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想念我自己》是部拍得很好的片子，敘述得阿滋海默症的女教授，逐步喪失記憶的過程。那記憶一點一滴被偷走，最後剩下一片空白的情景，看得人觸目驚心，也讓人一灑同情之淚。 癡呆化成最大政績 所以，不必責罵馬總統了，他已出現類似的病徵，記憶正在消失，現在忘記美河市案細節，過兩天又忘記富邦銀行併台北銀行案，然後馬和郝龍斌也會忘了雙子星案、大巨蛋案，大家都得了早發性癡呆症，於是什麼責任都不必負，台灣成了癡呆治國，遺忘是最大的美德，記憶是最大的罪惡。馬治國8年，全民癡呆化是他最大的政績。千古一嘆！ 最離譜的是記者問他美河市案公文有他署名時竟說，那是「簽名章，不是簽名」。天哪，簽名章不算簽名，那任何總統都可以在任何公文上蓋簽名章後完全不認帳，假設向北京投降的文書上蓋簽名章，就沒有責任了嗎？也好，到時總統被台灣人民趕走，台灣可以不向北京認帳，因為馬總統曾經開過簽名章沒責任的先例。 也許簽名章在法律上不代表市長曾經親手處理過此公文，但數百億的工程案市長從未經手，也不了解細節，可能嗎？如果是真的，那我們選這種廢物做什麼？大家會相信嗎？自己癡呆把國人都當癡呆，21世紀還有這樣的總統，天亡台灣啊。 總統府硬拗說政府分工合作，市長不必事事躬親，還故意說：「柯文哲身為台北市長，應該比其他人更清楚才對。」但那些是小事，幾百億的案子絕非小事，市長能因分層負責而不聞不問嗎？就算不關市長的事，由部屬代決，最後出現弊案市長沒有政治責任嗎？難怪柯文哲氣得痛批總統府發言人說：「重要的都不要市長負責，不重要的才叫市長負責，他的意思是這樣嗎？」 卸責行為臭名永垂 柯說對了，總統府發言人正是此意。中國官僚自古以來就是出了大事由部下背鍋，小事再由主官擔當。 馬英九推卸責任的行為，使他臭名永垂。市長代表市府，對外簽約當然是市長意志的延伸，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需負責。馬的推諉塞責行為，給台灣所有官員及民眾立下非常負面的榜樣，我們深深以之為恥。

董凱勝／檢察事務官       宗教信仰自由與財產權，均受憲法明文保障；在宗教團體自治的概念下，信徒自由組成宗教團體後，依其特定教義、信念與自治規章，對於組織型態、人事架構、教務推動、資金運用與事業經營等團體內部運作事項，應有其自主決定權，國家不得恣意干預，這乃是政教分離原則與國家宗教中立的本旨。 以財務自治為例，宗教團體獲得經濟資源的管道固然多種多樣，或來自信徒捐獻，或得自醫院或學校等事業經營，或來自宗教儀式活動及販售宗教商品，不一而足；但無論如何，怎樣管理、運用、處分這些經濟資源，不僅關乎宗教團體本身的維持與開展，也事涉團體成立的宗旨與追求的目的。因此，國家原則上必須予以尊重，既無權利過問，也無義務介入，否則便可能與憲法相牴觸。 這樣的違憲疑慮，或許也正是《宗教團體法》草案在立法院「四進四出」的原因之一。仔細比對行政院版、黃昭順委員版及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通過條文，不難發現，宗教團體的財產及基金之管理，究竟應否受主管機關「監督」或「協助」？財產（尤其不動產）之處分，究竟是應經主管機關許可或依章程辦理即可？需不需要設置會計帳簿，並檢具年度決算及收支報告報主管機關備查？規範對象應否包含各種型態的宗教團體，抑或僅以法人為限？乃是聚訟紛紜之處。這些關鍵爭議所映現的，恰恰是凱撒與上帝的角力，以及立法者的焦慮。 但，縱使國家不宜過度干預，卻不代表公眾不可監督、輿論不能批評。要不要讓僧團領導者的胞弟擔任副總執行長？要不要繼續接受黑心油達人的捐贈？要不要投資「邪惡基金」？固然都是宗教團體自治的範疇，但也皆為可受公評之事。既然宗教團體的資金多半來自十方布施，所有社會資源的運用，便須考慮民眾觀感與社會責任，務必謹慎從事，並盡可能公開透明；用更高的道德標準來自我要求，藉此建立與信徒間互信互賴的運作體系。   梵蒂岡的財務報表   近日傳出可能提前退位訊息的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其與猶太教拉比思科卡合著的《與教宗對話》書中即曾表示：「有的人總愛談論梵蒂岡的黃金，但那是擺在博物館裡的。同時，我們也必須了解博物館與宗教間的區別。宗教需要金錢來推行它的工作，這是經過銀行處理、合法的金錢。重要的是如何使用收到的捐助或奉獻的錢。梵蒂岡的財務是公開的，它總是有赤字。」 「有些人擁有不義的金錢，想要以善行來彌補。如果他的行為沒有改變，也沒有悔改的明證，我永遠不會接受這種心態的補償。……曾經有位宗教領導者被人指控收受毒販的捐款，但他說他用這錢來做善事，只是沒有詢問錢的來處。這是錯誤的行為。我們不能接受沾了血的錢。」 世上沒有完美無瑕的組織機構，宗教團體亦然；而金錢本質上也不是壞東西，它只是個工具，為善或為惡，端視我們如何使用。宗教與金錢的關係向來不易處理，信眾經由捐獻來達到慈悲心靈的滿足，對於善款流向表示關切，實亦合情合理。值此慈濟財產爭議延燒之際，梵蒂岡的做法與教宗諍言或可引為攻錯之石；都說眾生平等，凡人但聽無妨，就別再分上下了。

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所長       三月十七日英國的「經濟學人」寫了一篇文章，針對中國三位高官習近平、李克強和俞正聲在三月初中國人大會中連番發表的對台立場，而以「中國的底線」來描寫眼前中國的台灣政策。中國共產黨要併吞台灣的意圖明顯，路人皆知，「經濟學人」的筆調則是轉述北京政權的恐嚇口吻要台灣接招，尤其是要目前聲勢占上風、被預期可再度於二○一六執政的台灣民進黨迎面回應。 所謂「底線」就是談判的「底線」，有最後通牒的意味，超過此一底線，後果就要對方負責。中國的「底線」其實都是老套，而且是幾個口號輪番上陣，甚至看需要調換優先順序，目的都是在玩弄談判伎倆。一則要混淆台灣心無定見的傾（親）中的國民黨政治人物，二則想藉機先威脅可能會是下一輪談判對手的民進黨政治人物。 常常被中共提出來「威嚇」台灣的這些口號，包括「一國兩制」、「一個中國」（又稱「一中框架」）、「九二共識」等三個。對一些傾中、懼中、媚中的國民黨人士來說，上述三個方程式好像是從緊到鬆、從難到易。其實，在我看來，三者毫無差別，其核心不外就是中共併吞台灣、成為「一中」，這種「底線」絕非我們要的「底線」。   只剩「一中」，沒有「各表」   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在過去幾年來的親密交往，就是在上述三個方程式玩來玩去。當中共宣示「一國兩制」或「一個中國」時，國民黨就拿出「一中各表」來擋；中共隨即不理「各表」，只重申「一中」。因此，國民黨人就以為自己很聰明地以「九二共識」來凸顯「一中各表」的立場，而讓各說各話。然而，中共近年來之所以偶爾會接受「九二共識」，是因為已假設、甚至強迫國民黨同意「九二共識」的前半段，即「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亦即台灣和中國都堅持要統一的立場）；對於後半段，即「雙方可以不同的口頭方式表達」，中共根本不屑一顧。因為北京政權心知肚明，只要台灣接受了前半段的「一中」（不管是框架、架構或屋頂），那就坐實「統一為一國」是台灣唯一選項。而那一國在中共心中，無疑就是他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絕非這邊的「中華民國」；國際社會也絕對不會理解有所謂「各表」，或表述成台灣的中華民國也可以是一中。換言之，「九二共識」只剩「一中」，毫無「各表」餘地。 可是，很遺憾地、也很不幸地，馬政府卻一再像恍神地呼應用「九二共識」的後半段（各表）去自欺欺人；蘇起更是馬營中的馬前卒，自以為已獲得中共首肯有所謂「各表」的共識。若干傾中和親大黨的國際人士，也以「有用的虛構」來肯定它，但那恐怕不過是站在中方立場來騙台灣的。 但只要稍微認真去檢驗，過去近六年來，在所謂台海兩邊以「九二共識」做為交手的方程式下，中華民國（或台灣）有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我國起碼的尊重嗎？台灣（或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有爭取到比較多的政治和經濟生存空間嗎？中華民國（或台灣）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部長，在國際組織和外交場合又可以有比較多和更自由的活動嗎？答案都是完全沒有。 馬政府在「九二共識」的虛假處方下，不但沒有回神，反而更中邪；被打壓、被欺負、被霸凌，還竊喜「雙方終於有正面發展」；大言不慚地騙台灣國民，過去六年來兩岸關係穩定和平。只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六年來台灣是一直「穩定」地被壓制；同時，兩岸只不過是共同虛構出完全假象的「和平」而已。究其道理，是因為台灣政府的立場太軟弱了，已一味向中共輸誠，中國當然樂得有這種「穩定和平」可以「予取予求」。六年多來，贏家是中共，輸家是台灣，不但海峽航線由中共片面制定，連台灣總統怎麼出國弔唁外國政要，都要聽北京指示。但馬政府卻似乎沒有什麼感覺，還自我感覺良好，毫不反省，也無任何積極作為替台灣在兩岸交手中爭取應有的權益，徒讓中共占盡便宜，而使台灣人民徒呼負負。後果就是逼台灣新的一代和公民社會站出來抗議，這就是劃時代的三一八公民運動！   台灣底線六要件   顯然，台灣人民已不接受國共兩黨片面接受的「底線」。為今之道，台灣也必須要提出自己的「底線」，做為今後重新出發的兩岸談判教戰大戰略。 台灣人民其實在過去十年已建構出以下幾個對中底線： 一、台灣的民主絕不容被打折、被犧牲。 二、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 三、現況的兩岸是台灣（中華民國）和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代表、互不隸屬的現實狀況。 四、兩岸現況要維持，兩岸關係也應該和平穩定發展。 五、維持兩岸現況就是不接受以統一為唯一前提（或選項）的「一中」、「一國」原則或架構。 六、兩岸未來關係的對話、交流和談判，必須在民主、和平、安全和透明四原則之下進行。 台灣的各政黨當然不可違背台灣人民的上述底線；中國的共產黨既然說要「寄望於台灣人民」，那就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這些底線。

清朝皇帝批示的「朕知道了」紙膠帶一直爆紅，馬英九對被指涉美河市等案，說法就是「不知道」；給馬英九一個良心的建議，乾脆訂製專用的「朕不知道」或「不知道」紙膠帶，一遇被指涉弊，馬上貼一張「不知道」！ 這個建議當然異想天開很離譜，不過，馬當了八年台北市長，對於任內決策的美河市、大巨蛋等大案，動輒關係百億元，卻想用「不知道」切割撇清，豈不更離譜千百倍？惹得柯Ｐ直嗆反擊「不知道才是問題」。 「昏君」就是這樣，即使搞得天怒人怨、民怨沸騰、國家危亡，他什麼都「不知道」；不過，昏君即使被罵臭，留下昏庸惡名，下台後卻可能逃過刑獄，不必吃牢飯。 不知道之用大矣！「貪君」為了避開被追訴貪婪罪責，也會裝無辜，說什麼都「不知道」；不過，即使再怎麼掩蓋，凡走過必留痕跡，批過公文，簽過名蓋過章，證據不會盡成灰，以「不知道」逃避罪責的企圖，逃得了現在，逃不過永遠，如涉貪終將無所遁形，終將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中國最有名的昏君，就是「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司馬衷，他「不知道」人民沒飯吃，怎會有肉吃，才會這樣講。「不知道」就是昏君的代名詞，馬英九推說「不知道」，豈不等於承認自己「昏」？並藉此否認決策錯誤，更撇清貪。 但是，民主法治的台灣，如有勾結利益輸送貪瀆弊情，未來在司法偵辦下終會被揭發；即使承認昏，貼再多的「朕不知道」，也無法逃避罪責。 否則，賣了台灣，也可推說不知道！ （胡文輝）

當年為保既得利益的政客，玩弄族群意識，反對台灣人當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總統，反對本土化，高舉「打倒李登輝，保衛中華民國」旗號，退出國民黨成立新黨，號稱「第三大黨」。 曾幾何時，這個目中無台灣的政黨，已經淪為得票率不到一．五趴的「第六大黨」，它的黨主席甘為中國掮客、政治導遊，拐誘一些「原住民」青少年要去陝西「拜祭黃帝」。 真是人一落魄，什麼事都想得出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他瞎說一句「中華民族兼容並蓄」，便硬要把原住民併吞進去，帶他們去拜祭虛無的鬼神；他喊過保衛中華民國，但現在一落魄也可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掮客。 一個最不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的「政黨」，最反對本土化政策的人，以為原住民淳樸可欺，要拉攏他們後代去半路認祖宗，真是極大諷刺。受人之託湊團作政治旅遊，為「中華民族」效勞，當然有中國重賞的對價關係。 幸虧原住民族委員會誠實陳述，原住民不認同「黃帝」是他們祖先，使掮客本質畢露，辯稱「黃帝」不是原住民祖先，並不表示原住民不能去「黃陵」。其實這就是他想用旅遊為餌，掩飾替北京政治統戰的本意。 原住民人口五十幾萬，在立法院佔六席保障，聲勢壯大，政客爭相巴結，九趴先生施恩，把他們「當人看」；一．五趴先生更加碼，要把他們當「黃帝的子孫」看！ 但是，中國少數民族被押去祭黃陵，屬無可奈何；把享有自由、被中國稱為「高山族」的台灣原住民拉去雞兔同籠，拜認別人的祖先，那是侮辱他們祖宗千萬代。政治掮客叫人換祖宗，原住民豈能忍受？（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最近有兩件事凸顯政府財政惡化的窘狀。一，馬政府為了政治考量，企圖為軍公教加薪三％，一年須增加二一○億元預算，但在政府舉債破表下，經費無著，更引發民眾反彈；二，苗栗縣政府積欠約六十家廠商工程款卅多億元，日前廠商集體到縣府討錢未果，痛批縣府是「最大的詐騙集團」。兩者顯示中央與地方財政皆陷入崩盤危機。 政府財政破產，國際上雖不乏案例，但畢竟是特殊狀況，多數政府必須嚴守財政紀律，才能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況且，今日全球化普及，國家舉債往往遍及世界各國，一旦債務違約，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前幾年歐豬五國爆發債務危機，最嚴重的希臘至今困局未解，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黑天鵝；在地方債務上，最著名的破產案例，則為美國昔日的汽車業重鎮底特律。 檢視我當前財政的險峻情狀，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中央政府希臘化，地方政府底特律化」。此種觀點顯然不為財經主計官員所認同，彼等意圖為軍公教加薪時甚至宣稱︰我國財政健全，所謂潛藏債務未必會發生。但政府缺錢卻是事實，官員耍嘴皮，移花接木，無濟於事。尤其，我國一向受到中國蠻橫打壓，一旦國家面臨破產危機，恐無管道向任何國際組織或國家求援，只能自生自滅。 我國負債情況，根據主計總處統計，一○四年度中央與地方政府潛藏負債共十七兆○五二九億元，若再加上中央與地方的長期債務、短期借款等，政府總負債高達廿四兆元。其中，民進黨執政時期，國家債務未償餘額增加一兆三二七七億元，馬政府執政七年，則增加一兆七六四五億元，比民進黨執政八年多出四三六八億元。令人費解的是，馬政府所謂愛台十二項建設一事無成，任內未有重大建設，卻大幅舉債，造成債務黑洞，真是貽害後人。而地方政府債務亦不斷膨脹，增加幅度更高於中央。按「公共債務法」規定，縣市一年以上債務占歲出比率不得超過五十％，多數縣市明顯都已違法。例如苗栗縣近幾年舉債大幅增加，尤其前縣長劉政鴻任內增加最多，二○○五年苗栗縣債務僅一六二．二七億元，二○一四年底增至三九八億元，九年內暴增近一．五倍。根據《商業周刊》的評估，目前全台有超過一半縣市，財政狀況為「中重度昏迷」，也就是「瀕臨腦死」。 造成政府債務激增的主要原因，在於人事費用增加與退休年金之負擔。在這方面，政府雖宣稱進行組織精簡與改造，實際上公務員人數卻增加，且待遇亦隨政府層級的升格而提升，而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年金退撫制度，更形成財政重大包袱。尤甚者，由於馬政府將軍公教視為禁臠，年金改革遂淪為口號，必須等待馬英九卸任後才可能解決，屈時，恐怕不但亡羊而且網也破得難以修補了。另一種造成財政惡化的癥結，則是政治人物為了討好選民，不惜亂開公共建設、社福支票，結果留下一堆蚊子館、缺乏效益的交通建設、鮮少廠商進駐的各種園區，與浮濫的福利。最常見的是，地方政府寧可讓學童沒錢吃營養午餐，卻不時舉辦活動、跨年晚會、煙火，動輒花費上億元，只為滿足民眾一時的感官刺激。可悲的是，此種作秀方式往往能讓民眾有感，造成舉債愈多，滿意度愈高的荒謬現象，遂引發政治人物爭相仿效。 持平而論，政府財政迅速惡化，藍綠政治人物皆難辭其咎，但藍營的責任無疑更為嚴重。政府債務問題有待政治人物展現魄力與智慧，或有解決之日。可惜，當前執政的馬英九總統，不但是製造政府財政危機的元凶，更喜歡惺惺作態，標榜問題不會在他任內爆發，口說願意改革，來贏得掌聲，卻什麼都沒做，使得改革一再延宕。然而，財政危機的爆發在頃刻之間，顯然不容吾人繼續等待了。朝野政治人物應跨越馬英九，共同來解決台灣的大債包袱。

華視實收資本額16億9千萬元，至去年年底結算已累積虧損16億7百萬元，幾乎把一個資本額虧光了。早年無線三台（台視、中視、華視）「單月單薪、雙月雙薪」的風光早就「回不去了」。 老三台早年的風光來自政府頻道管制所形成的寡頭壟斷，三台董總都來自酬庸與政治任命，不管事或不懂電視，仍然賺錢。頻道開放後，90年代末期老三台龐大而老化的人力已經無法面對競爭，而華視在2007年黨政軍退出媒體併入公視後，虧損更加嚴重。 錯誤的政策形成華視悲慘的命運，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後，為他草擬媒體政策白皮書的學者，逼著他兌現競選諾言，無奈之下2005年開始著手規劃黨政軍退出媒體，當時學者們還要求台視、華視全納入公視，幾經折衝，終於做出「一公一民」的政策決定，問題是那家公那家民，當時的公視董事長找來會計師評估台視、華視的土地資產，發現華視土地比台視多，於是要了華視、賣了台視。 台視民營化，現在雖然仍然辛苦，但活著好好的，也看到希望；華視併入公視，七年換了八個總經理，幾任董事長全由公視董事長兼任，電視環境如此險峻，董事長專任已經未必可以救活，何況是兼任、未必懂產業的「社會賢達」董事長們。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華視也是，和台灣許多產業一樣，本業虧損，就動腦筋到房地產，部分董事想出「資產活化」的點子，所謂「資產活化」重點有三項： 一是面臨光復南路的光復大樓，出租給一家物業公司，由其整理後當二房東轉租給文創業者。 二是現在的華視大樓，轉租給人開「主題旅館」。 三是停車場請國藝會投資蓋大樓，華視再向其租借使用。 「資產活化」不是不可，但資產活化也應和傳播有關，可以服務傳播產業，才不會有違公廣集團的宗旨，此方案的規劃棄本業於不顧，把華視淪為物業管理公司。 更何況目前光復大樓也是對外分租，出租率亦很不錯，為什麼要整棟租予一家公司，再由其當二房東賺一手？再說棄目前華視大樓不用，請國藝會蓋大樓向其承租，雖然二者租金有差額，不過總覺得「怪怪的」，華視大樓可是台灣最具特色的電視大樓，為什麼要轉租給人開「主題旅館」？為什麼是旅館，而不是商場或辦公大樓，或是其他電視台？若果真是旅館，整修是大工程，只租10年恐怕吸引不了人，租50年？就等於送給人家。 很多人看衰電視，認為電視終會被電腦、手機取代，1962年台視誕生時，同樣有人看衰電影與廣播，不過從傳播史可以瞭解新媒體競逐舊媒體有「替代、襲奪、並存、消失」四種狀況，新媒體可不保證會全贏，電視普及了，電影與廣播並沒有消失，只是改變經營模式；網路或許會「襲奪」電視，電視就要思考新的方向與利基，「資產活化」可不是唯一的選項。 （作者為華視董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我在國小擔任教師兼任文書工作十三年，公文流程我很清楚。公家機關在發出公文前，都必須先有一張公文的「草稿」，此案件的業務關係人都要一一蓋職名章，表示對公文內容知悉，最後呈給機關首長。若主管有意見，都可以在公文草稿上刪改潤飾、加註，甚或全盤否決，不發文也可，因為這只是機關內部的公文草稿而已。草稿最後到了機關首長，機關首長若同意草稿的內容，則會加註類似「同意發文」之字樣，代表這份草稿的公文內容已獲得機關首長、甚至所有相關業務人知悉且同意，再將公文草稿送到文書課（組），把草稿轉成函（即正式公文）並用印。簡單的說，在發出公文前，文書人員一定要看到草稿上有機關首長「同意發文」的字樣，才能發文並用印（如果是用電腦系統收發文，則相關業務人都要插入個人的自然人憑證卡片及輸入密碼），況且市（縣）府還有編列「監印」的人。這顯示一份公文要發出去，必有層層把關，機關首長也必定知悉公文內容。 現在，馬英九辯稱對美河市的公文內容完全不知情，那只有兩種情況：一是馬英九說謊（這已是他的慣性），二是此公文有人拿馬英九的簽名章偷蓋，然後發文，這必須集體偽造文書才行（那就要請北檢立刻分案偵辦）。 （作者為國小教師，台灣南社社員）

紙本與電子公文的差異，前者附件多、不易掃描或屬有價證券等。電子化政府推行以來，舉凡開會通知、一般文書，都在公文系統依分層負責完成線上簽核，再由發文人員以一指神功透過公文交換機，將文件寄達受文單位。 紙本公文係經由人工層層簽核至完稿，才由繕打人員校對付印，經核准的公文才能蓋章，文書監印人員只是負責蓋上市長簽名章。事關百億經費的案件，若說不代表市長曾經手過此公文，誰相信？ 公務員自報到日起，人事處就會依規定刻職名章予承辦人，因應差假管理，每位公務員都會有職務代理人，單位主管都刻有甲乙章，以備差假不在時，由代理人以乙章決行不致延誤公文。若經費龐大需多方研議時，必等主管返回而展延辦理。難道大巨蛋、美河市幾百億的案件是小案件，不需市長知道，這如何對人民解釋？此時此刻又已是全面電子化政府，公文多在線上批核，沒章也沒名可簽，網路上以自然人憑證識別身分。若主管出國或開會，代理人理應權理，但主管不能以「不清楚」、「非我經手」一語帶過，那叫哪門子負責？ 是的，分層負責是挺重要的。決策者如果無心無意看清公文內容，事後又以非親筆簽名而卸責，就政治責任而言，不是說「我不知道、章不是我蓋的」，就可以卸責。 （作者為退休公務員，台東縣民）

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孔令信為文「顧了轉型卻失了根本」，談到台灣拆除蔣中正銅像風潮時提到，「可惜的是現在的人，有一些政治意識形態，有人就是要拆掉老蔣銅像，自詡落實轉型正義，卻不知如此一來更凸顯自己的偏狹。」 我們來看看，德國人自二戰以後，認清希特勒屠殺罪行後，現在幾乎所有德國人對希特勒都感到厭惡，甚至有當他政權後代子孫的強烈羞恥感。這點「政治的意識形態」，德國人多有共識；德國人完全不懂，希特勒為何在台灣某些人心中仍被讚揚。 但當德國人來到台灣，看到有這麼多蔣介石銅像及那麼大的中正紀念堂還在崇拜殺人犯，就會知道台灣人視希特勒為民族英雄的理由。因為很多台灣人、甚至貴為新聞系主任的教授級人士，似乎不在乎殺人魔殘殺了數百萬人的生命，而更看重希特勒揮軍擴土的行徑。而正是這個錯誤扭曲的價值觀在侵蝕著台灣。 蔣介石銅像如果在近七十年後的二二八紀念日還矗立在台灣，那三十年後的台灣人要怎麼說服後代，我們是在侮辱我們自己，處理不了殺人犯，緬懷他，讓後輩嘲笑我們嗎？難不成蔣介石銅像都要等中國共產黨政權來拆，讓老共嘲笑台灣人？ 台灣人，自己的責任自己扛，自己的真相要自己追求。容忍應該是對族群和解，但不能是非不分、虛幻與真相倒錯吧！ （作者著有《借鏡德國》，現為德國台灣協會會長）

1895年地形圖 我相當讚賞「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對於歷史普及的用心。私以為，這個網站比「歷史學柑仔店」更像 kám-á-tiàm。[1] 前一陣子（3月6日），「故事」刊出「臺北城的風水之謎」一文。該文以販賣冷知識為名，實際上傳播大量未經考證的都市傳說。我曾私下列出那篇文章的錯誤跟朋友分享。有朋友說他已轉告原作者修改。但是我等了三週之後，依然未見到那篇文章有任何更正。為了避免都市傳說繼續以知識的外表廣為散播，我不得不公開說明那篇文章的謬誤。 （一）該文提到：「台北城可算是中國清代最後一座按風水選址與規劃的城市」 下這種論斷要小心，你得證明比臺北府城更晚興建的城池都不考慮風水。臺北府城於1884年竣工。在那之後，位於臺中的臺灣省城於1889年起建（參見：羊皮紙上的城市發展）。臺灣省城不考慮風水嗎？我們來看看當時一手催生臺灣省城的劉銘傳怎麼說吧：   省城形勢，有關全臺氣運，必須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如擇定處所或有凶砂惡水，來龍不真；或山水陰陽不交，不成格局：均可由地方紳士知堪輿者一一指駁。查大墩地方襟山帶海，控制南北，實天造省會之基；本經岑宮保（按：岑毓英）勘定建城，復經本爵部院上年親往察看，堪建省城。[2] （二）該文第一張地圖標示為「台灣堡圖」 那不是臺灣堡圖，而是1895年由臨時測圖部迅速測圖的地形圖（見上圖），仍然保留臺北城原貌。[3] 至於1904年調製的臺灣堡圖上，臺北城已經被新的市區改正計畫改造了。讀者可以透過「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觀察兩者差異。 （三）該文提到：「而在日本人入主臺北城之後，為了鞏固統治權，開始破壞臺北城與七星山的軸線關係，於是第一步便是將臺北城逐步拆毀，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日看不到臺北城牆遺跡的原因。」 除非你有證據證明日本人真的是這樣考慮的，不然這種說法只是自己的腦補。事實上，查閱日治初期的市區改正史料，所有問題的核心不外乎：衛生，衛生，衛生，很重要所以說三次。當時日本人的最大敵人是傳染病。1895年5月至11月，戰死的日本人只有164人，病死的日本人卻高達4624人。所以日治初期的市區改正都是圍繞著公共衛生議題在討論，可參閱《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頁172-192。 （四）該文提到：「1899年，日人提出了市區改正計劃，先將城牆拆毀，並且填平了護城河，成為三線道路，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知的中華路、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等。再來是西城門也被拆毀，但是經過有識之士－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等學者，嚴加抗議，才未把其他的城門破壞。」 這一整段都未經考證。臺北的第一個市區改正計畫於1900年由臺北縣告示第64號發佈，並未打算拆毀城牆，只是要多開幾個城門。 1900年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 直到1905年由臺北廳告示第199號發佈的計畫，才明定拆毀全部城牆，改設三線道路。（按：計畫發佈前就開始拆了。） 1905年的臺北市區改正計畫 還有，山中樵來到臺灣已經是1927年的事情了，如何能夠阻止城門被拆掉？真相是這樣的：1935年，山中樵以「臺灣總督府史蹟名勝及天然紀念物調查委員」的身分，爭取臺北城的四個城門列為國定史蹟。很多人把這兩件事情搞混了，包括維基百科。 （五）該文提到：「在臺灣神社修築好後，為了方便眾人參拜，特地從其中一條三線道路擴建成『敕使街道』，這條路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我們所熟知的六條通、七條通，也就是從臺灣神社落成後陸續興起日人娛樂區。」 這是天大的誤會。日本時代的大正町是高級住宅區，絕不是什麼娛樂區。 最後，該文的參考文獻列出「台北城的風水之謎系列文」連結。我們不難發現，該文的內容大多是從那個連結抄來的。而那個連結所在的網站，就叫做「都市傳說」。 註： [1] 「歷史學柑仔店」比較像文青咖啡店。 [2] 臺中文獻第六期，頁38。 [3] 關於1895年地形圖的背景，請參閱：黃清琦（2010）《1895年臺灣地形圖》之研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1：62-117。    

 ptt56    2015-3-19 10:16 發表    有些人說彭文正李晶玉辭職是本來就幹不太下去趁機離職炒新聞~ 我想他們也太不了解他們在壹電視的狀況了~ 彭文正我不清楚，但李晶玉是壹電視非常重視的主播，這次會搞到這樣所有人都應該始料未及吧 堅持做慈濟討論，是因為這真的是很重要的議題 特別是網友轉述李晶玉這句話，真的頗令人感動: 李晶玉主播:「生老三時我在鬼門關走過，剩下的生命，總要對下一代有交待。」 難得的台灣優質主播，難得的新聞人氣魄! (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  Fant1408 (     )                                     看板  PublicIssue 標題  [爆卦] 再談正晶 時間  Wed Mar 18 19:39:57 2015 ─────────────────────────────────────── 在慈濟開完記者會後發生很多事 有像我這樣因為發出不平之鳴的人 被施壓威脅的 也有像正晶一樣 請辭之後 被人檢舉追殺外 還被政黑版疑似黨工的網軍或是打手媒體政客瘋狂抹黑鬥臭 本來我是覺得我也沒什麼立場特別去談這件事 但某群人的抹黑之骯髒 我想還是讓大家從某個側面瞭解 正晶是不是像多數政論節目一樣只是為了做節目效果而罵得主持人 上禮拜我公開喊話要把資料交給正晶限時批時 我本來是預計是節目製作單位的工作人員來跟我聯絡 但是沒想到跟我聯絡的是李晶玉主播 當時她說他們已經開始被關切了 過程中她講了一段話 這段話只有fant1408看得到 所以如果電視機前的主持人只是在做節目效果的話 我想她也不會說出下面這段話： 「生老三時我在鬼門關走過，剩下的生命，總要對下一代有交待。」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正晶做節目的心情 她是用母親關愛孩子的心情 用生命扛起對下一代的社會責任 最後他們寧願走人也不要被和諧 也就不難理解了 ---- 我個人是佛教徒 據說正晶是反對同志婚姻的 這也和我的立場不同 只是在事件結束後 仍然有無窮無盡的追殺和抹黑不肯放過他們 這讓我很驚訝 所以我僅用這篇讓各位從另一個面向上 看看他們是怎麼樣的媒體工作者

2003年陳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前左）訪問教廷慶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前右）就任25週年銀慶，面致陳總統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親筆信函。（照片：翻攝自外交年鑑、民報影像處理） 對距離梵蒂岡幾乎有「半個地球」遙遠的台灣來說，許多民眾比較不容易有親眼看見教宗的機會。筆者還沒有親眼見過現任教宗方濟各，但因為新聞採訪的緣故，十幾年前曾經在梵蒂岡有幸親眼見過當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身影，留下深刻回憶！ 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曾說：「在宗教及政治方面，人們的信仰及信念幾乎都是二手取來的，沒有經過自己仔細的檢視。」筆者從事新聞工作期待能有機會得兼見聞。 2003年7月20日，台灣陳水扁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訪問教廷慶祝教宗若望保祿二世（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就任25週年銀慶，並前往岡道夫教宗夏宮參加主日三鐘經儀式。部分媒體派員隨行採訪，筆者是隨行記者之一。 如何描述看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感覺？若以最簡單形容，筆者會說：「教宗給人無限慈祥和藹的感覺」！ 當時年邁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如同一般老人，臉上佈滿皺紋，講話顯得無力，語調低沈，但聲聲話語撼動人心。筆者相信，政治人物看到教宗的當下，心裡應該不會還想著如何連任成功或更上層樓等俗事；工商巨賈與教宗迎面對望時，腦海裡應該也不致於還擱著如何更能大富大貴的雜念。看見教宗，讓人仰望博愛信念。 坐輪椅的台灣第一夫人帶著博愛與仁慈訊息覲見教宗 筆者記得那天集聚於岡道夫教宗夏宮聆聽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主持主日三鐘經儀式者，有來自各國的政要和宗教人士。教宗在儀式之後，隨即在台上接見與會代表，吳淑珍是第一位上台接受教宗接見的。當一位坐著輪椅的女士和教宗在世人眼前親切互動，那種感人的畫面和現場氛圍，相信就算是沒有到場者也應不難想像。 台灣歷任「第一夫人」包括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嚴家淦的夫人劉期純、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陳水扁的夫人吳淑珍、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她們彼此之間的特質差異頗大，其中有多位都是屬於「沒有聲音的第一夫人」、「沉默的第一夫人」。面對台灣的國際空間受到不合理限制，台灣社會對「第一夫人」的角色是有期許的，其中，包括吳淑珍在內少數台灣「第一夫人」過去對台灣外交，是有貢獻的。 吳淑珍是教廷正式的官式貴賓，教廷給予這位邦交國台灣第一夫人高規格禮遇和接待。當時也在會場貴賓席之列的美國駐教廷大使，還特別趨前向吳淑珍問候致意。許多現場外國人士都知道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互動的這位坐在輪椅上的女士是誰，他們也相信這位女士代表的意義以及背後帶出的一個令人感動故事─台灣。 吳淑珍會晤教宗時，虔誠地傳達2300萬台灣人民表達對教宗就任25週年的「銀慶」致賀之意，祝福教宗身體健康、聖躬康泰，並將陳總統的一封親筆信函轉交給教宗。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見吳淑珍時，心情愉悅，特別送了她一串白色珠鍊作為紀念，令吳淑珍非常高興。教宗同時請吳淑珍代為向台灣人民轉達他的問候。 那封來自台灣總統親筆信函內容提到，出國訪問對坐著輪椅行動不便的吳淑珍而言，本是體能上極大的挑戰。但是基於對台灣的熱愛，吳淑珍願承受身體的不適，替台灣人民「帶著博愛與仁慈的訊息造訪教廷」。 教宗所揭櫫「和平之四大支柱」適用於台海和平準則 在那封台灣總統給教宗的親筆信中，也傳達了2300萬台灣人民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世人揭櫫「和平之四大支柱」期待的積極回應。信中指出，「911事件」與「伊拉克衝突」都凸顯出和平是多麼地脆弱與虛幻；台灣親身經歷長期軍事威脅所帶來的恐懼，認為台海的和平只有在兩岸尊重與遵守「真理」、「正義」、「仁愛」、「自由」的準則下方能維持，此四大準則亦即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揭櫫的「和平之四大支柱」。 該封「總統親筆信函」是以總統之名發表，內容當然不是總統本人草擬，但不論文稿內容是出於名德碩望人士或是總統幕僚之手，它除了代表台灣2300萬人民對教宗無限崇高的禮敬，更是代表「台灣的聲音」。在台灣過去歷任總統中，陳總統是少數能把台灣人民的聲音傳至教廷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聽見也看見台灣。 在那封信中，台灣方面也特別向教宗提到，之前雖有「SARS」肆虐全球的情事，但遺憾WHA（世界衛生大會）仍舊屈服於政治壓力，通過僅符合單一國家利益而非全人類福祉的議程，再度將台灣2300萬人民的健康權利，排除在WHO（世界衛生組織）門外。希望世人能支持台灣。台灣一向在國際舞台對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克盡本分，然而卻常在許多國際論壇中因外交妥協而被迫放棄應享的權利。當台灣在爭取多邊合作組織如WHO及聯合國的合法地位時，始終堅守「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願景」，也就是：「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機構，促進人權、自由及和平，涵蓋所有基本權利，摒除一切因任意揀選而導致合理化之歧視及不公」。 前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發表「和平於世」通諭（Peace in Terris）強調以和平與國家平等、合作、互信取代武備競爭。又被稱為和平教宗。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已辭世半個世紀，與若望保祿二世都備受愛戴，都是時代的勇者，雙雙縱橫國際。前者任教宗前，長期擔任教廷的外交官，曾派駐在傳教不易的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後者擔任教宗時頻頻出訪各國，尤其影響東歐、蘇聯的局勢演變。兩位前教宗總能正確解讀複雜局勢，不被現實壓迫，也不受悲觀主義打擊。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4年4月同時為兩位前教宗封聖，冊封為聖人。 教宗與台灣總統照片擺在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同一頁 在2003年隨行採訪台灣第一夫人與教宗互動之後，筆者對教宗與台灣的故事愈來愈感興趣，後來也聽聞了不少這方面的轉述。其一是關於「教宗與台灣總統的照片被一起擺在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同一頁」的軼事！ 該故事的時空要回到2005年4月，當時教宗是本篤十六世。奉派擔任台灣慶賀新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就職彌撒特使的內政部長蘇嘉全，返國後向陳總統報告達成任務時還提到，教宗非常喜愛陳總統所贈「別緻禮物」。 陳總統當時委請蘇嘉全特使轉贈給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別緻禮物」是什麼？為什麼教宗本篤十六世看了該份禮物之後笑的非常開心？原來蘇嘉全在出發慶賀教宗就職彌撒時，陳總統親筆寫了一封信，還把一本TIME時代雜誌交給他，要送給給教宗。當期雜誌介紹「全球一百大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其中本篤十六世還與陳總統被編列在內文同一頁，當時本篤十六世還未被選上當新任教宗。教廷對這份禮物覺得「很有意思」。 當時覲見新教宗者中，都沒有人帶禮物，只有蘇嘉全帶著陳總統的信函和「一本雜誌」，其他外賓也覺得奇怪，為什麼台灣帶這麼多「東西」？而且效果最好？他國慶賀代表也紛紛詢問蘇嘉全，台灣是送什麼禮物？ 還原當時的情境，原來是當時蘇嘉全先告訴教宗陳總統有信函要呈給教宗，接著向教宗稟報「另外也還有一份禮物」。教宗後來看了這雜誌禮物，笑了起來，一旁的國務院長、副院長、外長、禮儀官也都圍過來看，全都笑了起來。教宗高興的說，「這是最好的禮物」！新任教宗當天接受各國慶賀團代表覲見時，平均每人只見「十秒鐘」，但與蘇嘉全則有較豐富的互動，教廷外長也特別用英語表達，感謝台灣代表前來慶賀。 筆者從何聽來這故事？正是當時見證整個事情發生經過的蘇嘉全本人，這是真人真事。這故事也讓筆者想起一句話：「禮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其實，送禮是一門學問，包括外交送禮，台灣當時這禮送的很好。 中方要和教廷建交障礙仍多「還有不能克服的困難」 從回顧過去台灣與教宗的互動，再來看看現在的台梵關係。馬政府上任後，或許是主政者行事風格不同的緣故，總之，外界明顯已較少聽聞台灣與教宗之間的故事。台灣目前和梵蒂岡仍有正式邦交存在，但過去以來，中國仍經常散播台梵關係不穩煙幕，每每對外聲稱，梵蒂岡已準備與台灣中斷所有關係，與中國建交。 論析中國與梵蒂岡未來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暫且可以這麼說：中方要和教廷建交障礙仍多，還有不能克服的困難。因為中國對與梵蒂岡建交提出的條件是「政治考量」，教廷方面則是「宗教考量」，兩者考量有根本上的差異，現階段中國與梵蒂岡關係的障礙仍然很多，恐怕不是短期內可解決。教廷相當關切「福傳自由」，也就是在中國能擁有傳播福音的自由，並讓地上教會與地下教會共融，真正解決主教任命權的問題。 至於台灣與教廷的關係？講未來沒有任何生變可能是說大話，但目前雙方溝通順暢而且坦誠則是尚稱屬實。

儘管馬英九的總統任期已接近尾聲，民調支持度又低迷不振，但他對自己的決策正當性仍然堅定不移，對高度爭議性的兩岸政策，尤其如此。此可從他接受媒體專訪時，對加速推動兩岸政策雄心勃勃，窺見一斑。而這也坐實一些國人的疑慮：馬英九在最後任期內，會不會因為想追求歷史地位、確保特定政黨與財團利益，甚或為了顧及卸任後的身家安危，而出現兩岸政策暴衝，在僅餘的任期當中，加速和中國簽訂損害台灣利益的不平等協議？ 這樣的疑慮絕非無的放矢。且看看馬英九接受《旺旺中時》專訪的談話內容：他主張積極參與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但對台灣究竟該以何種身份參與，是國家、地區，或僅為中國的附庸？態度相當模糊；他表明強推服貿、貨貿協定，卻對如何防止兩岸談判黑箱化的兩岸監督條例，不聞不問；他力促兩岸互設代表處，但對遭中國拘押台商的人道探視權，卻無能為力。 馬在受訪中高度肯定習近平「九二共識」談話，指習所說「九二共識」若遭破壞，兩岸互信即不存在，「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說法，「也許台灣有人覺得不舒服，但卻是很客觀的基本事實」。馬強調，「一中各表、九二共識」可以將兩岸打造成一個超穩定架構。警告民進黨2016大選在即，美中兩國虎視眈眈，民進黨如何處理兩岸關係，終將圖窮匕現。他反駁柯文哲「九二共識」過時的說法，指憲法從民國36年施行至今，也沒有過時的問題。把「九二共識」等同憲法位階，實在不倫不類。 試問：奠基於一中框架的「九二共識」，到底為台灣帶來什麼好處？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簽訂的ECFA等廿餘項協議，至今為台灣人民帶來什麼樣的利益？馬上任以來各種財經指標、生活品質、發展機會，林林總總的呈現，都只是不堪回首的回憶。馬引以自傲的兩岸紅利，無非以犧牲廣大人民的生活、尊嚴、機會，埋沒青年世代的願景、希望與未來，所堆疊而成，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血淋淋寫照，也是成就少數政商權貴的悲慘劇碼。這樣的共識，這般的紅利，有何值得誇耀之處？ 馬肯定習近平的「九二共識」論點，一廂情願將「九二共識」定義為「一中各表」。我們要問：除了 2008年布希與胡錦濤熱線後，唯一一次在《新華社》英文稿提到「一中各表」外，中國有那一份官方文件、那一位官員承認「一中各表」的說法？對有「兩國論」疑慮的「一中各表」，不是大加否認，就是口誅筆伐？馬豈能視而不見？明知「九二共識」其實是沒有共識的共識，馬基於個人政治認同，對「九二共識」情有獨鍾就罷了，對國人不同的認知，理應有所包容。 馬受訪強調，兩岸關係經過7年運作，他發現還是在「九二共識」框架下較符合雙方利益。他認為，從習近平最近的談話，也代表雙方對於「九二共識」的看法一致。馬的說法完全經不起檢驗，不但兩岸對「九二共識」的理解不同，「九二共識」對中國有好處，但台灣不但未蒙其利，反而使國家安全遭受重大損害。 以今日即將啟用的中國新民用航路M503為例，國安局長李翔宙表示，中共把國際航路放在海峽中線，其軍機巡弋就會「往內縮」，反而使我防空預警縱深增加。毛治國在立院答詢時也說，中國願意將M503新航路往西移，陸方的戰機不會進入此區域，這樣的結果「非常正面」、「對國安也有幫助」。既然如此，中方宣布新航路之初，我方何以反彈強烈？這樣的態度轉變，是阿Q 精神勝利法發作，以致前倨後恭，或另涉及暗盤交易？在在豈人疑竇。 這只是兩岸黑箱決策令人擔心的一例，馬在任期最後的政策暴衝，國人宜嚴加監督。

美河市的市長簽名章與市長親自簽名有差嗎？有差，也沒有差。有差的是直接法律責任的問題；沒差的是以這麼大的案件，有沒有親簽，都有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則待進一步調查。 馬英九是學法律的，他學到的法律似乎沒有讓他因此建立正義的人格，反而學到如何隨時自保的小技奇巧。一方面馬先生的性格謹小慎微，不想沾惹責任（在其定義為麻煩）；一方面他又經常事必躬親，什麼事都想管，集這兩種矛盾的習慣於一身，於是最近在台北市發生的這起鬥嘴事件，不僅不是第一例，而且應該是通例。這樣形容，來自於長期的觀察，不沾鍋其來有自，可受公評。 要舉馬先生部屬對馬先生這類的說法，不勝枚舉。例如國民黨內就盛傳，馬在主席任內動用黨經費，並非每一筆都有清楚的公文或條子，許多是口頭交辦，因此衍生黑箱的空間，對此傳聞，馬先生從來不說明並向國人主動舉證以昭公信。 「分層負責」從來不是馬先生的信念，否則當年為白曉燕案辭官他就不會把壓力直指行政院長連戰，當上總統後，又怎麼會把黑手伸進立法院，要掌控所有黨籍立委，連國會議長司法案件都要親自聽取檢察總長報告？或者問問部會首長，是不是許多人都有接到總統直接電話詢問政務的經驗？行政院長是只用來負責下台的嗎？ 美河市案，接棒的郝龍斌在市長任內都發現不合理，因此要求重新議約，可見這問題之重大，如今因為政黨輪替被更徹底地清查，亦屬必然。馬英九任內種了這個惡因，這是事實，這不外兩種可能，一是下面亂搞居然毫無察覺，這叫治理無能，二是根本官商過從甚密勾結輸送，這叫貪瀆犯罪，不管是哪一種，有愧市民。若總統任內不排除相同情況的延續，則是有違對國人的誓詞，應受制裁。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年，許多國家規劃紀念活動。戰勝國之一的俄羅斯，五月九日將在莫斯科紅場盛大閱兵；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馬英九政府要以十六項活動，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年。連七十年前尚未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宣布將在九月三日舉行閱兵，且邀台灣派人參加。 台灣歷史 應由台灣人來寫 戰勝國辦活動，戰敗國也要紀念。尤其日本在七十年前的一九四五年，隨著大戰進入末期，二月硫磺島失守、三月東京遭美國大轟炸、四月沖繩島戰役，都是死亡數以萬或幾十萬計的慘烈往事，日本近月就此已有一連串悼念儀式。 台灣在二戰期間是日本的一部分，台灣人是日本國民，但戰後社會政治情況丕變，對於終戰七十年的到來，要如何紀念？ 「台灣歷史應由台灣人來寫，歷史也應與人民及土地結合。」一週前，台南市政府把賢人吳三連列為歷史名人，為故居掛牌，其後人吳樹民引述「三老」的這一話語，實為上述問題的最適切答案。 那麼，七十年前的台灣，這裡的人民和土地處於什麼狀況？ 以一九四五年三月為例，經過幾番空戰，制空權已為美軍掌握，台灣正飽受空襲與疏開之苦；尤其有航空及陸軍基地的台南，僅三月份就遭到十一次轟炸，市區也無倖免，平民死傷慘重。 美軍的轟炸，主要從一九四四年秋開始，十月在東方海域的台灣空戰，美日雙方出動一千兩百五十架次軍機，日方海空軍受到重創。其間，台灣遭空襲，十月十四日的岡山大轟炸尤其慘烈。後來，一九四五年初到終戰的持續轟炸，從屏東到基隆，遍及全島。有空軍基地的嘉義、台南等，固為轟炸目標；軍需產業所在的屏東、虎尾也遭空襲；南進基地工業港市高雄，受創甚重。 美軍五三一空襲 三千人死 首善之區台北，七十年前的五月三十一日，遭最大規模空襲︰總督府被直接命中起火，正面南端因此缺了一角；大稻埕哥德式宏偉地標建築蓬萊主座天主堂被炸毀；艋舺龍山寺正殿中彈全毀；市內重要機關建築少有倖免，三千市民因此喪命。這是台北多桑世代一生難忘的「五三一大爆擊」經歷。 事實上，不僅全面空襲，一九四四年的台灣，也曾面臨美軍大舉登陸攻佔的威脅。 當年七月，羅斯福總統召麥克阿瑟於夏威夷，決定對日本作戰行動最終方案，海軍上將尼米茲主張攻佔台灣當進逼日本本土的跳板，麥克阿瑟強調對解放菲律賓有道義責任。按跳島作戰，盟軍最終採直取菲律賓和沖繩的方案，跳過台灣。以後來菲律賓及沖繩兩大戰役之慘烈，台灣躲過了遠比空襲更大的災難。 台灣人日本兵 陣亡三萬多人 除了空襲的人命喪亡，戰爭期間的台灣人日本兵，也是至今未曾受到應有關注的往事。按日本官方統計，台灣人日本兵共二十萬七千多人，陣亡三萬多人，他們命喪異鄉或淪落海外，有許多鮮為眾人所知的故事。 台灣要紀念終戰七十年，最重要的，因此是讓二戰期間台灣人民和土地所受苦難準確呈現。戰後繼日本統治台灣的另一個外來政權，不論出自力行中國化政策或顧及與美國關係，對日本時代的種種一概抹煞，如縱貫鐵路全線通車等政績固蓄意淡化，台灣人民戰時所受災難的史實也刻意隱諱；只有在民主化之後，日本時代的台灣史才逐漸脫去障蔽、面向陽光、見到真實。 對日本時代歷史茫然，導致許多偏差。「二戰台灣被日本人轟炸」是最典型的歷史白痴；台灣銀行官網宣稱「本行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形同自行閹割行史近五十年（台銀一八九九年由日本政府成立）。台北市長柯文哲看「KANO」，對這部以一九三○年代嘉義農林棒球隊打進甲子園中學冠軍賽為情節的電影，同行友人好奇問他，何以很多電影中人物都講日語？顯見即使知識份子，對台灣往事也所知無多。 這些例子足可證明，「台灣人的悲哀」也表現在對自己歷史的隔閡︰我們的學子記誦他國歷史滾瓜爛熟，考試一考再考；一般國人對這一土地及人民的過去，卻所知有限。最近，法務部長把三十五年前的美麗島事件視為「很久以前的事」，凸顯了短視及歷史文盲在台灣社會的普遍性。 事實上，只要有心，要讓二戰的台灣準確呈現絕非難事。美國官方有關二戰檔案解密者甚多，除了專家學者鑽研，中央研究院透過海內外歷史圖資徵集已啟開端；網路上有識之士組成「台灣回憶探險團」，透過歷史照片及資訊連結，配合新聞時事發揮，也小有成績。 就此而言，馬政府代表中華民國，紀念終戰或抗戰勝利七十年，自有其正當性；畢竟，二戰勝利主要雖靠美國，中國軍民也有極大犧牲與貢獻。較諸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尚未成立，且共產黨有如蔣介石所說，抗戰期間採「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策略；蔣介石政府因此才是中國抗戰的領導者。 聚焦抗戰 與人民、土地脫節 不過，把紀念終戰七十年活動聚焦抗戰，台灣部分只重「光復」，不但偏頗失衡，也與人民土地明顯脫節。馬政府這麼做，陷入外來統治者的窠臼，柯文哲曾批評國民黨的話極為貼切︰剷除台灣人的過去，代之以統治階級的過去，要大家走向他們設定的未來。 最根本的，七十年前台灣果真「光復」或「終結殖民統治」嗎？終戰之後政經社會動盪，不到兩年就發生二二八事件，對台灣傷害最大。以「光復」美化戰後變局，既掩飾當年剝奪台灣人民透過自決表達自由選擇的基本民權，以致台灣如今仍非正常國家社會，且不合史實，更非社會各族群如今「尊重彼此過去不同，走向共同未來」的正辦。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課堂中探討新加坡的人力政策，老師說應該進口台勞取代陸勞與菲勞，因為台灣人會講中英文，而且素質高。我認識的台灣年輕人在新加坡打工都想回到自己的國家，他們要的是短暫的國外工作經驗，他們也不像我家的印傭會半年寄民生物品回印尼。我可以理解新加坡人凡事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想法，但台灣幾年前就在討論會不會真的走到那一天？ 新加坡的人力政策，可以用以下的例子來解釋。國家蓋了一個F1賽車場，沒有賽車手就找國外的賽車手代表新加坡出賽，進而訓練本國修汽車的技師成為賽車手，再從國外引進修腳踏車的人，將本國修腳踏車的人都推去修汽車。新加坡人會說可不可以不要賽車場，政府會回答，不行！賽車是世界進步的腳步，你看！大家所得、生活都變好了，不是嗎？興建賽車場可以配合各種經建政策。 一個場合遇到在新加坡工作的台灣年輕人，問他們想不想回台灣。女生說，在這工作三年明年打算回去，公司因為她英文好派她出來，但新加坡太國際化壓力很大，東西難吃，睡上下鋪省房租，生活品質差。男生說當初大學畢業想出來看看世界，新加坡月薪七萬台幣，但外出消費高，所以整天宅在家，的確存了一些錢，打算回台灣。我很敬佩這兩位台灣年輕人在異鄉生活，如果台灣可以更國際化些，我們的年輕人就不用一定要到國外才能搭上國際列車；如果台灣薪水可以高一點，台灣人也不用跑到國外當宅男。 新加坡「強政府、弱人民」，台灣「弱政府、強人民」，我們並不會感到自卑。李光耀所提出的「硬道理」，即是以快速經濟增長，換取足夠資源應對內部社會問題。同時間，台灣正忙著進行內部改造提升民主素質，現在該是追求國家發展經濟成長的時刻了。想引領台灣大步前進的政黨應該及早下定決心。 小時候常講一句話：不要讓嫦娥笑我們髒。現在心中莫大感觸，不要讓新加坡人一直笑我們…不是亂，是慢！進步慢！亂我們還能解釋，亂中有序，亂出多元價值。但所得低、發展慢，是事實，百口莫辯！（作者為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生）

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比石門水庫的水位還低，竟然大言不慚說降低十八歲擁有投票權民調有過半數民眾反對，所以反對修法（憲法），全世界一九○餘國家，只有十五個國家公民投票權設定在二十歲以上，連極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投票權也設定在十八歲，絕大多數國家及地區都有訂立投票年齡，設立投票年齡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在這個年齡之下的人未具有足夠能力去獨立決定投票意向，由於投票年齡的影響很大，所以一般都會在憲法上註明。 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馬英九總統一路走來就是反民主、反改革的先鋒，反對總統直選、反對解除戒嚴、反對國會改選、反對廢除「刑法一百條」、反公投、反三一八學運等等，如今連投票權設定在十八歲與世界潮流同步的民主趨勢，馬英九依然反對，可見馬英九在民主與反民主的選擇中，永遠站在「反民主」的一邊，幾乎沒有例外。 （作者為台中市民）

柯市府質疑美河市案有圖利財團之嫌，馬英九日前表示，對於細節他完全不知情。對此，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馬總統在當市長時，什麼都不知道，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為官之道首在權責分工，整個政府機構上下官職員各司其職，方能有效推動重大的政府政策或為民謀福。雖然我們並不要求官員要做到事必躬親，整個機關大小事項一律親力親為，但既然是事關城市發展、市民權益的重大開發案，卻可以堂而皇之的表示自己市長任內毫不知情，而把責任全部歸咎到承命辦理的下屬！ 身為一個當時的主事者，卻表示對於細節他完全不知情，正如馬市長到馬總統，從特別費案爭議到諸多重要國家政策、黨政決議的過程中，馬總統總是始終如一撇得一乾二淨。不管是特別費案的余文與馬王政爭的訴訟，馬總統總是不忘將：「依法行政」掛在嘴邊，彷彿只要撇清自己在事件中涉入的程度，就可以繼續保有那塊早已搖搖欲墜的「清廉」。 大事不需我管，小事我管不著，讓馬總統一路從特別費案到各種司法調查中都全身而退，也無怪乎做了多年的總統之後，還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台灣社會怨聲載道的苦悶，活在自己所謂「歷史定位」的悠悠夢中。（作者是中山醫學大學學生）

關於美河市弊案，分為二大部分，第一：馬英九市長將賤價徵收為交通用地的農民土地，違法和財團進行聯合蓋豪宅出售謀取暴利的行為。還造成「交通用地」不得移轉為私人所有，使購買美河市之屋主一度發生無法登記房屋所有權之困境。賴馬英九擔任總統後以中央執政之威權，強行解釋法令， 使「交通用地」可以變更，讓屋主可以登記產權，為財團日勝生和台北市政府解套，也使財團日勝生幾百億的暴利可以順利落袋。第二：台北市政府和財團日勝生之間關於豪宅建案之權益分配鬼影幢幢，北市府公家利益損失百億以上，私人財團奪取厚利笑呵呵！ 目前柯文哲市長完全專注在弊案第二部分，即北市府和財團之權益分配的爭取。對於美河市值錢的住宅分給建商日勝生，而北市府卻只拿到商辦一事，馬英九接受媒體專訪時推說：「當初是由副市長決行，『我只是知道，詳細內容不了解』。」（奇怪，一個小小內湖區長違法開設幾百萬的道路就要被法辦收押，一市之長違法決行幾百億的美河市開發案竟然說細節他沒參與，有蓋章也不算，台灣的司法已死？！）柯文哲市長對此不滿地表示：「馬總統在當市長時什麼都不知道，這才是問題。」 然而，美河市弊案真正嚴重的所在，即第一部分，政府徵收公然侵犯人民權益，強行搶劫人民財產來與財團共謀暴利，這種最關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的基本價值與文化，柯文哲市長沒有嚴詞譴責砲轟，並儘速對此部分移送究辦，反而一副完全不在乎農民最基本的財產權遭受北市府侵害的樣子。讓個人對柯文哲市長高舉「當市長是要來改變台北市的文化」之心志產生強烈質疑。柯市長，您不是強調講真話，做對的事？為何您眼睜睜看著馬英九市長對農民之錯誤的搶劫暴行，竟能不置一詞？不要求司法開始追究前市長馬英九這個無可脫逃閃躲的責任，卻只在北市府和財團之間如何分食農民土地建造起來的這塊肥肉中打轉？ 要追究美河市的弊案，最根本的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公理正義，及徵收條例規定未依徵收目的使用應將土地歸還原地主之立法意旨，豈能排在市府與財團權益分配的枝節之後？柯市長，您瘋了嗎？台灣人都瘋了嗎？ （作者為財經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