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右二）、季辛吉（右一）訪中簽署上海公報。圖為兩人與毛澤東（左三）、周恩來（左一）會談。（法新社檔案照） ◎譚慎格（John J. Tkacik）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十八日抵達北京訪問，他的任務是「緩和緊張情勢加劇」（美聯社是這麼說的）。和過去五十年一樣，國務卿在中國的對等官員認為，美中關係緊張加劇完全是美國人的問題。而且，當前的緊張加劇也一如既往，關鍵就只是一個議題─台灣。 我不知道國務卿的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我敢打賭，當他回到華盛頓時，應該相信他在北京並沒有違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同時也緩和了中國的怒氣。如果是這樣，他的任務算是失敗了，但是不用擔心。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美國與中國最高層級人物的互動，幾乎都是以失敗收場。關於這一點，我有一個故事可以與讀者分享。 尼克森簽上海公報 被質疑棄台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是尼克森和季辛吉結束歷史性的北京之行，返回華盛頓兩週後的某個週一。他們似乎對國會山莊普遍無動於衷感到不安。民主黨溫和派領袖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明尼蘇達州聯邦參議員）和傑克遜（Henry M. Jackson，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則對他們的成就頗有疑慮。 傑克遜警告說，在《上海公報》中，「看起來我們好像正在撤退」，「而他們卻賴著不走」。韓福瑞說：「總統和季辛吉博士做出讓步，但據我所知，中國人並沒有做出任何妥協。」參議員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巴克利（James L. Buckley）和雷根（Ronald W. Reagan）州長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季辛吉聲稱，他比較關心尼克森的保守派支持者有何反應，對黨派之間的尖銳攻訐不是這麼在乎。」然而，即使是保守派也不滿意。 甚至尼克森還沒從北京返回美國，參議員巴克利（紐約州共和黨人）就召開一場記者會，表達對這份公報「在國內外被廣泛解讀為美國最終將放棄台灣的訊號」的擔憂。參議員陶爾（John Tower，德州共和黨人）認為，這份公報「需要說清楚、講明白」。共和黨參議員多米尼克（Peter H. Dominick，科羅拉多州共和黨人）希望瞭解更多資訊。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保守派共和黨參議員告訴《紐約時報》：「總統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他不會在沒有任何交換條件的情況下放棄台灣。因此，我認為一定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安排。」喔！可惜就是沒有。 在總統從中國回來後的十天裡，各界的反應仍然是褒貶不一。週一上午，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明星晚報》（Washington’s Evening Star）刊出一篇專欄文章《有人問過台灣人嗎？》（Has Anyone Asked the Taiwanese?），批評《上海公報》。直接命中要害。 台獨議題 季辛吉似乎所知不多 歷史學家對此知之甚詳，因為尼克森圖書館收藏了尼克森和季辛吉對台灣尚未底定的地位開玩笑，以及他們在北京向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做出絕密「保證」的錄音帶。尼克森很清楚，周總理在季辛吉七月和十月訪問北京期間，曾經至少九次就「台灣獨立運動」（TIM）議題向他施壓。周恩來指控美國支持台獨運動；他聲稱中央情報局（CIA）將台獨運動的「領導者」彭明敏博士，偷偷帶出台灣，輾轉前往美國；周總理甚至暗示，季辛吉博士本人（他曾經是彭明敏在哈佛大學的教授）同情台獨運動─這種聯想讓季辛吉啞然失笑。 然而，對於台灣獨立議題，季辛吉博士似乎所知不多。一九七○年十月，他看到幾份關於彭明敏取得美國簽證的情報報告，其中包括一份聯邦調查局（FBI）的評估，認為「彭明敏」是「獨立運動」的領袖，而該運動的成員曾經於一九七○年四月廿四日，在紐約企圖行刺台灣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就在發生這起「刺殺」事件的幾天前，尼克森才在白宮為這位蔣委員長的公子（後來接任行政院長，之後更擔任總統）舉行盛大的晚宴。如果尼克森總統或季辛吉博士對台灣獨立運動有任何印象的話，也不會是正面的。 而在太平洋彼岸，「台灣獨立」是共產主義中國最害怕的噩夢。因此，在尼克森訪問中國期間，季辛吉博士就針對「台灣獨立」議題向中方官員做出多次保證。二月廿四日，尼克森總統親自向周恩來保證，「美國不會有任何人，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也沒有任何美國政府部門，不管直接或間接，會以任何方式鼓勵或支持台灣獨立運動」。那次特別的談話令人惱火，但到了最後，季辛吉閃爍其詞：「如果台灣獨立運動在沒有我們支持的情況下發展，我們不能動用我們的武力來鎮壓它。」這對周總理來說已經足夠。「沒錯」，他笑著說：「蔣介石會這麼做的。」 尼克森在橢圓形辦公室與季辛吉的談話很重要。尼克森總統對台獨運動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不明白為什麼保守派居然會支持台灣的暴力反政府運動。在錄音帶裡，尼克森和季辛吉抱怨媒體對他們忽視台灣的批評是不公平的─而且這搞不好是國務院的陰謀。他們告訴彼此，他們在「台灣獨立」議題上並未向中方讓步。 毛曾對史諾說：熱情援助台獨鬥爭 尼克森懊惱地質問季辛吉：「台灣獨立運動到底是什麼玩意？」季辛吉對這個問題做出常識性的泛泛之談。他解釋說：「目前這還不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這個運動遭到兩個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他還說：「蔣介石監禁了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他現在流亡美國，而且當我們讓他入境的時候，我們和蔣介石爆發嚴重衝突。」當然，這一切尼克森都知道。 向來不相信記者的季辛吉猜測，「這一定是有人在向他們灌輸這種論調，因為《紐約時報》過去從來沒關心過台灣，但上週也發表了一篇關於台灣的社論」。 《紐約時報》這篇社論是知情人士的傑作。它向讀者宣稱，「儘管北京領導人現在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們並非一貫秉持這種觀點」。《紐約時報》解釋道，在一九三○年代，毛澤東曾告訴暢銷書《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史諾（Edgar Snow），共產黨將對福爾摩沙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給予熱情的援助」。《泰晤士報》則說，「北京現在的主張，有一部分是根據二次世界大戰盟國在開羅承諾，將台灣這個島嶼歸還中華民國」；但同樣正當的是，《紐約時報》繼續說道，「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一年宣布，台灣的未來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時，放棄了這項承諾。隨後的日本和平條約也沒有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這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尼克森聽了之後勃然大怒。他問季辛吉：「你認為這是國務院在搞鬼嗎？還是有人在推動台灣獨立運動？這真是太可惡了…你聽說過台灣獨立運動嗎？」 尼克森又想了想：「…另外一件事…我在國務院的文件裡沒有看到任何表明我們應該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內容。」經過一番你來我往，季辛吉推測，也許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和他的幕僚在《上海公報》發表的前一天晚上，提出這個問題，但「在他們為我們準備的文件裡，從來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財長康諾里 批季辛吉措辭不當 對季辛吉來說，他一定還記得尼克森最信任的知交─甚至比季辛吉更受信任─財政部長康諾里（John Connally），抨擊他在《上海公報》草案中如何描述台灣的那一刻。康諾里直言：「你把自己給賣了。」他說，對美國人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句話，「意味著我們當下就把台灣交給中國」。當季辛吉試圖向康諾里解釋這些措辭時，康諾里警告說：「等到一切都搞得一團糟之後，你永遠沒有機會解釋這些事情。」季辛吉於是改口。 尼克森並不知道康諾里的反對意見。但季辛吉再次向總統保證，「我們的說法是…就說這件事情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如果他們想要脫離中國，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 在錄音帶裡，尼克森和季辛吉彼此再次確認，「我們私底下的諒解是，我們不會鼓勵台灣獨立，但我們也沒有說我們會反對台灣獨立。我們沒有說我們會阻止台灣獨立。我們也沒說我們反對台灣獨立。我們說我們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的立場」。 拜登、布林肯 要清楚自己在幹啥 然而，他們的承諾只到此為止。與周總理的諒解並未要求他們「反對」，或甚至「阻止」台灣獨立；季辛吉和尼克森一致認為，「如果他們想要脫離中國，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 五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終於走到這一步。相對於尼克森或是上個月剛度過百歲生日的季辛吉，希望布林肯國務卿和拜登總統，更清楚他們自己在做些什麼。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出身情報機構，美國和台灣必須準備長期對抗中國新的灰色地帶「特務」外交。（資料照，路透）   一九八八年，年輕的秦剛同志沒有從中國培訓外交官的搖籃—外交學院畢業。 他沒上過那所學校。反而是從北京的「國際關係學院」（UIR）拿到文憑。在我早年外交生涯的回憶中，該校是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情報機關的關係密切而聞名。一九六四年，基於該校做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國關學院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菁英名校，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成為對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具有無比重要性的學府。 國安部系統 秦剛非科班 一九七八年，秦剛同志的母校被悄悄地從「重點高校」名單中剔除，可能是因為肅清「四人幫」之後的改革所需，要求「重點高校」必須隸屬於教育部。可惜的是，國關學院變成國家安全部（MSS）的下屬單位，失去了中國「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名校的地位。儘管如此，直到今天，國關學院的網站仍然為其在一九六四年文化大革命前被指定為「重點高校」而自豪。美國和澳洲的幾位學者都證實了這種關係。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警告，國關學院「因為與中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因此，秦剛在畢業後被分發到國安部管轄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DSB）任職， 並被派往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我曾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境內各地領事館工作過，與「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省級分支機構指派給我們的許多優秀年輕畢業生共事，我的經歷足以證明這些幹部都很有才華，而且工作勤奮。他們總是早到晚退。他們渴望盡可能地瞭解我們辦公室的動態。我們本地雇員中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員」，都是外交人員服務局慷慨提供的，他們非常高明而且不動聲色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報導的有趣發展。這些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排的雇員，都是在國安部的指導下工作，我個人認為他們都是國安部的現職官員。 外交掩護 從事情報工作 所以，年輕的秦剛同志在引導合眾國際社的新聞報導方向時，一定卓有成效，他會將新聞工作導向國安部指定外國媒體應該關注的主題，避開國安部不想被報導的題材。 在北京的外國新聞媒體經過四年嚴格的見習後，秦剛以外交官身份進入外交部工作。憑藉他的新聞工作背景，他的「外交掩護」（diplomatic cover）是—還有別的嗎？—兩度被派往英國擔任新聞官員，也在外交部新聞司歷練過，他和國安部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插在所有外國外交公共事務部門，以及所有外國媒體駐北京分社裡的線民，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新外交路線 聽命情報官員 我提起這些往事，是因為秦剛同志現在已貴為中國的外交部長，是中國新外交路線的象徵。而中國的新外交路線不是由職業外交官負責推動，而是聽命於專業的情報官員。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正如美國諧星傑瑞史菲德（Jerry Seinfeld）所說的：「…並不是說這樣不對。」（…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that.） 但這是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普遍存在於中國外交領域的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外國的外交官對於這種轉變仍然無法完全理解。 典範轉移 不接受普遍規範 這對台灣有什麼影響？首先，這意味著中國的全球外交不再以普遍接受的規範為基礎。正如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幾年前指出的，這表示中國的外交不是為了「解決問題」（solving problems）。二○一八年一月，季辛吉說：「…我們的做法通常是務實的。我們想要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而中國人的做法是：任何問題最後都不會得到解決。對他們來說，每一個『解決方法』都是通往另外一個問題的入場券…」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外交模式只偏好非外交運作、影響力、黑色宣傳（black propaganda）、造謠毀謗、諜報行動，以及在官方關係之外另闢蹊徑。 除了秦剛，另外一位人物的出線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就是新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正部級主任宋濤同志。 宋同志在福建當了廿年的省級幹部；他的第一個十年（一九七八年至九二年），是在福建「林業」部門工作，包括在澳洲墨爾本的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留學三年（但該校從未開設過林業科系）。整個一九九○年代，宋同志在福建的中共地方黨委一步步往上爬，直到一九九九年晉升為閩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副總裁」。與此同時，副省長習近平正為了廈門經濟特區爆發的腐敗醜聞「遠華案」焦頭爛額。我猜測習近平應該是全身而退。因為在此之後沒多久，他就升上福建省長。 可是，宋濤同志卻突然從福建消失，然後以中國駐新德里使團「使館參贊」的身份出現在印度。我認為，宋濤當時和習近平幾乎沒有什麼交情，所以令人納悶的是，宋濤怎麼會突然在亞洲的另一邊，在一個重要的中國大使館裡半路蹦出來？ 更令人費解的是，兩年後，這位新德里的神秘參贊再次消失，然後以中國駐加勒比海蚊子肆虐的蓋亞那大使的身份重新出現。 那麼，宋濤大使被發配到這種落後的偏遠地區，有可能讓外交部的領導高層對他產生深刻印象嗎？真正的觀感又是什麼？不過，他在蓋亞那的工作績效肯定十分出色，因為兩年後，也就是二○○四年，他被調回北京的外交部，擔任「中共外交部委員會國外工作局」的「局長」。 然後，宋先生變成中國駐馬尼拉大使—但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對於一個不算「外交部老幹部」的人來說，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派令。 這背後顯然有一些不尋常原因。二○○八年，宋濤正式進入外交部的「領導班子」，升任副部長；二○一三年，他進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很快就成為首席副座（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二○一五年十一月，在宋濤六十歲生日時，他被擢升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ILD）部長，名義上等於是黨的外交部長。 宋濤同志從二○○○年福建省一個不起眼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到二○一五年成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一把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到了二○一七年，宋同志還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接連跳升 宋濤統戰奇才 我一點都不懷疑宋同志的才幹。在他擔任中聯部部長期間，他的表現一點也不含糊，尤其是應付那些社會主義兄弟之邦，例如北韓那位喜怒無常、難以取悅的「敬愛的元帥」金正恩，宋同志因為成功說服他認同習近平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和美國總統川普在北京舉行高峰會的「高瞻遠矚」，從此聲名大噪。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施雅軒去年底投書自由時報的「自由廣場」，對這段趣聞娓娓道來。 在檢索幾個資料庫後，我們可以發現宋濤在中聯部任內是一位非常活躍的部長—雖然他的年紀稍微大了一點。一般認為，他不會再次當選中共第廿屆中央委員。他似乎就要體面地退休了。 我的看法是，宋同志在職業生涯中期的離奇轉折（從一個省級無名小卒爬到新德里的「王牌大賤諜」）， 暗示了他的情報背景。而且，他一步步地從「外事」官僚晉升到中聯部部長和中央委員，只花了十五年的時間，證明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統一戰線」（united front）奇才。 對抗特務外交 台美備戰 最後，我也和大家一樣驚訝，宋同志突然從應已退休的崗位上重新獲得重用， 領導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我認為，在二○二三年，習近平主席對於國際關係的總體政策—尤其是對台政策，將由秦剛和宋濤這種擁有情報和「主動出擊」背景的領導幹部來執行。美國和台灣的外交官都必須「使出看家本領」，準備長期對抗中國新的灰色地帶「特務」外交，這種外交模式對傳統的談判和妥協根本不屑一顧。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在秘密行動組織裡，他們常說，「一次是偶然。兩次是巧合。第三次，就是敵對行動」。而在外交部門，「美國總統連續四次都說了一樣的話，那就是政策」。 二○二二年九月十八日週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新聞節目「六十分鐘」專訪中表示，「如果台灣遭到前所未見的攻擊，美國將會出兵防衛台灣」。（翻攝自CBS頻道） 連續四次都說一樣的話 就是政策 二○二一年八月十九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主持人史蒂法諾普洛（George Stephanopoulos）專訪時，談到美國不得已必須從阿富汗撤軍所造成的混亂，但也堅稱美國的全球防務承諾依然堅若磐石。「美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做出神聖承諾，若任何人侵略或對我們北約盟友採取行動，美方會做出回應，對日本、南韓和台灣也一樣。這根本（與阿富汗）無法比較。」 現在，針對那些不太瞭解美國防務條約的讀者，請容我解釋一下拜登總統提到的「第五條」：在美國防務條約的格式中，「第五條」一貫宣稱，「在武裝攻擊中」，各締約國「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這就是「向侵略者開戰」的外交術語。 然而，就台灣而言，美國國會在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中制定若干條款，以取代一九五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的第五條承諾；第二條第二款第四目和第六目，替換舊共同防禦條約「第五條」中關於「武裝攻擊」和「對付共同危險」的前半部，第三條第三款則取代關於「憲法程序」的後半部。 我們可以理解，拜登總統直接將「台灣關係法」第二條和第三條對台灣的防務承諾，等同於美國對其正式條約盟國的第五條防務承諾。當媒體記者打電話給白宮國家安全幕僚徵求意見時，他們最多只能得到「我們對台灣的政策沒有改變」，以及「我們對台海兩岸的和平與穩定仍然有持久的利益，我們認為這對更廣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至關重要。」的解釋。大多數媒體都認為，這應該是「總統口誤」的委婉說法，因而判定白宮正在「收回」總統的立場。 儘管如此，四十三年前，當拜登總統還是一名來自德拉瓦州的年輕聯邦參議員時，他就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所以他當然可以提出一個可信的說法，證明他既沒有說錯話，也並未試圖改變政策。 無論如何，幾週後的二○二一年九月九日，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一場九十分鐘的一對一視訊會議，他認為雙方在會中就台灣議題達成共識。總統後來表示：「我和習近平談到台灣。我們同意…我們將遵守台灣協議。」他還說：「我明確表示，我認為他（習近平）除了遵守協議外，不應該做任何事。」 什麼「協議」？請容我再次重複我在之前的星期專論中反覆提到的一點，這個協議是：「只要中國聲稱有一個『爭取和平解決與台灣分歧的基本方針』，美國也會假裝有一個『一個中國』政策。」 去年十月「市民大會」 更堅定表態 我不想猜測習近平主席在之後不久可能做了什麼事，激怒了拜登（或許是十月十三日的頭條新聞「中國軍隊在距離台灣約一○○英里處舉行搶灘登陸演習」），但就在一年前的二○二一年十月廿一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舉行的「市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上，拜登總統對此做出更堅定的表態。 一名與會者問道：「你能承諾保衛台灣嗎？」總統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的，我會。」CNN主持人安德森．古柏（Anderson Cooper）大驚：「所以你是說，如果中國攻擊台灣，美國會防衛台灣嗎？」拜登先生說：「是的。」古柏接著又問了一次，拜登還是說：「是的，我們對此有承諾。」古柏很快切換到一則廣告，在此之後，他請這位前副總統講述和已故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是如何在地點不詳的特勤局賽車道上，開著他們的雪佛蘭Corvette跑車尬車。 Corvette尬車的故事並未成為新聞。但隔天下午，媒體紛紛要求白宮澄清拜登對台灣議題的發言。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不厭其煩地複述：「我們的政策沒有改變」，還說「他沒有表達政策改變的意圖，也沒有做出改變政策的決定。」不出所料，華爾街日報報導，「白宮收回拜登先生關於台灣的言論。」 可是，要不是白宮沒有「收回」總統的發言，就是拜登總統沒有收到幕僚為他準備的備忘錄。因為在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週一晚間，拜登和習近平又舉行一場冗長的視訊會議。 「這是一次很好的會議，」拜登告訴一群記者。不過，習近平肯定不會認同拜登所說的「很好的會議」。 「台灣議題有進展嗎？」眾人問道。拜登向他們保證（容我引用）：「是的。我們非常明確表達支持台灣法案（指台灣關係法），就是這樣。它是獨立的，由它自己做決定。」 美國新聞媒體無法相信他們所聽到的，因此集體將總統的發言認定為又一次口誤，而未予重視。但在二○二二年二月廿四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情勢出現災難性的變化。俄國入侵後的第三天，美國國務院全神貫注於這場危機，以至於完全忘記慶祝「上海公報」發表五十週年。接著，國務院還發起一場運動，駁斥中國外交部曲解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 到了二○二二年五月，真相終於開始浮現在全球新聞媒體的報導中。五月廿三日，紐約時報發自南韓首爾的報導指出，「也許拜登總統根本不是在脫稿講話。也許他只是根本沒有把發言稿當回事」。前一天在東京舉行的一場重要記者會上，而且是在堅稱美國對台政策「完全沒有改變」之後，拜登總統宣稱，美國「做過承諾」，「如果中國發動武力侵略，我們將軍事介入保衛台灣」。 這種說法一點也不含糊。總統向媒體闡述他的想法：「認為可以用武力奪取，用武力就能奪取的想法，是不合適的。」他還說，對台灣的攻擊「會使整個區域陷入動盪，像另一件類似烏克蘭（遭到入侵）的行動，而且那會是更加重大的負擔」。一些白宮幕僚或許試圖「收回」總統的發言，但據紐約時報報導，總統的許多幕僚指責有意踩煞車的同事，「對於老闆的表態不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削弱」。 然後又一次，二○二二年九月十八日週日，在全國廣受歡迎的週日晚間新聞節目「六十分鐘」（60Minutes）上，拜登被問到：「美國軍隊會保衛台灣嗎？」他回答說：「會的，如果事實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攻擊的話。」總統重申，美國仍然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並表示美國不鼓勵台灣獨立。然後他解釋說：「我們不會採取行動，我們不會鼓勵他們獨立…那是他們的決定。」 不管白宮試圖收回什麼，到隔天都已經煙消雲散。拜登總統的首席印度─太平洋政策助理坎貝爾（Kurt Campbell）以權威口吻提示，「總統的發言說得很清楚。我確實認為我們的政策向來維持一致，沒有改變，未來也會持續如此」。 一週後，場景轉換到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再次被他的死對頭美聯社記者李伊（Matt Lee）糾纏：「我只是想確認我的理解是正確的，就是你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意味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們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對台灣的主權。」 普萊斯老練地回應道：「馬特，『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四十年來，『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始終沒有改變。」李伊進一步逼問：「那麼，你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對中國領土完整的看法是…？」 國務院：未對台灣主權採取立場 聽到這裡，普萊斯打斷他：「非常、非常基本的是，我們在主權問題上並未採取立場。但是『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這是我們在公開場合非常明確表達的立場。」 而且，普萊斯還披露了一個非比尋常的訊息：「國務卿布林肯在週五（九月廿三日）會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時，私下非常清楚地表明這項立場…我們在主權問題上並未採取立場。但是，這項政策自一九七九年來做為美國對台做法的核心，今天依然有效。」 首先，「獨立是他們的決定」！然後現在「我們在主權問題上並未採取立場」！ 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國務院發言人從未公開發表過的聲明。再加上總統的四次承諾，「美國軍隊」將會保衛台灣，國務院發言人的表述一槌定音：美國對台政策在過去四十年來從未改變。改變的是「不談論它」的政策。   （作者譚慎格John J. Tkacik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在「推特」（Twitter）平台上是屬於「名人／網紅」等級的影響力人士。他在全球擁有五十萬粉絲，主要是從事對外事務、情報和外交領域的專業人士。（取自推特）   ◎譚慎格（John J. Tkacik）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在「推特」（Twitter）平台上是屬於「名人／網紅」等級的影響力人士。他在全球擁有五十萬粉絲，主要是從事對外事務、情報和外交領域的專業人士。因此，雖然是在二○二二年五月廿日週五晚間的下班時間，當時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正準備陪同拜登總統展開上任後的首次亞洲訪問行程，普萊斯還是「推」了以下訊息，而且很有把握一定會引發迴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公開曲解美國的政策。美國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我們仍然致力遵循我們長期以來的、跨黨派的一個中國政策，此一政策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 普萊斯：中國曲解美國的政策 哇！「中國曲解美國的政策」！還有「美國不認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這些都是爆炸性的聲明。更重要的是，這些聲明如此明確地拒絕中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不容置疑的主權。 好吧，也許「明確」這個字眼不太恰當。雖然對於外行人來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在詞彙上的差異並不特別明顯，但對於中國專家來說，兩者在「一個中國」的脈絡下卻是截然相反的。 幾天後，拜登總統結束亞洲行程，普萊斯先生回到國務院，對著媒體鏡頭宣布，「我們的對台政策完全沒有改變。」他接著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包括『我們對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承諾』，以及『我們根據台灣關係法承諾向台灣提供自我防衛的軍事手段。』」 然而，聽取普萊斯新聞簡報的一些記者表示困惑。「就在幾天前，你推文說，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曲解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有人問道，「美國是否同意中方的詮釋？」 普萊斯深吸了一口氣。在場的人感覺到，就像過去五十年來國務院的許多發言人一樣，他本人並不完全瞭解這個議題。不過，他還是毅然決然地使用一套宛如俄羅斯娃娃（Matryoshka doll）的層疊引述繼續說下去： 「中方，」他解釋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層官員經常試圖在簡報和聲明中曲解我們的政策。讓我給各位舉個例子。我們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和楊潔篪在五月十八日通話，中國外交部公布通話內容的英文版本不正確地引述，美國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北京的—這很重要—『一個中國』原則與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並不一樣。在五月十二日的新聞簡報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人聲稱，我們已經做出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這也是不對的。」 雖然沒有細述，但普萊斯鄭重表明：「我們致力於遵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再說一次，這項政策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明試圖錯誤描述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的政策。」 反對一中原則 核心就是台灣「主權」 在聽到普萊斯慷慨激昂的結語時，「同語反覆」（epizeuxis）這個字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們長期以來的—長期的、跨黨派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這些是非常敏感的政策議題，我認為我們在措辭上非常謹慎和精確並無不當，我們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高層官員聲明的錯誤描述。」 在場一位「破解密碼」的對話者，徒勞無功地試圖誘導他說明一個他不打算說明的問題：「嗯，我的問題是—你是對『原則』這個字取代『政策』很不以為然？」 普萊斯看了一下他的筆記，結結巴巴地說：「這個—它有不同的意思。」在你來我往的反覆交鋒後，一位資深外交記者問道：「那麼，你是怎麼理解一中『原則』和一中『政策』的差別？」 普萊斯這回被逼急了，又看了一下他的簡報筆記，「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裡得知，在他們說的一中『原則』下，有一些所謂的承諾，但這與我們的一中『政策』截然不同。」然後，他再翻了翻他的活頁資料夾，「我們奉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是一項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的政策。」 接下來的對話並未獲得結論。可是，普萊斯的慌亂回應，讓人想起十八年前的二○○四年四月廿一日的一次類似交鋒。當時，加州聯邦眾議員葛蕾絲‧納波里塔諾（Grace Napolitano）質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立金（James Kelly）：「台灣全面民主化的演變，以及台灣人認同感的顯現，是否能夠與『一個中國』原則融合在一起，還是彼此鮮明對立？」 對此，柯立金提出一個否定法的說明：「關於『一個中國』的定義，我們在這裡可能會花太多時間去討論。在我的證詞中，我提出了『我們的一個中國』的觀點，但我沒有真正做出定義，而且我也不確定我能夠非常輕易地做出定義。我可以告訴各位它不是什麼。它不是北京方面所說的『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則』，也可能不是台灣某些人所認為的定義。不過，它確實傳達了台灣海峽兩岸人民某種一致的意思，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政策。」 這種「政策」對「原則」的辯論，取決於台灣的「未定」地位，但自從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慷慨承諾避免使用某些「敏感詞」以來，「未定」這個字眼在講漢語的社交場合變成一個禁忌。然而，事實就是事實，美國的「我們的一中政策」反對中國的「一中原則」，核心就是台灣的「主權」。美國的立場是，這是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並未明確解決的問題，直到今天也依然沒有解決。「未定」是上一世紀傑出的國際律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傑作，並被嵌入一九五一年「對日和平條約」（Japan Peace Treaty）的基礎架構之中。可想而知，台灣在舊金山和約裡「未定」的國際地位，是對北京「一中原則」的詛咒，而杜勒斯是率先反對北京的異端。 中棄和統偽裝 美恢復台灣地位未定 自由時報和台北時報的讀者可能都很年輕，不會記得關於蘇聯勞動理論的那個老笑話：「他們假裝付薪水給我們，我們假裝工作。」同樣地，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美中關係也是建立在類似的假象之上：「美國假裝有『一個中國政策』，而中國假裝有『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而且，只要中國假裝有「和平解決」政策，美國也會假裝有「一個中國政策」。可是，過去十年來，中國已經卸下所有「和平」統一的偽裝。後來，美國也恢復了「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的立場。 幾個月前，中國最高階的外交官、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透過視訊發表了十八分鐘的「悼詞」（elegy），紀念「上海公報」發表五十週年，但這個紀念日被美國國務院無視。 對於王部長來說，「上海公報」並不盡然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有關。正好相反，王毅堅稱，台灣才是重點。「台灣問題是上海公報的『核心』，『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基石。」 接著，王毅聲稱，一九四三年在開羅和一九四五年在波茨坦等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宣言，表明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不存在任何爭議，然後他將中國領土完整問題的「長期陷入政治對立」，歸咎於「中國內戰」和美國的「干涉」。不過，他解釋說，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美國「今後不會有任何台灣地位未定的言論」。 王毅很小心地沒有宣稱尼克森公開宣布放棄美國的政策，即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只說這位美國總統同意「美方今後不會有任何台灣地位未定的言論」。 王部長也向他的聽眾傳授了中方對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獨特詮釋，其中美國「承認」（acknowledgments）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可惜的是，王毅哀嘆道，儘管有了這些莊嚴的承諾，中美建交後不久，美國在一九七九年「出台了所謂『與台灣關係法』，之後又在一九八二年偷偷摸摸地拼湊出所謂的「對台六項保證」。王毅指控，這種行為不僅違背美國的承諾，也牴觸了「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他自以為是地聲稱，該決議在國際法上確立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王毅的結論是，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從一開始就是非法和無效的」，只是美國的「單方面」政策，「美國不能把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王毅甚至還在他的陳腔濫調中莫名其妙地使用奇愛博士式（Strangelovian）的隱喻，要求美國「停止虛化淘空一個中國原則。」 當然，在一九七九年，中國並未認真抱怨「台灣關係法」，沒有大吵大鬧。而在一九八二年，雷根總統將中國「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美國「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直接建立關聯。事實上，雷根是將這種關聯性稱為「美國外交政策中一項恆久的必要條件」。 美中關係假象破滅 衝突恐在所難免 因此，拜登政府可能會感到意外，「上海公報」的「核心」居然是台灣；或者，「台灣關係法」（拜登總統在一九七九年以參議員身份投票贊成並強力支持的法案）和一九八二年隆納‧雷根總統對台灣的「六項保證」，「從一開始就是非法和無效的」。更刺耳的可能是，中國以其國內法聲稱對整個南海擁有主權，視國際法為無物，王毅居然還大言不慚地強調國際法高於國內法。 拜登政府可能也會對王部長隻字未提美國在每一份聯合公報中的一貫聲明感到失望，即「和平解決」中國與台灣的分歧始終為美國利益之所在。 令人不安的是，美中關係的假象正在破滅。隨著中國卸下「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的偽裝，美國也只能放棄「承認」中國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衝突恐怕在所難免。華盛頓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應該現在就卸下偽裝，還是等到情勢惡化？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在《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中，王景弘忠實地刻畫了這位歷任美國國務卿中最幹練、最有創意、最堅守原則的國際法踐行者的才華，他塑造了美國的對台政策。這些政策透過《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延續至今。（美聯社檔案照）   譚慎格（John J. Tkacik） 《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王景弘著，台北︰玉山社，二○二一年，二六八頁，定價新台幣四五○元。 在這篇書評的開頭，我想提一下與傳奇人物「熾熱的愛」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y）有關的典故，他那性感迷人的嗓音、熱力四射的舞蹈律動和充滿男子氣概的帥氣外表，讓他在一九五七年成為世界上第一位「搖滾巨星」。所有美國少女都為他神魂顛倒。唯一的例外是卡蘿爾．伯內特（Carol Burnett）。伯內特女士的熱門金曲《我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痴狂》（I made a fool of myself for John Foster Dulles）是一首抒情歌曲，講述的是一個「只是瘋狂愛慕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年輕女子的故事，卻出乎意料地成為「普里斯萊熱」（Presleymania）的解藥。有趣的是，這張每分鐘四十五轉的單曲唱片，讓現年八十九歲的伯內特女士打入國際藝壇，紅了整整七十年。 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現在，傑出的美國籍台灣記者兼歷史學家王景弘，也對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任內沉默寡言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給予含蓄許多但也同樣擲地有聲的讚譽。在《1949大流亡︰美國外交檔案密錄》（1949,The Great Exile:The Secrets from America’s Diplomatic Archives）和《強權政治與台灣：從開羅會議到舊金山和約》（Taiwan and The Great Powers）等著作中，王景弘引人入勝地鋪陳了台灣從飽受戰亂蹂躪的獨裁統治中浴火重生，成為印度—太平洋地區最成功的民主國家的過程。王景弘的《杜勒斯與台灣命運》提出一個問題做為開場白︰「為什麼一個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麥克阿瑟將軍為主要公路命名的國家，卻沒有一個知名地標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名？正是杜勒斯造就了今天的台灣。」 我們知道，原因是蔣介石不喜歡杜勒斯。或許這種感覺是互相的。杜勒斯否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台灣擁有主權，並要求蔣介石承諾以和平方式「反攻大陸」。 令人驚訝的是，杜勒斯和他的家族先輩們與中國和台灣都有重要歷史淵源。杜勒斯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是美國總統哈里遜（Benjamin Harrison, 1889-1893）的國務卿，一八九五年被滿清王朝聘為李鴻章的法律顧問，參與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和約談判。在福斯特的建議下，李鴻章設法保護清廷的滿洲故土不被割讓給日本，而是將台灣交給日本人。一九五五年，杜勒斯在參議院的閉門聽證會上表示︰「我認為台灣的主權在一八九五年已經歸屬日本。當時就是我外公去了台北，他是一八九五年將地契交給日本的人之一。」 一九○七年，老福斯特再次被滿清皇帝聘為顧問，做為中國代表團的高階成員參加「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外公福斯特僱用他的愛孫杜勒斯，在普林斯頓大學升上四年級前的那個暑假，擔任中國代表團的法語翻譯。 主權「懸而未決」的啟發 在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Versailles Peace Treaty）中，杜勒斯的姨父（也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國務卿）羅伯特．藍辛（Robert Lansing）也同樣內舉不避親，邀請他的律師外甥加入美國代表團，讓年輕的杜勒斯起草美國對戰後賠償問題的立場。在凡爾賽，年輕的杜勒斯目睹英國和法國踐踏威爾遜總統希望從鄂圖曼帝國解放的領土「自決」的草案條款；戰敗的土耳其被迫放棄對敘利亞、巴勒斯坦和約旦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但歐洲列強扣留了這些地方人民的主權。法國和英國擅自接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安排的「委任」（mandates）統治（託管），這些國家沒有獲得獨立，而是主權「懸而未決」。（三十年後，當智慧隨著年齡增長的杜勒斯在對付《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規定的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時，便是受到這種法律遁詞的啟發。） 對杜勒斯來說，在凡爾賽對戰爭法律、戰後賠償和戰敗國重建方面的相關歷練，後來證明極為受用。杜勒斯經常前往歐洲旅行，從事商務仲介，熟悉銀行和金融業務，使他成為美國傑出的國際律師。在一九二○年代，杜勒斯透過指導美國在歐洲的直接投資，以及為歐洲的金融機構提供匯兌和貨幣政策方面的建議而致富。 王景弘在書中強調，杜勒斯雖然是一位成功、富有、具有影響力的律師，但他也是美國最受尊敬的宗教信徒之一。他傳承了在長老教會擔任牧師的父親，志願為教會提供法律服務，並展現他的組織才能。在整個司法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位虔誠而慷慨好施的慈善家。一九三七年，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邀請他主持一個工作小組，評估在中國的傳教工作，但未能成行。反而是在一九三八年，杜勒斯以身為基督徒的個人名義，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穿越太平洋，途經香港進入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在漢口與蔣介石會面，不久漢口便在十月落入日軍之手。杜勒斯的一位傳記作家約翰．羅賓遜．畢爾（John Robinson Beal）說，「杜勒斯的結論是，蔣介石是一位真誠的中國愛國者，只是受到他無法控制的勢力所控制而身不由己。」這種印象影響了杜勒斯此後的政策。一直到一九五○年代，杜勒斯寫了很多關於國際和平與正義的文章。雖然他同情無知的中國人民，但即使日本可能在戰爭中被擊敗，他對於中國人民的未來並不樂觀。令他痛心的是，國共內戰的悲劇印證了他的悲觀。 到了一九五○年，當蔣介石在中國全面潰敗，他的政權流亡台灣之後，美國爆發一連串以台灣為焦點的外交政策爭議（杜魯門總統一九五○年的第一個聲明是「美國對福爾摩沙地位的政策」）。美國人爭論「誰失去中國」，誰又將丟掉台灣。為了安撫共和黨的反對意見，杜魯門任命共和黨最傑出的國際主義者杜勒斯擔任國務院的「顧問」，負責與戰敗的日本談判多邊和平條約。然而，杜勒斯很快就發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解決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關於前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分歧︰台灣會被拱手讓給毛澤東的共產黨，還是美國應該介入？到了六月，杜勒斯飛往東京，就在北韓揮軍入侵南韓當天，直接從麥克阿瑟將軍口中得到答案。麥帥態度堅決─絕對不能放棄台灣。一夜之間，一度袖手旁觀的杜魯門政府變成與麥克阿瑟同一陣線。 舊金山和約未決定台灣地位 一九五○年九月，在韓戰如火如荼之際，杜魯門總統授予杜勒斯「大使銜總統特別代表」名義，全權負責談判對日和平條約。王景弘描述了杜勒斯與英國和其他四十五個國家的外交折衝，這些國家取消邀請兩個「中國」參與條約磋商。英國人認為，國民黨政府顯然並未統治中國大陸；杜勒斯則堅稱，共產中國在朝鮮半島捲入與聯合國的血腥戰爭，顯然缺乏愛好和平的必要資格。 在杜勒斯的幕後運作下，舊金山和約的最終文本「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條約本身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地位。」杜勒斯還與日本首相（吉田茂）達成一項秘密諒解，即日本已經放棄對台灣的主權，此後在該問題上沒有任何法律權利。杜勒斯隨後慷慨地表示，日本可以在簽訂和約後自行決定與兩個「中國」的哪一個打交道，台北或是北京。 結果，日本選擇了台北。不過，這個選擇背後有許多複雜的因素。 七十年前的上週，即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東京簽署了另外一份「台北和約」，但日本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並辯稱東京沒有立場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主權。雖然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大為光火，但他還是在杜勒斯的運籌帷幄下被迫低頭。 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成為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當時，他不動聲色但堅定地主張，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合法「管轄」，但不承認其主權。在一次秘密的參議院聽證會上，他解釋道，當台北和約「在立法院審議時，當時的外交部長葉公超（George Yeh）對情勢做出以下描述︰『這些島嶼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但它們並非我們所有。』」杜勒斯補充說，「現在，你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了。」 台澎對美利益至關重要 一九五五年一月，杜勒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閉門批准聽證會上護送《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過關，他似乎對台灣的主權懸而未決相當滿意。民主黨參議員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問到美國在台灣的利益。杜勒斯國務卿回應道︰「我們說，福爾摩沙島和澎湖列島對美國的利益至關重要，我們將盡我們所能確保它掌握在友好陣營的手中…兩個中國政權爭論的法律問題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應該置於友好勢力的控制之下。」 民主黨參議員基佛沃（Estes Kefauver）質問他︰「在我看來，我們為了決定這個島嶼屬於誰，已經浪費很長一段時間…請問你做了什麼？」杜勒斯回答說︰「我們什麼也沒做。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現況再好不過。」 在《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書中，王景弘忠實地刻畫了這位歷任美國國務卿中最幹練、最有創意、最堅守原則的國際法踐行者的才華，他塑造了美國的對台政策。這些政策透過《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延續至今。王景弘在台灣的讀者可能不會「瘋狂愛慕」這位已故的國務卿，但他們肯定會對杜勒斯為台灣在廿一世紀的存立和成功所做的貢獻心懷感激。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親愛的讀者，我本來打算回顧一件發生在七十五年前的往事。可是，東歐在上週（二月廿四日）爆發一場大戰，我不能略而不提。而且，本週全世界都在擔心，東亞地區也可能從台灣海峽引爆一場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彷彿正在重演，只是並非一模一樣的翻版：普廷領導下的俄羅斯不是東歐陷入戰亂的受害者，而是加害者。而在東亞，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則扮演一個世紀前日本帝國的角色，企圖控制東亞的原料和海上交通路線，並威脅東南亞、印度和太平洋島嶼，當然也包括台灣。 75年前二二八 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 台灣歷史上的一起血腥暴行，上週也迎來晦暗的七十五週年紀念日，這段過往同樣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魂不散和冷戰的遺緒。自從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的人民起義被中國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以來，轉眼已經過了七十五年。中國軍隊對那些膽敢抗議佔領政權濫施暴行的台灣人，展開大規模的拘捕和處決。 這個紀念日提醒我們，歷史的輪迴永遠沒有盡頭。當民主國家變得如此畏懼戰爭，以至於直到罪行加諸己身之前都不願面對，這種回響在今天甚至更為強烈。而且，即使出現這種武力攻擊，大多數的西方領袖還是無法相信，我們廿一世紀的專制軍事強權還是可能會像一九三○和四○年代的獨裁者和軍閥一樣殘暴。 習挺普廷侵烏訴求 盼回報支持犯台 事後看來，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共同體」（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在去年夏天有遠見地採取行動，應該可以阻止俄羅斯上週惡意入侵和平的烏克蘭。但是，他們什麼都沒有做。眼看民主國家如此畏首畏尾，中國對俄羅斯在「安全方面的正當訴求」給予熱情支持。二○二二年二月四日，習近平透過冗長、沒有附帶條件而且有點詭異的「聯合聲明」，宣告與普廷結盟，如今引發非常合理的揣測，亦即一旦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發動戰爭，習近平可以期待普廷給予相應的支持做為回報。上週，隨著俄羅斯發動入侵（而且是在烏克蘭軍隊和民兵似乎有一段時間阻滯了普廷的義務役大軍攻勢之前），中國高調支持俄烏兩國展開「談判」，並且詆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都是北京野心勃勃令人不安的跡象。 在華盛頓的政策菁英中，烏克蘭的困境「獲得一致關注」。同樣地，台灣可能在兩週內遭到中國飛彈襲擊的可能性，也讓拜登總統不敢掉以輕心。上週，他不得不派遣一個由高級國防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台北，進行緊急磋商。無獨有偶，拜登的代表團還巧遇川普政府的重量級元老─前國務卿龐皮歐（Michael Pompeo）。 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起義七十五週年之際，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想像提醒了我，為什麼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場經歷戰禍、死亡和破壞後的數十年裡，一直對台灣保持如此濃厚的興趣。 二二八事件後 美首拋台灣主權未定 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的這場大屠殺，迫使美國國務院重新評估對國民黨佔領台灣的政策。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三月廿一日在南京警示國務卿馬歇爾，蔣介石的鎮壓讓美國「顏面無光」（an acute national embarrassment）。一九四七年四月，美國中西部明尼蘇達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鮑爾（Joseph H. Ball）憤怒地要求國務卿出面干預，阻止福爾摩沙發生「大屠殺」（bloodbath）。在四月十一日的答覆中，代理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遺憾地證實暴力事件的確發生，但也提出樂觀的看法，即福爾摩沙主權「尚未確定」（has not yet been formalized）移交給中國。這是美國國務院第一次公開宣稱福爾摩沙主權「尚未確定」。 當時，盟軍在遠東地區的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也對中國在台灣的腐敗治理及其對當地政府的穩定性產生的影響感到擔憂。 他警告，台灣絕對不能落入對美國懷有敵意的陣營之手（麥帥將蘇聯和共產主義中國視為這類勢力）。儘管戰後華盛頓在國共內戰（一九四六至四九年）期間試圖保持中立，但麥帥不斷向華盛頓提出不受歡迎的諍言，堅稱台灣對他在東京的軍事行動具有重大的地緣戰略意義。 一九五○年六月，當杜魯門政府準備將台灣拱手讓給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時，麥帥在一份最高機密備忘錄中總結他的擔憂，他從一個統領逾五十萬人的戰區指揮官的角度，闡述台灣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關鍵地位： 「在歷史上，福爾摩沙一直被當作軍事侵略的跳板，」他指的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福爾摩沙的利用。」他苦口婆心地提醒華盛頓，福爾摩沙是日本向南侵略的重要舞台和支援基地。他尖刻地提醒華盛頓，一九四二年他試圖保衛菲律賓時，圍攻呂宋島的日本軍隊「從基隆、（高雄）和澎湖群島出動」；日軍的「支援航空隊部署在福爾摩沙南部沿海的機場。」他接著說：「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福爾摩沙一直都是連結從日本、沖繩、菲律賓到東南亞交通和通訊鏈的重要環節。」一九四四年，菲律賓的日本佔領軍試圖擊退麥克阿瑟的進攻時，「福爾摩沙是派往菲律賓的軍隊和增援航空部隊的關鍵補給基地。」在日軍被逐出呂宋島後，日本軍機仍持續從福爾摩沙攻擊麥克阿瑟的部隊。 回顧這段歷史，麥帥警告杜魯門和他的助理們： 「…福爾摩沙未來的地位，很可能是那些已經或必須很快地在共產主義和西方之間做出選擇的民族群體，在決定政治路線時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他斷言，「毫無疑問，福爾摩沙的最終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除非美國放棄在遠東地區的政治—軍事戰略地位，…在我看來，美國顯然應該採取行動，防止共產主義勢力控制福爾摩沙。」雖然這份備忘錄是七十多年前的紀錄，但在二○二二年的今天，情況並沒有太大改變。 麥帥力主保台 主權不移交給「中國」 而且，麥帥非常清楚二月廿八日台灣人為何起義抗暴，以及蔣介石之所以殘酷鎮壓的原因。做為東京的最高指揮官，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台灣的「主權」尚未從日本「正式移交」。他認定蔣介石在台北的流亡政權缺乏民意支持，合法性脆弱。他不只一次建議聯合國做出某種託管安排，或者在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福爾摩沙的前途。 例如，麥克阿瑟對一九四九年一份對日和平條約草案的措辭感到震驚。它寫道，「第四條第一款：日本茲將台灣島（福爾摩沙）及其鄰近小島的一切權利讓予中國…」在檔案邊緣的空白處寫著「麥克阿瑟建議在舉行公民投票後對台灣實施託管。」麥帥還親自向杜魯門任命的對日和約美國協調員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表達他的關切。杜勒斯立即心領神會。事實上，當杜勒斯在東京與麥克阿瑟協商時，韓戰爆發，這場戰爭立刻讓他們對台灣的戰略重要性達成共識。 最後，杜勒斯和其他四十六個盟國同心協力，確保一年後的對日和平條約不會將福爾摩沙的主權移交給「中國」，不論中國是由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統治。而且，台灣的主權從來沒有移交給中國。台灣「主權未定」是艾森豪政府和批准舊金山和約的第八十三屆國會的堅定立場；也是此後每一任政府和國會的立場。事實上，台灣懸而未決的「主權」是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六項保證」中的第五項，不僅為川普和拜登政府所繼承，也被當前第一一七屆國會明確承認為美國對台政策的基礎文獻。 今天，當美國官員談到「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時，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前國務卿龐皮歐在二○二○年十一月也公開做出充分的解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雷根政府為制定對台政策所做的工作也承認這件事，過去三十五年美國兩黨政府皆遵循這些政策。」 台灣若赤化 將引燃世界大戰導火線 在二○二二年三月的今天，華盛頓正面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前所未見的大國對抗考驗。美國、歐洲和北約是否能夠緩和普廷在東歐的戰爭暴行？他們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是否會謹記這些教訓，遏制習近平對東亞和台灣的圖謀？而台灣在西太平洋仍然維持有如七十五年前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今天的台灣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經濟規模是烏克蘭的六倍；而且是世界尖端科技供應鏈的關鍵經濟體。 坐視台灣屈服於敵視民主的勢力，將是一場影響層面難以估量的人類悲劇。在二○二二年，倘若台灣葬送在掠奪成性的社會帝國主義中國手中，勢必會引燃有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般遍地烈焰的導火線。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普廷領導下的俄羅斯不是東歐陷入戰亂的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圖為新竹市百年東門亮起烏克蘭國旗藍黃色燈光，聲援烏克蘭。（記者洪美秀攝）

多位美國參眾議員今出席台美日國會議員戰略對話，呼籲台灣應提高國防預算、加強自我防衛。（游錫堃辦公室提供） ◎譚慎格（John J. Tkacik）   上週，當立法院長游錫堃表示，如果中國出兵入侵台灣，美國可能對一個獨立的台灣給予官方承認時，我有點驚訝。雖然我認為游院長說得對，但我不確定這是一個有益的觀點。當然，華盛頓在外交行動方面有應變計畫，可制止中國的軍事行動，但美國考量的重點在於，一旦台灣部分或全部被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一個民主的台灣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的情況下繼續存在。正如游院長明確指出的，中國所謂「搞台獨就意味著戰爭」的威脅，必須以國際社會認定「戰爭就意味著台灣獨立」的共識加以抗衡。游院長也正確地認識到，建立這種國際共識有賴於美國在外交上登高一呼，發揮領導作用。游院長並非只是突發奇想地嚷嚷：「嘿，各位！我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實現台灣獨立。」 在一九九○和二○○○年代，柯林頓和布希總統的外交政策團隊確信，台灣的領導者試圖讓美國捲入與中國的戰爭，以取得美國承認台灣獨立。中國的特務機關也有效地散播有關台獨狂熱份子的虛假訊息，挑撥美國總統布希對台灣總統陳水扁的觀感。這導致所謂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使得北京和台北都摸不清楚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到何種程度。歐巴馬總統從不擔心馬英九總統，因為馬英九的政策傾向於與中國維持密切關係。川普總統也對蔡英文總統很放心，因為中國對美國的行為已經變得咄咄逼人，日趨敵對。蔡總統知道拜登政府的中國戰略仍處於萌芽階段，而且她很重視美國新政府對她領導能力的信任。 換言之，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各種秘密警察武力對台灣的軍事佔領，或者是在戰火中摧毀台灣的基礎設施，都不是台灣為了爭取「獨立」而必須接受的代價。不過，如果中國貿然發動戰爭，讓獨立的台灣獲得國際承認，成為中國輕啟戰端所必須付出的昂貴代價，可就好得多了。 地位未定論 提升台灣國際人格 除了戰爭外，國際社會還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提升台灣的國際人格。首先就是對台灣國際地位「未定（unsettled）」的共識。這種共識存在的時間愈長，「台灣主權源於台灣人民」的全球共識就愈有可能出現。 過去七十年來，在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未定」的問題上，印度—太平洋地區主要國家其實已經達成重要共識；所謂的「未定」是指雖然馬關條約確認滿清王朝在一八九五年將福爾摩沙割讓給日本帝國，但之後並沒有任何國際法文獻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一項正式的和平條約本來會成為這種國際法文獻。可是，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最終在韓戰戰火最激烈之際出現，卻決定台灣不能讓渡給中國。正如代表英國參加舊金山和會的楊格爵士（Sir Kenneth Younger）對條約的總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在對日和平條約中，對福爾摩沙的適當處理方式是條約僅規定日本放棄主權。」他說：「舊金山和約明確規定日本放棄對福爾摩沙和澎湖群島的主權。條約本身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 這一事實是以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和日本的法律共識為基礎，即台灣的主權仍然未定，而且中國不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對這座島嶼或其人民提出主權要求。 五十六年後（也就是十四年前），這個問題面臨關鍵時刻。二○○七年八月十三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哈里札德（Zalmay Khalilzad）私下會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討論若干議題，其中之一便是「聯合國對台灣地位的措辭」。 在二○○七年稍早前，潘基文秘書長在沒有諮詢美國，或其他安全理事會成員—中國或許是例外—的情況下發出一封信，聲稱根據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的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聯合國認為，無論在哪一方面，台灣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否定聯合國「台灣是中國一省」 美國駐紐約聯合國總部代表團對此感到震驚，立即提醒潘基文，美國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並未投票支持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而且該決議完全沒有提到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 美國代表團對此發出最後通牒。如果聯合國「堅持將台灣描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或使用台灣的名稱來暗示這種地位，美國將不得不以國家名義與這種立場劃清界線。」此一威脅意味著，美國準備發表公開聲明，正式否定聯合國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的任何主張。 哈里札德大使在二○○七年八月十四日向美國國務卿萊絲（Condoleezza Rice）報告：「潘基文說，他知道他最近的公開言論太過份，並確認聯合國將不再使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說法。」哈里札德報告說，在美方帶頭與聯合國交涉後，「加拿大也向聯合國發出政策聲明，並獲得相同的承諾，即聯合國將不再使用這種措辭。澳洲與聯合國法律事務廳（OLA）也有類似的低層級意見交流。」哈里札德還強調：「日本代表團在八月十五日會見OLA助理秘書長強森（Larry Johnson）。強森證實，在他最近就此事回覆索羅門群島和史瓦濟蘭的信函，已不再使用這種無益的措辭。」 直到二○二一年，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仍然是華盛頓對台政策的核心。 去年十一月，美國國務卿龐皮歐（Michael Pompeo）在一場電台訪問中向聽眾指出：「用詞正確很重要。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雷根政府為制定對台政策所做的工作也承認（recognize）這件事，過去卅五年美國兩黨政府皆遵循這些政策…。」龐皮歐的國務院在卸任前的最後挺台行動之一，便是派遣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訪問台北，表達美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立場，但由於拜登政府的政權交接作業對預算和外訪的限制，克拉夫特大使最後未能成行。 維持未定論共識 就可阻中國犯台 但是，這不能解讀為拜登政府反對龐皮歐國務卿的倡議。恰恰相反，國務院的行動工具箱裡還有一項類似任務，可以阻止北京的侵略行為。但最樂觀的情況還是維持「台灣國際地位未定」的共識，就可以阻止共產中國在台灣海峽發動實際攻擊，爭取時間讓印太國家建立軍事上的優勢。 誠如游錫堃院長所言，在為時已晚之前，在戰爭真正爆發之前，任何「台灣主權屬於台灣人民」的國際共識都不會成形。然後，它將取決於一個流亡海外的合法台灣政府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以及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是否決心讓這個政府持續存在，直到中國被擊敗。對於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軸心國佔領的國家、在經歷五十年的二次大戰和冷戰後恢復獨立的波羅的海國家，甚至是一九七五年遭印尼佔領，直到二十五年後的一九九九年印尼獨裁政權垮台後才二次獨立的東帝汶，這項策略證明禁得起考驗。 然而，對於台灣人民來說，最好的結果仍是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直到印太地區的民主共同體重建足以遏止這種侵略行為的區域軍事—海上優勢。與此同時，台灣也必須努力確保其「未定」地位的國際共識經久不墜。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菅義偉四月十六日在華盛頓舉行的高峰會令人備受鼓舞，但我們也很容易因此忽略五十年前的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對台公共政策史上曾經發生過一段極為重要卻被遺忘已久的插曲—如果讀者知道這件事的話。一九七一年的那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布瑞（Charles W. Bray III）在接近傍晚時分走向國務院新聞發佈室的講台，繼續他在當天稍早前一度中斷、試圖釐清台灣問題的發言。 美國總統拜登（右）和日本首相菅義偉16日在華盛頓舉行高峰會。（路透檔案照）   台灣問題是什麼呢？ 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國桌球隊展開為期一週的「紅色中國」破冰之旅，這齣「乒乓外交」（Ping-Pong Diplomacy）的戲碼讓美國為之瘋狂。全美國的報紙充斥各類揣測，研判尼克森總統可能會結束對北京的經濟制裁。與此同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老布希（George H.W. Bush）則提出「兩個中國政策」，希望藉此保住台灣在聯合國大會的席位，以應付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北京取代台灣在聯合國「中國席位」的聲浪。整個四月，紐約時報每天都刊登「中國」報導。美國各地的報紙也竭盡所能地轉載通訊社撰發的所有中國新聞。四月二十八日在國務院，這個問題被提出來：「台灣是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低蕩（détente）政策的障礙嗎？」 美一貫主張台灣主權尚未解決 週三中午，那些擠進國務院新聞發佈室的外交記者，特別針對台灣主權問題纏住布瑞不放。如果尼克森總統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國是否不得不承認北京對台灣擁有主權？ 那天早上，在布瑞厚重的黑色簡報資料夾裡，並沒有關於台灣「主權」的具體談話要點。在外交公職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布瑞一直是扮演非洲問題專家的角色。不過，他倒是知道一件事：美國認為台灣的主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unsettled question）。因為就在一年前，國務院曾向國會參議院表示，台灣的地位是「未定」的，但他對具體細節並不清楚。在週三的「中午新聞簡報會」上，一群吵嚷喧囂的記者要求他發表一份權威性的聲明，他們每個人都想要針對台灣議題做文章，每個人都希望隔天能在一篇聳動叫座的中國報導中看見自己的名字。布瑞於是宣布休會，並承諾會帶著新聞發佈指南回來。 週三下午四點十五分，布瑞果然帶著他的談話要點再次出現在講台上，但不是正式的官方紀錄，而是他在消失的這幾個小時裡，潦草寫下的一長串筆記。 他字正腔圓地說道：「讓我從今天早上發表經過深思熟慮的聲明那裡繼續說下去。還有一些關於主權的問題。」布瑞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專業官僚，操著一口普林斯頓電台標準口音，每天負責傳遞整個美國國務院的集體政策權威。 在諮詢過國務院法律顧問和中國事務相關局處後，布瑞手上現在有了一份新的談話要點，他的開場白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主張相同立場時，我被特別問到為什麼我們認為主權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他的回答是：「我們認為它是未定狀態，因為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他停頓了一下，低頭看了一下筆記，整理他的思緒，「讓我倒回去，從頭再來。」國務院發言人的官方說法必須絕對權威可靠。 他清了一下喉嚨，繼續說道：「我想我應該從這個問題開始，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主權是一個尚未解決的議題。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尚未解決，是因為同盟國在開羅和波茨坦宣言中曾表明意向，認為台灣將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此一意向聲明從未被正式落實、執行過—我覺得很難用一個恰當的詞來形容。」唉，布瑞做了他極力避免的事，他開始「即興發揮」。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開羅宣言」，誓言將「福爾摩沙」歸還給「中華民國」。然而，此舉必須獲得正式的日本和平條約批准。但是，在一九五一年敲定對日和約時，美國拒絕承認韓戰的參戰國紅色中國做為該條約的締約方；英國也拒絕邀請台北的國民黨政權參與和會。布瑞沒有解釋「福爾摩沙主權」問題，因此被永久推延到未來的某個會議。事實上，當蘇聯參加舊金山和會的代表團質問，為什麼和約沒有按照前述「開羅宣言」的規定，將「福爾摩沙」歸還給「中國」時，美國國務院「詢問蘇聯政府，現在是否確實希望…福爾摩沙…應該按照開羅宣言的規定，歸還給『中華民國』。」但蘇聯未做此想。 然而，布瑞馬上發現自己說溜了嘴，連忙繼續照著筆記念：「現在，我們基於中華民國軍隊已經代表勝利的同盟國接受福爾摩沙投降的事實，認為中華民國對台灣和澎湖群島行使合法統治。」布瑞還對記者席上的一位記者說：「彼特，回答你關於我們為什麼要和一個主權可能尚未確定的政府建立關係的問題，這是基於中華民國對台灣和澎湖群島行使合法統治。」 布瑞接著說：「我還被問到，我們以前是否說過，我們認為台灣主權問題，是一個『未定』的問題，答案是肯定的，說過很多次了。據我所知…杜魯門總統在韓戰爆發後的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所發表的聲明，首次表達了我們對此問題的立場：「福爾摩沙未來之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安全重建、對日和平問題解決，或經過聯合國考慮後，再做決定。」直到一九七一年，這些條件都沒有實現—此後的五十年也依然付之闕如。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馬康衛（Walter McConaughy）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表示：「由於任何現有的國際處置均未涵蓋台灣和澎湖群島，因此該地區的主權是一個尚無定論的問題，有待未來國際協商解決。」 布瑞四月二十八日的新聞簡報在台北掀起一場風暴，當時蔣介石總統就布瑞的「未定」言論斥責來訪的美國經濟特使，並且「滔滔不絕，愈來愈激動…氣得全身發抖。」蔣大元帥抗議道， 「未定」是最嚴重的侮辱，簡直是「一記耳光」。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北京也被蔣介石的死對頭周恩來總理抱怨，「你們…宣稱台灣地位仍然未定。直到現在，你們國務院的發言人還在說這是你們的立場。」 華府堅守對台「六項保證」 自一九七一年以來的半個世紀裡，歷屆美國總統都試圖巧妙地處理台灣國際地位「未定」的議題，從來沒有同意過中國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原則」，但也從未反駁。一九七九年，卡特總統簽署「台灣關係法」，明確地比照所有其他「外國、外國政府或類似實體」般對待「台灣」（定義為「台灣及澎湖列島，這些島上的人民…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以前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當局」）。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雷根總統向台灣總統蔣經國承諾，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立場沒有改變」。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何志立（John Holdridge）重申：「美國不會正式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之後的所有美國總統，都堅守雷根總統的對台保證。川普總統的國家安全會議（ＮＳＣ）解密雷根的「六項保證」，拜登主政下的白宮則將雷根的「六項保證」做為其中國政策的指導方針。 一九七一年以前，台灣「未定」的國際地位是美國政策的一個注腳；中華民國是美國的條約盟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一九七一年以後，台灣的「未定」地位一直是沉潛在美國「非官方」關係中隱而未現的核心。這種獨特的模糊性，使台灣得以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培養出一種完全不同於中國的國際認同。 在川普總統任內，華盛頓將這個「未定」主題攤在陽光下公開辯論，做為拒絕「正式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的法律基礎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似乎很樂意延續這項政策，日本等其他幾個大國也跟進，包括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太平洋戰爭的戰勝國。 美構思維護台灣地位「未定」 然而，中國現在以其「一個中國原則」淹沒全球媒體市場，壓制有關台灣「未定」地位的公開討論，而台灣基於既有憲法，也不能接受這種未定論。但是，如果世界輿論愈來愈無視台灣「未定」的國際地位，進而完全接受中國的主權聲索，台灣將無法長久生存下去。華盛頓現在正絞盡腦汁，構思如何教育其盟邦和夥伴，讓他們了解台灣「未定」的背景、成因，以及維護這一背景的必要性，直到台灣變得足夠強大，能夠透過投票的老辦法來確立其國際地位。   （作者譚慎格（John J. Tkacik）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六月十五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在一面以白頭海鵰為主要圖案的巨大「美利堅合眾國國徽（國璽）」凝視下，迎接來訪的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國民黨提供） ◎譚慎格（John J. Tkacik）   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正在經歷與以往迥然不同的轉變；她被當做一個正常的國家看待。而且，台灣不僅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更是一個有價值的、建設性的、民主自由且慷慨大度的國家。這不僅是台灣成功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結下的善果，更是國際社會一種嶄新的態度，以台灣的民主對比中國的不民主。 ＡＩＴ內湖新館 高懸美國國徽 在我繼續往下說之前，我應該向自由時報和台北時報的讀者致歉。自從美國在台協會（AIT）坐落於台北市內湖區的新館在去年落成啟用後，我就沒有再去過台北，所以當我看到台北時報上週（六月十六日）刊出的一張照片時，有點不知所措。這張照片是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在一面以白頭海鵰為主要圖案的巨大「美利堅合眾國國徽（國璽）」凝視下，迎接來訪的國民黨主席江啟臣。乍看之下，我還以為照片中的地點是美國駐東京大使館。相較於美國在其他地方那些小而美的使館，這面「國徽」要大得多。「美利堅合眾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 第十八卷（第七一三節）規定，只有美國政府才能使用「國徽」。事實上，我以前在AIT舊址從未看過這面「國徽」。 我試圖利用Google搜尋引擎查詢更多AIT內湖新館的照片，並且發現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大使館」網站已經新增AIT的網址（https://www.usembassy.gov/taiwan-2/），這項安排使AIT完全符合美國政府海外大型機構的定位。這表明，華盛頓對於民主台灣的承諾愈來愈坦率和公開。 在過去一年裡，美國對台灣的承諾變得更加響亮和明確。而在最近一個月左右，美國高層官員更是竭盡所能地力挺美台維持緊密關係。 五月四日，美國總統川普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就「五四運動」的意義，發表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正式演說。這場演說在許多方面都史無前例；從來沒有一位白宮官員注意到五四運動，也沒有白宮官員如此詳細地談論過中國的任何政治運動─即使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博明以流利的漢語（普通話）發表了長篇演說，這場演說的中英文講稿也被公布在白宮網站上。最後，他在演說中還盛讚台灣的民主成就。接著，五月二十日，博明再次以漢語發表演說，透過預先錄製的影片祝賀蔡英文總統宣誓就職，展開第二任期。令人注目的是，這段影片是在白宮的場地錄製的。 龐皮歐賀蔡就職 北京官員抓狂 此外，美國國務卿龐皮歐也在蔡英文總統的就職典禮當天，發表前所未有的祝賀聲明。他的賀詞中洋溢著熱忱的讚譽，諸如「贏得台灣人民的尊重、欽佩及信任」、「蔡總統帶領活力民主台灣的勇氣和願景」，最後還盛讚台灣「堪稱印太地區及全世界的表率」。 這是我讀過美國國務卿向外國元首發出的最熱烈的就職賀詞。 我敢肯定，北京的檔案管理員在他們有紀錄的情況下，已經看過每一份類似的祝賀聲明，而龐皮歐國務卿的賀詞讓他們特別抓狂。龐皮歐稱讚「台灣為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可靠的夥伴」。他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兩黨一致的」。他援引「台灣法案（TAIPEI Act）不僅強化美台整體關係，也促進了更緊密的美台經濟合作」。喔？這樣還不夠？接下來還有「我們對印太地區有著共同的願景，一個遵循法治、力行透明、追求繁榮，以及人人享有安全的願景。」當然，他也沒有忽略當前的時事：「這次的新冠疫情是一個契機，讓國際社會了解為什麼台灣的防疫模式值得效仿。」 他在賀詞的最後強調，「我有信心在蔡總統的領導之下，美台的夥伴關係將持續欣欣向榮。」我必須承認，我真的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曾經獲得美國國務卿如此高度關注。 因此，在這個盛行多螢幕虛擬會議的新疫情大流行時代，我很驚訝龐皮歐在六月十六日週二突然暫時拋開一切，飛往夏威夷的希卡姆空軍基地（Hickam Air Force Base），在六月十七日與中國實際上的對等官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舉行一場臨時安排的閉門會議。 應付兩危機 楊潔篪急晤龐皮歐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政府一直以極為惡毒的字眼辱罵龐皮歐，但根據媒體報導，是中方主動要求與他會面。或許，楊潔篪壓抑自己對龐皮歐的厭惡，是為了應付兩場迫在眉睫的危機，一場是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交部長即將就香港問題發表聲明，另一場是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即將就伊朗阻撓核子武器安全檢查措施進行投票。台灣似乎是後來才加入的議程。 如果是這樣的話，楊潔篪顯然並未達成任務。就在龐皮歐和楊潔篪會面隔天，七大工業國集團對中國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提出嚴厲批評。國際原子能總署也以二十五票比兩票的表決結果通過決議案，美國立即譴責投下反對票的中國和俄羅斯「試圖庇護伊朗免受勘查」。 在龐皮歐國務卿離開夏威夷隔天，他在加州的橘郡（Orange County）停留探視親戚。拜現代網際網路的神奇科技所賜，人在加州的龐皮歐登上早已排定的「二○二○年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 2020）發表視訊演說。在這場峰會上，三位主要講者按其官階高低分別是中華民國（台灣）總統蔡英文博士、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尤洛娃（Vêra Jourová）和龐皮歐本人。眾多主辦單位中也包括「台灣民主基金會」和「歐洲民主基金會」。共襄盛舉的唯一政府機構，則是美國駐哥本哈根大使館（官網上也有「美國國徽」）。 蔡英文總統在峰會上的致詞─「在疫情中捍衛民主」─是嚴肅莊重、條理清晰且沒有爭議的。相較之下，龐皮歐題為「中國與自由社會的挑戰」的發言，則是毫不留情地譴責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的作為，絲毫不受他與楊潔篪長達七個小時「坦率、開放的交換意見」可能產生的友誼所影響。在事先準備好的講話中，龐皮歐完全沒有提到台灣。不過，在演說後的對談中，擔任主持人的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也是前丹麥首相）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問龐皮歐：「您還提到台灣。我認為我們都同意台灣是民主的燈塔，與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形成鮮明對比。您認為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來捍衛台灣的民主？例如，台灣難道不應該被允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其他國際組織嗎？」 龐皮歐對此欣然同意：「因此，眾所周知，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努力爭取要讓台灣政府至少能以觀察員身分，參加最近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WHA）。」他解釋說，台灣「對這種冠狀病毒處理得非常、非常好；他們擁有高端技術、高端製藥能力與高端科學家。讓他們參與全球將如何應對這種持續流行的傳染病的討論，我們認為會非常有幫助。」 維持台灣國際地位 未來新挑戰 無庸置疑，造價二．五億美元（約七十五億台幣）的美國在台協會內湖新館，是美國和台灣之間全新關係的象徵。美國在台協會舊址是建於上一世紀中葉、位於台北市信義路的「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US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 ,MAAG）破舊營區，該處是否有代表美國的標誌鮮為人知。如今，AIT內湖新館驕傲地在雄偉的主建築迎賓穿堂上方，展示這面鑄鐵的「美國國徽」。在一九七九年，這座「美軍顧問團大樓」只是做為美國在台協會執行「相當於大使館」功能的臨時場地，AIT四十年來一直做為國務院的一個「私生子」而飽受折磨。現在，美國在台協會現代化的宏偉新館，與華盛頓官方重新重視台灣，標誌著台灣已經成就新的國際地位。而我們面對新的挑戰，是如何維持這種地位。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在網路世界裡，關於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報導、統計資料和圖表鋪天蓋地，中國政府卻不希望人們注意到全球資訊網（WWW）浩瀚汪洋裡的一句話。這句話出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HU）的網站上，這個網站呈現來自各個國家通報「二○一九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即武漢肺炎）疫情資料的「即時地圖」。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即時地圖惹議 這句話是這麼說的：「地圖上的地理位置名稱與美國國務院使用的官方名稱一致，包括台灣。」大多數讀者可能會以為，這句話就像該網站的其他資料來源一樣，只不過是一個不起眼的注腳。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一月十二日，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通報中國境外首起確診病例的隔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即時地圖」首次做為武漢肺炎疫情觀測站「即時」發佈。到一月底，該網站每天的流量高達兩億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土木暨系統工程系副教授賈德納（Lauren Gardner）負責規劃疫情地圖的視覺化動態介面，中國籍的博士班研究生董恩盛（Ensheng Dong）擔任網站管理員。這是一項極具企圖心的計畫，董恩盛和另外一名研究生杜鴻儒（Du Hongru），希望疫情圖可以精確到能夠追蹤全世界的武漢肺炎病患到他們所在的街道地址（當然會將個人隱私列入考量）。 不出所料，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這些年輕中國留學生，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國家／地區／主權」命名規則，將台灣變成「中國台北及周邊地區」。 中國疫情診斷和控管漏洞百出 此舉不僅是對台灣的羞辱，對公共衛生專業人士更是毫無幫助，他們需要精確且可靠的資料，以了解台灣是如何成功地管控疫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地圖將台灣與中國的確診與死亡病例混在一起，因而掩蓋了一些極為重要的流行病學資料。而且，中國本身對病例的診斷和控管，在疫情爆發時漏洞百出，因而讓武漢肺炎輕易地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造成中國境外的確診感染病例累計已逾二十一萬起，死亡人數近九千人。相較之下，台灣自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通報的確診病例為一百例，有二十二例痊癒，死亡病例僅有一起（註：至三月十八日數據） 。 華府一位關心此事的市民（據實相告：不是我）詢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何疫情地圖對需要探詢台灣防疫成果的研究人員一點用處也沒有，卻遭到該校敷衍搪塞。於是，這位「熱血市民」便打電話給美國國務院的同僚，提醒他們川普總統反對「歐威爾式胡言亂語」（Orwellian Nonsense）的指示。 「中國台北及周邊」便純屬這種「歐威爾式胡言亂語」。所幸，國務院的反應非常積極，而且似乎很高興有機會釐清此事。在一場氣氛友好的對話後，「台灣」以加註星號的方式，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地圖上恢復原有的曖曖內含光。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即時疫情地圖」網站，到三月九日的每日全球瀏覽量已經超過十億次，現在清楚說明（而且是以希望董恩盛先生不要被中國大使館找麻煩的方式）最初使用「中國台北及周邊」這個名稱，是為了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命名規則，但現在的命名方式「與美國國務院使用的官方名稱一致，包括台灣」。 美國務院官網未對台地位明確表態 遺憾的是，美國國務院的官網仍未就台灣地位問題明確表態。唉，在「世界上的獨立國家」官方名單裡，加註星號的「台灣」不是按照字母順序列為「Ｔ」字母開頭的國家之一，而是列入「Ｚ」字母開頭國家底端下方的「其他」（Other）項裡，還加上免責聲明指稱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均聲稱擁有主權。目前由台灣當局管理…」。 然而，正如自由時報和台北時報的忠實讀者都知道的， 在過去的一年裡，美國國務院一直鼓勵那些與台灣建交的國家維持外交關係，同時敦促那些最近與台灣斷交的國家恢復與中華民國的邦交。 而且，與台灣維持或建立關係的理由很充分，其中之一便是「公共衛生」。如今席捲全球的冠狀病毒「海嘯」，主要就是因為中國不負責任地隱瞞疫情，而且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中擁有過分龐大的影響力，使其罔顧所屬流行病學家的建言，對中國言聽計從、百依百順。 台灣防疫有效控制 獲全球關注 「台灣」問題如今獲得全球衛生體系關注，因為台灣的武漢肺炎疫情獲得有效控制。儘管武漢在一月二十三日封城之前，每天有兩到三架班機飛往台灣，台灣還是排除萬難，成功地將疫情控制在僅持續出現少量病例，並派遣專機接回數百名住在湖北省的台灣公民。迄今，台灣僅通報一百起確診病例，其中二十二例已經痊癒，僅有一例死亡。相較於筆者所在的維吉尼亞州，至三月十八日已有六十七起確診病例，沒有痊癒病例，兩週內還出現兩起死亡病例，可見台灣防疫成果斐然！ 過去一週來，「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時代」（Time）和「富比世」（Forbes）雜誌等主流媒體，以及其他多家美國報紙，都對台灣管控疫情的出色表現給予肯定，並建議美國的公共衛生領導階層應該向台灣學習。雖然台灣幅員狹小是一項優勢，人口密度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台灣完善的全民健康保險網絡、戶籍登記和國民身分識別系統，以及卓越的移民管理制度，都擁有可靠和與時俱進的資料庫。然而，美國的公共衛生管理者可以從台灣的資料庫科學家那裡學到最多。 二月間，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醫學專家們所做的研究指出，台灣政府的電腦奇才在一天之內便寫出程式，無縫整合公共衛生資料庫、國境管制與健康申報憑證。研究報告指出，更令人驚豔的是，透過商業網路行動電話發送的簡訊，與發送到個人手機的ＱＲ條碼的軟體整合，讓私人行動電話能夠向政府的傳染病防治中心通報所在的地理位置。這套程式介面在七十二小時內就編寫完成。台灣的無線電話網路可以向使用者發送疫情資訊，記錄行動軌跡，並在都市人群面臨形成疾病傳染群聚效應的危險時發出警告。 台灣利用網路電信科技 成功防疫 只有在新加坡、香港和台灣這類擁有先進電信和數據網路基礎建設的社會，這種技術和網路軟體設計才有可能實現。新加坡甚至比台灣更早實現全面性的傳染病防治。對比之下，儘管中國長期透過行動電話網路監視、偵防和控制民眾表達政治意見的行徑早已惡名昭彰，但基於某些原因，網際網路或電信網路可以用來維護公共衛生的潛能並未獲得提升。因此，董恩盛和杜鴻儒希望他們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疫情地圖資料庫，也能存取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醫衛資料的設想並不牽強。 惡意的殭屍武漢肺炎疫情地圖 不過，中國似乎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武漢肺炎疫情地圖不滿。三月九日，也就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變更台灣名稱的那天，潛伏在「暗網」（dark web）某處的駭客複製了該校的疫情圖（及其所有的數據功能），並修改了數百行程式碼，將資料外洩病毒和按鍵紀錄上傳到毫無戒心的用戶裝置上。數日後，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向所有美國大型醫療保健和保險公司發出備忘錄，警告它們「一個偽裝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病例即時地圖的惡意網站，正在網路上流傳，等著不知情的網友上鉤。」 可惜的是，這份美國政府的備忘錄並未提及，有一個貨真價實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疫情地圖是絕對安全的。筆者的姊妹是加州奧克蘭市一家大型醫療保健機構的資料分析師，她發了一封莫名其妙的電子郵件給我，警告筆者不要瀏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武漢肺炎疫情地圖網站。生性多疑的筆者現在認為，「某人」架設這個「惡意」網站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上傳木馬程式，倒不如說是為了減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疫情地圖的流量。 筆者甚至懷疑，這位「某人」受雇於中國政府。 （作者譚慎格（John J. Tkacik）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上個月，蔡英文總統在台灣總統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成功連任，意謂著當前國際社會已準備好接受「台灣」這個名字，因為這顯然是符合全球「現狀」的唯一選擇。（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譚慎格（John J. Tkacik） 上個月，蔡英文總統在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成功連任，意謂著當前國際社會已準備好接受「台灣」這個名字，因為這顯然是符合全球「現狀」的唯一選擇。   武漢肺炎疫情 讓各國正視台灣困境   這項「正名」工程是一段漫長的奮鬥史。為了擺脫中國硬套的渾名「中華台北」，台灣耗費龐大心力，台灣的正式國號「中華民國」更讓眾人的努力治絲益棼。出了台灣，全世界已無人再說「中華民國」，甚至是承認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國家亦然。然而，香港和新疆仍未止息的危機、武漢冠狀病毒疫情、中國企圖壟斷全球電信市場和無所不在的網路監控，種種擺在眼前的現實，都讓世界各國的態度丕變，終於正視台灣面臨的困境。 確實，蔡總統的順利連任是令人信服的授權，鼓勵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對台灣做為「台灣」採取更開放、更支持的立場，進一步抗拒中國聲稱台灣大選「只是一個地方事務」的「歐威爾式」（Orwellian）蠻橫姿態。這種態勢讓中國感到焦慮。一月二十六日，中國支持的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現任秘書長柳芳女士，下令禁止所有在ICAO官方「推特」上力挺台灣的帳號。此舉荒謬至極，美國國務院對此公開譴責，強調這反映出某些「會員國」的「政治不安全感」。   日相、美國務卿 發言正名「台灣」   在一月十一日的大選落幕後，全球數十個國家對蔡總統和「台灣人民」的民主成就表達祝賀。然而，針對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祝賀蔡英文連任總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聲稱，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賀詞並未特別引人注目。然而，一週後的一月二十日，安倍在國會發表新年施政方針演說時，數度盛讚「台灣」，除了感謝台灣在二○一一年東日本大地震時給予日本的援助，也歡迎台灣選手參加今年七月在東京舉行的夏季奧運會。 而在華府，蔡總統連任也凸顯了美國與「台灣」政策關係的新方向。美國國務卿龐皮歐向蔡總統發出熱情洋溢的祝賀聲明，與華府以往針對台灣選舉結果表態的語調大相逕庭。例如，龐皮歐國務卿感謝「台灣」（而非「台灣人民」）「再次展現其堅實民主制度的活力；台灣強健的民主制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朝氣蓬勃的公民社會，使台灣成為區域的楷模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接著，他強調「美國人民」和「台灣人民」「不僅是合作夥伴」，也是「同一個民主社群的一員，並由相同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價值觀緊密聯繫著。我們都珍視由憲法保障的權利和自由、促進由私部門帶領的成長和創業精神，並積極成為國際社群的正向力量。」 相較於此前美國政府發表的祝賀聲明，龐皮歐的措辭顯然很重視對等性：「美國」和「台灣」，或是「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 謝天謝地，龐皮歐沒有提到美台之間的「非官方關係」。   龐皮歐賀詞 將「台灣」和「國家」並列   可是，龐皮歐的賀詞裡出現更令人矚目的內容： 他感謝蔡總統個人「帶領台灣與美國建立緊密穩固的夥伴關係」。這是前所未見的恭維！而且他肯定「蔡總統在面對持續不斷的壓力下，仍致力於維持兩岸的穩定。在蔡總統的領導之下，我們希望台灣持續為其他追求民主、繁榮並致力於提供人民一條更好道路的國家，樹立傑出的榜樣。」在這裡，龐皮歐國務卿將「台灣」和「國家」並列！甚至，龐皮歐暗指「持續不斷的壓力」來自中國，更是美國首次選擇將兩岸關係緊張完全歸咎於北京當局。在此之前，歷屆美國政府似乎刻意在民主與暴政之間保持超然，總是急著責備台灣造成兩岸關係緊張。 龐皮歐國務卿的賀詞讓筆者大為驚艷。這是美國、也是國務卿本人前所未見的全新論調。在筆者的記憶裡，這是艾森豪政府以來，歷任美國國務卿對台灣領導人最熱情的言論。出於好奇，筆者將龐皮歐在一個月前的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對英國首相強森領導的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所發表的賀詞做一比較。龐皮歐對強森的祝賀雖然言詞懇切，卻遠遠不及對蔡總統的褒揚。 四年前，當蔡英文女士在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首次當選總統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只是發表一份敷衍了事的聲明，焦躁地強調「我們和台灣人民均深切期盼兩岸能維持和平與穩定」，以及美國和「台灣人民」之間的「非官方關係」。國務院總是堅持以「非官方」的字眼，描述「美國」（一個國家）和「台灣人民」（什麼？怎麼不是一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當時在筆者看來，是很失禮的說法；甚至還感謝即將卸任的馬英九總統「近年為改善兩岸關係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彷彿「兩岸關係」對美國的重要性高於一切，而非台灣的民主。 還有，八年前的二○一二年，當馬英九先生連任總統時，華府的賀詞也非常不得體。國務院當時發表一份只有兩句話的簡短聲明，期許「保持美台雙邊經濟與人民交往的強勁關係」。 事實上，回顧二○○○年以來美國對台灣總統大選結果發表的聲明，幾乎都是缺乏同理心的官樣文章。當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三月二十九日的記者會上，花了好幾分鐘時間向這位台灣總統當選人施壓，逼迫他與中國談判。他說，北京和台北「必須攜手合作，再次展開對話，找出未來何去何從的方向」。這位美國總統似乎也支持中國將台灣納入「一國兩制」的目標，說道：「中方已明確表示，願意持之以恆，與台灣協商出甚至可能與香港不同的安排。」（我的媽呀，「甚至可能與香港不同？」） 到了二○○四年三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也和柯林頓總統一樣，將目光焦點集中在北京，對台灣「三月二十日總統大選的結果」向「台灣人民」表達聽來不甚悅耳的祝賀，重申「非官方關係」、「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等陳腔濫調。接著，二○○八年三月，布希總統向「台灣人民」發表聲明，稱許台灣民主的「力量和生命力」，卻又跳針般地強調台灣需要與北京「對話」以及「接觸」，而且不著邊際地提及「非官方關係」與美中聯合公報。   中國阻台參與WHO 反讓國際挺台   二○二○年伊始，「台灣」這個名字是否能夠在世界各國的認知中，有效地與「中國」劃清界線，還有待眾人繼續加倍努力。國際民航組織封鎖所有支持台灣的「推特」帳號的卑鄙伎倆，只是這項「正名」工程道阻且長的例證之一。上週，越南突然拒絕來自台灣的民航機入境，因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基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擴散而制定的中國隔離政策，將台灣列為「中國台灣省」。雖然河內當局隨即解禁，但此事讓世界各國注意到，必須重新思考國際組織如何對待「台灣」。 在二○○○年代初期，中國還能夠操控日內瓦的小型獨立機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利用該組織制定網際網路協定標準的權力，中國在全球所有軟體中，將台灣矮化為「中國台灣省」，然後被聯合國所有相關機構奉為圭臬，國際民航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的電腦下拉式選單、地圖和圖表，徹底混淆了各國政府和人民對台灣的認知。 一年前，蔡總統要求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在「對等的基礎上」展開政府對政府的關係。「勇敢自信，世界同行」，是蔡總統在二○一九年戮力推動的主要工作，我們可以看到，她的成就超乎預期。中國自然無意接受這位台灣總統，但只要台灣的朋友們願意相助，世界其他國家或許會肯定她的苦心孤詣。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或許是向季辛吉說出真心話，「等到我上天堂去見上帝，我要告訴祂，現在讓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但季辛吉沒能參透毛主席的內心世界，沒把它當一回事。（法新社檔案照）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四十年前的一九七九年九月，當我進入國務院「台灣協調科」（Taiwan Coordination Staff）任職時，即將離任的前輩指給我看存放在政治官莫斯勒（Mosler）大保險箱裡的一疊黑色活頁夾，裡面有當時被標註為「最高機密」的「季辛吉中國」文字紀錄。自一九七一年以來，美國和中國領導人彼此之間對台灣多少有點默契，而我正想瞭解一下這些空泛的許諾與模糊的保證。在我看完這些資料後，便將活頁夾歸還中國科。雖然我之前任職於美國駐「北京」（Peking）聯絡辦事處，但我從來沒聽說過季辛吉謄本，內容著實令人大開眼界。 我未曾讀過像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與中國「毛澤東主席」「對話備忘錄」這般穿插詼諧與反諷妙語的最高機密檔案。因此，它始終迴盪在我的腦海裡，最有趣的部分便是與台灣有關。 為了鋪陳當時的情境，我應該稍做說明，毛主席確實是在他的病榻上接見季辛吉，他的聲音微弱，行動虛軟無力，他將在一年內辭世，而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還提到天堂與上帝。 「解決台灣問題可能等上一百年」 當天晚上六時二十五分，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與少數隨行人員，以及一名攝影師進入毛的書房，毛主席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當閃光燈停止，他緩緩坐進一張鋪墊得又厚又軟的扶手椅。白宮速記員安妮．巴狄克（Anne Boddicker）女士記載，「主席要不很吃力地說話」，由他的兩名首席口譯員先複述他說的確切中文，取得他點頭認同後再迻譯成英文，「要不就是將要說的話寫在護士手上拿的記事本上。」毋庸置疑，巴狄克女士聽到的是毛親口說出，而且被精準翻譯的話語。毛似乎還能糾正口譯員，甚至一度以英文潦草寫下「我們有共同的敵人」，讓季辛吉大為訝異，要求保有這張手寫便條。毛主席應允，「（他遞出這張他寫上字的便條）」，巴狄克女士寫道。 毛主席以「你知道我渾身都是病。我很快就會上天堂了。」做為開場白。季辛吉希望「不會的」。「快了」，毛堅稱，「我已經收到上帝的邀請函了。」在幾分鐘的說笑後，毛指控季辛吉企圖從中國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季辛吉抗議，「我們在莫斯科什麼都得不到。」毛反駁，「但是你能在中國取得台灣。」巴狄克女士附帶記下：「（他開始咳嗽，護士過來協助他。）」 經過幾分鐘的各說各話，毛突然大聲說道，「最好它（台灣）是在你們手裡頭。要是現在你把它送回給我，我也不要，因為現在它要不得。現在那裡有很多反革命份子。」毛認為，解決台灣問題可能得等上一百年，但之後「我們會要它」。 「台灣由美國代管比較好」 季辛吉似乎不準備接受這種說法，試圖插嘴說「不用一百年」。毛主席打斷他，回以「很難講」。根據巴狄克女士的紀錄，毛主席接著指著天花板，脫口而出「等到我上天堂去見上帝，我要告訴祂，現在讓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 好，這是第一個哏。 季辛吉回應，「祂聽到這話從毛主席嘴裡說出來，肯定大吃一驚。」 第一次看到這份紀錄時，我咯咯地笑起來，並期待巴狄克女士能夠記下一些反應，畢竟她已經記下其他所有耐人尋味的肢體動作。不過，季辛吉顯然認為這並不有趣，或許他反而認為這個問題很棘手。季辛吉似乎急著解決台灣問題，好在北京設立美國大使館。但毛主席認為，此事並非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的必要條件，而不以為意。因此，巴狄克女士只記下「（笑聲）」。 這段對話立刻讓我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毛對台灣「由美國代管」會感到放心？答案是：毛主席斷言，「不，因為上帝保佑你，而不是我們。上帝不喜歡我們（揮了揮手），因為我是個好戰的軍閥，同時也是個共產黨。這就是為什麼上帝不喜歡我。（指著在場的三名美國人）祂喜歡你、你，還有你。」 所以，第二個哏接著登場：季辛吉說，「我還沒有這個榮幸遇到上帝，所以，我對這點實在不敢講。」 我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次看到這份紀錄，年方五十一歲、無宗教信仰的季辛吉表現出來的躁進，對比年邁的毛主席詭異的自然神論隱喻，讓我嘴角微微上揚。不過，在巴狄克女士的文字紀錄中，沒有幽默的蛛絲馬跡。 到這裡，我先跳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在那個北京最寒冷冬天的經歷，一窺已經去見上帝的毛主席為何說出這番話的線索。 就在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勝利完成」後不久，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新運動引發一波要求終結毛式壓迫、讓中國人民改頭換面的「大字報」新浪潮。許許多多寫在粉紅、黃、藍與白色大海報上的宣言，張貼在西單大街長長的街牆上。在十二月七日那個迷濛、冷冽的週四夜晚，昏暗朦朧的街燈下，一大群單車通勤者下車爭睹一系列剛剛張貼、標題為「致卡特總統」的大字報。對我而言，此情此景令人震驚。為什麼中國工人會向美國總統傳遞訊息？他們怎麼知道他？是什麼讓他們對於卡特會關切中國的問題抱持希望？ 這個時間點距離美中兩國突然宣布關係「正常化」，還有整整一週，而這份新的大字報顯然並非由任何在「三中全會」中爭奪政治主導權的共黨派系所授意。該大字報讚揚卡特「同情（蘇聯異議人士）沙卡洛夫、夏蘭斯基與金茲伯格」，並敦促這位美國領導人，不是中國或歐洲領袖，也不是聯合國，反對中國人民承受的「成功鎮壓，…它比不成功的鎮壓更可怕、更可惡」。一名年輕的工人，穿著厚重的棉衣，在便衣公安的詰問下，以蓋過群眾的音量大聲朗讀大字報。大字報在深夜十一時被撕下。幾天後，一名北京動物園的卑微電工魏京生撰寫大字報，呼籲「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接下來的幾個月，西單「民主牆」成為中國理應享有民主自由的象徵，直到它遭到取締、魏京生被捕入獄。 季辛吉沒能參透毛的內心世界 一九七八年的中國是一個陰鬱嚴酷、貧困破敗的國家，被自稱「軍閥」的毛澤東恐怖統治了數十年之久。在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或許是向季辛吉說出真心話，「等到我上天堂去見上帝，我要告訴祂，現在讓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但季辛吉沒能參透毛主席的內心世界，沒把它當一回事。 一九七○年代的台灣並不「民主」，但至少「由美國代管」，蔣家政權（毛稱他們是「反革命份子」）的高壓統治受到約束。一九八○年代，美國培植台灣的自由化力量。到了一九九○年代，台灣是亞洲最有生氣、最有活力的憲政民主政體，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在此同時，中國卻又退回毛式軍閥統治。我唯一認同「毛主席語錄」的話，就是「讓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魏國金譯）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上週一早上（八月十三日），華盛頓郵報印刷版中一則標題為「身處美加邊界爭議核心的小島」的圖文並茂報導，引起我的注意。看來，在二○一八年的今天，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個地球上最友好的國家，還在為緬因州和新布藍茲維省近岸一座寬約兩百公尺小島周邊的龍蝦捕撈作業老問題爭吵。這座名為「馬奇亞斯海豹島」（Machias Seal Island）的小島，在一七八三年結束美國獨立戰爭的巴黎條約中，英國或許有、也或許沒有將這座礁岩割讓給美國。一名美國船長感嘆，「但願永遠不會在這裡發現天然氣或石油」。 美加友好但也有邊界爭端 華府真的還在糾結一件已有兩百三十五年歷史的地理枝節問題嗎？別懷疑。美國國務院的「地理學家辦公室」便涉入這個邊界小爭端。地理學家辦公室與國務院「法律顧問室」、「海洋、國際環境與科學事務局」密切合作，負責執行政府層面的權威性「邊界與主權分析研究」。 因此，在國務院官方網站的各國國情簡介頁面中，同一個地理學家辦公室修訂的地圖，將「台灣」劃為「中國」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國務院官網列出的台灣基本資料中，又顯示台灣不同於中國，實在令人費解。 更令人不解的是，「台灣」基本資料中又將金門—有時以漳州腔發音寫成「Quemoy」—列為台灣的一部分！國務院怎麼會搞錯這一點？美國政府一向認為，金門和馬祖是「中國」的領土。一九五四年，國務卿杜勒斯向參議院委員會說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時表示，「（金門與馬祖）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此乃基於台灣與澎湖的主權在法律上尚未決定的事實…。因此，台灣的法律地位與一向屬於中國領土的沿海島嶼（金門和馬祖）的法律地位不同」。杜勒斯說，「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適用這些外島，因為這些島嶼是「中國」領土，而台灣不是。 一九五四年底，杜勒斯前述表態讓參議院如釋重負，因為共產中國剛發動大規模行動，企圖將國民（黨）政府部隊逐出中國所有沿海島嶼。美國海軍正在協助大陳群島的國軍部隊和民眾撤離，同時準備因應中共攻擊金門和馬祖。參議院並不樂見美軍此時必須根據條約，在這些無法防守的沿海據點保護國府。 周恩來肯定蔣介石「一中」 金門和馬祖「向來是中國領土」，北京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台北的蔣介石委員長，對此均無異議。 一九七二年二月，周恩來語帶嘲諷地提醒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一九五八年，當時的杜勒斯國務卿希望蔣介石放棄金門和馬祖，徹底切斷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兩岸劃清界線。蔣介石不願意這麼做。我們也奉勸他不要從金門、馬祖撤退。」 台灣「國際地位未定」讓周恩來不知所措，因而警覺到蔣介石持續佔領金門和馬祖這兩座無可爭論地屬於「中國」主權範圍的最後據點，在象徵意義上的重要性。這一點貫穿周恩來對台灣發表的意見，某種程度上卻被美國決策者完全忽略。周恩來告訴尼克森，「（蔣介石）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我們肯定他這一點」。六天後，尼克森在「上海公報」中呼應了相同的觀點。 如今，國務院官員基於某些原因，又給予外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語意不精確的印象，而且只關係到台灣。每次只要有國務院官員說出「我們的一個中國」，就得有人出面補充解釋「是在三個聯合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脈絡下」。然而，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幾乎不以台灣為限，也非模稜兩可。 國務院地圖繪製事關重大 如果緬因州與加拿大龍蝦漁民之間的地理爭端值得華府大報以半個版的篇幅加以關注，國務院的地理學家也應該對影響全球更甚的疆界劃分給予同等關注。地圖如何繪製，攸關如何因應中國最近在地理層面針對日本、南海、不丹甚至印度，以及台灣的咄咄逼人行徑。 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現已納入其「核心利益」，包括在「九段線」（或十一段線，甚至十四段線）含括的南海浩瀚海域行使中國主權。北京在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主權聲張上，屢次挑戰美國與日本的聯盟關係；尖閣諸島由日本管理，因此適用「美日安保條約」。 中國也高調張揚對「西藏」的主權屬於其「核心利益」，堅稱「西藏」地理範圍涵蓋印度整個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對這塊相當於台灣大小的土地擁有管轄權。 中國自一九九三年起佔領不丹約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於這個遺世獨立的喜馬拉雅山王國六分之一的領土。二○○二年，兩國舉行邊界談判，中方談判代表「宣稱有文獻可證明」擁有不丹七千平方公里土地所有權，包括數座聖山。不丹懇請中國「能以大國之姿慷慨對待不丹這類小國鄰居」，可惜，備感氣餒的不丹外交部長向國民議會（不丹國會下議院）報告此事時說，中方表示「做為一個與二十五個國家（原文如此）為鄰的大國，無法對某個鄰國特別大方」。當年拒不退讓的中國談判代表，正是當今外交部長王毅。 因此，每次美國官員說，「我們承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我們不支持西藏獨立」，如同二○一四年十一月歐巴馬總統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的，在中國聽來就變成「我們接受北京對印度和不丹的領土主張」。 北京「一中」持續擴張演變 當然，對美國的外交地圖繪製者而言，美國與加拿大邊界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不同於半個地球外的第三國之間的邊界問題。但是，基於國務院的法律和地理專家因此誤導北京（或莫斯科，或一九九○年的巴格達，或一九三八年的柏林），使其得以堅稱「美國在這些主權爭議中不採取任何立場」而遂行武裝侵略的可能性，應該對國務院的地圖繪製學給予更大的關注。當美國外交官咕噥著他們的「一個中國」時，必須警覺到，中國認知的「一個中國」超越美國定義的範圍，涵蓋大陸和大洋，根本不是美國地圖中界定的中國，而是一個持續擴張演變的中國。而且，當國務院修訂其官網上的地圖時，就像最近修改地圖上的台灣標示，他們應該要知道，箇中利害關係不只是龍蝦而已。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管淑平譯）

令人耳目一新。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任不滿二十天的台灣行政院新院長賴清德醫師，在立法院答詢時，以淺白的言詞向台灣人民選出的立委介紹自己，並闡述他的信念。 賴院長公開承認他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受到台灣民眾支持，卻讓北京氣急敗壞。（資料照） 譚慎格 這位前內科醫師、美國哈佛大學培養的公共衛生碩士，現在是台灣最受景仰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直截了當地表明，「我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對於有意探究其「台灣獨立」所指為何的任何人，他繼續說明，「我們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與中國互不隸屬。」此後六個月來，不論是誰提問，賴醫師都是重申前述立場。 回顧首屆ＡＰＥＣ峰會 這位新任行政院長的話語將我帶回四分之一世紀前的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當時我在華盛頓特區第二十一街的國務院老舊「主館」八樓的情報研究局，監管所有的中國情報。傍晚時分，我辦公室外的傳真機嗡嗡作響，在首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ＡＰＥＣ）「領袖高峰會」 期間，人在西雅圖的老友王景弘發來一紙傳真。在少見的潦草速寫字跡中，「主權、獨立」及「互不隸屬」躍然於字裡行間。景弘當時為聯合報系採訪ＡＰＥＣ會議新聞，他傳給我一份手寫的新聞稿，內容是現已不可考的台灣經濟部ＡＰＥＣ代表團成員，對經濟部長江丙坤逐字逐句複誦外交部訓令的記述。（那位身分不明的謄寫者可能刻意省略「階段性的兩個中國政策」。景弘在傳真末段以手寫方式增補這些字句。）日後我回想起景弘的記述，當時江部長清了清嗓子，緊張地開始駁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甫於一小時前的宣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 江部長的語氣異常堅定：「中國」，他說，「是歷史、地理與文化上的名詞，就此含義，台灣正如中國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他接著說道，「在地理『中國』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 柯林頓毀諾 撤邀李登輝 在一九九三年，「兩個主權、獨立、互不隸屬的國家」對我而言是新的術語。我知道李登輝總統對美國總統柯林頓極為不滿；該年稍早，他邀請李總統來西雅圖，但當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威脅抵制該峰會時，他便撤回邀請。ＡＰＥＣ奠基於「承諾開放對話與共識，平等尊重各成員意見」的精神，依據這些原則，中國與台灣在一九九一年同時獲准加入。然而，主辦ＡＰＥＣ首次領袖會議的柯林頓總統卻否定該「承諾」，取消對李總統的邀請。 我承認，我在一九九三年對台灣「主權、獨立，與中國互不隸屬」的新宣言，深有同感。從那時開始，這套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表述讓我產生共鳴。 在ＡＰＥＣ西雅圖峰會幾個月前的八月三十一日，我分析了北京所謂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該文件就在李總統的密使抵達北京，以討論開放「務實的」兩岸合作之際發佈。中國違背兩岸元老辜振甫與汪道涵一九九三年四月在新加坡達成的默契，宣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李總統確信，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將利用西雅圖ＡＰＥＣ高峰會作為國際肥皂箱，宣告台灣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省級」地位，而李總統決心不讓江澤民說了算。在ＡＰＥＣ高峰會舉行前數週，李總統與出身南投、博學的台灣外交部次長房金炎共同研商，擬定立場。最後，房次長與李總統提出「階段性的兩個中國政策」的複雜公式，可望發揮作用。他們指示江部長，若中國宣稱台灣為其「一省」時，就在ＡＰＥＣ上發表。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台灣領導人苦思一套關於台灣國際地位的公式，這套公式必須符合陳水扁總統的三重要件：國人會支持、美國會滿意、對方會接受。當然，沒有一個符合要求。一九九九年，李總統提出兩岸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二○○二年，陳總統脫口而出「一邊一國」。馬英九總統說，「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每一套論述都因各行其是而未能成功。而賴院長的「主權、獨立、互不隸屬」最深得我心。 華府接納賴院長說詞 賴院長公開承認他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受到台灣民眾支持，卻讓北京氣急敗壞。但有別於過去，美方對此泰然接受。華府接納賴院長的說詞，因為這些話完全沒有改變現狀。此外，這些日子以來，華府比較無心煩惱台灣海峽的法律擬制，或擔憂北京的叫囂，因為中國在其他方面緩和對美國的敵意上幾無作為。對中國而言，北韓的「非核化」仍是打破美國︱南韓同盟、削弱美日連結，最終堅持美國本身在東亞地區「非核化」的計謀；中國的貿易、傾銷、竊取經濟機密、環境的掠奪及金融犯罪，使其失去美國國會的支持；而中國在南海一貫挑釁的領土聲索與軍事佔據、在東海的海軍對峙、與印度的邊境衝突，以及恫嚇無自衛之力的小國不丹，引發美國的警覺，程度與那些直接受衝擊的國家不相上下。 儘管如此，對於北京企圖以怒責台北的行政院長，轉移對前述所有危機的關注，華府似乎已有心理準備。北京漸增的威嚇已引發華府新的戰略反思。一致通過「台灣旅行法」的美國國會，以及欣然簽署該案的美國總統，皆以行動表明不樂見台灣的「現狀」發生新的改變。自「台灣關係法」生效以來，這個「現狀」在過去的三十九年裡，一直是台灣與中國分屬兩個「主權、獨立、互不隸屬的國家」。一個是美國友邦，另一個則不是。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魏國金譯）

將近五百年前的一五四九年八月九日，耶穌會神父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他雇來準備從麻六甲海峽航向日本的一艘舢舨上，瞥見福爾摩沙的棕色沙灘和翠綠山坡。當他聽聞中國籍水手說，這個名為「小琉球」的島嶼一片荒蕪後，並未多加評論。船隻繞過林木蓊鬱的淡水河口，向東北方航行五天後，於八月十五日抵達日本鹿兒島。直到一六○○年，耶穌會傳教士曾被明朝皇帝延攬擔任天文學者。一七○○年時，這些傳教士已為數以千計信奉天主教的中國教徒訂出一套「中國禮儀」，但因之而起的「中國禮儀之爭」，也讓耶穌會被羅馬教廷譴責為異端。 星期專論 福爾摩沙 航向中國的美好憧憬 在沙勿略神父艱辛橫渡台灣海峽五百年後的今天，這成為教宗方濟各看待世界的一個隱喻，在他的使徒外交裡，福爾摩沙是航向中國的美好憧憬。梵蒂岡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奠基於教宗希望未來能在共產主義中國傳播天主教信仰的願景。台灣的教會風氣自由且蓬勃發展，教宗幾乎毋庸掛慮。矛盾的是，教廷派駐台北的「大使」，只是駐節代表「中國」的臨時當局。 四十年來，中國地下教會在執行禮儀或神學研究方面，一直獲得台灣天主教會的支援。一九九一年，我曾到訪福建省福州市的聖多明我主教座堂，並臨時拜會福州教區總主教鄭長誠。我注意到，教會神學院的學生朝氣蓬勃，他們研讀的神學文本正是在台北印刷。當時，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內官拜福州市委書記。鄭長誠總主教認為，年輕的習近平（甚至比我還年輕）對福州教區態度寬容。雖然「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主教座堂的地下室設有辦公室，但鄭總主教告訴我，他們從來不曾使用那間辦公室。他的「地上教會」似未受到黨或國家的騷擾。 中國的天主教信仰已經存續四百年，尤其是在東部地區。在朝代更迭與社會動盪之際，教會一直是一股精神力量，卻鮮少成為人民的庇護所。中共佔領上海後，當地的天主教會頑強屹立，但也飽受迫害和磨難。我對已故的台灣耶穌會省會長朱勵德神父有一件歉疚之事，朱神父一九七九年曾向我尋求協助，希望我為他的兄長方濟．沙勿略．朱（朱樹德）神父申請美國簽證。朱樹德神父當時剛結束二十年牢獄生活，暫居上海一間分租公寓，不知未來何去何從。而我當時是派駐北京的美國領事，即便竭盡所能向中國護照當局送出一份正式的簽證保證函，但朱樹德神父不久後仍再度被捕，四年後不幸在獄中逝世。 朱樹德神父的另一名弟弟—同為耶穌會神父的朱立德，也曾遭受牢獄之災，但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前獲釋，隨後被驅逐至台灣。事實上，上海朱家的八名兒子中，有四人成為耶穌會教士，朱育德是最晚的一位。據香港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報導，上海教區主教范忠良於二○一四年三月蒙主寵召，追思祈禱會的主祭者便是「上海地下教會團體負責人」朱育德神父。 一家四神父 都遭中國迫害入獄 我提及此事的原因在於，二○一六年九月十五日，高齡八十二歲的朱立德神父曾造訪梵蒂岡。由於他與三名兄長都曾因信仰遭到中共迫害，為了紀念他們的母親朱婷婷，朱立德神父參加在聖瑪爾大之家（Domus Sanctae Marthae）禮拜堂舉行的彌撒，向繫獄信徒的母親致敬。教宗佈道時憶述：「這樣的事情多次發生，當我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教區探望囚犯時，經常看見成群列隊等待進入探視的母親：身為母親的她們，絲毫不感到羞愧。」由此可見，教宗對於獨裁者及其用以囚禁異議的牢獄，並非一無所知。 那次彌撒結束後，教宗接見朱立德神父。朱神父向教宗自我介紹：「我是一名耶穌會會士，我的母親生養了四名耶穌會神父，四人都曾蒙受牢獄之災，最年長的一位於一九八三年逝於獄中。」教宗認出朱神父，說道：「你的兄長是方濟．沙勿略神父。」 教宗親吻朱立德神父的雙手，並提到：「你的兄長是一位非常勇敢的神父，我們都清楚他為天父做的見證。」朱樹德神父的骨灰在交還上海的家人後，於一九八四年透過一名擔任婦產科醫生的家族友人帶往梵蒂岡，接著又遠送至布宜諾斯艾利斯，交託給當時擔任總主教、本名為伯格里奧（Jorge Bergoglio）的教宗。教宗對同會兄弟朱樹德神父在中國的犧牲感動不已。身為耶穌會會士，教宗受到聖方濟．沙勿略，以及所有以此為名的同會兄弟無窮的啟發。如今，朱樹德神父的墓碑設於彰化縣。我不相信教宗會遺忘台灣。 一九六○年六月，我在台北的聖多福天主堂以「方濟．沙勿略」之名領堅振禮，由瑪利諾外方傳教會的唐汝琪主教主持。唐汝琪主教一九四九年也曾在中國被囚禁，後於五五年被逐至台灣。因此，我一直對以「方濟．沙勿略」為名的耶穌會會士有所偏愛。我也傾向於信任教宗，相信他在中國推廣天主信仰的同時，仍然深愛著台灣人民。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

  ◎譚慎格（John J. Tkacik, Jr.） 乍看之下，當今聖地耶路撒冷與台灣幾乎毫無關聯。但美國總統川普上月揭示的最新耶城政策，讓我就此深思。 台灣與耶城的國際法律地位，皆以戰後和平條約的晦暗外交奧秘為本。土耳其與日本分別對喪失的主權領土「放棄一切權利、所有權與請求權」，兩案中的戰勝方亦未指派任何國家繼承其主權。耶路撒冷市的法律地位懸而未決長達一世紀之久。儘管目前的「未定」地位僅能溯及一九四七年，但一九一七年英軍自鄂圖曼土耳其人手中取得耶路撒冷迄今，其實當地始終沒有「主權」。 耶城法律地位未決 長達一世紀 耶路撒冷目前的地位未定論，源於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承繼鄂圖曼帝國的土耳其共和國在該條約中「對位於條約所論及之邊界以外的領土，放棄位於其上或與其相關的任何性質的一切權利與所有權…」。這些「領土」大部分由國際會議決定指派給新的統治者，但不包括耶路撒冷、加薩與約旦河西岸。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聯合國一八一號決議案認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與一個阿拉伯國家並立的法定權利。但在同一份決議案中，聯合國大會宣布耶路撒冷市為「獨立個體」（corpus separatum），是一個由聯合國管理、「獨立於」猶太國與阿拉伯國之外的特殊「個體」。唉，既然國際法如此宣告，在新的國際條約付之闕如的情況下，耶城的地位理應維持此等狀態至今。 而今，即便聯合國在前述一九四七年新穎且史無前例的「獨立個體」宣告後並無後續行動，亦不曾對耶城行使任何管理權，但聯合國仍視耶路撒冷在其主權之下，耶城的國際地位仍與台灣略有不同。 對不熟悉國際外交奧秘的一般人而言，既然「既成事實」牢不可破，七十年的時間應該足以解決耶城法律地位未定的荒謬細節問題。耶路撒冷自一九四八年起便作為以色列的首都，毋庸置疑。 美國70年外交政策 被川普打破 的確如此。向來對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s）與外交作態缺乏耐性的川普總統，打破美國七十年來奉行的外交政策，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還下令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城。誠然，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曾指出，耶城範圍甚廣，涵蓋包括聖殿山與舊城等多個管轄權重疊之地，川普也沒打算逕自確定耶城的最終地位。海利不過是提醒所有人，美國並未在任何耶路撒冷最終地位議題上選邊站，包括耶城自身的邊界。 在如此豐厚的法律歷史背景下，川普去年十二月六日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大使館遷往當地的歷史性決定，震驚世界。這位充滿自信、認為臣服於法律擬制無助於美國利益的美國總統，就此推翻長達七十年堅若磐石的外交政策。 川普的銳眼是否也可能投向法律地位同樣懸而未決七十年的台灣身上？一如戰敗的土耳其在一九二三年的作為，日本天皇裕仁一九四五年向盟軍投降，最終在《舊金山和約》中對台灣與澎湖「放棄一切權利、所有權與請求權」。也正如一九二三年的土耳其，日本在一九五一年亦未獲准指定將台灣主權交予何方。戰勝的盟國強權也拒絕為台灣選擇新的主權歸屬對象，表明將此事留待「日後」解決。 職是之故，美國過去七十年來視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為「未定」（undetermined）。而且，正如川普的中國政策顧問及美國國會智庫「國會研究服務處」指出的，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是美國官員迂迴稱之「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中未予張揚的一部分。 美國國會力挺川普的新耶路撒冷政策，令我想起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一九九五年前往俯瞰約旦河谷的尼波山的朝聖之旅。就在李登輝訪問約旦前數日，友台的美國聯邦眾議員藍托斯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提案，「表達國會看法，（柯林頓）總統應立即表明，美國歡迎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其母校康乃爾大學的私人行程」。眾院在五月二日以三九六票對零票通過該案，參議院則於五月九日以九十七票對一票表決過關。 布希、歐巴馬示好 北京並未讓步 美國國會的鼎力支持，促使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向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坦言，美國大眾，尤其是美國國會，並不了解中國阻止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的立場。克里斯多福還說，美方將李登輝訪美視為「過境訪問」。五月十九日，美國總統柯林頓默許李登輝造訪康大所在的紐約州綺色佳；儘管隔年爆發台海危機，柯林頓政府與台灣的往來，尤其是在安全合作領域，仍相當成功。稍後繼任的布希總統改弦易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期間試圖安撫中國；歐巴馬總統則認為，必須在氣候變遷政策上爭取中國支持。當然，這兩任總統對中國示好，都沒能換得北京當局的任何讓步。 有別於諸位前總統，川普的外交風格是「交易式的」，意思是說他會討價還價；他是個「生意人」。身為不信任官僚的政治素人，川普拒絕「循慣例行事」的傳統政策；他的政策是計算成本效益，倘若某個「循慣例行事」的「政策」無利可圖、從未獲利，或是更糟糕的造成虧損，他可能就會毅然放棄，無論是攸關氣候、耶路撒冷，還是北韓的政策。 中國兩面手法 勢必激怒川普 看著七十年來的美國外交以台灣「地位未定」為中心，川普應該會問出以下這些常識性的問題：「這麼做有何好處？」、「為什麼前任美國總統要片面限縮在二十年前仍屬於『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範疇，如今卻成為禁忌的美台官方交流？」、「我們能否透過『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來提升區域安全，或從更平順、更直接的美台關係中獲致貿易利益？」、「為了這些可笑的、自我強加的台灣相關法律擬制，我們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被削弱，北京當局可曾為此補償我們？」，以及「此等法律擬制的必要性到底在哪裡？」 中國在貿易、網路、智慧財產、間諜、環境、市場搶先交易（market front running）、洗錢、走私鴉片類藥物與海上領土等方面的作為，多快就會讓川普感到深惡痛絕，進而重新檢視台海兩岸的零和遊戲，目前還言之過早。但我認為，中國這種一方面支持北韓，一方面又聲稱遵從美國制裁平壤的兩面手法，勢必很快就會激怒川普。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張沛元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