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卡洛斯的界限
看到廉價網紅的言論,我就想來講一件事。
我年輕時曾經在東京淺草寺的露天舞台前觀賞街頭藝人帶著猴子,表演傳統藝能的猴戲。表演結束後,現場圍觀的數十個人沒有一個人走掉,沒有一個人一哄而散,全部的人都留下來等著要付錢給這位表演藝人,我也拿出我皮夾裡的日圓千元鈔奉獻給這位辛苦的藝人還有他的猴子。
當然,你也可以像我在義大利羅馬看到的某些中國人一樣,在看完街頭藝人吹肥皂泡泡的表演之後,就一走了之連打賞都不打賞,甚至還有不打賞的中國人當著表演者面前說「怎麼不表演了呢?」反正表演者又沒立著「看完表演一定要付費」的告示牌啊。但是各位覺得看完街頭表演就一走了之的做法,這樣對於人跟人之間的尊重與信任是好的嗎?
人跟人之間的尊重與信任跟法律條文不一樣,它沒有白紙黑字,也沒有對應的刑度,但是它確實是存在的,也有著一條不該跨越的「界限」,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你會很喜歡某個文明,欣賞某個國家,絕對不是因為某個文明或是某個國家有著賞罰分明的嚴刑峻法,而是因為他們存在著某條可以讓人彼此尊重、信任甚至是保持距離的隱形「界限」。
****************
我成長的90年代大學時期剛好遇到教育界的鬆綁風潮(Deregulation),升格大學的規範鬆綁,大學自治的鬆綁,大學生參與校務與言論行為服儀等規範都鬆綁....原因就是來自於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長期戒嚴與高壓控制校園之後的跌深反彈與回歸正常罷了。
90年代中後期還是大學生的我,也因為這波的鬆綁風潮而能以學生身分積極參與學校事務,在學校貼大字報談論政治,甚至在大學校園內舉著白布條抗議公立學校校長遴選與破爛黨國人事的問題。我很感恩民主前輩為我鋪好的坦途,讓我幾乎想到什麼話都可以公開去講而不會被軍警逮捕。即使校內還是有那些像管中閔的黨國老師因為我的言論而給我打低分成績或秋後算帳我也甘之如飴。
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一邊在校園布告欄上貼著自己寫的大字報,一邊也開始去思考在這波跌深反彈的鬆綁風潮過後,有沒有人會去討論在民主自由之下那條關於言論的隱形「界限」應該要在哪裡。
當時的台灣不過也才解嚴十年,或許是很多人都擔心誰想要討論這條「界限」,誰就要被打成是自我審查與自我設限的黨國老路,或是最後搞成政教合一邪教組織像毛語錄柯語錄靜思語教條的危險疑慮,所以很多人也儘量不要去談這件事,然後把這條「界限」的劃分都通通交給警察、律師、法官、檢察官、立法委員去認定,好像只要不去踩到法律的這條「最低標」,就什麼性別羞辱、原民嘲諷、母語歧視、本土歧視、學歷歧視、職業歧視都可以講一樣。
經歷過黨國戒嚴的人或許會珍惜這個得之不易的鬆綁與自由,也會儘量不去約束或叮嚀別人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卻也給了很多沒有經歷過黨國戒嚴爛事的年輕人或是經歷過卻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啟發的中老年人一個錯覺,以為這個自由的天空沒有代價,也沒有極限。
這種種情形也造成一種雖然中華黨國戒嚴是結束了,各種規定都鬆綁了,但是我們自己經由思辨所產生的關於各類議題該有的「典範默契」與「隱形界限」卻還沒有建立的靈波獄(limbo)狀態。
英文的Draw the line,意思不是叫你用筆畫一條線,而是叫你「劃定一條界限」,超出「這條界限」以外的事情,就是你不應該說的話或是不應該做的事,也可能是在倫理上所無法被容忍但是法律上卻是合法的事情。「在哪裡劃定這條界限」也成了歐美法律系的教授最愛問學生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甚至還會向上延伸到倫理學與哲學辯思的部分,也是行使民主自由的國家在學院內、法庭上或是大法官會議都會經常討論到的問題。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在日本電車上講手機與大聲喧嘩,在座位上兩腳開開,把包包背在後面擋住通道,在上下班尖峰期間帶著大行李箱搭車,這樣有沒有違反日本法律,沒有。但是這個搭乘電車的典範與「界限」的默契要不要建立,要啊。當你在日本幹了白目事情而被人糾正的時候,你會高喊「是沒有人身自由了嗎」?(我知道很多缺乏自重且對自由有嚴重誤會的華人的確會這樣想。)
像是「言論自由」也是有一條「界限」存在的,不管是有形還是無形的,即使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家,代表道德最低標線的法律也會被訂出誹謗、污辱、造謠、恐嚇等罪。但是在法律的那條線之外,有著更多漸層與抽象的部分,例如平權、尊重、信任、同理、分配、節制等的問題需要去被討論與建立典範。如果說法律的那條界限就像有罪無罪的是非題,那麼我現在在說的這條「界限」就是需要時間與思辨去建立共識與默契的申論題。
中華黨國戒嚴時期,這條「界限」給予的空間極小,也不存在平等的空間,甚至沒有任何的標準,一堆人被真正物理上的抄家滅族也不過就是講了讓國民黨與蔣家人不開心的話而已。這種中華戒嚴體制也造成了很多人養成一種「啊你沒說啊,那我這樣做哪裡錯了」的被動華人惡習。
別人沒說出口的事情,不代表你就可以去講去做。民主化之後也並不代表這條界限可以完全無上限或是吃到飽搶到空。也就是說當你講了白目與欠缺邏輯的話,被很多人批評與嘲諷的時候,也不代表你就失去了言論自由,因為批評與嘲諷你的愚蠢言論,也是他人的言論自由。
Sky has no limit是一件流行歌可以唱得很爽很浪漫,但是在政治實務或是商業經營上不可能執行的事情,也是一件一不小心就會變成「沒有下限」的事情。
在沒有劃出「界限」與建立默契典範的情況下,我們台灣很容易就產出一批又一批像柯文哲一樣「我講話就這樣高不高興隨便你」、「是要被抓去關了嗎」、「那你就先跟我講,什麼是我可以講,什麼是我不能講」的無賴與廉價的網紅。
像柯師父這種只會踩油門卻不會踩剎車也學不會預防性駕駛的爛司機還一堆人想讓他當國家掌舵者,甚至把他公開羞辱女人與弱勢的言行當成是直白坦率甚至是幽默風趣。好像只要不被抓去關,什麼傷害到別人的話都可以講。結果就是一堆台灣人像伊卡洛斯(Icarus)一樣,配戴著難能可貴卻脆弱的自由之翼,最後卻是不知感恩地濫用然後衝向毀滅與死亡的那條邊界。
很多被中華黨國教育荼毒甚深的台灣人或是C國人,就停留在沒有被鞭子鞭打就想要胡搞瞎搞的動物層次。他們在台灣民主化後,看似屏棄了獨裁黨國的象徵崇拜,卻還是轉身跑去擁抱口無遮攔成天說謊甚至心懷獨裁帝王的爛人,還以為自由就是什麼話都可以講,什麼爛玩笑都可以開,反正沒有違法的話,什麼下限都敢講都敢做。
這些人甚至毫無下限地冒出「塔綠班」、「綠色恐怖」、「被抄家滅族」的荒謬說法(陳水扁時代則是有一群藍營支持者把「愛台灣」的人比擬成德國ㄋㄚˋㄘㄨㄟˋ黨徒,把汪笨湖戴上ㄋㄚˋㄘㄨㄟˋ的臂章,請問陳水扁跟汪笨湖是有因為你們批評民進黨政府把你們抓去關押然後抄家滅族嗎?),只因為欺善怕惡的他們打從心底就知道造謠與亂罵民進黨政府毫無任何的政治風險與代價。
伊卡洛斯最後是怎麼死的?你會說他是被製造出蠟製飛行翼的代達洛斯(Daedalus)給害死的嗎?我覺得支持藍白紅的那些傢伙可能會這樣認為耶。
(圖為Bernard Picart於1731年繪製的版畫)
鯨魚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