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馬英九前往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向二二八紀念碑鞠躬致意時，接受訪問說到，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早就已經做完了。 轉型正義不是只有發發錢、辦辦儀式，就算完結了事。回歸歷史原貌跟真相，才是完結了事，而且對事件裡經歷的人才算是尊重。 筆者在二00四年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夕，透過已過逝的國小恩師蘇金順老師引薦，得以認識當年參與這場事件的胡國定老先生，也才知道自己家鄉在當時爆發十分激烈的三二虎尾機場戰役，且是雲嘉地區二二八事件中，最關鍵的一場戰役。 台北二二八事件的燎火，要到三月一日傍晚時分才延燒到虎尾。當時台北消息一傳開，虎尾鬧區的虎尾座附近開始一陣騷動。根據胡國定先生的回憶，虎尾當時對這件事有相當分歧的意見跟態度。虎尾籍縣議員楊枝先生出面倡言要籌組處理委員會來控制當時混亂的局面；三民主義青年團虎尾支部的陳明崙則要力保公部門及糖廠不同省籍人員的安全；群眾則力推虎尾慈濟醫院醫師王標先生為首，佔領虎尾郡役所，奪取郡役所及糖廠警備隊已經沒有撞針的槍枝，組成民軍，並以虎尾合同廳舍為指揮所，於三月二日清晨進攻虎尾空軍基地，這就是三二虎尾機場戰役的肇始。 根據胡國定先生的回憶，被派任前線指揮官的是虎尾仕紳徐茂倉先生。由於前線作戰沒有明確的組織，據說各地前來聲援的多達二十幾支民軍部隊與組織，包括：黃清標帶領的斗六民軍、葉啟城、余炳金帶領的北港民軍、廖本仁聲援的西螺民軍、以及大林、龍巖、元長各地民軍，甚至還有原住民的高砂隊，人數有數百人到上千人不等的說法，局勢十分混亂，以致民軍領頭的還另有吳長庚先生的不同指揮系統，也因為這樣的紛爭，引發內鬨，前線後援無法供給，導致吳長庚先生遭自己人殺害。 當時接收把守機場的國軍約略只有三百人，大多是非戰鬥兵員，但是國軍配有數把機槍，架設在機場外圍的高砲塔（有人認為那是水塔）制高點上，對虎尾街鎮不斷進行掃射，虎尾耆老林金鳳女士回憶道，二二八事件前幾日，機場機關槍掃射的子彈，不斷打進街道住宅，她害怕到把家裡的所有榻榻米豎起來堵住家裡門窗。事後，聽說街上好幾個人被流彈打到。民軍只有沒有撞針毫無用處的槍械，只好用竹竿接菜刀跟電土對抗國軍，沒想到雙方竟然可以如此僵持對峙將近一個星期。根據耆老蔡崎醫師回憶，他曾被請求去搶救中彈的大林籍的民軍，這是整個虎尾機場戰役中他所知道的第一位犧牲陣亡者。 三月六日，國軍彈盡糧絕，放棄機場開始撤退，民軍佔領高砲塔，進而解放機場。這支撤退的國軍，最後全在林內鄉濁水溪岸邊悉數繳械投降，戰役得以暫時告一段落。 雖然三月八日國民政府的援軍從基隆等地陸續增援，以致虎尾機場很快攻守易位，民軍潰散，多人被捕槍斃，但是虎尾民軍攻陷機場這場戰役，卻是二二八事件裡，民軍一場重大的勝利，在當時台灣各地風起雲湧的衝突中，鼓舞了許多起義的人民，也震撼了當時的官署與軍方。這場三二虎尾機場戰役並沒有很特別明確的被載入史書或教材，卻反而蒙塵七十餘年。要不是當年蘇金順老師、胡國定先生、蔡崎醫師、楊萬發、林金鳳夫婦等虎尾耆老的揭露與協助，三二虎尾機場戰役可能將永遠不見天日，在二二八歷史中消失。 十五年後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再重書當年歷史往事，雖然文中的耆老都已仙逝不在，但是能有幸還原這段歷史原貌、重塑真相，這才是正義，才是對當年歷經與犧牲的先民有所交待。 （作者為高中教師，雲林縣民）

台教會召開記者會質疑「孫文是國父」說法，由台教會會長張信堂（中）主持，邀請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潘光哲（右二）、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左二）等人與談。（記者王藝菘攝）   十一月十二日是官定「國父誕辰紀念日」，有人選舉打「國父牌」，我們就來檢驗一下我們的「國父」。 一、武昌革命成功，孫文是「看報紙才知道」。武昌革命是共進會跟文學會共謀策劃，孫文在黃花岡革命失敗後，興中會的革命勢力散盡，加上先前他在同盟會的行事風格與財務不清等問題，而遠走歐美，一度消極頹喪的遠離革命事業。中國革命立國，孫文一點也使不上力。 二、「中華民國」之名為章炳麟所創，而章炳麟將此名給了黎元洪所成立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黎元洪不但是當時阻擋滿清政府討伐革命黨的袁世凱的主力，五族共和跟中華民國第一面國旗，都是在他手上決定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還制定《中華民國政府臨時組織大綱》。當時革命黨十分仰賴黎元洪的軍事專業跟部隊，因此他也是中華民國建國的第一位臨時副總統。 三、武昌革命成功之後，各省雖然紛紛宣布自立，但這不等於各省都投靠依附革命黨，事實上，中國各地是處於分裂狀態。而各省都督的身分、學識、才能與威望，都遠遠超過烏合之眾的革命黨。而革命黨本身內部就是一個大雜鍋，有文人書生、有義憤文青、有販夫走卒、有黑道流氓、有無賴遊民，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誰也不服誰。所謂「共和」，就是推出一個跟各路人馬沒有利害關係衝突的「局外人」，就是從海外回來的孫文。 四、孫文雖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也有很多人期望梁啟超出任中華民國總統。梁啟超曾經對台灣啟蒙運動的「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直言說中國在今後三十年內斷無法幫助台灣達成自治之目標。這是當時中華民國創立之時，中國人普遍對台灣的看法。其實，孫文在革命期間就數度以外國人身分過境台灣。更遑論中華民國真正的第一任總統、事實上的國父袁世凱，他是打從底子完全認同《馬關條約》台灣割讓日本的事實。 透過「國父誕辰紀念日」，我們要從歷史看清楚台灣自己百年來的處境，揚棄政治虛構給我們的假象，才能真正走出屬於台灣自己的道路來。 （作者為高中教師，著有《台灣百年糖紀》）

  小時候印象裡，我們的歷史課本裡，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是由熊秉坤開打的。 本來，武昌起義的男主角是黎元洪，他是整場起義新軍的總指揮。可是，後來他投靠袁世凱，成了北洋政局的要員，國民黨就慢慢的把他下架，一路下滑變男配角，還成為反派角色。 於是，後來出現了一個革命新故事：武昌起義當晚，新軍的工兵營班長熊秉坤在營區開了一槍，起義於是開打，新軍紛紛響應。一個相當於下士階級的熊秉坤，策動相當於上校指揮的新軍一個旅革命，真是太神了。 其實，故事背景很簡單。原本出身共進會的熊秉坤，後來加入了國民黨。民國十七年，熊秉坤任湖北省政府委員。熊秉坤被推為湖北代表孫中山靈柩安葬南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熊秉坤又被推為湖北代表。民國十八年十月，再奉任武昌雙十節大會主席。他被設定成「革命正統」，對國民黨的「革命正統」就產生了效應。這尊小神就非造不可了。 問題是，國共內戰後，熊秉坤加入了共產黨，又成了共黨委員。於是，第一槍的故事就產生了變化。開槍換人，而且還鬧雙包，改換變成了程國定。而共產黨則強調農工精神，故事還加碼農民出身的新軍輜重隊士兵李鵬升，在武昌城外開倉燒稻草，引砲兵營有亮光得以轟城，成了武昌革命第一人。 那為何台灣歷史課本裡，熊秉坤又成為開槍第一人？因為文革期間，熊秉坤因當過清軍士官跟加入過國民黨，被紅衛兵批鬥落難。共產黨迫害革命先賢、民族英雄，多棒的宣傳教材啊！於是民國七十年的金馬獎電影大作《辛亥雙十》裡，果然，熊秉坤就又開了革命第一槍。 這，就是我們的辛亥雙十國慶日。 （作者為高中老師，嘉義市民）

我今年過年就有一個高職餐飲科畢業七年後同學們再次相聚的同學會，席間，大家聊起工作。大部分的男生都退伍不久，才剛開始投入社會工作。待在餐飲本科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大多要從頭學做「學徒」，學的東西又雜又重，除了師傅給零用金，幾乎沒有薪水；而外場服務薪資也多是基本工資，須靠加班來累積更多薪水，年紀偏大店家也不喜歡。其餘男生更多是業務型工作，房仲、汽車、保險等，雖然可以西裝筆挺，但工作幾乎是全天候服務、全台灣要走透透，職務跟業績不穩定，收入自是也不穩定，拜訪客戶常常是做白工，三餐、油料也常常是自理，因為業績考量不敢報帳。起步晚的高職男同學們，月薪或單月業績幾乎沒有人可突破三萬的門檻。 女同學雖然少了兵役問題，早男同學幾年投入工作，但也幾乎沒有人的薪水超過三萬。幾個已經結婚的女同學，要靠丈夫一起雙薪收入，才能勉強維持住家庭開支，買車、買房都成了緣木求魚。有少數比較傑出的女同學，有當到實習店長或擔任小主管，薪水固定可維持在三萬以上。但一位同學說，她們過年期間生意較好時，常因為加班工作累到去廁所躲起來偷哭。同學們為了微薄的薪水必須忍受辛酸工作，一切只為了生活，苦往肚吞自受，她們除了自己可曾抱怨過誰？ 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軍人年改，聽說樓地板的金額從三萬三千多到三萬八千多，漫天喊價，竟然還有退將說還是離「貧窮線」很近(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9106)。想到畢業學生們各個都在各領域努力奮鬥，也為社會服務犧牲，看在他們眼裡，年改的抗議紛亂，真的是觀感非常差。年輕人才是國家社會的未來、希望、棟樑、能量，為何他們都必須生活在「貧窮線」下？卑微地工作付出，繳稅給國家，供給別人養尊處優呢？ （作者為高職教師，著有《台灣百年糖紀》）

  ◎ 楊彥騏 台灣在西元一九三○年前，嘉南平原有十五萬甲的看天田，數以百萬的農民必須看天吃飯，收成不穩、收入不定，時有天災饑荒之虞。直到八田與一先生規劃建蓋的嘉南大圳跟烏山頭水庫，嘉南平原才能成為今日富庶的「米倉」。日治時期所謂「美好的年代」就是源自於此。 嘉南大圳運作灌溉後，接連著眾家製糖會社開始制訂研擬稻蔗輪種、改良蔗種及製糖技術，也開啟了台灣日治時期製糖產銷的黃金時代。 西元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要不是嘉南大圳的米倉，從中國逃難至此的百萬軍民，如何得以殘喘安身？要不是日治時期數十家製糖工廠留下，大量配銷砂糖為台灣持續近廿年，每年賺進超過七成的外匯存底，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如何渡過危難？ 對於中華民國政府來說，八田與一先生貢獻就是這麼重要、這麼大。今天，有人去將八田與一先生雕像截去頭部，還有人聲援叫好，足見短視無腦、愚昧至極，更見冷酷無情、沒有人性。 （作者為高中教師，雲林縣民） 紀錄片導演看法 ◎ 洪維健 連著兩天觀察各界對八田與一銅像「截頸事件」的反應，仇視日人在台建設的反動派，最顯眼的辯詞就是「你砍我的蔣公，我砍你的八田」，用「對等暴行」合理化惡意操作。其實，這跟「發生場域」關係最大。 蔣獨裁遍布全台的中正路，還有黑塑像，侵犯的是「公共場域」，基於政治人物塑像不能侵入校園、佔據公署，或者妨礙市容，所以應該移除。而八田塑像矗立在特定的「專屬場域」，也就是烏山頭水庫風景區，這是自然產生的文化歷史記憶，外人不能以報復心理，硬闖破壞。 舉例來說，不同宗教的信眾，可以抗議電線桿上的傳教標語，可是，不能到對方的教堂，毀損對方的神明塑像，這就是「專屬場域」不容侵犯的至明道理。 我在二○○五年，花了三年拍攝《八田與一的24個小故事》紀錄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_8-ZQ-jsk)，至今還在烏山頭水庫藝品部，供應東瀛訪客日文版本，深受各界好評。當初，我在研讀資料、進行拍攝期間，更加發現這位水利專家對全台灣的偉大貢獻，我自己收穫多過付出，我不希望「截頸事件」成為醜陋的第廿五個小故事，盼望政府增加教育比例，因為如果台灣民眾對八田技師耳熟能詳，大概就不會仇視這位奉獻台灣，從桃園大圳、嘉南大圳，甚至曾文水庫，都有他努力付出的汗水。 八田與一生於一八八六年，比蔣獨裁大一歲，雖然只活了五十六歲，可是，相較於蔣活了八十九歲的古人，到今天還糾纏在二二八跟白色恐怖的追剿中，真的高低立判。 （作者為外省籍紀錄片導演，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

  立委蔡正元在臉書上藉由歷史課綱微調，批評李登輝、陳水扁假藉台灣化之名，把台灣史皇民化；台大周婉窈、陳翠蓮這些人，把台灣史當作對日本人的謳歌史，把皇民化當作台灣化、把去皇民化當作去台灣化。不久前，白狼張安樂先生，帶了一群假皇軍到教育部前挑釁反課綱學生，也是要把課綱這件事跟皇民化連結在一起。 我反而覺得台灣教育的自由就是這樣可貴，以這件事來說，剛好可以教導學生認識二戰期間的皇民化問題。因為，除了台灣在戰爭期間面臨皇民化的問題外，整個日本佔領區域都同樣有這個問題。中國即是其中之一，而且它是皇民化區域最廣、人口最多的地方。 二戰期間的中國，除了我們一般比較知道滿洲國跟汪精衛的中華民國政權之外，隨著日本占領的擴大，中國陸續成立察東特別自治區、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蒙古軍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上海市大道政府、晉北自治政府等親日政府。這些親日政府涵蓋當時中國最精華的省份跟最重要的城市，涵蓋的人口還超過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跟毛澤東的「蘇區」。他們不但擁有自己的政府，還組織警察和軍隊，協助日本管制跟作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美國珍珠港慘遭日本襲擊，日本舉國歡騰，各地舉行勝利的提燈遊行，奉天（瀋陽）、北京、南京、上海的熱鬧程度竟不亞於日本國內，當然更勝於台北。而這些政權不但積極協助戰爭，一九四三年大東亞會議上，南京政府還為了成為大東亞各國的表率，積極爭取第二屆主辦。林林總總，相較於台灣被迫與無奈，皇民大帽子大可不必硬戴在台灣人身上。 透過這些歷史的真相呈現，去除囂張的壓迫跟自卑的壓抑，才有可能在平等的基點上尋求和解。 （作者為高中老師）

今天，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簽訂一二○週年。這個改變台灣命運的條約，緣自大清帝國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殃及台灣割讓日本。 觀看日清戰爭過程，史料研究多以「紀律不嚴」、「將士耽安」來批判北洋艦隊。西元一八八四年戰艦「鎮遠」、巡洋艦「濟遠」、砲艦「威遠」曾代表大清帝國前往日本長崎做敦睦親善。結果，士官兵在船艦裡聚賭、吃麵，走道上任意橫躺、神聖的砲管上披掛衣物，讓參訪的日本軍方代表大為吃驚清朝官兵腐敗至此；夜晚，船員上岸酗酒酩酊大醉引發騷動，爆發「鎮遠暴動」。軍紀之敗壞，埋下日本海軍在甲午戰爭敢以挑釁北洋艦隊的遠因。 而軍紀的敗壞，果然呈現在黃海海戰。北洋艦隊主力「定遠」、「鎮遠」在兩軍對陣之際，竟以幾近抗命的態度，拒絕領隊居首，「定遠」管帶（艦長）無視指揮官丁汝昌矯命變更艦隊隊形，致使北洋艦隊慘遭重創毀滅。而「濟遠」管帶方伯謙畏戰掉隊離開戰線，不知情的「廣甲」和「經遠」跟著迴轉，結果，「經遠」因而暴露於敵火之下，慘遭擊沉，管帶林永昇以下多數將兵陣亡。而逃離戰場的「濟遠」還撞沉了巡洋艦「揚威」。 之後，日軍圍攻威海衛的劉公島戰役，日軍魚雷艇夜襲北洋艦隊，「定遠」、「來遠」、「靖遠」相繼沉沒，清朝無以抵抗的原因竟是各艦管帶上岸嫖妓，日軍來襲之際，官兵群龍無首。 清朝陸軍就更不用多說了，指揮官葉志超既無佈防、亦不戀戰，鎮日置酒高坐，毫無作為。日軍三路來攻，葉志超隨即下令撤軍，六日之內狂退五百里。後繼的四川總督宋慶，統領前線八十餘營兵力，竟因軍系複雜，無法號令，將官不服，士兵素質低落、裝備不足，還是在日軍攻擊下崩潰。 回顧一二○年前的教訓，話說今日台灣軍紀問題，面對中國虎視眈眈之凶險，能不戒慎恐懼？（作者為高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