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紀念所謂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的大會上，如此定義共產黨：「甚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除了習近平一人之外，大概八千多萬中共黨員和十三億中國人都不相信這個定義。如今的貪官貪汙的數額動輒上億，能夠買多少被子呢？

共產黨的「奪魂被」

不過，共產黨確實曾經將被子當作禮物送給「黨外人士」。1945年抗戰結束後，國共兩黨展開和談，黃炎培、傅斯年、章伯鈞等六位國民參議會的參政員受邀參觀延安。傅斯年是其中唯一從中共精細佈置的假想中看出其獨裁本質的參訪團成員，而黃炎培、章伯鈞等人則在毛澤東的面前卑躬屈膝。對此，傅斯年諷刺地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

此後，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左派知識分子分道揚鑣。他雖然猛烈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將孔祥熙拉下台，卻拒絕共產黨的統戰政策，毅然渡海到台灣，將北大的自由主義精神傳承到台灣大學。而留下來的章伯鈞、黃炎培，儘管得到毛澤東賞賜的「陀羅經被」，此「陀羅經被」卻不能成為他們的丹書鐵券，他們和他們的家族很快招致滅頂之災，真可謂是「貪戀陀羅經被，丟了卿卿性命」。章家的遭遇，讀一讀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就一清二楚了。而黃家的命運，更為曲折幽微。

黃炎培回到重慶後，以萬分激情和罕見速度寫成〈延安歸來答客問〉，連同其訪問延安的五天日記，以《延安歸來》為書名出版。黃續弦的年輕妻子姚維鈞是此書的合著者。《延安歸來》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黃炎培寫道：

「毛澤東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真是出於意外。」

黃炎培的《延安觀察》在國民黨統治區引起轟動，對幫助共產黨打贏宣傳戰功不可沒。

黃炎培寵辱由人，貽禍子孫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共產黨一開始也沒有虧待黃炎培。1949年3月，黃炎培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輾轉到達北平。當天晚上，剛進北平西郊雙清別墅的毛澤東設宴款待黃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澤東又單獨設晚宴招待黃炎培和夫人姚維鈞。為了表示尊敬，毛讓夫人江青和周恩來作陪，這等殊榮，黃炎培獨享，可見其在毛心目中的地位。兩人暢談時局直到深夜，黃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到了第三天，北平市市長葉劍英在國民大戲院開歡迎會時，黃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號：「人民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據說，在所謂「民主人士」中，黃是首先喊出「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的。傅斯年當年確實沒有看錯他。

半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黃炎培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輕工業部部長，以及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這可是國民黨沒有給他的顯赫官職，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副國級」領導人。黃炎培受寵若驚、恨不得為中共政權肝腦塗地。他感激涕零地說：「毛主席善於聽取與我不同的意見，善於和意見與自己不同的人合作。」

然而，雙方的蜜月期沒有維持太久。很快，黃對中共的一些經濟政策有了不同看法，特別是反對對農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毛澤東立即翻臉，嚴厲指責黃是「資本家代言人」。後來共產黨從政府機構排除所有的非共產黨人士，黃再無實權，僅保留在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虛銜。

緊接而來的反右運動，知識分子群體遭受重創，上百萬人被波及。雖然黃炎培沒有被劃為右派，但在毛澤東的心中，他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右派。黃固然忠順，但還沒有達到郭沫若那樣柔媚入骨的地步，所以毛仍然要敲打他。毛故作寬容地說：「我有幾個右派朋友，其中之一就是黃炎培。」黃炎培本人倖免於難，黃家一門卻出了七個右派，看似「子之過」，實則「父有因」。

黃萬里飽受折磨，黃必信一家橫死

黃家最著名的右派，當然是水利專家黃萬里。1957年6月19日，黃萬裡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毛澤東親筆批示「這是什麼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什麼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黃萬里被打成右派，精神和身體都飽受羞辱。黃炎培為了自保，竟與兒子斷絕來往，還寫詩表示要學習做「新人」。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江西鄱陽湖的奴隸集中營勞動，1974年又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九死一生。1980年，黃萬里被清華大學黨委宣佈「平反」。然而，因他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及長江三峽水利工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再度被噤聲。他多次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去信，闡述自己的觀點，但沒有得到任何答覆。他又向中紀委舉報國務院對其申訴置之不理的行為「違憲」，仍如石沉大海。黃萬里晚年被取消發表論文和授課的權利，鬱鬱而終。

黃炎培另一個兒子黃必信的命運更加悲慘，一家人全都死於非命：黃必信曾任大連工學院無線電系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開始後一個月，即於1966年6月14日上吊自殺。1966年10月，他的十四歲小女兒失蹤，從此像儲安平那樣「活不見人、死不見屍」。1968年6月15日，他的妻子余啟運在關押時自殺身亡。

幸虧黃炎培在1965年去世，否則他未必能熬過文革這一關。而他的妻子、幫他寫《延安歸來》一書的姚維鈞，則成了他的替罪羊，遭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拳腳棍棒、人格侮辱。因不堪凌辱，姚維鈞於1968年1月20日服安眠藥自殺，時年五十九歲。為了確保孩子們的安全，她在遺囑中寫道：「孟強、孟復、當當、丁丁、方方、岡岡：孩子們，我病得很苦！你們要跟著共產黨……」身為奴隸，死後也不得自由！

這就是得到共產黨的被子的高級知識分子、社會賢達、「民主人士」的下場。今天，習近平又在分被子了，誰敢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