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五月，大法官會議宣告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違憲，吳敦義的官方粉絲頁隨即貼出象徵挺同婚的彩虹圖片，並寫上「會幸福吧」，之後召開「愛是平等」記者會，表達未來立法院不論訂定專法或訂定專章，他期待藉由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來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彰顯台灣的理性包容及穩定中求進步的民主精神。一時間，雖然有點錯亂，但為了同性婚姻能早日合法化，我彷彿真的感受到了那如夢境般的「幸福」滋味。       政治人物挺同婚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但吳敦義挺同婚卻特別引人側目，他可是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發言，照理說是對立法院在野黨團進行修法時的表態，但更多民眾嘩然的則是他對於同婚態度的翻轉。網友們找出吳敦義今年三月份接受記者訪問時的說法：「你們知道什麼是同婚嗎？知道以後就會毛骨悚然，接近幾百年來的家庭倫理、制度，居然被這種多元成家打破」；他過去在國光石化案時所說的「白海豚會轉彎」也一併被翻了出來。基於過往多次類似的張眼說瞎話、昨是今非的談話紀錄，網友們戲稱白賊義當之無愧。 (圖/自由時報電子報影音，Youtube截圖)       「白賊」翻譯成北京話是「說謊」，當心理學在探討說謊的議題時，通常以「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的人格特質分析。「高自我監控」的人較能依情境需求修正謊言內容和臉部表情，以達到說謊的目的，因此圓融，通常人緣和社會適應力較好；相對的「低自我監控」人注意力在自己身上，比較忠於自己內在想法，對於需要說謊的社會情境比較不敏感，一般而言表裡一致，比較不會說謊。 以心理學中「自我監控」的概念探討一個人擅不擅長說謊，跟分析一個人是內向或外向一樣，不涉及好或壞的評價。甚且，以「認知發展」的角度來看，說謊是人類社會行為發展的正常表現。發展心理學家李光曾分析，能成功的說謊以達到騙人的目的，涉及兩部分心智能力：一是「讀心的能力」，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什麼，所以我可以騙你；二是「自我控制的能力」，能依情境調整謊言內容、臉部表情和身體語言，而成功的欺騙。李光及其團隊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們人類約從42個月大就開始會說謊，且隨著年紀漸長，依情境而調整的說謊功力也日益加增」； 這部分也可參考李光在TED’s Talk的演講。 （李光在TED’s Talk的演講，你是否真的可以辨識出小朋友說謊呢？）       站在心理學角度，以白賊義來稱呼吳敦義（唸起來還挺順口的），我其實很為說謊這個社會行為抱屈。姑且不論稱白賊義，可能有暗暗稱讚吳的心智能力表現之嫌，僅以「說謊是人際互動必然」來看， 你我其實都會說謊，如果有人說自己從來沒說過謊，那個人應該就是在說謊。既然大家都可能說謊，僅以吳敦義白賊來指責他，豈不五十步笑百步？究其實，吳敦義只是謊話說的淋漓盡致而已。 (每個人都說謊，圖/影集怪醫豪斯)       那麼，我們就要問，為什麼人們覺得說謊不好？ 若試著以吳敦義自認是個聰明人的角度來看，他應該是認為：「聰明人依對自己最有利的角度思考情勢，因此處事因事制宜、時時轉彎、處處轉彎，都屬必然，也是追求成功（就）該有的態度和彈性。」因處事的彈性和轉彎而被戲謔地稱為白賊義，吳敦義心裡應該覺得非常不解和委屈吧？一般而言，人們認為說謊不好，不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而是以道德的角度衡量，特別是這個行為的動機與目的。在人際互動中，我們很可能說一些善意的白謊，人們通常不會太苛責。舉列，一位移居美國的朋友提到實驗室裡的笑話，某天同事Ａ進實驗室時撞見同事Ｂ在用力的摳鼻屎，Ａ問他：「你剛剛在摳鼻屎嗎？」（很壞，怎麼可以這樣問），只見Ｂ馬上將指尖鼻屎塞進嘴裡，然後臉不紅氣不喘地說：「沒有啊，那不是鼻屎」。除了善意的謊言，生活中這樣為了面子而說的小謊，通常只是被拿來當作笑談。但如果說謊是基於自利的角度，刻意的侵犯他人知的權利，以達到自私或不正當的目的，那麼這些說謊的人便會受到人們的唾棄。準此，我想吳敦義的說謊讓人詬病，原因之一可能來自於他的白賊並非基於良善的動機，而是出於私利；原因之二則是他在謊言被拆穿後臉不紅氣不喘的硬拗行為，那是一種不把你放在眼裡的傲慢表現。       因此，網友們對吳的評論，激憤地聚焦在他很會說謊，其實並沒有切中核心。中文裡的「很會」說謊，指經常說謊或很有能力說謊，是語義模糊的。我的看法是，吳敦義雖然經常說謊，嚴格說來，他並不擅長，因為他如果真有如李光所言的擅於說謊的心智能力表現，我們應該不容易察覺或發現他在說謊。正因為他並不是真的具有擅於說謊的能力，常常漏洞百出，讓我們可以輕易察覺、拆穿並據以質疑他謊言的正當性（說實話，謊言被拆穿，誠懇的道歉，寬容的台灣人通常也就算了，不會太追究），最糟糕的是吳的那種虛偽的誠懇，漫不在乎的硬坳，一副我知道你知道我在騙你，我就是要騙你，不然你咬我啊的樣子，才真的是激怒人民的地方。

          四月中，一位有才氣的女作家自殺身亡，台灣媒體聚焦討論，各種觀點充斥在電子媒介上。這其中，最引人側目和嘩然的，應該就屬郭冠英力挺男主角陳星的言論。而郭冠英這個名字，也因此又由我的記憶庫中冒了出來。       除了一些以范蘭欽為筆名的文章，如「台巴子要專政」，公然主張中國血洗台灣：「中國應該武力解放台灣，且解放後應該一直鎮反肅反很多年」，郭冠英最引起台灣人普遍反感的，應該是他以「高級外省人」對比「台巴子」的言論，嚴重分化族群、貶抑台灣人。雖然他後來曾解釋，所謂的高級外省人是一種自我調侃式的說法，但這種將生活在台灣的人民粗暴地區分為高級外省人vs.台巴子，背後的心理過程，其實頗值得玩味和分析。 (圖/翻攝網路)       當然，郭冠英會成為郭冠英，其成長期間的家庭教育、環境和交往的人，都有一定的影響，如果僅僅是分析郭冠英這個人，我實在是一點興趣也沒有，但如果郭冠英代表的是台灣社會中的高級外省人現象，那自然就值得花點時間來說說嘴，有助於理解高級外省人在「心態上」是怎麼成為高級外省人的。       先來講講郭冠英成為高級外省人，第一階段的心理歷程：心理學有個概念叫「認知失調」，意思是當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自我概念不相符，特別是違反我們認知裡的正向自我觀，例如我是善良、理性、有正義感等等的一個人，我們就會經歷一種內在的不舒適感，這種不舒服的感受具有動機性的效果，讓我們必須想辦法消除之。郭冠英所以會自命「高級」，很可能就是出於認知失調的一連串反應。       首先，他自認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何以見得？就在陳星像隻過街老鼠、處於人人喊打的狀態時，郭冠英肯「奮勇」跳出來為其開脫，我們可以合理假設，他應該自認為是在仗義直言；儘管他脫口說出：「陳星是個好人，因為他和張安樂站在一起合照」，又說「性侵沒被捉到就合法」，這些邏輯判斷和我們不一樣，但無可否認他自以為是在為「好人」出頭。其次，一個自覺有正義感的人，如果意識到他本身正在做出不正義的事，自然就可能經歷不舒服的感受，郭冠英有嗎？       為方便說明，這裡我們姑且就用社會資源的分配來舉例好了，（僅僅是舉例喔，我可沒有真的說他搶別人的東西喔。）比方說郭冠英拿到了很多的社會資源，而這些資源其實應該是屬於其他能力不比他差、付出不比他少的人。也就是說，當郭冠英意識到自己正在強佔別人的東西，這和他公平正義的自我認知相衝突，不免就會產生了愧疚感。根據認知失調的概念，郭冠英可以有三種方法來降低這種愧疚的失調感：第一種是改變行為，也就是認錯；坦然理性地面對我過去掠奪別人資源的錯誤，並要求重新公平分配。我們都知道有錯認錯，理性解決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可惜的是，人心啊，想也知道這是最不會被採取的策略，不然豈不早就世界大同，所以對郭冠英更無不必想。       第二種可能的方式是放棄公平正義的自我認知，這樣一來，郭冠英可以坦蕩蕩地掠奪所有的社會資源，因為這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哪有正義和公理可言。這個策略比認錯並改變行為要容易一點，不過很明顯地，卻也不是郭冠英採取的策略，不然他就不會跳出來為陳星叫屈，覺得他受了不公平的對待，可見郭冠英是無法完全消去心中「正義公理」的概念的。       最後一種降低失調的可能策略是，行為既然已經做了，便宜都佔了，那就修改一下認知，讓心中正義公理的認知和霸佔資源的行為得以相容。怎麼樣修正呢？有句話叫「因為我值得」！想像我比別人優秀、比別人值得，這是最直接快速的方法，我比較「高級」，就成了郭冠英最好的藉口。       如果我們將郭冠英的概念放大到郭冠英們，思考社會上的某個族群長時間欺負並掠奪其他族群的資源時，「相對優越」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可以辯證該族群不公義的行為。既然我們比較優秀，那貶抑另一邊的人就成了必然會發生的結果。由認知失調延伸的「富蘭克林效應」講的就是這樣的效果。 (富蘭克林效應，圖/轉自AZQuotes)       富蘭克林效應是指：「即使我們沒有特別喜歡某個人，但如果我們自願去幫助這個人，之後我們會比較喜歡這個人。」理由是我們應該都自認為是理性和有正義感的好人，好人不會和壞人為伍，因此，我心甘情願去幫助的人自然也不會是壞人，既然不是壞人，那自然就是好人囉，身為好人的我，當然喜歡被我幫助的好人。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什麼原因，我們就傷害了某個人，一開始我們可能會有點罪惡感，但日久之後，我們會貶抑這個人。理由是一樣的，因為我們是理性有正義感的好人，所以我們當然不會無端欺負和傷害別人，如果我對某個人不好，那一定是那個人有問題。       美國知名的社會心理家阿朗森 (Elliot Aronson) 提到，有一次他家需要粉刷，找來的油漆工人是個非常溫文儒雅的越戰退伍軍人，閒來沒事他們聊著聊著就聊到美國打越戰這件事。油漆工人覺得美國加入越戰是為了維護世界的民主制度，但阿朗森認為越戰是一場可怕又骯髒的戰爭，因為美國在越戰中殘害太多無辜的生命，包括老人、女人和小孩。聽完阿朗森的抗議，這位溫文儒雅的油漆工人微笑地對著他說：「嗨，博士，那些人不是人，那些人是越南人，他們是下等人 (gooks)」。有沒有覺得很熟悉，這位油漆工人對越南人的論調和郭冠英們貶抑台灣人的「台巴子」差不多是一樣的。阿朗森後來發現這位油漆工人在越戰中曾經傷害過無辜的越南人，雖然一開始覺得罪惡感，但認知失調的效應很快地就幫他找到了合理化的藉口，也就是貶抑這些被自己傷害過的人，說服自己他們本來就「活該」、是次等人，來有效的辯護自己的行為。       採用認知失調的觀點，僅能說明郭冠英們貶抑台灣人的心理轉折，但並不足以說明何以高級外省人還常常主動攻擊傷害台巴子、且自以為正義，我們要探討他們第二階段的心理歷程：「社會認同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這個現象。       這個理論指出，我們的自我價值來自兩方面，對自我的認同以及對團體的認同。自我認同是指我對自己的評價，我能不能肯定自己、欣賞自己，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團體認同則是指我屬於某一個團體，而透過這個團體，我可以肯定我自己，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由高級外省人vs.台巴子的區分，可以看出群體的分割滿足了郭冠英們戰勝或超越對敵的光榮感，這種團體與團體的對抗，激發了團體成員我們一體 (we-ness) 的感受，當我們產生團體優越感的時候，我們就是對的，是正義的一方。既然我們是正義的一方，那別人聽我們的、認同我們，當然就是應該的。也因此，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價值觀，就成了一種內在心理需求和必然反應，因為我們比較優秀。當不優秀的一方竟敢出現反抗或反擊，那當然是要消除之，除了因為我們是正義的一方，更因為他們傷害了我們高級外省人無瑕的優越感。       再強調一次，我並沒有太大興趣解析郭冠英這個人，因為他不值得我犧牲喝咖啡和發呆的時間；不過看到這一陣子的網路和政論節目，竟然爭相採訪轉述他對於才女作家之死的評論，心中實在有太多的圈圈和叉叉。因此，姑且浪費一下咖啡時間和停止發呆，站在「心理人」的角度，說嘴一下郭冠英們是怎麼變成高級外省人的，只要看清楚他們不過是「群聚感染」下的心理病人，或許就不必那麽憤怒了。     作者簡介： 韓貴香，綠色逗陣之友會副理事長，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