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先生於日前離開我們了，這幾天媒體各界不斷敘述著他一生的重大事蹟，而縈繞我心頭的卻是這段亦師亦友的情誼中，那些不為人知的點點滴滴。 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中）發表新書「逃亡」，包括凱達格蘭基金會董事長李鴻禧（左一）、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左二）、誠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誠一（右二）及前總統府資政吳澧培（右一）皆前往致賀。（記者叢昌瑾攝）     最近這幾年彭先生的社交活動已降到最低，不太接觸外人，我很榮幸經常有機會可以去探望他。上個月（三月）八日我去家中看他時，他以為隔天是我的生日，還交代秘書吳慧蘭（說起來得意，幾十年來在彭先生身邊打理大小事務的吳秘書，是我從某機構用力挖角過來推薦給彭先生的），說要幫我慶生。其實我的生日是九月九日，相差了半年。這時我依稀感覺到，彭先生的記憶已不太清晰。當天的閒談中，我告訴彭先生我四月將赴美。而就在彭先生過世前五日，我於赴美前再度與彭見面。就在這次的會面要結束時，我向彭先生道別，彭先生卻問身邊的吳秘書，Reibai（澧培日語名）來了嗎？秘書趕緊說，他就在這裡啊！可見彭先生這時的意識更不清楚了。未料五天後他就離我們而去。原本如此親近，卻一下天人永隔，頓時對彭先生的思念有如泉湧。 我還在念台大經濟系時，彭先生已經是受學生擁戴的年輕政治系主任，他的得意門生謝聰敏是我的高中學弟及大學室友，透過謝的引見，認識了意氣風發的彭教授。謝在撰述「台灣自救宣言」時，與我分享過草稿，還寄放五萬元（後被法院認定為叛亂資金）在我的帳戶，因此我間接參與這個事件，親眼看到當時的彭教授雖然備受當權寵愛，但仍勇敢堅持理念，展現知識人的良心，從此對彭先生非常景仰。 事發後彭先生遭逮捕，要和他見面自然十分不便，而我也因被調查局盯上，不得不倉促遠走美國。直到彭先生逃亡瑞典又輾轉來到美國後，才又與他有密切的接觸。 彭先生抵美後，以崇高聲望當上台獨聯盟的總會長。會務運作中，曾因理念、做法與幹部不合，他有兩次從美東搭六、七個小時的飛機，到阿拉斯加找我抒發解悶。有一次我們行駛在寬廣壯闊的阿拉斯加公路上，彭先生說這樣筆直的公路最適合來飆車，想與我換手親自開車。我連忙阻止說，彭先生你只有一隻手，還是不要冒險開快車比較好。彭先生說他其實日常生活也是開著比吉普車更大台的性能越野車。沒想到給人冷靜理性印象的彭先生，有這樣狂野的一面。 一九九二年海外黑名單解除時，彭先生決定回台宣揚他的理念。像他這樣的重量級人士的返鄉，自然備受矚目。彭先生指定我當他的「回航」的總召集人。擔當這樣的工作責任重大，我要求彭先生對我的籌劃工作要充分授權，他也答應了，同意各項工作由我全權做主。回台後，有一次餐會上，彭先生向唐培禮（衛理公會傳教士，曾協助彭先生脫逃）介紹我時，說「這個人很難搞，幫我策畫回台工作竟要求我要照單全收，我也只能答應，還立下書面簽名」。我不記得有書面簽名一事，但被彭先生信任而又被他說難搞，還真是有趣。 彭先生對我的信任不僅如此。因為他名氣大，很多人打著他的名號，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論，媒體一一求證，彭先生不勝其擾。有一次在記者會上，當場指定我為他的發言人，說今後有關彭的言論訊息，除了他本人親述外，一律以吳澧培所說的版本為準。 雖然彭先生對我信任有加，事實上他的個性好惡強烈，愛恨分明。彭競選連任FAPA的總會長時，曾受到競選對手蔡同榮的挑戰，蔡質疑彭在總會長任內帳務不清，有潔癖的彭先生自然非常不悅。蔡敗選後還加碼運作將FAPA的會長制改成中常委制，彭身為總會長的權力也被大幅削弱，故與蔡同榮之間芥蒂更深。蔡同榮返台要參選立委，透過我邀請彭先生幫忙站台，希望借助彭的高人氣為自己造勢。彭先生第一時間拒絕了，當時蔡所造成的傷害記憶猶新！後來勉強答應到他的競選總部露面簽個名但不站台。沒想到抵達競選總部時，已有大陣仗的人群在現場等候，簇擁著彭先生上宣傳車並沿街造勢，而彭先生當場也配合了。最後蔡以些微票數之差險勝，從此之後，蔡對彭先生改變態度，尊敬有加。 為了彭先生能順利返鄉，我多次從美國先行返台打點，其中第一要務就是要取得當局發給彭先生護照。我透過管道與李登輝總統在中華文化總會見面，李總統一口答應護照一事並當場電話交辦。當時李總統還在跟黨內的非主流派仙拚仙而焦頭爛額，但還是心念彭先生回台之後不知是否能有適才適所發揮之處，故主動提出要安排「中研院院長」一職。我轉告了李總統的好意，彭明敏對於職位則是一笑置之。 李總統和彭明敏在台大學生時期就是摯友。1964年中秋節那天彭明敏被捕，如果當天事情順利的話，原本謝聰敏是要來我家過中秋節，並與我分享事件成功的始末。而彭明敏當晚的計畫則是要與李登輝在麗都餐廳吃日式料理。事件爆發後，兩人的道路南轅北轍，彭先生流亡海外，李登輝則是身在公門。李登輝在當副總統時期有一次訪問美國，行經洛杉磯與我私下會面，特別要我轉告彭先生，雖然兩人分屬體制內和體制外，從台灣未來的發展來看，兩人則是目標相同、殊途同歸的。 彭先生1992回到台灣時，李登輝已是現任總統，國民黨內仍鬥爭激烈，要與彭明敏輕鬆見面也非易事。好不容易找到機會，可以讓親信帶彭明敏進到總統官邸來會面，但為低調行事，要求彭進門時要屈身彎腰以避人耳目。彭先生知道了即婉拒這次的會面。即便是多年的摯友、當今的權勢者，彭先生也不想要行事遮遮掩掩。錯過這次的機會，下次再見時竟然已是數年之後了。 彭先生返鄉「回航」的路途並非一路順風。有一次我在洛杉磯家中與他商討計畫細節時，彭接到家屬打來的電話。彭在客廳接電話，我在飯廳隱約聽到彭在電話中與人大聲爭執。通畢電話，我看到彭眼中還泛著淚光。一問之下，原來是彭家裏人打來的，家裡的人極力反對彭回去台灣，說道「就算台灣人都死光了，也跟你沒關係！」 彭先生與獨盟間也有恩怨未解，獨盟公開杯葛彭先生回台，例如在返鄉募款餐會場外散發宣傳品反造勢等等。即便如此，彭先生有交代我回台時要向已經闖關回台的獨盟成員致意，也說待他回台時，如果主席張燦鍙還在獄中，那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獄中探望張燦鍙主席。 在獨盟的杯葛以及種種障礙下，彭先生的回航返鄉團仍順利號召超過百餘位台美人菁英，陪同彭先生搭乘同班航機，一起踏上分隔數十年的故鄉的土地。我身為回航團領隊，也終於順利完成任務。 彭先生回台後，張燦鍙主席已經出獄了，所以彭先生的第一站是去林義雄母親的墓前致意。我還記得陪同去墓園的路上道路碎石坑巴，十分難走。我走得踉踉蹌蹌氣喘吁吁，彭先生年屆七旬，走的自然也不輕鬆。我還記得他邊走邊有感而發說「民主的道路，本來就是如此坎坷！」 回台過了幾年後，彭先生與李登輝終於有機會碰面了—彭要與李角逐台灣首屆民選總統。大選期間我在美國接到彭的電話，要我趕緊準備，我摸不著頭緒說是要準備甚麼？彭說選舉結束就要進行總統交接工作，要我趕快準備回台事宜以及盡快進行總統職位的交接籌備。我很驚訝為何彭先生如此自信會當選總統，彭先生說造勢活動一場比一場熱烈，人潮非常的多，贏面很大。我心中想著，彭先生大概不知道演講場的聽眾是同一群粉絲，跟著彭先生的演講場南征北討。以這樣判定會勝選，恐怕有點天真。投票前一周我也從美國與許多台美人相偕返台為彭先生助選，自己也變成粉絲團的一份子。 彭先生競選總統時，並沒有得到民進黨人在人力或資金的全力支援。黨內重要人士的冷言冷語也多次在媒體披露。競選期間經費的籌措也是彭先生先向友人商借，選舉完才以每票30元的補助款清償。然而，民進黨中央要求選舉補助款要部份上繳，彭先生認為應該要先清償選舉負債，所以沒有上繳中央。選舉時不幫忙，選舉後來要錢，彭先生對黨因此感到心寒。 事實上，彭明敏起初並無意參加台灣首次總統大選，是因為民進黨中央施明德等人的遊說。施原先告訴彭先生，民進黨內有志一同將推出彭來代表黨競選。彭對總統職位並無貪戀，但轉念想說「總統選舉」正是宣揚理念的最佳舞台，原本返台就是想要宣講台灣民主自決的理念，所以最後答應參選。沒想到，民進黨產生初選機制來決定提名人選，首輪由四名候選人拚搏後，再產生兩名候選人捉對廝殺。彭先生在第二輪與許信良的對戰中，遭到很多黨內同志的惡意攻擊。這次總統大選前前後後黨內同志的種種行徑，讓彭先生心生感慨，於是將民進黨證寄回，結束了短暫的民進黨員身分。 彭先生商借選舉款項的友人中，依媒體報導有我在內，事實上我雖然有幫忙在海外募款，但並沒有借錢給彭先生。反倒是我後來官司纏身時，承蒙彭先生協助出庭作證兩次。第一次是因為阿扁的洗錢案我被牽連其中，彭先生不僅親自去函特偵組，說明我確實曾找他商量如何將阿扁交付款項運用於外交工作，絕非洗錢。後來又出庭法院，重申並證明我的清白。另一次彭先生為我出庭作證則是因為我被李敖控告加重誹謗一事。 彭先生曾出任阿扁總統時代的資政，但婉拒擔任蔡政府的資政。他建議我接受蔡總統資政的聘任，以便和總統府維持暢通的建言管道。二零一九年，彭先生和我以及李遠哲、高俊明四人，公開反對小英總統競選連任。我們研判當時詭譎的政治局勢，中共虎視眈眈，民進黨需要強有力的總統候選人，否則無法確保本土政權延續，若總統大位被親中政黨奪回，則台灣前途岌岌可危。可惜此舉並沒有得到當權者的認同。和總統府的關係也產生微妙變化。二零二零年時，小英總統主動親筆寫生日賀卡透過蘇嘉全轉交給彭先生，外界解讀此舉為「盡釋前嫌」，我認為根本無「嫌」可釋。包括彭先生在內，我們四人皆為無黨籍，且年事已高，對權位名利既無野心，與小英總統也無私人恩怨，純粹是為台灣未來著想，秉持良心說真話而已。彭先生的言行，一向秉持良心，就算會得罪當權或是遭同志誤解，他也不會為自己辯白來博取好感，只做他認為該做的事，說該說的話，他一向都是如此。 與彭先生認識交陪超越了一甲子，於公於私朝夕共處的日子雖已畫下句點，期間的大事小事仍歷歷在目，不能忘懷！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我和李登輝的初見面是在他當農復會技正時期。有一次，我在友人陳震基家中打麻將，打到一半，有一位瘦高年輕人帶著一隻雞（在當時算是厚禮）來拜訪。原來是李登輝來推薦人選給任職水利單位的陳震基。對李登輝來說，陳震基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可以信賴並寄住避風頭的同窗兼好友。因為這樣的關係，陳堅持不肯收下李登輝的禮數，雙方推拖拉扯了許久。我麻將打到一半極感不耐，忍不住扯起喉嚨對窗外大喊：「喂！你們快一點啦，不知道麻將三缺一多痛苦嗎？」當然，我那時絕對不知道，我吼叫的人在日後將成為「總統閣下」、並被國際譽為「民主先生」。 李登輝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我曾經運用人脈，介紹了美國大學的水利工程的系主任，提供有關治理淡水河的專業意見，但我真正與他有所接觸，是在他當蔣經國的副總統時期。當時他在訪問南美的外交行程途經洛杉磯，透過駐洛杉磯歐陽處長邀請我參加晚會。我猜想應該是我在美經營銀行之餘，也積極推動與台灣人相關的公共事務，而引起李副總統的注意。但因我對國民黨成見甚深，從不與國民黨官方人員往來，所以沒有赴會。沒想到，李副總統另外安排了時間與我私下會面。見面時，他特別提到，蔣經國已經著手改革，並且逐漸重用台灣人。我們雖然各屬體制內和體制外，看似分庭抗禮、沒有交集，但是以台灣的未來的角度，我們做的事是殊途同歸、目標相同的。 聽到他這麼說，我不禁向副總統提起美麗島事件還在坐牢的政治犯們，特別是林義雄的處境，最令所有的台灣人不捨。當時李副總統說他會盡力幫忙這些政治犯。當然我無從求證他究竟盡了多少力，但是後來我確實在第一時間，就從我的好友麥考斯基（當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口中得知，林義雄即將被釋放了。我對外來政權國民黨官僚出身的李前總統印象開始改觀，可以說是從這次的會面開始的，他是懷著台灣心在從事公職。 由前美國參議員穆考斯基（左二）擔任團長的「2016台灣大選國際觀選團」，昨日召開記者會說明觀選成果，穆考斯基也與總統當選人蔡英文進行午餐會。（記者張嘉明攝）     蔣經國過世以後，麥考斯基組團赴台，一來祭悼蔣經國，一來祝賀李登輝就任總統。當時黨政軍大權都還握在國民黨的反動勢力手中，尤其以軍頭郝柏村的威脅最令人忌憚。麥考斯基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打了一通電話給我。他問我說，到了台灣之後，有沒有甚麼他可以幫忙做的。我請他做兩件事：一是代表美國的立場，公開大力宣揚台灣的民主成就：台灣的獨裁政權時代已經結束，人民依照憲法，讓新的總統就任，這是台灣政治的新里程碑。另一件事，我請麥考斯基代表美國告訴郝柏村，在此關鍵時刻，不要妄想利用軍事政變等等手段威脅總統甚至奪回政權。麥考斯基照做了，他當面警告郝柏村說”Don’t even think about it.”（連想都不要想！），據麥考斯基說，當下郝總長聽了這句話之後，立即回答”No, no, absolutely not.”（不會、不會，絕對不會！） 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受到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極大的杯葛，我在紐約與彭明敏教授見面，決定衡量大局後，應支持李登輝。雖然我們對國民黨疑慮未減，但是相較來自中國的殖民勢力，土生土長的李登輝算是較有台灣意識的政治人物。於是，我們致電李登輝表示海外的台灣人願意幫忙，事後彭明敏也公開表態支持李登輝，還因此受到台獨聯盟的撻伐。 雖然高居總統大位，但李總統在黨內的處境確實十分艱難。從與他見上一面之坎坷曲折即可略知一二。1992年，我受彭明敏之託，回台為他疏通返台所需之護照一事，因此拜會李總統請他幫忙。當時是透過黃石城安排某一個星期三(國民黨例行中常會之日)，我被告知上午七時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會長辦公室等候，因為總統身兼會長，故會長辦公室決不會有人擅闖。辦公室內備有茶水點心，供我等候時間潤喉果腹。我在裡面從早上七點一等等到下午三點多，李總統才出現。有關彭明敏的護照問題，他一口答應處理，並當場打電話給丁懋時（當時的駐美代表）交代此事（果然，我還沒回到美國，彭教授就接到丁懋時的電話通知護照發放一事了），護照問題處理了之後，李總統在辦公室裏對我大吐苦水，細數郝柏村李煥等人如何掣肘，尤其行政院祕書長王昭明最是陰險難搞…。喋喋不休，竟一路談到六點多。我還記得，他多次提到目前還需要一忍再忍，但他有整套計畫，有把握可以讓台灣走向正常化、民主化！他也提到軍中有65個上將一定要卸職，否則軍隊無法國家化，郝柏村再神氣沒多久…等等。我不是體制中人，多半只能傾聽，無法搭腔。 1996首屆總統直選，我從美國率團回來支持彭明敏。有機會和李前總統見面時，他的態度依舊和藹親切，絲毫沒有感覺到他把我們視為「政敵」或「競爭對手」而產生任何敵意。選舉劍拔弩張之際，與李前總統的會晤仍是一貫的如沐春風。我也有聽麥考斯基轉述，他訪台拜見李總統時，總會提起與我的交情。有一次提到吳澧培時，副總統連戰在旁邊補話說，吳是支持彭明敏的。李總統依舊笑笑說：”It’s alright, it’s alright.”李總統的心胸風度，連麥考斯基也稱讚不已。 2000年之後，我沒有接受阿扁總統到政府部門任職的邀請，主要原因除了銀行業務忙碌無法放手之外，也是因為我想善用在美數十年所累積的人脈，為鞏固台美關係多盡些心力，畢竟民進黨首次執政，在台美的外交關係上著墨不深，正是需要大力協助的時候，所以我成立了Formosa Foundation福爾摩沙基金會，專責拓展台灣的外交空間。有一次我回台拜會李前總統，李總統十分認同基金會的任務目標，直說我們就是要學猶太人那一套，強化台灣在國會及政府部門的遊說力量，還主動說他也會幫忙。後來黃昆輝果然銜李登輝之命來美，與我同赴科羅拉多州拜訪猶太裔的前國會參議員Hank Brown，Brown也提供了遊說工作之組織及運作種種寶貴資料。可惜台灣人在美國的財力或各方面的勢力，還是不能跟猶太社會相比，要和猶太人一樣在美國政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恐怕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李總統在任內曾經訪美，回到母校（位於紐約州的康乃爾大學），發表了膾炙人口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但他最想造訪的城市，無疑是美國的政治中心-DC華盛頓特區。2005年時，雖然卸任數年，李總統仍心心念念要在國際社會，以卸任總統之尊，為台灣拓展外交。他問我是否能夠協助他造訪DC，我又找了我的好友麥考斯基，這時他已經從參議員轉換跑道成為阿拉斯加州的州長。州長一口答應，並且規劃了請李總統以阿拉斯加州的貴賓身分訪問DC的行程，也疏通了美國國安會得到認可。雖然過程有許多曲折阻礙，但李總統終究能一償宿願，順利地訪問了華盛頓特區。在阿拉斯加時，在州長安排之下，李登輝的歡迎晚宴以及演講會，受到各界極大的迴響，所到之處皆受到熱烈的歡迎。返台途中要經過洛杉磯與台僑及美國重要政壇人士會晤，所以我跳過DC的行程，直奔洛杉磯協助前置作業。果然，李總統魅力無法擋，即便離開權力中心，仍在當地造成轟動，歡迎晚會以及演講午餐會，都創下了氣氛最熱烈以及參與人數最多的空前紀錄！李總統成功帶領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完成廢除國代、總統直選、落實本土化等政治大工程，不僅是台灣島內，就連海外的台灣人，也是佩服不已。 因為洛杉磯的經驗大成功，隔年（2006年）的「日華懇談會」將在日本舉辦，李總統要我擔任帶團團長。日華懇談會的團長為出身政治世家的椎名素夫參議員，成員多是日本國會的參、眾兩院的跨黨派議員以及重量級政壇菁英，重要性可見一斑。承蒙李總統指定為團長，我真的深感受寵若驚。但這也是最後的一次，我與李總統的密切接觸了。 我很榮幸能與李總統有一次又一次的近身接觸，訪美期間甚至時常朝夕相處。從幾次與李總統的深談中，得以窺見李總統的內心世界，我確實感受到李總統對台灣這片土地極其用心、耗費精神，毫無保留的付出與努力，令我十分感念。 （作者為美國銀行家、前總統府資政）

不出所料，二○二○總統選舉韓國瑜大輸，蔡總統高票連任。去年此時，許多堅持台灣主體價值的選民（包括本人在內）憂心忡忡，深怕傾中勢力將主導台灣政局。所幸這一年多來，國內外情勢對台有利，蔡總統也及時調整因應，以辣台妹之姿重新贏得國人付託，令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 另外，落選人韓國瑜正面臨被罷免高雄市長的處境。此時有人認為應抱持寬容態度，不再追究；也有人建議韓市長自行辭職，不勞罷韓團體親自動手。更有人堅持應該罷免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放韓假的韓市長正式回到高雄市政府上班，但高雄市民是否願意接受這位落跑市長的回歸呢（高雄市政府提供、資料照 ）   韓國瑜重返政壇以來，不但對市政毫無建樹敷衍了事，其失格脫序的言行罄竹難書，媚共傾中的醜態也令人歎為觀止。明明對市民承諾不會中途落跑，卻又為追逐總統夢，背棄了高雄。甚至以「我是被動參選，若當選後每週三天在高雄上班」來呼攏高雄選民。所開出的政見支票不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好，這樣做人沒誠信、做事沒能力的人，還能留在政壇嗎？試問，韓國瑜在總統選舉時，除了緋聞醜聞以及粗鄙言語隨口謾罵之外，還有留下甚麼痕跡？也許他終究說對了一句話：「這次總統選舉是有史以來最骯髒的選舉」，請問韓市長，這是誰造成的？ 對這種毀信背諾、立場搖擺的政治人物寬容，等於沒有是非。讓他自行請辭，則等同讓他逃避懲罰。韓國瑜這種政客，罷免掉才剛剛好而已！其他投機的政客，也應引以為戒，一旦背棄承諾，選民沒有必要放過你。 （作者為總統府資政）

  日前台北市長擬參選人蘇煥智論及兩岸關係時，以「兄弟分家」做為比喻。柯文哲更形容台灣與中國有如「床頭吵，床尾和」的夫妻關係。我認為這兩種比喻不倫不類。 台灣自古未屬中國，直至清朝曾納入版圖，但清朝政權一如西班牙與荷蘭，把台灣當作殖民地般剝削。現時的中國甚至佈署了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一再重申決不放棄武力犯台，亦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台灣的外交空間。請問，這樣的兩岸關係能用夫妻或兄弟來比喻嗎？台灣和中共從沒同床過，退一萬步，若真有這樣枕邊人，正常人都要早早離婚為妙。而所謂兩岸因血脈相連故有如兄弟，事實上根據林媽利的研究，有8成以上的台灣人具有南島民族的血統。所以說，中國也不是我們兄弟，不折不扣就是一個「歹厝邊」罷了。 我感到很遺憾，柯文哲市長仍抱著「兩岸一家親」的想法。大家還記得世大運時，柯為了讓中國隊伍參賽，如何地委曲求全，甚至不讓台灣人在場內拿自己的旗幟，柯已然淪為中國利用的工具，替中國執行對台統戰政策。原本，中國在台灣一向是以國民黨為代言人，但是國民黨在2014及2016年兩次選舉大敗後，聲勢日落西山。原來就不接地氣，再加上沒黨產資源挹注，國民黨對台灣政局的影響力明顯式微，中國於是重新物色政治魁儡，首都市長柯文哲自然變成中共青睞的標的。而初嘗政治權力滋味的素人市長也與中國一拍即合。 眾所周知，中國的對台政策仍咬緊「一個中國」原則，小英政府因不願公開接受一中原則，故遭中共關閉溝通渠道。柯P對於目前政府無法與對岸有效溝通頗有微詞，請問柯P您主張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和對岸溝通嗎？若是，可否明確的向國人表明贊成一中的立場？以利選民做出明確抉擇。或者，可否請您在不向「一中原則」叩頭的條件下，提出和對岸的溝通之道？ 日前，陳總統透過陳致中，以「感謝柯醫師的醫療協助」來加持柯的選情。柯P以醫生身分救治病患原是本分，但柯市長台灣意識曖昧，未來恐怕戕害眾多台灣人民的利益。另外，具有堅定台灣意識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也支持柯P連任。他說「民進黨就無人嘛」。我解讀李前總統是在激勵民進黨盡速決定並提出人選。又或者，李總統是想藉此提高柯文哲聲勢，以壓低國民黨勝選機會。 報告李總統，我認為柯文哲不可再擔任首都市長，主要原因不是計較柯個人或某政黨的勝選與否，我所憂慮的，是柯文哲若有中國作為後盾，他在政治上與對岸一唱一和，迎合中國對台統戰策略，甚至將來在中國以無限的資源扶植之下登上大位，屆時，台灣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柯P曾經向人抱怨本人有如「義和團」，我對於柯P動不動以中國歷史來做比擬非常不以為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是不是也能以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來比喻迎合中共的柯文哲呢？ （作者現任總統府資政）

  拜讀彭明敏教授「李登輝與柯文哲」一文，彭教授的觀察入微，以及學者下筆的溫文婉轉及微言大義，我深感敬佩。 前總統李登輝於威權時期雖有「違心之論」，但他掌權之後對台灣民主及台灣認同等各方面的貢獻，令人感佩。李前總統的歷史地位已有定論，無需贅言。 至於台北市長柯文哲，彭教授對他的評議頗有學者風範；不過讀後仍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柯文哲二○一四年選前宣稱他是「墨綠」，讓包括本人在內的選民們都受騙，出錢出力支持他。當時柯文哲曾質問「九二共識內容是甚麼」，他還說要「把中國當作是一個外國」。 然而當選後，柯文哲將台北市府「大陸小組」從研考會納入直屬市長的單位，市長的事不好好做，卻搞起「兩岸關係」！不但「一個中國不是問題」，而且「瞭解與尊重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最後乾脆「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起來。 看見蔡英文民調滑落，他忙著籠絡對中國懷有憧憬的深藍選民，亟思連任，結果我們看到世大運時柯文哲連台灣旗幟也沒收，卻任令統促黨的惡棍揮舞五星旗，更讓他們暴力傷人，致使台大學生濺血！ 柯文哲是墨綠嗎？是彭教授所說的雙重人格嗎？我想都不是，柯文哲沒有雙重人格。柯文哲「政治素人」是真，但其他都是假的，而他說謊、投機取巧的本質已經暴露，他根本缺乏真正的人格理念和思維！我懷疑，他只有「親中害台」一種人格！ 在美國調查「通俄門」中認罪的弗林（Michael Flynn），曾是備受尊重的將軍，但他退休踏入政壇，很快就暴露投機政客的真面目，和「素人」柯文哲有異曲同工之處。 充滿理想性的年輕人，對政治人物要有洞察力。我深深懷疑，柯文哲是親中害台的投機政客！ （作者為總統府資政）

洪秀柱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分造訪中國，吸引諸多媒體的注意，對於她該不該去，所欲達到的目標為何，對台灣又有什麼影響……等等，引起多方討論。 對一般台灣人民來說，我們真不曉得，她的造訪中國，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地方？她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是一個與台灣主流民意背離的政黨，這一位主席又與中國國民黨內的主流思考剝離，所以實在想不出為什麼，她的此行占有媒體這麼多的篇幅？ 在這種對她極不利的現實條件下，她必須找出一個訪中的正當性，於是異想天開，想出一個自以為是的奇招：到中國去推銷「兩岸和平協議」，以為這樣，台灣人民就會買單，她此行就會有所貢獻。 其實，所謂和平協議，並非一個創新的構想。早在二十年前，當時柯林頓的亞洲資深顧問李侃如就曾主張：台灣與中國簽訂三十年和平協議；此事在台灣官方和民間都曾引起一些討論。柯林頓卸任後來台訪問，台灣高層曾以此事就教於他，問他是否贊成台灣與中國簽署這樣的協議。柯林頓反問兩個問題：一、台灣是否相信中國會遵守和平協議？二、如果中國不遵守協議，台灣是否有制裁或制衡的辦法？當我方表示這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柯林頓就說：「那我的答案就很清楚了。」 今天，台海的局勢更加險峻，中國更顯囂張黷武與蠻橫無理，那麼「和平協議」真的可以當做我們的護身符，保障台海和平嗎？ 為今之計，我們更應該在國際上廣結善緣，爭取與台灣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國家，支持台灣，並在國際上產生對中國制衡的力量。即使有機會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也應效法三十年前，以色列與埃及在美國卡特總統的見證與背書下，才簽署和平協議，如此，將台灣問題國際化，此協議才有實質的效果。否則，與中國簽署的任何和平協議，是不可能帶來和平的。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