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線民事件退出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曾表達不連任，日前他再次向社會深深道歉，自己將遵守承諾，不再參選立委連任。當年，黃國書可能不由自主，也可能個性軟弱，不論如何想為他解釋的人，都必須面對其他拒絕屈從而被剝奪機會的人。正所謂，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國民黨威權時代，類似案例應該為數不少，升斗小民之間互相監視，乃是黨國鞏固權力之必要。升斗小民難免有之，黨外菁英就能免除嗎？現在的劇場，迫害者都沒有具體面目，被害人卻攤在陽光下，在暗處竊笑的是誰？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但，傷害已經造成，任何理由都不是藉口，知所進退反而映照出當年被犧牲的價值。而有人因為一時軟弱，威權時代淪為體制俘虜，到了民主時代又被揭底，如過街老鼠，當年的迫害體制及其傳人，面對轉型正義則毫無愧色，斥之為政治迫害，完全否定施害者的責任及自己優越地位從何而來，這才是當下最諷刺的畫面。至今，他們矢口否認，蔣氏父子乃迫害元凶，儘管史料證據班班可考。更難堪的是，蔣萬安直言，「蔣字對他來說是一個資產」，並在台北市長選舉勝出。台北市，固然有其選區特性，既經民主多數決，技術上應無疑義。但在價值上，如果他是靠姓蔣而獲得政治利基，不啻是對其先人血跡斑斑的洗白，對當年流血者的二次傷害。民主，因為遺忘而造成的時空弔詭，莫此為甚。

台灣社會，溫情敦厚，這是優點也是缺點。轉型正義，抓大放小，主要針對威權附隨組織，沒有追殺附隨人員。於是，擁有優越地位的附隨人員，民主競爭條件未受影響，至今盤踞在某些國家機器。偏偏，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選擇和解而非清算途徑，卻讓威權遺緒認定善而可欺，藉由民主時代的媒體、司法、選舉來負嵎頑抗。二○○○以來，本土政權兩度執政，轉型正義東倒西歪，癥結就出在，有了民主、法治、人權保護傘，反而讓那些若在其他轉型正義國家必受懲罰者有恃無恐，以及轉型正義執事者出現工具化偏私，遂令社會觀感每被有心人操弄。不要說一般民眾，若干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也被威權傳人所籠絡，轉型正義的焦點遂日益模糊。

姑且不論和解或清算的不同路徑，台灣轉型正義的起手式一開始便有不祥之兆。一九八八，李登輝繼任總統，朝民主化、本土化路線前進，走出台灣社會的主流大道。可惜，他也留下一些負資產。無論是基於政治鬥爭或基於個人感情，李登輝始終自認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他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道歉，卻未追究蔣氏父子責任。藉由威權體制的餘威推動寧靜革命，自己也在某種程度繼承了威權性格。李登輝，在台灣成為「情結」，包括民進黨的諒解與合作。黃國書之例顯示，民進黨被自己理論多於行動的轉型正義逼得別無選擇。這是，時代不同了，時代進步了。而從威權到民主，有些地方必須注意，如果總是絆倒反威權者、無可奈何反民主者，國人便當省思哪裡不對勁？

轉型正義，在台灣有自己的故事，或可隨著民主演進，最後把故事講完。變數在於，對岸有另一個外來政權，躍躍欲試一九四九國民黨劇本，光復台灣，完成統一。這個新的插曲，令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徒增更多荊棘。七十多年來，一黨專政的中國，無數不正義無法轉型，它本身的國家內部暴力，藉由兩岸交流時代的展開，意外銜接到失去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令其在內戰終結、國共和解的想像下，悍然拒絕與台灣人民共生。李登輝當政的國民黨，輕忽轉型正義之深義；連胡會之後的國民黨，一直想用促統來迴避轉型正義的必修課，導致他們與台灣的關係又倒退到二二八當年。

有人認為，民主可以抹平過去的一切。其實，民主主要是處理當下的程序合法，未必賦予過去行為以正當性，轉型正義乃為必要之療程。而抗拒轉型正義者，只圖享受民主權利，不願從過去走向現在、迎向未來。台灣這個共同體，必須立基於價值共識，不能流於虛無主義，隨選舉結果而漂流。一九九二立委普選，一九九六總統直選，並未解決這個根本價值問題，兩岸的敵我界線也模糊至今，從憲法到兩岸法律架構都維持模糊空間，落實到通敵、叛國案例，經常令人看不清判準何在。所以說，黃國書此一個案，對他個人事小，對台灣則茲事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