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四日所舉辦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公聽會，竟然有為數不少的參與者認為，台語應該改成台灣閩南語，令筆者感到詫異且難以接受，因為這是將台語的台灣主體性去除，矮化成僅僅是中國某地區的一支方言。 事實上，「台語」這個詞的出現，遠較「閩南語」來得早。清朝統治台灣的後期，早已出現「台灣話」的稱法；到了日本統治台灣時期，語言學家小川尚義編了《台日大字典》，裡面就用「台灣語」指稱台語。而連雅堂在《台灣民報》論著中，也多次提及台語、台灣話，但就是沒有閩南語這種稱呼方式。 即使到了中華民國殖民台灣初期，也是使用台語在稱呼，甚至在解嚴以前都是如此。可以說，台灣這塊土地過去從來沒有閩南語這個指稱，中國以前也從未有語言叫做閩南語。「閩南語」這個詞完全是中國國民黨發明出來，用來將台語矮化為中國其中一支方言的策略，許多台灣人卻如此不加思索地接受了！ 就像每個人有權利為自己取名字，每個族群也都有對自己名稱的命名權。達悟族在一九八○年代的原住民運動中，拒絕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來的雅美族名稱，而要求改為達悟族，這不會有人反對異議，因為這是他們族群自我命名的權利。 然而，在台語的稱呼上，為何我們無法堅持自己早已約定俗成的名稱，而是被殖民者強迫改名後，還反過來要求台語族的人妥協，要台語族的人要有胸襟，這是很荒謬的事。試想，在過去台灣是個被貶抑的年代，倘若有人太愛台灣了，決定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名字為王愛台，幾年後，突然有一群人圍著他說：「因為全台灣的人都很愛台，所以你不能叫這個名字，請改名吧！」這種做法合理嗎？ 如果亂改別人名字是非常不合理的事，那為何可以接受恣意更改台語的名稱？是亂改他人族語名稱的人比較法西斯，還是堅持自己族名的人？這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為基進黨志工，台北市民）

  台灣政治已經解嚴，歷史卻還在「自我戒嚴」中，這是《返校》這個遊戲會引起熱烈回響的原因。這意思是指，沒有人刻意去限制我們不能談論，但我們腦袋會莫名地自我禁錮，迴避這些議題。否則，只是一款以白色恐怖做為故事背景的遊戲，為何如此令人驚豔？ 這也是台灣過去沒能走出自己文化主體性的主因。文化發展的根基在於歷史，而我們對歷史的記憶來自中國國民黨那套移花接木的中國史觀，這在文化創作會出現一種錯亂的情況：以電影來說，九○年代後期至今，中國拍出大量的歷史電影、歷史古裝劇，台灣的創作人卻不知道如何拍出自己人喜歡的作品。 直到魏德聖發現了新的突破口，但似乎沒有太多人注意到他的成功是由歷史元素所組成。《海角七號》以福佬、客家、原民、日本做為背景結構，找到一套新的、能讓台灣人接受的說故事方式。之後《艋舺》、《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時代》、《陣頭》等電影，都是複製海角七號的電影語言。 但即使如魏德聖這樣重視台灣歷史的導演，也不碰觸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歷史，目前也看不到創作者將這些故事做為電影題材。推測不是創作者不想嘗試，而是這種題材較難取得資金、觀眾對這類劇本的興趣不高、考量政治因素怕引發爭議。 經過十年，海角這波台灣電影風潮已經到了瓶頸，看不到新穎的變化。由國家電影中心首度公布的票房資訊，去年十一月上映的電影中，一部好萊塢電影《鋼鐵英雄》的售票數，比同期上映所有台片的總和還多，且台片的售票數只占總和的三％，這是個微小卻值得注意的警訊。 反觀好萊塢和德國電影至今仍時常使用納粹元素，就知道歷史之於創作的重要，這也是世界各國文化背後的隱藏規律。而台灣至今以戒嚴歷史為題材的電影，其實一隻手指就能數出來，可見多數人對台灣歷史的思考是多麼禁錮，連電影這麼普及的媒介，都無法成為一個好好探討歷史的平台。 值得欣慰的是，《返校》開啟了台灣新的思考方向，讓更多人知道，從歷史挖掘創作題材是應該勇於去嘗試的另一哩路。 （作者為期貨交易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