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臥雲在《中國傳統文化是什麼文化？》一文中剖析中國傳統文化，聽他娓娓道來，一言以蔽之，就是奴才文化：在上位者虛假的假道學文化配對在下位者對威權的完全服從。 這個假君子、假道學的儒家皇權思想，以及「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官民階級觀念，只有到了官逼民反，而民不潦生的地步，才會逼得群雄並起，最後改朝換代，甚至為異族所併吞。漢人最驕傲最欣慰的是，雖然給異族併吞，但異族「都漢化」了，都使用「漢語」了。蒙古人、滿清人都「漢化」了嗎？新疆維吾爾族、西藏的圖博族也都「漢化」了嗎？ 但是中國這個地區概念在幾千年來，歷經數十個朝代變革，這樣的外儒內法的皇權思想與制度，社會崇尚的又是忠君不二的奴才教育與文化，即使被異族統治，官民也大多願意順服在大一統的皇權制度下，固守儒家君君臣臣的奴才身份，不敢做非分之想。歷史上所謂的漢奸或帶路人，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新皇帝的重臣或開國功臣。 漢奸是一個很詭異的字眼，都說中華民族了，怎麼還會有那麼多漢奸？頂多稱「中(華)奸」吧，於是漢族本位露了餡：沒有中華民族，只有漢族！鄭觀應(《盛世危言》作者)、張之洞等人主張「中體西用」的「中學」，也必須是唯我獨尊的漢學！而所謂漢學又必須是以儒家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 李鴻章因用洋槍大砲，得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成為北洋大臣，總理洋務運動的領袖，在他與日本駐清公使森有禮的對談中，看到他自以為泱泱大國的優越感，但是他所堅持的「中體西用」基本上都是呼應鄭觀應「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的漢族優越路數，實質上完全無法揚棄中國傳統的缺點，終究走上被日本打敗的屈辱之路。 就以服制這麼簡單的事來看，清帝國的服飾難道是如李鴻章所言漢人「追憶先祖遺願的一種取向，作為子孫之輩應該對此尊重，萬世傳承」的樣式？分明是臣服在異族的統治之下，而不得不奴顏卑膝的樣式。 他的這一論調，經不起時間的驗證，到後來在社會自由選擇之下，不論長袍馬褂，或是滿服旗袍，這樣的傳統服飾最後都比不上西方服飾的方便有個性，而被社會大眾淘汰了。 到最後傳統中國文化就只剩下黃飛鴻腳下一雙功夫鞋了。那些口中到現在還到處宣揚著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假道學，實質上只是臣服在威權政治底下的奴才文化的擁護者，他們只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身為臣民的頂多抱怨一下勞逸不均，暗示一下「我做得好累」，他們鄙賤公民，對「自由人的自由聯合」嗤之以鼻，這樣子的文化人格不可能獨立，不可能理解「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國家」。 中國傳統文化肯定鎮暴，也肯定抗暴，在西方文化浸入國門之前，中國人除了造反去推翻一個王朝，從來不知道用什麼和平的辦法轉移政權，從來不知道要怎樣改造和改變極其不公的生活方式。 什麼是同一國？和平轉移政權的才算。真正的同一國必須來自政權和平轉移，任何暴力或戰爭手段推翻前朝，都不能叫做同一個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幾十次，曆法正朔，是新政權的標誌。只要不是和平轉移政權，新舊政權就不是同一個中國，名同而實異。「新中國」在1949年由中共「建國」，迄今歷史不到66年。好年輕的新中國！ 

  中午回台北的路上，太太突然問我關於冼義哲那篇《太陽花週年前的總檢討》，她不曉得是在講誰，也看不太懂。我說他談的是所有的第三勢力的政治人物，他想要表達的是一個概念，也就是說第三勢力是因為太陽花學運而出來收割成果的。他們雖然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也出了不少心力，在背後幫助學生，給他們支持和指導，但是他們基本上沒有在基層經營，也沒有太多的政治實力。  太太並不懂得太多政治與選舉的術語，我首先跟她談到國會選舉以前採取大選區制，像台北市分南、北，所以立法委員選舉席次大概就是依選票多寡排名。國民黨為了壓縮小黨的空間，在2000年左右提出單一選區兩票制，「一票選人，一票選黨」。這樣的方式對小黨不利，對第二大黨也不利，國民黨想藉此壓制民進黨，民進黨不是不懂，但他們也有算計，想藉此封殺小黨的空間。然後再慢慢超越國民黨。  因為當時的基本盤還是藍大緣小，所以2007年底立委選舉第一次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民進黨在台北市就全軍覆沒，8席全部摃龜。藍綠在國會的席次拉大到7比3的差異。  最近因為選民結構改變，加上太陽花學運因素，政治基本盤藍綠有很大變動，綠營有絕對的機會反過來變成佔七成的優勢。但是因為第三勢力出來攪局，同一個選區綠營只要有兩個以上的候選人，而國民黨推一個候選人，很可能那個選區就是國民黨勝選。所以第三勢力絕對必須整合，然後跟民進黨比民調，就像當初台北市長選舉柯P整合的模式。  如果第三勢力不此之圖，以為他們掌握了夠多的民氣和選票，可以從政黨比例選票中拿到5%而取得應有的席位，可能因此而讓國民黨逃過一劫。  太太終於聽懂了。她又問到國民黨洪秀柱的一中同表的問題。我說「九二共識」，在1992年是根本沒有共識，當時才剛解嚴，雙方成立民間的海基會和海協會，辜振甫和汪道涵在香港開會，中國共産黨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國國民黨說「一個中國，要統一在三民主義的架構下」。明明沒有共識，在八年後，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為了牽制阿扁而創造出所謂的「九二共識」。 馬英九的「一中各表」，中國是沒有同意的，洪秀柱說的「一中同表：我不能說中華民國存在，也不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只是再次包裝的文字遊戲。但是騙了台灣人70年的國民黨，被洪秀柱的這句實話拆穿了這天大的謊言。如果真的要「一中同表」，中共必須先承認臺灣人有臺灣人的中央政府與國際人格，就像南北韓互相承認，各在聯合國有席位。但中共恃勢欺人，怎肯承認？一再打壓臺灣應有的國際空間，不給台灣任何尊嚴。一而再堅持「誰和臺灣建交，它就和誰斷交」，不肯放棄「我中央、你地方」的專橫，不肯承認臺灣的對等地位，長此下去，兩岸現狀不只會僵持，而且距離會越來越大。  國民黨最近開除了五位敢於說真話的黨員，梁實秋說他後悔40年前入錯了黨，紀國棟還對這樣不懂反省的黨念念不忘。國民黨台派與統派各有算計，但最大的算計應該還是看在千億黨産的優渥政治資源。姚人多《國民黨的萬曆十五年》，談到國民黨內因為這些敢於說真話的被開除，全黨像極了明神宗萬曆15年那樣沉浸在耳目自閉、太平無事的氛圍。 

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喻培耘在自己博客發表《錢到哪去了：中國式六大驚悚》，感覺這篇文章有站在制高點角度看中國，把中國的整個經濟問題完全暴露出來。  一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人民卻有近三分之二的高比例困在貧困裡頭，據統計，中國「赤貧人口」年收入在5萬人民幣以下，「低中層收入」5~12萬人民幣不到，兩者相加人口數超出8億。這樣的國家還自稱強國，還自己吹噓已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這一輩子沒去過中國。雖然從小受到中國黨愚民教育的影響，還好因為單純，只是做半輩子的順民，對中國沒有實質的感情，也沒有任何嚮往。被中國意識操弄大半輩子，臨老了才恍然大悟，原來中國始終是一個大騙局。  很多台灣人，去了中國，看到了中國暴發戶式的經濟，喜歡拿上海的高樓華廈、車水馬龍與紐約比，喜歡拿中國最有錢的(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億萬富翁，中國有190位)跟美國最有錢的比，眼睛裡只看到錢，沒有看到繁華的背後，有多少不可見人的不公不義。不少中國人以為美國沒落了，他們疏忽了美國人沒有中國人的城鄉差距，沒有中國人近三分之二的貧困底層，美國鄉鎮的寧靜美麗與中國的淪落崩壞，相去天壤。人們說「要感受美國的美麗富饒，得去那遼闊的鄉村；要知道中國的貧困絕望，應該去看中國的農村。」  站在足夠的高度看中國，就不可能只看到表面的繁華，不可能不看到制度面的問題，不可能看不到貪官污吏的問題。中共政府是全世界最昂貴的政府，超過一半的財政支出用在政府機關，包括鉅額維穩支出與特務監控，這樣的支出是歐美國家的10倍以上。我的老同事只看表面，竟推崇中國「上面說了算」的公共建設效率，還說這是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他們不知道中國的公共建設主要是為吸引外資，幫助紅二代領導的權貴集團賺錢，完全不是為了公共福利、縮短城鄉差距。中共的貪腐是全世界最嚴重的，連村級的領導都可以貪污上億元，而這些貪污的錢大都流通到國外，幫助別的國家振興經濟。  中國政府為了在外交上得到支持，提供巨額金援給一些經濟困難的國家，像北韓、委內瑞拉和俄國，這些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而他們卻不顧國內經濟的崩沮危險，多數企業因為經濟惡化而造成的大規模倒閉，窮鄉僻壤的人民，連吃一頓飯都有問題。  即使能夠大量印製鈔票，但是這只是服用經濟類固醇，通貨膨脹造成的貨幣貶值是必然的現象，到最後，受苦的、勒緊褲帶的，依然是生存邊緣的勞苦大眾。  政治力決定公共資源，政治問題不解決，一切問題都塞爆，中國領導人不老實處理共黨專政的政治問題，以為只要轉向資本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可以用「亞洲價值觀」包裝「專制資本主義」、合理化貧富懸殊，不是把人民當傻瓜？偌大的一個國家人口，要上令下行，「上面說了算」，指的其實是中國人完全不能自律，一定要靠鉅額維穩支出與特務監控，這怎麼可能有效率？  三年前918，中國憤青反日遊行，發生以「愛國」為名的打砸搶暴行，德高望重的中國學者資中筠女士感到悲哀，她說：「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不從基本人權與全面福利國的面向去改善，一味想要奴役人民、眩惑人心，稱霸亞洲，中國人要面對的恐怕是更大的劫難！ 延伸閱讀：喻培耘：千古一嘆如斯絕望 啟蒙吧！否則整個民族將從精神上爛掉  (資中筠)

晚上下班前幾位同事在一起，談到同事間個性差異與對人的敏感度。 大家的感覺是從小在鄉下或貧窮家庭長大的人，一般來說比較會察言觀色。或許是因為都市中人際關係的疏離，富有的人家也比較不用看人臉色。 一位同事話題一轉，就回憶他小時候的生活情形，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都還是用爐灶在燒柴煮飯，那時的辛苦是想像得到的，但是那樣的不方便也鍛鍊出上一代台灣人的刻苦耐勞。 想到中午理財講師說薪水減去儲蓄等於支出，這是上一代的觀念，但是現在的年輕一代是薪水減去支出才等於儲蓄。 講到薪水，他說現在年輕人靠薪水不可能買得起房子，隨便市區一間房子就要兩千萬。我想到兩位在台北內湖科技園區工作，有十年以上經驗的研發和業務，他們的薪水和獎金算是高的，年薪都超過百萬元，但是因為各自買了房子，因為要付房貸，連婚後養兒育女都有顧忌。 談到薪水和房價的關係，他們說我們這一代算是幸運的。一位同事說，他開始到北部工作時，租屋只要三千元，不到薪水的十分之一，現在同樣的情形大概要薪水的五分之一。薪水沒什麼漲，物價、房價都漲得天高。另一位同事說，他還好有早一點買房子，晚了就真的買不起了。 「這年輕一代以後不知道怎麼辦？」這是我們唯一能給的同情嗎？ 《為富不仁惡莫大焉》裡面談到： 「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台灣的大多數企業都會這樣表示：如果公司營運沒賺錢或損益平衡，說明公司的經營還不穩定，希望員工共體時艱；但等到公司賺大錢，資本家卻顧左右而言他。在大眾的認知中，公司有利潤，理論上員工應該能夠獲利，但在現實社會中，台灣勞工在台灣完全得不到應有的報酬。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3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統計，858.2萬的台灣勞工中，357.1萬人月薪資不到3萬元，711.9萬名勞工的月薪資不到5萬元，大量的勞工淪為窮忙族。」 但是，誰才是始作俑者？這個被老一代台灣人罵做『賊仔政府』的黨國體制，先是用二二八、白色恐怖，讓台灣人因恐懼害怕變成了順民，再幫助邪惡財團、貪婪的企業家把台灣人從上一代壓榨到下兩代，讓我們在柴米油鹽的生活困境中，好不起來，走不出來，最後多數台灣人只求個溫飽，沉醉在自己的小確幸中。 「我現在幾乎每兩週都回去南部看母親，路途是遠了一點，但是想到即使母親再活個2年，這樣子也不過相處幾百個日子。真的不多了！」 這就是這一代多數台灣人的小小願望嗎？做一個孝子賢孫？然後期望老了之後，自己的孩子也一樣孝順？ 「我們孩子以後連自己的小孩都養不起，怎麼期望他們照顧我們、養我們？」聽到這句話才知道，其實大家很清楚，想像將來老苦孤寂的背影，我們這一代比下一代好不了多少。 只是我們這一代多數人還是在做夢，還是不願意醒來而已。

讀《將法家「人性化」的下場 (chenglap)》，中國自漢以降，獨尊儒家，肇因於儒家強調倫理道德，修身齊家以至於內聖外王，但這樣的倫理道德只能自我規範，是無法治國的，所以最後還是走向外儒內法，表面講的是儒家思想，實則以法家的精神治國。 法家的嚴刑峻法基本上是利用人性的弱點、利用人性的恐懼，作者說是「人性化」，其實真意是法家悖逆了人性的自然與嚮往，因為法家對人性的透視，等於把人看成嗜吃又不愛乾淨的豬，看成可以放牧的牛羊，可以豢養駕馭的狼狗，利用牠們的需求與恐懼，使之順服，一旦人類變成可以豢養駕馭的狼狗，人類還有尊嚴與榮耀嗎？ 當人類社會變成「動物農場」，一切所做所想所說都聽老大哥的，有個別差異與主體性的通通貼上害群之馬的標籤，如此「非人性」的對待，自然畜養出一批批依附老大哥的家臣，「利出一孔」，最後不是關說偏袒、循私枉法，就是逼人鋌而走險。 實際上，真正合宜的「法」，要從人性的嚮往出發，有嚮往才有自律，一味依賴恐懼與監控，人們一定變成逃避懲處，一切所做所想所說不再出自真心。 從人性的嚮往出發，我們只需要制訂簡單可行的法律，法律的根本目的不外是要避免侵犯他人的自由人權，也不會去控制他人或限制別人的自由人權。由這樣的角度來制訂法律、執行法律才是「人性化」。 李明勳《從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看善霸與惡霸的雙重鏡像》一文裡面談到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不論是善霸或惡霸的角度來看，都是「非人性化」的， 善霸就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以為他可以幫你、幫所有人做任何決定，實則剝奪了每個人的自由和自主權。惡霸可說是法家的極致，他可以 嚴刑峻法，可以恣意作為，就是不給異己絲毫的自由和參政權利。為了規避懲處，一切所做所想所說不再出自真心，連帶也逃避了自由，人性從此失真。 「基本上，整套法律體系其實就是為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執政來量身訂做，形成『法制』（rule by law），法律只是李氏政權這個統治集團的工具，其立法目的只是為了方便專制體制的有效統治，而非保障全民福祉。」 我們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一個人人能夠信任，能夠安居樂業的社會，還是只是為了少數菁英統治階層而存在的社會？很明顯的，建立一個順應人性、尊重自由人權，符合真正人性化的法治，才是一個現代國家最必須堅持的。

    讀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冉雲飛的《不懂邏輯的後果有多嚴重？》談到中國人不懂邏輯，不重視邏輯，所以小到平常的溝通不良，大到黨國的欺騙作亂，都是因為邏輯不通的緣故。 他說：「邏輯對一個人行事、判斷、撰文、表述、演講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邏輯學的運用也十分廣泛，幾達無所不包的地步。有這樣大的需求方，卻沒有相應的市場供給。」 這是錯看、高估了邏輯的需求面。二戰前的德國人、日本人不懂邏輯嗎？德國人要稱霸歐洲、日本人要稱霸亞洲，與不懂邏輯不大相干，與種族主義的優越感關連較大，耽溺權力、昧於事實比昧於邏輯嚴重多了。 生活有那麼難嗎？不過是日出而作，日入而寢，吃喝拉撒睡，需要什麼邏輯呢？他提到的那些詩詞裡面的邏輯錯誤，大多是想像或誇張格的用法，跟說話表達的邏輯有什麼關聯！ 至於兩個中國列寧兄弟黨(共産黨和國民黨) 為爭天下而胡扯亂掰，不需要邏輯思考也知道是個人權力欲迷執的問題。都民國了、共和了，還自以為是，獨斷專行，滿腦子皇帝思想，與邏輯不通找不出任何關係！ 自以為是，獨斷專行，根本上不是懂不懂邏輯的問題，根本上是願不願意面對自己的主奴心態，願不願意愛人如己，願不願意尊重每個人的主體性，是要每個人做自己的最真，還是要繼續專制威權的悖逆人性、要臣民不要公民的沈迷於「朕即國家」！  冉雲飛在《給你愛的人以自由》自序中提到兒童發展心理學家大衛．艾肯(David Elkind)說的話：「當好父母，最基本的是要給孩子兩樣東西：根和翅膀」「真正意義上的根，是給孩子無條件的接納和愛，用心守護孩子能夠得到當下的快樂和幸福；真正的翅膀，是尊重孩子的天賦秉性，給孩子最大的自由，引導孩子做出自己獨立的思考和選擇，並承擔責任。」 「根」會決定一個人的心性和德行，「翅膀」則代表孩子是獨立的個體，有適應世界的生存能力。如果教育給後代的大禮是「根和翅膀」，那中國文化的病灶主要不在不懂邏輯，中國文化的病灶在中國政治輕視個別差異、不提倡自由獨立，究其根源，關鍵在不懂自由獨立是人性的最重要元素。

(圖說：跟車別跟得太近) 胡慕情《談話節目施展獵巫式的追殺》，感覺作者把他對談話性節目的成見，加諸於《正晶限時批》，而且對《正晶》連續不斷追查慈濟的議題，稱為獵巫式的追殺，對於慈濟施壓一事，他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這都是無法讓人接受的看法。 「還我正晶，慈濟退散」這樣的臉書宣示，是網民的自由意志，沒有人是被強迫參加的，對於慈濟施壓媒體的傳聞，認知或許可能有差，但不同意見的人，不是應該尊重嗎？有必要生氣嗎？ 「慈濟撤案也遠不是因為理性討論而是無差別攻擊而來。」說《正晶限時批》就算不是理性討論，也不能說是無差別攻擊，他們也曾邀釋昭慧上節目討論，他們的節目可是得到多數觀眾的認同。慈濟針對節目內的資訊、數據可曾提出回應說明，或是主動要求上節目對談，理性討論？不此之圖，而從關說施壓的做法，證實了慈濟不敢面對問題的心態。 「我們的公共論述空間與運動策略竟必須窄化到仰賴一完全無法開創真正討論可能的談話性節目。」這是無法讓人認同的。如果談話性節目能，為什麼其他的節目不能？這是媒體人的心態問題。 「談話性節目存在的原意在於提供公共議題論述空間的另類功能。」 雖然作者引用了一些人對台灣談話性節目的看法： 「政論性談話節目中，上至主持人、下至來賓與觀眾，其言論皆以負面與攻擊為主。更嚴重的是，各政論性談話節目成為特定政黨政策或意識型態捍衛的工具，而非開放討論的空間。」 「而張卿卿與羅文輝（2007）針對近年來台灣的電視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分析，也發現政論性節目中充斥著政黨傾向明確的來賓與主持人，亦即談話性節目內容非親藍即親綠；同時叩應某一特定政論性談話節目之觀眾其意識型態也與該節目吻合。」 但是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啊，《正晶限時批》所以被多數觀眾所肯定，就是他們比較沒有親藍親綠或政黨傾向，也因此有了比較開放的討論空間。 作者說：「記者不該上談話節目。至少是目前台灣的談話節目。台灣談話節目品質之差，許多傳播學者都有研究。談話節目不可能真的幫助閱聽眾認識『真實』。」 能否幫助觀眾認識事實真象，節目的型態不應該是問題，最重要的是做節目的態度。我想《正晶限時批》至少是所有媒體的談話性節目最勇於挑戰特權、敢站在高牆的對立面的。 情報和資訊是不同的，《正晶限時批》公開的是資訊，但慈濟掌握了所有的情報。雖然如此，慈濟尚且不敢正面迎戰《正晶》，而要採取消極的封殺手法，就知道孰是孰非了。慈濟本來就站在黨國高牆的那一邊，現在他們自己也築起另一道高牆，阻隔社會大眾和外界跟他們的溝通，這不是自取其辱嗎？ 慈濟基金會兩大副總執行長，一位是證嚴的親弟弟王端正，曾任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的總編輯；另一位林碧玉，是前中國黨立委林宏宗的親妹妹，嫂嫂即市議員曾麗燕（4年前被控買票，一審被判當選無效，曾麗燕不服上訴，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改判她勝訴，是明年前鎮、小港選區穩操勝算的立委候選人），她們家族主要就是「宏總建設」。慈濟財大勢大、黨政關係特佳，什麼時候在乎過公民知情權？ 誰在守護公民知情權？《正晶限時批》或胡慕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胡慕情正經八百在談正港新聞學，但她的那一套說教對我接近真相毫無助益。我只知道，如果不是《正晶限時批》，慈濟會願意慈濟內湖園區案即日撤案？會願意擴大董、監事會組織？會演出「慈濟已退讓，大家到此為止的溫馨劇」？ 胡慕情說：「記者不該上談話節目。至少是目前台灣的談話節目。台灣談話節目品質之差，許多傳播學者都有研究。談話節目不可能真的幫助閱聽眾認識『真實』。」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說：讀者不該讀平面媒體。至少是目前台灣的平面媒體。台灣平面媒體品質之差，許多傳播學者都有研究。平面媒體不可能真的幫助讀者認識「真實」？ 就像胡慕情引述王安憶1996年出版的小說《長恨歌》，「然而，這城市裏的真心，卻唯有到流言裏去找」。是的，要找到「這城市裏的真心」，在這個政府、財團、宗教山頭等資訊不透明的龐然大物面前，我們公民的知情權從未滿足，我們公民「唯有到流言裏去找」，到小市民的部落格或臉書去找，到胡慕情看不上眼的談話性節目去找，對不起，只能這樣子了，因為流言裏確實也有些真貨色。

《天下雜誌網站》前天報導：《失控的高科技廢物引爆環境危機》，提到2013年《紐約時報》盛讚台灣是「垃圾變黃金」的典範，竟然是騙取國際媒體認証的跨國詐術，我讀到的是官商勾結，互相包庇，當嚴重污染問題被顯露出來後，這個無能的黨國一體的政府就只會把責任推給無知廠商，這樣的無恥、無能，真的是天下無敵了！ 2013年11月29日，《紐約時報》”Short on Space, Taiwan Embraces a Boom in Recycling”專文報導台灣事業廢棄物再生的傳奇，中文版標題「在台灣，蓬勃興起的回收產業把垃圾變成財富」，台灣的資源回收公司從100家快速成長到超過2000家，產值從10年前的249億台幣，2013年已達658億台幣。 然而這樣的漂亮數據後面，卻是一場官商相護的大騙局。 「2002年，政府大開廢棄物『再利用』大門，卻成為廢棄物處理商的『漏洞商機』。」 「就連三大科學園區的合作廠商、最具規模的欣瀛科技，2014年底也遭起訴，涉嫌到高屏溪上游傾倒污泥，至少影響100萬人口。」欣瀛科技是台積電的製程污泥主要處理商之一。 為什麼具有世界級地位的台灣半導體龍頭台積電，無法找到合格的廢棄物處理業者？又為什麼台灣這座科技島，卻爆發污泥無處去、隨處倒的環境危機？ 這也讓台灣科技業面臨了15年來最嚴重的環保危機，隨時可能導致台灣三大科學園區因為污泥業者接連被查出不法而停工，目前已導致全台41個工業區、造紙、紡織業者目前正面臨污泥處理困難而堆置的局面。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科長顏鳳旗，把矛頭指向科技公司。他認為，台灣科技大廠應該從自身廢棄物做起，主動協助廢棄物處理產業並共同開發技術，廢棄物再利用；產業才能正向發展。 這就是我們大有為政府的官員的心態嗎？廠商除了花錢請廢棄物處理公司處理事業廢棄物之外，還要主動協助開發廢棄物再利用技術，錢給他們賺，稅繳政府去養這些官員，然後責任還是在生産者？人民賦予的公權力在做什麼？政府的監督管理責任是什麼？難道除了官商勾結之外，我們的政府官員就是無事可做？ 擁有公權力的政府應該積極規劃、輔導並驗證足夠的優良廢棄物清理廠商，而且必須定期稽核、隨時抽檢，以敦促廠商確實做到零污染。但是我們的官員卻帶頭貪贓枉法，包庇營私，絲毫沒有責任觀念。 從防疫安全、食品安全管理，到工業安全、到環境安全，我們看到這個長期自詡為大有為的政府，沒有一項是可以讓民眾安心的。 讓訊息完全透明吧！讓正確的資訊像風一樣傳播開吧！在網路訊息逐漸開放之後，「台灣之光」一再被這六七十年來掌控情報和媒體的邪惡黨國體制所蹂躪踐踏，他們只一味要撈錢、一味要搶子偷孫、一味要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我們還要繼續視而不見當順民嗎？ 延伸閱讀：朱安雄的哥哥如何把「假垃圾」變成「真鈔票」

  企業主不肯加薪，是誰的錯？是年輕人能力低下？還是上一代霸占資源？抑或是企業主賺得不夠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Walmart’s Visible Hand”《沃爾瑪（Wal-mart）的啓示》，工資壓低是政治選擇，我們不但可以也應該有別的選擇。供需法則決定產品在市場的價格，任何人要想違背這一法則，都會遭到市場無形之手的懲罰。但勞動力市場是人，不是產品。工資的多寡，不是取決於簡單的供需關係，更取決於社會中的力量(工會議價權)和政治權力。 證據會說話，許多州的最低工資高於聯邦水平，我們發現，當一個州提高最低工資，毗鄰的州不跟進，並不會因低工資而吸引勞工，反而是加薪州就業機會更好，最低工資的適度提高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微乎其微。 美國在1940年代的時候，還是非常不平等的社會，到了1950年，所得差距的縮小為社會帶來劇變，美國現有的中產階級社會，是政治行動的成果，它並不是「非人為的市場力量」所促成，而且只用了一段不長的時間。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動用「薪資設定權」來縮小最高薪和最低薪之間的差距。加上工會數量的急劇增加起到了一定作用。戰時的充分就業經濟，極低失業率造就了極其強勁的勞力需求。 此文沒有提到資本的國際流動性遠比勞動力流動佳。勞動力追求高工資，產業資本追求低工資，勞動力移轉國外的可行性遠不如產業外移，這時候，充分就業就變得不可能。充分就業，可能是工資上揚的要素。跨國產業尋求低工資低福利湧向外國投資，讓失業率增加、政府福利支出(失業救濟)增加，改變了充分就業，將工資福利的勞力成本轉嫁給政府。如何直接落實財政和貨幣政策，俾確保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部門，擴大生產，推動充分就業，應是縮短所得差距、強化中產階級不可少的步驟。 日前美國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Wal-mart）」，在政治壓力下，宣佈為旗下50萬員工加薪，這反映了加薪其實是一個政治選擇，之前沃爾瑪有相當一部分員工要靠糧票和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過活，等於政府在補貼零售商的工資與醫療福利。其實，加薪有其優點，不只能帶動產業界工資，還會降低雇員流失率，提升員工士氣與服務品質，增加生產力。 克魯曼強調：「勞工薪資極端的不平等與美國工人的落衰，不是市場之神賦予的宿命，是『選擇』。只要我們要改變就可以改變。」  如今貧富差距如此之大，一大部分是政治力量的選擇結果，並不是「市場之神」所主宰，只要人們想要改變它，情況就可以有所不同。他點出了臺灣的大學畢業生薪水被壓縮在22K真正該負責的是政府政策的誤導。工資壓低是政治選擇，也是勞工不關心政治一定要付出的代價。 對比2010年中國企業興起的加薪潮，背後就是中國政府為了緩和全國性勞工不滿的壓力而對外商施加壓力，讓他們不得不大幅度加薪，當時富士康甚至一下子將基層作業人員每月基本薪資由1000人民幣，調高到2000人民幣。 台灣的中國黨對勞工薪水則一向採取打壓的方式，經國際認證的總統馬邦伯(Ma the Bumbler)的名言就是「不能加薪是因為廠商賺得不夠多」。但是到了選舉當頭，有了政策買票的考量，他們的嘴臉就不一樣了。明年一月就要合併舉行總統、立委大選，尤其他們在去年九合一大選慘敗，為了全面爭取選票，他們絕對不會放棄這個最好的手段。 中國黨文傳會副主委楊偉中今天上午表示，為敦促獲利企業為員工加薪，讓全民共享經濟成長的利潤，國民黨將全力推動「加薪四法」修正草案，力拚立法院本會期過關，他呼籲在野黨應以全民利益為重，捐棄政治成見，共同促成相關法案儘速通過。 另外，中國黨立委廖正井前天以帶動民間加薪為由，要求行政院替公務員自明年起加薪三％。這就是中國黨的兩面手法。 政大法律系教授郭明政疾呼，軍公教年金再不改革，中央政府就要進入清算階段；他要求政府，應該將軍公教退休所得替代率從現在的90％降到60％才合理。 近年來政府潛藏債務不斷攀升，這三年來從2013年度的14兆餘元、2014年度的15兆餘元，到2015年度的十七兆餘元，數字持續創新高。若加上中央政府長期債務、短期借款、非營業基金舉債及地方政府長期債務，政府總負債高達24兆元。其中軍公教退休新舊制就佔了8.3兆元；政府編列預算補助軍公教18％優存利息，就佔了575億。 但中國黨政府只為了選票的考量，諱疾忌醫，不但不敢進行年金改革，還要為軍公教加薪，反正選輸了，他們也沒有損失。至於台灣若是垮了，他們剛好可以裡應外合，讓中共來接收，這跟曹長青演講的《馬英九與中共聯手滅台陰謀》剛好不謀而合。 為了台灣的前途，台灣中老年人即使不為下一代年輕人著想，不為後代子孫著想，也該為自己想想吧！讓中國黨繼續惡搞，台灣國家的總負債是絕對撐不過十年的 

 蔡佑駿在《北美智權報》談《台灣的炒房文化》，提到：「在華人社會中，投資房地產一直都是筆穩賺不賠的好生意。出於對房產近乎盲目的信仰，只要收入開始穩定、也存了一筆錢後，許多人立刻義無反顧地投入買房大隊的行列中。最後，房子也許咬著牙買下來了，卻得揹上一輩子的貸款，生活品質更隨著節節高升的房價消失於無形。」他舉了劉德華電影「門徒」中的一段台詞：「生意是講供求的，他們買，我們賣。我有叫他們吸嗎？我有嗎？我沒有！是他們自己要吸！我又沒逼他們！根本不能怪我們！要怪怪他們。我有逼他們嗎？我根本沒有逼他們……買賣是講供求的嘛，誰要他們買啊？他們傻啊！」因為政府帶頭炒房，讓他覺得一個人一生背負房貸的壓力，對健康、家庭幸福的危害比吸毒更大。「一個人吸毒危害健康而身亡，跟一個人一輩子的勞動工作都套牢在房貸上，或者一個人長期抽菸危害健康、酗酒危害健康，哪個比較慘？」在35年前，我剛上班的第二年，父親招了一期兩萬元，為期5年的互助會，用他會首的錢付頭期款買了他一生的第一間也是唯一的一間房子，但兩個為期7年和15年的貸款每個月本金加利息將近兩萬元，這總共每月4萬元的負擔，我們父子4個人的薪水，剛剛好夠付。因此我們一家人就必須要長期勒緊褲帶了。一輩子用苦力拉三輪車、開計程車的父親，每天開車十五六個鐘頭，除了睡覺，幾乎都在開車，但他所賺的錢除了養活一家人，畢生的積蓄都被親戚朋友倒會或借了不還。我想到父親年邁體衰，這間房子會壓得我們一家人透不過氣來，就跟父親大吵了一架。10年後，我搬到新竹，太太想買房子，我們看了幾個月，那時科學園區附近的房價已經被炒得很高了。我的薪水除了生活費，還在幫家裡付貸款，沒有任何積蓄。連頭期款都沒有著落，我盤算買房之後，我的小家庭15年內會被貸款壓得透不過氣來，就說服玲真不要買房。我們就這樣租賃了25年，雖然租賃的錢就幾乎可以買房了，但我從來都不曾絲毫後悔。因為犧牲了前半生的生活品質，對家人和我而言是不值得的。台北與柏林的房價所得比大約是28比9，但是台灣與德國的自有住宅比率則只是79％和41％。房價負擔相對只有台灣三分之一的德國，為什麼多數人還寧願只租不買？除了租屋比買房相對便宜之外，比起房市，德國的政策設計更保障租屋市場。他們法規的規定是有利於房客的。德國的租屋管控制度，房客只要按時繳交房租，幾乎可以擁有無限期的租屋權，房子的修繕由房東完全承擔，否則房客可以不用繳納全額的租金，以達到敦促房東提升租屋品質的目的。金融危機之前，德國物價水平平均每年漲幅2%，而實質上房價每年僅上漲1%，也就是說扣除掉物價因素，德國的房價實際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縮水。在1977年之後的30年中，德國的平均房價僅上漲了60%，而同期個人收入已經增長了三倍。德國房價之所以能夠保持平穩，並非出於偶然因素，德國政府獨具特色而又針對性極強的調控政策，正是長期保障房價穩定的關鍵所在。相對於德國政府對房價的調控，我們一向自豪的大有為政府，是怎麼樣的表現呢？「人口成長，住屋需求是必要的，但是讓全民用相當高的價格來購買房地產卻完全不需要，市場雖然有自由供需平衡機制，房價有高有低，消費者自由購買，但台灣房地產交易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稅制極度不合理，變相鼓勵囤房囤地，甚至政府在設計『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或是房地產交易相關法案時，完全倒戈向建商財團。這些房地產政策，扭曲了自由市場的供需平衡，大量中產階級需要負擔大量勞力所得，即使不購房，租屋族也要負擔高額房租，而這些利潤最終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是卻犧牲了台灣長年的民間消費。」「從監察院公布的財產申報資料可以得知，政府總統、五院院長、以及前後任各部會首長都擁有大量建物和土地，許多立委更是地王大戶，政府官員各個「理財有道」，帶頭示範囤積房產，人民早已不奢望政府會調控房價、讓房價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合理化，呼喊多年的稅制改革只是假象，選舉前才會提出來的矯情口號。」怪不得現在年輕人的薪水，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子，只會求神拜佛看中國臣民劇，當然不會懂選舉，容許中國黨竊佔黨產65年，選出總統和立委爺們這樣的詐騙集團，甚至連選舉權、罷免權也棄權，怪誰？

 魚夫在《先還給我們50年前的古蹟真相》一文中，談到台南郵便局建於1909年，由日本人森山松之助設計，造型優雅、紅磚白紋的建築，卻於1972、73年間被國民黨的市長林錫山和張麗堂毫無理由就拆除了。 他提到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接受美國《Foreign Policy》雜誌專訪，說到「接受殖民越久的地方越進步」，〈聯合報〉刻意放大，暗指他的「皇民」心態，柯市長則在出席《公民很忙》新書發表會時澄清，其實他說「被殖民越久越高級」，真正的意思是「接觸文明越久的地方，文明也就越深化」。因為任誰都知道，宗主國也有野蠻的，殖民不等於文明。 沒有人喜歡被殖民，沒有人喜歡被當成二等國民，中日對臺灣澎湖同樣是併吞與武力鎮壓，民眾難免會比較哪一種比較人道、比較文明，就像當奴隸的也清楚奴隸主有的善良，有的邪惡。即使柯文哲說了「接受殖民越久的地方越進步」，這個長期依附黨國的媒體，有必要用「皇民」的字眼這樣來貼標籤嗎？加害者給被害者貼上「斯德哥爾摩症」就可以正當化自己嗎？後一代奴隸主就可以跟前一代奴隸說被當成二等國民是你們的政治基因，曾接受殖民就像當過婊子世世代代可恥嗎？台灣人400年來，處於被強國殖民出賣靈魂的境遇，受盡了次等國民的凌辱，雖然很苦，但是絕不可恥。可恥的應該是那些以武力霸凌弱勢族群身上的人！ 美國被英國殖民過，新加坡和香港一樣被英國殖民過，但他們現在都不會否認那一段曾經被壓迫的不平等的歷史，也不會以此為恥。 黃世澤在《柯文哲被「殖民」了嗎》說：「英國不論統治新加坡，還是統治香港，都引進類似英國本土的文官制度、法律以及教育制度。而英國的文官制度、教育出來的精英，以及教育課程中對文明教養的基礎，便是今天香港與新加坡的文明基礎。」 反倒是自詡為泱泱大國的中國人，引進的盡是「國庫通黨庫」的黨國體制，讓台灣人在70年類殖民的外來政權(quasi-colonial émigré regime)之後，沒有像英國之於香港，帶給台灣這個美麗的島嶼更高的文明，還刻意破壞或偷偷移除前期的古蹟呢！  「日本人當然也不是為了讓台灣人喝好水而建設自來水系統，但將台灣自來水之父曲解成劉銘傳就是在馬英九市長任內的「傑作」，也是從那個時期起，台北所有的建築物都改成民國紀元，如此愚民，竟然發生在首善之都台北。」 一個不願意面對歷史與文明的政權，只會用高壓欺騙、黨產操控選舉的技倆來愚弄他所統治的人民，這樣的領導人，不可能期待他有實事求是的精神。面對柯文哲這樣的真誠的性格，說真話、做實事，他們虛偽不下去，惱羞成怒了！ 如果說「被殖民越久越高級」這句話有錯，它就錯在錯以為殖民只有一種，忽略了除了英國式、日本式這樣具有建設性的殖民，還有中國國民黨式這種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的殖民吧！

 讀謝金河的《政商關係重新洗牌》，覺得他過於樂觀，言之過早。期待轉型正義與落實世代正義的想法沒錯，但說昔日靠政治密商謀取政商利益的財團走向尾聲，則脫離現實。 「過去商人回饋政治，而政客回報商人的既有政商關係，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過去一年來，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正快速崩解。台北出了一個柯文哲，讓舊有的政商勢力亂了套，中國也出現了一個習近平，讓中國政商勢力全面解構。」 拿柯P和習近平類比是不倫不類的，因為柯P絕對沒有可能像習近平一樣黨政軍與司法大權在握，他是一個民選的首都市長而已，連司法調查權都沒有，而且議會的主導權又掌握在貪婪腐敗的中國黨手上，他拿什麼跟習近平的絕對權力相比？柯P管的信義分局遇到小小一個愛國同心會，人家的創會會長，可是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柯P敢太歲頭上動土？ 柯P是實事求是的人，但充其量也只能讓他的團隊比國民黨更清廉、更有效率，他有什麼權力像習近平那樣將舊有的政商關係起底？檢調、法官、特偵組都還在國民黨一手掌控中，他的直白性格最多只能讓政商不再橫行無阻，讓他們將到口的肥肉吐出一些些，讓人民知道原來這個黨有多特權、有多黑、多爛，這些財團有多惡質。至於，財團的政治屏風會不會一個個倒下，世代轉型正義會不會落實，只要國民黨沒有倒，只要立法院和議會還是任由他們把持，那就是後宮妃嬪死了兒子—沒指望了。 「習大總書記全力整飭綱紀，從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到薄熙來，這些舊勢力瓦解，過去替商人營造巨大政商利益的政治屏風也一張張倒下來，這也讓過去投資政治十拿九穩的紅頂商人進退失據。」 這講得好像是事實，卻是只看表面，不看實際。習近平被推許為能夠帶領中國進行改革，帶領中國走向世界強國的英明領導者，但真的是這樣嗎？他所整頓的那一小撮人是為了鞏固他的領導地位而已，中國政治之腐敗，積弊之深，豈是這幾個人的問題而已。當他整頓了這一小撮前朝舊勢力之後，所有的政商關係重新洗牌了嗎？ 據舊金山灣區之聲《中國觀察》去年九月的報導：「在中共政治語境中，身兼『官員』和『商人』雙重角色的『紅頂商人』，雖然名義上是被禁止的，但實際上這種人大量存在，並自由自在地遊走於編制內外。據最新數據顯示，中共各地共排查出的黨政幹部在企業兼職有近8萬人，完成清理約5.5萬人。不過，當今最牛氣的紅頂商人，非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大兒子江綿恆莫屬。」 太子黨，還是太子黨，紅頂商人一樣是紅頂商人，只是少了幾個白目的落衰鬼罷了！ 老實說，台灣的中國黨，中國的共産黨，還真的是兄弟黨，他們都是列寧式獨裁政黨，即使民進黨也多少有樣學樣，不完全是一個民主政黨的架構，這樣的政黨怎麼可能難斷絕政商關係！

  中午看了《新聞追追追》在選後當晚訪問柯文哲選戰總幹事姚立明的節目錄影，主持人以姚立明準確預言柯P的得票數在80萬票，與實際得票85萬票接近來開啟談話的主題，姚立明闡述他們以選前的民調資訊對年輕族群的不同成分做分析來解讀投票的意向，所以很篤定就判斷得票數不會低於80萬票。 當主持人問到姚會不會在柯市府團隊繼續擔任要職，姚說他已經向柯表明離開的想法，他不會在市府團隊擔當任何職務，他說他要繼續對市政持續監督。聽到姚立明這樣的立場陳述，我對他個人有深深敬意。感覺他對政治是有理想與期許，是真正希望台灣的民主政治能夠走上正軌，公權力能夠持續被監督。 但他說不管藍綠他都會監督，並提到阿扁時代因為貪污，所以才會有紅衫軍出來抗爭這件事，就有欠公允。現在司法已經證實阿扁和他的官員大都無罪，紅衫軍是在媒體和國民黨的操控，沒有實際證據下，要求阿扁下台。那時阿扁的民調支持率雖然低到18%，但國民黨利用檢調媾陷，並操控媒體讓台灣人民對阿扁失去信心和信任是主因。畢竟像姚這樣有理想的人，還是會因為資訊的不正確而有誤判的情形。 討論時，主持人認為這次民進黨的大勝，蔡英文2016年必會代表民進黨選總統，而朱立倫在新北市的唯一勝選，讓他成為國民黨的共主，2016年也必然會代表國民黨選總統。在場名嘴多不以為然，其實政治生態瞬息萬變，做錯一個決定，或一個事件處理不當，都會造成翻轉，畢竟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國民黨的秦慧珠在發言提問的時候，強烈質疑柯太太陳佩琪常在臉書上貼文抗議，以後是否當有人在議會質詢的時候，陳佩琪會「故技重施」，以後會不會干涉市政。姚立明四兩撥千斤，他說選戰期間，陳醫師完全沒有干涉任何選務，他是針對有人抹黑或污衊先生時，才在臉書上貼文講兩句，絕不會去講到別人，而且柯p打電話給他跟陳醫師說不要寫了，但是她說我悶得要死講兩句都不行？！姚立民說：很佩服她，她一早起來照顧小孩，上班，下班，照顧小孩，買菜、做飯，一個人做三份事情，柯p有關政治的事情根本沒跟她談過。所以你的問題不會是問題。姚立明一開始強調他是地下總幹事，柯P競選期間每天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凡事都自己指揮，他才是真正的總幹事。他說柯P很認真，也很有精力，帶領台北市團隊，一定會很有效率。 感覺這次的姚柯合作是政檀佳作，姚柯由立場對立，因柯的智慧讓彼此找到共同的現在，而追求共同的未來。柯即使擔任市長，姚在野監督，只要都是為了政治更民主，人民更自由的理想，一樣是在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來。