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台灣，每四年都會產生一位總統，台灣公民以選票決定出國家元首後，其在任期中的表現與高度，與這個國家的發展走向、國力興衰，甚至國情品質，緊密扣連，因此台灣並不缺總統，那麼台灣欠缺什麼呢？相信多數人會同意，我們很需要一些超越一般政治人物等級的政治家。

政治人物（politician）與政治家 （statesman/woman）的區別，十九世紀美國牧師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曾經做過一個定義，他認為：「政治人物關心下一次的選舉，政治家想的則是為了下一代。」其實，這些年在台灣只要長期觀察政治的演變，可以得到另一個更簡單的答案，政治人物追逐的是權力，政治家是運用權力解決問題，因此，權力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民主國家，獲取政治權力的管道不外幾種，一是投身各級選舉，二是參加公務人員考試，三是獲得拔擢擔任政務官，經由這些途徑順利取得權位後，接下來的考驗就是他們在各種不等的任期中，究竟抱持著什麼心態？做了什麼事？最後產生了什麼結果？這個結果的影響，層面有多大？又能持續多久？這麼多的關卡，每道關卡的挑戰與誘惑都很巨大，許多影響決策效果的因素非操之在我，難怪要晉級成為政治家者，鮮矣！

週日，三黨總統候選人舉辦了電視辯論會，這場兩個半小時的同台較勁，由於支持板塊的移動涉及複雜因素的總和，因此可能無關明年一月十六日的勝負，但是候選人的若干態度與內容，卻值得在這個時刻提出來討論，進行稍微深層一點的思考，或許更有利於這些政治人物朝善趨近。

首先，台灣的人口結構變遷問題，是當前各項問題中的重中之重，人口結構是執政的基礎，當其發生變化時，等於執政的條件業已隨之改變，根據國發會的數據，我國投入勞動市場的「工作年齡人口」，從二○一二年開始高峰轉折，此後逐年減少，同時出生率下降，以及高齡人口增加，二○一六年我國的「扶老比」（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老人比率）將升至十八．○％，首度超過「扶幼比」（工作年齡人口扶養幼兒比率）的十七．八％，不僅對於工作人口的負擔明顯加重，同時社會的老年化與少子化，包括國家競爭力、產業發展、消費市場、政府財政、教育環境、社會福利、醫療保險等等都將受到牽動，這些失衡是新總統即將承接的艱鉅考驗，卻僅有宋楚瑜在申論時觸及，兩大黨則埋首相互攻訐，未趁時著墨，凸顯掌握問題的眼界，十分可惜。

其次，一個具有戰略觀的領袖，除了要有願景，有達成的方法，更知道資源有限，必須有逐年的優先順位計畫，這樣的胸有成竹，才容易讓大家相信他（她）有機會兌現選前承諾，完成施政目標，也才是真正的準備好了。因此，當被問到相關問題時，以總統的四年為期，每一年要做什麼，如果能夠說清楚講明白，其必然能跳出對手玩具槍層次的瘋狂掃射之上，成就另一番格局。反之若選擇迴避，就是個人的限制。

最後，做為目前的執政黨，無法在既有的基礎上闡釋八年成就，顯示八年執政已成包袱，這就落入敗部，儘管如此，若能發揮個人的專長特質，則可不言可喻地做出區隔，非常遺憾的是，候選人似乎是沿用了現任總統四年前競選時同一套人馬與策略，以為攻擊就是最佳的防守，殊不知這不是國家元首的理想類型，這樣的錯誤，甚至連操弄棄保作用都已失去說服力，看來，浸泡在醬缸中的，即使是較年輕的世代，自省的能力並非理所當然，還是有門檻要跨越的。

但看這些角逐權力的圖像，希望這只是一個暖身而已，當代的政治人物其實還有很大的潛質可以提煉與開發；戰鬥火力確實攸關選舉成敗，但是領袖能力與風範才是贏得敬仰的要件，這樣的政治家才可能帶動新浪潮的來臨，重新豐沛台灣頑強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