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台灣政治著有成績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把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政治發展歸納為「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也就是蔣介石從中國移來台灣那一套代表中國正統的政治結構，與實際統轄的土地與人民「逐漸相符」的一種政治變動過程。不過，個人認為領導人的因素也很重要。

蔣經國解嚴之後李登輝繼位，九○年代推動的六次修憲不但促成民主化，更使台灣「國家化」。前三次修憲由於國民黨掌握國民大會四分之三以上席次，過程單純，但是一九九七年的第四次修憲，由於新黨出走、國民黨已失去絕對多數的優勢，必須與民進黨合作才行；李登輝先邀集朝野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取得若干共識，而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亦操作政黨合作路線，結果在總統直選的前提下，不但達成凍省（省府虛級化），並且拿掉閣揆同意權，引進解散倒閣制度，達成若林教授所稱的「台灣式的半總統制」。

當時除了凍省是李登輝和民進黨的「共同理想」，其他憲改內容不免各有算計，如國民黨的連戰因難以得到立法院支持，所以拿掉立院的閣揆同意權是國民黨想要的；而許信良和他的幕僚鍾情於法國的雙首長制，不惜「夜奔敵營」（夜會李登輝），背後的假設是民進黨短期內無法選上總統、必須透過聯合內閣才能分享權力。不過民進黨內部一度分裂，即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支持許主席，而福利國和正義連線比較從民族主義以及延續過去台灣憲法草案之承諾的角度主張總統制，最後因國民黨內部出現反對凍省、反對停止五項選舉（包括鄉鎮市長）的保守勢力集結，「總統制推動聯盟」不敢背負破壞憲改的罪名，遂功虧一簣。

不論喜歡與否，當時兩大黨主席李登輝和許信良對於憲政制度都有主見、都是強勢領導，應是九七修憲得以完成的主因。如今經過兩次政黨輪替，比較不像九○年代那樣流行整套制度或整部憲草的倡議，往好處想是接受（經過偷天換日的）「中華民國台灣化」的現實，進行點滴改革；壞處方面則是缺乏想像力。好在經過太陽花運動的洗禮，政黨對社會力比較知所敬畏，大家關切的修憲主題已漸浮上檯面，政黨應把握時程，及時在立法院通過方案，以便在二○一六年把台灣的民主化、國家化推向更進步的階段。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