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能夠從威權獨裁漫漫長路走向民主化，最須感謝的是過程中許多犧牲個人利益、不畏艱辛奮鬥不懈的人們，其中，彭明敏教授是受到極大矚目的一位。 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中所勾勒出具有遠見的國家願景，至今仍是台灣共同體努力追求的目標；而他在特務嚴密監視下仍能夠冷靜縝密規畫，並成功出逃到瑞典，此一過程更是像小說情節般地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彭明敏與李登輝都是日治時期頂尖的台灣人菁英，兩人曾是親近的好友，但其選擇與命運卻像是人生對照組般的迥然各異。 日治時期，一人因拒絕參與戰爭卻失去右臂，一人熱血從軍報國。戰後一位是當局栽培的台籍菁英，因堅持提出良心之言而下獄；一位則是潛心研究的農經學者，受強人提拔步入政壇。威權時期，一位在體制中步步高升，一位長期在國外流亡、倡議而成為黑名單。民主化轉型期，一位在朝主導推動政治改革，一位在野監督建言。彭明敏與李登輝兩人精彩萬分的生命故事，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 上述所提這些題材，在台灣社會都已有相當充沛的作品出版。即使如此，仍令人感到意猶未盡，似乎還有一些謎題尚未得到充分解答，還有一些議題仍待深刻的分析詮釋。 近藤伸二先生的《#對抗蔣介石的台灣人彭明敏》一書的出版，正好提供我們對相關課題的進一步理解與思考。 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作者持續三年時間對彭明敏先生進行深入訪談。或許是彭教授對於訪問者特別信任的緣故，也或許是近藤先生身為記者的訪談技巧與敏銳本能，本書有許多過去出版品所未曾透露的細節、思考與心理轉折。 其次，全書不僅討論彭明敏出逃過程中協助的日本人，並且以更大野心挖掘在黑暗時代中曾經參與或出力過的日本人，包括年輕日本外交官、共同通信社記者橫堀洋一、奉獻台獨運動的宗像隆幸、提供救命護照的阿部賢一、攜出政治犯名單的小林正成、協助台獨運動者潛返台灣的會田豐等等。這些日本人像俠客般在危急時刻出手，義無反顧地幫助、掩護台灣民主運動者，其毫不考慮自己可能付出代價的至純心志，令人動容。更難得的是，他們在重要時刻出手後從不自誇，默默謹守祕密以至終老，其真樸德行讓人由衷尊敬。近藤先生在相關人等年邁之際探訪他們的心境與感人故事，讓人們對歷史中的人性光輝更有信心；而他探查日本人奉獻於台灣民主的過往，希望在此基礎上更增進台日友好的心意，也應該被看見。 本書的第三個特點是史料的多元性。作者不僅一一訪問唐培理牧師、彭明敏、謝聰敏、出手相助的多位日本人，重新舖陳事件原貌，探究各方行動來龍去脈；他也實地勘查比對了彭明敏住宅、警備總部看守所、出逃計畫約見地點等多處的今昔情況，以照片提供讀者空間上的體會與想像。 此外，作者還調閱檔案管理局所保存的相關檔案，呈現國民黨政府對彭明敏案的應對作為。在這樣多元而周延的史料基礎上，本書展現了對彭明敏事件全景式的深入分析，並對若干謎題提出解答。最後，本書不僅著眼於彭明敏事件，並且將彭明敏出逃後在美國推動國會遊說工作、解嚴後返台、參與第一次總統直選、與李登輝總統的關係、對民進黨政府的監督與建言，做了完整的記載，呈現一位永遠的理想主義者精采的一生。 近藤伸二先生是毎日新聞社記者，曾任香港支局長、台北支局長、大阪經濟部長、論説副委員長等職，長期記者經歷足以養成他的議題敏銳度、追根究柢態度、以及生動靈活的寫作能力。《#對抗蔣介石的台灣人彭明敏》一書正是此些風格的展演，讓人一讀就停不下來。這是繼彭明敏先生的《#自由的滋味》與《#逃亡》、唐培禮的《#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等當事人作品之後，從旁觀者角度所作、值得細細品味的好書。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翠蓮

論者認為，中正紀念堂若能保留原貌並轉變成戒嚴記憶紀念館，或可使國人共同記憶戒嚴歲月，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民主體制。資料照片 陳翠蓮／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文化部長鄭麗君遭資深藝人鄭惠中掌摑，因不滿鄭部長廢除中正紀念堂、推動「去蔣化」。此事引發熱議，論者認為因為台灣社會對「過去」記憶不同，有人以兩蔣為精神支柱，有人卻視為痛苦根源，差別的歷史記憶是這起暴力事件的主因。那麼，台灣社會存在共同記憶嗎？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在前年曾針對「戒嚴記憶」進行徵件，可惜大眾或是不記得、或是不想記得，反應冷淡。自1949年到1987年台灣歷經38年的戒嚴，是40歲以上人們共有經驗，累積許多共同記憶，何不將中正紀念館改為「戒嚴記憶紀念館」，認真檢視我們共同的過去？ 在戒嚴記憶紀念館中，可以展示蔣中正總統的軍裝威儀，歷次在總統府前盛大閱兵。每年總統生日全國恭祝壽誕，機關學校排隊行禮、領取壽桃。教科書中稱頌偉人從小立志、看小魚兒往上游，報章媒體無不擁戴「自由燈塔、民主長城、人類救星、世界偉人」。總統逝世，動員大批學生路邊跪祭，排隊瞻仰遺容。由此，或許我們會領悟台灣社會的偉人崇拜為何形成。 戒嚴時期，蔣中正總統誓言消滅共匪、解救同胞，1970年代以前將超過70%的國家總預算用於國防支出，以致國會之尊的立法院竟長期棲身台北第二高女校舍。高中以上男女學生一律接受軍訓教育、射擊訓練。政府大力反共宣傳，例如三家電視台聯播的《寒流》電視劇，描述共產黨殘暴鬥爭、迫害人民的恐怖手法，是五、六年級生共同的童年噩夢。喚起這些記憶，或許會對當前的國共一家親有所省悟。 為了防止共匪滲透，有效控制社會秩序，特務機關廣設細胞線民，機關學校人二室專事忠誠調查，「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之下，冤錯假案層出不窮。戒嚴時期不能任意質疑政府、批評政策，更不能組黨結社、集會遊行，否則就是「台獨、黨外、共產黨三合一敵人」。回顧這些，或許我們會發現當前可以自由表達、照三餐罵政府的生活方式值得珍惜。 為了鞏固統治權力，戒嚴時期更對人民生活進行全面規訓。中學男女學生的髮禁與教官管理，大專青年也不能留長髮穿喇叭褲，動輒臨檢送警局處理，由此產生馴服的個體。新聞媒體嚴格管制報導內容，稍有偏差，輕則停刊、重則撤照；書籍出版審查囿限多元思想，無法與世界同步。歌曲創作也屢屢遭禁，休閒娛樂只限愛國歌曲、淨化歌曲。深層規訓的結果，人民如同傀儡布偶，無力思考、缺乏公共精神，只知追求物質滿足。或許，由此我們可以探索台灣民主困境的由來。 戒嚴記憶館裡不須「去蔣化」，龐然的中正紀念館本體就是威權見證，巨大的蔣中正銅像也不須移除，更可在四周布展他所批示「死刑可也」的核覆公文，讓人們共同記憶白色恐怖案件中蔣總統的角色。同時，還可展示其他威權獨裁國家的做法，將台灣經驗提升到國際級比較視野。戒嚴記憶紀念館也可以繼續吸引招攬中國遊客，一邊懷念蔣中正與過去台灣，一邊想想習近平與今日中國。 就如同日本廣島原爆紀念館保留轟炸後的殘破圓頂與屋體，提醒人們戰爭可怕、和平可貴，中正紀念堂若能保留原貌並轉變成戒嚴記憶紀念館，或可使國人共同記憶戒嚴歲月，珍惜今日得來不易的民主體制。

針對中國時報、聯合報以部落格公然散布謠言，個人澄清如下： 一、中國時報、聯合報部落格指本人為陳弱水教授之妹，為使台大校長案翻盤狂咬管中閔等等，此為惡意之謠言，並非實情。 陳弱水教授的父親是江蘇人，我是土生土長台灣人，兩人並無血緣關係。在進入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之前，我與周婉窈教授僅在台灣史相關學術研討會上碰過面，並無私交，更不認識陳弱水教授。 二、文中質疑我若非"家族關係"，如何能從私立大學一下子跳到台大？又指我是台大政治學博士，怎能到歷史系任教？此說法不僅前提錯誤(我與陳弱水教授無家族關係)，可說是對於大學聘任與研究要求，全然無知。 我自碩士論文以來即研究台灣史，1995年夏在淡江大學公行系任教時開授台灣政治史課程，因為學術研究工作均集中在台灣之日治政治史、戰後政治史，2005年受聘於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3年受聘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個人經過多年努力，逐步攀爬學術階梯，並非從私立大學一下子跳到台大。 其次，公私立大學聘任須經三級三審，台大歷史系更需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才能聘任，過程極為嚴苛，blackjack所稱完全狀況外。由於我的研究質量受到認可，去年已成為終身免評鑑教授(台大歷史學系僅四位終身免評)。 至於政治學博士為何可以任教歷史系？目前學術界不僅要求專業，還提倡跨領域，社會學博士任教於文學所、心理學博士任教於城鄉所、歷史學博士任教於地理系，不乏例證。 三、個人認為，公共精神與公民參與是民主政治蓬勃發展的基石，長期以來關心各項公共議題，管中閔案僅是其中之一，未來我仍會努力從事、貢獻社會。 blackjack先生以"中國人說打虎捉賊親兄弟"看待此事，可惜，我的身上並無這種"中國人特性"。 同時，blackjack先生以親族利益、拉幫結派方式詮釋公共事務，正顯示其看法的前近代性，缺乏對民主政治的基本認識。 中國時報、聯合報作為新聞媒體，未能善盡職責，任由部落客借其平台散布謠言，令人遺憾。 陳弱水選輸台大校長翻盤密技：由其妹陳翠蓮狂咬管中閔談談學校家族化的奧妙 陳弱水選台大校長只輸管中閔，經陳翠蓮狂咬後，教育部拔管，最大受益就是他！陳翠蓮以小說推… NEWSBLOG.CHINATIMES.COM  

  行政院促轉會主委被提名人黃煌雄前天在立法院表示，他「長期守護蔣渭水所代表的台灣精神，這份長達40年的可貴情操，竟被扭曲為消費蔣渭水、連結為求官」，他要表達嚴正的抗議。這顯然是在回應我對他「利用台灣史、消費蔣渭水，出賣集體尊嚴換取個人官位」的指控。 我與黃煌雄先生結識於1987年，當時我是跑立法院的報社記者，極為景仰這位黨外民主前輩。我與黃先生並無個人恩怨，沒有理由污衊他。日後從事台灣史研究，我才注意到黃煌雄對蔣渭水論述的變化，吃驚之餘對這位民主前輩的印象完全改觀。 黃煌雄很早就研究蔣渭水，但是蔣渭水的形象在他的研究中多次轉變。他在1976年戒嚴時期出版《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其中有許多中國民族主義用詞，也強調蔣氏對孫中山的崇拜之情。可是黃煌雄在〈自序〉中說明，此書的目的是要介紹「蔣渭水精神」，即「民族的反抗精神、殖民地歧視政策下被壓迫民眾的反抗精神」。黨外運動時期彰顯蔣渭水的反抗精神，寓意不言可喻。 將蔣渭水送國民黨 1992年，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運動浪潮濤濤向前，黃煌雄對該書做了幾項大幅度的修訂。第一、將書中民國紀年全部改為西元。第二，大幅刪減蔣渭水對孫中山、中國國民黨、中國民族認同的文字。第三、不再使用蔣渭水的「民族認同」（政治認同），而改為「漢民族認同」（血緣認同）。書序強調，「台灣人意識及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性」、「決不能將漢民族認同視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追求的最終目標」等等。名為《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者》的本書，是將蔣渭水定位於台灣主體性、台灣民族主義色彩最為鮮明的時期。這年年底國會全面改選，黃煌雄以民進黨籍當選第二屆立法委員。  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台北市長馬英九在本土化潮流下開始經營台灣史。2005年接替連戰出任國民黨黨主席後，更公開宣示「要尋求國民黨與台灣歷史的連結」。而民進黨則因執政失敗，形勢日趨黯淡。就在此時，2006年1月，馬英九透過台北市文化局重製蔣渭水大眾葬紀錄片活動，首次與黃煌雄接觸後，黃煌雄也開始參加國民黨活動，《聯合報》分析黃煌雄因監察委員提名需要國民黨立委支持、馬英九則為2008年總統大選，「兩人互取所需，促成日後合作的可能性」。（2006年2月10日報導）  未幾，黃煌雄第三度出版蔣渭水傳記（2006年4月），書名大幅轉向，變成《蔣渭水傳：台灣的孫中山》。書序中表示馬英九一再宣稱要連結台灣，將蔣渭水畫像高高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大門外牆上，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對「台灣的孫中山」表達最誠意的敬重；「蔣渭水已成為朝野共同尊敬的歷史人物」，「未來甚至可成為兩岸真實有效的歷史連結」，新書發表會並邀請馬英九同台。本書不再強調蔣渭水的反抗精神、和台灣主體性，而是凸顯蔣氏與孫中山關聯。黃先生將蔣渭水送給了國民黨。  之後黃先生與馬英九密集出現在蔣渭水相關的活動，營造國民黨與台灣史的連結。隨著總統大選的熱度增加，活動逐漸推向高潮，2007年7月黃煌雄舉辦台灣民眾黨創立80周年紀念活動，促成國、民兩黨候選人馬英九、謝長廷對談「蔣渭水精神的當代意義」。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6月提名黃煌雄擔任監察委員並獲立法院通過。  其論述尚在演化中 黃煌雄在戒嚴時期研究蔣渭水，確實有其貢獻。蔣渭水家屬感謝黃煌雄，就如同他們也感謝馬英九市長時期對蔣氏歷史的重視一樣，不難理解。但是，蔣渭水卻也成為黃先生專屬的政治資本，其歷史意義和形象隨黃先生不同時期的政治需求而改變。黃先生如今被提名為促轉會主委，他終於又回到原先「守護蔣渭水所代表的台灣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黃煌雄的蔣渭水論述尚在演化中。2010年起，黃煌雄的台灣研究基金會積極與中國統戰機構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合作，糾集台灣史學者前往北京舉辦蔣渭水研討會。出席致辭的促進會副會長辛旗，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解放軍少將，曾參與中共《反分裂國家法》起草制訂，並插手台灣高中課綱「微調」問題。 2013年第二屆蔣渭水思想與事蹟學術研討會，柯文哲也被網羅前往參加。黃煌雄發表專題演講《蔣渭水與台灣精神－兩岸歷史的連結點》，他推崇2005年連戰與胡錦濤會晤，是國共現實面的連結，「但從政黨到兩岸人民之間，特別是到台灣人民之間，似乎缺少一個歷史連結」，「正好得以蔣渭水『台灣的孫中山』這一歷史身分，銜接兩岸人民之間有待填補的歷史連結」。 這次，黃煌雄先生打算把蔣渭水送給誰呢？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蘋果日報刊出投書， 這位歷史系副教授在文中， 所指涉婉拒促轉會委員的理由。 我說明一下，我從未向系上同仁談過府方徵詢擔任促轉會委員的事， 只在最後向系主任報告過我的決定經過。 文中所述的原因完全不是我的考量重點， 我婉拒促轉會委員一不是因為這是政治性工作， 二不是因為手上的計畫尚未完成。 這位所謂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不知是否真有其人， 但他所認識的黃煌雄還停留在一九七O年代黨外運動時期， 出版"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的時期，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同一本書在二OO六年重新出版， 書名變成"台灣的孫中山--蔣渭水傳"， 接著大力營造正在參加總統大選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與蔣渭水、台灣史的連結， 二OO八年七月，黃煌雄被新任總統馬英九提名為監察委員。 消費蔣渭水、利用台灣史，出賣集體尊嚴換取個人官位， 這只是我反對黃煌雄擔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的原因之一。 我認識黃煌雄超過三十年， 因為我研究台灣史，對他的種種行徑有較多的觀察。 我很希望轉型正義工作可以順利推動， 所以對所有折衝過程隱忍不發， 不願批評、不願口出惡言。 今日媒體抹黑戰開始了， 聯合報把我打成鷹派， 說我是鬥爭派，反對和解。 作為民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理事長， 這樣的指控與汙衊， 不利本會日後對行政院促轉會的監督， 更不利未來的轉型正義工作的推動， 這些理由迫使我已不能再沉默。 轉型正義不僅在追求歷史真相，也是一項龐大的心靈重建工程， 不僅在探察艱困壓迫時代高貴的靈魂如何不計個人利害、奮起抵抗， 也在檢驗人們如何面對權力、誘惑之下，仍能堅定理想。 促轉會主委是該會門面，他定義了這一重要機構的性格與價值， 這是我認為黃煌雄不適任的重要理由。 黃煌雄或許有和解的藥方 | 蘋果日報 一片青／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去年促轉條例通過以來，行政院就持續在尋找有意出任促轉會主委的民間人士，甚至有我所敬重的同僚先進有被徵詢到。後來，... TW.APPLEDAILY.COM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在臉書貼文，指孫震等人連署、發表給蔡英文總統公開信，正是邀請政治力介入校園。圖／張家銘（資料照片） 記者來詢，回應請參以下新聞稿。 補充一點：〈給蔡英文總統公開信〉中，把大學自主與黨外運動時間弄顛倒了，黨外運動與選舉在1970-1980年代，大學自主已是1990年代以後的事了，顯然，這些人真的對台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很陌生啊！ 【新聞稿】挺管人士施壓蔡總統 豈非要求政治力介入校園？ 針對挺管人士完成連署，並發表〈給蔡英文總統公開信〉予以施壓一事，台大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表示，這些人口口聲聲主張大學自主、政治不要介入校園，卻施壓蔡總統，儘快核定台大遴選委員會遴選結果，不正是公然邀請「政治力介入校園」？ 陳翠蓮說，依據相關法規，教育部才是決定公立大學校長遴選結果的權責機關，教育部有權依據遴選過程是否合法、是否合乎程序正義，決定是否給予核定。蔡英文總統、賴清德院長等高層不宜作政治性介入，挺管人士公然以公開信的方式向蔡英文總統施壓，缺乏守法與程序正義觀念。 挺管人士給蔡英文總統的公開信中指出，「沒有大學自主，就沒有日後的黨外選舉，沒有解嚴前後的民主運動，更沒有今日能擔當總統的蔡總統」，陳翠蓮回應說，這些話看起來極為諷刺，領銜的孫震、李嗣涔、曾志朗等人能不能說說威權戒嚴時期他們在學術圈扮演了什麼角色？可曾為民主運盡過一絲心力？今日怎麼好意思以這種方式收割大學自主、民主運動成果？ 陳翠蓮表示，他們已在先前聲明中已指出，校長遴選委員會，是受到教育部與大學雙重委託的「作業單位」，其遴選結果並不對外發生直接效力，但是其組織與程序的「合法性」，是教育部最後核定與完成聘任之合法性的一環。由於遴選程序中未能發中閔未揭露台哥大獨董之重大資訊、遴委蔡明興未主動揭露並主動迴避，遴選程序有不合法問題，教育部基於監督管理之權，應退回台大的遴選結果，要求其重新辦理。 台大教授發起的〈貫徹大學自主，自己的學校自己救〉連署，已超過千人支持。其中包括中研院院士廖運範、陳良博等人；台大教授謝銘洋、林鈺雄、畢恆達、何明修、江文瑜；中研院研究人員吳叡人、吳宗謀等等。陳翠蓮表示，近日整理完成後，會將連署書送到教育部。

蔣介石應否為二二八事件負責已成定論，圖為中研院門口蔣介石銅像25日清晨被噴漆。讀者提供       陳翠蓮╱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自1991年李登輝總統指示調查二二八事件迄今，有關二二八事件研究已超過25年，其中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追究責任，尤其是國民政府最高當局蔣介石應否為事件負責。 學界有一派人認為蔣介石派兵鎮壓，是為事件「元兇」，甚至以最近國史館披露陳儀的「寅冬亥親電」，證實3月2日請兵，以此推論蔣介石的責任「鐵證如山」。但是也有人積極為蔣氏辯護，認為他是因為相信「奸黨煽惑」，才決定派兵。至目前為止直接證據缺乏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蔣介石的責任問題？ 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為我們提供極佳的線索。蔣介石日記中對二二八事件的記載不多，顯示台灣事變並不在蔣氏議程中的優先位置，但是，卻已足以說明他的決策考量。 2月28日事發之初，日記中就記載「臺灣暴民乘國軍離後，政府武力空虛之機，發動全省暴動，此實不測之禍亂。」 3月1日又說「臺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臺之同胞，其暴動地區已漸擴大，以軍隊調離臺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可知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就已認為，軍隊調離台灣是民眾敢於反抗、掀起事變的主因。 雖然蔣介石對陳儀治台失敗引起動亂，事後又未實報、粉飾太平的作法十分不滿，但是，當3月2日陳儀發出請兵電文後，他還是決定派兵，3月5日電文中說「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7日由滬啟運，勿念。」在國共內戰中，各省對蔣介石調動軍隊大多藉詞推托，陳儀卻全力配合，將兩個整編兵力（原六十二軍、七十軍）調回大陸投入內戰，陳儀遵行蔣的命令，以致防務空虛，基於陳儀對他的「忠誠」，蔣介石認為不應太過苛責。 蔣介石相信事變是共產黨煽動引起的嗎？事件前的2月26日，日記中說「臺灣尚無共匪之細胞，可稱一片乾淨土，應珍重建設，使之成為全國之模範省也。」在決定派兵鎮壓之後，3月7日日記又說「特派海陸軍赴臺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二二八事件期間，蔣介石日記中從未提到事變之因起於共產黨煽惑。 更重要的是，日記中透露蔣介石迷信武力，這是他決定派兵鎮壓的主因。3月7日說「此種臺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及至武力掃蕩後，15日又記「臺灣事變以軍隊運島後已大部敉平，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省全靠兵力維持也。」 簡言之，蔣介石迷信武力，在得知事變之初，就判斷軍隊調離、防務空虛是臺灣敢於動亂的主因；面對動亂，堅信新附之民、邊省之民，必須憑藉赤裸裸的武力加以震懾。 即使蔣介石確知共產黨組織尚未深入台灣，二二八事件期間，蔣氏日記中也從未提到事變與共產黨有關。但是，3月10日，蔣介石在中央總理紀念周首次對二二八事件發表談話，卻將事變起因歸咎於共產黨。蔣介石的公開談話，不能表達自己對台灣情勢的判斷、對使用武力的偏好，並且以「共產黨煽動」為藉口，為陳儀治台失敗找理由。作為最高統治當局，蔣介石袒護陳儀、迷信武力，豈不該為事件負責？

陳翠蓮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筱峰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是第一本以二二八為主題的學位論文。1986年由自立晚報社出版成書。   1986年，李筱峰先生所著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一書出版。這是第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所撰寫的學位論文。由於還在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被當局視為言論禁忌，作者巧妙地避開敏感字眼改寫成專書，順利出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 當時還在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就讀的我，忙不迭地買來細讀，想要解開心中的謎題。受國民黨政府教育長大的我，高中之前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每每在政治議題上與父親發生衝突。父親看著孩子書讀愈高，頭腦愈不清楚，與他的距離也愈來愈遠，心痛之餘，總是忍不住提到「二二八事件」。但是話到嘴邊，就被母親驚惶阻止。「二二八事件」像個神祕的圖騰吸引著我，曾經在學校圖書館搜尋、挖掘，也從王育德、史明的禁書中尋找答案。 李筱峰先生不畏禁忌，在戒嚴時出版二二八專書，對於二二八研究具有開拓之功，更是我知識上的導師。日後，我追隨李筱峰先生的腳步研究此課題，在1994年夏天提出第一本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取得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學位。 往後的日子裡，我們兩人在工作上與研究上有密切的互動。1987年我考入《自立晚報》社擔任記者，我所景仰的李筱峰是政治經濟研究室研究員，兩人竟然成為報社同事。接著，李筱峰先生進入世新大學教書，我隨後進入淡江大學專任，還很巧合地接下他在公共行政學系所開授的「台灣政治史」課程。因為關心課題、研究主題相近，我們有許多合作的機會。作為學術先進的李筱峰教授，對我更是不吝提攜、多方抬舉，令人感激在心。 李筱峰教授對台灣史研究孜孜不倦，尤其二二八事件是他最為關注的課題，陸續出版專書。除了1986年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他又與張炎憲教授合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1989，稻鄉），又出版了《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1990，自立晚報）、《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1993，自立晚報）、《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1996，玉山社）、《畫說二二八》（1997，海洋台灣）、《解讀二二八》（1998，玉山社）、《二二八事件真相》（2003，復文）、《唐山看台灣：二二八事件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證》（2006，日創）、《二二八事件》（2009，莎士比亞），去年並完成《二二八消失台灣菁英》增補版（2015，玉山社）。這本《快讀228：二二八短論集》是他第12本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書籍。 本書與前述各種二二八專書不同之處在於：第一，這是以李教授在各報刊發表的專欄文章為主，集結而成。學術專著偏重史料考證、講究細節推演與邏輯論證，對讀者而言，形成較大負擔。本書各篇文章立基於李教授堅實的研究基礎上，但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字，便於讀者親近、吸收，是普及史學的最佳示範。第二，書中各篇章形成一完整的架構，卻又能回應時事，與當前政治課題進行對話；作者強調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一再提示「以史為鑑」的例證，足以發人深思。 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台灣的傷痛印記，是戰後歷史的闇黑起點。研究這段傷痛的歷史，李筱峰教授不時飽受椎心瀝血、唏噓淚下之痛，一切努力，只為提示台灣社會記取教訓，重建尊嚴。感謝李筱峰教授的努力，台灣社會已逐漸走出噤聲恐懼，年輕世代正在改變，我們已然看見所深愛的台灣，在二二八的血地上綻開出自由民主的繁花。

違反程序正義的課綱「違」調，引起高中生強烈反彈，幾乎掀起新一波學生運動。    作者：陳翠蓮（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違反程序正義的課綱「違」調，引起高中生強烈反彈，幾乎掀起新一波學生運動。飽受違法指責的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立法院也承認程序不周延，近日逐漸將辯護重點轉移，強調課綱微調是為了「合憲」，並大言不慚地要大家「勇敢地面對多元史觀」。 課綱微調是為了「合憲」之說，是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在2012年4月向教育部所提出〈民眾意見書〉中的創見，自此開啟了課綱微調的一連串體制外操作。目前課綱微調的大部分內容與該意見書高度密合，一位民眾意見主導一國教育，真是舉世聞所未聞。 為了「合憲」，教科書中不可稱對岸為「中國」、須稱「中國大陸」，必須使用「中華民國」稱號、避免提到「台灣」，政府當局亟欲透過教科書界定中華民國領土範圍。事實上，有關中華民國的領土爭議，大法官釋字328號解釋理由書已載明，「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純屬政治問題；其界定之行為，學理上稱之為統治行為」，對此重大政治問題，司法院不予解釋。 大法官解釋明明白白指出，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須視統治行為而定；司法院大法官不敢決定的領土爭議，卻強要歷史教科書擔起任務，實在荒唐。更進一步說，今日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僅並未實質統治中國大陸，甚至容忍中共政權存在的事實、主張「一中各表」。當局一面在統治行為上削弱中華民國，一面卻在歷史教育中強推「一中史觀」，顯然，「合憲」之說只是藉口，背後的目的才值得關注。 至於教育部長吳思華有關「多元史觀」之說，無疑自欺欺人。課綱微調檢核小組成員之一的謝大寧，比教育部長勇敢、誠實，日前在一場演講上明白表示歷史教育是政治認同的工具。目前所行的101課綱即是王曉波等人所主導修訂，104課綱更是違反程序大調調特調，套句金仕起教授的話，101課綱是「中國中心」，104課綱微調則是「一個中國」，同樣是灌輸大中國史觀、獨尊中華文化，哪來的「多元史觀」？教育部長言偽而辯，無異失格。 歷史教育可以容納多元史觀，但必須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此次課綱微調，連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都無法做到。舉例而言，課綱微調貫徹張亞中〈民眾意見書〉所主張「不應提及『台灣地位未定論』，凡提及台灣地位時應確定說明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事實，並敘述此一事實從1945年起國際間從無任何異議」。 稍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戰後國府接收台灣是基於盟軍總部的第一號命令所進行的軍事佔領，台灣主問題須待和平條約訂定。教科書中宣稱「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事實，從1945年起國際間從無任何異議」。但是，外交部的檔案中就收錄了1946年11月英國駐華大使館的電文：「有關台灣島之轉移中國事，…同盟國該項宣言(開羅宣言)之意，不能自身 將台灣主權由日本轉移中國，…台灣雖已為中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歉難同意台灣人民業已恢復中國國籍。」同月，美國國務院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備忘錄也稱：「自法律觀點言，台灣之主權現猶未作正式移轉，在適當時期談判割讓條約，當可想見此項條約將實施移轉，並列入對台灣居民國籍作合宜變更之條款。」 戰後初期英美等國正式以官方文書，表達「歉難同意」台灣主權歸於中國的立場，是基本的歷史事實，教科書中豈可作假？又，戰後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問題是國際關係史的重要課題，台美學界已有諸多研究，難道閉上眼睛就看不見？諸如此種問題，在微調課綱中屢見不鮮，選擇性、片段性、移花接木地歷史敘述，更是不可勝數。 歷史教育最基本的要求，要提供歷史事實；進步的歷史教育在訓練人們的思辨能力、分別不同史觀、兼容多元價值。背離基本史實的歷史教育，就成了愚民教育、洗腦教育。此次課綱微調之所以引起巨大爭議，除了違背程序正義之外，內容方面也背離史實，根本是不及格的歷史書寫。教育部如果稍有自尊自重，怎能蠻幹到底，硬要下一代將這樣的課綱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