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週國際媒體的熱門新聞之一，是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之死。說劉曉波是異議人士只說對了一半，因為他對共產政權的批判不僅坐而言，更是起而行 ─ 非暴力抗爭。其中最膾炙人口的，就是2008年推動所謂的「零八憲章」，劉曉波雖然不是原始起草者，但他親自登門拜訪知名學者尋求連署、並運用網絡在海外串連，引發國際關注，對中共這個沒有合理統治基礎的政權而言，任何符合民主理念的抗議行動都是在「揭瘡疤」，任何訴諸國際正義的呼籲都是在「告洋狀」，所以立即加以拘捕入獄，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狠狠判刑11年，對此劉曉波只回應：「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讓中共更加惱羞成怒。俟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有見於他在「六四天安門屠殺」以來，長期推動中國人權運動的表現，頒獎表揚他，當然被中共當局視為西方強權故意「挑釁」，不准他前往領獎，以致主辦單位在獎台上為他留了一個空座位，中共政權成為全球民主社會恥笑焦點。此後不論各國政府或人權組織軟硬兼施、設法營救，都徒勞無功。11年的刑期到現在熬過8年，不知何時肝癌已悄悄上身，蔓延到末期才給治療，而且還拒絕病人與家屬欲出國治療的請求，最後保外就醫不到三週就離世。

      對中國政府而言，劉曉波在刑期內過世、而且幾乎等於是在獄中死亡，當然又是一大難堪，獄中營養、衛生、醫療條件顯然都不及國際人道水準不說，劉曉波求仁得仁、以死明志，成了中國政權永遠無法去除的烙印。因此這幾天縱使國際上一片指責，包括聯合國及大部份西方國家領袖都對劉曉波表達悼念，國際人權團體對中共當局更是口誅筆伐，以「冷血野蠻」形容。

      不過中共中央對此事卻提都不提，好像中國多的是人，死掉一個算什麽，何況是個犯人；而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中國廣大人民對劉曉波之死，到現在也沒有什麽反應。是啦，有些香港民眾舉辦了燭光抗議遊行，也有些海外民運人士舉辦追悼大會，但對照中國人民的冷默，讓人不寒而慄：一個讓全世界景仰愛戴的人物，枉死在自己極權政府之手，國家領導人不做任何解釋、也不給一個道歉，那也就罷了，但自己的同胞竟然也視若無睹、相應不理，反而是其他各國人士同表悲憤，這種荒謬的畫面，恐怕只會發生在一個國家 ─ 中國。

(香港「悼念劉曉波」燭光遊行，圖/立場新聞)

      有人試圖解釋：中國政府嚴密封鎖新聞，所以大部份中國人民沒有得到消息，甚至壓根不曉得有劉曉波這號人物。但封鎖很難做到水洩不通，中國對網際網路設下再高的防火牆、對社群網站置入再多的攔截關卡、在搜尋引擎過濾掉再多的「敏感詞」，真要翻牆的、批文的、搜尋的，還是有辦法，所以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問題在於中國13億人口，至今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仍只佔少數，許多中國百姓還處在「個人自掃門前雪」的隔絕環境與自閉心態，除了攸關自家的利害損益，對公領域、大世界根本毫無興趣、毫不關心；有個叫劉曉波的被外國人視為英雄人物，與我何干？所以，這些自始至終不知道劉曉波的中國人，他們對中國政府是毫無威脅的「沈默羔羊」。

      但是知識份子怎麽也都不作聲？有一個說法是：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壞透了，但是到處是他們的公安武警，一有舉動就會被逮，不先自保又能怎麽辦？的確，像中國著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被詡為「曼得拉與甘地的結合」，多次獲得國際人權獎，也數度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但在經過三度牢獄之災飽受酷刑後，據說目前身心俱已崩潰如廢人。再如推動「中國新公民運動」的許志永和王功權，主張中國應從「臣民」社會朝向「公民」社會轉型，推動民主法治，達成憲政文明。結果都以「聚眾破壞社會秩序」判刑4年，至今未放。依外國媒體報導，目前中國的監獄中還關著七百多位維權律師及異議人士，更不必說法輪功、上訪平民、地下教會等與官方對立的百姓，以及一些外國人權團體與獨立媒體的工作者，包括台灣的李明哲在內。換句話說，五百年前馬基維利在《君王論》對一個統治者的建言：「讓人民愛你不如讓人民怕你」，在今天的中國還是被統治者奉為圭臬。這個「苛政猛於虎」的解釋，令人想起當年台灣仍在戒嚴時期的情況，若非有鄭南榕、陳文成等烈士的犧牲，召喚更多人奮不顧身衝撞威權體制，蔣經國恐怕還不會放棄一家獨裁、一黨專政的高壓統治。劉曉波的犧牲能否引發中國的「花朵革命」或「顏色革命」，以目前中國社會所顯現的「生意照常 (Business as usual)」來看，毋寧是悲觀的。

      但中國人民的沈默還有第三種解釋：劉曉波本來就是部份中國人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好好的日子不過，偏要和政府作對，讓政府丢臉、讓社會不寧，不值得同情；不過現在人已經死了，不談也罷。這個解釋並非蓄意誹謗中國人，他們不但自己不敢反抗威權、也看不慣別人有勇氣，視敢反抗的人如寇讎。事實上就在劉曉波病重的消息傳出之後沒幾天，「維基百科」上劉曉波的條目就記錄到四十多次被改寫的企圖，都是不肖中國網軍知道事情曝光了、國際都在等著看，所以試圖造謠污衊他來降低國際形象的損害。再往回看遠一點，你絕對無法想像，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久，一批中國文化界有頭有臉的人士馬上發起了一個「孔夫子和平獎」，並且專挑一些迫害人權的獨裁強人做為給獎對象，例如普丁、卡斯楚、以及做了30年還不肯下台的辛巴威總統穆加比  (Robert Mugabe)。為什麽選孔夫子當招牌？我想或許是因為劉曉波曾經批評孔子只是個「庸才」，他們要給個教訓。

      這類中國人並不是社會底層的村夫愚婦，反而大多是受過相當教育、過著舒適生活的資產階級，有些還是各級政府的官員和公務員，但不幸他們也是最投機、最自私、最狡滑、最反動的一群。他們明目張膽地為行凶的專制政權辯護、不遺餘力地打擊受害的異議人士，所用的理由無非就是「主權高過人權」、「安定重於民主」、「繁榮勝於公正」等等強詞奪理的抽象口號。試問主權和人權何以不能相容？安定與民主何以必然牴觸？為什麽社會繁榮非得有少數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如果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不可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正確，何以黨內血腥鬥爭直到今天從沒斷過？針對劉曉波，我們可以更具體地問：維護主權為什麽非得禁止人民去領諾貝爾和平獎？維持安定為什麽非得把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關到死，連妻子也軟禁？對這些中國人而言，這些辯論都是中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宣傳詭計，反正他們站在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正確」的一邊，政府不會找「好人」的麻煩，至於劉曉波是不識好歹、咎由自取。

      從自閉、到自保、到自以為是，這些中國人正是中共政權到今天還能獲得人民支持的最大功臣，印証了「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政府與人民的互為因果或因果循環；在高壓統治下，容易養出一批「馬首是瞻」的順民，所以「有怎樣的政府就有怎樣的人民」也沒有錯。在劉曉波保外就醫的同一天，凑巧《華盛頓郵報》報導了俄羅斯的一則民調結果，在票選全世界歷來最偉大的領袖人物時，排名第一的是史大林，得票38%，因為他領導蘇俄打贏二戰，雖然有數百萬人在「古拉格」勞改營喪命，但很多人認為他功大於過；緊追在後的是普丁，得票34%，因為他穩定了蘇聯解體後的國家經濟、並奪回克里米亞半島，恢復了俄羅斯世界強權的光榮地位。另一個殺人魔王列寧排第4、彼得大帝第5；至於非俄籍的有第14名的拿破崙、第16名的愛因斯坦、和第19名的牛頓，得票各在9% 到5%，這樣算不算「有怎樣的政府就有怎樣的人民」？我們不難想像，同樣的民調若在中國舉辦，前兩名非毛澤東和習近平莫屬。

      現在進入我們的主題：一個半月前賴清德的「親中愛台說」引發議論。對此，總統府表示：「賴市長的發言和我們一直以來的看法一致」；民進黨副祕書長徐佳青則認為「親中愛台」也是民進黨的基本原則和信念。

(圖/民視新聞Youtube頻道)

      還原賴市長的「親中愛台說」：對台灣今年未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一事，「當我們在表達中國這種封鎖做法的不同意見時，其實這是一種反抗，不是反中。… 是在反抗中國大陸不理性封殺台灣生存空間，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意上不是要去反對任何一個國家。」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與中國文化同源，地緣位置相依，本就應該相互尊重，台灣要親近中國、中國要親近台灣。可是中國一直想統一台灣，也不理會台灣的民意，更不願放棄武力併吞台灣，當然有很多台灣民眾，包括他在內，表達反抗的言論和行為。他說：「一個進步的台灣，可以帶動一個繁榮的中國；一個穩定的中國，可以提供一個安全的台灣。…以台灣為核心，向中國伸出友誼的雙手，透過交流，進一步了解、理解、諒解、和解。」他也表示「親中愛台說」優於前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因為他們「雖然也是以台灣為核心，卻和中國關係一刀切。」

      一個小插曲是，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在臉書表示，若賴清德說的「中」本意是指「中國人民」或「中國」，那麼這就是他在台8年間看過最好的兩岸論述，王丹相信對岸社會和國際輿論都會接受這個論述。

      不客氣地說，如果賴市長這些「囈語」以及總統府和黨中央的「背書」是在20年前的說法，我們或許會附和王丹的激賞，但在今天聽來，不只老套、而且虛假；特別是在劉曉波以身殉道的日子，更覺刺耳。中國政權連自己的菁英都可以糟蹋蹂躪、沒有一絲顧惜，會因為台灣伸出友誼的雙手，就尊重起你的民意？中國目前呈現的凶殘面貎，是因為交流不夠產生的誤解？台灣進步可以帶動中國繁榮，難道沒聽說中國繁榮到已經幾乎買光台灣的國際友邦和外交空間？中國穩定可以提供台灣安全，難道不知道中國軍備的穩定成長，已經佈署了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賴神如果也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能對中國裝出一付和平使者的樣貌，也不必為台灣人民「反中」的言行曲意辯解，反而要學習劉曉波對共產政權講真話、不屈服的精神，明白說出兩岸真正的和平只有中國放棄武統台灣才有可能；如果中共政權的「玻璃心」受不了真話，那麽阿輝和阿扁的 「一刀切」或許才是正解。

      至於所謂「親中」的對象是中國人民，「愛台」是反抗中國封殺台灣生路，不是反對中國這個國家，老實說越解釋越糊塗，任何說法如果需要這麽複雜的包裝修飾，本身一定有瑕疵或陷阱。即使我們同意理論上：中國是一個抽象名詞，不等於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是一個政治實體，不等於中國人民，但在現實意義與實際運作上，中國就是指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就等同中國人民，因為經過70年的統治，多數中國人民已經不再有推翻腐敗政權的理想性與獨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已經被殘酷不義的共產政權所收編同化。既然在現實意義上已經是「三合一」的中國，王丹驚為天人的區分是善意但天真的。我們獨派不是「親中」而是「反中」，反對不尊重人權、虐殺劉曉波的中國共產政權、反對「自閉、自保、自以為是」的中國人、也反對中國這個對台灣有敵意的霸道國家，就這麽簡單。

      我的父母親都來自中國，當年兩個家族大部份的成員都沒有當機立斷逃到台灣，結果父親的6個弟弟和2個妹妹都留在中國，母親的2個兄弟也是如此，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就只有我們一家；其他較遠房的親戚也少有及時逃離的。七十年後的今天，老成彫零，但兩邊都有後代子孫，在中國的親戚人數還是遠超過在台的我們，算算總有三、四十人，不時有人會捎話要我「回去看看」。劉曉波之死，依我私下的計算，全部中國親友之中，只有一位堂姑在越洋電話中為劉曉波哭泣，另一位表弟也咒罵習近平，但他人在美國。

      真希望是我誤會了其餘人的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