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台灣永久居留權的美籍人權鬥士梅心怡（Lynn Miles）日昨病逝，這位大半生為民主人權奮鬥的勇者，最後還掛念：「一定要保護台灣人民，不要讓人民受傷害」。一九六○年代，梅心怡應當局邀請來台旅遊，進而學習中文。當他發現當局迫害政治犯，乃開始參與國際救援工作。即使後來名列黑名單，他依舊持續參與救援政治犯，對台灣走上今天的民主之路貢獻良多。

其實，白色恐怖、戒嚴統治期間，不少外籍人士，基於人權無國界的理想，積極關心台灣的政治迫害，甚至參與反抗暴政的行列。也由於是外籍人士，隨著台灣一步一步落實民主，他們也就功成身退，沒有成為媒體的焦點，但在抗爭現場仍不難發現其身影，梅心怡就是這樣。而看著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日益進步，他們就像目睹自己的孩子茁壯一樣，滿懷歡喜與祝福台灣這個第二故鄉，無所謂爭功、卡位、酬庸。

梅心怡這樣的典型，對照出另一種荒謬。隨著解除報禁、黨禁、戒嚴與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台灣逐漸邁向民主，某些從黨外便投入反對運動的人，則開始以民主先進、創黨元勳等姿態自我標榜，甚至在國家認同開始曖昧不清。他們在反對黨國體制曾有貢獻，可是，此一歷史紀錄卻被拿來當作勳章，從而表現出一種民主勢力甚至台灣人民永遠都對他有所虧欠的傲慢。一段歷史，成為他們的終生提款機。

近年來，若干疏離民主勢力的人，經常利用民主前輩的身分，對延續民主事業的後輩動輒批評。然而，對於當年迫害他們的國民黨，儘管至今黨國共犯結構猶存，且與意圖併吞台灣的共匪裡應外合，那些人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縱有批評力道也不成比例，或者還可以說是「小罵幫大忙」。如此作風，不禁令人想起黃信介。這位反對運動的大老，沒有倚老賣老的陋習，對於後輩總是提攜鼓勵，因為他總是著眼於民主事業的大局。

政治運動者有這樣的心態轉變，也許是權力的患得患失使然。而有些媒體總是樂得借力使力，利用那些民主前輩來醜化民主後輩，好像至今還在踐踏民主的勢力，顯得比較高尚的樣子。做為旁觀者，必須看透這種障眼法。另有一個性質不同的現象，太陽花運動以來的公民運動，少數運動組織者遭爆負面行為，那些本來就敵視公民運動的政媒，見獵心喜藉此汙名化公民運動，將公民運動的嚴肅意涵扭曲成烏合之眾的盲目破壞。

誠如一位網友分析：「神聖的是運動訴求本身，從來不是個人」；「因為運動本身無法被攻擊，立場相反的組織或政治集團，只能針對運動中具形象的個人來施力」。用個別運動組織者的醜聞來全面否定公民運動的正當性，以及，用變質的民主前輩抹殺民主後輩的努力，客觀上不都是為「立場相反的組織或政治集團」服務嗎？對手握權力的人，他們反倒放下屠刀，不是很錯亂的政治邏輯嗎？

民主社會從事政治者，都要有可受公評的胸襟，面對質疑說清楚、講明白，雙方要比的是誰貼近民意。民主前輩批評別人，也要受民意嚴格檢驗，不能自以為神聖不可侵犯，受到同樣的質疑便以無知怒斥對方。公民運動的組織者，亦應謹記公義訴求，個人私領域的作為，必須讓運動夥伴乃至公民嚴格檢驗。如果因私害公，抵銷無數人累積起來的能量，那，追求公義的運動夥伴唯有壯士斷腕，保護訴求，保護公民。政治，亦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