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約奧運已經落幕，過程中，最讓台灣人關心的事情，竟然是謝淑薇（圖）、戴資穎兩位選手與網球協會、羽球協會的爭議。資料照片

里約奧運已經落幕，台灣代表隊最後取得一金二銅的成績。然而在過程中，最讓台灣人關心的事情，竟然是謝淑薇、戴資穎兩位選手與網球協會、羽球協會的爭議。國人長久以來對於協會所扮演的功能並不清楚，透過這次奧運，意外的讓許多人開始檢討協會與運動選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協會屬於利益團體的一種，所以關於這部分，還是要從過去黨國體制與利益團體的共生結構來分析。

掌握選手生殺大權

政治學中關於利益團體與國家間的關係，根據德國學者史密特（K. Schimitter）的分類，可以分為國家統合主義、社會統合主義與多元主義三種。國家統合主義發生在極權或威權國家中，例如納粹時期的德國。利益團體是國家所成立，附隨於國家之下，資源也是由國家指定分配，而且只會有單一的層級組織與國家發生連結，其他的類似組織都不能成立。

社會統合主義可能會發生在部分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例如法國。國家擔任仲裁者的角色，將資源以協商的方式讓利益團體雨露均霑。最後一種是多元主義，例如美國。利益團體可以自由成立，國家基本上不介入利益團體的資源分配，而是由不同的利益團體自行競爭。

我國從戒嚴時期開始，就嚴格管控所有的利益團體，並且由國家分配預算與資源、指定這些團體的領導人，是以這些協會過去的歷史就是一部黨國共生史，國家賦予這些團體特權，而且不讓其他團體成立或代表這個領域。不只是體育界如此，包括各種職業工會或是公會都相同。在解嚴前，這樣的體制沒有人敢挑戰，而且透過指定領導人、法律規範與預算程序，牢牢的讓這些組織附隨於黨國體制之下，黨國再透過這些組織吸附支持者。

因為如此，所以各種運動協會才得以成為單一國家認可的組織。這些協會表面上是自主成立的人民團體，但是運動員、教練卻無法掌握協會的走向與運作，而是由所謂的大老擔任理事、理事長，進而瓜分國家給予的預算，並且藉由「唯一代表」的運動協會名義，對外吸收廠商贊助經費，分配給決策者喜好的對象。

此外，協會還可以掌握選手的報名國際賽事權力，決定是否讓選手取得比賽的機會。在金錢與權力的雙重壓迫下，選手反抗的能力幾乎是零，只能任由協會主導運動生涯。

如果要改變這樣的現象，不是只有靠幾個運動員的抗議就可以的。當事過境遷，如果沒有進一步的作為，台灣人很快就會淡忘這一切，而協會仍然繼續掌握選手們的補助金額與生殺大權。

預算分配勿再獨厚

目前已經有民眾發起「台灣體育協會」等組織成立，希望能夠吸引真正的運動員與教練參加運作，並且將來可以成為國際運動協會的一份子，而不是由過去的這些協會擁有專屬的權力。這應該是良性的改革方向，然而還需要國家的配合，至少將來在預算分配上，不能再獨厚這些運動協會，否則對於新成立的團體來說，這種國家與利益團體的關係，仍然充滿統合主義的陰影。

這次奧運帶給台灣人的驚喜不多，沒有棒球代表隊、跆拳道獎牌也落空，然而運動協會的改革是一項開始，如果要用「為國爭光」這種民族主義的字眼來要求運動員，那麼我們就必須正視這些人在協會壓迫下的困境，並且認真的考慮多元主義的利益團體運作模式，如果承襲過去黨國體制的補助模式，對於運動員的生涯來說，只會是一場持續的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