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灣第一座228紀念碑的設計者詹三原，於2021年3月23日因洗腎中途嗆到，引發心律不整而辭世，但當年負責施工建造的是嘉義西門教會長老張克平。 張克平大學讀的是建築系，畢業後在台北開業，後來回到嘉義開公司，並在嘉義西門教會服務，協助茶山部落蓋教堂，因為這層關係開始關心部落事務，還因此到嘉義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研究所旁聽了15年。 當年，詹三原設計好紀念碑後，因為政治敏感，沒有師傅及工人敢接案建造，嘉義西門教會的牧師盧俊義於是央請長老張克平協助，張也一口答應，開始進行施工，張克平說，紀念碑蓋好後，有一天，他已退休住台南的爸爸突然打電話給他，問説，最近嘉義好像有蓋一座二二八紀念碑，他想去看一下，張克平很納悶，他爸爸本來很不喜歡他關心政治的事，怎麼突然想去看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 載爸爸去看紀念碑的當天，他爸爸站立在紀念碑前沉默良久，後來眼中泛淚，突然哭了起來，經過追問，爸爸才慢慢道出，他長榮中學畢業後，前往日本攻讀農業拓墾，戰後回台後，不知何因於二二八事件後被捕，被關了數月，家人散盡家財，才把他救了出來，驚嚇之餘，從此不敢談論這起事件，而且為了保護家人，要求所有人都要加入中國國民黨。 沒想到的是，40多年後，他的兒子，竟然是台灣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的建造者，真是冥冥之中，內心無限感慨。 陳銘城 3月27日  ·  全台灣第一座228紀念碑的設計者詹三原(見圖.邱萬興攝影.)已於2021年3月23日因洗腎中途嗆到.引發心律不整而辭世.距他出生於1942年12月2日.享壽80歲.將於4月10日(週六)下午2點.在嘉義縣竹埼鄉鹿滿教會舉行追思禮拜. 2017年一月.我與邱萬興.曾文邦到嘉義訪問詹三原先生.他是一個虔誠基督徒.也是專業畫家.受到他父親的影響.他熱心黨外民主運動.以美術專長.奉獻自己投身台灣的民主改革運動. 他在民進黨成立後.出任民進黨嘉義市黨部的文宣組長.自己並不參選.當時.民進黨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1947年的228進行信仰的反省與告白.決心為228的平反.建立228紀念碑時.詹三原在信仰的召喚下.設計了全台第一座228紀念碑.更為此抗爭不懈. 1989年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嘉義中會.和民進黨嘉義市黨部的推動與募款下.一人最高捐一萬元為上限.完成在嘉義市彌陀路的228紀念碑.在施工和立碑過程中.常被潑漆破壞.以致組成巡守隊.輪流看守. 嘉義的228紀念碑之後.全台各地陸續建立228紀念碑.但第一位設計228紀念碑的詹三原.卻遭到黨國共犯結構的羅織與報復. 1991年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群眾.到陽明山中山樓.抗議包圍國民大會.竟然硬柪是詹三原帶頭抗爭.事實上.當天他不在場.他在為教會做壁畫.有牧師可做證.但他還是被判一年半.於1992年入獄一年一個月.才獲得假釋. 但出獄後.詹三原發現自己罹患肝硬化.63歲的他.在孝順的二兒子捐肝下.他做了換肝手術.從此，父子更是同心肝。 ／不久.又先後心臟裝八支的支架.後來.詹三原更是每二天要洗一次腎.他一面就醫.也在家教學生畫畫.但是卻不想去為自己打冤獄賠償官司.只因他認為不想浪費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現在原本立在彌陀路口的台灣第一座228紀念碑.已經由市政府移到嘉義市啟明路. 詹三原是一位基督徒.一位畫家.也是另一種228的受難者.更是奉獻自己的台灣基層志工. 願詹三原先生安息.

文化部長鄭麗君22日下午與藝文界人士餐敘，不料被不滿文化部推動廢除中正紀念堂的資深藝人鄭惠中狠呼了一巴掌。鄭惠中傍晚出面開記者會，對中午因情緒失控呼鄭麗君巴掌表示道歉。 這起事故，當然不是單一事件，而是70多年來，黨國教育的「加成」作用而來。 台大教授周婉窈去年在一場演講中指出，很多人以為，台灣教科書只有史地或國語課，大比例是國民黨教育內容，其實不止，包括軍訓、音樂、公民與道德等教科書都是。再加上媒介宣傳，加成效果更顯著。 幾乎，絕大多數台灣人，都受到黨國教育的加成影響，尤其，戰後出生到陳水扁任內開始推出「認識台灣」教科書之前受教育的台灣人影響最大，像柯文哲、蔡英文等人都是。所以，思考模式也相當類似。 這位所謂60年代資深藝人今天的行為，雖然可惡，但從黨國教育的影響層面來看，也就不足為奇。畢竟，黨國幽魂仍然盤據各階層。

1960年之前，一直「被」稱為「台語」的族群，突然被改稱為野蠻名稱的「閩南」，50年後，民主化之後，仍然要將不正常、歧視性的稱呼，罩在台語族群的頭上。

造假集團為了政治目的，害慘蕉農。 又是惡質的造假新聞，香蕉照片是公共電視台《我們的島》2007年拍的照片。 是誰造成蕉價大跌，蕉農損失？就是造假集團。以及明知造假還刻意轉傳的人。 http://news.ltn.com.tw/news/Kaohsiung/breakingnews/2448299

這是「520農民運動」滿周年（1989年5月21日），記者楊翠（目前為東華大學教授）在已停刊的《首都早報》，所寫的媒體文化評論。 在「520」三十周年時刻，很多人在反思，30年來，農民有過的比較好嗎？同樣的問題，報禁解除也30周年了，我們的媒體文化，有比較改善嗎？ 當年將農民定位為暴民的媒體，已經反省了嗎？當年我在偵辦本案的主任檢察官莊春山辦公室，被某報前輩司法記者斥責，怎麼可以質疑檢察官的起訴書，現在該報成為最會指責政府的媒體。 時代是進步了，但內涵變好了嗎？

大學的主體是學生，學運是否成功，端視學生社團是否支持。 但「管獨董事件」發展至今，已明顯看得出，挺獨董派，似乎未獲得絕大多數學生團體的認同，僅剩部份校長們、部份教授們和黨國體系們的支持，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以下是各學生團體的連署及聲明簡要： 一、106-2會期臺大學代會校務委員會 校長遴選爭議聲明：呼籲「校方勿為一時之爭，犧牲上萬學生權益」： 針對教育部不予聘任管中閔教授擔任本校校長一事，學生代表大會校務委員會要求校方立即重啟遴選程序，勿讓學生成為此次事件最大受害者。 連署人 臺大學代會副議長張巍騰 文學院學生代表林謙 文學院學生代表王作城 文學院學生代表楊宇倫 生農學院學生代表徐培瑄 生農學院學生代表鄭芷穎 生農學院學生代表韓政軒。（2018 年 05 月 05 日公告） 二、台大學生代表大會（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之一，由各學院選出的學生代表組成）： 理由如下： 1. 教育部駁回臺大校長遴選結果，於法有據且並無侵犯大學自治。 2. 管中閔兼職事實違法明確。 3. 嚴格限制兼職有必要，台大人事室和許多教授卻帶頭違法，無疑是給學子最糟糕的示範。 4. 管中閔作為台大校長競爭者，不僅始終逃避問題，以政治鬥爭回應外界更是不可取。 5. 黃絲帶運動名為捍衛大學自治，實則侵門踏戶、打壓異己。 6. 懇請台大校方重啟遴選，確保新校長盡速產生。 連署人 ： 議長 周安履、副議長 張巍騰 文學院 張凱昱、王作城、楊宇倫 理學院 彭晧、林毅橙、許軒瑋、賴政瑋 醫學院 周哲宇、劉智祥 工學院 詹皓詠 社科院 紀緯明、黃芝庭、林意庭、李辰諭 生農院 徐培瑄、韓政軒、施雯婷、鄭芷穎、邱兆陽 電資院 黃莉晴、許瑞福、楊育綸、趙一穎、黃子軒 管學院 張舒茜、王筱婷、李辰訢、買沐恩 法學院 黃脩閔、游哲綸 生科院 江昱霆 公衛院 王宇綺 三、大學法改革陣線等大學生跨校組織5月2日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校園民主是大學自治的前提，否則「大學自治」將淪為寡頭學閥的保護傘；因此「我們拒絕沒有校園民主的大學自治」，呼籲速修大學法。 大學法改革陣線、東吳大學學生會、東海大學學生會、國立中興大學學生議會、國立交通大學學生聯合會、國立東華大學學生會、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國立師範大學學生會、國立陽明大學學生會、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會、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議會、國立臺北大學學聯會、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生會、臺北市立大學學生會等各大學學生自治組織。

台大校園內黃絲帶抗議現場照片。   圖：趙婉淳／攝（資料照片） 近幾個月來，因為年薪千萬元「管中閔獨董」是否就任台大校長一案，引起社會各界沸沸揚揚，挺「管獨董」的部分舊勢力成員，紛紛跳出來要求政治組織退出校園，話說的是很有道理，但哪一個團體或組織，才是最大的校園政治組織呢？哪一個政治勢力，又是盤據校園的最大受益者呢？1990年代之前讀過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大家心中應該十分明白。 這裡，我來回憶一下，個人「差一點被吸收成為職業學生」的經歷，這段經歷，原本幾年前就要寫出來，卻一直擱在腦海裡。 我是世界新專畢業的，一生只參加過國民黨，屬於北知青(組徵字)，那是就讀世新時，被國民黨校內常委同學吸收入黨，在當年，國民黨校內黨部都宣傳說，加入之後當兵比較不會被操，畢業後考公務員比較容易、工作比較好找….等等。是的，那是當時的氛圍，一個偏僻鄉下來台北讀書的學生，當時並無政治意識，為了未來找工作方便，的確會認為理所當然。 記得是畢業典禮之前，有一位學校教官來找我，問我想不想出國讀書?哇…，對一位偏鄉小孩，家裡又沒錢、至少已三代單傳的我，這個問題簡直是天方夜譚，更何況，我的英文程度幾乎在高中畢業後，就差不多自暴自棄了，怎麼有可能或有機會出國讀書?不過呢，教官說，如果你同意，出國費用不用擔心，出國前也會訓練你的語文。 其實，當時的心理，也真的有一點小動心，但也篤定不會答應出國，畢竟，對鄉下小孩來說，這似乎是一個進階之道，聽了教官的說服，也為了應付教官，我回應說，還是要回去問一下阿母(阿爸早早就過世)，教官當然說好，他並拿出一紙信封及資料給我，說如果家人同意，就回覆給他。 過了好多年，其實，我已忘了這件事，反正只記得阿母並沒有同意，而我到底是怎麼回覆教官的，現在竟然想不起來，直到當記者之後，因為跑新聞關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年教官應該是要吸收我當職業學生。 數年前，放假回去南部，好像是馬英九被指控當職業學生，舉報海外台獨份子的事情，我特別問阿母，當年我畢業前，學校教官問我要不要出國，妳為什麼沒有答應?阿母說：「當吹(初)時，厝內無查埔人，你閣是孤子(獨生子)，那也放心乎你出去?」 阿母這種反應，我是可以理解，不過，好像也沒那麼單純，隔了一段時間，我再問她，她才說，她有去問「崑山啊」(國中教務主任，他兒子是我小學、國中同班同學)，除了說你是獨生子外，還說了一些話，但她不記得說什麼，也不知道什麼含意，反正結論就是不要出國。 教務主任曾經是警察出身，當警察期間就讀師範夜間部，後來轉任老師，在同一所國中直到退休，因為跟他兒子同班，過年過節常去他家走動。知道這件事後，心想要找時間去請教崑山主任當時的想法，可惜，後來他得了老人痴呆症，幾年前過世，我特地回去參加告別式致意，而他到底怎麼跟我阿母說的，這個謎，也跟著他到天堂。 比較好奇的是，我自己都已忘了，有一天，阿母竟然突然記得一件事，去年再跟她聊出國這件事情時，阿母說，當吹(初)時，你說教官有講，若同意出國，會先給一筆五萬元(類似「安家費」，30多年前五萬元算不小數字)。真是糟糕，我記得教官有提一些出國好處之類的事，但至今竟然想不起來有這筆五萬元的任何印象。 多年後回想這件事情，當時也不認識教官，他怎麼會找到我？不過，似乎也不奇怪，當時正值「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政治情勢，島內的黨外運動依然蠢蠢欲動，海外的獨立運動也蓬勃興起，而我是南部小孩，家裡貧窮，又說的一口道地的海口腔「台灣國語」，加上在學校參加正向能量的公益性社團，當一個職業學生或抓耙仔，算是很符合條件的，只是歷史的運轉就是這樣，我並沒有走上這一條路，而當年類似我這樣被看上的學生，應該不在少數。 近月來，「管獨董」是否就任台大校長事件，包括國民黨立委、曾經被指控當過職業學生的馬英九等團體或個人，紛紛要求大學自主、政治力要退出校園，甚至連黨國控制時期的老三台「台視退休同仁」也加入連署。 善哉斯言，「管獨董」事件，是否侵害大學自主或自治，我個人是有很大疑問，但政治力退出校園是正確的方向，除了政治組織，包括「政治銅像」也應一併移出各級校園，當然，最好的話，K黨或情治單位若有資料，也請公布職業學生或抓耙仔總數(如可以公布人名，當然是最好的轉型正義)，看看到底曾經有多少職業學生或抓耙仔出身的，仍然盤踞在各級校園、傳播媒體、政黨或政府機關。 ​「管獨董事件」是一個很好的照妖鏡，可以照出哪些政治力或團體，依然盤據在校園的，有多少黨國陰魂依然漂浮在各級校園的天空。

  《國語日報》的創刊，是國民黨「國語政策」下的產物。   圖:翻攝自國語日報   繼國民黨黨產案後，教育部打算介入《國語日報》認定是否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卻引起舊董事及100多名員工抗議教育部接管，到底，《國語日報》屬於誰的？ 抗議案起於8月30日教育部邀集《國語日報》16名董事召開座談會，會中原本打算釐清《國語日報》內有無教育部出資，會中10名董事對教育部未待董事會開會，就在簡報中指出：「國語日報社『應認定』屬政府捐助財團法人…」，10名董事因而退場表示抗議，董事會及員工也對董事長林昭賢出賣報社、違背職務，連署要求他辭職下台。 如果《國語日報》不是教育部捐助，那它的資金怎麼來的呢？那就來看一下《國語日報》的歷史吧﹗《國語日報》的創刊，是國民黨「國語政策」下的產物，戰後的1945年，來台接收的台灣長官公署一成立，1946年10月025日，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就決議「自本年10月25日起撤除本省境內所有新聞紙、雜誌附刊之日文版，並令各縣市政府遵照。」抵台不久的陳儀長官，更嚴禁在共種場合使用台灣本地語言。同一時間，陳儀也向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請求派遣專家，來台協助推行「國語」，1946年3月21日，委員全部抵達台灣後，開始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各縣市「國語推行所」，這兩個單位後來就成為台灣「國語政策」推行的主要機構。 1949年之後，國民黨政府經由制定法律，讓各級學校透過嚴厲的禁止與處罰，將學生對母語的負面認同，深化到他們的心靈，使得台灣本土語言被逐出校園，最後只能退入家庭，在整體環境影響下，又漸漸遭到台灣人家庭的摒棄，台灣人的語言文化遂漸漸流失，這種現象在都會區則更加明顯。 除了透過法律手段來貫徹「國語」的推行，國民黨也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來營造說國語的社會環境，包括廣播、電視、電影三種媒體各有不同程度的管制。電影方面，對台語片採取不輔導、不獎勵的措施，將台語片排除在金馬獎之外，任由市場將其淘汰；廣播對語言的使用比率雖未嚴格執行，但對節目內容則是緊密地加以控制，也必須受警備總部的審查；電視是穿透力最強的媒體，不但嚴格限制語言使用比率，更控制廣播頻道分配權與經營權，本土語言節目實施事前審查和監看，由各單位組成的「審查小組」負責審查，而由新聞局主辦，通常安全問題由警總審查，教育文化問題由教育部負責，國策思想部分由文工會主導，本土語言劇本則由警總負責審查，本土語言甚至被執政當局用來做為思想控制的工具，以夷制夷地醜化本土語言，除了廣播、電視、電影之外，貫徹「國語」政策，最重要的莫過於《國語日報》。 前《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在〈國語日報15年〉(收入1964年出版的《廢人廢語》一書)一文指出，《國語日報》最早是教育部，在1948年台北市設置「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閩台區辦事處」促成誕生的。1948年10月25日正式創刊，社長魏建功、總編輯梁容若，發行之初，因經費無著，銷路又打不開，最後無法維持，而於1949年初，將編輯、印刷工作都移到台灣省國語會，借重省國語會人力辦報，省國語會則利用報社的印刷設備，解決「國語」書刊傳佈的困難。為使《國語日報》得以維持，並由吳稚暉具名，邀請本省人士杜聰明、游彌堅、洪炎秋等人，連同省國語會委員方師鐸、梁容若等人，於1949年3月成立《國語日報》董事會，推傅斯年為董事長，洪炎秋為社長。 1955年初，《國語日報》脫離台灣省國語會，成立《國語日報》股份有限公司，仍由洪炎秋任社長，1960年再改組為「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同時加聘省教育廳副廳長、台灣省國語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教育科與社會教育科為當然董事。此後的報社人事，也一直與省國語會的委員高度重疊，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 1970年代以後，各級「國語」推行機構功能萎縮之時，《國語日報》與報社，便成為推行「國語」最重要的機構與工具。洪炎秋在〈光復節與國語日報〉一文曾說：《國語日報》完全是一份為了「撲滅日本語文的遺毒，進而推廣國語教育，光復中國精神」而設立的報紙，但「國語政策」表面上是要撲滅日本語文的遺毒，實際上則對台灣的本土母語，產生更嚴重的戕害與滅絕。 1998年10月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同年12月21日施行，之後經過幾次修正，2006年10月20日，內政部正式公告，《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於2005年12月31日當然廢止。 顯然，凍省之後，原省國語會業務，理所當然移至教育部，前教育部長、現任《國語日報》董事長林昭賢，向教育部報告《國語日報》屬於政府(教育部)捐助財團法人，實有所本。 《國語日報》對推行國民黨「國語政策」有功，但扮演戕害與滅絕台灣的本土母語的角色也很稱職，台灣民主化之後，當年借助國家資源成立的報館，現在因為坐擁黃金地段與龐大資產，如果可以任由它逐漸轉變為私人控制或牟利的生財工具，只能說，台灣人真是善良啊，滅了妳的母語，又可以不受節制，任由私人集團來掌控國家的資產。

  《中華日報》不但建築基地是接收日治時期的《台灣日報》(前身為《台南新報》)，連印刷相關設備也接收日治時期《台灣新報》。   圖 : 翻攝自維基百科 國安會諮詢委員林峯正8日正式接任行政院黨產會主委，由於7日這項人事案公布後，林峯正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他上任後，「針對國民黨附隨組織的認定是未來的工作重點」，並且強調，未來黨產會將「上窮碧落下黃泉」，完成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哩路。林峯正「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談話，被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洪孟楷在臉書撰文批評，根本就是武俠小說裡要追殺「殺父仇人」的情節。 洪孟楷並指林峯正的父親林時機，曾任國民黨報《中華日報》社長，林峰正這意的談話，等於否定過去其父親擔任黨職的正當性。洪孟楷的比喻，雖然不倫不類，但從歷史文獻來看，國民黨黨報《中華日報》的確是搶奪國產而來。 事實上，《中華日報》不但建築基地是接收日治時期的《台灣日報》(前身為《台南新報》)，連印刷相關設備也接收日治時期《台灣新報》，改名為《台灣新生報》一半的設備，《中華日報》可真是貨真價實的國產。 《台灣日報》的前身《台南新報》，是1899年由日人富地近思所創辦，原名《臺澎日報》，連戰的祖父連橫與台南士紳胡殿鵬(字南溟，少補博士弟子員、台南稟生)，都曾擔任《台澎日報》記者，共主筆政。1903年，該報擴充資金後，改名《臺南新報》，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並稱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官報。 1937年4月，因中日戰事緊張，日本當局下令所有報刊停止漢文欄，《臺南新報》也更名為《臺灣日報》，至1944年3月又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興南新聞》(前身是《台灣新民報》，唯一台灣人創辦的報紙)、《東臺灣新報》、《高雄新報》6家日報，合併為《臺灣新報》； 1945年戰後，國民政府指派陳儀擔任台灣長官，並進行接收日產工作，《臺灣新報》由青年黨人李萬居負責接收，並改名為《台灣新生報》。 不過，以書生性格接收《台灣新報》的李萬居，一開始並不順遂，在接收過程中，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對於《台灣新報》接收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意見不一，中宣部希望接收《台灣新報》器材設備創辦台灣《中央日報》，以做為黨的喉舌，但陳儀並不同意，陳儀與黨中央雙方因而有了衝突與不愉快。 時任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祕書的歷史學家沈雲龍，對《台灣新生報》接收過程有以下描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於接收『台灣民報』（按應為台灣新報）後，長官公署改為新生報，並聘請青年黨人李萬居為社長，至感不滿，乃以台灣須辦黨報為由，強令分與台灣新生報的印刷機器之一半，命特派員盧冠群籌備《中華日報》，陳則以該報須設在台南為條件，免在台北與台灣新生報發生衝突，最後雙方勉強接受，打開僵局」。（沈雲龍 1988：8） 僵局雖然打開了，但國民黨中宣部對陳儀未予支助，也所有不滿，《中華日報》創報社長，也是中宣部特派員盧冠群在「中華日報一瞥」書中回憶這段歷史說：「回想兩年前創刊的時候，真是使人有些寒心，當初我們接收了一些殘缺不全的機器，和一棟站在室內可以仰望天空的屋子，在台南荒涼的瓦礫堆裡開始發行，這種寒傖無助的情景是不難想見。……….，而員工的生活更是困苦，待遇連長官公署的一半都不到，……..。」（廖風德，1995：220-221；盧冠群，1972：183-184）。 沈雲龍也談到陳儀對媒體積極掌握，讓中央對其有所不滿，除了陳儀在媒體接收與國民黨鬧得不太愉快外，他大量進用青年黨人，包括當時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秘書沈雲龍、《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朱文伯等重要宣傳幹部，都是青年黨人，這樣的政治氛圍，在1947年二二八事變之後，李萬居險遭逮捕，最後在《台灣新生報》的地位也被架空，不得不離開，轉而創辦《公論報》。 從歷史來看，李萬居接收《台灣新生報》時，機器設備已被國民黨要走了一半，作家魚夫在《天下雜誌》的「獨立評論@天下」專欄--〈黨產收回國有了，卻是個爛攤子─重繪台南的台灣日報社〉一文，也提到，《台灣日報》在1937年4月增資時，將社址搬到台南火車站前，新報社的大樓，相當宏偉： 「佔地面積9百19坪2合2勺2材，建築坪數為1039坪5合8才；建築樣式為近代復興式；本館構造為「煉瓦造銅亞鉛板葺」的二樓建造，這應是磚造，以銅、亞鉛板為屋頂的建材構造；工場構造為鐵筋水泥；其各室配置有營業室、接待室、圖書館、閱覽室、電話交換室、書庫等；附帶設備有共電式私設電話及交換機、搬運用昇降機、水洗式廁所（應是今日的油水馬桶）；設計者為尾辻國吉，施工者是湯川鹿造。」 戰後，日本人離台，本來應該歸屬為國家所有的《台灣日報》建築，因為國庫通黨庫，國民黨接收作為《中華日報》社址，盧冠群抱怨社址漏水、機器不全，看起來很似委屈，但該黨免費取得國產，其實是得了便宜又賣乖，魚夫一文也指出，1981年底，《中華日報》和「尚業營造工程」公司合作，拆了原建築，花了五年多的時間，到1985年將原址改建為現在的「中華國賓商業大樓」，尚業營造又將工程外包給另一家「常富營造」，總工程款約兩億六千萬中，有一條六千七百萬元拒付，於是雙方打起了官司。 洪孟楷批評林峯正，否定過去其父親擔任黨職的正當性，更毀壞其父親名聲，真是嚴重了，而以武俠小說裡要追殺「殺父仇人」來詮釋林峰正「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談話，反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前發言人楊偉中諷刺用錯典故，楊偉中說，「上窮碧落下黃泉」語出白居易長恨歌，講的是纏綿情愛，根本不是武俠小說，也不是打打殺殺。 他更舉前台大校長傅斯年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來糾正洪孟楷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講，「結合考古材料與歷史研究，窮盡力量找新資料，讓證據說話，真的也不是在搞仇殺，而是研究的基本精神。」 洪孟楷不但不懂台灣報業史，連中國古文也沒讀通。

文化部公布第六屆公共電視董事提名名單，一般反應，雖沒有太大驚喜，但也沒有惡評，算是不錯名單，尤其有幾位公益或學界名單，都具有多年媒體實務經驗，算是兼顧各方聲音與利益。不過，從部長鄭麗君上任，以至於公視董監事名單出爐，個人覺得，似乎看不到2008年後「胎死腹中」的公視《南部台》，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跡象，甚至連前部長龍應台斬釘截鐵承諾，希望公視成立《閩南語電視台》（或《台語電視台》）的政策宣示，都還在雲霧之中，看不到清明的輪廓。 據龍前部長某位公廣政策顧問轉述，龍應台確曾向上層爭取過《南部台》的設立，惟因預算問題難以實現，這可以理解。預算的確是最大問題，卻也最不是問題的問題。畢竟，在國民黨及馬英九總統執政下的政府施政方向，《南部台》之難以實現，本可預期，但對照於陳水扁前總統任內承諾的《原民台》、《客家台》甚至服務海外僑胞的《宏觀台》都順利成立，《南部台》能否設立，癥結還是在於執政者的信念、價值與決心。 《南部台》之設立誠如龍應台所說（原文抄錄如下）：「成立台語公共電視台，培植一流的閩南語創作。不要把閩南語糟蹋到ＬＰ的層次，它是最優美的古漢語之一。超越族群政治層面，把閩南語看作台灣的重大文化優勢，可以做全球行銷。世界閩南語人口超過五千萬，如果誠心經營，台灣有條件成為全球最優質的閩南語文化輸出地。」 誠然，但其中更涉及母語的保護與區域傳播資源的平衡，不計算原、客、宏觀電視台服務特定母語族群的政策預算，從NCC各年度報告統計，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補助、委託製作英日韓語、東南亞新移民母語，甚至於原、客母語廣播、電視節目製作，都遠遠高於台灣閩南語數倍、數十倍。尊重多元、保護弱勢是民主社會的共識與價值，但對於母語保護，本土語言的優先性，不是比較問題，而應是對土地有摯愛的執政者理所當然的信念。 再進一步言，台灣所設立的有線、無線、衛星電視台，幾乎百分之百都在大台北（民視雖然登記在高雄，但有名無實），中南部傳播資源不僅匱乏，甚至已到歧視地步！這當然商業機制所致，但作為政府公廣龍頭的公視，及以全民稅收「捐助」的電視台，一直以來，還以文化、傳播資源豐富的大台北及中產階級為服務對象，無疑的，是有檢討反省必要。 公視雖然在前總經理胡元輝任內推動《南部台》，且於2007年底在高雄市揭牌，無奈政黨輪替而胎死腹中；前總理馮賢賢任內在公視開播「台語新聞」（中晝、暗時新聞），有所貢獻，但零嘴終究不是正餐所可比擬，《南部台》的設立，除了區域平衡的公眾近用權，對於促進中南部眾多傳播產學合作、建立影視聚落，甚至成為文化活動重要的露出平台，《南部台》都具有不可替代性，甚至也是新政府最具體、最可立見的政績。 （作者為媒體工作者）

  《民報》是戰後第一份創刊的報紙。   圖：玉山社提供   二次大戰前後，臺灣知識份子，原本熱衷於辦報或擔任專職記者、編輯工作的文化人，受228事件影響，被迫脫離文化傳播戰場，使得日治時期因文化啟蒙，以及在抗日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文人批判精神與傳統，遭到斷裂、重挫、壓抑或出走，臺灣人更進而失去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   臺灣在日本統治初期，雖無報禁，但採特許制，且實行事前檢查；當時臺灣只有3家報紙，其後增為6家，其中由臺灣人創辦的《臺灣民報》系列，在文化啟蒙運動展開之後，成為臺灣人抗日鬥爭的重要思想傳播工具。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節節敗戰，因物資與言論的管制，日本總督安藤利吉於當年3月將全臺6家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原為《臺灣新民報》，臺北）、《臺灣新聞》（臺中）、《臺灣日報》（臺南）、《高雄新報》（高雄）及《東臺灣新報》（花蓮港）合併為一家，名為《臺灣新報》，日出八開一大張。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新報》由國民政府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   戰後初期，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一度解除日本殖民時期的報禁，臺灣人當時仍承襲日治時期文化啟蒙運動的精神，紛紛重操文人辦報的特質，使得報紙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時任《台灣新生報》記者的吳濁流，敘述當時的經驗說：「228事件發生以前的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絕不比文明國家差。當時的新聞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   當戰爭結束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咸認為被解放，從此思想、文化和自由不受壓迫、控制，可以施展多年來的抱負，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尚未正式成立的「真空時段」，將近70天之間，文化活動已經迫不及待起步。臺灣文學家楊逵的《一陽週報》（日治時期即已創刊），亟思以文化生活改善社會以及重整文學工作；接著《民報》、《台灣新生報》、蘇新主編的《政經報》、黃金穗等人的《新新》等相繼創刊；越一年，《人民導報》、《臺灣民聲報》、《臺灣文化》等創刊，龍瑛宗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主編，而《臺灣月刊》的發刊日就是日文廢止令生效之日（1947年10月25日）。民間報紙、雜誌蓬勃發展，展現前所未有的盛況。   經228事件打擊輿論影響力轉弱   戰後，大部分在抗日運動中培養出來的媒體菁英，都在228大逮捕中消失殆盡。臺灣報業於戰後初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臺灣籍的菁英份子及知識階層，原本沿襲日本殖民時期以辦報鼓吹、傳播思想及政治理念的傳統，然經228事件打擊、國民政府的政策強化，輿論的影響力漸漸轉弱、被操控。臺灣的本土文人，甚至企業界人士，對於辦報及政治已產生一股冷漠及不安，「該事件的影響非常深巨，成為臺灣人的思想及社會轉向的分歧點」。   史學家張炎憲認為，228事件是二次大戰後影響臺灣最深遠的一次事件，至今很多的政治社會問題，仍然起源於這個事件；陳芳明也認為：「戰後臺灣社會內部的政治緊張與文化矛盾衝突，鑄造於1947年的228事件。……228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臺灣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重要部分。」   這樣的深層結構，對戰後臺灣文壇及臺灣報業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表現符號由日文逐步轉移到中文，使得臺灣的論述弱化，中國的論述強化；其次，因為228事件的發生及其後遺症，使得臺灣的菁英在遭到重挫之下，失去了媒介及文學╱文化傳播權力，先期來臺的大陸菁英從而取而代之，開始了延續自中國報業固有傳統的媒介運作，並掌握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這兩種變化，及其因而引起的衝突，不僅對臺灣的作家，也對臺灣的社會帶來嚴酷的打擊，一個理性傳播的可能空間，在其後長期的威權統治年代中，顯然已被封閉。」   臺籍知識菁英在228事件之後，大多噤聲膽寒，從此脫離言論出版界，228事件不僅嚴重挫傷了臺灣新聞界，它造成的政治恐怖，也切斷了歷史文化的傳承。   作者：呂東熹（資深媒體人）   （編按：《二二八記者劫》是資深媒體人呂東熹2016年完成的作品，書中收錄戰後在《台灣新生報》、《國聲報》、《和平日報》、《人民導報》、《大明報》，以及臺灣廣播電台等幾家媒體任職，於228事件中遭到政府殺害或構陷入獄的媒體人及其家屬的生命故事。新頭殼特別與玉山社合作，摘錄書中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人民導報》對政府缺失的監督一向不遺餘力。   圖：玉山社提供 《和平日報》雖被劃為軍報，但與軍方高層關係並不密切   圖：玉山社提供 《二二八記者劫》是資深媒體人呂東熹2016年完成的作品，書中收錄戰後任職於報紙、電台的媒體人於228事件中遭到政府殺害或構陷入獄的故事。   圖：玉山社提供

  雲林縣口湖鄉成龍溼地舉辦「2013成龍溼地國際環境藝術節」，荷蘭藝術家喬漢(Johan Sietzema)作品《食物足跡》表現成群小魚優游的情景。王文廷攝... 口湖鄉，位於台灣西部最突出的海岸線、北港溪出海口北岸，5月1日全鄉要舉辦50年來第一次大遊行，反對鄉公所計劃在「成龍溼地」與養殖漁業區域旁邊設立「火葬場」，鄉民訴求「要溼地、不要屍地」。 本月初，鄉長蔡永常接受媒體訪問，反駁鄉民反對設立「火葬場」時說，他召集全鄉21個村的村長開會，其中有16個村長連署支持，不知背景的人可能會以為村長都支持這項計劃。 但如果真是如此，為何會有這場口湖鄉50年來首次的大遊行呢？就外地人來看，也許這只是一件單純的環保抗議事件，但從在地人角度，不僅僅是沿海居民的生存決戰，更深層而言，更反映了鄉民首度對政治結構的抗議與挑戰。 「口湖火葬場」是否有設立的必要性？其實，雲林縣政府已經說得十分清楚明白，目前虎尾鎮惠來厝火葬場已綽綽有餘，但包括鄉長與代表會主席在內，卻仍要大力推動，還說「火葬生意」，往北可以做到麥寮、彰化沿海，往南可以「服務」到嘉義東石一帶，不怕變成「蚊子館」。 了解殯葬業的人都知道，這一行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隨便介入，看看台北地區的殯葬業，都由哪些集團在掌控，其實就很明白了，為何連雲林縣政府都不認同的計劃，鄉公所還要推動？ 火葬場恐害養殖業 不過，前面都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火葬場」計劃預定地旁邊，不僅是著名的「成龍溼地」所在地，在觀樹基金會的認養下，連續多年舉辦國際藝術家駐村的「成龍溼地藝術節」，也選在5月1日開始；往南邊一點，還有牛挑灣南岸的「湖口溼地」；一過北港溪，就是全國知名的東石鄉「鰲鼓溼地」，「火葬場」周遭，更是全台最知名的烏魚子產地，以及雲林重要的台灣鯛、文蛤產區，還有全台獨一無二的紅樹蜆「馬蹄蛤」養殖區。  口湖沿海土地，因為多次颱風侵襲、海水倒灌，以及地層下陷，導致絕大多數土地鹽化十分嚴重，幾乎已經無法再做農業生產，現在唯一生存依靠的養殖漁業，可能因為「火葬場」的設立，養殖環境恐將化為烏有。雖然鄉長說，未來「火葬場」將以先進方式火化，達到零污染，不會造成養殖漁業的污染，但看了「朝天宮」的多年來發展，很多鄉民都不敢抱持樂觀想法。  雲林4個沿海鄉鎮，既是風頭，又是水尾，這裡正好是台灣西部海岸最突出之處，每年都會面臨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正面迎擊，這裡也是嘉南大圳尾水最西端，農業用水已為六輕等工業區搶奪而去，居民農作困難，僅存的養殖業，最北邊有六輕廠的肆虐，最南方的口湖若再設立「火葬場」，南北污染，相互呼應，難道這是「風頭水尾」居民，應該承受的命運？  媒體工作者、口湖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