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大巨蛋爭議遲遲未能解決，市政府雖要求遠雄必須在三個月內改善，否則，就為終止契約的宣示，但能否解決問題，實不得而知，卻已凸顯BOT案糾纏於公、私法領域的複雜關係。而如果以目前的發展來看，關於大巨蛋案所涉及的刑事不法，尤其是前總統馬英九所可能涉及的圖利罪，恐將因此被稀釋。

針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據政府採購法第99條，亦適用政府採購法的相關規定。故類如大巨蛋BOT案，對外所為的招標與決標的程序與決定，就屬行政行為，相對人若有不服，自得為行政救濟。惟就得標廠商與政府所簽訂的投資建設契約，卻又屬民法性質，若有所爭執，勢必得以民事訴訟為解決。同時，在這樣的邏輯思維下，如大巨蛋案免除權利金之行為，恐也會落入私法自治的領域。

又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12條第1項，關於政府與廠商間的權利義務，乃以契約約定為原則，只有在無約定時，才適用民法的規定。所以，北市府在發現大巨蛋有重大瑕疵時，欲依民法第514條第1項，在一年內可解除契約，乃以無特別約定為前提，若契約已有特別規定，此條文即無用武之地。若強行解約，反可能使北市府步入進退兩難之境地。

雖然，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52條第1項，在碰到廠商興建公共建設，出現工程嚴重落後、重大瑕疵等狀況時，主管機關除要求定期改善外，亦可接管轉由第三方接手，甚至終止契約等方式，以來避免類如大巨蛋之類的工程陷入僵局。惟此等規定，實賦予主管機關極大的權限，就與契約平等的精神相違背，致僅能是最後與最不得已的手段。況且，一旦市政府行使如此的強制措施，就正式宣告談判破裂，此案就會進入長期，甚至是永無休止的訴訟戰，大巨蛋就肯定成為台灣最貴的廢墟。

而大巨蛋案所牽扯出複雜的官商圖利之情事與情結，若能加以證實與定罪，北市府自可主張契約違反法律強制規定而無效，致無庸負起任何的買回責任，甚至還可因此向遠雄請求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的賠償請求。只是目前圖利罪的成立，不僅在客觀上要有圖利行為，更須在主觀上明知違背法令。故以大巨蛋案免除遠雄權利金來說，雖屬圖利，但依促進參與公共建設法第11條，只言明簽訂契約時，應依據個案記載權利金，卻無明文上、下限。且依第12條第1項，關於此等契約乃被界定是私法關係，任何權利金的約定，即便下降至零，也會被認為是私法自治的領域。

甚而證諸現行的BOT案，免除權利金者，亦所在多有，尤其在促進參與公共建設法中，多有授權行政機關須給予得標廠商最優惠的租稅與融資，則在法律授權極為廣泛下，包括免權利金與同意變更設計等等的圖利行徑，實難認定是違背法令，致陷入治罪困境。

更糟的是，現行圖利罪並不處罰未遂，這也代表，即便能認有圖利，但若無人受有利益，也無法成罪。而最高法院於2013年3月曾做出決議，而認為須扣除建造成本、稅捐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仍有所剩餘，才能該當於圖利罪的所謂獲利。則於未來，不管北市府是請求遠雄拆蛋回復原狀、第三方承擔續建、自行鑑價買回或者進入長期訴訟戰，於大巨蛋建造與營運成本驚人，且已無啟用後得以營利下，所謂解除或終止契約的動作，實等同宣告無獲利的可能性，故就算有公務員圖利遠雄，也將因此成為未遂，致屬於刑法不罰的行為。若果如此，大巨蛋案就從弊案、怪案中被正式漂白，涉及此案的相關公務員，自也從此脫身。

故從大巨蛋的解約困境，就暴露出目前BOT案的一個大問題，即在強調契約私法化與自由化下，不僅使政府無法有效施展公權力來制衡廠商，也使原應為公益存在且為大眾所享有的公共建設，成為不折不扣以利益為導向的商業中心。而針對相關公務員的刑事究責，也將因後續完全以民事途徑為解決，致因此稀釋犯罪的不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