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安風暴，在新的地雷不斷引爆之際，民事賠償的問題悄悄浮上檯面。消費者如何證明自己因為黑心食品而受有損害？分散各地的消費者，如何集體求償，以節省程序勞費、也避免裁判歧異？如何保障消費者確實受償（而不只是在廠商脫產之後，拿到一張有名無實的判決）？在現有法令已經難以因應的情形下，這不只是司法的問題，更是立法的問題。

對此，法制局版本的《食品安全衛生法》（下稱食安法）草案，設置《食安基金》，消費者拿到勝訴判決後，可以直接向食安基金請求發給款項。相較於現行法下，消費者要經歷漫長的訴訟、漫長的強制執行程序、還得面對廠商脫產的風險，這個想法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但在細節上，卻多有為德不卒之處：

首先，依該草案第49條之2規定，發給消費者的款項來源，以在廠商該案被沒入、沒收的範圍為限。換句話說，這條規定只是把廠商本來就應該賠的錢，先交到食安基金手上，再轉交給消費者；而不是食安基金先墊償給消費者，再向廠商求償。條文看起來像是代位求償，其實只是慷廠商之慨，消費者省掉的只是強制執行程序，卻仍要面臨廠商脫產、求償無門的窘境。

其次，發還款項的來源，限於沒收、沒入的財產，而所追繳的不法利得，卻不在其列；因為，法制局版草案裡，仍然沒有獨立追繳不法利得的規定，僅僅依附在沒入的不當利得追繳。刑法學者們（如林鈺雄、許澤天兩位教授）一再提醒，不法獲利的追繳並不是處罰，沒有一事不二罰的問題，應增列獨立追繳的規定，始屬公平。言猶在耳，但法制局版草案中，仍然沒有相關規定，更不可能將它列入《食安基金》的來源。顯然，老師在講，你都沒有在聽。

再次，法制局版草案沒有為食安事件的賠償，設置特別侵權行為的規定，消費者求償的依據，只能回到消費者保護法上；而消保法採第7條採推定過失原則，廠商仍然可能舉證自己無過失，以圖免責──推給上游供應商、擺出被害者的姿態，這些花招仍然可以搬上法庭。法院未必會輕易接受這些抗辯，但它們至少將拖延訴訟程序、增加消費者的勞費，求償之路，仍是長路漫漫。

再者，法制局版草案第56條第2項規定，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500元以上3萬元以下計算。這項規定擬制損害金額，而是否同時推定或擬制損害的存在，法條文字上並不清楚；但要先有損害，才有損害金額可言，而最大的困難，正好在於證明損害的存在，這是因為，黑心商品造成的損害，往往不會短期間內浮現，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換句話說，短期損害未必存在，長期損害卻又難以證明，草案裡卻沒有因應的條文。在損害未經推定或擬制的前提下，損害金額的擬制，到頭來仍是看得到吃不到。

最後，損害金額的擬制，與其把金額定死，不如參考商標法上的「倍數法」模式（以侵害商標權商品單價1500倍以下計算），以下架商品單價的一定倍數作為損害金額上限，1000倍，甚至3000倍也不為過──難道臺灣人的身體健康，比不上企業的商標權嗎？

國會火速立法，處理食安問題，固然可喜，但也要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否則，殺頭生意還是有人在做，只做半套的食安修法，留下的只是更多的漏洞，以及更多的遺憾。

原文刊登於：誰要半套的食安修法？（孫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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