因為社會認為某個觀念具侵犯性或是不喜歡它，就禁止該觀念的表達權利。」 對許多國人（尤其是那些例如，對開會前要不要先向國父遺相行禮仍陷入天人交戰的人）來說，可能很難想像，在美國，言論自由甚至可以上綱到，連焚毁國旗的舉動，都受到憲法的保護？但我們更應該要瞭解，其目的在維護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一致性，正如該名大法官在1990年的另一起判決文也寫道：「國會嘗試以國旗為國家象徵來保護它，而這樣做無議於箝制批判言論……懲罰焚燒國旗的行為，正好損害了這象徵之所以值得尊敬的自由。」——自由是美國的立國精神，而這難道不也是台灣所追求的價值？ 以上所述，旨在說明透過立法限制任何言論，都可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難以返復的傷害、且易殃及池魚。筆者所不同意的是用立法的方式來「對付」包括《大尾鱸鰻2》在內的任何（那怕是令人有歧視、敗德等等疑慮的）言論或創作。但這並不代表吾人會同意《大》片所呈現的意識型態！況且，即便「反歧視法」立意良善，我們也得提防其可能造成的「寒蟬效應」。這對台灣的文化產業（包括其上、下游）來說，都會是一場災難，例如，如果可以選擇，可能没有投資者或創作者會自找麻煩地去投資或創作任何含有原民題材的電影（省得一不小心就被告）？ 其實，檢驗真理的最佳途徑，即是將之置於自由競爭的言論市場——在自由的國度，某種言論的存在與否，應受限於市場，而非法律。也許有人會認為本文在為《大》片「脱罪」？是的，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當看到手上握有權力的立法委員，企圖要推動可能傷害言論自由的法案時，筆者干冒「政治不正確」之大不諱，且自認責無旁貸……哪怕我護衛的是不是一部爛片？

  二二八是慘烈的人權迫害，國民黨對台灣人大量殺戮、囚禁和劫財。由於災難深重，許多人至今仍未走出陰影。(圖為施並錫228畫作，取自網路)   又到了228這個讓老一輩台灣人傷痛的日子，但許多人仍未能走出事件的陰影，筆者高齡92歲的大表哥和88歲的二表哥即是顯例。 大表哥出身新竹湖口書香世家，日治時期受高等教育。1947年親歷228事件，受到該事件牽累被捕，他父親（筆者姨丈）變賣了數十甲土地（近半祖產）才換回他一命；數年後，經媒妁之言娶了才貌雙全的表嫂。但婚後他常做惡夢，夢醒後仍渾身顫抖驚恐不已。因為這樣，表嫂才從長輩口中略知他婚前的不幸遭遇。雖想進一步了解詳情，但每次只要她一問，大表哥便歇斯底里像瘋了一般，所以後來阿姨姨丈都叮囑表嫂別再發問為難表哥了，還說那是遭到嚴刑逼供的後遺症。 大表哥的幾個孩子都受高等教育，其中兩個女兒都進入師範體系的公費大學，從教育界退休。但因為她們一直沒有加入國民黨，從學生時代到擔任教職期間頻頻受到主管「特別關注」。所幸她們的教學表現十分出色，備受家長肯定，所以主管也不敢過份為難她們。因為受到國民黨迫害且深知國民黨的貪腐，因此自有黨外運動開始，他們家便大力支持。 最讓人驚訝的是比大表哥小四歲的弟弟（筆者的二表哥）的政黨屬性及投票行為。他目睹兄長的可怕遭遇後，竟成了驚弓之鳥。雖然恨極了國民黨也未加入國民黨，卻是藍營的死忠投票部隊，每次選舉必投國民黨。而且從大表哥的孩子們有投票權開始，每逢選舉他便再三打電話殷殷吩咐：「你們一定要投國民黨，他們太厲害、太可怕了！不管你投票多隱密，他們總有辦法知道你有沒有投他們！你敢不投他們，下一個228又會再來，我們家族就慘了！我們家的祖產已經因為你們的爸爸損失了一大半，你們千萬不能再讓我們受害了…」 原來二表哥這個228的間接受害人也在恐懼中生活了近七十年，而且是不可思議的呈現方式。 雖然然政府已於1995年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但大表哥家並未申請賠償，因為表嫂和他的兒女們不敢去問表哥當年事件的原委，無法詳述情由。筆者曾鼓勵他的兩個跟我年紀相近從名校教職退休的女兒，提出賠償申請，但他們經濟狀況不差，不在乎區區賠償金額；我又嘗試說服他們以口述歷史方式為台灣記錄其父親一輩遭遇的始末，他們卻說要讓父親平靜的安度晚年，不忍心再拿那可怕的過去來刺激他老人家… 2月25日蔡丁貴教授帶人到中正廟噴漆抗議，有個在那裡當志工的高職退休老師（1949年生）的深藍朋友居然問我說：「真的有228事件嗎？」她不僅不清楚228事件的始末（還懷疑其真實性），更不認識陳澄波是何許人，虧她還是大畫家的同鄉——土生土長的嘉義人！她是深受國民黨洗腦之害且至今仍未覺醒的台灣人之一，跟她一樣執迷不悟的人在教育界比率奇高。 為了打壓台灣意識（主體認同），國民黨無所不用其極，許多歷史事件不是不見天日就是被竄改。台灣的史地在國民黨高壓統治時代是禁忌，想接觸認識的人必然被當成「台獨（台毒）」分子，三年級到五年級生甚至六年級前段班生幾乎都對台灣史地一片空白（一無所知），才會發生「柯P說他台大醫學院的同學連宜蘭和桃園哪個在南、哪個在北都不知」、「二戰時期轟炸台灣的是日本飛機」…等荒謬現象。 今年2月1日上任的新科立委們，大都信誓旦旦說要落實「轉型正義」，但若沒有事實真相就沒有轉型正義。如何讓台灣史真相大白，是重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的重要課題。國民黨若想浴火重生，就要真誠面對過去，擺脫殖民政府的邪惡心態及剝削陋習，真心認同台灣、努力深耕；千萬別再搞吃裡扒外、聯共害台的勾當了。 在228事件69年後的今天，在紀念228的前夕，我不知道台灣歷經那段苦難世代的老人家還有多少人像筆者表哥那樣，碩果僅存卻又噤若寒蟬？如何讓他們解除驚恐，讓他們相信台灣會有光明的未來，實有賴朝野及全民共同努力。

每年的二二八都讓人想到直接的受害者，而當年所謂的自首者，他們的傷害其實更深，因為家人誤會，因為家族的生命都在他的一念之間，他們不去自首， 可以怎麼辦？至今，這個沒有被知道，也不曾被知道的真相，家族人都還是害怕知道，害怕傷口再被撒鹽，帶著懼怕，他們根本不敢想像真相，即使石沉大海，只要能過平穩的日子，有何不好？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臺北市民包圍專賣局並焚毀菸酒。（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德國我認識一個台灣僑胞，談到她父親時，她總是感到丟臉慚愧，眼眶泛紅，啼哭無以言喻。她憤恨、可憐父親，也完全不懂父親。有時我們提到二二八，她就會提到她父親，她抬不起頭，也不敢告訴人家，她父親是誰。他的父親不是英雄榜，不是受害者，而是台灣的歷史中被記載著自首者。但自首背後的故事，是怎樣個過往？ 她只知道父親是村中的罪人。村中的人，當年要燒死他們全家人，母親出來帶著孩子，跪著向村人求情，才得已倖免不必全家被燒光。她只知道，她姑姑的兩個兒子邱姓（丘）兄弟一個十六， 一個十八歲左右被栽贓為共匪，在當年兩個都槍斃了。她的姑姑哭瞎了眼睛。她哥哥當年五歲，因為年紀太小，幸而不被栽贓槍斃。 在這段被隱藏的家族滅門案過後，如果她父親不自首，不當國民黨政府的傀儡，可以保住她們家人的性命嗎？1980年林義雄家族的滅門案，是報紙報導了 大家才知道，在這過去發生的滅門案，報紙根本無從報導，我們根本無從知道。 口述歷史中，傳說他父親自首，而自首帶給他們家族多大的愧疚。很多人不明白的，自首的後面是怎樣的殘酷面貌，從來沒人提到，從來就不被追問。想想這也不過是林義雄母親與女兒被殺血案的版本，用家人生命威脅，再用表面自首來升官，背後血腥至極的手段無人知曉。 因為她父親是村中罪人，她母親無顏繼續留在村中，所謂散盡家財後，蔡姓婦人讓全家人都搬走，不敢留下來，很多兒女也都到國外來，我的朋友就是其中一名子女。 朋友的父親有家族的廣大田產，做人熱心也常幫助人。她父親好友林元枝當年潛逃多年，曾經接觸過林元枝者，很多都被判處死刑或被關。而她父親一個沒能逃走的主謀好友，命運會如何？口述歷史說他被升官。說她父親被國民黨操控升官，進而成為當年的水利會理事長，最後卻散盡家財。但當年一個水利會理事長為何會「散盡家財」「虧空公款」呢？不就是被掠奪，栽贓、被莫名其妙地充公。最後傳說，說她的父親不得已就逃亡巴西了。 是的，最後他的父親自殺身亡！是不是自殺也成謎。多年前在她父親死亡之前，朋友說她有收到她父親從巴西寄給她的五十美金。這是他父親唯一留給她的一點遺物，她沒有留下，因為她還憎恨著他的父親。歷史的傷痕，親子間沒有真相也沒有原諒！ 歷史拼圖是，一個繼承龐大田產的蔡姓家族的地方人士是地方造反主謀之好友，沒能潛逃成功。國民黨栽贓槍決殺死他兩個姪兒，拷打要脅要他自首。自首的結果，表面升官為農會理事長、水利會理事長，最後家破人逃亡。他的歷史污名是，貪官污吏、自首的孬種，這樣的惡名深留在家族人的內心深處。而真相是，背著家族滅門的威脅，他無法可施只得自首，被作為傀儡，忍辱負重、羞愧逃亡。沒人諒解，也沒人理解。 二二八屠殺事件中，身為受害的被槍決者，終有被平反而受子孫肯定的一天。一個為保當年家族性命的自首者族人，愧疚、憤恨、難耐仍在，他們沒有受害者家族被平反的光環，只有一個不明白，與害怕知道真相的深層恐懼與傷害！ 如果陰間真能再一次的審判，請還他清白吧！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歷史上空前的慘劇。台灣一代菁英被消滅，無數無辜庶民被虐殺。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有親族或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在此事件中被殺、失蹤、或入獄，可以說所有台灣人都是此事件直接或間接的被害者。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人雖曾有反抗可是規模不大，但中國統治僅二年即發生如二二八事件那種空前主動蜂起全面性反抗，理由何在，值得深思。 此事件對其後台灣人的心理以及政治發展有延續性的重大影響。其一：凸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區別及彼此的對立甚至敵視，且激發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其二：成為國民黨在台灣實施長期戒嚴及白色恐怖統治，直到一九八○年代後期萌生民主的基因之一。在此期間不知多少台灣青年，因其民主自由的理想而被捕、被關、被刑、被殺。每一代台灣人都應記住此事件，其發生原因及歷史意義，以強化認同台灣人的命運共同體的意識。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9週年，其歷史意義不可不知。（記者簡惠茹攝） 李筱峰教授現在將他幾年來發表在報章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文章集結為書，深入淺出，使讀者，尤其使青少年對此歷史事件能更有系統地深入了解，極有意義。亦願有較多台灣人，一讀此書，能更加強台灣歷史常識。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有關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乃是到解除戒嚴以後、尤其是九○年代官方檔案開放、越來越多的口述歷史出版以後，才較上軌道，而筱峰兄出版《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九九○）、《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一九九三）、《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一九九六）都是具有先驅性、代表性的學術著作，這段期間正好是本土勢力日漸茁壯，台灣民主化、國家化加快腳步的時期，二二八真相的揭露，讓台灣社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必然與此一政治發展趨勢互為表裡，知識份子筆桿之為用大矣哉 ! 筱峰兄的作品可以為證。 事實上新出版這本《快讀228》所蒐集的文章，橫跨一九八九年自立早報的〈天安門事件中的二二八模式〉以至二○一一年的〈從「狗去豬來」到三隻小豬〉，就是不斷和社會時局對話的過程，當政治人物要人們「走出悲情」，筱峰兄有感於基本的公益是非仍然混沌不清，反而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此外，關於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責任歸屬，是否為「大屠殺」等等觀念，與我本人、陳翠蓮及故去的張炎憲看法相同，我們事實上也都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二○○六）的共同作者。 二二八的學術研究其實還有很多空間，例如二○○八年中研院台史所購得的保密局二二八史料，是事件當時佈建台灣各地的情治人員與台灣站主管之間的密報，我們有十幾個來自院內外各學術單位的研究者，在許雪姬教授的主持之下，迄今每個月利用一個下午針對這批史料進行解讀，成果之一是去年六月已經出版的《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其中對於高雄台南台中嘉義新竹台北乃至花東的二二八實況，都有一些令人驚訝的訊息。看檔案是很辛苦的事，我和筱峰兄都已經年逾花甲，相信他的心情和我一樣：呼喚更多的年輕人來投入二二八研究！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二二八係台灣人的夢饜。即使每年舉辦紀念活動，在可見的未來，很多人還是無法走出陰霾。這不只是對於直接遭殺害者及其家屬如此，更包括同受蔣家恐怖統治，屬於二級受害者的台灣人民。因為，加害者逍遙法外，受害族群續受奴役的情形，短期內不會改變。 欲去除夢饜，筆者認為應由認識二二八的本質並由「正名」開始。亦即，應將二二八事件正名為「二二八種族滅絕」。所謂種族滅絕/屠殺(genocide)，係指系統性、計劃性地對特定人種、族群、宗教或民族團體進行全體或局部性地屠殺。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CPPCG)》對其下了法律定義。 在台灣的絕大多數人或許會說自己是漢人。然而，撇開南島民族血統的議題不談，光由語言來看，稱「台灣人屬於漢人」即屬妄斷。須知，語言係與族群(ethnicity)相當的概念。漢人做為族群的概念可能比所謂的白種人(Caucasian)者更混雜(heterogeneous)。因為，漢語的種類與複雜性並不亞於印歐語系者。一般而言，藉母語即可溝通者，便屬相同語言(存在方言的差異)。例如，宜蘭腔台語和鹿港腔台語。然而，若無法僅藉母語而需透過學習才能溝通者，便屬不同語言。 須知，中國雖承認漢語有「七大方言系統」；不過，其不僅彼此不通，各自內部還存在眾多無法溝通的分支。例如，除了粵語、吳語、北京官話彼此不通，即使同屬閩語的福州話和潮州話亦無法溝通。亦即，「漢語」其實是「政治概念」，包含眾多語言。目前的支那雖「僅」存在略多於五十個民族。但是，毛澤東建政時實達四百個。現勢乃「同化」與滅族的結果。要之，支那福建的漳州、泉州人與福州人和其他各省使用不同方言者，例如上海人、貴州人、河南人之間其實原本都屬不同族群。只是，數千年來中華帝制藉由漢字將大家綁在一起，並形成所謂「漢語」、「漢人」之含混繁雜的概念而已。 確實，漢語的概念相當程度係因漢字的使用，而與「中華文化」的概念重疊。不過，韓國受漢字文化洗禮三千年，越南也受影響兩千年；而且，以韓語和越南語讀唐詩也比華語押韻的程度高。縱使，他們在歷史上都曾以「漢文化正統」自居；但是，此二國家卻都能脫離漢字和中國帝國主義達成國家獨立。反觀，台灣受漢字影響不過三百年，欲去除中國封建遺毒、完成台灣獨立實非難事！ 蔣軍深知此點，乃遂行計畫性燒殺擄掠，如同百年前土耳其人對於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的種族滅絕暴行。當然，這也和納粹屠殺猶太人(holocaust)或1994年盧安達(Rwanda)種族屠殺者相同。這是不具追訴時效、惡性最重大的反人性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 台灣人不僅須對此加以正名、懲罰兇手、週知世人，更應永世銘記此恥辱與罪惡，戮力完成國家獨立。 （作者為ＩＦＪ國際記者聯盟暨台灣記協會員）

  二二八適逢週日、廿九日補假一天，於是，從廿七日週末起，連放三天假，結果導致「二二八連續假期要到哪裡去玩」之聲，不絕於耳。「二二八」竟然失去了哀悼、紀念的意義，而成為莫名的歡樂代名詞？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現代史上最為慘痛的悲劇。這場悲劇，是已經具備近代公民社會雛形的台灣，在遇上依舊以帝王思想統治人民的中國時，無法避免的衝突。結果，在當局的虛與委蛇與栽贓誘騙下，不僅許多人失去了寶貴的性命，更讓一整個世代的靈魂，遭到嚴重的摧折。 自從一九九○年代、政府著手進行二二八事件研究以來，迄今已經廿多個年頭了。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卻並不是如同一些膚淺的人所認為的那樣：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事實上，我們距離真相，還差得很遠。全台各地事件發生最基本的時間序列（time line）尚多未釐清、死亡人數依舊爭論不休……，這些未明的真相，不僅導致眾說紛紜，甚至提供反動派絕佳的模糊空間，讓他們得以繼續散播謠言、混淆視聽。 這些模糊空間之所以會產生，主要來自兩個面向：一是相關史料仍多所缺漏，一是研究者史學方法的基本功夫嚴重不足。質言之，相關史料的蒐集及檔案的解密與開放使用，固然重要；惟研究者仍必須有鑑別史料、考訂史事以重建事實的能力，始能克盡其功。事實上，在台灣亟待轉型正義的此刻，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啻是吾人能否進行轉型正義的試金石。 因此，於今之計，除了應該繼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釐清真相並傳達給社會大眾知悉之外；二二八既然是國殤日，就不應放假，以免導致可能的庸俗化後果。至於各界的紀念儀式，不僅應該繼續（參加者給予公假即可），當天也應通令全國各級政府機關，降半旗以表達哀悼之意。這樣做的目的，旨在不斷提醒世人：讓悲劇不再重演的最好方法，就是記取歷史教訓，並讓它深刻的銘印在心中，永誌不忘！ （作者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