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個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少有一位聯合國體系的領導者，會對某一個國家口出惡言；但日前，世界衛生組織的伊索比亞籍幹事長譚德賽，卻在國際記者會上惱羞成怒、開創空前，尤其他所針對的是一個將近50年來，既不是聯合國成員也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台灣。譚老先生這樣輕薄不妥的外交辭令，恐怕已啟動了世衛組織的落幕！

世界衛生組織，在1945年聯合國成立之後不久也接著開張，對於國際上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提供了彙整和溝通的平台，也針對天花、小兒麻痺、瘧疾等疾病的根除做了許多努力，在疾病的分類、癌症的評估治療，尤其是傳染疾病的防治，包括疫苗的開發等，建立了相當多的功勳；當然，世衛最重要的貢獻，還是以整合先進國家的醫療技術與資金，協助落後國家提升預期壽命，減少嬰幼兒和孕產婦的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最大的受益者，應該是半數以上開發中國家，而減少疾病的不平等也是維持世界和平的途徑之一。

首先論非洲出身的譚德塞在世衛扮演的角色。非洲的50多個國家在1960-70年代陸續從西方霸權或殖民下獨立，卻長年飽受治理不佳、內戰、疾病所困擾；因此非洲國家多年來，一直期待像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聯合國機構能選出非洲裔、懂非洲的幹事長，試圖以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資金，經由世衛平台，加速非洲國家脫貧脫病的機會。

最近20年來的幾次世衛幹事長改選，都有非洲推出的候選人，卻可惜先後敗於挪威籍的布蘭倫特（1998年）、韓國籍的李鍾郁（2003年）、和中國（香港）的陳馮富珍（2006年）；原因除了世界各國對於非洲代表經營世界最大衛生平台的不信任之外，非洲國家集團也經常在選前分裂，分散票源；再加上非洲許多國家傳統治理信譽不佳，國際上擔心可能擴展此歪風到國際組織，導致貪污無能。

這次武肺造成全球衰退的困境，世界衛生組織不僅未能及早確認新冠病毒人傳人的危險，無法及早宣布國際災情，一旦全球災情發生也只能開記者會，卻還對台灣開罵，對協助各國應付新興傳染病完全無助益。（法新社）

不過早先，中國在非洲已展開大量投資並購買礦產，2001年新的非洲聯盟，由55個非洲國家於衣索比亞成立，而中國和譚德賽的因緣至少源自他擔任伊索比亞閣員期間。2005到2016年他先後擔任該國衛生部長和外交部長，同時中國政府提供至少2億美金，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興建龐大「非洲聯盟」總部，中國藉此籠絡非洲聯盟各國領袖。此外，中國營建的地鐵、高速電車、高樓大廈等林立於阿迪斯阿貝巴，伊索比亞自然樂於扮演協助中國穿針引線的角色；可見譚德賽多年效忠中國的栽培，「不負眾望」於2017年由非洲聯盟在中國強大資金動員下，登上世衛幹事長一職。

而譚德賽在競選期間接受中國資金，旅行世界各國進行遊說，幹事長選舉前，習近平主席特別在2017年1月前往日內瓦聯合國歐洲總部見陳馮幹事長並幫忙遊說，以確保中國在世衛的代言人陳馮富珍下台後，順利交棒給第二位代言人譚德賽，落實中國持續藉由在非洲國家的經營而掌握世界衛生組織的野心，也包括繼續框住台灣參與世衛的努力。譚德賽於就任世衛的第一天，即荒唐宣布世衛的「一中原則」，對中國的效忠毫不避諱。《華盛頓郵報》更指出，譚德賽就任後即任命辛巴威獨裁者穆加比總統為「世衛親善大使」，譚德塞藉此回報他擔任非洲聯盟樁腳，更以此答謝中國政府大力支持他當選。

中國的這些陰謀也並非世人不知。2017年法國《世界報》（Le Monde）報導，非洲聯盟大樓使用中國網路系統，造成後門軟體將內部資訊傳回中國，由上海和北京分析並操控；中國利用網軍情蒐，徹底掌握非洲國家聯盟和其會員國一舉一動，實質管控非洲的政治經濟。中國在聯合國下各國際組織的經營不遑多讓，而世界衛生組織顯然是首要標的；最讓人意外的是，2003年世衛幹事長改選，由原先在世衛擔任肺結核防治的韓國籍李鍾郁醫師獲選，沒想到2005年世衛大會開幕前一天，世衛秘書處消息指出，李幹事長接受日內瓦中國大使館晚宴，當天午夜前，李突然因故送醫院急診，讓世界各國與會代表驚訝不堪，世衛更在清晨發佈他中風過世的消息，造成所有會員國震驚。

然而過後，中國大使館從未表達任何哀悼或說明，中國大使館的陰謀多年未予澄清；2006年旋即由中國大力推舉原本香港衛生署的陳馮富珍競選幹事長，並得當選。從此中國正式展開對世界衛生組織長達10年以上的徹底掌握，包括大量聘用中國籍官員到世衛；許多證據指出，她在幹事長任內國外出差必住當地五星級或六星級最高級旅館。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兩千名員工總共花費2億美金於公務旅行，比當年世衛在肺結核、瘧疾的工作上超過許多；陳馮卸任後在2018年成為中國政協全國委員，更在今年三月由習近平欽點為清華大學公衛學院院長；世衛組織專業倫理上，難道不需利益迴避？陳馮幹事長不僅不堅守國際公務人員的中立，不斷給台灣穿小鞋，也讓世界衛生組織越來越成官僚無效的機構。

譚幹事長上任後雖被期許世衛進行改革，卻有許多證據指出世衛繼續腐化。2018年世衛在預算不充裕下，官員國際出差開銷仍將近2億美元，可見譚幹事長讓世衛揮霍無度的「傳統」持續延燒。他就任世衛總幹事後，宣稱為了聯合國永續發展計劃（SDG），高調倡議「提升全球衛生體系」，更在組織內部運作上大為刪減傳染疾病防治經費；這兩年世衛預算中，僅有不到5%分配在與新興傳染病防治相關的《國際衛生條例》（IHR）上，必然無法有效即時反映去年11-12月在中國武漢已經傳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結果造成三個月後，全世界為此付出慘痛的生命與經濟損失。

過去，世界上遇到重大疾病挑戰時，都曾經嘗試新的國際機制來解決；像1980年代初，愛滋病成為全球新興傳染病，經過10年努力，1994年聯合國下成立了「愛滋病基金」（UNAIDS），每年將近5億美金作為全球愛滋病防治的基金，隨後，2002年由比爾蓋茲和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國家成立「全球防治愛滋病肺結核和瘧疾基金」（簡稱全球基金），為了避免聯合國官僚體系耗損，這個基金在聯合國之外由各國政府和民間共同運作，至今已經募集400億美金，發揮極大成效；2000年比爾蓋茲另發起「全球疫苗倡議聯盟」（GAVI），每年以將近20億美元經費鼓勵生醫產業界研發疫苗，相對世界衛生組織一年僅有15-20億美元的總預算、相較於無疆界醫師國際組織（MSF）每年能募集15億美元協助各國醫療衛生的工作，更是相形見絀。

顯然國際上越來越趨向採取政府與民間合作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除了看透世衛官僚無效的舊習，以這次武肺造成全球衰退的困境，世界衛生組織不僅未能及早確認新冠病毒人傳人的危險，無法及早宣布國際災情，一旦全球災情發生也只能開記者會，卻還對台灣開罵，對協助各國應付新興傳染病爆發完全無助益。

世衛淪落至此，面對國際新興疫病的挑戰，台灣若能及時檢討過去參與世衛的努力，與歐美日等民主國家重新另創更強而有力的平台，該是時也。

（監察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