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產業在許多國家成為產業新現象，或新產業現象，這是源於從具體原料加工的產業、轉而經由知識創見而開發的產業現象。像台灣這樣大肆張揚「文化創意產業」又簡稱為「文創」，可以說，絕無僅有。有些餐飲酒食也文創文創，更是奇觀。 中文的修辭喜歡加形容詞，創意明明具有文化性質，又加上「文化」是因為這頂帽子好聽。而且，創意產業本應出自經濟部門，像台灣這樣出自文化部門，攬政策之功，所以加上「文化」，其實所思所想都是從產業的產值出發，而非文化本質—如韓國的文化內容產業。 一本重要的文學作品，是文化的課題；而一本銷售好的文學作品，成為產業的課題。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文化確能開發許多產值、豐厚經濟。但文化仍應守住意義的價值，這是本分，這是原點。台灣許多地區連一家書店也沒有，都會區咖啡館常見文青投入經營，這又是什麼現象？ 重經濟、輕文化的台灣，文化常因為缺乏產值，而被邊緣化，台灣只剩廟會延伸的文化現象在生活中有位置。看看善男信女，投入的時間和金錢，這取代了文學和藝術的功用。韓國電影電視遊戲產業形成韓流，可是出版產值仍然第一。 為什麼？台灣需要的文化振興是像一百多年前，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從文化上根本改造社會，讓國民具有近現代國民意識和文化的生活志向。近現代理性和感性，使每一個人在新文化視野裡開展新的物質與精神兼具的生活條件，才是正途。文化部門的「文創」只是裝飾性的政策包裝，已成為產、官、學迎合政策口號的玩法分贓，是文化部門或以為經濟部門貼金的旁門左道。 把創意產業留給經濟部門去拓展吧！ 文化部門不要再「文創」了。生意人比你文化部門靈活多了，哪需要你文化部門堆椅子踮腳？好的文學：藝術是文化的課題；賣得很好則是經濟追求的現象。政府的文化部門喜歡在大眾消費社會為流行文化搧風點火，不必了！它們的風、它們的火，多得很！ 還有，一個藝術家，特別是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創作者，努力以赴，尋求開出意義的不同形式花朵，才是正道。哪須服膺什麼政策？接受什麼輔導？沒有這種文化自覺，能成就什麼？ （作者李敏勇，詩人）

  權力，這種東西，究竟是什麼玩意兒？ 有一句話：「權力是春藥」，是誘惑一些人追求政治職位的極大原因。而許多人仰仗政治權力。 君主時代，王位的繼承常常血腥，手足相殘，權力使然，但王朝也會被推翻。民主時代，經由選舉，權力也是迷惑。選票的革命，人民行使授予權，不必流血。 這一次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希拉蕊被喻為真小人與偽君子。川普以一介有爭議商賈，首次政治之路就被選為總統，顯示美國許多人民對菁英政治的不滿（川普的選舉人票多，選票其實較少）。 美國中西部的一些州，未蒙全球化時代之利的選民，更是對許多尚未認同美國的美國人不滿（《尚未認同美國的美國人詩選》是一本移民詩人的書），對認同美國的移民也因為分享利益而不滿。大熔爐的美國，有她的國族問題。 韓國，百萬人上街頭要求朴槿惠總統下台，因為她受制於邪門教派的閨密干政。這位軍事統治時代大統領朴正熙的遺孤，選贏了安哲秀，顯示韓國社會的某種保守體質與反進步性。朴槿惠醜聞應該也是希拉蕊無法成為美國第一任女性總統的部分原因，女性總統未必能蔚成風氣。 民主政治的民主是一種進步性，但政治則具有不變的本質：權力。美國總統制，直接與國會相互制衡；韓國的總統制，總統任命一位無選票基礎的內閣總理，對應國會，與台灣的現行體制有些類似；君主立憲國家，內閣總理（首相）由多數黨黨魁出任，與國會的同黨一體；法國的總統和總理都有選票的權力來源。民主制的權力設計，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其問題，權力就是問題的根源。 君主立憲國家有不具實質權力的皇帝或國王，保留了傳統政治的形式。國家象徵和統治權力分割，政治動亂不及於國體。台灣的中華民國和韓國的總統，不脫東方專制王朝包袱，都存在著刻意保留的君主立憲時代皇帝（國王）的影子，但卻又都涉及實質統治的權力作為。 從前，權力以天授說，現在普遍來自人民。但權力畢竟是權力，是春藥，讓很多人迷戀。權力，有作為就好，無作為就不妙，胡作非為更是糟糕。（作者李敏勇，詩人）

  如果說，政治的本質是權力，核心意義是為了社會構造（結構）。那麼，它的存在是基於秩序、正義與安全。正義，彰顯在法律的行使。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正是關鍵力量。 二戰後以來，中國國民黨一黨戒嚴統治長期化，讓關鍵力量的司法無法真正成為正義的彰顯。司法改革成為政治改革的必要工程，從美麗島事件司法及軍法審判，一群律師挺身而出後，一九八○年代開始，許多律師在社會運動領域追索了法律的意義與價值。 近期的華隆關廠事件、洪仲丘事件及三一八學運，除了廣大的社會大眾關懷、介入外，更看到一些年輕的律師奮鬥不懈的參與身影。一部刻正上映的紀錄片，導演蘇哲賢以邱顯智、曾威凱、李宣毅和劉繼蔚四位年輕律師的心路歷程，呈現了爭取正義的光影。 《進擊之路》意味了在正義之路進擊。在被批評為「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司法負面意象籠罩的國度，這些新世代律師們從長期被黨國化惡質扭曲的司法環境走出自己的路，展現正義的亮光。 邱顯智引德國哲學家康德，又引法國文學家雨果，話語裡訴說的就是法律精神和正義價值。在法律的理念與實踐之間，有著深沉的文化意涵及政治施為的核心條件。律師常常比法官和檢察官更能顯現法律的亮光，是因為象徵對抗權力。 一個正常健全國家、一個文明進步社會，是不斷從專制政治、陳腐惡習的桎梏解放出來的。國民黨中國據台的後遺症：台灣這個不像國家的國家，不盡文明進步的社會、司法之病破壞了法律的意義。法律之惡與法律之愛的逆轉、重建，應是法律人的職志，不僅僅踏政治權力之途。 台灣要一起在正義之路進擊。正義與秩序、安全同等重要。這些條件維繫了政治的意義與價值。追尋建構新的國家，應該體認這種精神，懷抱這樣的信念。今（二○一六）年的蔡瑞月國際舞蹈節，以「覺醒改革就是靈魂的偉大─人民的司法人民來改革」為主題，就是這種信念的開展。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十一年後，萬仁導演的經典政治電影《超級大國民》再度上映，重現了白色恐怖戒嚴統治時期，熱血進步青年的受難故事。 這是一部一九九五年初映的電影，正值總統直選前夕，以超級大國民諷喻被時代窒息的戒嚴體制下、生活在台灣的人民處境。李登輝在回憶中常提及青年時期夜間恐懼戴白鋼盔憲兵登門抓人的情境，正是電影的悲劇性開端。 因為參加讀書會，被以涉共份子涉嫌叛亂罪名逮捕、刑求逼供，以死刑、不同刑期徒刑制裁的台灣青年，甚至也包括隨中國國民黨政權流亡來台的中國人。電影中，從警總退伍的一位麵攤老闆，向當年他率士兵逮捕的主角說，那些死在槍下的人葬在六張犁公墓。哀戚尋覓者祭悼的燭火照亮竹林。 台灣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可能受難，都是轉型正義政治工程要關心的對象。獨裁統治下，不只異議份子會成為受難者，牽涉的無辜者更多。看了《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還會有人認為名實未改的中國國民黨應留在台灣？可以繼續從事政黨的政治活動？ 蘇聯，東歐共產黨統治體制瓦解後，有任何一個國家保留前共產黨名義的政黨？這難道不是轉型正義最核心的政治課題？ 從前的馬場町、保安處、軍法處，已成青年公園、獅子林、以前的來來，現在的喜來登飯店。那些政治犯被刑求凌虐的慘叫聲，會掩蓋在歷史裡嗎？苦難記憶或因覆蓋的華麗表層而消失？ 《超級大國民》是二戰後在所謂的祖國迷惘裡成為政治良心犯的人們，更泛指被國民黨中國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多麼大的諷喻！ 一九八○年代的街頭運動、政治抗爭，台灣人才逐漸又挺身站起來。在電影結束的時點才開展起來的民主化、自由化情景，就像夜將盡時露出的曙光。但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仍意理未明，枷鎖未除。 台灣人不要做超級大國民，要做好國好民。新新新世代的台灣人不再被戒嚴體制獨裁統治窒息，正引領開啟新的時代。什麼叫做戒嚴統治？去看看《超級大國民》吧！那是台灣經過的歷史，也是台灣建構民主、自由國家重要的一課。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廿五日，陳儀代表蔣介石政府在現為中山堂的台北公會堂，接受日方代表安藤利吉的降書。依據的是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儀式上美英蘇中四個同盟國家國旗並列。 若以中國的東北、前滿州地區是由蘇聯軍接受投降，越南北部由蔣介石的代表受降（胡志明隨即要求蔣介石的軍隊撤出），中華民國的進占入據台灣，並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常態，是順應美蘇冷戰形勢，成為美國在亞洲前線的結果。 台灣人民當時歡迎祖國，並非依國際法的法理形式，而是一種錯估的民族感情。這既是迷惘，也是迷障。 入據進占台灣的蔣介石軍隊，以及軍事政府，面對已經被日本殖民五十年、從抵抗到進入同化期的台灣，是有心理障礙的。而國共在中國本土蓄勢待發的鬥爭，更危機重重，焦慮深深。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藉機殺害清除台灣人知識精英、秀異份子。一九四九年，全面流亡來台的黨國，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株連可能的異議者、共黨份子，也都是為統治之目的，遂行蔣體制之意圖。 即使這樣，所謂的「中華民國」原仍有機會在台灣得到新生。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民主」、「自由」始終未能成為真正的價值。終至中國國民黨必須再想挾持「中華民國」趨附中國共產黨，乞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 一九六○年的雷震事件，是來台中國人與台灣在野精英，在《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籌組「中國民主黨」，未成功的政治改革，雷震入獄十年，並株連多人。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三位台灣人，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戳破「反攻大陸」謊言，要求改革和重組、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政府，一干人被判刑，彭明敏流亡海外廿年。 兩次關鍵期、關鍵性的機會，中國國民黨蔣體制都錯失了。不只這樣，美麗島事件、解嚴、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中國國民黨都沒有去殖民性體質，沒有順應民主化、台灣化的發展。黨國是中國的殘餘，不屬於台灣。「中華民國」會淪落到現在國不成國，中國國民黨會淪落到天怒人怨，是自掘墳墓的後果，可惡的是連累、貽害被入據進占的台灣。（作者李敏勇，詩人）

外部兩國vs.內部兩國 2016-10-19 06:00 [推文到plurk] 即將出任司法院長的法律學者許宗力，以舊兩德關係比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二○○○年，李登輝卸任總統時的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又浮上政治檯面。凸顯了二十年來，多次政黨輪替，台灣的國家地位見解仍未真正跨出新步的困境。 李登輝當年是以「中華民國」定位台灣，許宗力現在的見解也以「中華民國」為之。這種政治法律或法律政治，相對中國國民黨人，其情可感。但兩德是二戰後一個國家被分裂，類似韓國的南韓和北朝鮮。民主德國的憲法是分裂論的，聯邦德國則以基本法保留統合的彈性。他們都曾在聯合國有席位。南韓和北朝鮮都以民族分裂國家看自己，也都未形成絕對分裂意識，但都在聯合國有席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一樣。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與台灣何干？如何解釋，並處理這個問題？ 若一九四九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只守於想要殖民台灣的流亡政權，或一九七一年在聯合國保留了一般會員國的地位，而不以漢賊不兩立的誑語留下爛攤子，現在的台灣或許對「中華民國」的現狀會覺得有意義。而事實若如此，兩岸也早已在兩國的關係發展，說不定國共內戰殘留問題也解決，且互設使館，互派使節了。 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它的未完成革命是取「中華民國」而納編之。中國國民黨的頭子們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會不知道嗎？不走台灣民主之道，奔赴中國小途也。 特殊國與國關係是台灣人經營「中華民國」的一種謙卑、務實政治手法。台灣人不滿意、可接受，再循序漸進重建可也。但視「中華民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囊中物的中國國民黨權力高層，並不買帳。因為這坐實了台灣會成為一個不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執意於「一個中國」，輕放「各自表述」的一窩殖民症候群，在李登輝為中國國民黨謀的時候，就窮追猛打了，現在由民進黨執國家之政，而且，中國國民黨已似萬劫不復，哪有好話？ 當年，蔣介石固守殖民中國性的後遺症，連講出，我也是台灣人，想向台灣人表示「從良」、「向善」之意的的蔣經國，撒手人寰時，也只能留給台灣人李登輝這樣的禮物。外部兩國論有許多法律見解。但內部兩國論的矛盾呢？（作者李敏勇，詩人）

  蔡英文的新政權在行政與立法都取得優勢地位，但一向由總統主導的國家文化總會（戒嚴時期兩蔣時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李登輝時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馬英九時代的中華文化總會）似乎陷於中國國民黨蓄意藉由人民團體化而黨國化的劉兆玄體制。因為馬英九任內刻意將習慣由總統出任的會長職位交由他的大阿哥接手，似已有所圖謀。 從陳水扁改名的國家文化總會到馬英九再改名中華文化總會，可以看出執政者的意識形態。陳的「國家」，馬的「中華」，去意識形態牢結與綁意識形態牢結，一前一後，可以看出二○○○年—二○○八年到二○○八年—二○一六年，台灣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視野。 這個文化總會本質上是國民黨中國殖民台灣，以中華文化為名，對應一九六七年共產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不折不扣的官方，但中國國民黨視為附隨組織，對民進黨執政的主導權不以為然。蔡英文政府遲遲未能接手，原因在此。黨國體制，只是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構造。就是這樣的思維阻礙台灣國家的正常化。 想想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當時台北大稻埕靜修女校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一千多位出席者組成的團體，在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筆下評價的「是自助的啟蒙的文化運動，目的在謀台灣人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提高…。這一段歷史。這才是台灣文化運動，出自人民的力量，具有對殖民統治抵抗的視野與精神。 中華文化總會就讓它被竊奪為中國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吧！國家的、官方的產權、資源當然要收回。蔡英文政府就藉這樣的機會好好從文化振興的角度取代蔣體制黨國的中華文化復興懷舊癖。今天的台灣，要重建國家、改造社會，務必去黨國時期的中華文化醬缸習氣，好好承接台灣文化協會在一九二○年代就追尋的啟蒙，追求真正近現代化的精神視野。政權的新、國家的新，關鍵在文化。台灣的國家變革，決定性力量在於政治是否有文化的新思維。 （作者李敏勇，詩人）

  讓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這是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國出路。但就是想不通？十月還光輝嗎？不是要嚴肅以對、認真反思嗎？還慶祝國慶！十月一、十月十，什麼跟什麼？糾葛不清的中國，但牢結套的是台灣。 一九七一年，蔣介石政權代表的中華民國被聯合國逐出，毛澤東政權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當時，蔣政權寧願放棄一般會員資格，死守「中國」名號。但事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今天，台灣的國家困境就是蔣政權留下的後遺症，蔣留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可乘之機。 經過四十年多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的通識，只增不減。當年，反共的華僑也大多從親中華民國變成親中華人民共和國了。美國舊金山的中華總會館，自二○一三年即撤青天白日旗。雖經反對移旗人士提告，在二○一六年七月，美國加州高等法院判決掛回，但執事群在親中勢力絕大多數的條件下，仍將上訴，並阻止掛回青天白日旗。這不會是個案，而會是普遍的例子。 面對這種形勢，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也要自以為是中國嗎？還不能不願以台灣定位自己，以台灣走向世界嗎？涉外事務還以外交部、陸委員、僑委會、蒙藏會的多頭一輪馬車行事，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不頭昏腦脹，世界也霧煞煞了。 僑委會在台僑、華僑、中僑的混沌視野中疲於奔命，據聞面對類似美國舊金山中華總會館事件，也知道無法挽回，卻仍想成立「中華傳統文化協會」因應，似要以此對應中華總會館。這樣炮製兩個中國，有意義嗎？ 在台灣的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本應該被涵蓋在台灣文化的內在條件裡，不應成為中國結或中華結。這是歷史走向與變遷使然。不能面對這種歷史的現實與真實，只會阻礙自己做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徒然作繭自縛。因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在陳水扁政府時代改為文化總會，馬英九政府又改為中華文化總會，看出中國國民黨政府死守流亡政府的意識形態牢結。不解開這樣的牢結，國家如何重建？台灣這個國家要正常化，外部和內部都有一些致命的牢結要解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直選總統，歷經多次政黨輪替。從前，阻礙發展的力量來自中國國民黨國家定位不明的長期執政。但在二○一六年，蔡英文當選總統，民進黨再度執政，且有國會多數優勢的條件，阻礙的力量已從中國國民黨換為中國共產黨。 換句話說，中國國民黨雖已無法宰制台灣，但取而代之的意圖宰制力量來自中國國民黨乞援的中國共產黨。虛構的九二共識，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無中華民國之表，但中國國民黨奉若聖旨，顯示中國國民黨雖氣數將盡，但轉而倚賴中國共產黨，請鬼提藥單，即使奉送蔣氏父子挾持流亡的黨國，似乎在所不惜。 蔡英文政府既面對共產黨中國的抵制，也面對國民黨中國論的牽制，「九二共識」的咒語幻化成綑身索，似乎全面封鎖台灣的出路，干擾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要以此迫使人民直選的新政府屈從以延續馬英九自縛的羅網。 但看看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觀感，一個不可信的惡鄰，甚至連二戰後台灣人民對中國迷惘中的印象也不如。台灣人民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國據台後，才驚覺所謂的祖國是噩夢，只是繼來的殖民者。二二八事件因此才會發生。挾持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的政治惡念太多，才會被台灣人民以歡迎開始，以唾棄而終。 再看看民調的獨統趨勢，可以看出台灣人民的覺醒。如果不讓台灣有主權國家的條件，不能期待台灣人民對共產黨中國有真正的親善態度。被戒嚴統治的長時期，共產黨中國曾試圖以解放論召喚台灣人民，做為鬥爭蔣政權的策略。現在轉而成為中國國民黨的後盾，只會讓台灣人民反感，視為一丘之貉。 共產黨中國應該尊重台灣的民主發展，讓台灣擺脫中國國民黨的桎梏，發展出自己與中國無競奪的國格，洗滌療癒歷史累積的悲情，才能讓台灣對中國有真正的好感，這也才是台灣和中國發展友善關係的基礎。一個真正的大國應該有這樣的視野。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應對台灣有政治善念，才不會落得像它革命的對象一樣，被台灣人民厭惡。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部以一九三○年代「風車詩社」台灣詩人群為背景，以他們視野追敘超現實主義詩運動延伸到終戰、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時代的紀錄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上映了。延遲揭露的歷史，凸顯了戰後台灣被政治宰制的許多文化課題。戰前與日本同步、與歐洲並行的近現代台灣文學、文化視野被再現出來。 水蔭萍（楊熾昌）、林修二（林永修）、利野蒼（李張瑞）、丘英二（張良典）以及幾位日本人，以府城台南為基地發展的前衛詩，對照的是同樣在台南的鹽分地帶現實主義詩運動。由佳里等濱海貧瘠地區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青陽哲（莊培初）等人為代表。這兩種現代性發展，是世界各個國家在近現代化文學歷程的並存視野，分據了純粹派與參與派的立場。 藝術論與社會論的兩種詩運動，同樣在台南留下歷史形跡。這樣的文學本來都是台灣新文學或現代文學的原點之一，但在二戰後台灣被國民黨中國占據統治後，因為文化（語言）和政治因素，都曾被視若無睹。從中國帶來新詩、現代詩、新文學火種的謬論、大話，就如同「光復」、「解放」台灣一樣，扭曲了台灣歷史發展的真相。台灣近現代文學並非始於戰後，而是朔自日治時代。 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以中國來台詩人為首，紀弦的「現代詩社」、覃子豪等的「藍星詩社」、洛夫、瘂弦等的「創世紀詩社」都曾在現代主義的意義立論。在日治時期台灣詩歌運動幾乎全被漠視之下，儼然先行者群，也影響了台灣詩文學運動的發展，迄今問題仍然存在。就如同政治仍然糾葛於中國意理、屬性，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面對的文化難題。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陳千武等人創刊《笠》，台灣歷史詮釋和文化權重新展開。陳千武在一九六○年代末，在日譯台灣詩集《華麗島詩集》序提出兩個球根論，主張戰後在台灣的現代詩，分別來自日治時期已形成的傳統和戰後從中國移入的傳統，改變一直以來源自中國的謬說。 重揭一九三○年代「風車詩社」詩的超現實主義運動，藝術論的楊熾昌、林永修在二二八事件後被關，李張瑞更在五○年代初被處死刑，更是歷史重建的一部分。包括戰後來台詩人、作家、有些當代的台灣文學工作者，與其汲汲於對原來也被國民黨中國拒否的共產黨中國文學尋求連結，更應對台灣被遺忘、被排斥的文學資產投入探尋、追索。重建台灣文學史，重建台灣文化發展的歷史視野，台灣才能形成真正的主體意識。要追尋、發展自己的國家，不能不奠基、建構自己的文化礎石。 （作者李敏勇，詩人）

  吳濁流（一九○○─一九七六）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可以說是對二戰後懷有祖國情懷的台灣人際遇的經典比喻，一直到二十一世紀進入第十六年的現在，仍然喻示台灣的情境。 經歷日本殖民，被所謂的祖國殖民─而這個祖國在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的傾軋中，夾殺著台灣的命運─台灣在民主化中出現國家重建、社會改造的契機，但也籠罩著未結算歷史的烏雲。 「亞細亞的孤兒」這樣的歷史際遇與情境是否在台灣國民養成歷史的教育、進入這個島嶼國家人們的心靈？讓人反思。或台灣人仍然惑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意底牢結？或中國的工場、市場迷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明明是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台灣的惡鄰，為何逐漸在自由、民主、人權享有比中國進步的台灣，仍然有人處處把矛頭指向自己？要自己乞饒？從前，人們為公義上街頭；現在，有人只為私利嗆聲！ 仍然走不出「中國」迷障的一些台灣人，走不出亞細亞的孤兒的魔咒和困境。就如同二戰後，一些以中國為祖國，屈辱地冤死在中國的迷惘命運。 九月十七日，即將在台中演出的江文也（一九一○─一九八三）之夜，紀念八十年前（一九三六）第十一屈奧林匹克國際藝術競賽，代表日本脫穎而出的《台灣舞曲》榮光。在日本殖民時期，從日本去了中國，在大學任教。一九四五年終戰後，江文也被指控為漢奸（台灣人的原罪），文革期間也因被認為是台灣人而遭迫害（原罪）。如果江文也活在當下的現實，他還會迷惘在中國的迷障嗎？ 因嚮往古典中國，音樂家也是詩人的江文也，除了音樂作品，更留下詩集《北京銘》。他的藝術成就對照著政治苦難，呈顯近現代歷史糾葛於台灣的牢結，一種出頭天的夢與憧憬面對的災難。 去聽聽指揮家簡文彬VS.江文彬（江文也本名），流露水牛、白鷺、竹林意象的《台灣舞曲》。既彰顯台灣音樂藝術的高度，也凝鑄了台灣歷史際遇與文化情境。出生於台北大稻埕，在謝里法筆下紫色大稻埕的江文也，見證了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但「我們不是孤兒／我們走著美麗之島的婀娜步履／輕搖舟子的歌／想著海洋我們的故鄉」。︿李敏勇詩：我們的島﹀ （作者李敏勇，詩人）

  南韓在一九九○年代結束軍政府統治。盧泰愚後，從金泳三而金大中，開啟了新政治。當時的台灣，進入李登輝時代。廿多年來，這兩個曾被日治的國度，發展進程差距甚大。 相對於南韓的革命性改變，舊政黨隨著舊政權的瓦解而瓦解，新政治有新時代的腳步。已進入戰後第六共和的南韓，確非已多次修憲，但仍困在舊共和的台灣可以比擬。即使朴槿惠為朴正熙之女，也無法走回舊政治。 相形之下，台灣的「寧靜革命」仍難以擺脫中國國民黨的體質。這個殖民性不除的政黨面對民主化，乞援曾經推翻它的中國共產黨，成為阻礙變革的力量。九三以軍人節之名，軍公教與中國國民黨一體走上街頭，為尊嚴？為利益？或為黨國失落反動？ 李登輝時代，中國國民黨殖民意識論者、權貴們，表面上虛以委蛇，其實恨之入骨。二○○○年，連宋競奪、失去政權，更明目張膽批鬥李登輝，迄今恨意未消，甚至更甚於推翻其國體，逼使從中國流亡的中國共產黨頭子們。 民主化雖然讓中國國民黨表面上仍不敢背離台灣人民，因此才有馬英九倖得政黨輪替的鐘擺效應，二○○八─二○一六年兩任總統。但心不在台灣，惡質統治故態復萌，終讓人民看清殖民體制真面目，讓它在行政權和立法權雙輸，這是在舊地失根，無法在新地生根的黨國必然走向。 從一九九○年代起，台灣和南韓的政權變革差異。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大相逕庭，國民心境也大大不同。南韓突破了金融風暴、乘勢而起，台灣經濟轉型不力。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台灣，明顯看出台灣的落後困境。更大的差異是國家的精神樣貌，儘管台灣哈韓，但韓國並未敬重台灣。蔡英文的五二○就職，韓國並未給予適當的外交禮節。 南韓即使面對北朝鮮的國土分裂，但南韓是一個結束軍事統治體制及舊政黨的國家；而台灣仍在已失去國家條件的「中華民國」虛構體制下，糾葛於殖民性與反殖民性權力政治障礙。中國國民黨在欺罔中，寧可乞附於共產黨中國，而不願意真正在地轉型，相形於強悍的韓國，台灣未免軟弱！彷彿陷於泥沼。 無法面對不當黨產被處理，無法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中國國民黨讓台灣從解嚴（一九八七年），總統直選（二○○○年），陷入一個舊時代無法結束，新時代無法開啟的困境。黨國權貴的殖民心態綁架它的跟隨者，遮蔽前瞻視野。 這樣的政治障礙是新文化未形成，也是台灣經濟無法像南韓一樣振興的原因。別人的國家已告別過去，走向新局，而台灣仍然被中華民國這個中國幽靈綁架，無法開創新時代。從李登輝、陳水扁到蔡英文，面對的都是國家的精神障礙。國家無法真正變革求新，只是過渡政治，過渡時代。 （作者李敏勇，詩人）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是台大歷史系所教授花亦芬研究德國走過的轉型之路的一本書（先覺出版）。這是一本有心、用心寫的大書、重要之書，在轉型正義的課題考驗台灣是否能從舊歷史邁向新歷史的時際，值得省思、借鏡。 二○○○年到二○○八年，陳水扁總統帶領民進黨的首度政黨輪替，之所以未真正開啟台灣的國家新路，轉型正義未有效處理，無法形成新社會共識，是很重要的原因。只重視拚經濟、短視，缺乏深度文化覺醒，讓政黨輪替成為權力的陳腐相襲。 二○○八年到二○一六年，馬英九復辟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以乞附共產黨中國作為尋求保護其黨國在台灣的殘餘中國形式，不知脫胎換骨、變革求新，把政權本質退化到一九九六年以前，甚至蔣介石時代，更是愚昧邪惡之至。 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在國會也有多數條件，應該是台灣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有利機會，不能單純視為政黨輪替。台灣再也禁不起拖累。不管本土原先住民或二戰後移入者，若要從屈辱的國家條件走出來，都必須珍惜這個在自由、民主已成為價值的共同體，蛻變、新生。轉型正義的處理正是奠定工程。 轉型正義的處理，本質上是文化性的，而形式是政治性。既有歷史課題，也有司法課題。若以結構看政治，從秩序、正義、安全，看政治價值，更能體會深意。德國在二次大戰後，處理屠殺猶太人及侵略罪行，以及統一後處理東德極權統治問題，留下轉型正義的許多努力範式。 台灣，背負著國民黨中國（挾持「中華民國」）留下的困境，背負著國家在意理上仍被綁架在殘餘中國的「中華台北」格局限制。轉型正義的處理必須克服許多國家認同混淆的難題。先確立一個不屬於共產黨中國的國家認同，才會真正體認、實踐轉型正義的意義及價值。 國民黨中國入據台灣，從被以祖國歡迎到被唾棄，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及戒嚴長期化是原因，國家條件已被共產黨中國取代更是。許多傷口等待撫平。借鏡他國重生的經驗，台灣才有可能跨出腳步，建構一個正常、健全的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元節剛過，已故女詩人杜潘芳格（一九二七—二○一六）的詩〈中元節〉，浮現腦海：「你／喜愛在紛擾的人群裡／追求忘我。／而我／越來越清醒。／貢獻於中元祭典的豬，張開著嘴緊咬著／一個『甘願』／無論何時／使牠咬著『甘願』的，／是你，不然就是我。」這樣的意識也反映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化運動。但戰後的台灣社會仍然迷惑於這種大量燒金銀紙的陋習。 據說，中元節燒的銀紙（相對於拜神的是金紙），堆起來有幾座台北一○一的高度，可見氾濫的程度。就在市街的店舖騎樓，許多公寓住家前，甚至官署，污染一片天。但看看供桌上的祭品：泡麵、罐裝飲料、零食、罐頭食品…，相形於也一樣重視祭拜的韓國，何等粗陋取巧！這樣的心態如何能真正在乎一個國家是否真實？是否正常化？ 難道電視劇的韓風影像，他們祭拜時的淨身、禮服、家戶敬謹準備供品的景象，沒有看在台灣人的心裡？難道就因為他們曾在自己歷史有王朝的洗禮，形塑了形式與儀式的文化樣貌，而有這種禮節？而台灣人不曾有過自己的國家經驗，只有在這個島嶼的墾拓歷史，有拜有保庇，但是草草了事，而有以致之？搶奪祭拜後供品的景況，更讓人不敢恭維，鬧飢荒？或貧困至極？還是貪小利？ 韓國人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含天主教）及佛教都有其份量。而台灣雖說也信佛教，更多的是佛道不分的同流。我們的社會在鬼神框架中仍然著重於平安、升官發財的庇佑之求。這既有非份心也有不安感！但形式與儀式的文化條件，並未形成禮節。甚至高科技行業，什麼時尚精品店家，供品也只顯示粗糙隨便的慣習。污染一片天，而內心既不敬謹，也無誠意！要拜就莊重一點，就虔誠一些吧！ 祭拜早應該隨著都市化的建築構造，集中到寺或廟裡了吧！一棟一棟近現代建築物，一幕又一幕的輕浮祭拜亂象。何等的不調和！這應該是文化問題。杜潘芳格的詩，帶有知識份子文化人的自我批評。「使牠咬著『甘願』的，／是你，不然就是我。」不只農曆七月，每個農曆月的初一、十五，一再重複的這種現象，也要不停延續下去嗎？這樣的文化怎麼建構一個進步、文明國家?!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八月十五日剛過，這是什麼樣的一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日。日本，以「終戰日」視之，南韓和北朝鮮，分別以「光復節」和「祖國解放紀念日」看待自己的歷史。同樣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一直到一九九○年代，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才有終戰日的歷史觀。之前是以國民黨中國的模糊觀點，混淆在抗戰勝利的說法。而國共中國同樣以九月三日為「對日抗戰勝利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這是軍人節。 終戰日是附和日本的說法，但對台灣也是中性的說法。台灣，如果有真正的主體性，是一個國家，應該會有類似南韓、北朝鮮的說法。附和日本、附和中國（無論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定義，都顯示我們這個國度的歷史迷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灣從光復再淪陷的一段迷惘日子。祖國的迷障籠罩在這個沒有自己國家意識與認同的島嶼。被殖民（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朝鮮，分別有右、左翼的獨立運動，李承晚和金日成曾求助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二戰後獨立。即使發生內戰，分裂的南韓、北朝鮮仍是獨立國家。台灣呢？把中國視為祖國的台灣一些志士，或投靠中國國民黨，或投靠中國共產黨，結果呢？徒讓台灣陷入國共鬥爭的未竟歷史。 歡迎祖國的台灣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被解放，卻一直等待到十月二十五日的再被控管，國民黨中國代表盟軍接收，進佔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藉機消滅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以利統治。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中國逐出原先統治之地，白色恐怖、戒嚴長期化的血肉烙印，也是為統治目的。作為反共前線而倖存的國民黨中國，面對民主化趨勢，以聯共制台的鬼魅之心，苟延殘喘。沒有自我主體的台灣，仍在摸索的發展之路追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世界許許多多曾被殖民國家的光復節、獨立紀念日，這些新興國家容或也有坎坷，卻都在有主體性的國家條件中追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若台灣選擇為獨立新興國家，也不會有現在的中國問題。雖也會有右左路線之爭，但做為自己的國家，不必糾葛在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的牢籠，應該會有自己的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錯誤的歷史不要再犯，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要有歷史醒覺。 （作者李敏勇，詩人）

  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曾以郝柏村為行政院長，引發反軍人干政的抗爭。一直到郝召開軍事會議的情事被舉發，才下台。一般以李釋郝兵權，是政治手腕。 郝取代李煥的行政院長位子，也被解釋是李登輝的政治計謀。政治─在某種意義上，確是權力之謀。而評價以策略是為達成什麼目的為準繩，也須看是否達到成效而定。這是中國國民黨執行時代的歷史。 陳水扁二○○○年初任總統時，邀唐飛組閣。這時已政黨輪替，唐飛也是軍人，官拜空軍一級上將，曾任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原被視為借力使力，在位居國會少數的執政權有所作為，且為因應政黨輪替，以軍制軍，穩定政局，以防有變。 但唐飛畢竟不是民進黨人，曾長期是中國國民黨員，在核四停建政策上並不服膺總統的意志，仍一走了之，徒然留下政局的不安。政黨輪替徒有形式，沒有實質。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一黨長期化統治，留下政治轉型的許多困難。官僚黨化，以及軍人長期在黨國化薰陶下的偏頗，在在都造成問題，影響至今還在。 馬英九在二○○八到二○一六年，讓中國國民黨再成為非一般民主國家的政黨，復辟之貌充分顯現。他清算陳水扁時代官員，絲毫不手軟。司法成為他的政治手段，就連陳水扁也不能倖免。替代中國國民黨統治成為罪責。他並以貪腐作為打擊政敵，藉清廉的假象墊高自己，但並不真正取信人民。蔡英文面對司法改革課題，司法院正副院長的提名引發非議。 蔡英文在第二次政黨輪替的新政府，官員任命並未在去中國國民黨人上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為。被調侃的「老藍懶」凸顯內閣中存在許多前朝舊面孔，被憂慮若施政績效好是中國國民黨人功績，若政績不佳則民進黨成為眾矢之的。 政黨政治的落實真那麼難嗎？人民高票支持的新政權難道不是為了改變過去中國國民黨執政的問題性？輪替執政，權責不也應該改變？國會過半，地方行政權版圖也大，蔡英文政權背負的期待，遠遠超過陳水扁。新人新政才有新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六年，中國國民黨失去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控制條件，不當黨產處理法案已通過，接下來，轉型正義的法案也應當會立法完成，改革仍有漫漫長路。 中國國民黨怎麼面對政治清理？台灣人民從新聞報導中，看到這個黨的態度，看到惡質權力面對轉型要求時的邪惡、頑劣，改革這條路並不好走。 一九四五年，代表盟軍接收、進占台灣。不到二年就發生二二八事件──為後續流亡政權清除文化和政治障礙──一九四九年全面從中國流亡來台──依照蔣介石的說法，是亡國──終於面對終結自己的困境。 其實，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時，曾經以「改造」之名，進行整治。但黨國的政權意識建立在專政以及殖民統治台灣。據台之初的二二八事件，清除潛在的異議份子、可能的挑戰者。接著，就是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寧錯殺一百不能縱放一人，對共黨份子疑慮者的肅清，血淚斑斑。 中國國民黨這個政治團體，壟斷控制「中華民國」國家機器。黨即國家的觀念，讓它為所欲為，組織不只滲透到政府，也滲透到社會，病理是結構性的。 什麼「民主」共和國？根本是國民黨中國，是蔣家之國。反共，只是它堅壁清野、鞏固統治權力的藉口。它「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自我訓練，常是灌輸黨人的黨國論。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證之中國國民黨的崩壞。人的崩壞、組織的崩壞，既是現實的真相，也是歷史的鑑照。 以黨政軍特團，曾牢牢控制著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空有黨產，沒有黨魂。空談黨魂，只剩權力的心魔。面對民主化後仍能有選舉公職參政的世界絕無僅有「專制─民主」轉型際遇，未能變革重生，仍因組織崩壞而被唾棄。距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流亡來台，已超過半世紀以上，堪稱世界政治史奇蹟。留下的禍害，侵入骨，腐入心，成為台灣社會之病，療癒是重大心靈工程。 （作者李敏勇，詩人）

  打開日本的報紙，朝日、每日、讀賣、產經等新聞，從頭版、二版到三版、四版的下半頁全十批，一定是出版廣告。這是日本新聞界共同為文化國家顯示的經營方針和社會責任，也象徵出版界的文化力。 從明治維新奠定的文化意識，落實在日本社會。反觀台灣，圖書出版、特別是文學，已經低迷到連廣告也做不起的困境。新聞報導更少有出版相關的人、事、物。充塞的是影視新聞，不是評論而是羶色腥，常常是狗皮倒灶的花邊，滿足的是偷窺欲。 不只日本，歐美國家也一樣。訪問調查青少年知曉、敬重的人物，文化政經界卓越之士都會在列。但台灣的認識經驗許多流於影視界。許多青少年，你問他（她）知道誰？景仰誰？常見的答案是「影歌星」。拜金的假象！ 台灣的國家文化機制，對電影的補助，以輔導金的名義動輒幾百萬、幾千萬。所謂的「文創」產業也是文化部門替產業經濟部門的設想。國家投注資金偏頗應用，常被詬病，黨國時代更是嚴重。「文創」之新詞，以流行的「小確幸」迴避了「文化產業」的課題。許多生意冠上「文創」，形容詞過剩現象呼應了政策走向。 戒嚴長期化後遺症，大眾消費社會現象影響︰輕薄短小、重娛樂輕教養的流行文化，在市場迷思中蔚為主流。媒體隨波而逐，失去了在中智中產階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比起日本，許多報紙發行近千萬份，台灣不足百萬份。依人口比例的相對不足，必須有問題意識去面對。不能視為當然！ 日本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就有文化評論家的「一億人口白痴論」，批評了電視對日本人的負面影響。相對於日本，當下台灣的電視節目，問題更為嚴重，卻習以為常。吃吃吃，需要這麼多報導嗎？ 台灣的青少年，天天從電視、報紙看到的影視新聞，並非相關的文化藝術形貌，而是影視圈不足道的五四三。國民文化教養無法提升，反而因錯誤的學習而迷失生活志向。 影視圈唯市場主義雖因其較具產業特質，迴避政治風險，但一些視中國為「內地」的言論，迎合中國或屈服於中國壓力的走向，反映的卻是台灣、甚至以「中華民國」忍辱存在的國家的悲哀。文化只見影視圈許多不見意義與價值的花邊，不只無法提升影視，反而墮落了藝術、輕薄了文化！（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紀德（Andre. P. G. Gide,1869-1951），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如果被禁止寫什麼，我會自殺！」 重視自由權的法國，這樣的一句話反映就是文化，一種作家的風骨、文學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的良心在於這種精神。有文化的榮光才有國家的榮光。 在二戰後重建的時代，出任第五共和戴高樂政府首任文化部長（一九五九—一九六九）的作家安德烈‧馬勒侯（Andre Malraux,1901-1976），在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反抗自己所屬的國家，並且曾在西班牙內戰和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時，參與反對法西斯的抗爭。 一生獻身自由與正義，在文學與文化領域激發法國人追求夢想的安德烈‧馬勒侯，既是法國文化的象徵，也是歐陸國家甚至世界各國文化部長的典範。文學才具、文化內涵加上政治家條件，在戴高樂長期信任與授權之下，經歷內閣的六次改組，三任總理，一直是首席部長，奠定了文化業績並留下文化榮光。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進入新世紀後，也有文化部。但長期戒嚴統治的政治宰制，重經濟、輕文化。從文建會到文化部，在內閣中處於弱勢，預算不足。文化國家的夢想，文化振興的希望，彷彿天邊的彩虹。 後戒嚴，後黨國的時代，政府文化部門面對的不只是亟待救濟的文化生態，也面對文化領域被中國牽引，制壓的困境。國家認同的混淆，讓中華民國的國民身分糾葛在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文化界也處於有意或無意的迷惘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挾其暴發戶式市場規模及經濟條件，以模糊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或中「華民」國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壓迫較具產業條件的影視從業人員屈從。甚至分化非中國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政府，以達迂迴併吞中華民國的政治目的。 還未建立堅強文化體質的台灣，面對的不僅是文化危機，也面對國家危機。我們的文化界有像紀德這位法國作家的覺悟嗎？或者，我們的文化界有像法國的另一位詩人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1871-1945）所說「如果強迫我一定要寫什麼，我會自殺！」的覺悟？ （作者李敏勇，詩人）

  今年（二○一六）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台灣文化中心的「人與土地對話」，以音樂、電影、表演、美術展覽、攝影、講座等系列活動，作為開幕一週年的演出。 台灣與日本，二戰後展開新的關係，但國交因中國問題中斷，只能以經濟文化名義連結。這種非正式的關係，事實上，比日本與中國有正式外交關係還親善，顯示世界的國與國之間的光與影。 今年的系列活動，在七月九日和十日，有兩場「台灣現代舞之母─蔡瑞月，啊她是何等美麗！」的節目，演出的舞碼是：「咱愛咱台灣」、「印度之歌」、「傀儡上陣」、「長春花」，特別具有意義。 蔡瑞月（一九二一─二○○五）在台南第二高女時期，因看了日本現代舞大師石井漠舞團演出，畢業後就到日本，先後在石井漠、石井綠門下習舞。旅日期間，並隨舞團在東南亞許多國家演出。終戰後，懷著回到台灣的土地佈滿舞蹈種子的夢。但因認識中國來台詩人雷石榆，結為夫妻，二二八事件後就不得不面對丈夫被迫流亡，與懷孕中的孩子（後來成為舞蹈家的雷大鵬），歷經政治良心犯的牢獄生涯，以及重重困厄。但她始終未放棄舞蹈，一生獻給這樣的藝術之夢。 一個台灣女性舞蹈家，一個中國來台詩人，見證的是戰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統治之惡。蔡瑞月的人生經歷了啟蒙、學習、成長的日本時代（一九二一─一九四五）；政治苦難、藝術淬煉的國民黨中國時代（一九四五─一九九○）；救贖、昇華的台灣時代（一九九○─二○○五）。 藝術與救贖，苦難與昇華，更留下蔡瑞月的精神場域。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玫瑰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以藝術面向、文化面向和社會面向，與台灣的土地與人民對話。 這樣的對話，也將在日本東京的台灣文化中心與日本人對話，與在日台灣人對話。藝術的文化之橋，連結了台灣與日本，也連結了過去與現在。無限延伸的海之浪花拍打既遠又近的不同領域國土，觸動了不同國度的人們的心。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