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部長確實想釋出善意，光是在告與不告上面打轉，也同樣是無效的。 作者:孫健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據報載，對於723闖進部長室的學生們，教育部長吳思華表示，如果願意承認行為脫序，不告十八歲以下學生。或許部長自以為是在釋出善意，又或許像反課綱人士所批評，這骨子裡是威脅，然而，就法論法，這種說法在法律上既行不通，也毫無意義。 按刑事訴訟法規定，告訴是犯罪事實的申告，只要提出（告訴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所有參與者都將成為被告；同理，撤回告訴，就是將原本申告的犯罪事實撤回，而一旦犯罪事實撤回，撤回的效力也會及於所有參與者。 這樣一來，如果部長堅持提告，凡是當天進了部長室的，不管有沒有滿十八歲，通通都會成為被告；同樣地，如果部長事後又好心的撤告，不管對於學生、休學生還是社會人士，先前的告訴都會喪失效力，結果跟沒告過是一樣的。 因此，如果願意承認行為脫序，不告十八歲以下學生云云，在法律上根本就不可行，理由前面已經說過了：要告，就得全部一起告；要撤，就得全部一起撤，不問有沒有十八歲，也不問是不是學生。 說來恐怕更難堪的是，即使部長不告，當天闖入部長室，未滿十八歲的學生們，也免不了一場官司。這是因為，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法律上稱為「少年」，少年若有犯罪嫌疑，應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而少年事件處理程序的啟動，不以被害人的告訴為要件，就算是告訴乃論之罪，即使被害人不追究、不提告，少年法庭仍有介入的權力與職責；在警方已經逮捕、移送的狀況下，少年法庭應該已經立案，不管告或不告，法院都必須把程序走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立法目的，不在審判、懲罰少年的犯罪行為，卻是要找出需要輔導或矯正的少年，並給予適當的輔導或矯正。更簡單地說，原則上，對於少年，少年法庭不是要罰他，卻是要教他，而輔導或矯正有無必要，跟被害人有沒有提告，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既然如此，如果願意承認行為脫序，不告十八歲以下學生云云，其實在法律上一點意義都沒有。就算不告，少年法庭的程序還是照走無誤；假若真的提告，檢察官也只能把案件送回少年法庭，多這麼一道移送程序，徒增司法資源浪費而已。 反課綱一方認為，部長所謂不告十八歲以下學生是一種威脅，但就算是威脅，它也是無效的威脅；相對地，如果部長確實想釋出善意，光是在告與不告上面打轉，也同樣是無效的。至於怎樣才能有效地釋出善意，這不是刑事訴訟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可以回答的──這應該去問問守在教育部前面的同學們才對。

    孫健智 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在學運案件中，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引用欽定大清刑律與德國《刑法》，據以主張《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煽惑他人犯罪沒有違憲。從法學方法來看，前者是立法／歷史解釋，後者是比較解釋，講得更白話點，檢察官只是要講「很久以前就有這種規定」，而且「法制先進國家也有這種規定」，可見「沒有違憲的問題」。  對於《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合憲性，檢察官的論理，形式上是本格派的法律解釋方法，實質上的理由充不充分，是另一個問題（筆者當然認為是完全失敗的）。就連黃國昌研究員的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也都為文指出：「檢察官是在作立法之歷史解釋，係正常法律解釋方法，無須大驚小怪。」至於引來民眾嘲諷、訕笑與憤怒，說穿了，與字裡行間所出現，帶有中國意味的符碼不無關聯。 種種象徵中國的符碼，加諸於台灣人身上，宛如枷鎖，亟待掙脫，這樣的情緒有其正當性，身為台灣人，筆者也感同身受。只不過，換掉符碼本來就未必容易，改變思維也必定更加困難；只不過，除了撕毀符碼（美其名為「正名」）之外，如果沒有真正反省過我們所知道的中華文化，「台灣人」這個認同，就不會有實質內涵可言。 同樣以刑事案件為例，近來幾次隨機殺人或虐童致死事件發生後，「治亂世用重典」的聲音不絕於耳：要死刑、要凌遲、要斬首示眾，超越統獨，更超越藍綠。但請容我提醒，這句話本身出自中國的經典《周禮》，不曉得看到「大清」就開槍的人，對「周」又有什麼感覺？ 姑且不論其出處，「治亂世用重典」的說法，將犯罪的原因歸結於犯罪人主觀上的惡性（他就是壞），並訴諸刑罰威嚇（打到他唉不敢），然而，根據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在個人的惡性之外，犯罪尚有其社會、經濟、文化上的原因，不思追本溯源、對症下藥，只知道一味加重刑罰，無異於放任更多犯罪的發生──這不正是老一輩的台灣人所說的「嚴官府，出厚賊」？ 不能拿清國劍來斬台灣人，這誰都知道，可是手上的劍要丟掉，心裡的劍更要化掉。 看到「大清」兩字就隨之起舞，卻緊抱著落後的中國刑典思想而不自知，在二十幾年的民主化、本土化之後，還看到這種現象，只能說，十分遺憾。

 食安風暴，在新的地雷不斷引爆之際，民事賠償的問題悄悄浮上檯面。消費者如何證明自己因為黑心食品而受有損害？分散各地的消費者，如何集體求償，以節省程序勞費、也避免裁判歧異？如何保障消費者確實受償（而不只是在廠商脫產之後，拿到一張有名無實的判決）？在現有法令已經難以因應的情形下，這不只是司法的問題，更是立法的問題。對此，法制局版本的《食品安全衛生法》（下稱食安法）草案，設置《食安基金》，消費者拿到勝訴判決後，可以直接向食安基金請求發給款項。相較於現行法下，消費者要經歷漫長的訴訟、漫長的強制執行程序、還得面對廠商脫產的風險，這個想法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但在細節上，卻多有為德不卒之處：首先，依該草案第49條之2規定，發給消費者的款項來源，以在廠商該案被沒入、沒收的範圍為限。換句話說，這條規定只是把廠商本來就應該賠的錢，先交到食安基金手上，再轉交給消費者；而不是食安基金先墊償給消費者，再向廠商求償。條文看起來像是代位求償，其實只是慷廠商之慨，消費者省掉的只是強制執行程序，卻仍要面臨廠商脫產、求償無門的窘境。其次，發還款項的來源，限於沒收、沒入的財產，而所追繳的不法利得，卻不在其列；因為，法制局版草案裡，仍然沒有獨立追繳不法利得的規定，僅僅依附在沒入的不當利得追繳。刑法學者們（如林鈺雄、許澤天兩位教授）一再提醒，不法獲利的追繳並不是處罰，沒有一事不二罰的問題，應增列獨立追繳的規定，始屬公平。言猶在耳，但法制局版草案中，仍然沒有相關規定，更不可能將它列入《食安基金》的來源。顯然，老師在講，你都沒有在聽。再次，法制局版草案沒有為食安事件的賠償，設置特別侵權行為的規定，消費者求償的依據，只能回到消費者保護法上；而消保法採第7條採推定過失原則，廠商仍然可能舉證自己無過失，以圖免責──推給上游供應商、擺出被害者的姿態，這些花招仍然可以搬上法庭。法院未必會輕易接受這些抗辯，但它們至少將拖延訴訟程序、增加消費者的勞費，求償之路，仍是長路漫漫。再者，法制局版草案第56條第2項規定，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500元以上3萬元以下計算。這項規定擬制損害金額，而是否同時推定或擬制損害的存在，法條文字上並不清楚；但要先有損害，才有損害金額可言，而最大的困難，正好在於證明損害的存在，這是因為，黑心商品造成的損害，往往不會短期間內浮現，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換句話說，短期損害未必存在，長期損害卻又難以證明，草案裡卻沒有因應的條文。在損害未經推定或擬制的前提下，損害金額的擬制，到頭來仍是看得到吃不到。最後，損害金額的擬制，與其把金額定死，不如參考商標法上的「倍數法」模式（以侵害商標權商品單價1500倍以下計算），以下架商品單價的一定倍數作為損害金額上限，1000倍，甚至3000倍也不為過──難道臺灣人的身體健康，比不上企業的商標權嗎？國會火速立法，處理食安問題，固然可喜，但也要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否則，殺頭生意還是有人在做，只做半套的食安修法，留下的只是更多的漏洞，以及更多的遺憾。原文刊登於：誰要半套的食安修法？（孫健智）延伸閱讀：林鈺雄：頂新不法利得不能沒收嗎？許澤天：透過他人犯罪之不當所得應予刑事沒收許澤天：官僚唬弄下的法人處罰與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