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台數年重回台灣，不免有些手續要辦，跑郵局、銀行、公務機關，總會有許多表格資料要填寫，而在「年分」欄位時常被要求填寫「民國」幾年。此實為返台最深刻的衝擊之一。 紀年法是人類社會為了溝通目的，所建立的衡量方式，以便確立事件發生的相對時間位置。在當前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建立的世界秩序下，以耶穌誕生那年為起始點的「西元／公元」是最普及的紀年法。已開發國家中，使用西元以外紀年者，或許僅有日本國而已（以各任天皇繼位年為年號起始年）。 在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至今仍採用由中華民國建國元年為起始年的「民國」為官方紀年法。想當然耳的理由，乃是因為中華民國的「民族建構工程」，至今仍在台澎金馬貫徹實施。 不論台灣經歷了民主化、寧靜革命或其他政治過程，現實中每日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仍臣屬於威權時代中國殖民者的架構之下，未曾改變。紀年法的「國」曆，仍是「中國」曆。而儘管法律上，只有「公文程式條例」規定公文書必須採用，但民間公司行號、乃至個人，亦常自發採用，或是在與公務機關互動時被迫使用。 這個現象，在離台數年歸來後親炙，更顯得鮮明、刺痛—不得不重新想起，原來我們至今仍在宣稱，我們是合法的中國，儘管在國外，我們的認同受到真正中國人的衝擊，我們的生存處境，無時無刻不受到真正中國人的打壓。不得不再次確認，原來，殖民主義的幽魂從未遠離我們。 若採西元作為紀年，理論上而言也不見得比民國為佳，畢竟它也是一個外來的、異教、異文明的紀年方式。但話又說回來，又有何必要非得發展「自己的」紀年法不可？若基於方便溝通，多數國家都採用西元，我們也採用西元又有何妨；同時，基於消弭殖民遺緒，廢棄民國紀年亦甚為正當。 （作者為美國Emory University研究生，台北市民）

昨日新聞報導瑞士籍修女葛玉霞，為了不想要因為自己年邁而「成為台灣人的負擔」，選擇離開這個她犧牲奉獻了半世紀的地方，回到故鄉瑞士。相較之下，時常聽聞的僑民、中國人（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人民）、外國人不當使用健保資源爭議事件，則顯得格外諷刺。這也凸顯了當前政府並未對於健保納保資格問題嚴正看待。 有一種主流的說法是，這些身分在邊界附近容易有納保爭議的人，他們人數很少，實際上相對於整體健保一年近六千億元的支出，他們能夠用掉的資源實在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甚至，例如其中的中國學生（陸生），他們多年輕力壯、得病風險低，他們繳的保費反而還可以挹注健保基金。 這種從結果論上來為現行政策辯護的說法，就事實資訊而言很可能是正確的（使用資源真的很少），但完全沒有滿足公共政策的正當性要求。健保政策的目的，本來就不是要「讓健保不要倒、甚至進一步有賺錢」（當然這兩者可能是達到目的的重要手段），健保政策的目的是「要求全民分攤因醫療所生的財務風險」，所以「全民是誰？」是這政策正當性的核心問題，而「用什麼手段可以讓健保不要倒」則不是，只是個實務操作的問題。 因此回答「僑民、中國人、外國人該不該納保？該怎麼納保？」的答案，就是回答「全民是誰？」的正當性答案，而不是「怎麼讓健保賺錢」的技術性答案。如果政府認為後者為是，表示有兩種可能，一是政府在打馬虎眼、不願正面回答全民是誰的正當性問題，二是政府沒有把這些人當人看，而只是把他們當作維持健保營運的手段。對於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而言，政府的這種態度是可以接受的嗎？ （作者為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