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騷亂不安。因為一月十三日的選舉，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呈現民進黨、國民黨和民眾黨三黨不過半的局面。立法院正副院長將由誰擔任，掌握關鍵少數的民眾黨將扮演何種角色，相關的討論和攻防正在進行中。 國會議長、副議長是朝野共同合作治理國家的職位、是國家的門面，不應該成為權力鬥爭的戰利品。（資料照）   比較一下日本的制度，日本國會議長雖然擁有極大的職權，但比起自身的判斷，更重視依慣例來行使權限，是一種實際上的榮譽職，國會正副議長的選舉也極為平順。將國會視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日本，眾、參兩院議長的地位崇隆，薪資遠高於首相和最高法院院長，在國會外交上也相當於「國家的門面」。 超黨派共識的重要性 雖然台灣與日本的制度不同，但是希望提供給台灣讀者參考的是，由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搭檔擔任正副議長的超黨派共識，以及選定候選人時的「資深制度」。 日本的眾、參兩院均有從第一大黨選出議長、從第二大黨選出副議長的慣例，也就是分別對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提出的人選投下贊成票，選出正副議長。換句話說，由於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搭檔擔任正副議長是超黨派的共識，因此通常不會發生攻防或跑票。 因為國會是朝野政黨共同制定法律和預算等的地方，議事的進行必須由朝野合作推動。在日本，即使執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也不會連國會副議長都由第一大黨的議員出任。 從歷史上看，或許是因為戒嚴時期，五院正副院長及其以下職位，全都取決於國民黨，因此在台灣，連國會正副議長也淪為權力鬥爭的戰利品。 重構資深制度 日本國會的議長、副議長是資深國會議員的「登頂職位」，條件可能包括當了卅年以上的國會議員，再加上人品和黨派色彩較弱等等，最後才成為候選人。此外，議長卸任後避免進一步進取首相寶座，也成為一種慣例。 台灣民主化已大約有卅年時間。在選出增額立委的過渡期雖有資深制度，但沒有經過台灣選舉洗禮的老立委缺乏權威，受到年輕黨外立委的重重圍攻。 王金平擔任院長時期，資深制度在實質上已發揮功能。不過，之後的兩次選舉，蘇嘉全擔任兩屆立委就當上院長，蔡其昌擔任兩屆立委就當上副院長，而擁有豐富行政歷練的游錫堃，則在沒有擔任過立委的情況下就當上院長。二○一六年立法院改革後，隨著議事運作透明度的提高，正副院長進一步轉變為功能性、象徵性職位。台灣立法院長掌握大權的時代已經結束，各黨黨鞭擁有更大的權力。 儘管如此，選後受到關注的立院正副龍頭可能人選，依然連首次當選的新科立委都被提出討論，不免令人覺得，立法機構的議程管理工作遭到藐視了。 成熟民主，凝聚共識 實際上，日本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建立這種慣例。二次世界大戰後，也曾有權力慾望強烈的議員，渴望擔任議長或副議長。然而，日本為建立國會的權威，朝野政黨經過幾十年的合作，才形成上述慣例。進入民主成熟期的台灣，或許該是提高立法院權威的時候了。 去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遭到罷免，繼任者的選任陷入混亂仍記憶猶新。這是因為眾議院共和黨分裂所致，然而，美國有贏家通吃的制度，國會並未設置副議長。台灣立法院既然有副院長的職位，是否應由第二大黨的立委來擔任，否則根本無需設置副院長的職位。 國會議長、副議長是朝野合作治理國家的職位，是國家的門面，不應該成為權力鬥爭的戰利品。即使這次無法及時完成，二月一日後也可透過朝野協商，在下次正副立法院長選舉中形成超黨派共識。若能提前決定規則，應可減少無謂的耗損。 以上或許為書生之見，但若能供讀者參考，將不勝感激。 （作者松田康博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駐日特派員林翠儀譯）

  在國際社會對川普之政策感到苦惱的同時，安倍卻獲得川普的信賴，藉由頻頻與川普會談、一起打高爾夫球，設法阻止其言行失控。（美聯社檔案照）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遭槍擊驟逝，他的突然離世，係對日本和台灣等地的一大損失。然而，他早期不只被日本和東亞、也被歐美看作危險的「極右派政治人物」。那他何以如今以一位大外交家的身分備受各界肯定，並對其逝去表示惋惜呢？筆者欲以此拙文，微言大義地嘗試論述安倍晉三躋身為外交巨擘的個中原因。 靈活的務實主義者 我對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給予很高評價。二○一五年完成立法的「安全保障法制」（亦即安全保障關連法、和平安全法制）尤為傑作，使日本在安保上扮演的角色為之擴大。另一方面，他做為一名保守派政治人物，其言行常引發爭議；爭議問題不一而足，特別是他忽視日本社會對女性及性少數族群（sexual minority）的結構性歧視，反而成為鞏固這種結構的保守勢力核心人物。對此，吾人不可或忘。此外，他在有關日本與亞洲國家關係的歷史認識（historical understanding）方面，亦有著歷史研究者難以苟同的偏見。 不過，在評價「安倍外交」時最重要的，與其說他是強硬的右翼思想家，不如說是靈活的務實主義者。 安倍二○○六年首度出任首相後，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中國，還曾對朝鮮王朝於日本江戶時代派往日本的「朝鮮通信使」表達「敬意」。他二○一○年訪問台灣、參拜忠烈祠時則表示，「只要是犧牲的，因為感動、感念，所以要特別來祭拜」。這番話給馬英九總統留下深刻的印象（出自馬英九口述、蕭旭岑著「八年執政回憶錄」第一九三頁）。 安倍二○一三年參拜靖國神社，將焦點從領土爭端轉移到歷史。之後藉由不前往參拜，旨在使中日關係穩定。他在二○一五年發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七十週年談話中，對戰爭的受害者表明日本之「深切反省」和「由衷歉意」。同年，他在日本政府與南韓政府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時，同樣明言「歉意及反省」。 歐美媒體和中國宣傳部門等，將安倍描述為「極右派政治人物」，但那跟他真正的形象有所出入。安倍本身的性格，也有助於改善其形象。他是充滿幽默感、親和力強的社交大師，讓與他接觸過的人產生好感。 習近平及川普對安倍的「貢獻」 安倍擔任首相時，代表日本對亞洲國家的謝罪之舉，正因為係安倍所為，日本國內的右翼人士方無異議。此外，農民係自民黨的支持者，正由於安倍身兼該黨總裁（黨魁），他說服了這些農民，日本政府才得以簽署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ＣＰＴＰＰ）為代表的多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 可是，使安倍真正成為大外交家的「貴人」，卻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考慮到提防中國，安倍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以及由美國、日本、印度、澳洲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構想，其擘劃的對中戰略，自早年起即一以貫之。惟比起習近平前任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安倍曾被認為更加危險。在二○一二年發生的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問題（香港保釣團體登島，促使日本政府將之「國有化」的一連串事件）上，當時的國際輿論將日本看作比中國更壞的惡人。 但是之後，習近平掌權下的中國片面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利用在南海的島礁填海造陸並將之軍事化，以及中國和印度的軍隊在兩國邊境衝突中出現死傷、強制終結香港的「一國兩制」、隱匿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還有制裁南韓、澳洲及歐洲，又展開「戰狼外交」、加強對台灣的軍事施壓、推動擴充中國的核武、支持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 習近平在中國國內強化獨裁、封殺不同言論，新疆則發生「種族滅絕（genocide）」情事，透過修憲，他已可能終身掌權。 安倍的對中戰略被視為「先見之明」，「對中包圍網」因此相繼成形。 國際情勢 造就外交巨擘 川普的上台，亦對安倍形象的提升卓有「貢獻」，其「不按牌理出牌」的言行，導致美國的道德標準和國際地位掃地。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任內，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判安倍的歐美英文媒體，改將矛頭指向川普及習近平。接著，川普使美中關係出現決定性的惡化。在國際社會對川普之政策感到苦惱的同時，安倍卻獲得川普的信賴，藉由頻頻與川普會談、一起打高爾夫球，設法阻止其言行失控。在世人對美國的信賴度低落之際，安倍推動改善日本和中、俄的關係，謀求區域穩定。 於是，安倍躋身成世界各國會為其去世而表示惋惜的外交巨擘。雖然安倍本身就極具外交天賦，但當初沒有任何人想到，當其面臨急遽變化的國際情勢時，他會達到如此巨大的成長。這正是時勢造英雄。   （作者松田康博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國際新聞中心茅毅譯）

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讓家被摧毀的烏克蘭人從此對俄國懷有持久性的敵意。圖為烏國東北蘇梅州（Sumy）的特羅斯佳涅茨（Trostyanets）一景。（歐新社）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對世界造成的衝擊，相當於二○○○年在美國發生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此一危機在本文見刊時雖尚未結束，但世界必定因俄國導致之國際秩序破壞與國際社會的因應對策而改變。 中國蠻橫地強制終結了香港的「一國兩制」。接著俄國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為台灣人民帶來不安，更加擔憂中國將來會以武力統一台灣。 誠然，烏克蘭和台灣存在共同點。亦即毗鄰的威權主義大國恐利用武力改變現狀，並且在這些大國，個人獨裁的情況正越來越加強。尤其無法否定的是，上了年紀的獨裁者可能做出毀滅性的判斷。 那麼，台灣就註定遲早遭中國併吞嗎？ 台烏相異之處 實際上，台烏不同的地方所在多有。 首先，烏克蘭是跟俄國陸地相鄰的一大片平原，但台灣跟中國隔著寬度逾一百公里的台灣海峽。因此中國要運送其大批地面部隊到台灣的難度極高。 其次，烏克蘭長期處於俄國的勢力範圍內，台灣則和日本及南韓等國，位於以太平洋與美國連結的影響力範圍中，也是市場經濟及民主主義的好學生。在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台灣同樣跟美日連結。而且對美國來說，台灣在與其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的對峙上，具高度戰略價值。 再者，美國沒有協防烏克蘭的義務，卻有著使美國協防台灣成為可能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中國無法忽視其武統台灣時，美國「或許會介入」的風險。這是由於對中國而言，武統台灣係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的作戰。 俄戰爭之教訓 烏俄戰爭向世界示範了一個國家若仗恃武力行事，係下下之策的危險。一方面，俄製武器不怎麼有效。另一方面也得知，獲得美國提供武器及情報的外國軍隊竟出乎意料地善戰。 俄軍的士氣低落，為保家衛國而戰的烏軍卻很高昂。在經過如此激烈的戰事後，烏克蘭人理應不會選擇與俄國合併。同樣地，若遭到中國侵略，則對台灣來說，或許會被迫成為絕對無法妥協之「事實上的獨立戰爭」吧。 國際社會聯手，將俄國從負責全球金融機構匯款業務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ＳＷＩＦＴ）踢出，並實施凍結俄國中央銀行（ＣＢＲ）外匯存底等強有力的制裁。即使未能藉由制裁來阻止俄軍的侵略攻擊，但俄國國內正因此而陷入嚴重動盪。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台海兩岸統一並非其獨一無二的國家目標。中國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的提升，才是中共統治正當性的最大基礎。就算達成武統台灣的目標，到頭來若中國經濟因此崩潰，則中共的統治有可能大為動搖。 然而，儘管中國從烏俄戰爭中得到教訓，但也許表面上還是會散播違心之論吧。諸如「若以核武威嚇，美國就無法出手」、「中國經濟規模龐大，不可能對北京祭出制裁等手段」、「如果是發動武統台灣作戰，那中國軍民的士氣理應會很高昂」、「縱使暫時遭受國際制裁，能迅速造成既定事實的話就好」等說法。 台灣可以改變未來 不過，當中國動手武統台灣（例如十年後），屆時其仗恃的俄國理應不復存在。如果普廷政權還在，俄國的國力或許會因國際制裁而比現在更為弱化。如果普廷下台，新政府為解除制裁，理應會採取親美歐的路線。亦即中國將失去後盾。 最重要的是，中國要建構能拒止美國介入台海衝突，以及能全面侵略台灣的軍力，尚需很長時間。也就是說，要扭轉未來，台灣還有時間。為保衛台灣，各界已指出應增加國防預算、增強不對稱戰力、擴充預備役規模、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加強全民的國防意識、探尋國際安全合作等作為的方向。 過去曾因韓戰爆發，而使中國延後其「解放」台灣的時程。這次由於烏俄戰爭，中國對台動武的門檻也變高。如何運用這段時間，使今天的烏克蘭不會成為明天的台灣呢？那取決於台灣人民的選擇。 （作者松田康博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國際新聞中心茅毅譯）

如果兩岸衝突被認定為「重要影響事態」，日本就能夠在「非戰鬥區域」對美軍提供包括武器、彈藥等支援在內的「後方區域支援」。（圖取自「在日米軍司令部」臉書） 自台灣海峽發生危機以來，筆者聽過一百多次「中國對台動武的話，日本會怎麼做？」的提問。由於日本的安保法案（譯按：日本將相關修法和立法稱為「和平安全法制」）於二○一五年有所改變，因此答案已有點不同。惟無論對象是誰，本人至今都做同樣的回答。我今天想再一次予以正確地解釋。 其原因是在這個問題上，華語世界目前傳播的訊息幾乎都不正確。其中有許多言論乃完全罔顧國際情勢及日本國內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幻想。典型的例子是「照理說，日本不可能與中國開戰」及「日本理應會跟美國一起協防台灣」的言論。而這種說法都錯誤。 日本所做的外交努力和撤僑 二○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日美安保協商委員會」（2-plus-2，俗稱二加二會談）在聯合聲明中，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此乃美日強烈擔憂中國持續施壓台灣的表態。 若兩岸爆發武力衝突，首先，迫於如此情況，日本將在台灣及中國東南部採取大規模的撤僑行動。截至二○一九年十月，旅居兩岸的日僑共達十四萬人以上。就算將台灣的反擊能力限於中國南部這點考慮進去，日本仍必須確保兩岸共計十萬名僑民左右的安危。 首先，日本將呼籲僑民以搭乘民航機、民用船舶的方式，自行疏散。兩岸一開戰，或許會討論派自衛隊船艦、運輸機前往撤僑吧。日本「自衛隊法」（譯按：第八十四條之四）雖明定，外國發生緊急事態之際，運送需要保護性命或人身安全的日本國民，係自衛隊的任務。但也要求自衛隊的出動要「視為能安全實施時才得以實施」。 並且，日本決定出動自衛隊到台灣時，即使以「撤僑」為目的，中國也許仍會對此強烈反彈吧。反之，若日本不派自衛隊，日本政府將遭受國內輿論的批評。從另一方面來看，自衛隊撤離居住在中國的日僑是不可能的任務。甚至中國說不定會將他們充當旨在對日本政府施壓的「人質」吧。照理說，光是如何確保正旅居中國的日本國民安全，日本政府就應該會焦頭爛額。 是否同意美使用駐日美軍基地 前往台海和提供美軍後勤支援 其次，日本是否同意美國使用駐日美軍基地前往台灣，也會成為問題。兩岸衝突時，駐日美軍出動的可能性很高。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第六條，為有助於日本與遠東的和平及安全，美國獲准使用其陸、海、空軍在日本的設施和區域。然而，駐日美軍在台海發生武力衝突時出動，若日本同意美國使用駐日美軍基地前往台灣，就一定會受到中國譴責吧。 可是，面對兩岸衝突，若日本不答應美軍使用其駐日基地，會帶給對日本安全至關重要的美日同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所謂日本不准許美國使用駐日美軍基地前往台灣的選項，雖然理論上存在，實際上卻不存在。 再者是認定屬於所謂的「重要影響事態」（譯按：日本「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相關規定）後，日本要如何因應的問題。這樣的事態是發生某種武力衝突的情勢，而這種衝突伴隨著對日本和平及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的動武等實際行動。如果兩岸衝突被認定為「重要影響事態」，日本就能夠在「非戰鬥區域」對美軍提供包括武器、彈藥等支援在內的「後方區域支援」（rear area support）。 不過，儘管日本說這不是聯合作戰，但是日本這麼做，被視為美軍和自衛隊對中國實施聯合作戰的可能性很高。所以一到這個階段，中國就會認為日本是其「敵國」，我覺得中國有可能對日本發動攻擊。那麼，難道日本就因此不對美國提供後方區域支援嗎？如同前兩段所述的情況，此一選項也不過是理論上存在而已。 日本的「模糊戰略」 假如中國對駐日美軍基地等發動先制攻擊，日本就會行使自衛權，反擊中國。只不過，日本此舉並不意味著美日共同協防台灣。日本始終會以屆時的「情勢」對其本國的和平與安全是否造成重要的影響來做判斷。至於日本會做出怎樣的判斷，也是要等到「事態」發生後，再由日本決斷。亦即日方目前採取「模糊戰略」。 以上皆為日本針對非常狀況的因應對策。在承平時期，日本希望中國自我克制，勿藉由非和平的手段，改變兩岸現狀。即使對台灣，日本也同樣希望能夠自制，勿向中國挑釁，並希望美國能在此一區域內維持其強大的嚇阻力及承諾。然後，日本自己在蓄積國力的同時，亦貫徹「模糊戰略」。正因為採取這種戰略，所以大家都想問，如果中國打台灣，日本將會如何應對？ （作者松田康博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國際新聞中心茅毅譯）

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改變了世界的遊戲規則（game changer）。不過兩個月，全世界的情景竟截然不同。起初雖屬於中國的問題，如今疫情卻以歐美為中心，全球正危機四伏。失敗和成功僅一線之隔。藉由控制疫情擴散，中國增強了自信心，還援助其他國家，開始擺出彷彿是「救世主」般的架子。 有誰預料到出現這樣大的變化呢？「後新冠病毒災難」的世界情勢，究竟會如何演變呢？ 中國打的如意算盤 中國正加強對自己有利的宣傳。其宣傳文本的基本模式，可以從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一月二十八日訪問中國時所發表的言論看出。筆者認為，其要旨為：一、中國能控制疫情擴散；二、全世界現在莫不讚頌中國、感謝中國；三、由於中國制度的優越性，故全球都理應師法中國。 此後，中國即強調病毒的源頭並非中國，連是美軍夾帶到中國的這種話都說出口。最近甚至出現疫情全球大流行（pandemic），對中國反而是個「機遇」的言論。由於這些皆為具中國特色的言論，因此除非是研究中國事務的專家，恐怕無法看懂。 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其政府並無透過選舉選出的正當性。中國的宣傳，反而強調統治者的品德端正與施政的正確無誤。因此，即使在中國發生怎樣的災難，都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而是全部歸咎於個別幹部。然後，任何災難最終也會被扭轉為一個中共獲勝的故事。 中國向國外輸出此一操作輿論的方式。對外關係一旦發生問題，就全部怪罪於外國；就算處於全球性的危機中，也會得出中國的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優越、歐美的民主主義遜於中國這樣的結論。 全球同時或接二連三地發生危機之際，國際間的主流言論又會變成怎樣？中國的媒體會宣傳中國的成功及外國的失敗，另一方面，民主國家的媒體則多半會報導對於本國政府的批評。一旦兩者混為一談，中國成功、民主國家失敗，所以全球都理當效法中國的言論，就自然而然地會變成主流。但那是對的嗎？ 我們應當從中國學到的教訓 千萬不要被中國的宣傳混淆視聽。我們應該而且必須從中國學到的最大教訓，就是下列三點：一、資訊公開很重要，絕對不要隱匿；二、嚴禁因國家的過度集權而扼殺了公民社會；三、只要國內爆發感染，就務必立刻禁止人民出國。以中國為例，其隱匿國內已爆發感染的消息，責罰披露疫情的「吹哨者」。接著在數百萬人次的中國旅客出國後，才終於下令禁止出國團體旅遊，於是扣下了引發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扳機。 中國的最大貢獻在於，向全球提供基於其國內大量的病例而累積的流行病學、傳染病學和臨床的資訊。中國誇耀的強制性「封城」與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等做法，均伴隨著強烈的副作用。由於防疫政策是在各國受到其本身的法律、制度制約下進行，因此中國的做法未必就能如法炮製。中國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亦未必會成為楷模。 成為世界楷模的「台灣經驗」 反觀台灣的防疫政策則是非常成功。在推行果決的出入境限制、資訊公開透明、掌握感染者及受隔離者的動向、增加口罩等醫療物資生產的機制等急待解決的難題之際，依然保持著民主主義。台灣過去一向被認為是國際社會中的弱勢者，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卻以卓越的領導能力、制度、資訊科技（IT），還有台灣人特有的靈活度，博得了防疫政策世界第一的地位。 當前在以口罩為主的醫療物資上，能夠對國際社會伸出援手的，大概只有中國和台灣。歐美與日本要擺脫現階段的慘況，到達開始行有餘力援助世界，或許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此之前，台灣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 台灣的防疫作為，已不只是守護台灣每個人的生命及健康等等。走向後新冠病毒災難的新時代，守護全球民主價值的重責大任，就落在台灣的肩膀上。全世界的目光，都正注視著台灣。 （作者松田康博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國際新聞中心茅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